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人君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并不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用尽一切办法去寻求人才、考察人才。考察人才的方法就是给他们适合于自己才能的工作。南越的长箭用百炼的精钢做箭头，用秋鹗的羽毛做箭尾，如果把它放在强弩之上，拉满弦，可以发射到千步之外，虽然有十分凶悍的像野牛似的野兽，也会立刻穿身而过被射死。这是天下最锐利的武器，是战争中决定胜负的法宝。然而，如果用它来随便敲打，那么它和枯朽的棍子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由此可见，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不得当，也和这种情况是一样的。古代的人君懂得这个道理，于是便仔细、慎重地衡量人才的能力再加以使用，使他们的才能，无论大小、长短、强弱都能尽量得到发挥，找到适合他们的工作。这样，那些愚昧浅陋的人也能够尽其所能去做一些事情，更何况那些德才兼备、智力高超的人呢？啊，后世那些在位的人君尚未明白这个道理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就坐在那里说天下果然没有人才，这是没有动过脑筋认真思考。有人问，古代对于人才都说是培养教育出来的，而你只强调人才的搜寻和使用，这是什么道理呢？我回答：“在天下的法度尚未建立之时，只能先索求天下的人才来使用；如果能够使用天下的人才，那么就能恢复先王的法度；恢复了先王的法度，那么即使是天下的小事，也没有不像先王时代那样去做的了，何况教育培养人才这样的大事呢？这就是我只谈论寻求和使用人才的道理啊。
这是王安石在其政论中对人才问题的论述。
以上所录只是王安石平生所怀抱的理想的一部分，然而他后来实行的那些改革措施在这里已经浮现出来了。
执政前的王安石（下）
王安石在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被任命为提点江东刑狱。后来回京述职，他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综论天下大事，详细陈述了自己的政治革新主张。这篇言事书可以说是王安石的政治改革宣言书，后世那些有志于学习治理国家的道理并做出一定成绩的人大概没有人不曾读过王安石的这篇万言书。如今我避讳习俗的看法，把他这篇万言书全部引录在这里，并做一点儿简单的注疏和解释，以备研究古代如何治理国家的人参考。
提点刑狱这个官职的主要职责是随时巡回于该路辖境之内，考察各州县对刑狱事件处理得是否公允，而且还要考察各州县官吏是否都能廉明、称职等，类似于今天监察部门的工作。江东刑狱的治所设在饶州（今江西鄱阳）。
我才德浅薄，蒙受皇帝的恩典，当上了一路的提点官，现在又蒙恩被召回朝廷，有所任用，应当把在外工作的情况向皇上做一汇报。我有点儿不自量力，不知自己是否称职，竟敢根据自己工作所涉及的一些情况冒昧地谈论天下大事。敬请皇上详加考虑，选择其中比较适合的加以实施，这是我最大的荣幸。
我私下里观察，皇上有恭敬俭朴的美德，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早起晚睡，处理政务，没有一天松懈过，对歌舞、美色、游猎、玩物一类嗜好一点儿也没有沾染上，而且能以仁慈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百姓，爱惜物力，得到了天下人的信任。皇上还能秉公选拔有声望的人才来辅佐朝廷，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们，并不因为奸邪小人中伤就怀疑他们。即使是二帝三王的用心，也不过如此。按说这样应该家家富裕，人人满足，天下太平了，然而，事实上并没有收到这样的效果。我看到的情况是，对内不能不为国家担忧，对外则不能不担心外族的侵扰，国家的财力一天比一天困窘，社会的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全国各地的有志之士常常担心国家不能长治久安。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主要的弊病就在于人们不了解法令制度的重要性。
如今，朝廷立法很严，政令齐备，哪方面的法令都不缺少，为什么我还认为没有法令制度呢？因为如今的法令、制度有很多都不符合先王的政治。孟子说：“国君有仁爱之心和仁爱之名，而老百姓却没有得到他的恩惠，就是因为没有效法先王的办法来治理国家。”按照孟子的说法，比较今天的现状，问题就在这里。然而，现在这个时代距离先王的那个时代已经很遥远了，所遭遇的变化、所面临的形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想要在各个方面都恢复先王时代的做法，即使是蠢人也知道是非常难的。不过，我所说的今天的问题在于没有按照先王的办法去做，指的是效法他们的理念罢了。二帝三王其间相差千年有余，从治到乱，从乱到治，其中的兴盛和衰乱都经历过，人们所遭遇的变化、所面临的形势也各有不同，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措施也并不一样，但他们治理国家的理念、处理事情的轻重缓急却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说，应当效法的只是先王的理念罢了。效法先王的理念，则我的变法革新的主张，就不至于骇人听闻，让天下的人感到担忧害怕，举国哗然，而实际上已经合乎先王的施政方针了。
梁按：当今这个时代谈论政治的人一定要说依法治国，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舍去法制还能够得到治理的。中国的儒家学者讳言这一点，只是用遵守祖宗的现成法度来美化自己。他们所说的祖宗成法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承袭前代的旧制度罢了。而这个前代又承袭更为前代的旧制度，数千年来都是一丘之貉，结果是：因陋就简，每况愈下。那些以政治家闻名于世的人不过是就现有的法律、制度做一点儿考察，使其名实相符罢了。更好一点儿的也只是弥补其中的一些疏漏，做一些完善的工作。其中一个提倡变法的人就是汉代的董仲舒，他说道：“如果琴瑟非常不协调，一定要改弦更张，才能继续演奏啊。”既然如此，考察一下他的做法就会发现，他的所谓改革只是改正朔和变换衣服的颜色。这些细小的事情一定和治理天下的大道理无关，这是很容易明白的。所以，董仲舒并不是真正能够变法革新的人。而且，汉武帝的志向也不在这里，在此也就不必说了。从此以后，更没有听说过哪个人在这方面还有作为。能将制定法律、制度作为自己的职责毅然承担起来的人大概都是怀着真诚善意的心情为国家分忧的人，这样的人多少年多少代都见不到一个，即使有这么一个人，他们的见识也未必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他们对国家的性质大概也不清楚，在他们看来，国家就是皇上，所有的法律、制度都是为了皇上便于统治而设立的。如果法律、制度都是为了皇上的统治而设立的，那么从数千年皇权统治的经验来看，它们其实已经很完备了，它们不必改弦更张也能维持下去。啊，三代以上不用说了，秦汉以后，能够真正了解国家的性质并怀着真诚善意的心情为国家分忧的人只有一个王安石啊。他对国家的担忧是非常真诚的，对国家的停滞不前、不能进步，国民的贫穷孱弱、疲惫困顿，真是痛心疾首，反复探讨其中的原因，就像探索黄河源头的人一定要到达星宿海一样。所以他敢用这样一句话来下断语：“问题就在于对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不了解。”是啊，这句话真是说到家了。也许，有些论者以为，王安石既然称颂效法先王，那他一定是个把传统理想化的保守派，对当代的事物并不了解。但是，王安石不是说过吗？所谓效法先王，只是效法他们的理念而已，用今天的话来说，王安石所说的先王并非具体的先王，而是抽象的先王。从本质上来说，所谓先王的理念，就是政治中最主要的原理、原则。事实上，王安石的变法并不想骇人听闻，让天下的人感到担忧害怕，造成举国哗然的局面，但这种局面竟然出现了，这不是王安石的过错。
计算一年和一月从何时开始的方法称为改正朔。
尽管如此，根据当今之世的情形来看，皇上虽然想改革更新国家的政治，使它合乎先王的理念，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皇上具有恭敬俭朴的美德，也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更有对待人民的仁慈和对待物力的珍惜，如果真能了解先王的理念，那么还有什么想做的事做不成，想得到的东西得不到呢？然而我却认为，皇上虽然想改革更新国家的政治，使它合乎先王的理念，但在事实上却是做不到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现在国家很缺乏人才。我曾私下观察过在朝廷任职的人，没有比现在更缺乏人才的时候了。上面缺乏人才，那就说明有人才被冷落、被埋没在下面，却不为当时的人所了解。我又到民间去寻找，却也没见到有多少，这难道不是培养、教育人才的方针出了问题吗？在我看来，如今在官位上的这些人很少是人才，这从我在工作中了解到的情况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如今，在一路数千里之内，能够推行朝廷的法令，知道哪些事是急切要办的，哪些事是可以缓办的，而且能够把境内的民众管理好，办好他们分内的事情，这样的人才是很少的。然而，没有才能，做事敷衍、随便，贪婪、卑鄙的人却多得数也数不清。能够讲求先王的理念，使它适应当时形势的变化，这样的人大概在整个辖区之内也找不到一个。朝廷每下一道指令，尽管用意很好，但那些在位的官员往往不能很好地落实，老百姓并不能得到皇上的恩惠。而且，下面那些小官吏总是借机以售其奸，为个人捞取好处，骚扰百姓。所以我要说，在位之人缺少人才，而民间也不见得就有很多。既然人才如此匮乏，那么皇上即使想改革更新国家政治，使它符合先王的理念，大臣当中也有能够符合皇上的心意，想要接受这项任务的人，但是九州这么广大，四海这么辽阔，究竟有多少人能够明白皇上的旨意，皇上的旨意又有多少能够落实，让每个人都能享有改革的成果呢？所以我说，就目前的形势来说，这是一定办不到的。孟子说：“只有法律还不行，它自己是不能发挥作用的。”他说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可见，当今之世最紧迫的事情就是人才了。如果真能使国家拥有大量的人才，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有充足的储备可以从中选拔，执政的官员有了合适的人选，然后再看看时机是否成熟，选择那些老百姓最感觉痛苦的地方来改革更新国家的弊政，使它更符合先王的理念，也就容易多了。
梁按：建立法治社会固然是一件很着急的事，但推行法治的是人，制定法律、制度的也是人，所以，王安石既以法律、制度建设为根本，又以人才为根本的根本。事实上，法治国家一定是以大多数人民作为其根本的，这才是王安石的真正用意。
如今的天下也是先王时代的天下，先王的时代，人才很多啊，为什么到了今天却偏偏不足了呢？所以我说，这难道不是培养、教育人才的方针出了问题吗？商朝的时候，天下曾经大乱，当权者贪婪、狠毒，腐败无能，都是不称职的人。后来，周文王起来要取代商朝，天下的人才也曾显得很匮乏，在那个时候，周文王能够造就天下的读书人，把他们都培养成有能力为君主服务的人才，然后根据他们的才能让他们担任不同的官职。《诗经·大雅·旱麓》篇说：“岂弟君子，遐不作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等到事业成功了，就连那些低微下贱的捕猎兔子的人都没有不追求品德的。《诗经·周南·兔罝》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又何况那些当权者呢？由于周文王能够这样做，所以他出征就能让别人臣服，治理属地则能处理好政务。《诗经·大雅·棫朴》篇说：“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就是说周文王所用的这些文臣武将都能各尽其才，没有办不好的事。等到周夷王、周厉王的时代，天下大乱，人才又显得少了。直到周宣王中兴，能够和他一起图谋天下大事的人只有仲山甫一个人了。所以，诗人感叹地说：“德 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这是在叹息当时人才太少，仲山甫得不到人们的帮助啊。周宣王能用仲山甫，通过他来影响天下的读书人，然后人才又重新多起来了。于是，对内处理好政务，对外讨伐那些不来朝贡的邦国，又恢复了周文王和周武王时的国土，所以诗人赞美他们：“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这是说周宣王能够使天下的读书人看到新的希望，让他们的才华能够为自己所用，这就像农夫耕种他们的田地，使得田地里有芑菜可以让他采摘一样。由此看来，没有哪个人才不是君主造就的。
梁按：这种说法，近代的曾国藩也曾引申和发挥，他说道：“如今的君子有了一些权势，就责怪天下没有人才。他们身居显贵的高位，不能用自己的理想去移风易俗，造就当今之世的人才，反而告诉我们说没有人才，说他们讲了真话，可以吗？不可以！一个十户人家的小地方，其中如果有崇尚仁义的君子，他的智慧完全可以改变十个人，那一定能选拔十个人中的佼佼者并把他们培养成人才；如果他的智慧完全能够改变一百个人，他也能选拔百人之中的佼佼者，把他们培养成人才。看来，移风易俗并培养造就一代人才并非只是身居高位的人能这样做，凡是有一官半职的人都应该参与此事。”他的话说得更加深刻、明白了。但我看王安石的这番言论，他把培养造就人才的责任完全归于君主，为什么这样说呢？不仅仅因为他的话是说给君主听的，毕竟，民间培养造就人才的范围是很小的，而君主则大得多，民间培养造就人才的效果来得慢，而君主则来得很快。所以，对于没有身居高位的人也勉励他担负起培养造就人才的责任，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差一些的做法，是以聊胜于无来安慰自己。如果说到想要培养造就一个国家的人才，率领他们共同进步，没有比开明专制的君主亲自去做更快捷有利的办法了。这是俾斯麦造就德国时用过的办法，而曾国藩造就中国也只能做到他那个程度了。
造就一个人使他成为人才，有哪些具体做法呢？也就是教育他，培养他，选拔他，任用他，都有一定的方针罢了。那么，教育的方针是什么呢？在古代，从天子到各诸侯国的国王，全部从他们的都城到乡村都设立学校，普遍设置专门负责教育的官员，而且严格进行选拔，国家的礼、乐、政、刑等内容都被列为学习的科目。学生们观看、学习的都是先王的礼法言论、道德准则以及治理天下的思想理念，他们的才华也可以为天下、国家服务。如果有人不能用他们的才华为天下、国家服务，则不对他们进行教育；而愿意用他们的才华为天下、国家服务的人则没有不在学校中受教育的，这就是教育的方针。所谓培养的方针又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他们的俸禄，使他们的生活宽裕，同时用礼法约束他们，使他们有所顾忌。为什么要增加他们的俸禄呢？人之常情，如果财用不足，人就会贪婪卑鄙，任意要人家的东西，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先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为官员们规定了俸禄，即使是在官府里当差的老百姓，他们的俸禄也足以代替其耕田的收入。从这里一级一级往上数，每提高一级就增加一级的俸禄，使他们能有足够的收入来维持生活，从而养成懂得廉洁、羞耻的风气，远离贪婪、卑鄙的行为。这样似乎还不够，又规定他们的俸禄可以传给子孙，这叫作世禄，即世世代代都可以享受的俸禄。这样就使得他们在有生之年，在抚养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方面，在接待亲戚、朋友方面，都没有什么遗憾了，而在他们死时也不必担心子孙后代的生活了。为什么要用礼法来约束他们呢？在通常的情况下，人在钱财富裕的时候如果没有礼法的节制和约束，就可能放荡任性，为非作歹，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做出来。先王了解这种情况，所以制定了婚姻、丧葬、祭祀、养育、宴饮的标准，衣服、食物、器具、用品等也按照等级制定了统一的规格，规定了它的尺寸大小和数量。按照级别规定可以做但财力不足的，就不要做；而财力能够办到但按照规定不可以做的，也不能有数量和分寸的增加。为什么还要用法度来裁制他们呢？对于天下的读书人，先王先用治理国家的思想理念教育他们，使他们掌握治理国家的本领，不接受教育的，按照法度就要驱逐他们到边远的地方去，使他们终身为人所不齿；接下来又用礼法来约束他们，不能遵循礼法的，按照法度就要流放或杀头。《礼记·王制》上说：“改变服装式样的人就要被流放。”（此为王安石概括之语，非《礼记》原文——编注）《尚书·酒诰》中记载：“假如有人来报告说‘有人聚众饮酒’，你就该一个不漏地捆绑了送到周都，我定他们死罪。”聚众饮酒、改变衣服样式，这些都是小罪，而流放、杀头都是大刑。用大刑惩治小罪，先王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坚定不移呢？就是因为在他看来，不这样做就不能统一天下的风俗，实现他的统治。用礼法来约束，触犯礼法的就要受到裁制，为什么天下的人都能服从而不敢冒犯呢？其原因不仅仅是禁令严厉和管理周密，同时也要靠君王真诚恳切的用心和身体力行加以倡导。凡是君王身边的达官贵人都要能顺从君王的意愿，按照礼法做事，有哪一个不遵循礼法的话，依法行事就从他开始。如果君王能以诚恳的态度做这件事，而有权势者又能自觉规避不做君王不喜欢的事，那么朝廷不用刑罚，人们就能遵守礼法，不去违反礼法。所以说，这就是培养人才的方针啊。
选拔人才的方针又是怎样的呢？先王选拔人才，一定是从地方、从各级学校中选拔，让众人推荐他们认为有道德、有才干的人，写成推荐信告知上级，上级考察后，如果被推荐的人确实德才兼备，则根据他们德行的大小和才能的高低来任命官职。而且，考察一个人不能只靠眼睛和耳朵的功能，也不能只听一个人私下里的看法。要想了解一个人的品德，就要看他怎么做，要想了解他的才能，就要听他怎么说，对他的言行都有所了解后，还要让他试着做些事。所谓考察一个人，就是要让他做一件具体的工作。即使是古代的尧选拔舜，也不过是这样，又何况尧舜之后的人们呢？实际上，九州如此广大，四海如此辽阔，官职、百姓如此众多，人才的需求量应该是很大的，但拥有天下的人不可能亲自一个一个地去考察，又不能委托一个人在一两天之内用考试的办法考察人才的品德和才能，然后决定取舍。大概我已经能够了解一个人有很好的德行和很高的才能，便委任他很高的官职，并让他选取同类的人，长期使用，从中进行考察，发现有才能的人就报告给上级，然后按照等级秩序授予他官爵、俸禄，这就是选拔人才的方针。
任用人才的方针又是怎样的呢？人的才能和品德有高有低，并不相同，他们被任命的职位也有合适与不合适的区分，先王了解这种情况，所以他让懂得种田的人去管理农业，让懂得工艺制作的人去管理手工业，其中品德深厚且才能很高的，就被任命为主管的官员，品德、才能都比较一般的被任命为副手，辅佐主管的官员。先王又考虑到，一个人任职的时间长了，上级就能熟悉他，了解他的工作，下级也能服从他，并接受他的指导，优秀的人才可以做出好的成绩，居心不良的人缺点也可以暴露出来，所以，长期使他担任一个职务，并对他的工作进行考核。这样一来，有聪明才智的人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工作，不用担心自己做的事情没有结果，功劳也显露不出来。那些得过且过的懒汉虽然想蒙混于一时，但也要顾虑到最后事情败露会受处分。这样，他们还敢不努力吗？至于那些没有本事的人，他们自然会主动辞职的，因为他任职做事的时间一长，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情况就显露出来了，这是不可以侥幸避免的。他们既然不敢冒险，知道主动辞职，哪里还会有结党营私、挑拨离间、巴结奉承、争着向上爬的人呢？选拔已很谨慎，任用也很得当，工作时间又长，对他们又很信任，不用各种条条框框束缚他们，让他们尽量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为朝廷做事，古代的尧、舜能够管理好百官，办好政事，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尚书·尧典》上说：“三年考核一次，三次考核之后则提拔一批优秀的人，罢免一批不称职的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但在尧和舜的时代，他们罢免的人我们是听说过的，就是所谓“四凶”（浑敦、穷奇、梼杌、饕餮）吧。他们提升的人则有皋陶、稷、契，都是终身担任一个职务没有改变过，只是提升他们的爵位，增加他们的俸禄罢了，这就是任用人才的方针。既然教育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人才、任用人才的方针是这样的，而当时的君主又能与他的大臣尽心尽力，真诚恳切地实行这套方针，这样一来，那些被任用的官员不被怀疑，而国家的任何事情也没有想办而办不成的了。
梁按：王安石谈到的教育应当兴办，官吏在一个职位上应当持久，稍微了解政治体制的人大概都是没有异议的，也不用进一步地阐释。只有他说到用法律来惩罚官员，引述了用严酷的刑罚惩治微小的过错一条，则有人担心他用了法家的“申商之术”，显得操之过急，也和政治的原理有很大差别。当然，国家对于人民有一种命令和服从的关系，它的统治权力是至高无上、不可抗拒的，不仅专制的国家是这样，即使立宪的国家也是这样。如果觉得这是不可行的，就不要发布这样的政令，既然发布了政令，又可以不实行，就是对国家神圣权力的亵渎。后来，元祐年间（1086—1094）的那些君子因为阻挠新法的实行而被发配、流放、降职、免官，他们将积怨发泄到王安石身上，他也曾考虑采用管仲治理齐国时的办法，管仲曾说：“使政令有所亏欠的人，死罪；使政令有所增加的人，死罪；不按照政令做事的人，死罪；滞留政令的人，死罪；不服从政令的人，死罪。”王安石后来之所以失败，正是因对对于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了姑息的态度，不能实践这本书上说过的方法。
现在各个州县虽然都有学校，不过是个空架子罢了，并没有负责教育的官员掌管培养人才的工作。只有太学才设置了负责教育的官员，但也没有经过严格挑选，朝廷所必需的礼、乐、刑、政方面的知识并没有被列入教学内容；老师对此也漠不关心，以为这些都是各有关部门的事，不是自己必须知道的。老师所讲的不过是儒家经典的篇章、句子而已。老师讲授经典的篇章句子，本来不是古代老师授课的方法，近年来，才有人教学生写这种用来应付考试的文章。这种为应付考试而做的文章，没有连年累月的死记硬背是不能掌握的。但是，等到他们能把这种文章写得很漂亮时，从大的方面说，不能用它来治理国家，从小的方面说，也不能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所以，虽然在学校里读书读得头发都白了，经年累月按照老师教的去做，一旦派他从政，他则茫然不知如何去做，很多人都是这样。现行的教育方法不能将人培养成有用的人才也就罢了，反而让他困顿，并摧残、败坏他，使他不能成为人才。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知道，培养一个人才，要专一才能成功，学得太杂了就容易混乱，所以先王在使用人才的时候都要考虑到他的特点，把工匠安排在官府，把农民安排在田间，把商人安排在市场，把读书人安排在学校，使他们各自专心于自己的专业，而不看别的事物，怕的是其他事物影响他的专业。对于读书人，不使他们关心专业以外的事情还不够，还要让他们专心学习先王的思想理念，对于诸子百家的各种学说，凡不符合先王道理的都要排除，使得谁也不敢去学习它。当今学生最应该学的是对国家有用处的学问，如今却把有用的学问放在一边不教，只教应付考试的文章，耗费他们的光阴和精力，经年累月地学习这样的事情，等到他们做官时，又叫他们把这些东西抛掷一边，而拿国家大事来责成他们。古人用全部精力和时间专心于国家大事，尚且有能办到的和不能办到的，如今却要他们用全部精力和时间去学习无用的知识，等到他们被委任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又突然用国家大事来为难他们，难怪能够胜任职务而有所作为的人那么少啊。所以我说，现在的教育不仅不能把人培养成为人才，而且还增加他们的困难，摧残、败坏他们，使他们不能成为人才啊。
梁按：后代论说的人有的以为八股取士是从王安石开始的，因而拿这件事来责怪他，为什么他们对王安石的诬蔑这样肆无忌惮呢？王安石认为，培养人才必须靠学校，他的话说得多明白啊，他在执政之初并没有废除科举考试，是因为当时学校尚不普及，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罢了。这个问题下面还有论述。
现在的教育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先王的时候，士子要学习的知识包括文武两个方面，都不能偏废。士子的才华有些可以当公卿大夫，有的可以做一般的官吏。他们的才华有大有小，官职有的合适有的不合适，但对于军事，则不论他的才华大小，没有不学习的人。所以，才华大的平日可以出任中央六部的官职，派出去就能做国家军队的将领。才能小一点儿的就领导地方军队（比、闾、族、党），也是一支军队的统帅。所以，把保卫边疆或守卫宫廷的重任都交给正直的读书人，小人就得不到这样的职位。现在的读书人却认为，文武是不同的事情，我只负责文职事务而已，至于保卫边疆、保卫宫廷的重任，则推给军人去承担，而这些军人往往是社会上的奸邪、凶悍、无赖之徒，如果他们的才能和品性能够在一乡之中站住脚的话，那么他们没有肯离开亲人去当兵的。保卫边疆、保卫宫廷，这都是国家的重要任务，君王对此应该表现得很慎重。所以，古代教育读书人都把射箭、驾车当作当务之急，至于其他的技能，就要看他的条件是否合适才决定教还是不教，如果他的条件不合适也不勉强。至于射箭，那是男子的本分，如果生来就有疾病也就罢了，如果身体没有问题，没有不学习射箭的。在学校期间，固然要经常练习射箭，有迎宾送客的应酬之事要表演射箭，有祭祀之事要表演射箭，要区别一个人的品行和能力与另一个人是否相当，也要通过比箭来决定。有关礼乐的事，没有不包括射箭的。而且，射箭的意义也都寄托在礼乐、祭祀之中了。《易经·系辞下》指出：“弓箭的作用在于显示威力于天下。”难道先王只是把射箭当作应该学习的打躬作揖的礼节吗？事实上，射箭是军人应做之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威慑天下、守卫国家的手段。平时可以通过它来学习礼乐，战时就可以用它去抗击敌人。士子既然早晚都练习射箭，而且射得好的人很多，那么，承担守卫边疆、守卫宫廷重任的人就可以从中挑选了。士子曾经学习过先王的思想理念，他们的品行操守也曾为乡里之人所推重，然后根据他们的才能把守卫边疆、守卫宫廷这件大事托付给他们，这就是古代的君王把兵器交给他们，而国家内外都平安无事的原因。今天却把安定天下这么大的事——君王应当特别慎重地来挑选人才的大事，交给了那些奸邪、凶悍、无赖之人，他们的品行操守都是乡里之人不能认可的。所以，现在常常担心边疆的安全，不知道守卫宫廷的军队能不能使这里平安无事，如今谁不知道那些守卫边疆、守卫宫廷的军队靠不住呢？但是，在我看来，天下的读书人都以手执兵器为耻，也没有懂得骑马、射箭、行军、作战的人，于是不得不靠招募士兵去打仗，怎么能完成这么重要的任务呢？由于不能严格培养，挑选的时候标准又不高，所以士子们都以手执兵器为耻，也没有人懂得骑马、射箭、行军、作战这样的事，就是这个道理。这都是教育方针不符合先王思想的缘故啊。
梁按：这是王安石所主张的“全民皆兵主义”，当今这个时代的东西方各国没有不通过这种办法达到强国目标的。然而，我国自秦汉以后两千年，在王安石之前与王安石之后都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这样看到这一点。而且，他认识到，要引导国民崇尚军事，一定要重视学校教育，这与当今之世的学校特别重视体育是多么吻合呀。中国轻贱军人已经很久了，特别是宋代以来就更加严重，在募兵制度下，要想让军人不被轻贱，就像要到燕这个地方去却驾车往南走一样。王安石说到的那种现象，把安定天下这么大的事交给那些品行和操守都不被乡里认可的奸邪、凶悍、无赖之人，天下的士子却以手执兵器为耻，这种情况，今天和过去没什么区别。如果世上没有王安石这个人，何时才能结束这种局面呢？
现在规定的俸禄一般都很低。如果不是在皇帝身边工作，家里吃饭的人口稍微多一些的，没有不兼营农业、商业，得些收入才能够养活这些人的。至于在下面州、县工作的官吏，一个月的收入多的有八九千钱，少的只有四五千钱，再把候差、候调、候缺的时间算在一起，六七年间只能得到三年的俸禄。这样算下来，一个月的收入多的实际上不到四五千，少的只有三四千罢了。这点儿钱，即使是个仆役也会感到很窘迫的，何况他们平日的生活以及婚丧嫁娶等开支都包括在里面了。那些社会地位在中等以上的人，虽然穷困，也还不失为君子；社会地位在中等以下的人虽然生活安定，但仍然是小人；只有社会地位居于中等的这些人不一样，生活穷困时他们做小人，生活安定时他们做君子。在天下所有的士人中，社会地位在中等以上和中等以下的还不到百分之一；穷困时做小人，安泰时做君子，这样的人却到处都是。先王认为，治理众人不能用力量压服，所以约束人们的行为不能以自己为标准，而应以中等阶层的人可以接受为标准，按照他们的愿望，因势利导，只要中等阶层的人能够遵守，那么先王的意志就可以推行到整个国家，并且延续到后代。凭借如今俸禄的标准，希望士大夫不做有损廉耻的事，大概中等阶层的人是做不到的。所以，如今做了大官的人往往互相收受贿赂，追求金钱，背上了贪污的坏名声；而那些小官吏则生意买卖，索取财物，无所不为。士大夫既然不顾廉耻，给社会带来很坏的影响，他们也就偷懒怠惰，得过且过，愤发图强的心思就更没有了。这样一来，他们的本职工作怎么能不松懈，治理国家的理想又如何实现呢？更何况，贪赃枉法、收受贿赂、侵害百姓的事往往就发生在这里，这就是我所说的没能使他们生活宽裕的后果。
现在，婚丧嫁娶和供养父母所需的服饰、食物以及各种物品都没有礼制法度来加以限制，而社会上一般人都以奢侈为光荣，以节俭为耻辱，只要他们具备财力，就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做的。官府既然不加以禁止，而人们又以此为荣耀，那么如果人们的财力不足，不能跟上这种社会风气，到举办婚事、丧事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会得罪那些族人和亲戚，被认为是不体面。所以，有钱人家尽量铺张而不知道停止，穷困之人则勉强凑合去迎合这种风气，这就是士大夫被弄得困难重重、失去廉耻之心的原因。所有这些都是我说的不能用礼法约束人们的行为产生的后果。如今皇帝亲自厉行节约，做天下的表率，这是在您左右的近臣权贵亲眼见到的。然而，他们在家里依然是奢侈无度，这些人做了皇上不喜欢的事，违背了皇上对天下的教导，其中有些人是很过分的，但也没听说朝廷对他们有什么惩罚，来警示天下的人。
从前，周朝的人聚在一起饮酒，曾有人被捉住杀头，以为酒喝多了就会产生祸害，使许多人死亡，这才加以严格禁止，不让祸害由此产生。这样做了以后，他的刑罚虽然非常简单，但犯罪以致招来灾祸被处死的人却非常少。如今朝廷的法律特别严厉的只在惩戒贪官污吏这方面。用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却轻视对奢侈腐化的立法，这就是所谓抓住次要的东西而放松了根本的问题。然而，社会上一些有见识的人认为现在官吏过多，国家的财富已经无法供给，这种议论也是不通情理的。现在的官员数量的确很庞大，然而和前代官员的数量相比大概还算是少的，而且俸禄又那么低，可见，国家经费不足应当是另有原因，官吏的俸禄难道值得计较吗？我固然没有学过管理财政，但历代理财的大概情况我还是知道的。这就是依靠天下的人力、物力创造天下的财富，再用天下的财富供给天下的需求。自古以来治理国家，从来没有财富不够用而成为国家的大问题的，问题在于理财的方针不正确。如今天下没有战乱，老百姓安居乐业，人人都在尽力创造财富，为什么公家和私家都把穷困作为问题而因此大伤脑筋呢？恐怕就是因为理财不得其法，而有关部门又不能根据现实情况来变通处理罢了。如果我们在理财方面按照正确的方针去办，又能根据实际情况变通处理，那么我虽然愚笨，也知道增加官吏的薪俸是不会让朝廷因经费不足而伤脑筋的。
梁按：孔子说过，用很高的俸禄鼓励士人做官，后世那些谈论如何治理国家的人大概没有人不知道这是一件紧迫的事。然而这里也有困难，第一就是增加官吏的俸禄，要考虑经费不足这个大问题，王安石已经为此进行了辩解。他对财政问题的看法在此次上疏中尚未谈到，但他所说的依靠天下的人力、物力创造天下的财富，再用天下的财富供给天下的需求，其理财原则都包含在这句话里了。古今中外各个国家，无论哪个时代，其官员的俸禄都不会超过国家每年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四，如果理财的方针是正确的，那么这个百分之三四按照比例而增加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理财的方针不正确，那么即使从这百分之三四中裁减一部分，又怎能缓解苏司农（苏辙）的财政困难呢？王安石认为，增加官吏的俸禄不会使国家财政受到伤害，这是真正懂得如何治理国家的人说的话。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尽管俸禄增加仍然不能制止人的贪婪，那些大开贿赂之门、把官场搞得一团糟的人不是俸禄很低的人，而是那些享受高官厚禄的人。这种说法放在今天的军机大臣、各省督抚身上是可信的，放在那些享受优厚肥差的官员身上也是可信的，我似乎不能提出任何质疑。尽管如此，如果仅仅给他优厚的俸禄，而不能在这之后对他进行监督和检查，那么就真像一些人议论的那样了。所以，王安石在增加他的财富之后，又说了要用礼法来约束他们，用刑律来惩戒他们。然而，就算有法度对他们进行监督和检查，但他们的粮库里没有可以赡养家人的粮食，法度也就成了一纸虚文。看来，有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和意愿，一定还要有另外的好办法、好意愿来配合，双方相互依赖、相互维护，如果是粗疏草率、不成体统，虽然像锦绣一样美丽，也不过像天吴（中国古代的水神）一样罢了。从最近这些年我国增加了一部分官员的俸禄来看，则并非只是让朝廷增加了开支，而且鼓励人们去追逐名利，使得社会大众的心理和读书人的品性为物质利益所蒙蔽，一天比一天厉害。然而，难道是王安石说错了吗？
梁又按：对奢侈浮靡风气的惩戒，自古以来就有许多说法。而近代以来，有人看到如今的欧美各国奢侈浮靡的风气更加严重，而且他们的国家与民众都很富裕，于是有人就认为，奢侈未必不是好事。哈，这是多么荒谬啊。凡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一定要使它像母亲那样富足，然后它的民众才能让自己的财富增值。而奢侈的风气只能消耗它的财富，使得它不能像母亲那样。所以，奢侈其实是亡国之道。今天的欧美各国是因为富裕才开始奢侈，不是因为奢侈而导致富裕。然而，已经有了像杜甫所描述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种现象。这种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今日欧美各国的大患，它将来是否会造成社会的分裂，我们还不知道，但如今稍微有些知识的人没有不心怀忧虑的，为什么还要说“奢侈不是问题”呢？按照王安石的说法，是要用立法来惩戒奢侈，这个意见固然是不能实行的，但是他的想法还是有可以采用之处的。
当前的法令既严格又完备，所以用它来网罗天下的读书人，可以说是非常严密了。然而，在尽量以道理、技艺教育他们的同时，有针对不接受教育的刑律来管束他们吗？在用制度来约束他们的同时，有针对不遵守制度的刑律来惩戒他们吗？在任用他们担任一定的职务的同时，有针对在工作中不负责任的刑律来制裁他们吗？如果不是先用治理国家的思想理念教育他们，就不能以不接受教育来处罚他们；不先用制度来约束他们，就不能以不遵守制度来惩戒他们；没有先给他们官职，就不能以工作不负责任责备他们。这三件事是先王礼法中最急迫的，现在却实行不了，而那些小是小非并没有妨碍对国家的治理，却大施禁令，而且经常改动，每月每年都有变化，那些官吏甚至都记不住，又怎么能够使人一一避免而不违犯呢？这就是法令不能被人尊重，无法实行，而小人却可以侥幸逃避，免于被处罚，君子则躲也躲不过，不幸而触犯的情况，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能用刑律来制裁他们。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治理国家的方针与先王的做法不一样啊。
梁按：官僚政治果然可以称为好的政治吗？我不敢这么说。然而，近代以来，自从施泰因（1757—1831，普鲁士政治家）用它来治理普鲁士，实行之后大见成效，俾斯麦就跟在他的后面，将这种制度推行到德意志，也很见效，各国开始渐渐地羡慕他们。而我们中国，两千年以来舍去官僚之后就没有政治了。官僚政治存在这么多问题，难道它就绝对不可以信任了吗？施泰因治理普鲁士，为什么要训练、督责他的官僚呢？就像将帅训练、督责他的校官和士卒一样。这是因为，这样做可以造成整齐、严肃的气象，从而收到指挥下属像使用自己的手臂一样的效果，而整齐、严肃正是官僚政治的特长啊。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一定要有手段和方法，王安石对此是非常了解的。
现在选拔人才，首先，把那些记忆力强、读书较多，稍微通晓文章辞采的人称为特殊的人才、社会的精英人士，这样的人就属于公卿的选拔对象了；其次，记忆力不一定很强，读书不一定很多，稍微通晓文章辞采，而且学过一些诗赋的人就称为进士，进士中比较拔尖的人也属于公卿的选拔对象。可见，通过这两种方式选拔上来的人并不能胜任公卿的职位，这是不需要讨论就非常清楚的。然而，现在有些人却说，我们历来都用这种方法选拔天下的人才，而能够胜任公卿职位的人也往往是从这些人里选拔出来的，不一定非要按照古代选拔人才的办法，然后才能得到人才。这种说法也是不明事理的。先王那个时代，官员用尽各种选拔人才的办法，却仍然担心社会上的人才得不到任用，而让那些不正派的人混到朝廷里来。如今完全废除了先王选拔人才的办法，驱使天下所有有才能的人都去参加贤良、进士这两科的考试。当然，有才能、可以做公卿的最好去考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中有时也可以得到能够做公卿的人才。然而，那些不正派的人如果懂得一些写作应考文章的雕虫小技，也可以由此进入公卿的行列。相反，那些真正有才华可以为公卿的人却可能被那些毫无用处的学问纠缠一生，郁郁不得志而屈死在深山荒野，这样的人十个有八九个是这种下场。所以说，古代统治天下的人，他们慎重选择的也只是公卿罢了。公卿已经得到了称职的人，就可以依靠他们推举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到朝廷来做事，这样，政府的各个部门就都能得到很称职的人了。今天，如果让那些不正派的人侥幸做了公卿，他们则呼朋引类聚集到朝廷中来，这就是朝廷里有很多不正派的人的原因。虽然也有一些贤明的人，但他们往往苦于得不到帮助，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呀。而且，公卿中不正派的人，既然会呼朋引类到朝廷中来，那么朝廷中不正派的人也会呼朋引类充当派往四方的专使，而四方的专使又会各自呼朋引类去管理地方州郡。这样一来，即使政府规定了官吏犯罪，推荐的人要连坐负责，但怎能靠得住呢？恰好被这些不正派的人利用了。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这些考试科目，朝廷早已深感忧虑，认为它们对国家一点儿好处也没有，改为只要求应试的人稍懂一点儿儒家经典的意义。然而，只会讲一些空洞的道理，录取的人才也不见得就比以前的要好些。如今朝廷又开设了明经一科，用于选拔人才。希望能吸收那些研究古代经典中治国办法的人才。但是，明经科考试录取的人也还是那些能背诵儒家经典，稍微通晓文章词句的人，那些精通先王治国的思想理念而且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人却未必可以当选。再有就是那些靠祖宗恩泽的世家子弟，学校没有用道理和技艺培养他们，政府主管部门也不考察他们的才能，父兄又不对他们的行为和品德负责任。可是，朝廷动辄把官职授予他们，让他们负责一些政事。从前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时候，曾列举商纣王的罪状，说他“凭家世任用官吏”。凭家世任用官吏，却不管他们的才能是否能够胜任，这正是商纣王灭亡的原因，这种情况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