王安石的时代（上）
有史以来，中国的衰弱没有比宋代更严重的了。宋代为什么这样衰弱呢？最初是由于宋太祖的猜忌，中间又有宋仁宗的松懈和丧失信心，最后则断送在朋党的互相排挤争斗之中。王安石则不幸恰好遭逢这样一个时代，结果只能拿生命与时势抗争，最终也未能取得胜利。了解了这一点，才可以和你说一说王安石啊。
宋太祖拥有天下，实在是开创了此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局面。为什么这么说呢？过去拥有天下的人，或者起兵于藩镇，或者起兵于草莽，或者靠征讨和诛杀，或者靠篡夺和禅让。周秦以前，那些成为天子的人大概都有过与前代的君主同时统治数百年的经历，这就不必说了。至于汉朝、唐朝的兴起，都是趁着天下大乱的时候，身经百战而消灭了争夺天下的群雄，他们得到天下都很不容易，花的气力也是十分巨大的。之后是曹操、刘裕之辈，他们开始都曾有功于天下，民众都对他们寄予很大的希望。又等而下之的，像萧道成、萧衍这样的人，他们在本朝的朝廷上干了很久，处心积虑想得到这个位置已经好几年了，直到羽翼丰满之后才一举将政权夺到手中。只有宋代不是这样。赵匡胤不过是区区一个殿前都检点，相当于现在的卫戍司令吧，从一开始就不曾有过赫赫之功，也不曾想过要做皇帝。但陈桥兵变，在他醉酒尚未起床之时，黄袍已经披在他的身上了，并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取了江山，太阳还没落山，事情已经办好了，所以最初他对诸将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我有号令，你们能服从我吗？”这番话说明他是不放心的。由此看来，此前得到天下的人，他们得到天下靠的是自己的力量，只有宋代的君主得到天下是靠了别人的力量。而能以别人的力量夺取天下给我，也将有能力凭借他人的力量夺走我的天下给别人。宋太祖终其一生为了这件事惴惴不安，而宋朝积弱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凭借将士的力量拥立一人为天子，是宋朝的首创。但是，以将士胁迫天子拥立主帅却不是从宋朝开始的，而是从唐朝开始的。唐代各个藩镇实行由子弟或亲信继承其职位的策略，其实是陈桥兵变的先声，而陈桥兵变不过是干惯了这种僭越之事的人做的一件更厉害的事而已。很显然，废除天子这样的事竟可以由将士来完成，这简直太可怕了。即使不是这样，而将士如果常常因为拥护另一个人就胁迫天子，那么宋朝作为宋朝也很难得到安宁。宋太祖赵匡胤很担心这件事，所以他从后周的孤儿寡母手中得到政权之后什么事也不做，只是把削弱其将领的兵权作为首要大事来抓。藩镇制度毒害天下大约已经有两百年了，摧毁并肃清这种制度，谁说不是好事呢？然而，过去的君主为什么安排这样的制度呢？其中一定有道理。当初设置节度使，不过是想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御，使他们成为捍卫国家的长城罢了。古今中外所有的国家，没有听说过谁把军队强大当作心腹大患。但是宋朝不是这样，它是相当急迫地想要削弱举国之民的权利，而加强君主一个人的权力。它似乎从来也没想过，如果举国之民都很弱，那么君主用什么办法使自己强大起来呢？宋太祖说：“在我睡觉的床边，怎么能容忍他人酣睡呢！”他却不想想，在他的卧室门外正有人惦记着他呢。看来，宋太祖的视野只是限于他的卧床而已，这就是宋朝之所以为宋朝啊！
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
赵匡胤（927—976），涿州（今属河北）人。自幼习武，善于骑射，其父为后唐禁军将领。后周时，赵匡胤积战功为殿前都指挥使，后升殿前都点检，执掌兵权。陈桥兵变，代周称帝，创建宋朝，从此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割据混乱的局面。他在位十六年，史称宋太祖。此像为明人所绘。
汉朝、唐朝创业的君主，他们都有统一宇内、澄清天下的远大志向。宋朝在这方面有什么打算呢？铲除并消灭那些割据的藩镇，这个功劳一大半应该属于周世宗，宋太祖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剩下的江南、四川、南粤等地，那些君臣只知道舞文弄墨，恣肆游乐，更有甚者，骄奢淫逸，人心解体，大军一到，无不望风归降。所以，这些小国的灭亡是他们自取灭亡，并不是宋朝将他们灭亡。当时，宋朝的北面有辽国，西面有西夏国，它们成为宋朝朝廷的百年之患，宋太祖从来没在这方面留意过。是他的智力达不到吗？不是！他正千方百计地想要削弱中国的军队和国民，哪里有剩余的精力关心这件事呢？
梁启超的这种感慨其实是有感而发。因为清末之中国，国家和军队都十分衰弱，面对西方列强，一再被人欺负，最后甚至负于日本，此时的慈禧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自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以贿赂契丹人，就铸成了我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到周世宗时，几乎就要雪耻了。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后周军队先后打下了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号称“三关大捷”，契丹人闻风丧胆，如果老天再给周世宗一年的时间，整个燕山地区的光复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即使陈桥兵变，其最初发端也是由于要北伐。当时，参与谋划的将士也说先把赵匡胤立为天子，然后继续出征北伐。假如宋太祖能够乘契丹衰败之机，全国惊恐慌乱的时候，动用周世宗留下的身经百战的军队，及时地出兵北伐，那么刘裕、桓温的功绩也是不难达到的。这件事没有办成也就罢了，此后曹翰向赵匡胤出谋划策，要率兵夺取幽州，也让赵普一句话给断然拒绝了，并使得赵匡胤打消了北伐的计划。难道说幽州不该夺取、不能夺取吗？不是！是担心曹翰在夺取幽州之后也像唐朝的卢龙、魏博等藩镇一样，成为与中央政权对抗的割据势力。但从此以后，辽国就变得夜郎自大起来，像对待奴才一样对待宋朝人。宋太宗上台后，发动了全国的军事力量，兴兵北伐，结果一败涂地，将士死伤过半。宋太宗也被流箭射中，过了两年箭伤溃烂发作，辗转病榻，痛苦至死。于是，北宋更加不敢再提兴兵北伐的事了，只有俯首帖耳，拿出国家赋税的一部分用作每年供给辽国的岁币。宋真宗时，宋军在澶渊，即今天的河南濮阳，与辽军打了一仗。当时，王钦若主张迁都南方的升州（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如果不是寇准坚持主张抗战，鼓动宋真宗亲至澶州督战，最后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则宋朝的南渡，大概也就不用等到绍兴（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之时了。然而，虽然有这样一位寇准先生，终于还是未能避免城下之盟。到了宋仁宗的时候，每年送给辽国的岁币又增加了大约一倍，辽国使宋朝日益衰弱，这是原因之一。
赵普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曹翰此去必定可以夺得幽州。可是既然得了幽州，陛下又用何人代替曹翰守幽州呢？说白了就是担心曹翰尾大不掉。于是，赵匡胤便没有派曹翰去夺幽州，君臣之间的不信任竟到如此地步！
幽州太应该夺取了，对古代的中原政权来说，失去幽州也就失去了北部燕山的屏障，从而为游牧地区的骑兵南下敞开了大门。
梁启超此处记述有误，宋太宗赵光义北伐征辽是在平定北汉之后，时为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这一年的六七月间，宋军兵败幽州，宋太宗在仓皇逃跑时脚上中了一箭。他在位二十三年，于至道三年（997年）去世，从受伤到死去，其间隔了大约十八年。
李姓一族自唐朝以来一直占据着夏州、银州（皆邻夹西之地）之地，成为这一方的割据势力，他们的生活资料则仰仗中原供给，想要归属宋朝已经很久了。等到宋朝平定北汉之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定难节度留后李继筠死了，他的弟弟李继捧继位，于是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他率领亲族到开封朝见宋太宗，并献上了夏州、银州等四州八县的土地，表示愿意留在京城。宋太宗以为这正是铲除西夏割据势力的好机会，就顺势将他改封为彰德军节度使，并派遣官吏直接管辖这四个州，对那里的官吏和知识分子也给予鼓励并重用他们。这样做既可以斩断契丹的右臂，也可以让那些私家招募的兵丁和崇尚武功的边民都可以发挥他们的才干为朝廷效力，从而获得功名，而宋朝的西部从此可以无忧了。在这里，宋太宗和赵普不过是沿袭了宋太祖的办法，绝不肯把军队、财政、土地交给那些骁勇的臣子，结果使得李继迁反叛宋朝，回到故地。而宋太宗采用赵普的建议，重新委任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并将夏州、银州等四州八县的土地又还给他，这简直就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所以，李继捧最终依附于北边的契丹，李继迁则时而诈降以麻痹宋军。等到李元昊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终于称帝建国，雄踞西北，大肆劫掠杀戮，不仅牵制中国（宋朝），而且使它不得不屈从于北方的夷狄（对辽的蔑称），甚至以辽国为先例向宋朝索取岁币，而宋朝没有谁能有更好的办法。一个大国讨好一个小国，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闻的。西夏国使宋朝日益衰弱，这也是原因之一。
梁启超的这番议论在今天看来有其偏颇之处，但如果设身处地想一想梁启超所处的时代，以及当时中国的现状和面临的严峻形势，他的这种议论也是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当大宋建国的时候，辽国已经显露出衰败之象了，而西夏尚未强盛起来。这时，假使宋朝能振奋精神，使军力稍有增强，那么对于辽国，就像折个鞭子鞭笞它，没有什么难的。但是，宋朝竟像养痈疮一样，养患数十年，结果把自己搞得衰败了，而辽、夏却都强大了起来。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正是宋太祖独有的那种心理——一定要使其兵弱，使其将弱，同时使其民弱。这种心理传到后代就成了一定的行为准则，老百姓相沿成习，于是懦弱而缺少勇气就成了宋代的风气。到了真宗、仁宗的时候，把忍受屈辱视为正常已经很久了。而宋神宗与王安石赶上了这种衰败局面的末流，年轻的肩膀上承担着说不尽的国仇国耻，却想着在逆境中奋起振兴大宋朝。
我认为，宋太祖的政策核心在于使其兵弱，使其将弱，同时使其民弱。为什么这么说呢？募兵这种恶劣的制度虽然发生在唐朝，但最终确定下来是在宋朝。宋王朝的募兵制度是将全国的军队全部集中到京城周围，而这些士兵的来源主要靠招募那些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也就是社会上的游民。每当灾害发生的时候，就招募饥饿的灾民来扩充军队的名额。历史学家称赞这种制度，认为把这些游民收编在军队之中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些人被豢养起来，不再扰乱社会，就使得现政权的保险系数高了一些。但其本质却是使得除了保卫大宋天子的军队之外，举国之中再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了，我所说的“使其民弱”就是这个意思。它的边防要地也需要军队防守，但是这些部队都从京城派遣而来。驻守各个地方的军队则实行经常更换的“戍更”制度，统率军队的将官也是朝廷派遣的，这就造成了“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局面，防止高级将领拥兵自重。历史学家赞美这种制度，认为它使得将领与将领之间、直接领导军队的将帅与主管军事行政的中央首长之间能够相互制约，不致相互勾结而形成一种势力，由此可以防范有人以私意发动军事政变，使得黄袍加身的事情不再发生。但从本质上说，这种制度其实是要在将帅与士兵之间造成一种“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以此防止晚唐、五代期间藩镇拥有私家军队的祸患，这就是我所说的“使其将弱”。不过，使其民弱、使其将弱，这是宋太祖的本意，而使其兵弱，就不一定是宋太祖的本意了。然而，按照他的这一套办法去做，他的兵又怎么能够不弱呢？聚集数十万社会上的游民，吃着官府供给的粮食，终日闲得无事，四处游荡，一年也不摸一下兵器，这些人必然习惯于偷懒而一无是处，这个道理是很容易理解的。何况，宋朝的制度又沿袭了五代时期朱全忠所建的后梁王朝惩罚盗贼的陋习，给士兵文面刺字，使其社会地位低于一般老百姓，而一般的老百姓自认为自己是良民，也以当兵为耻辱。既然上司把他们当作品性不端的人对待，却又希望他们为其卖命，与国家、君王同心协力、团结一致，这怎么可能呢？我所说的“使其兵弱”就是这个意思。现在，国内所谓强悍的人都聚集在这里让他们当了兵，而兵弱到这种程度，已经不能依靠他们打仗了，其将帅之弱也就更加严重。把这样的军队派到战场上去，即使五尺之童也知道他们无一幸免是去送死的。而国家有了危难，边防告急，想让老百姓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园，更不可指望。国家积弱到了这个地步，想在两种憾事之间进行选择，最后只能低头屈膝请求别人让我当这个皇帝。此外，没有其他出路。试问，稍有血性的男子汉看到这种情况，能够心安理得地坐视不管、毫无作为吗？
国家最大的政治，一个是军队，一个是财政。宋朝的军队是这个样子，它的财政又如何呢？由于宋朝将军队全部聚集在京城周围，所以它只能将全国各地生产、创造的所有财富都集中到京城来，以供养这些军人和军官，却不给京城以外的州留下任何财富。开国之初，军队只有二十万，其他多余的费用也不是很多，所以国库当中还有一些盈余。到了宋太祖开宝末年（976年），在册的军人就达到了三十七万八千。宋太宗至道年间（995—997），军队增加到六十六万六千。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又增加到九十一万二千。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更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万。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和宋神宗熙宁初年，军队的数量大致也维持在这个水平。军队的数量既然与日俱增，那么只能将民间的财富尽可能地集中起来以充实国库，而出戍禁军每年一次的换防，所耗费的钱财更是不可计数。宗室、官吏这些吃俸禄的人每年也在增加。而且，三年一次的郊祀、赏赐的费用，常常也要五百多万贯。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郊祀用了七百余万贯，东封泰山用了八百多万贯，到山西汾阴祭祀后土又花费一百二十多万贯，修建老子享用的明堂更增加到一千二百万贯。宋太祖开宝（968年）以前，每一年的收入和支出很难详细考察，然而，到了宋太宗至道末年（997年），每年的收入是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贯，还是有一些盈余的。过了不到二十年，即宋真宗天禧年间，每年的总收入达到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贯，总支出是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贯。到了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总收入只有一万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贯，总支出却达到一万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贯，还有临时费用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一千二百贯。宋朝的老百姓并没有比他们的前人更富裕，但是二十年间，上缴给国家的赋税却增加了十倍以上，他们靠什么维持自己的生活呢？何况，自宋仁宗嘉祐年间到宋英宗治平年间（1056—1067）这十来年，当年的支出超过当年的收入，都在两千余万贯。到了王安石执政的时候，宋朝的政府和国民都离破产不远了。而当时那些德高望重的士大夫还喋喋不休地指责他谈论如何增加财政收入、减少支出。试问，没有王安石的善于理财，宋朝作为一个国家还能生存下去吗？
宋朝制度规定，出戍禁军每三年换防一次，苏轼在《定军制》一文中有“三岁而一迁”的说法。梁启超在这里所说的“岁岁戍更就粮”，也是夸张的说法。
当时，国内外形势的紧迫已经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而宋朝的君臣又采取了哪些对策呢？宋真宗奢侈靡费，严重伤害了国家的元气，不必说了。宋仁宗号称贤明的君主，但他又因为一些流言蜚语而罢免了范仲淹等贤明的大臣，使得“庆历新政”仅仅推行一年就夭折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宋朝的衰败正是从宋仁宗开始的。王船山（夫之）说得好：
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1023—1063），他所施行的政策是不修边防，不整军备，不练士兵，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用岁币换取和平，使百姓免于战乱之苦。百姓能免于战乱之苦固然是好事，但国家完全放弃守备，大量裁减边防，使人心耗散、松懈到这种程度，后来的继承者就很难办了。每年向辽国输银五十万两，还俯首自称是送给友邦的礼物。对李元昊父子也是以礼相待，以奉送绢银的方式向他们乞求苟且平安，仁宗并不觉得可惜。那些执掌大权的臣子、辅佐皇帝的谏议官员，无论他们在朝还是在野，总是一副彬彬有礼、侃侃而谈的样子，讨论一个典章的是非，把西北那些狡诈之徒放在那里，好像是天造地设不可侵犯似的。国家已经衰弱到这种地步，幸好没有遇到像耶律德光、李继迁那样十分强悍的人，还可以暂时靠贿赂免除灾祸。如果不是这样，则刘六符这样的人虚张声势地恐吓几声就吓得魂飞魄散了，那么一旦有人迅速起兵而席卷河朔地区，并向开封、洛阳进发，皇帝他会不成为另一个石重光的机会是多少呢？
平心而论，宋仁宗是历代皇帝中比较善良的人，如果在他的左右多一些希望有所作为的大臣，宋朝也许可以自己振作起来。当时执掌朝中大权的大臣，史书中比较多地称赞他们的贤德才干，而心平气和地考究当时的真实情况，的确是人才荟萃，但上等人才却差不多绝迹了。其中能够了解实际情况、立志于改弦更张的人，只有一个范仲淹。论才志谋略，他比王安石要低好几个等级。然而，他因为宋仁宗的信任不专一，被人用离间的办法迫使其离开京城了。其余最著名的，像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等人，他们的道德、学问、文章都是可以照耀千古的，但他们在朝廷做官，却只会调和、和稀泥、拾遗补缺，虽然有一些作为，但不能衡量根本，而只是强调细枝末节。当此内忧外患特别紧迫的时候，他们在改变国家长久衰弱的状况、促使国家长治久安方面并不能恪尽职守。这些居高位而无所作为的官员对外部的了解几乎到了无知的程度，只知歌颂太平盛世，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值得忧患的事情。就像汉朝的贾谊所说，把火种放在堆积起来的柴草下面，自己睡在柴草之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于是就说很安全。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王安石的人，他起来扰乱这些人正在做着的美梦，于是一个个都把王安石视为仇人，也是很自然的。王安石最初见到宋神宗的时候，宋神宗问他，本朝享受了百余年天下平安无事的原因是什么？王安石退朝之后给宋神宗写了一封信，回答他的问题，信中说：
宋仁宗像
（前略）然而，本朝历代因循死守着乱世的风俗习惯，竟然没有在亲友和群臣之间议论过，与皇帝早晚相处的只不过是宦官和宫女们。皇帝出来处理政务，也只是讨论各部门的一些小事，不像古代那些有大作为的皇帝，和学士、士大夫讨论先王的法度，并用来指导对天下的治理。一切听任自然变化的趋势，不强加主观努力，所有措施的名义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也不去考察和了解。君子不是不被重视，然而小人往往也能混杂在里面；正确的议论不是不被采纳，但是邪说有时也被接受。用诗赋、背诵从天下的士子中选拔人才，却没有设立学校培养人才的法令制度；以科举的名次和资历来排列朝廷官位的高低，却没有考核官吏的办法。监司不是通过检测观察得到人才，守将也不是经过考察挑选的官吏，官职调动频繁，很难考核他的成绩，那些喜欢游说空谈的人就乘机冒充好人混了进去。结党营私、猎取名望的人往往都能得到显要的官职，而没有后台又能忠于职守的人却受到排挤和压制。所以，从上到下都偷安懒惰，只求能取悦皇帝，虽然有能干的人在其职位上，但他们和平庸的人没什么两样。农民苦于各种徭役，却不见朝廷有什么特别的救济抚恤，又没有安排官员为他们修整农田水利。军队中掺杂了许多老弱病残，却并不加以整顿训练，也不派遣得力的将官，给他们长期驻守边疆的权力。禁军收罗的都是些兵痞、无赖之人，并没有改变五代（梁、唐、晋、汉、周）以来对军队姑息笼络的旧习俗。皇族中也没有教育、训导、选用人才的措施，这不符合先王以德才为标准决定亲疏升降的用人原则。至于治理国家的财政，基本上没有法度。所以，虽然皇帝勤俭节约，而百姓却不富裕，虽然皇帝发奋勤劳，国家却不强盛。好在不是外部敌人强盛猖獗之时，又没有尧、汤时的水灾、旱灾，因此，天下平安无事，超过百年。虽说这是人为的事，但也是老天帮忙啊！（后略）
他对当时国家所面临的形势发表的看法，可以说是广博、深刻、切实、明白的，而他不得不变法的理由也都体现在这里了，因此，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也说：
皇上难道能够永远靠天赐的侥幸获得安全稳定，而没有一天的忧虑吗？汉代的张角，动员了三十六万之众，在同一天起兵，所在郡国的官吏没有一个发觉的。唐朝的黄巢，横行天下，所到之处，官兵没有敢抵抗的。……而当今朝廷的大臣们，没有一个肯为皇上做长远打算，没有一个为国家的长久利益着想，我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从前，晋武帝在位的时候，得过且过，并不为子孙的长远利益进行谋划，当时执政的大臣们，也都是苟且偷安、随声附和的人，于是社会风气败坏，礼义、法度被抛弃在一旁，从上到下都这样做，没有人认为是不对的。而有见识的人，早就料到了将来国家必然会大乱。后来果然天下大乱，中国陷入被外族分裂的状态达两百余年……我希望皇上能以汉朝、唐朝、五代动乱灭亡的原因为镜鉴，警惕晋武帝苟且偷安、因循守旧所造成的祸患……
宋仁宗时代号称是宋朝的全盛时代，举国欢天喜地，到处都在大唱颂歌，只有王安石对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危机表现出深深的忧虑，甚至不惜用晋武帝这样的例子去警醒他的皇上，他是担心中国再次沦落到被外部势力瓜分、侵占的灾难中。难道王安石是杞人之忧吗？其实，靖康之祸，王安石已经预见到了。
王安石的时代（下）
王安石所处的时代虽然内忧外患、贫弱交困、弊端丛生、危机四伏，但是作为若干世纪才出现一个的人才，又遇到一个想有很大作为的皇帝，他要拨乱反正，改革政治，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几乎是易如反掌。然而，他的成就并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原因何在呢？显然是受到了朋党的拖累。宋朝的朋党之祸患虽说兴盛于王安石之后，实际上却滥觞于王安石之前，这一点是必须追述的。政党作为一种事物，产生在政治进化之后。国家产生了政党，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虽然如此，也是有条件的：其一，政党只能生存于立宪政体之下，是与专制政体不相容的；其二，作为政党，应该坦然接受结党这个事实，尤其不应该避讳结党的名声；其三，争辩讨论的问题应当集中在政治问题上，宫廷问题、个人私德问题、学术异同问题等都不应该掺杂在里面。但是，宋朝所谓的党和上面所说的政党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所以我不能称它为政党，而只能用它的旧名，称之为朋党而已。中国在此之前的党祸，像汉朝的党锢、唐朝的牛李之争，在此之后的党祸，像明朝的东林党和复社，都可以说是小人陷害君子。只有宋朝不是这样，其性质复杂而且非常混乱，无论聪明还是愚蠢，无论贤明还是不肖，都自投罗网，掉在那锅鼎沸的热汤中。用一句话来概括，无非是士大夫们意气相争而已。推算宋朝朋党特别兴盛的原因，一是由于尊崇文人而轻贱武将，二是由于中央权力过度集中。宋太祖的政策是要千方百计抑制他的臣属，使他们不能凭借武功来自我炫耀，而有才华、有本事的人势必都要走从政做官这条路。他把兵权、财权完全集中于中央，管理民众的部门、统辖一方的官署、官吏的升迁罢免也由中央来决定，实际上权力都集中到皇帝一个人手中。那些年老的旧臣在他的优养之地并不像汉代的郡国守相那样，可以按照他的意志行使种种权力，而且对他们也要严格考核，以决定对他们的罢免和升迁，使他们明白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优秀的人才、想要建立功名的人都集中到京师来了。而宋朝的京师又和当今世界上那些有国会的立宪国家不大相同，那里可以让很多读书人展示他们的才华，而在这里可以参与讨论国家政治的人不过两三个执政者而已。还有少量的翰林学士和御史纠察官员，作为执政者的后备之人。这样一个大国，人才如此众多，却只有很少的位置可以让读书人借此而建功立业，他们相互争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说宋朝的历史是争权夺利的历史，也是可以的。品性不好的人争这个职位是为了谋私利，贤明的人争这个位置是为了实现他的志向，争来争去，争得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意气也就从这里产生了，他们结成朋党，彼此之间相互诋毁，这样一来，党祸就与宋朝相始终了。
宋朝的朋党之祸虽然在宋哲宗的元祐、绍圣年间（1086—1097）闹得非常厉害，但它的兴起却在宋仁宗和宋英宗这两朝。宋仁宗时，范仲淹与吕夷简发生矛盾，这是朋党之祸的初始阶段。后来到了宋英宗在位时，发生了著名的濮议之争，就使得朋党之祸更加铺张扩大了。最初，范仲淹上《百官图》讽刺宰相吕夷简任用亲信，又上疏批评时弊，被吕夷简指责为离间君臣、引用朋党，罢了权知开封府职事的官。士大夫之间有人同情范仲淹，有人支持吕夷简，互相指责对方为朋党。后来，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务被罢免，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石介作了一首诗，称赞革新派，批评保守派，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石介的行为使夏竦等人深深衔恨在心，自此成为死敌。当时，与石介同朝为官的孙复读了这首诗后提醒他说：“你的灾祸从此开始了。”宰相一职，范仲淹只做了几个月。史书记载，他严格限制各级官员享受恩荫的子弟及亲戚的人数，对在职官员的政绩进行严格考核，按优劣分别升降。他不分昼夜地为国家操劳，希望能使天下得到太平。但是，他的改革大刀阔斧，急于求成，涉及的范围又很广，很多人都认为不可行。当时，范仲淹亲自到各地考察官员们的工作，遇到不称职的官员坚决罢免，闹得很多人怨声载道。他还不讲情面，考核官员的制度非常严密，不给侥幸者一点儿机会。正因为如此，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人遭到各种无端的诽谤，攻击他们结为“朋党”的论调也渐渐影响到了皇帝。反对党乘此机会大肆攻击，不惜造谣中伤，使得范仲淹与杜衍、韩琦、富弼同时被罢免。王拱臣曾公开说：“我把他们一网打尽了。”这种气焰和石介的诗好像出自一人之口。后代研究历史的人没有不抬高范仲淹贬低吕夷简的。当然，范仲淹胸怀广大，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绝不是吕夷简这种人能够相比的。然而，吕夷简也不过是个平庸之辈，贪恋权势、想做高官的人，如果把他说成是大奸大恶，那么宋朝百余年来的宰相像吕夷简这样的人比比皆是，难道都把他们说成是大奸大恶吗？何况当时与吕夷简一起攻击范仲淹的人也有许多被后世看作君子的人，这又如何解释呢？事实上，宋朝的朋党无所谓君子还是小人，纯粹是读书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最后发展到相互倾轧。庆历年间（1041—1048）已然如此，这种风气一形成，到了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自然就有了濮议这一大公案。
濮议是怎样一件事呢？宋仁宗死后没有留下后代，1063年便过继了堂兄的儿子继承皇位，就是后来的宋英宗。仁宗的堂兄赵允让曾被封为濮安懿王。濮即濮阳，在今河南省。英宗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治平二年（1065），下诏讨论如何举办崇奉其生父濮王的典礼。朝廷之上大臣们分成两派争相哄吵，气势汹汹，如临大敌，朋党之祸到此时就变得极其严酷了。御史谏议大臣等请求杀了韩琦、欧阳修以谢先帝（宋仁宗），甚至因为这样一件有关皇家名分的事诋毁对手的私人品德，有人就诬蔑欧阳修乱伦不耻。但当时因为濮议受到攻击的人，像韩琦与欧阳修，后世都被称为君子。而因濮议攻击别人的人，像吕诲、范纯仁等人，后世也是被称为君子的。宋朝朋党的真相在这里完全显露出来了。这件事虽然好像与王安石新法的争吵无关，然而作为一种现象，二者还是有相似之处的。而且，在这里首先攻击韩琦、欧阳修等人的人也就是后来首先攻击新法的人，所以我不怕别人讥笑我离题太远，把欧阳修关于濮议的原文全部作为附件放在这里，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所谓士大夫中的风气就是这样的。这也就可以了解后来王安石的地位就像当时的韩琦和欧阳修，而新法这件公案也就是另一个濮议事件而已。
（附）欧阳修《濮议》：
宋英宗皇帝即位之初，普天同庆，群臣都加官晋爵，不管生者死者都得到了皇帝的恩泽，宗室中原来的那些王也都得到了新的封赏。只有濮安懿王因为是皇上的生父，中书省认为，不能和其他那些王一样，于是上奏请求让有关部门商议一下举行典礼的事。皇上下旨说，要等到服丧期满之后再说，这个提议就被搁置起来了。
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皇上服丧期满，就把那个奏章下发给两制，即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详细研究。翰林学士王珪等主张给濮安懿王特别尊贵的高官大爵也就行了，但中书认为，要给他官职并改封大的王号，应当下旨进行册封，而册封的诏令是有特定规格的。诏令应当这样写：“某亲具官某，可赠某官，追封某国王。”封册上则应当这样写：“皇帝若曰咨尔某亲某官，某今册命尔为某官某王。”但是，濮王与皇上是父子关系，不知道制册上怎么称呼他，还有就是写不写他的名字？于是又把这个奏章发下去，要求再议。王珪等人提出来可称“皇伯”，但不写名字。中书根据《仪礼·丧服记》中所记载的“做儿子的要为他的父母服丧”，又根据唐《开元礼》和宋《开宝礼》的要求“做儿子的要为生父‘齐衰’一年，要为后父‘斩衰’三年”。这里的后父、生父都称父母，在古今的典礼中，都没有将生父改称“皇伯”的记载。又查证前代以藩侯继承皇位的君主不幸都处在衰败的乱世，不能效法他们，只有汉宣帝和汉光武帝是有盛德的君主，都称他们的父亲为“皇考”，也没有称“皇伯”的。“皇伯”这个称呼不仅典礼上没有用过，在历史上也没有依据，所以不能这样做。于是将古今的典礼以及汉宣帝、光武帝的材料，并附上“皇伯”的提议，送给三省的官员和御史台的官员一起详细讨论。讨论还没有开始，皇太后就亲自写了信责备中书不应该称“皇考”，中书写了材料说明为什么这样做。皇上见到皇太后的手书后大惊，马上手写诏书要求停止讨论这件事，追封的事也就停了下来。过了几天，礼官范镇等人坚决要求讨论有关“皇伯”的问题。他们的奏章留在皇上那里没有再发下来。不久，御史台的官员们也都对此发表了各自的看法。皇上既然因为皇太后的缘故决意停止讨论这件事，所以凡是上疏谈论这件事的都被皇上留下。皇上聪明果断，很通情达理，对待大臣都很谦虚恭敬，但是绝不姑息。御史台的官员所说上有关濮王的奏章既然都不再下发，他们提出的其他不可行的建议也大多被搁置起来，没有实行。御史台的官员因此开始有意见并发出怨言，并指责中书不去实行。中书也曾经上奏说，现在御史台的官员气愤朝廷不用他们的谏言，说他们阻塞了言路，使得皇上成了拒谏的皇上，请求能简单实行一两件事。皇上说：“朝廷应当以公平的心对待天下的事，如果他们说的可行，就应该立即实行，何止‘略行一二’呢？如果他们说的不可行，难道应当为了应付人情，不能做的事勉强去做，那样不是对事情有害吗？”中书觉得皇上所说句句在理，不敢再有别的请求。皇上接着问道：“他们说的有没有可行但是没有实行的呢？”韩琦以下的官员相互看了看，说：“确实没有。”皇上说：“既然如此，就这样吧。”
“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庆历三年（1043年）任谏官，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被诬贬知滁州。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这时有几名杂端御史（御史中的一种，知杂事），都是新提拔的，锐意进取，希望尽快取得成就，见到什么事都发表意见，也不管是不是自己分内的事。所以，他们提出来的建议都比较荒谬，不能实行。这时，京城正下大雨，官、私房屋倒塌了很多，军营倒塌得尤其厉害。皇上想到军人都露天居住，心中非常焦虑。两府的大臣也都非常担忧害怕，不分昼夜地操劳，费尽心思，进行安排处置，已经有了一些效果。这时的范纯仁刚当上御史，初次上殿，大家都想听听他会说什么。他上的第一个折子就是催修营房，责怪中书省为什么还没有完成，请求每一营派遣监官一名，由中书省审核议定。京城里倒塌的军营有五百二十座，如果按照范纯仁的请求，就应该派遣监官五百二十人，每个监官还要有四个随从，这时正是国家的非常时期，事情多，人手少，却要派出两千士兵和五百监官，而且瓦木等建筑材料还没有着落。他的轻率、张狂、空疏、乖谬就是这样的。所以，中书省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笑了，而御史们也觉得这事不妥当。过了几天，吕大防又上疏，请求两营派一名监官。他所提的事都是一些非常琐碎、不符合实际、无法实行的事。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提出的建议不可行，反而报怨朝廷阻止不去实行。所以吕大防又说，今后他们提出什么要求没有实行的，中书省要说出为什么不办，并且报告给御史台，他们竟然蛮横无理到这种程度。他们怨愤的言辞在士大夫之间流传，一些亲朋故友就和他们开玩笑，激他们的火：“近来御史提谏议，中书省都批为‘进呈’，就算完事了，外人都说，御史台应该改称进呈院了。”这样的话很多，朝中官员传来传去，以此来开玩笑。
御史官员更加不满，甚至愤怒，于是想着最好弹劾一些人。他们认为，如果因为弹劾人而获罪，还可以留下敢说话的美名。这时皇上的品德、恭敬节俭、行为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两府大臣也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弹劾的，只有濮议这件事还没有定论，就说这可是个好题目啊，这样的好机会是不能错过的，于是都来尽力说这件事。但这时皇上的手诏已经不许再谈这件事了，“皇伯”“皇考”的说法也还不知采取哪一种，其他追封的事情又还没有讨论，朝廷对于濮议并没有做错什么，所以御史们也只有请求早一点儿施行“皇伯”的建议而已。中书省以为，前代有关礼仪的争论连年不决的有很多，这件事关系重大，而且皇上很谦虚，已经自己停止了讨论，不再提起，有什么过错可以被他们拿来谈论吗？于是放在一边不再搭理他们。但是御史们一起来到中书省并扬言：“宰相最好早点儿了结这件事，不要被别人钻了空子。”皇上已经不让议论这件事了，所以虽然有很多人来说但都没有被采纳。由于这个原因，御史们更加感到羞愧和耻辱，看形势已经不能使他们停下来了。他们本来就想通过弹劾别人因言获罪，来邀买名声，所以他们这时的言论只求能激怒朝廷，已经无所顾忌，大肆诬陷诽谤，多次引证董宏、朱博的故事，以此来影射我是首先提出建议的人，毫无顾忌地对我进行丑化和诋毁。
刚开始，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由于朝廷不用他们的建议，心里已经有些不平，等到御史们有了说法，于是和他们相互呼应和配合。一些庸俗的人并不懂得礼仪，不知道圣人是很重视无子这件事的，凡是没有儿子的，允许同宗的子弟继承家业，这是最公正的道理。不过，寻常百姓怕人知道过继儿子以及异姓领养义子的举动，都避讳提到他们的亲生父母，以为理所当然，于是就会认为“皇伯”这样的提法是正确的。御史们既挟持两制，即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的帮助，而外面的议论又是这样，因此用言论迷惑众人，说朝廷背弃了仁宗的恩德，要特别地加封濮王。庸俗的下层民众甚至传言，将来还要让濮王进太庙，替换仁宗的位置呢。里里外外议论纷纷，没有人可以说得明白。有识之士都知道“皇伯”的说法是不对的，但只要有人稍微倾向于为朝廷说话，就会被骂为奸邪。太常博士孙固曾经提出让皇上称亲，他的奏章还没有递上去，御史们就相继弹劾他了。于是，有识之士都闭口不谈此事，不愿因此惹祸。时间一长，中书省就商量，想要一起订一个折中的方案，来平息舆论。于是，他们起草了一个方案报上去，请求按照这个方案下诏说：濮安懿王是我的亲生父亲，群臣都请求加封更高的王位，但哪有儿子给父亲封爵的道理呢？应该让中书省和门下省将他的坟茔改建为陵园，在园中立一座庙，让王的子孙能按时去祭拜，礼节到这里就为止了。就在那一年的九月，皇上看了这个方案，一点儿也没有感到为难，说：“能这样做最好，但需要禀告太后才可以实行，暂且等一等吧。”
这时，离南郊祭天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朝廷的事情很多，御史们的议论也稍微平息了一些。皇上也没有时间告诉太后，中书省就更不提及这件事了。郊礼祭天结束后，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御史们的奏章又来了。中书就将原来写好的方案又呈送上去，请求皇上降诏。皇上说：“等我两三天内禀过太后，就可以实行了。”没想到，这天晚上，皇上忽然派遣高居简来到曾公亮家，颁布了皇太后的手谕：“允许皇帝认濮王为亲。”又说：“濮王应该称皇，三个夫人也应该称后。”这和中书省进呈的方案大不一样，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皇上事先也没有说过。当初中书省进呈的方案也只是请求皇上直接降诏实行，并没有一个字涉及皇太后。而皇上也只是说，需要“禀过皇太后，然后再实行”，也没有说过要请皇太后颁布手谕啊。这几件事都不是皇上的本意，也不是中书省的本意。这天，韩琦因为祭祀正在斋戒，只有曾公亮、赵概和我在垂拱殿门的阁子内，互相看着都很惊愕，因为这件事来得太意外了，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于是大家就派人到斋戒的地方去找韩琦，一起来听取皇上的旨意。不一会儿韩琦就到了，来不及交谈，就一同来到大殿上。韩琦上前奏道：“我有一个意见，不知道是否可行。”皇上说：“怎么样呢？”韩琦说：“今天太后手书中提到的三件事，称亲这件事可以奉行。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请求皇上一定推辞。再降一道诏书，只答应称亲这一件事。然后，把我们前些日子进呈的那个方案中提到的那几件事，将他的坟茔改建为陵园，在园中立一座庙，让王的子孙能按时去祭拜等写成手诏，然后实行。”皇上很高兴，说：“很好。”于是就依照他的说法颁布手谕去实行了。刚开始，朝廷内外的人受到御史们的蛊惑，都说朝廷尊濮王是想夺仁宗的正统地位，所以人们的情绪十分激昂，等见到手谕，实行的内容不过如此，都认为朝廷处置得很合理，再没有什么异议了，只有那些提议称“皇伯”的人仍然认为称亲不对。
这时，吕诲等人已经被贬，闭门不出，也知道形势不能阻止，于是就抓住称亲不对这一点，更加放肆地诬蔑和诽谤。他们说，韩琦串通了宦官苏利涉、高居简，把皇太后的思想搞乱，这样才下了手谕。又专门指出，我是首先提出建议的人，要求杀了我以谢祖宗。他们将奏章送进宫中，副本就给了进奏官，让他帮助传播。吕诲等人既然想得到罪名后离开这里，所以每次去见皇上都表现得傲慢无礼，唯恐皇上不发怒。皇上也多次下谕对中书省说，吕诲等人遇到皇上不再讲君臣之礼。然而皇上性情仁厚，不想因为濮王的事处置御史们，所以就尽量包容他们。时间一长，发展到这一步，知道他们是不能再留下了，就这样还多次派遣宦官到家里召见他们，授予他们官职，但他们竟不出来接旨，只好让他们以原来所任的官职到外地去赴任。濮议这件事，从中书省开始提出方案到后来称亲立庙，皇上没有说过一句如何加封的话，只是虚心地把这件事交给大臣和有关部门，只是根据他们的建议举行了典礼。不称“皇伯”而称“皇考”，也只是中书省的提议，皇上并没有规定一定要怎样称呼。而吕诲等人多次上疏，很久都没有做出决定，大概是因为皇上认为这件事很重大，不能轻易答复吧。而且，已经颁布手诏不准议论这件事，所以称“皇伯”还是称“皇考”，这一切都被放在一边，不再讨论了，也不是有意非要么办。皇上曾对韩琦等人说，当年汉宣帝即位八年，才开始讨论追尊“皇考”，近来中书省的奏章为什么这么急呢？由此可见，皇上对这件事是看得很重的，不敢轻易去讨论，怎么能说是过分地追封呢？至于说中书省不敢用“皇伯”这个称号，更是无稽之谈，他们只是遵从典故罢了。其他追封的礼数都没有来得及讨论，大概是因为“皇伯”“皇考”的称呼问题还没有定下来就把争论停止了，所以没有来得及讨论追封的礼数，以后讨论的只是在陵园中立庙罢了。像吕诲等人多次引证汉哀帝、汉桓帝的故事，目的是要诬陷别人，也没有在讨论中谈到。刚开始，吕诲等人决意离开朝廷，皇上屈尊挽留他们，而他们不肯留下。赵瞻这个人在他们几个人中尤其平庸低下，更加不知体统，他在别人面前扬言说：“近来皇上只不曾下拜来挽留我罢了。”以此来自夸有德。而吕诲也对人说：“过去朝廷对于御史们所说的事十件能做三四件，让我们这些人面子上过得去，也不至于非要离去。”由此说来，朝廷在濮议这件事上难道有什么过错吗？放逐那些御史难道是皇上的本意吗？吕诲等人的离去难道是专为了濮议这件事吗？士大夫只看到吕诲等人的诬陷之言，却不了解濮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不追究吕诲等人的用心，认为只要是因为进言被罢官就是忠臣，争相赞美他们。他们果然像吕诲等人预料的那样，因此得到了虚名，而且推荐吕诲的人也想借此博取名声。以宣扬皇上的缺点来彰显自己的优点尚且是不行的，何况是诬蔑皇上来邀买自己的虚名呢？啊！如果吕诲这种人的心迹不败露，诬蔑和诽谤得不到澄清，那么先帝的心志也不能为后世所了解，就是我的罪过了。所以，我要公正地写出事实，以备史官们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