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欧阳修的这篇文章，当时在朝廷上发表议论的那些人，其价值就可以想见了。这些人的想法不过是要通过这件事为自己扬名立万罢了，甚至希望皇帝因为他们的言论而治他们的罪，给他们的罪名越大，他们的名气就越高，他们唯一的目的就在这里。而国家至关重要的利益，这一切都不在他们的心里。所以，他们每天都在搜求好的题目，作为奇货可居的宝贝收藏起来，一有机会就摇唇鼓舌，鼓动朝廷上那些不得志的人和他们结为一党，那些没有见识的民众则跟风跑、随大溜，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有人反对他们，就骂这些人是奸邪小人，务必要把他们的口封住不能说话才满意。如果争论不能使别人屈服，就气急败坏地诬蔑别人的私人品德，直到说韩琦结交太监，欧阳修与外甥女乱伦。考察当时攻击韩琦、欧阳修的言论，说他们搞乱了人与人的伦理关系，泯灭了做人的良知；说他们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愤愤不平、痛心疾首；说他们是奸邪之人，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只想在皇帝面前争得恩宠，不惜伤害伦理大义和孝道；说他们千方百计、花言巧语，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蒙骗皇帝。然而，韩琦、欧阳修二位先生堂堂正正地为皇帝做事，他们的行为，人们都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又何尝如那些人所说呢？假如真像那些人说的一样，那么他们二人的罪过就不仅仅是施政中的得失，而在于居心不良、卑鄙无耻，这样做就真的不能立于天地之间，也就是说，没有脸面活在世上了。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那些攻击他们的人居心又何在？濮议不过是皇家的私事罢了，和天下大事无关，而且在皇家的私事中也是很小的一件事。当时，那些所谓的士大夫为了沽名钓誉，发泄他们的愤懑，竟推波助澜、兴风作浪，不惜让天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一两个做事的人身上。又何况王安石的变法，其事业的重大超过这件事上万倍，更不容易为民众所理解，所以一个人像狗一样狂叫就举国都跟着一起叫，就是这个道理。濮议这件事是韩琦、欧阳修所为，没有丝毫违背伦理道义的地方，虽然如此，那些攻击他们的人仍然指责他们搞乱了人伦关系，在皇帝面前邀功争宠，用花言巧语欺骗皇帝。此后，有人将这些恶名再强加到王安石的头上，又怎能让人相信呢？区区一个濮议，其是非完全可以用一句话说清楚，而事情偏偏不是这样，话还没说就受到了大家的指责，被视为奸邪小人。那么，以后凡是有人要为王安石的新法打抱不平，都被视为奸邪小人，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看呢？濮议这件事因为有了欧阳修的这篇文章，其中的是非曲直还可以传达给后来的人，而王安石的熙丰新法由于他的《熙宁日录》被毁，后世人只见到一面之词，于是它真的是千古如长夜了，这是多么令人悲哀呀！
说起来，濮议不是一件什么大事，只是皇家的一件私事，而且是私事中的一件小事，说到底就是一个私人的名分问题。宋英宗当了皇帝，虽然他已经被过继给了宋仁宗，但他还想给他的亲生父亲一个名分。他对他的父亲是继续称父亲，还是称伯父呢？就是这样一个十分无聊的问题，闹得满朝官员数年不安，演变成势不两立的两派之争，许多大知识分子参与其间，打得你死我活，真是让人不可思议。这一点的确是宋代文人的突出特点，难怪只有他们可以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来。
而且，有一件事尤其应当引起注意，治平二年（1065年）攻击濮议的人也就是熙宁年间（1068—1077）攻击新法的人。王安石刚开始推行新政的时候，首先以十大罪状弹劾王安石的就是这个吕诲。吕诲就是最坚决反对濮议的结果，第一个向皇帝递交辞呈的人。攻击新法最用力的还有范镇、范纯仁。元祐初年担任朝廷执政官破坏新法的人是司马光、吕大防，而范镇、范纯仁、司马光、吕大防都与吕诲一个鼻孔出气。这些人此后攻击新法，自以为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而后世读这段历史的人也以为这些人是有一些不得不如此的理由。那么濮议的时候，这些人不是也自以为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存在吗？然而，按照实际情况来看，又怎么样呢？
由于当时朋党之间的成见如此严重，而士大夫为争一时意气又如此慷慨激昂，作为执政的官员，只有装作小心谨慎的样子，什么事都不做，尽量去迎合、讨好、取悦世上的人，或许还可以使自己生存下去。如果你想做一点儿事情，无论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只能是给这些人出题目，让他们以此为奇货，就像欧阳修在濮议这件事上所遭遇的一样。然而，王安石却毅然以自己一身的承担，要对百年来陈陈相因、得过且过的法律和制度进行改革，他将天下的诽谤集于一身，看来也是很合适的。范仲淹的改革不过改掉了恩荫的陋习，完善了考察官吏的制度，只是做了修补时弊的一两件事而已，然而已经使整个朝廷陷入了争吵和内讧。仅仅过了三个月，范仲淹等人就在朝廷干不下去了，要求到西北边境去主持军事。也幸好宋仁宗对于改革并不专心，容易被流言蜚语蛊惑，如果他能像宋神宗对待王安石那样对待范仲淹，那么王安石的恶名声早就让范仲淹承担了。所以说，范仲淹不能成为王安石，而王安石成为范仲淹却是可以的。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有一万个理由支持必须实行变法；但是，从当时的风气来看，又有一万个理由不能变法。对于王安石，我不得不敬佩他的志气，而对他的遭遇感到悲痛啊！
王安石小传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人。他的父亲王益，最初字损之，后来改字舜良。母亲吴氏是王益的第二任夫人，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生王安石。幼年的时候，王安石跟随着在韶州（宋朝的韶州，辖境相当于今天的广东省韶关市）做官的父亲，十六岁那年，他随父亲到宋朝的首都汴京（今开封）听候新的任命。十九岁时，他父亲死在江宁府（地处今天的南京市）通判官的任上。二十一岁，王安石中进士，被朝廷派往扬州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也就是在扬州地方长官身边做一名幕僚，这是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按照过去的制度，王安石作为进士第四名，在做了一任判官后可以向朝廷献上文章，要求考试得到馆职。馆职在京城工作，最有机会接近上层，是飞黄腾达的捷径，许多人求之不得，但王安石却主动放弃了这个机会，要求到地方上工作。二十七岁时，王安石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他在鄞县知县任上工作四年，任期满了以后，回到京城等待分配。第二年，王安石又被委派到舒州（今安徽潜山）去做通判。在舒州通判的任上，宰相文彦博等两次推荐他进京参加朝廷举办的馆职考试，都被他以祖母年老，家庭人口众多，生活困难为理由拒绝了。到了至和元年（1054年），王安石已经三十四岁了，被授予集贤校理一职，这是个史馆的属官，是许多人羡慕的美差，可是他仍然力辞不就。在王安石的一再坚持下，朝廷做了让步，嘉祐元年（1056年）改任他为群牧判官，职责是检查外地的养马坊和养马监，管理国家的马匹。第二年，群牧判官的任期已满，朝廷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派他到常州任知州。不到一年，又改任提点江东刑狱，这个官职所负责的是在所管辖的范围内，考察各州县对刑狱事件处理得是否公允，还要考察各州县官吏是否廉明、称职。嘉祐三年（1058年），他写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嘉祐五年（1060年），王安石被任命为三司度支判官。嘉祐六年（1061年）六月，朝廷改任他为知制诰，这一年他四十一岁。治平元年（1064年，但据《王荆公年谱考略》应为嘉祐八年——编注）王安石的母亲在京城病逝，安葬在江宁府的蒋山（南京钟山），王安石从此在江宁服丧。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在位不到四年的宋英宗去世，他的长子赵顼即位，是为神宗。这年的三月，神宗起用王安石，任命他以知制诰的名义担任江宁府的长官。到了这年的九月，又授命他为翰林学士。第二年，就是熙宁元年（1068年），此时王安石已经四十八岁了，这年的四月，宋神宗急于见到王安石，就打破常规，诏他上殿对策。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将王安石提拔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进入了中央的核心领导层。熙宁四年（1071年），朝廷任命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神宗的充分信任下，他终于以宰相的身份掌握了中央的执政大权。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多次上疏，请求辞去宰相的官职。神宗多次挽留不成，只好同意他的请求，同年六月，任命他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的名义出任江宁知府。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宋神宗下旨诏王安石进京，恢复他的相位。同年六月，又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在王安石的一再坚持下，神宗终于同意王安石辞去宰相一职，并任命他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领经局。这一年他五十六岁，从此他便跨入闲居江宁这一段生命最后的旅程。自从熙宁元年（1068年）被皇帝召见，上殿对策后，他执政一共九年，从此便称病不再任职。元丰元年（1078年），他五十八岁，被特别授予开府同三司，并封为舒国公，以集禧观使的名义在江宁闲居。元丰三年（1080年）九月，改封荆国公。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继位，由于皇帝年幼，便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授予王安石司空的名誉。第二年为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去世，时年六十六岁，哲宗追赠他为太傅。王安石在辞去宰相职务后，又在江宁生活了九年。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又授予他文公的称号。
临川基本相当于今天的江西省抚州市。
似乎应该是三年，宋朝有干部三年轮换的制度。
不就是孙悟空做过的弼马温吗？
小传过于简单，好像一个大事年表。
执政前的王安石（上）
古代的天才和大人物一定都有他的教养。观察他的教养，便可以了解他成才立业的原因。而考察他成才立业的原因，也可以对他的教养有所了解。王安石的道德、气节、事业、文章都是一流的，像他这样的人，即使在近千年的历史中都显得非常卓越，而他在年幼时的教养一定也是非常纯正自然的。所以，我特意将他少年时代的事迹中那些可以考证的在这里简略地介绍一些。
在王安石先生的《临川先生文集》中，有《忆昨诗示诸外弟》一首。庆历三年（1043年），他在淮南判官任上请假回临川省亲，在返回扬州赴任之前又一次到舅舅家道别，感怀前事，心潮难平，就写了这首长诗。读了这首诗，对王安石少年时的经历就有了大致了解。诗是这样写的：
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
短垣囷囷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
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乘闲弄笔戏春色，脱落不省旁人讥。
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并缁人衣。
明年亲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悟，青天闪烁无停晖。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
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昊（一作“旻”）天一朝畀以祸，先子泯没予谁依。
精神流离肝肺绝，眦血被面无时晞。
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
属闻降诏起群彦，遂自下国趋王畿。
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
身着青衫手持版，奔走卒岁官淮沂。
淮沂无山四封庳，独有庙塔尤峨巍。
时时凭高一怅望，想见江南多翠微。
归心动荡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旗。
腾书漕府私自列，仁者恻隐从其祈。
暮春三月乱江水，劲橹健帆如转机。
还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纵横挥。
出门信马向何许，城郭宛然相识稀。
永怀前事不自适，却指舅馆排山扉。
当时髫儿戏我侧，于今冠佩何颀颀。
况复邱（一作“丘”）樊满秋色，蜂蝶摧藏花草腓。
令人感嗟千万绪，不忍仓卒回骖 。
留当开樽强自慰，邀子剧饮毋予违。
这首诗回忆了王安石从少年时代开始随父亲宦游在外地，以及读书、应试、做官的经历，抒写了他回乡探亲的心情和看到舅舅家的变化所引起的感慨，是王安石二十三岁前人生经历的形象总结，是他以诗歌形式所作的青少年时期的自传，显示出王安石从很小的时候就有学以致用，经邦济世，以稷契为榜样，力求有所作为的不凡抱负。
这几乎就是王安石自己讲述的二十三岁以前小传啊。他所表现出来的孝顺、友爱、纯真、忠实的天性，固然洋溢在纸墨之间，而他希望做稷、契那样人的想法更是从小立下的志向。
王安石的学问很高深，却没有听说过他的老师是谁，应该是他靠着自身的努力，通过自学得到的。但他在学习方面互相激励的朋友还是不少，在这里，我们挑选《临川先生文集》中一些书信、序文谈论学问、抒发志向的段落，由此也可以使我们对王安石青年时代的读书、立志的情况有一个大致了解。
王安石自幼随父亲在外地做官，到过很多地方，像江西、四川、广东、江苏、河南等地，他都曾经居住过，这扩大了他的眼界，增加了他的阅历。读书则主要是他的父亲在指导和安排。
他在《送孙正之序》中指出：“君子在穷困苦难、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不肯随波逐流，顺从时俗，不因时俗而破坏原则。所以，他在受到君王的重用时，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时俗，使它符合圣人之道。这是因为他在才学方面早有准备，而他的志向也早就确定了。”
孙侔，字正之，王安石在扬州时的朋友。后来，他要随父母、兄长到温州去，临行前王安石写了这篇《送孙正之序》，相互勉励。
他在《李通叔哀辞》中说：“我的先天才华和品性都在古人之下，后天又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也得不到朋友之间的相互砥砺和切磋，我也许只是一个走在归途中的人而已……我自从得到通叔这个朋友之后，才知道圣人的境界也是可以达到的。与李通叔交往，不仅能从他所说的话中得到启发，也能从他的为人和做事中受益匪浅。”
李通叔，福建人，与王安石是府学期间的同学，王安石与他志趣十分相投，故结为好友。通叔两次科考均落第，第二次考试后，在返乡途中不慎溺水身亡，年仅二十八岁。
他在《上张太傅书》中说：“我这个人很愚蠢，不了解事物的变化，唯一相信的就是古人。我听说古时候有尧和舜，他们的行为都是合乎正道，中规中矩的，讲的都是自然常理。我得到记述他们言行的书，在家闭门阅读，一点儿不知道疲倦。我的思想贯穿历史，在其中渐渐地扩展，小到没有缝隙，大到没有边际，就是要穷尽圣贤的道理啊。”
张太傅其人不详，王安石写这封书信给他，是为了通过他向别人呈献自己的一些文章。
他在《答曾子固书》中说：“当今迷惑世人的不是佛教，而是那些士大夫沉溺于个人的私欲，喜欢互相吹捧，不知道自我约束罢了。”
曾子固即曾巩，子固是他的字，他是王安石的老朋友，“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在《答李资深书》中说：“天下事物突然发生变故的情况是很多的，而古代的君子或者拒绝这种变故，或者接受这种变故，他们的态度并不一样，但他们都是按照自己固有的想法去应对所发生的变化，并不随着事物的变化而改变自己。不随着事物的变化而改变自己，所以他们的行为有时好像就很可疑；而按照自己固有的想法去应对所发生的变化，他们的心里从来没有后悔过。像这种人，他们怎会把世俗的诋毁和赞誉放在心上呢？而我这个人，虽然做不到像古代君子那样，然而却有这样的志向，但如果不是我们经常往来讨论这些问题，我的这些话也不会这么坦率地说出来。”
你有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能与时俱进的，该坚守的还是要坚守。
李定，字资深，王安石的朋友和同乡，这封信写于何时已不可考。
他在《答史讽书》中说：“学习可以使自己充实，所学知识不是服务于国家，就是造福于百姓；不是传诵于当今，就是流传于后世。如果不幸你的所学既不能得到国家、百姓的赏识，又不能在当今或后世流传，古代的人好像也并不感到遗憾。真正了解我的不是‘天’吗？这就是《易》所说的‘知命’吧。‘命’这个东西并不仅仅关系着个人的贵贱生死，天下万物的兴盛与衰亡都是命啊！孟子说，君子只是遵行法度等候命运的降临罢了。”
宋代学者善谈道德性命问题，王安石是推动者之一。《易·系辞上》有所谓“乐天知命”的说法，就是从个人主体方面来说的，王安石将它演绎为不单是个人的贵贱生死，还包含“万物之废兴”，极大地扩充了该题的内涵，可以启迪人们把个人命运与社会命运联系起来考虑，其意蕴便丰富多了，价值也高得多。
他在《与王逢原书》中说：“君子对于学习一定要有胸怀天下的大志向。然而，先要搞好自身的修养，然后才能在治理别人方面有所作为。我的自身修养搞好了，而能否在治理人民方面有所作为，就要看我的志向能否得以实现。我的身体 似乎是被‘命’管着的，天下的治理与否，难道就不由‘命’来决定吗？孔子说，不了解‘命’就做不了君子。又说，他的‘道’能够通行，是‘命’，不能通行，也是‘命’。孔子的学说就是这样，有人以为孔子的学说是为了入世做官而表现出急切的、忧心忡忡的样子。错了，它错在把孔子的学说当作了做官入世的敲门砖，像这种不了解孔子学说的人还是有的……我个人认为，孔子的心思不是为了入世做官而忧心忡忡。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说，难道圣人忘了天下吗？我回答，这不能说是忘了天下。《易》中否卦的‘象’说，君子应该用崇尚俭朴的道德来逃避灾难，他是不能为利禄所诱惑的。其中的倒数第一阴爻又说，拔茜草应该按照它的种类来拔，占问是吉。‘象’又说，拔茅贞吉（占卜的一种方式），立志在为君主。为君主，就是不忘天下呀。不会被利禄所诱惑的人，是了解‘命’的人。我虽然心忧天下，而‘命’却未必与我的志向是一致的，我虽然很想实现理想，但能够要求‘命’和我一致吗？……孔子所以极力主张君子要了解‘命’，不要为此担忧，就是想让人知道治世和乱世都是有‘命’的，而君子入世做官不应该太马虎，这样先王的道才能够得到伸张。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他们明白应该了解‘命’的道理，却不能谨慎地对待进退。由此看来，他们还是不能坚守这样的道理呀。最初得到您的文章，特别珍惜您的才华。看到您衣衫不整的样子，坐下来谈话却不谈自己的穷困，离开的时候询问您的情况，您一年到头都吃不上肉，却不肯轻易地向别人出售自己。这 个世界上像您这样自尊自立的人有几个呀！我认为真正了解孔子的学说又能自觉坚守这种学说的人，就是您啊。”
王令，字逢原，五岁成为孤儿，他虽生活穷困，却不慕富贵，不应科举，坚持操守。王安石在任签书淮南判官时，他曾带着自己写的诗文拜见王安石，二人一见如故，倾心交谈。当时，王令二十三岁，王安石三十四岁，遂结为忘年之交。通过王安石的推荐揄扬，王令的才华渐为世人所知，王安石还将表妹嫁给了王令。不幸的是，王令才高命短，二十八岁时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王安石专门为他撰写了墓志铭。
《临川先生文集》中的言论与上面所引类似的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全部抄录了，只选择其中比较有特点的，可以借此了解王安石一生自我完善、服务于国家的来龙去脉。他的入世依据理法，他的隐退也不违背社会通行的道义，他幼年时贫困交加，历尽磨难，但从来没有让这种情况扰乱他的心胸，他以卓越的才华自立于这个世界，把古今的学问钻研得很透彻并致力于实际应用。他得到皇帝的支持，以道来治理天下，使得“命”能眷顾他，让他的志向得以实现，他没有什么可以懊悔的。等到他以臣子的身份请求辞官回家时，又能淡然处之，好像忘了世事的纷争。《礼记·中庸》曾说，只做自己职位之内的事，不做自己职位之外的事，不要因为某个职位而委曲求全，做自己不愿做的事。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人。读了他的这些文章，从而了解到他的学问是大有来历的。其中最重要的就在于对“命”的理解，而又归结为按照理法行事等候“命”的到来。所以，他平生高风亮节，特立独行，做事情总是顺其自然，并不刻意强求。他的功名事业也被看作是他的本性要求他这样做的，并不将一丝一毫的成败得失掺杂在里面，这就是王安石之所以为王安石啊！
王安石坚守道义，自尊自重，并不急切地想要入世做官。但是，像他这种“玉蕴山辉”般的人物不会一直沉默的。贤明的士大夫，凡是稍微了解他的，都愿意称赞他。与他相交最早的是曾巩。曾巩在《与欧阳修书》中说：
“我的朋友中有个叫王安石的，文章非常地古朴，他的行为也像他的文章一样。虽然已经获得了科举的名次，然而如今知道他的人还是很少。他非常自重，不愿被人所知。然而，像他这样的人，古往今来是不常见到的，如今缺少的就是他这样的人。平常的人成千上万，但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却是不可缺少的呀。”
而陈襄在他的推荐信中把王安石与胡瑗并举，称赞他才华与品性都非常出众，认真钻研古人的学问，他的文章和所做的工作都为人们所称道。皇祐三年（1051年），宰相文彦博也把王安石和韩维一起推荐，于是有了集贤院校理的任命。嘉祐元年（1056年），欧阳修又把他和包拯、张环、吕公著三人共同做了推荐，说他的学问和文章在当代很有影响，他严守道义，绝不苟且，自尊自重，议论通达明白，而且兼有实际的才干，没有他不能做的工作。朝廷屡次召他进京，但他却安心在下面做微小的官吏，不肯到朝廷来任职，并不是故意做出一种恬适、不求进取的样子，而只是专心于自己职位的责任。
（考异一）
《宋史·王安石传》说到曾巩曾携带王安石的文章给欧阳修看，欧阳修大为赞赏，为他宣扬，选拔他做了进士。今天看来这是不实之词。曾巩修书给欧阳修，其中有“王安石出使河北”这样的话，这件事发生在庆历六年（1046年），而王安石成为进士应该在庆历四年（1044年），而且曾巩的书信中已经明确说到“王安石已有科名”这样的话。很显然，王安石获得进士这个称号并不是由于欧阳修的宣扬和选拔。《宋史》开口就是诬蔑的话，怎么能取信于读者呢！
（考异二）
《宋史·王安石传》又说，王安石本是湖北人，朝廷上没有人知道他。因为韩、吕两个家族都是大家族，他想借助这两大家族的势力，便与韩绛、韩绛的弟弟韩维和吕公著结交为好朋友。这三个人都颂扬他，他的名字才开始被许多人了解。这又是不实之词。陈襄在皇祐年间（1049—1054）写信推荐他的时候，已经称许他的文章和工作在当时是很出名的。欧阳修也说他的学问和文章在当时很有影响。而韩维这个人，文彦博是把他和王安石一起推荐的，吕公著也是与王安石一起被欧阳修推荐的人。这样看来，韩、吕两家怎么能够使王安石可以倚重，而王安石又怎么会去倚重韩、吕两家呢？从皇祐至熙宁大约二十年间（1049—1067），王安石名满天下，像范仲淹、富弼、韩琦、曾巩等人，都对王安石表示赞赏，在他们的文集以及其他记载中都是清清楚楚，可以考察的。然而，这些情况《王安石传》全不曾涉及，就连文彦博、欧阳修推荐过他这样的事也被埋没了，却说他不过是借助韩、吕两家的势力罢了，这对诸位君子发现人才的好眼力也是一种侮辱、一种伤害。诋毁一个人竟然怎样卑鄙的方法都可以用啊！我为什么要这样为这件事而争辩不休呢？以王安石高于当世的名望和节操，即使在他去世之后，反对党首领司马光仍然称赞他。而按《宋史》的记载，王安石是专为利禄的无耻小人，他们自称都是所谓知命守道的人，却用一些假话来欺骗读者，他们的做法严重地玷污了王安石的人格。我虽然不喜欢辩论，但又如何做得到呢？
（考异三）
王安石年轻的时候很少交朋友，曾巩说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他，而他在《答孙少述书》中也说：“我天性疏放耿直，与世俗总是不能合拍，平生得到的朋友只有很少的几个人罢了。在这方面，您一向是了解我的，数来数去，扳着指头数，也就这几个人。”由此看来，王安石交往之少是可以想见的。而民间却有王安石与周敦颐（濂溪）交涉一事，这又不能不辩白清楚。据罗景纶在《鹤林玉露》中记载，王安石年轻时，是个不可一世的人，却一直想要拜见周敦颐，三次来到周府门前，但三次遭到拒绝。王安石恨恨地说：“我自己就不能读懂六经了吗？”于是，他不再去求见周敦颐。据度正所撰《周濂溪年谱》记载：嘉祐五年（1060年）周敦颐先生四十四岁，东归时，王安石正在江东提点刑狱任上，已经三十九岁了，号称对儒学很精通。周敦颐和他相遇，二人一连几天交谈，不分昼夜。回去以后，王安石认真思考他们交谈的内容，以至于忘了吃饭和睡觉。这里有两种说法，一个说见了，一个说没见，已经自相矛盾，难道王安石年轻时就已经因怨恨而不再见他，而到了三十九岁的时候又上门去拜见他不成？如果说周敦颐最初曾三次推辞不见王安石，那么后来他又自己前往去见他吗？真是太可笑了。这两种说法都是虚妄的不实之词。考察周敦颐的年纪，不过比王安石年长五岁，如果说王安石是年轻人，那么周敦颐也应该是年轻人，即便说王安石求友心切，非常想见周敦颐，而周敦颐与他一样也在求学之时，什么理由使他这样妄自尊大呢？难道是效法孔子与孺悲的故事吗？而且，周敦颐既然没有见到王安石，以一个正在求学的少年，他怎么能一见名帖就断定这个人不能和他交谈呢？周敦颐如果这样做，他还怎么在世上做人呢？何况，按照两个人的年谱，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相逢的机会。周敦颐于天禧元年（1017年）出生在道州（又称道县，在今湖南省南部），天圣九年（1031年），他十五岁，父亲就去世了，他随母亲到京城依靠舅舅生活，那么他在十五岁以前一直是生活在道州的。景祐四年（1037年），他母亲又去世了，安葬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康定元年（1040年），他二十四岁了，被任命为洪州分宁县（今义宁州）主簿，才开始来到江西。王安石生于天禧五年（1021年），幼年就随父亲在韶州（今广东韶关）做官，他在《忆昨书》中写道，“丙子从亲走京国”，那时他已经十六岁了。第二年，父亲担任了建昌的官吏，他就在十七岁时到了江宁（今南京）。宝元二年（1039年），父亲去世，他在江宁居丧，即诗中所谓“三载厌食钟山薇”。庆历二年（1042年），他二十二岁，成为进士，到淮南做官去了，而这时周敦颐已经在两年前到了分宁，这说明二人在年轻时未曾有一天在一起，罗景纶的说法从何而来呢？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从常州改任提点江东刑狱。嘉祐四年（1059年），他三十九岁。嘉祐五年（1060年）五月，王安石被召回京城任三司度支判官，而周敦颐在这一年的六月解除合州（今四川合川东）签事的职务回到京城，王安石已经离开京城去了江东，他的年纪已经四十岁了。以为二人曾经在江东相遇，年份与地域都不相合，那么邢恕、度正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那些讲学之徒伪造这种说法的目的是想借助王安石来衬托周敦颐吧？然而，周敦颐见不见王安石，对王安石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之所以不惜笔墨做这种辩解，主要是看到当时那些诬蔑、诋毁王安石的人肆无忌惮，乃至毫无影子的事情他们也言之凿凿，好像真的一样。其他许多不可信的说法和这件事有相似之处；而真正的事实被抹杀，不再能看到，又不止这一件事啊！
执政前的王安石（中）
王安石早年屡次被朝廷征召到京城任馆职，也就是史馆、集贤院、秘书省等机构的文职官员，但是每次都被他以家庭生活困难、负担过重为理由拒绝赴任。不过，后来朝廷授命他为翰林学士，他却没有犹豫，很快就到京城来了。世上有些学者常常就以这一点批评他本来是热衷于富贵的，以前不过是矫情，故意做出这种姿态，为的是提高自己的声望，时间长了，可以一下子升到很高的职位。啊，为什么不认真考察真实的情况，而学那些舞文弄墨之徒刻意地为人制造罪名呢？王安石开始出来做事的时候，在他自己看来固然很早，而且显得比较成熟，对国家和社会有用固然是他很早就立下的志向。然而，他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努力去做应该做的事，又是他学问修养的本源。如果说他拒绝担任馆职是因为馆职太小，看不起馆职，那么州县小吏就更加低贱了，为何他能安心去做呢？不仅一直安心在这些职位上努力工作，而且主动谋求这样的职位。只是因为他的家较为穷困，母亲年纪也很大了，不得不为了俸禄去做地方官，所以才不惜自己轻贱自己，为的是让自己能安心地照顾家人。到了请他做学士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去世，家里的生活稍微有些改善，足以供给自家的需求了，所以朝廷提拔他，他也不再推辞了，因为他的生活处境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王安石的立身与其说像伯夷，不如说他像柳下惠。而那些对他怀恨在心的人仍然私下里悄悄地议论他，恐怕是太过分了吧。在这里，我选择《临川先生文集》中的一两篇文章来证明我的说法。皇祐三年（1051年），他在《乞免就试状》中是这样写的：
我的祖母年纪已大，父亲去世后尚未安葬，弟弟和妹妹又要婚娶、出嫁，家里十分穷困，而人口又很多，很难在京城居住生活。我曾经把这种情况向别人陈述过，请求不要让我参加争取馆职的考试。这样做怠慢了朝廷的诏命，怕是有罪的，幸亏朝廷很宽容，没有太为难我，不仅不再图谋让我去京城任职，还把我看作淡泊名利的人，使得我不再有葬父、嫁妹、奉养祖母的焦虑。我一再推辞避让，不敢去出任地位尊贵显要的职位，说我淡泊名利是可以的，但如今我是为了自己一家的私利而焦急，选择对我有利的事去做，因此说我淡泊名利却不是我的本意。再加上我的知县一职任期已满，等候补缺至今已经两年有余，家中老幼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安置，刚要去新的地方上任，又召我马上进京赴试，实在与我的私人计划有所妨碍。我只是想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希望皇帝能以慈悲为怀，体察我的本意，收回让我参加馆职选拔考试的诏令，使我能圆满地做完这一次外任。
这是他初次拒绝朝廷的诏令，因为文彦博在推荐他的时候称赞他“恬然自守”，所以他在《乞免就试状》中特意说自己并非淡泊名利，只是因为家中确有具体困难，是从自己的家庭情况出发。在此之前，庆历七年（1047年），他写了《上相府书》。在此之后，至和元年（1054年），他又写了《辞集贤校理状》两篇；嘉祐元年（1056年）写了《上执政书》《上欧阳永叔书》；嘉祐二年（1057年）写了《上曾参政书》；嘉祐三年（1058年）写了《上富相公书》，其中的措辞大致相同。他不是故意想要表现孝顺、友爱的感情，并溢于言表，他的这种做法即使和古人相比，在道德上也不用惭愧。而有人一定要把他的这种做法视为矫情，怎么喜欢诬蔑别人到了这种程度呢？其实，他喜欢担任地方官吏也是万不得已，他自己就曾这样说过：
我不考虑一个人能否胜任这项工作，只把孔子的学说作为唯一的精神信仰，使不能令人满意的品性在孔子这里得到纠正而已。在外为官只做地位低微的小官，这不是我的志向。私下里我把自己比作古代贫困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合适啊。（摘自《答王该秘校书》）
我常常觉得，如今出来做官都是道义得不到伸张而个人得到了发展，我看这里是有不得不如此的情况。不出来做官就没有办法维持生计，不出来做官又想找到维持生计的办法，其道义就更得不到伸张了，这一直也是我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我曾写过《进说》一文，以此来鼓励那些能够按照自己意志做事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事而又很满足，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不料今天在这里遇到了您。（摘自《答张几书》）
由此看来，像伊尹那样，先在有莘国的田野里耕种，后被成汤重用，并辅佐成汤灭了夏朝，这正是王安石的志向。看自己做不到这种程度，他为此而在世俗之人面前自责已经够多了，而后来的人仍然在私下里议论他，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孔子做了掌管粮仓的小吏，就希望进出的数字都是对的，他做管理牲畜的小吏，就希望牛羊长得都很壮实。王安石也是这样，虽然他心里并不想担任这个差使，但既然已经做了，就忠于职守，不肯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和得过且过，这正是他的学问不欺骗人的道理。王安石担任地方官吏的地方都显示出他治理地方的能力。这在他担任鄞县知县时表现得尤为显著，《王安石传》称他疏通河渠，修治池塘，改善农田水利状况，防止当地水旱灾害；他还把稻谷借贷给农民，秋后偿还，只增加很少量的利息，不仅使县仓里的陈粮得以换成新粮，还能方便农民，不使他们遭受地主豪强的重利盘剥。这就是后来他执政时搞的农田、水利、青苗诸法，这只是在这个县里小试了一把。在《临川先生文集》中有《鄞县经游记》《上杜学士言开河书》《上运使孙司谏书》等，从中都可以看到他在治理鄞县时的一些政绩，这里就不一一引述了。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陈九川为王安石的文集作序，他写道：“王安石曾经担任过鄞县知县，被称为尊理守法的官吏，死后还受到当地人的奉祀，在庙中享受祭飨，老百姓至今把他视为神明。”数百年过去了，他在民间的影响仍然没有终止，可见他在道德修养和治理手段方面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王安石是喜欢做事的人，不是喜欢表白的人，看他执政之前的政论，也往往散见于他的文集之中。下面我们摘录一两段看一看，由此可见他的政治抱负。他在《与马运判书》中说：
我曾经讲过，如今造成国家财政陷入困境的原因不仅是开支没有节制，不知道如何开发财源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认为，一家一户的富足有赖于国家的富足，国家的富足有赖于天下的富足，而要想使得天下富足，只有靠开发利用大自然的资源。比如一个家庭，当家的人并不替他的儿子谋求财富，但有了父亲的严格管教，儿子自然就能学会生财致富，父亲还有什么需求不能获得呢？如今关起门来跟儿子做买卖，门外的财富一点儿也进不来，虽然把儿子的钱全弄过来了，可财富仍然没有增加。现在这些年，谈论财政的言论虽说都很不错，但都不过是国家索取天下财富的方法罢了，这就像父亲与儿子关起门来做买卖一样，这正是国家财政陷入困境的原因啊！
啊，这样的道理怎么与当今之世经济学、财政学的原理这么吻合，这么一致呢？王安石理财的政策具体就体现在这里。然而，后世有人竟把他当作专门为朝廷敛财的官员看待，为什么他们的看法与王安石的精神正相反呢？《临川先生文集》中还有《议茶法》一文，讨论榷茶法应当废除的理由；又有《上运使孙司谏书》一文，指出由官方垄断食盐买卖是不可行的。这种意见就是今天管理财政的专家也是应当采纳的。但是，有些学者却把他当作桑弘羊、孔仅的同类而加以批评。
王安石有几首诗也谈到他在理财方面的意见，如今也记录在这里：
《发廪》：
先王有经制，颁赉上所行。后世不复古，贫穷主兼并。
非民独如此，为国赖以成。筑台尊寡妇，入粟至公卿。
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苟营营。
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驾言发富藏，云以救鳏茕。
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乡豪已云然，罢弱安可生。
兹地昔丰实，土沃人良耕。他州或呰窳，贫富不难评。
豳诗出周公，根本讵宜轻。愿书《七月》篇，一寤上聪明。
《兼并》：
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
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
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
礼义日已偷，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咍。
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
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
《寓言》：
婚丧孰不供，贷钱免尔萦。耕收孰不给，倾粟助之生。
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
上面《发廪》《兼并》两首诗所主张的理想社会大概有些接近于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这种主张是否可行，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而他这首《寓言》所描写的正是后面所要实行的青苗、均输诸法的根据。
他还有《省兵》一首诗：
有客语省兵，省兵非所先。方今将不择，独以兵乘边。
前攻已破散，后距方完坚。以众亢彼寡，虽危犹幸全。
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兵少败孰继，胡来饮秦川。
万一虽不尔，省兵当何缘？骄惰习已久，去归岂能田？
不田亦不桑，衣食犹兵然。省兵岂无时，施置有后前。
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俭慈，劳者已息肩。
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
这是王安石对于当时军队建设的一些意见，后来他主持朝廷大政，实行改革，这些都一一实行，正像他在这里所说的一样。
他在《材论》一文中说：
天下所忧虑的事不是怕人才不够多，怕的是掌握国家大权的人不希望他们多；不是怕有才能的人不愿为国家做事，怕的是掌握国家大权的人不让他们做事。
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得到人才，国家就会安定而繁荣；失去他们，国家就会灭亡并遭受屈辱。但是，那些掌握国家权力的人不希望人才众多，也不希望他们出来做事，是什么原因呢？这里存在着三种偏见，其中最严重的偏见是觉得自己处在很高的地位，完全可以排除凌辱，断绝危害，一辈子不会遇到重大灾祸，人才的得失也与国家的治乱不相干，所以就随意放纵自己，结果陷入了败乱、危亡和被人羞辱的境地。这是一种偏见。另有人或者认为，我有高官厚禄，足以吸引天下有才能的人，他们的荣辱祸福都掌握在我的手里，我可以傲视天下的人才，而他们也必然会归向于我，结果也会陷入败乱、危亡和被人羞辱的境地。这又是一种偏见。还有人不讲究选拔、培养和使用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以为天下其实没有什么人才，结果也只有陷入败乱、危亡和被人羞辱的境地。这也是一种偏见。这三种偏见对国家的危害是一样的。然而，其中用心并不坏，还可以讨论他的这种偏见的由来的，是那种认为天下其实没有什么人才的看法。这种人的心思大概不是不想用天下的人才，只是不了解这些人才的情况罢了。况且，那些有才能的人外表和其他人能有什么区别呢？只是他们遇到事情可以妥善地把事情办好，出谋划策并明辨利害，治理国家能够使国家安定繁荣，这是他们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掌握国家权力的那些人如果不能精细地考察他们，慎重地使用他们，那么即使他们有皋、夔、稷、契那样的才智，仍然不能让他们区别于其他的人，何况那些才智还不如他们的人呢？世上那些存有偏见的人说：“有些人身上藏着特殊的才能，就像锥子放在口袋里，它的尖马上就会露出来，因此没有具有真才实学而不被人发现这样的事。”说这种话的人只看见放在口袋里的锥子，却没有看见圈在马棚里的马。好马、劣马混杂在一起，饮水吃草，嘶叫踢咬，想要找到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很难的。如果让好马拉重车，跑平坦的路，不用多鞭策，也不用赶车的人多操心，只要一拉缰绳，上千里的路程很快便赶到了。而这个时候即使让几匹劣马并驾齐驱，即使轮子跑歪了，缰绳勒断了，马的筋骨也累伤了，昼夜不停地追赶，也还是远远地落在好马的后面。这样一来，就分出好马与劣马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