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今天考公务员，得高分的一定能做好管理工作吗？
再说说流品之外的人。朝廷本来把他们排除在正人君子之外了，并且限制他们求取功名的道路，可是却又把治理州县的权力授予他们，让他们管理一方的百姓，难道这就是有人说的用正派的人治理不正派的人吗？根据我在外任职时见到的情况，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官吏中来自流品之外的人并不少见，可以让他做点儿事的，十个中怕是找不到两三个，大多数倒要防备他们做坏事呢。在古代，对于读书人，只有正派与不正派的区别，而没有流品的不同，所以孔子那样的圣人也曾做过季孙氏的家臣，可是，这并不妨碍他可以做公卿。到了后代，才有了流品的区别，凡是被列入九品以外的人，他们即使想要有所成就，也已经将自己置于廉耻之外，而没有再进一步的志气了。由于近来社会风气萎靡不振，虽然是士大夫，形势对他们追求进步很有利，而且朝廷也在物质、精神上奖励过他们，可是到了晚年失意的时候，往往还是晚节不保，做了坏事。何况那些平素就没有超过别人的志气，而且早已被朝廷排除在廉耻之外，限制了他们进取之心的人呢？他们一旦做了官，就要违法乱纪、胡作非为，这一点儿也不奇怪。至于那些对边疆大臣、宫廷卫士的选拔，我已经说过它的问题了。所有这些都说明选拔人才的方针是不符合先王的道理的。
梁按：王安石是科举取士制度的坚决反对者，读了他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才知道他为什么不主张科举取士。后来，科举取士用经义来取代诗赋，也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在熙宁初上《乞改科条制札子》，指出：“古代选拔士子都是依靠学校，所以思想和道德统一于上，风俗习惯形成于下，它所培养的人才都能在社会上有所作为。自从先王竭泽而渔式地选拔人才，教育、培养的方法又失去了根据，士子之中虽然有很好的人才，却少了学校老师和同学对他的造就，这是许多人担心的局面。如今想要恢复古代的制度，革除科举取士的弊端，却担心不能依照顺序逐渐地觉悟。首先应该终止以声病和对偶为特征的诗赋写作的考试，使学生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儒学经典的意义，并等待朝廷兴建学校，讲求三代以来教育、选拔人才的方法，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这种方法。”把这两篇文章合起来读，王安石的主张、见解就看得很清楚了，而后世有些人动辄将八股文毒害天下的罪名强加于王安石的头上，为什么这样诬蔑他呢？
现在，选拔人才已经不按照先王的办法去做了，至于任用人才，又不问他的德行是否合适，只问他出来做官的先后；不论他的才能是否相称，而只论他担任过什么职位。因文学考取的，却派他管理财政；已经任命他管理财政的，又调他去主管刑狱；已经派他主管刑狱了，又调他去掌管礼仪。这样一来，一个人就要具备百官应有的才能，而造就这样的人才是很难的。要求一个人做他难以做到的事，能够做到的人是很少的。既然很少有人能做到，人们也就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努力去做了。所以，派一个人去掌管礼仪，他从不为不懂礼仪而担忧，因为如今掌管礼仪的人都是不曾学过礼仪的。派他去主管刑狱，他也不会因为自己不懂刑律而感到可耻，因为现在主管刑狱的人都是不曾学过刑律的。现在，天下的人也逐渐接受了忽视教育的现象，适应了固有的习惯和风俗，看到朝廷任用的官吏，如果不是按照资历任用的，就纷纷议论和讥笑他；至于任命的职位和这个人的能力是否相称，却从未有人提出过非议。而且，这些官吏经常被调动，不能长期担任一个职位，这就使得上级不能熟悉、了解他的工作，下级也不肯服从他的领导，贤能的人还来不及做出成绩就被调走了，不正派的人也不能充分暴露他的缺点和毛病。至于那些迎接新官、欢送旧任的劳顿，与文书、案卷绝缘的弊病，只是其中很小的害处，也就不用细说了。一般说来，设置一个官员就应该让他在这个位置上做的时间久一些，特别是那些任职的地方比较远、职位比较重要的岗位，更应该这样做，然后才能要求他们有所作为。而现在他们根本不能在一个地方干很久，往往到任没有几天就被调动了。
选拔官吏不认真、不谨慎，使用他们又很不得当，安排给他们的职务也不能长久，布置给他们的任务还很零碎，却要用律法来束缚他们，使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做事，因此我知道当今在位的官员有许多是不称职的，如果稍微给他们一些权力，而不用律法来约束他们，他们就会放肆得无所不为。这样看来，现任的官吏不称职，却要凭借律法进行治理，从古到今，没有这样能把国家治理好的。即使现任官吏都是称职的，如果都要靠律法来约束，不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从古到今，想要治理好国家，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如果选拔官吏不认真、不谨慎，使用他们又很不得当，安排给他们的职务也不能长久，布置给他们的任务还很零碎，却要用律法来束缚他们，那么即使有贤能的人担任了官职，但他们同那些不正派而又无能的人比起来，也是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正因为这样，朝廷有时明明知道这个人道德情操高尚又有工作能力，能够胜任某个职务，但如果他的资历比较浅，排不上队，仍然不能任用和提拔他。即使把他提拔上来，也会有很多人不服气。有时明明知道这个人没有本事又不正派，但如果他没有出错，也没有被当事人揭发，则不敢根据他的不能胜任就撤他的职。就算是撤了他的职，人们也会表现出不服气。他确实是个不正派又没有本事的人，大家为什么还会不服气呢？就是因为真正的社会精英担任这个职务，与不正派又没有任何本事的人担任这个职务，在做事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我在前面说过，不能只管任用官员，给他们工作，却没有刑律来处罚那些做事不负责任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啊。
王安石一直在说先王如何，他是借先王批评当下，先王成为一种理念、一个标杆，用以衡量当下的问题。今天我们再读王安石亦应如是，不必纠缠细节，直接把握核心。
教育、培养、选拔、任用，其中只要有一项不合乎先王的道理就足以伤害天下的人才，何况这四个方面都执行得很不够呢，因此在职的官吏中，没有才能、得过且过、敷衍了事、贪婪卑鄙的人多到不可胜数，而乡村里弄之中也很少有可以任用的人才就不奇怪了。《诗经·小雅·小旻》中说：“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流泉，无沦胥以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梁按：他的这番言论为什么与今日官僚社会的情形一点儿差别也没有呢？过去，西方读者有人读马可·波罗的游记，见到了他绘制的罗盘针的图形，说这个东西是中国人发明的，被欧洲人拿了过去，现在它的样式已经比马可·波罗所绘的图形精美百倍。然而，在发明它的地方，经过了数百年，对它的改良却不知道有哪些。你在中国旅游碰巧在市场上买了一个，看上去和马可·波罗所绘的图形没有什么区别，也就神情沮丧地默然而退了。我看今天的政治，则不能不对王安石的这篇文章发一些感慨。
担任官吏的人才不足，而民间也缺少可用的人才，难道施行先王的政策也得不到吗？哪里有能够将国家托付给他的人？哪里有能够委任他守卫边疆的人？皇上不能总想靠老天的恩赐，竟没有一日的担忧啊。汉朝的张角，三十六万人同一天起事，他所在的郡国竟没有人发现他的阴谋。唐朝的黄巢横行天下，他所到达的地方没有官吏敢与他对抗。汉朝、唐朝为什么灭亡了呢？灾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唐朝已经要灭亡了，国家由盛转衰，进入五代时期，军人当权，有道德操守的人都躲了起来，不和外人相见，官场上也不再有懂得君臣大义、上下礼仪的人。到了这个时候，颠覆一个国家的政权大概就比下棋还容易了。但是，老百姓血流成河，侥幸没有死在荒野中的人是很少的。一个国家缺少人才，造成的危害大概就是这样。如今这些公卿大夫、政府高官，没有一个肯为皇上的千秋万代考虑，也没有一个为国家的长久利益着想，我私下里常常感到困惑。当初，晋武帝只图眼前的快乐而不为子孙后代做长远打算，当他在位的时候，那些执政的官员也总是迎合奉承，以使自己能够苟且地生活下去，而社会风气却日渐败坏。抛弃了礼义廉耻，不讲法律制度，君臣上下都丧失了道德底线，但没有人觉得这是问题，有眼光、有见识的人早就料到，国家将来一定会发生动乱的。后来，中国大地果然陷入了战乱，被外族分裂了两百多年。我想，太祖、太宗、真宗皇帝把帝位传给皇上，就是想着能代代相传，使老百姓永远受到皇恩的庇护。我希望皇上能以汉唐五代的战乱以致灭亡作为镜子，警惕晋武帝苟且偷安、因循守旧酿成的大祸，明令各位大臣研究怎样才能为国家培养出合格的人才，做到深谋远虑，心中有数，逐步推行，力图符合当前形势的变化，而不辜负祖宗的愿望。这样，国家的人才就用不完了。有用不完的人才，那么皇上还有什么要求不能满足，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呢？
梁按：文章真切直白、沉着痛快，没有能够超过它的了。正当举国沉醉于天下太平的氛围中的时候，这一番话说得真是毫无顾忌，虽然前有贾生痛哭流涕，难道就超过王安石了吗？可惜宋仁宗没有醒悟啊！
如果对造就人才的大计能够进行预先的谋划，做到心中有数，并逐步推行，那么为国家造就人才也是很容易的。我开始读《孟子》的时候，看到孟子说王政是容易推行的，心里以为真是这样。后来看到他与慎子讨论齐国和鲁国的土地问题，孟子以为先王分封诸侯各国，一般不超过百里，当时如果有王者出现，就会按照制度，凡是诸侯王先有的封地达到一千里或五百里的，都要将它削减到几十里或一百里才罢休。于是，我怀疑孟子虽然很精英，他的仁德和才智足以统一天下，但怎能不通过战争、不动用军队，就能使几百里或上千里的强国一下子削减十分之八九的土地，和先王时代的诸侯王一样呢？后来，看到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计策，叫诸侯王把受封的土地分封给他们的子弟，由朝廷亲自决定他们的爵位和名号，分别直属于中央，于是诸侯王的子弟都得到了土地，从而使得势力强大、封地广阔的诸侯终于因为土地的分封而变得弱小了。这才使我懂得了，只要能做到深谋远虑、心中有数、逐步推行，那么大的诸侯国可以使它缩小，强国也可以使它削弱，而不至于使国家发生震惊、动乱和伤痛的局面。孟子的话没有说错，何况今天要进行改革，形势并不像孟子当时所面临的那么困难，所以我说，如果能对改革变法的大计做到深谋远虑、心中有数、逐步推行，变法也是很容易做到的。
然而，先王治理国家，不担心人们不做，只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进而，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只担心自己不肯努力做。什么叫不担心人们不做，只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呢？人们一般情况下想得到的东西不过是善良的品行、美好的名誉、尊贵的官爵、优厚的利益，而先王能够掌握这些东西来对待天下的读书人，天下的读书人能够遵从先王来治理国家，先王就把他们希望得到的全部给他们。读书人没有能力也就罢了，如果有能力，那么谁肯放弃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而不努力施展自己的才华呢？所以说，不担心人们不做，只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什么叫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只担心自己不肯努力做呢？先王的办法对待这些人是再好不过的了，除非他是冥顽不化的蠢才，否则没有不肯努力的。然而，君主如果不能真诚恳切地对待这些人，并且身体力行，先走一步，就不会有人也以真诚恳切的态度努力实践来响应他。所以说，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做，只担心自己不肯努力做。皇上如果真诚地想要造就天下的人才，那我希望皇上努力去做就是了。
我还看到朝廷过去曾想要有所作为，进行变革，开始的时候，对于利害问题的谋划就不是很成熟。所以，只要有一个因循守旧、投机取巧的人出来反对，就不敢继续进行了。其实，法度确立以后，人们不会只感到它的好处，所以，先王的办法虽然对天下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当他刚接受这个烂摊子，人们还心存侥幸的时候，他要建立新的法制，没有不感到艰难的。假如他要建立新的法制，而天下那些心存侥幸的人都能心悦诚服地遵守并施行，没有任何抵触的话，那么先王的法度至今是不会被废止的。正是因为创立法律制度非常艰难，那些心存侥幸的人不会心悦诚服地遵守并施行，所以古代的人想要有所作为，没有不首先惩办那些反对他的人，然后才能贯彻自己意图的。《诗经·大雅·皇矣》篇中说：“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这就是说，周文王也要先进行征讨镇压，然后才能使天下太平啊。先王想要建立法制，改变被破坏的风俗，造就新的人才，虽然有征讨镇压的困难，但还要忍痛去做，就是觉得不这样做就办不成事情。后来孔夫子出现了，他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周游列国，所到之处则鼓动他们君臣抛弃原来的习惯，违背自己的意愿，加强薄弱的地方。可是，他风尘仆仆地到处走，结果却陷入困境，到处受到排斥和驱逐。然而，孔夫子始终并不因为困难就放弃，他认为，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所作为，他所坚持的大概和周文王是一样的。君王中的圣人没有能超过周文王的了，臣民中的圣人没有能超过孔夫子的了，他们想要有所作为，进行变革，都是这样干的。如今皇上掌握着天下的权力，处在先王一样的地位，如果想要革新法令制度，并没有征讨镇压的困难，虽然有一些心存侥幸的人不高兴，出来攻击这种变革，但人数一定没有喜欢改革的人那么多。如果一听到有些因循守旧、心存侥幸的人提出反对意见，就停止改革，不敢继续进行下去，那是因为自己主意不定啊。皇上如果有意想要造就天下的人才，那我希望您果断地干下去。如果做到了深谋远虑、心中有数、逐步实施，而且还能努力去做毫不犹豫，这样还不能造就天下的人才，据我所知，大概还没有这样的事吧。
这样的认识，王安石可以有，今天的人也不难得到，但王安石有勇气和胆略说出来，今天的人却没有，这是今人不及王安石的地方。
梁按：读这一段，再看王安石后来在执政期间的主张，他的意见受到世俗中人的中伤，他是早有思想准备的，他能百折不挠，始终不悔，说明他是按照自己说过的去做的，可惜宋仁宗是个不值得和他说这番话的人！我们看范仲淹执政期间进行的变革，不过两三件事而已，然而就因为不能被那些因循守旧、心存侥幸的人所容忍，只做了三个月就从这个位置上离开了，宋仁宗的优柔寡断从这里大概就可以看出来了。然而，王安石却不管你听不听，就是反复地对你说，这不就是孟子说的“齐国人中没有比我更敬重君王的”吗？
然而，我的主张一般世俗之人是不讲的。如今谈论时局的人都认为我的这些意见是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我私下观察这些精英人士，想要尽心尽力帮助朝廷的人是有的，但他们所考虑的不是远大的目标，而是眼下所能行得通的。这些精英人士拿这种想法去迎合潮流，而朝廷选拔人才时看重的也是这种人，至于君臣父子的关系、国家的法律、维系社会关系的礼仪，这些先王特别看重和坚守的东西，他们都很少注意。谁要谈到这些问题，他们就聚在一起嘲笑谁，说这是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现在朝廷对所有的事情都很关注，有关部门的法令却只是在纸面上做文章，这种情况已不是一两天了，它的效果如何，是有目共睹的。那么，对于所谓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我想皇上也可以稍微留神考察一下。
从前，唐太宗贞观初年，朝臣对施政方针各有各的看法，像封德彝这类人，他们认为不把秦朝、汉朝的政治制度综合起来加以施行，就治理不好天下。能够认真研究思考先王的政治制度来启发唐太宗的，只有魏徵一个人。他推行的政策虽然还不能完全符合先王的意图，但大部分是合适的，所以唐朝才能在数年之内几乎放弃刑法而不用，使得国家安宁，外族顺服，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繁荣富强的时代。但唐太宗刚登基那些年，天下的风俗也像现在这样。魏徵的那些话在当时也是所谓脱离实际的陈词滥调吧，但它的实际效果却很好。贾谊说：“如今有人认为，用道德教育人民不如推行法律更有效，说这种话的人为什么不看看商朝、周朝、秦朝和汉朝的实际情况呢？”其实，唐太宗的情况也是可以考察的呀。
我荣幸地能因职务关系回来向皇上报告，没有考虑自己是否称职，却在这里大胆地谈论国家的根本问题，这是因为我得到了皇上的信任，我是应该向您报告的。我认为，现在当朝人才缺乏，与朝廷想要任用人才的情况很不相称，而且朝廷任用这些精英人士的办法有些不很合理，使得他们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这也是我的工作涉及的情况，应该让皇上先有所了解。如果撇开这些事不谈，只提那些琐碎的问题来玷污皇上的智慧，对国家社会也没有好处，也就违反了我勤勤恳恳为皇上办事的初衷。我希望皇上认真考虑，选择其中适当的意见来实行，如此，就是国家的幸运了。
梁按：这篇文章是秦汉以来的第一篇大文章，稍微可以和它媲美的只有汉朝贾谊的那篇《治安策》（《陈政事疏》）。然而，贾生说的大半都是为皇帝自保其宗庙社稷谋划的，他对国事、民事的议论又往往不考虑事情的根本，而只强调细枝末节，哪像王安石这篇文章胸怀广大，用国民忠仆的标准责备皇帝，而且正本清源，哪一条都和先王的思想理念相适应。李商隐在诗中说：“公之斯文若元气。”（此诗为李商隐诗《韩碑》中的一句，赞美韩愈的文章以气盛，梁启超在这里借此赞美王安石的文章）他是完全可以担当的。在此之前有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他援引《易经》所说的，“绝望了就会想到要改变，改变了就能畅行无阻，畅行无阻就能够长治久安”，说得非常恳切。他说，国家革除了五代造成的混乱，富有四海已经八十年了，法律制度经过逐日逐月的侵蚀消解，上面的官吏人满为患，下面的百姓困苦不堪，必须通过改革变法来救国救民。他的这种见解和王安石是一样的。然而，整个朝廷都沸腾起来，与范仲淹为难，宋仁宗也没有办法左右这种形势，怎么能说这是宋仁宗一个人的过错呢？但沿袭社会的风俗习惯更让他们感到安全，习惯是非常厉害的，即便你有雷霆万钧之力，往往也没有办法征服它。我曾经读过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其中写道：“人们习惯于得过且过已经很久了，知识精英中的大多数人又把不关心国家大事、附和世俗、讨好众人当作美德。”当时的社会心理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些。这只是宋仁宗一个人的过错吗？汉文帝对贾谊，宋仁宗对王安石，大概是非常相似的。贾谊没有遇到赏识他的人，因此忧郁而死，王安石得到宋神宗的支持，能够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所以，贾谊只能通过文章为后人所知，而王安石却能通过他的改革事业而著名。然而，虽然王安石遇到宋神宗，但在流俗的反对下，他的成就也就只有这些，就像孟子所说的，不是没有新条嫩芽生长出来，但紧跟着就在这里放牧牛羊，所以这里就变得光秃秃了。自从王安石在当时被人指责、辱骂，数百年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为他辩白，而那些不关心国家大事，只会附和世俗、讨好公众的人却能够得到世人的称赞和推崇。于是，中国数千年好像坠入长长的黑夜一般，只留下这篇文章被参加射策考试（汉代选士的考试方法之一，代指科举考试）的人作为讽读或任意割裂、批评的谈资，这是多么可悲啊！
汉代贾谊曾作《治安策》，陈述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向汉文帝陈述他的治国方略。毛泽东曾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一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既然没能使宋仁宗醒悟，那么两年后，也就是嘉祐五年（1060年，一说嘉祐六年，即1061年），王安石又向宋仁宗递交了一份意见书，即《上时政疏》，其中写道：
我曾私下里观察自古以来的君主，他们在位的时间久了，就少了心忧天下的那份真诚，即使没有对百姓施行暴政酷刑，天下也有可能发生动乱。秦朝以后，在位时间较长的帝王有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这三位皇帝都是很聪明、有智慧、有胆略、建立过功业的帝王。他们在位的时间都很长，又没有什么内忧外患，于是便因循守旧，苟且偷安，并不真正地为天下的安危而忧虑，只求能度过眼前，缺少长远的打算，自以为灾祸不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直到真的大祸临头了才后悔莫及。虽然自己或许能够幸免，但祖宗庙宇已经遭到破坏和侮辱，妻子儿女也已走到穷途末路，天下的老百姓更陷于血泊之中，活着的人都不能摆脱困苦、饥饿以及被人劫掠的厄运。作为先王的子孙，看着祖宗的庙宇受到毁坏、侮辱；作为百姓的父母，保护不了子民的生命安全，这难道是仁孝的君主所能够忍受的吗？然而，晋、梁、唐三位皇帝在安逸享乐之中走到这一步，自己还以为灾难不会到来呢，即使来了也没有这么严重，没想到，它在不知不觉中就突然降临了。
天下大概是最大的器物了，不大力申明各种法令制度，便不能维持它；不大量培养人才，就不能保住它。假如没有为天下安危而忧虑的真诚，就不能询问察访到有贤德的人才，也很难要求人们遵守法度。有贤德的人才得不到使用，法令制度得不到完善，这样过着偷闲的日子，或许侥幸没有出现问题，但旷日持久，到最后却未必不会酿成天下大乱。我想，皇上有谦恭俭朴的美德，有聪明睿智的才能，有仁爱士民百姓、天下万物的思想。然而，皇上在位时间已经很久了，到了应该认真思考天下大事，吸取晋、梁、唐三位皇帝的教训来警诫自己的时候了。在我看来，如今朝廷里的官职，还不能说已经得到了有贤德的人才、政策的制定和施行还不能说已经合乎法度。官吏在上面为所欲为，百姓在下面忍受贫困，社会风俗一天比一天败坏，财力、物力一天比一天困窘，而皇上高高在上，深居宫闱，并没有询问察访人才，完善法令制度的意思。这就是我在私下里为皇上谋划，不能不感慨的原因啊。
因循守旧，苟且偷安，贪图享乐，无所作为，可以侥幸一时，却很难维持长久。晋、梁、唐三位皇帝不知道考虑天下的安危，所以灾难祸患一旦到来，再想询问察访有贤德的人才，完善法令制度，已经来不及了。把古代的事情作为今天的借鉴，则天下的安危治乱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而有所作为的时机没有比今天更迫切的了（就在今日），今天的机会一旦丧失，我担心您会后悔莫及的。用十分认真的态度去询问察访，培养大批有贤德的人才，用十分认真的态度去完善、申明各种法令制度，这些，皇上现在还能不抓紧吗？《尚书》中说：“如果吃了药却不感到眩晕，他的病就不能痊愈。”我希望皇上能以终身致命的疾患为忧，不要为一时的眩晕而叫苦。我既然被皇上提拔任用，让我担任侍从官员，那么国家的治乱安危就关系到我的荣辱，这就是我不敢以避免越权的罪责而放弃尽力规劝的职责的原因。希望皇上能仔细考虑我的意见，警诫自己，那就是天下的大幸了。
王安石一再申述的意见，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上时政疏》与前面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反复陈述的都是一个意思。然而，他的语言更加危言耸听，他的意志更加坚忍不拔。大概王安石那时真的担心形势很危急，不能坐视不管，而且觉得仁宗皇帝还可以接受他的意见，希望事情能有所改善。然而，仁宗皇帝已经老了，已经不想做什么事了，过了两年，他也就去世了。
（考异四）
《邵氏闻见录》中说：王安石被委任了知制诰这样一个官职，也就是为皇帝起草诏书和文件，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办公厅秘书。一天，皇上举办赏花钓鱼宴，招待各位官员。内侍们用金碟盛了钓鱼用的药饵，放在一个小桌子上，王安石把它都吃光了。第二天，仁宗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是个奸诈的人！如果是误食钓饵，吃一粒也就不会再吃了，他把钓饵都吃光了，这是不近情理的，平时我就不喜欢他。”后来，王安石自己写作《日录》，对祖宗讨厌鄙薄，对仁宗皇帝表现得尤其严重。蔡上翔说：“臣子陪伴皇上赏花钓鱼，皇上就在身边，旁边还站着各位同事，这些钓饵，内侍们已经盛在金碟里了，人人都知道它是钓饵，怎么会有王安石误食这样的事，而且还被皇上亲眼见到了？如果皇上亲眼见到王安石误食钓饵，又何必等到第二天对宰相说这件事，难道他对王安石还有所畏惧而不敢当面直说吗？而且，既然他平时就不喜欢这个人，为什么忍耐到现在才把这种想法说出来呢？不过是一盘钓饵罢了，王安石已经知道吃错了，还要把它都吃完，就是要表现他的奸诈，这种奸诈表现在哪里呢？皇上也一定要等他把钓饵都吃光才知道他的奸诈，这种说法的道理又在哪里呢？皇上因为这件事而不喜欢自己的臣子，臣子也因为这件事而怨恨他的君王，以致后来撰写《日录》，非常鄙薄宋仁宗。为什么邵伯温造谣诽谤竟到了这种极端的程度！”蔡上翔对邵伯温的驳斥，可以说是快刀斩乱麻。此种小节本来是不足以辩驳的，把它记录下来的原因就是想说明，王安石本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洁的人，诽谤者竟用奸诈来诬蔑他，他说了那么多好话，做了那么多好事，都被这个“诈”字抹杀了，天下还有公正的声音吗？
（考异五）
在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整个朝廷都和王安石的新法为难，然而从未有人诋毁他的人格。如果有，就是从世人所传苏洵作的《辨奸论》开始。他在其中说道：“将来使天下百姓遭殃的，一定是这个人。”又说这个人真是将“王衍、卢杞合为一身了”，又说他“嘴上讲的是孔子、老子，身体行的是伯夷、叔齐，收罗那些沽名钓誉之士和不得志的人，在一起制造舆论，自我标榜”。又说这个人“内心阴险狠毒，志趣和一般人大不一样”，又说他“满面尘垢，像居丧者一样，可是却大谈诗书”，又说“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是大奸大恶的人，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类人”。这些语言丑化、诋毁一个人到了极致，真是没有没说到的了。近代有一位李穆堂先生，据他考证，《辨奸论》是一篇伪作。他在《书〈辨奸论〉后》一文中写道：苏老泉（也就是苏洵）的《嘉祐集》十五卷原本已经看不到了，今天流行的版本中有一篇《辨奸论》，世上的人都因为这篇文章而称赞老泉能预见到王安石将给国家带来灾难。这篇文章最初见于《邵氏闻见录》中，这本书编于绍兴二年（1132年），到了绍兴十七年（1147年），沈斐编苏洵文集附录二卷，其中载有张方平为苏洵写的墓表一文，其中提到了《辨奸论》。而苏东坡为了感谢张方平为他父亲作墓表，写了一封信给张方平，也讲到写作《辨奸论》这件事。我认为，这三篇文章都是赝品。根据当时的情形来考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按照墓表的说法，王安石嘉祐元年（1056年）开始出名，他的同党一时为他倾倒，他的任命书中这样写道：“自有人类以来，只有几个这样的人。”制造舆论，把他说得几乎就像个圣人。欧阳修也对他表示赞赏，劝先生（也就是苏老泉）与他交往，而且王安石也愿意结交先生。苏老泉说“我了解这个人，这是个不近人情的人，很可能会给天下带来灾难”。而《邵氏闻见录》叙述《辨奸论》的写作初衷，和墓表是一样的。它引用了墓表吗？那应当明确指出来，不应该用自叙的语气。是与墓表暗合吗？那不应该字句完全一样。考察王安石在嘉祐初年，还没有被当时的朝廷重用，同党也很少，嘉祐三年（1058年），才被任命为度支判官（据《王荆公年谱考略》，应为嘉祐五年——编注），一个中央财政部门的属官。这一年他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并没有得到施行。第二年，负责《起居注》的编修，辞章上了八九篇，又被任命为知制诰（据《王荆公年谱考略》，应为嘉祐元年——编注），很快就得罪了当朝执政的大官，遂以母亲去世为理由返回南京（金陵）守制去了（据《王荆公年谱考略》，其母去世在嘉祐八年——编注）。宋英宗在位这些年，他一直不接受朝廷的召唤，却说嘉祐初年同党一时为他所倾倒，错得太厉害了。把王安石当作圣人的，是宋神宗。任命书说的那番话，是在熙宁二年（1069年），而苏老泉死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后来的那些事都不是他所能听到的。（中略）还有收罗一些沽名钓誉之士和不得志的人，一起制造舆论，自我标榜，自以为是颜渊、孟轲再生于今世，然而王安石的本传和王安石的全集都在，其中并没有这样的事。王安石执政之后，或许有依附于他的人，但老泉先生已经不在了，他是不可能知道的。如果把老泉先生所接触的人引见给王安石，他们相隔得太远了，王安石不一定有收罗他们的能力。我不知道所谓沽名钓誉而又不得志的都是些什么人。
人为什么要奸诈呢？一定有好处他才这样做的。王安石生平是以夔、稷、契为表率的，千乘之富他不看在眼里，三公的高位也不能改变他，这是天下所有人都信服的，他又为何要奸诈呢？他看到大宋朝的积弱现象，心里很不踏实，惶惶不可终日。而那些公卿大臣却像堂上的燕雀一样，悠闲得自以为很安全，他才不得不出来承担起天下的责任，而又幸运地遇到了很想有一番大作为的皇上，于是毅然与他合作，建立制度，改变风俗，力排众议，推行他的那一套变法的措施。这样做都是为了改变国家的弊端，希望国家长治久安，丝毫自私自利的想法都没有。他的办法不见得都好，但要相信他的出发点还是好的，哪里有什么奸诈呢？还有一点，我年轻的时候读俗刻本苏老泉集，读了其中的《辨奸论》之后，认为它不是老泉的作品，看到的人还有些疑问，不很相信。曾想得到宋刻本作为参考，但购求多年，都没有得到。马端临（字贵与）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列载了苏洵的《嘉祐集》十五卷，而世俗的刻本不称“嘉祐”，书名既然有很大差别，又多至二十余卷，觉得一定有后人的赝品、伪作掺杂在里面了。最近得到了明朝嘉靖壬申年（1532年）太原府太守张镗翻刻的巡按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该书书名和卷数都与《经籍考》记述的相同，而其中唯独没有所谓《辨奸论》这篇文章，这就更加让人相信这是邵氏伪造的赝品了。然而又感叹他这样费尽心机地制造伪书，但从来没有做伪者不被人揭穿的。
李穆堂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点亮了一盏明灯，使得所有的事物都无法将自己隐藏起来。蔡上翔引申发挥他的说法，有数万言，论证《辨奸论》和《墓表》确实是伪作，更令人大呼痛快，这里因为文章很繁复就不具体引述了。苏洵并不是圣人，即便是他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来诋毁王安石，也不能让王安石有什么损害。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不能认为它是真的。邵氏之流为了诬蔑王安石，把苏洵也诬蔑了，这种鬼蜮的丑态，我实在无法理解，只恨后来编写历史的人还把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当作实录，而沉沉冤狱经过了上千年也没有得到改正，我又怎能不为之伸张呢？
（考异六）
朱子《名臣言行录外集·邵康节传》中说，治平年间（1064—1067）与客人在天津桥上散步，听到杜鹃的叫声，神情惨然，很不高兴。客人问他原因，他说：“洛阳过去并没有杜鹃，今天开始有了，一定是有原因的。”客人问：“什么原因呢？”先生（邵康节）说：“不超过两年，皇上用南方人为首相，会引来很多南方人，专门进行改革变法，天下从此要出事了。天下要得到治理，地气是从北向南；将要大乱，则从南向北。如今，南方的地气已经来到。”这段文字也曾见于《邵氏闻见录》，而朱熹，即朱夫子竟也采用了，它的荒诞妄言粗俗丑陋，简直不值得有见识的人一笑。邵康节可以提前知道以后的事，难道杜鹃也能提前知道以后的事吗？大概是当时的小人们特别痛恨王安石，而又各自有所崇拜的人，所以就把所谓的先见之言托付给他所崇拜的人，用他们对未来的预言来抬高自己的身份。这就是王安石三次拜谒周敦颐而不被接见，苏洵写作《辨奸论》，以及邵康节听到杜鹃叫声的由来。考察《宋史·司马光传》，其中说道：“宋神宗曾经询问司马光，现在这个宰相陈升之，外面都怎么议论他？”司马光回答：“闽人狡猾、险诈，楚人轻浮、随意，如今，两个宰相都是闽人，两个副宰相都是楚人，他们一定提拔、推荐自己的同党，天下的风俗怎么能够更加淳朴厚道呢？”这种偏激浅陋、嫉贤妒能的话，稍能识大体、顾大局的人都是说不出口的。司马光果然说过这样的话，还是诽谤者假托司马光的名义？我不敢下这个断语。然而，由此可见，当时那些缺少远大的见识、热衷于眼前名利的儒者，他们的南北门户地域之见是非常严重的。王安石作为南方来的人忽然当了宰相，北方人是很嫉妒的。这也是天津桥上听到杜鹃叫声，邵康节所发那番议论的另一个原因。这种谬论到处流传，直到今天则变本加厉，以省界为标准，妨碍国家的统一，真让人感到悲痛！
这段议论所引宋神宗与司马光的一段对话，并不见于《宋史·司马光传》，而见于《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所记为熙宁二年（1069年）事。司马光所说的两个宰相、两个副宰相，其中陈升之是宰相，福建人，吕惠卿是副宰相，也是福建人，王安石是副宰相，则是江西人，两个楚人，不知所指何人。
王安石与宋神宗
商朝的创建者成汤对伊尹，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对管仲，孟子说他们都是先认可对方的学识，然后才请他们做臣子的。事实上，在专制政治体制下，政治家没有得到君主的信任，却能实现自己的主张并有所作为的，我从来都未听说过。所以，非秦孝公不能任用商鞅，非刘备不能任用诸葛亮，非苻坚不能任用王景略，非埃马努埃莱二世（意大利统一后的第一个国王）不能任用加富尔（1810—1861，意大利王国第一任首相），非普鲁士的威廉一世不能任用俾斯麦。如果他们的君主不足以有所作为，却要辅佐他干一番事业，那么就不是通过正当途经获得君主支持的，比较差的就像唐顺宗时的王叔文、王伾，比较好的就像明神宗时的张居正。所以，要想了解王安石这个人，不能不先了解宋神宗。
《宋史·神宗本纪》在“赞”词中说道：“神宗皇帝天性孝顺友爱，他对祖母、母亲都很恭敬，在她们身边侍奉的时候，总是垂手站立，无论寒暑都不改变。他曾经和两个弟弟一起在东宫读书，听侍讲王陶讲论经籍和史传，为了表示对老师的尊敬，他带着两个弟弟向老师行大礼，得到朝野的一致称赞，说他是有贤德的人。他继承皇位之后谦虚谨慎，对辅相都很敬重，鼓励直言，体恤鳏寡孤独之人，赡养那些年高有德的老人，改变财政的匮乏状况，不对宫室搞豪华装修，不搞劳民伤财的各地游幸。”《宋史》本来完成于嫉妒仇恨王安石的那些人之手，他们对宋神宗往往也是有微词的。然而即便按照他们在这里所讲述的，宋神宗的德行已经是秦汉以来皇帝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了。不过，宋神宗之“神”还不仅仅表现在这些方面，他对大宋朝几代人向辽国、西夏国缴纳岁币感到耻辱，不甘心处于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朝思暮想要实行变法，富国强兵，重振汉唐的雄风。他学习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欣赏赵武灵王主张胡服骑射的英明果断。史书上说，宋太祖赵匡胤曾经想积攒两百万匹丝绢换取辽兵的脑袋。按照他的设想，以二十匹绢收购一个脑袋，辽兵精锐不超过十万，两百万匹丝绢就足够了，并把这些丝绢储存在景福殿。宋神宗继位之后，元丰元年（1078年），更改景福殿库名，他作了一首诗：“五季失固，猃狁孔炽。艺祖肇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守之，敢忘厥志。”于是，设置了三十二个库，用这些字为三十二个库命名，一个字为一个库之名。后来，又积盈余二十库，他又作了一首诗：“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也是如法炮制。
英年早逝的宋神宗
宋神宗为宋朝第六代皇帝。1066年被立为太子，次年即位，时年仅二十。他立志改革，重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力图挽救北宋中叶的财政危机。神宗在位十八年，三十八岁便英年而逝。
由此看来，宋神宗的隐痛和他的远大志向不是已经昭然于天下，后世所共见的吗？王船山（夫之）说得好：“宋神宗一定有不能畅所欲言的隐衷，这就是说，在他身边的高级领导人中，没有能够领会他的意图并为他谋划的人。神宗皇帝刚继位的时候，曾对文彦博说：‘国家养兵以备边疆有事，仓库里就不能没有富余的钱粮。’这不是受到王安石的诱导，而是很早就立下了这个志向。（中间省略）神宗仿佛被荆棘囚困在楼台之上，形势紧迫根本不容他在那里自怨自艾，徒发感伤，他希望振奋精神，有所作为。然而，他却难以把自己心里所思所想的话对众人说出来，以鼓舞大家克敌制胜的勇气和决心，只是提出养兵以防备边疆有事，但这还要求助这些高官的理解和支持，这些掌握国家权柄的高官不愿意像他那样表现得焦躁不安，只是想如何与他平安相处。”王船山对宋神宗的论述真可以说是窥见了他最隐秘的地方。宋神宗这个人其实就是王安石所说的怀着一种赤诚心忧天下，不想因循守旧、得过且过，不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那种人。他一辈子都担心自己成为昏聩、糊涂之人，而不以一天的头晕目眩为苦。凡是王安石期待着从宋仁宗那里得到的东西，在神宗这里都得到了。而且，神宗皇帝环顾群臣，没有一个可以和他谈话的人，当他见到王安石的时候，就好像获得了左右手，他们就像鱼见到水、水养护鱼一样和谐默契，造就了两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君和臣的一段佳话，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王安石既然以他的君王不能成为尧、舜而感到耻辱，而宋神宗则毅然把尧舜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那么王安石的事业也就是宋神宗的事业，这里也就不再多说了，只选择一两篇王安石所写的奏议，来看看他辅助皇帝的事业是多么勤勉。他在《进戒疏》中写道：
此文作于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刚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
我认为，皇上已经结束了守丧的仪式，这完全符合古代圣贤所规定的礼仪。现在是臣子们向您进呈劝诫的时候了，我现在皇上身边工作，有责任先说出自己的看法。我听说孔子与颜渊讨论如何治理国家，他提出先要抛弃郑国的乐曲，然后远离斥退那些小人。商汤的左相仲虺称赞汤的德行，首先是不近声色，不聚敛财富，然后任用他人就像对待自己一样深信不疑。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沉迷于声色，不玩物丧志，然后使自己能够集中精神；能集中精神，然后才能明白事理；能明白道理，然后才能对人有所了解；对人有所了解，才能使得小人远远地离开你，而忠臣良士以及贤德的君子才能及时得到任用，并让他们尽心尽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法度的施行、风俗的养成都是很容易的。皇上虽然拥有过人的才华，但如果自己不能早早地戒除这种声色欲望，以至于出现失误，让这种欲望扰乱了自己的心思，也会造成精神不能集中的恶果；精神不能集中，就不能明白道理；道理弄不明白，歪理邪说就会乘机来影响你，这样它给你带来危险与动乱也不是不可能的。
皇上自继位以来，我还没听说有过沉迷于声色、玩物丧志的时候。然而，孔子是最伟大的圣人，他尚且认为，人活到七十岁的时候，才敢于随心所欲，如今皇上正值盛年，享受着君主的尊荣，想以声色欲望蛊惑你的人并不少见，那么我的这种担忧和皇上的自我约束就是很有必要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