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年轻的时候也曾作诗说：“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还说：“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他的抱负之伟大，他的性情之恬退，在这两首诗里都能看到。从历史中去寻找，则有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获得成功之后泛舟五湖，还有张良在协助刘邦打下天下之后跟随赤松子出游，他们的事迹与王安石颇有些相似。但他们都是看到了主人不能共安乐这一特点，是保全自己的一种策略，目的不过是避免灾祸，这是老子式的智慧。王安石不是这样。他是可以出去做官就出去做官，可以不做就不做，他在一进一退之间都忠实于自己的追求，从古至今，没有能超过他的人。
王安石在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熙宁四年（1071年）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的职位。熙宁七年（1074年）六月，罢相知江宁府。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又恢复了宰相的职位。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再次罢相。他在个人进退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节操，天下的人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如今从他的文集中选录几篇文章编排在这里。他在熙宁七年（1074年）写了六篇《乞解机务札子》，也就是辞职信，交给皇上，这里摘录其中的两篇：
其一
我孤单地寄居在外地，承蒙皇上收留，待罪在宰相府，到现在已经四年了。正当皇上想要实行变法的时候，朝廷内外议论纷纷，我确实任凭他们指责，也要把变法坚持下去。如果不是皇上信赖，能够辨明是非真相，我早就应该被诛杀了。对我来说，这是应该报答皇上的，怎么敢再有二心呢？不过，今年以来，我的病情一直在加重，不能承担繁重的工作了。过去我也曾向皇上说过我的身体情况，皇上没有答应我的请求，所以继续努力工作到现在，而感到痛苦的是，病情却一天天地更加严重了。正当皇上励精图治，每一件事都需要尽快处理的时候，我却这样困倦疲惫，并且长久地占据着宰相的位子，虽然皇上善待我，但我还是觉得自己的罪行在一天天地滋长，以至于不能再被容忍，最终还会因为我连累皇上的知人之明，绝不只是有损于我个人的一点儿品德，我这才冒昧地在今天提出辞职的请求。但听到皇上的谕旨并没有对我表示怜悯和同情，这使我感到十分惶恐不安，不知所措。然而我的请求却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敢于说出口的，我觉得，与其因为擅离职守而被杀，宁可违抗您的命令而遭到谴责。而且，大臣或出或入，为的是均衡劳逸，这也是祖宗留下的规矩。大概有关国事政见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容易产生矛盾、怨恨的地方，自古以来，独揽大权的人很少有不获罪并遭到降职或罢免的。不过，祖宗并不随便处置大臣，都是有说法的。我在这个位子上已经很久了，幸亏有您的保全救护，才免除了谴责呵斥，真诚地希望皇上能深深地顾念祖宗处置大臣的办法，使我获得一点儿安宁、方便。今后皇上再有需要我的时候，我绝不敢推辞。
其二（第六篇）
我恭敬地接受皇上的恩典，您专门派来了使者，让我入宫觐见供职。我的心思大概已经冒昧地说过了。皇上听到的议论都是十分高远的，我没能得到皇上的认同，就再次陈述一遍，这一次希望皇上能听到我的意见。回想当年，我是个孤单而又卑贱的人，被众人鄙弃，皇上收留并提拔了我，排除天下的不同意见，将朝廷大事交给我办，到现在已经八年了。正当皇上开始创立功业的时候，群臣都不明白皇上想干什么，我在那个时候只是想顺势而行，却不知道很多事情如果自以为高明，强行去做，是很可怕的。然而，皇上考虑得非常长远，不是我所能达到的。做这些事以来，犯了很多错误。虽然日日夜夜地操劳，也不能报答皇上哪怕万分之一的恩德。如今因为长久地占有皇上的宠信，人们的疑惑和怨恨都汇集到这里，有罪的指责，是无法避免的。老天又将疾病给了我，使得我精神萎靡，身体也感到疲惫，虽然想勉强支持一阵，但是已经不可能了，所以才敢冒犯皇上的威严，乞求解除我的职务。我认为，皇上是天地间的父母，应该对我有所怜悯。说起来，我没有什么功劳，也许应该杀头；但我还算是有些志向，或许又可以赦免。皇上始终保护着我，使我没有后顾之忧。然而，我没有得到皇上的顾念哀怜，却仍然想着能勉强担当重任，如果我通过努力还能对皇上有所帮助，那么即使毁灭了自身和宗族，我也不会躲避和害怕，只是想到自己最终也许将一事无成，还要使朝廷蒙受危险和耻辱，这是我不敢贸然去做的原因。皇上像日月一样明亮，没有照不到的地方，希望您能赐给我一线缝隙，让光亮能稍微照耀进来，就会知道我的恳切之意，是不敢随便地冒犯皇上的。我请求暂且在相府等候皇上的旨意，希望皇上能开恩，早日裁决处理我的请求。
又有《答手诏留居京师札子》，其中写道：
我很恭敬地收下皇上的手诏：“我希望你能留在京城做一名论道官，你应该体谅我的用意，请你尽快答复是否同意我的安排。”我的才能浅薄，过去受到皇上的提拔，在这个职位上做了这么久，其实是个误会，我也没有可以报答的。再加上我的精力衰弱亏损得很厉害，而我的罪过日积月累，已经很多，因此冒昧地请求辞去我的职务。非常幸运，皇上答应了我的请求，但接着又派遣吕惠卿来传递圣旨，想让我留在京城作为顾问。我不能忘记皇上的知遇之恩，也不忍心离开皇上，然而又仔细一想，让我做论道官，恐怕不是很合适，还是将我安置在一个闲散的地方比较好。皇上托付的事情已经有人去做，只要以诚相待，就足以帮助皇上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我是难以留在京城继续听任官场的诽谤了。如果皇上安排我去个方便的州郡，我是不敢不勉力去做的。至于将来，再有用到我的时候，我曾当面答应过您，一定不敢推辞。
我们看王安石的《乞解机务札子》，也就是他的辞职报告，一共递交过六次，言辞哀怨悱恻，皇帝才终于答应他的请求，同时又亲自写了诏书，挽留他住在京城，以备向他征询意见。皇帝对一个臣子能有这样深厚的感情，实在是无与伦比的。但是，王安石仍然执意要辞去官职，离开京城，他前后递交了六次辞职报告，应该说的都是实情。在王安石主持国家工作的数年间，文事武备，内政外交，百废俱兴，即使我们今天读史，仍然感到应接不暇。王安石以其一个人的力量独自承担起这么繁重的工作，他的精力被严重耗损，也是在意料之中的。而且，他还处在众人的怀疑、诽谤之中，想用引退来堵住那些叫嚷者的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然而，王安石为什么不在前几年提出辞职，偏偏要在此时提出辞职呢？在这之前，一切新政都刚刚开始，如果那时他要离开，还会担心这些新政根基不稳，容易动摇，一定要亲自负责到底，才能有希望最后获得成功。到这个时候，大的方面都已经确定下来，又有神宗这样英明的皇帝在上面主持，继任者也能按照既定的方针去做，因此这样一项伟大的工程是不会功亏一篑的，这是他可以放心离开这里的原因。有人说他是以辞职要挟皇帝，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王安石有什么要求是皇帝不能满足他的，而一定要用这种办法要挟皇帝呢？神宗对王安石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他根本不用靠要挟皇帝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也没有靠要挟皇帝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考异九）
据《宋史·王安石传》记载，郑侠上疏，将流民扶老携幼困顿苦痛的样子绘了一幅图画，献给皇上，并且说：“天下大旱是王安石导致的，罢免了王安石，老天爷肯定下雨。”慈圣、宣仁两位太后也流着眼泪对皇上说：“王安石扰乱天下。”皇帝也对他产生了疑问，于是罢免了他的宰相职位，让他做了观文殿大学士知江陵府。今天我们通过他写的这些辞职报告可以证明，事实与《宋史》的记载是完全相反的。他的辞职报告连续递交了六次，虽然被皇帝接受了，但仍然想把他留在京城。皇帝如果真的怀疑王安石，能这样做吗？而且，接替王安石担任宰相的韩绛、吕惠卿都是王安石推荐的，皇帝如果是听信了郑侠和太后的话才罢免王安石，为什么还要用他推荐的人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宋史》没有一处不是在胡说八道。
王安石自从获得了这个闲散职位，就把他剩余的精力都用来著书立说了，完成了《三经新义》这部巨著。不到一年，他又被召回，做了宰相。显然，当时神宗曾与他有过约定，说是再召他回京的话，他不能推辞，才放他回去的，所以他在辞职信里一再说“将来再有用我的时候，我不敢推辞”这样的话，这时他就不得不应召前去了。然而，再次为相一年有余，退隐江湖的意愿就越来越阻挡不住了，他终于再次引退。他多次上奏，皇上都不允许，最后甚至告诉他，不要再提引退的事了。王安石没有办法，只好请王珪出面为他说话。他的文集中有《与参政王禹玉书》两封信，他在第一封信中写道：
我在宰相的位置上已经很久了，每次想到这一点，就觉得不能敷衍了事。近来我在为工作操心之余，病又加重了。对于自己的身体，我可以不去管它，但以此来谋划国家大事，怎么能没有荒疏和耽误，又怎能对得起皇上任用我的心意呢？何况，自从春天以来，我请求辞去宰相职务，已经上疏四五次了。如今，我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已经没有再继续做下去的道理了。所以，特别要仰仗你的帮助，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委婉地为我说说话，也好早一点儿遂了我的心愿，不应该再被皇上留下，从而加重我怠慢的罪过。
他的第二封信是这样写的：
承蒙您能亲临我家，传达皇上的旨意，我感到非常局促不安，手足无措。我独自一人在外做官，常有无助之感。恰好遇到神宗皇帝，他不顾众人的批评指责，把宰相的工作托付给我，如果有利于国家，哪怕牺牲了我的生命，也在所不辞。但我自己觉得，我的行为既不能取悦于众人，而皇亲国戚、朝中大臣又对我十分不满，怨声载道。我的才智不足以做到了解一个人的真实面貌，而阴险邪恶之人又常在往来亲密的朋友之中。而且，我占据了这么重要的位置，时间又这么久，难免有到达极限的担忧。我的意气也已衰退，精力更显疲惫，也担心影响工作。我看前世那些大臣，到了这种时候还不请求辞官回家，而且最终没有使国家受到损害的，大概从未有过。由于这个原因，我宁肯接受故意逃避责任的指责，想在过失没有积累太多的时候能够急流勇退，回归乡里，做一个圣明时代知道适可而止，不做非分之想的大臣。希望天下后世之人对皇上选拔任命的官员没有什么讥讽议论的地方。您是一个我所尊敬的人，正值您主持朝中大政，从大处说，为了朝廷的事业，从小处说，顾及我们的友谊，您应该多少考虑一下我的情况，替我向皇上陈述一下我的意愿，既然皇上没有准许我上奏表章，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您的一番话上。我心中对您的感激之情是书信难以传达的，只有请您对我多加同情和体察。
王安石这个时候大概病得更厉害了，已经不能担任繁重的工作，所以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再次担任宰相之后，第二年春天就提出辞职多达四五次。皇帝很久没有召见他，于是他又请求同僚给予帮助。他说得很诚恳，主要是担心自己在职位上耽误了工作，以至于拖累了国家，怕给皇帝带来不能知人善任的负面影响。到了这个时候，神宗也知道王安石是非走不可，不可挽回了，于是给了他一个检校太傅依前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充镇南节度管内观察处置使判江宁府的职位，增加食邑一千户，实际享用的封户四百户，并且赐给他“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的称号。大概让宰相居住在京城之外，这是宋代以礼优待有功之臣的特例了。王安石多次请求辞去这些封号和赏赐，都没有得到允许。又过了一年，皇上拜他为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元丰二年（1079年），皇上又拜他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公。他在江宁（今南京）居住了十年，神宗的赏赐、问候一直不间断，直到神宗去世，实行王安石的政策也没有多少变化。
（考异十）
据《宋史·王安石传》记载：“王安石与吕惠卿互相排挤，皇上非常厌恶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到了他的儿子王雱死的时候，他特别悲伤，坚决要求辞去他的职务，皇上更加讨厌他，罢免了他的职务，让他到江宁府去，一直到神宗去世都没有再召见他。”国家的史官说：“嘿，《宋史》竟敢这样诬蔑王安石，甚至诬蔑宋神宗，也太过分了！”王安石辞谢职务的本意在前面抄录的几篇文章中都有表达，就是小心翼翼地提醒自己不要自满自足，担心工作受到影响，恐怕连累了皇上，给人留下不能知人善任的话柄，他在处理一个大臣的进退方面可以说是没有遗憾的。王安石已经离去，皇上还以宰相的身份尊崇他，封他为荆公、舒国公、左仆射、特进，没有一年不派人慰问，并赏赐汤药，他的谢表收录在文集中的就有数十篇。神宗对这个辞职引退的臣子也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况且，当他第二次辞职的时候，从春天到冬天，上了好几次表章，神宗都没有同意他的请求，直到不许他再上表章陈说此事，不得已他才拜托同僚为他求情。试想王安石去志已决，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想要再起用他，这怎么可能呢？曾公亮曾经说过：“皇上与王安石就像一个人。”神宗自己也说过：“自古以来的君臣，像我与王安石这样相互了解的极少。”正因为他们君臣之间相互了解得很深，所以皇上才能不仅了解他的才干，了解他的德行，而且了解他的志向。王安石第一次辞去官职的时候曾说，以后皇上再有需要他的时候，他不敢推辞，所以一听到神宗召唤他，马上应召前往，履行他的诺言。等到第二次辞去职务以后，他能够报答君主的事已经做完了，皇上也就不能再挽留了，神宗非常了解这一点，因此只有用恩赐和慰问来酬谢他的功劳，不再强迫他担负任何责任，这就是皇上十年没有召见他的原因。如果按照《宋史》的说法，一会儿说皇上讨厌他，一会儿说皇上更讨厌他了，一会儿又说皇太后曾在宫中流泪。我试着问一句，假如王安石做宰相时皇帝讨厌他，皇上直接罢免了他，把他赶走，不就完了吗？难道王安石拥兵自重，皇帝担心投鼠忌器吗？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说皇上以礼优待大臣，给他留有面子，那么在他提出辞职的时候答应他也是可以的呀，为什么每次辞职都要再三恳求，仍然得不到允许，甚至不许他再提辞职的请求呢？而且，皇上既然讨厌他，那么王安石已经走了，新法应该很快得到纠正啊，皇上可以安慰太后的心并保全他孝顺的名声，自己也可以稍微宽解一下厌恶他的心情，为什么新法在元丰（宋神宗年号，1078—1085）年间实行，十年如一日，没有改变呢？吕惠卿开创的手实法、鬻祠法，他一离开就罢而不用了，而对于王安石的新法，整个神宗朝没有废除一项。由此可见，曾公亮说“皇上与王安石如同一人”，并没有错。我曾私下里谈论自古以来的君臣关系，真的是很难说啊。萧何与汉高祖一起做过小吏，后来萧何辅佐汉高祖夺取天下，功臣里位居第一。其后也有许多封赏，买了田地房屋，但君对臣子不信任，臣子对君也有所怀疑。唐太宗说到魏徵，甚至有“箴规过失，不可一日离左右”的说法，魏徵死后，唐太宗还亲自撰写碑文，又答应把公主嫁给魏徵的儿子。但没过几个月，唐太宗就命人推倒了石碑，撕毁了婚约。但是像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有始终如一的品德，二十年如一日，自古以来不曾有过。大概是君与臣心里都只有国家，只有百姓，而没有个人的私心杂念，并且他们在谋划事情时的见识、做事时的勇气，都足以相辅相成，所以才能肝胆相照，始终亲密无间啊。宋代儒生中的小人对王安石恨之入骨，所以他们诋毁王安石的时候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对待宋神宗大概也是如此。但他们毕竟不敢直接诋毁宋神宗，而实际上，诋毁王安石就等于诋毁宋神宗啊，于是不得不造谣说皇上厌恶王安石，皇上更厌恶王安石了。殊不知，皇上对待王安石的态度，人们是有目共睹，看得很清楚的；皇上在王安石之后仍然想着完成王安石开创的事业，人们也都有目共睹，看得很清楚的。欺骗谁呢？欺骗上天吗？神宗如果有知，我相信他一定不能瞑目于九泉的。假使王安石真如苏洵所说，是王衍、卢杞二人的合二为一，那么神宗一定也如杨用修所说，是把周赧王、秦二世、汉桓帝、汉灵帝合为一体的人物，大概他们君臣二人已经融为一体，有功则都有功，有罪则都有罪，贤明就都贤明，不肖就都不肖。如今既想把王安石说成是共工或鲧，又不得不把神宗说成是尧、舜，进退失去依据，才制造出这样相互矛盾的言论，不是太可悲了吗？而且还把它写进正史，以一手而遮掩天下的耳目，竟然瞒了一千年。可见，肮脏的历史毒害天下，比洪水猛兽还要厉害啊！
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中有一段记载：
熙宁庚戌年（熙宁三年，1070年）的冬天，王安石自参知政事拜为宰相，登门祝贺的人接连不断。王安石因为还没有谢恩，就谁都不见，只和我坐在西廊下的小阁中，交谈之间，忽然提笔在窗户上写道：“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放下笔，给我鞠了个躬，就回屋去了。
大概王安石平生进退的大关节他都能自己安排，其原因就在于他在很早的时候就想清楚了。他品德高尚，神态像云间的仙鹤一样，人世间的富贵在他看来就像身边的浮云，从来都不把它放在心上，而他又始终秉持知命不忧的大义，即使是道的兴废，他也相信是不能强求的。所以，他在当政之初就已怀有归隐田园的志向，以后只是一一验证他说过的那些话，这不就是所谓“出淤泥而不染”吗？黄山谷题王安石画像时说：“我曾经仔细观察他的风度，真的是视富贵如浮云，不沉溺在财利酒色之中，真是一代伟人啊。”陆象山则形容他：“英俊豪迈，超逸非凡，对于社会上流行的纵情淫乐的生活、追名逐利的习气，都绝不认可和接受，一副耿介有骨气的样子，庸俗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能浸染他的内心世界，洁白的操守像冰霜一样凛然，这就是他的品质。”又说：“王安石是盖世的英才，具有超绝世俗的操守，犹如山川的神灵一样精神焕发，不是哪个时代都能产生的。”我辈生在千年之后，读了他的书，想到他的为人，仍然有一种肃穆之感，就像《诗经》里说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意思就是说，王安石像高山一样令人仰慕，像行动的准则一样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虽然不能达到这种程度，可我们心里却一直向往着。然而，按照污秽的历史所记述的，王安石就是一个热衷于利禄的人，他的升官是因为诡诈，他的辞职是因为皇上疏远他，而他还想着千方百计向皇上献媚以图再起。如果是这样，黄山谷、陆象山的话不就都成了梦话吗？我对于诋毁新法的人顶多可怜他们没有见识，还是可以饶恕的，可是对于诋毁王安石人格的那些人，我每次一读到这里都怒发冲冠！
（考异十一）
各种杂史笔记类似《邵氏闻见录》这样的，往往都记录了王安石罢官后谋求再做宰相这样的事，我如今已不屑于和他们辩驳，也不屑于在这里讲述了。
王安石从很小的时候就寓居江宁，所以他很喜欢江宁，他的《忆昨诗示诸外弟》写道：“想见江南多翠微，归心动荡不可抑。”看来，他少年时代就有这种想法了。神宗了解他的意愿，所以让他以使相的身份判江宁，于是他就终老在这里了。辞职后他每天在这里徜徉，借山水名胜自娱自乐，无拘无束，就像个山间野人。读他的诗词，几乎看不出来他曾经是个开创了千古以来不曾有过的惊天动地伟大事业的人。啊！欧阳修所说的用在哪里都很得当，至此更加让人坚信了。王安石晚年著《字说》一书，精心创作，而且很醉心于佛家和道家，对道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了。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在江宁去世。司马光在《与吕晦叔简》中说：
王安石的文章和节操过人之处很多，但他不大明白事理，又喜欢掩饰错误，结果导致了老实正直的人疏远他，谗邪奸佞的人却靠近他，败坏了许多规矩、法度，以至于弄到这个地步。如今正要开始纠正他的过失，革除他的弊端，不幸他却去世了，那些投机的小人一定会百般地诋毁他。我认为，朝廷应该特别用优厚的礼仪来对待他，来打击这种轻薄浮躁的风气，先想到了这些，马上就告诉您，不知晦叔以为如何？您也不必回信，朝廷上的努力申说就全靠您了。
于是，皇帝发表敕令，赠他“太傅”的称号，敕文是这么写的：
我仔细观察古代的文物，清楚地看到上天的意图，就在一个不寻常的大事件将要发生的时候，上天一定会造就稀世的人才出来，要让他的名声超过当时所有的人，他的学问贯通古今，才智足以使他抵达理想，言谈足以将他的思想传达给别人，瑰丽雄奇的文辞足以描述各种事物，卓越超绝的品行足以鼓动四面八方的人，如果用他来治理国家，在短短的一年之间就能风靡天下，使天下的习俗得到改变。由此来看，观文殿大学士守司空集禧观使王安石，年轻时读孔子、孟子的书，晚年以瞿昙、老聃为师，汇集了“六艺”的古代遗文，用自己的思想去评判；把历代各家对经典的解释视为糟粕，自己对经典自有新的解释。恰逢神宗想有一番作为，第一个就任用了他这个群贤中最突出的人。神宗对他深信不疑，这种君臣之间的感情古今都没有过。正需要他建功立业的时候，他却突然想要归隐山林。哪里有什么富贵如浮云啊，辞官就像丢掉鞋子一样，一点儿也不可惜。常和渔夫、樵夫争座位，却不使麋鹿惊慌失措。做官和退隐，都能从容不迫，儒雅可观。我刚刚开始掌管这个国家，先皇的去世仍让我哀痛悲伤。怀念您这样的三朝元老，您却远在长江以南。认真观察揣摩您的治国方略，仿佛看到您当年的风采。哪知道您去世的消息竟出现在我居丧期间。为什么没有长命百岁呢？我不禁为您落泪。啊，生与死，用与舍，谁能违背天意？赠您谥号，发布哀悼褒奖的文告，难道不应该由我承担吗？把师臣的爵位赐给您，来表示我对您的宠信，也给儒者增光。也许您在天有灵，希望能接受我的诏命，特别将“太傅”赠予您。
这篇敕文见于《东坡集》，大概是苏东坡起草的。这确实是苏东坡的心里话，也是王安石最后的光荣。盖棺定论能有这样的文章，说明公论也许还没有完全泯灭。当时，熙宁（宋神宗年号，1068—1077）时期的新政，已经更改得差不多了，司马光、苏东坡又都是当时排挤王安石最卖力的人，但司马光称赞他节义过人，极力请求给他应有的优待和抚恤。苏东坡撰写敕文，对于他的政绩虽然不置可否，但对他的德行赞不绝口。虽然王安石平时的操行在朋友中是没有人怀疑的，但司马光、苏东坡都给予王安石公正的评价，他们的贤明也有常人不可及之处。
李白仙诗帖
北宋苏轼书。蜡笺纸本，宽54厘米，长111.1厘米。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该帖为宋神宗元祐八年苏轼58岁时书。
从此，这位绝世伟人告别了这个世界，只留下他的事业和言论，让后世史家来评说。
（考异十二）
与王安石同时期的贤人，除了吕诲（吕诲不是个正直的人，下一章再讨论他）一个人之外，从未有人诋毁王安石的个人品德，所争论的只是对新法的不同看法。大约王安石的操行还是与当时的人相一致的。但自从杨时、邵伯温、范冲、魏泰这些人出来以后，才开始有了对王安石的诬蔑，几乎无所不至，而且还把他们说的这些话都假托前人，目的是使人相信。于是就有了苏洵的《辨奸论》，就有了苏东坡的《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一文，又有了司马光的《日录》和《涑水纪闻》等书，这些书都描写了王安石的丑态，读了这些书，会觉得数千年穷凶极恶的小人没有谁能像王安石这样。假使这样的文字果然出自苏洵、苏东坡、司马光之手，那么在王安石的晚年，苏东坡屡次和他交游，向往备至，这些都在《东坡集》中可以见到，难道苏东坡甘愿和这样一个人在一起吗？这个人被他父亲诋毁为阴险狠毒，和别人的兴趣不一样，是不近人情的大奸大恶之人，而苏东坡是稀世的人才，学问贯通古今，卓越超绝的品行足以鼓动四面八方的人，他这样明目张胆地和他父亲为难，难道他不懂做人子的规矩吗？至于司马光的《致吕晦叔书》，已经谈到王安石的节义超过常人之处很多，而且还担心那些投机的小人会百般诋毁他。那么，后来的这些事司马光是预见到了。如果真像《日录》《涑水纪闻》中记载的那样，那么王安石的为人就连猪狗都不如了，还有什么节义可说呢？那么他所说的投机的小人、百般诋毁王安石的人，不就是他自己这样的人吗？蔡上翔力辩这些文章和著作，都是南宋以后儒生中投机的不肖之徒所伪造，可以说是见解独特。不仅为王安石昭雪了冤案，也为司马光、苏东坡等人昭雪了冤案。只恨这些谬误的说法到处流传，人们习惯了错误的说法，却忽略了正确的说法，元代那些粗陋的儒生把这些谬误采入正史，于是就成了铁案，没有人敢怀疑它，以至于把稷、契这样的人视为同类而共欢，却将伯夷、叔齐说成是盗跖，公论消亡了，人道也几乎没有了。我难道好辩论吗？我只是不得已啊！
王安石新政的成绩
王安石的新政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不能说都成功了，这一点就不用说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效果往往不像他预期的那样好。尽管如此，说它失败了也不应该。为什么呢？因为施行起来难免有相沿而成的弊端。然而，从挽救当时的形势考虑，利还是大于弊的。熙宁五年（1072年），王安石曾有一篇《上五事札子》：
皇上即位已经五年了，需要改革的事情有几百几千件，其中已经写成条例、确立法令，而且对国家有利的，真是多得很。在这些法令中，最重要、见效最慢而议论又最多的有五件事：一是“和戎”，二是“青苗”，三是“免役”，四是“保甲”，五是“市易”。如今青唐、洮河一带，方圆三千余里，整个戎羌族的百姓大约二十万人，献出他们的土地，归附朝廷，成了我们的“熟户”，可见，和戎政策已经有成效了。过去，贫困的百姓向豪强人家借债付息；今天，贫困的百姓已经向官府借债付息了。官府把利息定得很低，解决了老百姓的困难，看来，青苗法也开始见效了。只有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这三项法令，其实际效果这里还不能确定。如果得到可靠的人去推行，就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如果推行的人有问题，也许会带来很糟糕的效果。逐步推行，可能会收到好的效果；急于求成，就可能带来祸患。《尚书》里说：“办事如果不效法古人，却能长久地办下去，我还没有听说过。”像这三项法令可以说是效法古代了。然而，要懂得古代治国的道理，才能实行古代的法令，这就是我所说的尚不能确定的重要因素。免役法来自《周礼》对府、吏、胥、徒四种差役的设置，也就是《礼记·王制》篇中所说的“在官府里当差的平民”。然而，全国的老百姓贫富不均，风俗不同，地位有高有低，这些都不能作为实行免役法的依据。现在一旦要改变这种状况，把免役法推行到各家各户，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国家的所有劳役都能出钱请人代替，把全国所有的农民都从劳役里解放出来，回到田间从事生产劳动。但如果没有可靠的人去推行，那么五个等级的划分就不会很公平，而募役的费用也就不能按照财产的多少公平合理地负担了。保甲法起源于夏、商、周三代的“丘甲”制度，管仲在齐国实行过，子产在郑国实行过，商鞅在秦国实行过，仲长统在东汉时也谈论过，并不是今天一定要标新立异。不过，天下的人像野鸭和大雁一样散居四方，没有人管，已经有几百几千年了。现在一旦要改变这种状况，把他们按照保甲法的规定组织起来，邻里相接，互相监督，既清查了坏人，又保护了百姓，平时养兵于民，战时可以打仗。但是，如果没有可靠的人去推行，那么他们就会用追逼、叱责的手段来骚扰百姓，用强征调派的办法来吓唬百姓，这样，民心就动摇了。市易法来自周朝的司市和汉朝的平准法。如今，官府拿出百万贯钱拨给市易务，作为收购货物的资金，来平衡物价，又借贷给做生意的人，让他们去经商。同时，商户每年要向官府缴纳几万贯钱的利息。但我深知国内的货物、钱币尚未流通起来，特别担心那些急于邀功请赏的人想在一年半载内就迅速地见到成效，这样的话，新法就被毁坏了。所以我说，这三项法令。如果能有可靠的人来逐步推行，就会获得成功；如果没有可靠的人，又急于求成，就有可能失败。实际上，免役法如果能成功地实行，就不会耽误农时。同时，百姓负担的劳役也就公平合理了。保甲法能够实行，内忧外患就会平息，国家就会强大起来。市易法能够实行，货物和钱币就会在全国流通，国家的经费也就充裕了。
孔子说：“欲速则不达。”又说：“这个人还在，他的政令就能够实行；这个人不在了，他的政令也就废止了。”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难道只有这三件事吗？然而，王安石单独举出这三件事来很郑重地谈论它们，是因为这三件事最繁重，而官吏们在文字上做手脚也比较容易一些。不过，正当各种法令经过草创将要就绪的时候，王安石忽然上了这个札子，难道他看到了宋神宗在实施新法的时候有急于求成、用人太滥的毛病吗？看他的《论馆职札子》，说皇上自即位以来提拔使用的那些人有许多只是有一点儿小才，而品行却很成问题，就知道他考虑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根据王安石的这个札子，我们知道，“和戎”“青苗”这两件事是他认为已经有了成效的。“和戎”这件事，它的功劳整个天下都看得见，不必说了。青苗法立意虽然很好，但从道理上讲，不能只有利而没有弊。也许这个法在最初推行的时候找到了十分可靠的人，所以才能见到比较多的成效，而问题暴露出来的很少。或者王安石的聪明仍然有被遮蔽的地方，没有能够发现。不过，看到反对派当时对青苗法的诋毁，都说它有弊无利，似乎又是不可能的。再看此后元祐（宋哲宗年号，1086—1094）年间想要废除青苗法时，主张不要废除它的人反而很多，这也可以说明问题。免役法改变了数千年来的苛政，为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改革刚开始的时候，一部分人难免会感到有些痛苦，但这些基本都是有钱有势的人。而小小老百姓没有不得到它的好处的，这可以说是只有利而没有害处的。保甲法内容丰富，思虑精当，是王安石一生最用力的事业，它的警示作用可以说是有利而无害的，它的成效人们也看得很清楚了。而它的寓兵于农的作用则由于当时募兵制度还没有完全废除，常备军和后备军的区分还不明确，对百姓生活有些影响，也是意料中的事。但为了使衰弱的宋朝能振作起来，又不能不这样做。
养蚕业和丝织业的兴盛
丝绸和瓷器一样，都是中国特有的物产。在宋代的富人阶层中，崇尚穿着华丽而舒适的丝绸衣服，由此带来了养蚕和丝织行业的兴盛。这是绘于宋高宗时期的《蚕织图》，图中详尽地解说了由种桑养蚕到织成丝绸贩卖的全过程，上面还有宋高宗妻子吴皇后的亲笔题字。国家大力支持能带来巨额税收的养蚕和丝织行业发展，希望好的经验和技术能很快推广到全国各个地区。
只有市易法，它的用意不能说不好，但万万不能在专制政体的国家中实行，万万不能在标榜以自由竞争为根本观念的经济社会中实行，即使奉行者是非常可靠的人，仍然担心国家有可能成了兼并垄断的头子；如果奉行者不是很可靠的人，那么将为官吏打开以权谋私的大门，小老百姓的生活就会一天比一天过得惨淡。王安石的失策大约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而当时见不到什么成效的，就数这个最厉害。当时阻挠新法的人都说因为实行新法的缘故导致了百姓颠簸困苦，而又无处控诉。他们的这些言论被记载在史书中，数也数不清。然而，考察远古的历史，那些执政者十分残暴的政权没有不招致动乱造成国家颠覆、个人身亡的。像秦始皇、隋炀帝这样的人就不说了，又如王莽，固然也托言于《周礼》，进行所谓的变革，但是他所实行的政策没有一项是效法先王意志的，自始至终就没想过要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因而搞得人们怨声载道，没有几年就天下大乱，四海沸腾了。后世评说王安石，有人甚至将他比作王莽。但是，王安石创立新法，没有一个不是以国家得到利益、百姓得到幸福为前提，他的做法与王莽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不用争辩的。那些学问浅薄、不求根本的人也许看不到这一点，但为什么不将他们的结果做一番比较呢？假如王安石的新法果然有害于百姓，那么当老百姓不堪忍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是一定会铤而走险的，即使王安石有超强的统治能力，难道能够禁止吗？宋朝自真宗、仁宗以来，虽然号称天下太平，但发生在民间的叛乱仍然此起彼伏，从未间断，杀人抢劫的案件在乡间更是到处都有。在这之前，固然已经招募强悍之人到军队中服役了，但国内仍然不能确保安定的秩序。那么，到了熙宁元丰（宋神宗年号，1068—1085）这二十年间，一切都在变革之中，又因为实行保甲的缘故，不禁止民间携带弓弩，如果政府的改革措施确实违背了百姓的意愿，那么一人振臂高呼，万千民众响应，于是酿成大乱是很有可能的，但我们却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事。即使是江湖上的草寇，也比以前有所减少，整个国家和睦和谐，其乐融融，好像忘记了还有皇帝的威严。读当时这些人的诗文集，那种气象是可以想象的。王安石有一首《元丰行示德逢》：
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龟兆出。
湖阴先生坐草室，看踏沟车望秋实。
雷蟠电掣云滔滔，夜半载雨输亭皋。
旱禾秀发埋牛尻，豆死更苏肥荚毛。
倒持龙骨挂屋敖，买酒浇客追前劳。
三年五谷贱如水，今见西成复如此。
元丰圣人与天通，千秋万岁与此同。
先生在野故不穷，击壤至老歌元丰。
又《后元丰行》（一首）云：
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风雨。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水秧绵绵复多稌，龙骨长干挂梁梠。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老翁堑水西南流，杨柳中间杙小舟，乘兴攲眠过白下，逢人欢笑得无愁。
又《歌元丰五首》云：
水满陂塘谷满篝，漫移蔬果亦多收。
神林处处传箫鼓，共赛元丰第二秋。
露积成山百种收，渔梁亦自富虾 。
无羊说梦非真事，岂见元丰第二秋。
湖海元丰岁又登，稆生犹足暗沟塍。
家家露积如山垅，黄发咨嗟见未曾。
放歌扶杖出前林，遥和丰年击壤音。
曾侍玉阶知帝力，曲中时有誉尧心。
豚栅鸡埘晻霭间，暮林摇落献南山。
丰年处处人家好，随意飘然得往还。
杜甫（杜工部）的《忆昔》追咏唐朝开元（713—741）年间全盛的时候，其中写道：“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读杜甫的这几句诗，气象仿佛和王安石描写的元丰（1078—1085）年间是非常相似的。不是非常太平的年代，怎么会有这样的诗呢？这时，新法已经实行十余年了，而王安石也已经归隐乡间退休了。以此对比司马光曾经讲过的英宗时民间的景况，说是不敢多种一棵桑树，多置一头牛，不敢储存两年的粮食，不敢收藏十匹帛，这种情景和元丰年间的情景相比，相差得太远了！前后不过二十年的时间，为什么人民生活的富足和困顿竟有天壤之别呢？难道不是因为最残害人民的差役法已经废除，又有青苗钱已经注入民间，来帮助百姓发展生产吗？而保甲制度已经实行，盗贼都洗手不干了，所以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世也就不期而至了。如果可以这样说，那么新政的效果也就可以看出来了。
苏东坡有《与滕达道书》（此书不知作于何年，大概写于元丰年间），其中写道：
我想与您见面谈一谈，我们在刚刚施行新法的时候，大概是抱有偏见的，以至于有了关于同意或不同意的争论，虽说动机是好的，都是忧国忧民，但说得并不对，很少有合情合理的。如今，皇上的德政每天都有新的变化，社会大众的教化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回过头来再看以往我们所坚持的意见，更觉得是有疏漏的。如果要我改变自己的志向和操守以求进取，我还不敢这样做，如果还像以前一样吵吵嚷嚷，我也会陷入更深的忧虑之中。您此行是要表示一种归隐田园的意愿吧，作为一名年纪已大、疾病缠身的旧臣，您也要表达一点儿心意，想要再见皇上一面，这样，恐怕就要有一番对话。您的来意没有超出这些吧？
苏轼是以往诋毁新法最用力的人，他的《上神宗皇帝书》被诋毁新法的人视为圣经贤传，说它像悬在天上的太阳、月亮一样，是不能更改的。但他到了晚年谈论此事的时候却是这种态度，深深感叹于皇上德政的更新和民众教化的有成。那么，熙宁元丰（宋神宗年号，1068—1085）的治理一定有超越前人，能使大家心悦诚服的地方。新法果然有什么对不起天下人的地方吗？元祐（1086—1094）时的那些人闹闹嚷嚷，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挠和破坏（上）
我读西方的历史，感叹政党对于国家有造就的功劳，是那样伟大。我读本国的历史到宋、明两朝，又感叹党争对国家的毒害是那样猛烈。本国历史上的党争都属于“私党”，不同于西方国家“公党”式的政党。对于这些“私党”，看他们的品性，也不一定就是小人，其中也有很多是君子。他们的目的也不一定是追求高官厚禄，其中因此而辞去官职俸禄的也大有人在。他们争论的也不一定就是政治问题，但无论从哪个问题引起，最终都将牵扯到政治上来。这些“私党”也不是有意地结合在一起的，然而随便遇到一件事，都可能兴风作浪。有一个吠影于前的倡导，就会有百吠于后的追随。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过是意气用事而已。意气超越国家利益之上，意气之争可以让他们将国家利益放在一边，不闻不问。这种风气兴起于王安石执政之前，形成规模是在王安石执政的时候，而它的高潮是在王安石辞官罢政之后。宋朝因此而亡国，它的流毒到了另一个朝代也没有根除。考察它的性质，当时新法遭到阻挠和破坏的原因也就显现出来了，我们也就看得更清楚了。
王安石刚刚执政的时候，第一个弹劾他的其实是吕诲，这件事发生在熙宁二年（1069年）。现在将吕诲的上疏录写在这里，并加以分析：
我认为，大奸之人装得像忠良一样，诡诈的人装出很诚实的样子，他这样的人一定是把个人的进退和时机的吉祥凶险联系在一起。就像少正卯这样的人才，说的是谎话但很善辩，行为不端但能够坚持，顺从错误的言行而且善于掩饰，记忆力很好，学问又很渊博，不是孔子圣明，谁能除掉他呢？唐朝的卢杞，天下人都说他是奸邪之人，只有唐德宗一个人不相信，结果终于酿成大祸。所以说，真正了解一个人是很难的，尧、舜在这方面都有很多教训。皇上即位之初起用王安石知江宁府，不久又招为学士，那些朝中官员都庆贺皇上英明，认为是提拔有文才的人做他适合做的事。后来又提拔他做了副宰相，所有的人都不赞成。恰如把一件东西放在秤上，它的轻重是骗不了人的。古人说“庙堂之上，不是草茅之臣说话的地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认真地观察参知政事王安石，他外表给人纯朴的感觉，心里却藏着机巧和狡诈，他对皇上倨傲无礼，为人阴险狠毒，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简单地说十件事，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希望皇上能从被蒙蔽中醒悟过来。我说的如果有一句是假话，是诬蔑他，死一万次我都不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