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去世以后，他和太后争论册封谁做皇帝，就因为这件事遭到贬谪和流放，最终死在那里。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主张立的简王、申王究竟如何，不过宋徽宗荒淫无道，最后使得宋朝灭亡，是从古到今大家都能看到的。怎么知道章惇不是平时观察宋徽宗这个人不适合做皇帝，故意出来阻拦呢？即使不是这样，也没有理由指责章惇有罪，如果只是因为他延续了熙宁、元丰的改革，就说他是奸人，那么他也只是奸其所奸而已。
他最为世人诟病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放逐元祐时的那些大臣，二是请求废除宣仁太后的名号。请求废除皇太后的名号确实是有罪的，至于放逐元祐时的那些大臣，也还是以元祐时人对待熙宁、元丰时人的办法对待他们而已。元祐时的各位大臣做得对，章惇也做得对；章惇做得不对，元祐时的各位大臣也做得不对。有人一定会说，元祐时的那些人都是君子，君子是可以放逐小人的；章惇是小人，小人是不能放逐君子的。我不知道这些人所说的君子、小人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如果说私德，和章惇的耿直孤傲相比，恐怕元祐时的各位贤人仍然会感到愧疚的；如果是说政见，我没听说过还有根据政见来判断君子、小人的。攻击新法的人既然可以指责信奉新法的人为小人，那么信奉新法的人也可以指责攻击新法的人为小人，他们之间能相差多远呢？章惇报复元祐时的人，那种残酷的程度确实比元祐时厉害，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元祐时的人报复熙宁、元丰时的人的残酷程度也比熙宁、元丰时厉害多了。用正直来报答怨恨，这是一种美德。然而这只有崇尚道德的三皇五帝才能做得到，怎么可以拿来要求章惇呢？而且，元祐的各位都自称是君子，他们的道德还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何况章惇这样的人呢？我认为，章惇就是一个有才干但喜欢负气的人，至于说他是奸臣，我不能理解。
蔡确 （1037—1093） 根据《宋史》本传记载的事实考察他，他其实就是个小人。然而，王安石在他执政的八年中，始终没有委派他太重要的工作，官职也只是到知制诰而已。王安石施行新法，也没有借助他的力量。他不能说是被王安石任用过的人。
王韶 （1030—1081） 王韶的功劳已在前面具体介绍过了，《宋史》本传仍然严重地诋毁他，这里不再辩驳。
熊本 （1026—1091） 熊本的功劳也在前面介绍过，但《宋史》本传对他也有微词，这里也不再辩驳。
郭逵 （1022—1088）赵卨 郭逵、赵卨都是王安石任用过的边将，在对西夏、安南的作战中都立过功，《宋史》对他们也有微词。
前四个人都是功劳和过错不能相抵的。古代的名将往往都是这样。使用他们是因为他们有某种才能，为了取得成功而已，这些根本不是王安石的缺点。
范子渊 王安石任用的兴修水利的人。《宋史》中没有他的传，但《河渠志》记述他建设过的水利工程非常详细，大概他极力主张疏通河道，并能发明一些新的器具用于水利工程，也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宋史》对于王安石的政绩没有不进行诋毁的，所以也说范子渊迎合王安石来邀宠，又说他发明的器具没有用，但如今历史陈迹已经湮灭很久了，他们的是非我也无法查明了。
薛向 唐坰弹劾王安石，说他对薛向、陈绎颐指气使，就像对待自己的家奴一样。王安石在嘉祐五年（1060年）曾经举荐薛向管理马政，熙宁初年又举荐他为江淮发运使，不久又举荐他为权三司使，对他的信任是很深厚的。薛向在这些单位工作成绩都很突出，马政、漕运经过他的治理，都革除了过去的弊病。在熙河战役中，物资转运没有出任何差错，他在理财方面的功绩大概和刘晏相当，即使是《宋史》也很称赞他。王安石善于使用有才干的人，这也是一个例子。只是我很奇怪，《宋史》在薛向的传中，对王安石屡次举荐他只字不提，是不是不想用这样的事“玷污”薛向呢？唉！
陈绎 （1021—1088） 唐坰把他和薛向并举，他们都应该是王安石非常信任的人。熙宁年间他曾经知开封府，《宋史》本传只有寥寥数行，只有“论事不避权贵，当政的时候坚决摧毁豪强结成的朋党，审理案件常常为人平反”这三句。此外就是诋毁他的私德，揭发他的隐私，说他的儿子和媳妇一天晚上都死在士兵手里。又说他善于伪装成忠厚老实的样子，多事的人看他像“山寨版”的颜回。在他的传的后面，史家说：“陈绎喜欢迎合别人做事，这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对闺门管理不严，发生了那样的事，廉耻都没有了，虽然他很有管理才能，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根据这些材料来推论，陈绎一定是个操守严正、做事很敏捷也很聪明的人。古代那些老实守法的官吏，他们的政绩有很多是非常可观的，只是历史很少记载，却说他“伪装成忠厚老实的样子”，我不知道写史的人是怎么知道他一定是伪装的；他的儿子和儿媳死于非命和他有什么关系，凭什么指责他“廉耻都没有了”？“虽然很有管理才能，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古往今来有这种评论人的方法吗？从古至今有这样的“史笔”吗？关键的是，只要是王安石关怀过的人，即使是好人也会被说成是强盗，这是《宋史》的一贯宗旨。
本传称赞他的三句话是神宗对他的评价。
邓绾 （1028—1086） 邓绾的确是个反复小人，在王安石提拔的人当中，这个人是最为不肖的。王安石虽然曾经推荐了他，但后来讨厌他谄媚自己，于是自己弹劾自己举荐失误，王安石绝不文过饰非，从这里可以看出来。然而，世上却说他喜欢谄媚的人，为什么他做的正好相反呢？
许将 （1037—1111） 他究竟是不是王安石举荐的，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然而，他在熙宁初年被破格提拔，不能说没有王安石的作用。欧阳修曾经称赞他的文章风格像王沂公，他考中进士授予外任做满一届之后，不愿参加馆职考试，这点与王安石一样，对荣誉和利益都看得很淡泊。王安石很欣赏他，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他在担任流内铨判官时，因为考核汇总官员的名声、政绩而闻名。辽国用二十万大军威胁代州边境，要求割去代州土地，朝廷派出的使节都不敢去，许将慷慨请求派他去，当面使得辽国的使节萧禧折服，完成了他的使命安全返回。他在酒席宴前、杯酒之间，用外交谈判的手段使敌人折服的功劳不在富弼之下啊。他做尚书兵部判官，整理保甲法，成绩卓著。他知郓州，老百姓没有犯法的，父老乡亲感叹地说：“自从王沂公后五十六年，才见到监狱空了。”他做兵部侍郎，逐条讲述军事策略非常全面，等到用兵西夏的时候，神宗让宦官问他兵马的数量，他马上写好呈递上去。第二天神宗再问那些大臣，没有人说得上来。到了绍圣初年，有人提议要挖司马光的墓，他又进谏制止了这件事。由此看来，许将这个人的才干、谋略、品德、度量都是非常优秀的，王安石在执政的时候特意提拔他，不是没有原因的。而《宋史》在他的传后面评论他的时候只说他努力制止挖司马光墓这件事是可取的，其他的事一概不提，这样做是随意地表现自己的好恶公正吗？
邓润甫 （1027—1094） 由于王安石的推荐被任命为编修中书户房事，不久又被提升为谏院知制诰，多次升迁后做了御史中丞。他在成为进士后，曾被举荐为贤良方正的人，召他参加考试，他没有参加。王安石喜欢他的淡泊名利。元丰末年，神宗派遣李宪征西夏，邓润甫极力谏阻，不久就被蔡确陷害了，丢了职位，被贬知抚州。这个人也是个很耿直的人。《宋史》谈论他的时候说：“邓润甫最早称赞提出继承熙宁、元丰变法遗产的主张，虽然还有其他长处，也就没有什么可观之处了。”啊，这又是和韩绛、元绛、陈绎各传的笔法相同啊，一旦和奉行新法沾边，有了再多的优点也装作看不见，王安石任用的人怎么能不都是小人呢？
王子韶 王子韶也是一个善于钻营奔走、追逐名利的人，王安石最初用他为制置条例司属官，后来提拔他做了监察御史里行，但他很快就被罢官，知上元县，也许王安石自己意识到用错人了？
吴居厚 （1039—1114） 吴居厚虽然不是王安石举荐任用的，但王安石记录了他的功劳并提拔了他。开始时他做武安节度推官，推行新法特别用力，统计闲置的土地，均给梅山的瑶民进行耕种，取得了一定成绩，升为大理寺丞，后又补司农属，后来出任河北常平仓提举。他以新法为典范，增订补充调整《役法》五十一条，史书上说他工于心计，精心筹划，查考审核，征得赋银盈余数百万。又说他鼓励莱芜、利国两个地方的官员自铸大钱，每年可获得十万缗（一缗为一千文钱）的收入。元祐时，治了他的罪。绍圣年间，他为江淮发运使，疏通支家河，以利漕运，楚、海之间的人都靠它来获得好处。崇宁（1102—1106）年间，他被任命为宰相。史书上说他在位的时间长，没有非常明显的毛病，但善于聚敛财富，这被看作最大的污点。如今以《宋史》本传指责他的罪状来看，他核实闲置的土地均给瑶民，非常符合招抚的政策。冶炼铸钱，使得一个国家的金融货币更充实，国家与百姓都得到它的实惠。如果说到他疏通河道，以利漕运，这是史家也肯定的，这些都不能说他搜刮民财。只有每年征得赋银盈余数百万，果然是用损害百姓的办法来使得国家获利吗？也许是他办理得法，自然取得的效果？今天已经很难臆断了，为功为罪大概也没有定论。然而，即使史家特别讨厌他，也仍然说他没有明显的毛病，可见这个人是很能知道自尊自爱的，既然能够知道自爱，而理财的能力又如此厉害，那么王安石把他从一个小官吏提拔上来，也不能说是做错了。
张商英 （1043—1121） 唐坰说，张商英是王安石的鹰犬，而近代的大儒颜习斋也说张商英善于理财，可以和薛向相比，不知颜习斋依据的是什么书。《宋史》本传记载，张商英曾当面说服了章惇，章惇对他非常敬重，回来就把他推荐给了王安石。因此，他得以被召见，被提拔为监察御史，但很快又被贬出朝廷，直到熙宁末年也没有被委以重任。他是否被王安石特别倚重，已经很难考察。哲宗亲政以后，张商英上疏严厉弹劾元祐时的那些大臣，所以当时的所谓士人君子特别讨厌他。宋徽宗崇宁（1102—1106）初年，蔡京做了宰相，张商英又上疏弹劾蔡京，说他身为辅佐皇帝的宰相，却一门心思地巴结逢迎皇帝。蔡京因此怀恨在心，把他编入元祐党人籍。大观四年（1110年），他代替蔡京做了宰相，他说，蔡京虽然主张“绍述”，即恢复熙宁、元丰时的新政，但他的目的却是要挟持皇帝，禁锢士大夫。于是，他大力改革弊端。蔡京曾铸造一种大钱，一枚可以当十枚用，可大钱的实际重量还不到三枚小钱的重量，张商英对此进行了改革，规定一枚大钱只能当三枚小钱，稳定了货币；他还恢复了转般法，禁止运送漕粮的漕船直接抵达京城，以推行货币交换的办法促进商品的流通，以免除对老百姓的横征暴敛来解放民间的生产力。他还劝宋徽宗不要太奢侈，要崇尚节俭，不要大兴土木，不要心存侥幸，要有一点儿危机意识，宋徽宗颇有些惧怕他，而且张商英也不辱没王安石对他的知遇之恩。
这也是一个较早具有金融意识的人，所以为士人君子所讨厌。
孙觉 （1028—1090） 孙觉与王安石关系很好，王安石执政以后，举荐他为直集贤院，后来他因为对新法有意见，被罢了官，史书对他很赞赏。不过，他与王安石的友谊始终不变。王安石去世以后，孙觉写了一篇诔文来纪念他，极力称颂他的美德。
李常 （1027—1090） 王安石举荐他为三司条例检详官，后来因为新法发生争执，被罢官，史书对他大加赞赏。
陆佃 （1042—1102） 王安石的学生，王安石执政以后让他做了学官，他始终能尊敬他的老师，只是不参与政事，所以《宋史》也很少诋毁他，只有一点儿不满意而已。
李定 《宋史》本传说，李定年轻的时候在王安石那里求学。熙宁二年（1069年），孙觉举荐他，他被召到京城，拜见谏官李常，李常问他：“你从南方来，老百姓对青苗法反映如何？”李定说：“老百姓觉得很方便，没有不愿意的。”李常说：“整个朝廷正在为这件事争得不可开交，你不要说这番话。”李定说：“我只知道要实话实说，不知道京城这里不是这样。”王安石举荐他，让他做知谏院，御史陈荐弹劾李定，说他的庶母仇氏去世他没有报丧，也不穿丧服。皇帝下诏让江东淮浙转运使调查此事，上奏说：“李定因为父亲年老，请求回家伺候养老，没听说他为生母服丧。”李定说：“自己确实不知道是仇氏所生，因有疑问，所以不敢服丧。”于是，皇上以伺候父亲养老为理由解除了他的官职，不久又改他为崇政殿说书。御史林旦、薛昌朝说，不应该让不孝之人占据劝讲的讲台，并且弹劾王安石，奏章上了六七道。元丰（1078—1085）初年，提拔李定为御史中丞，弹劾苏轼，并把苏轼抓进了牢狱。哲宗即位，他遭到贬谪，住在滁州。李定对家族有恩，分财物给族人，救济他们，自己家里却没有多余的财物。得到让子孙当官的机会，他先让给哥哥的孩子，他死的时候，儿子们都还是布衣百姓，没有一个做官的。只是因为依附王安石，突然做了大官，又陷害苏轼，罗织他的罪名，因此舆论对他的评价都很差，不孝的名声尤其显著。唐坰曾说李定是王安石的爪牙，而当时弹劾王安石的人都喜欢拿李定说事，乱哄哄的，真是当时的一大公案。所以，今天我要详细列出本传的文字进行辩驳。根据本传所说，李定是孙觉推荐的，孙觉，字莘老，以学问、品行闻名于当时，他与王安石虽然是老朋友，但由于对新法意见不同被罢官。这是这个人在当时被许多贤人称许的原因，他怎么会举荐不孝的人呢？又根据本传的记载，说李定对家族有恩，得到让子孙当官的机会，他先让给哥哥的孩子，没有照顾自己的孩子。孝顺父母和兄弟友爱的道理是一样的，李定友爱兄长能做到这种程度，他怎么可能对父母不孝顺呢？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仇氏最初在民间生了个孩子，后来做了和尚，就是佛印。以后做了李问的妾，生下李定。后来又嫁给了郜氏，生了蔡奴，蔡奴的工艺做得很传神。这时的仇氏已经嫁过三次人，她死的时候与李家已经恩断义绝很久了。孔子不为生母服丧，这在《礼记》中是有记载的，何况他的母亲是妾呢？用这样的道理来衡量，即使不服丧，也不能说是错。何况仇氏是在郜氏家里死的，李定说确实不知道自己是仇氏所生，因有疑问，所以不敢服丧，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李定还是不忍心不为母亲服丧，所以才假托侍养父亲，要求解除官职，这是在实行心丧啊，也可以说是情至义尽了。而且，又怎么知道不是李定的父亲不许儿子为这个过去的妾服丧呢？”由此来说，李定不是不孝。就算是李定不孝，又与王安石有什么关系呢？而整个御史台都以此来攻击李定，再由攻击李定进而攻击王安石，气势汹汹连续上疏六七道，这是什么道理？这就很明显了，那些攻击李定的人不是因为李定不孝，而是因为他说青苗法给百姓带来了方便。他们也不是攻击李定，而是攻击王安石。因为他不肯随大家一起破坏新法，大家就不惜编造故事来侮辱他的名节，这是剥夺别人的言论自由啊。对于这样的谏官，不用张居正的办法，一一拉来在朝堂之上打屁股，不能让这些凶蛮的人得到教训，然而后世那些史家都赞美他们耿直，真让人叹息啊。我并不是非要为李定辩白，只是看到当时攻击新法的那些人，他们的无赖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苏轼书法
此即有名的乌台诗案。
吕嘉问 字望之，帮助王安石施行市易法的人。《宋史》本传极力丑化、诋毁他，但王安石曾经写过祭奠他母亲的文章，其中写道：“你生了一个有才干的人，我对他只有叹服和称赞，他秉公守法，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改变初衷。”王安石辞官回到江宁后，吕嘉问知江宁府，王安石的文集中有《与吕望之上东岭》一诗，诗的最后一段是：“何以况清明，朝阳丽秋水。微云会消散，岂久污尘滓。所怀在分衿，藉草泪如洗。”吕嘉问的为人一定有值得我们欣赏的，而《宋史》的记载真是不敢都相信啊。
常秩 （1019—1077） 常秩字夷甫，有道的人，也是王安石的好朋友。《宋史》因为他是王安石的朋友而诋毁他、丑化他。本传说：“神宗即位，三次让人去聘请他，他都辞谢不应。熙宁三年（1070年），下诏让郡里以礼恭送他上路，不要听他辞谢的话。第二年他才来到朝廷，奏对之后就要辞谢回家。皇帝说，‘你既然来了，为什么不能多住些日子，将来不能用你，再回去也不迟啊’。就拜他为右正言。”本传还写道：“最初，常秩隐居不出来做官，大家都以为他一定是个隐者。后来王安石做了宰相，施行新法，引起天下沸腾，认为他不便出来。常秩在民间，见到他所颁布的新法，认为很好，再一下诏，他就来了。在朝廷中担任谏官和侍从，低头看人脸色行事，没有什么建树，声望也就一天天衰退了，当时很多人讥笑他。常秩对《春秋》很有研究，著有讲解《春秋》的文章数十篇，等到王安石废止《春秋》时，才完全避讳不再讲他的学问了。”
今天看来，在同一传记之中，前后相去不过数行，就记载了这么多的矛盾，这是在以前的史书中从未见过的。神宗是在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在这一年即位）十月下诏请他来京城的，常秩多次辞谢，没有去，直到熙宁四年（1071年）他才开始入朝，本传前面的记载是对的。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是在熙宁二年（1069年），常秩被召，是在以王安石为宰相的前两年，而常秩来到京城朝见神宗是在王安石做了宰相的两年之后，而且仍然有三次派遣使者聘请，又让郡里以礼恭送他上路，他才勉强来到京城，这怎么能说是“一召即起”呢？为什么他们喜欢诬蔑别人竟到了这种程度？但又为何这么笨呢？刘敞的《杂录》说：“隐士们得道的有孙侔、常秩、王令。常秩是颍州人，开始时不为人所知，欧阳修在颍州做太守，要求官吏整理郡中的户籍，核实订正他们的等级，常秩的资质排在第七等，众人马上请求说，常秀才清廉贫苦，希望能放宽他的等级。欧阳修感到很奇怪，向他们询问，都说常秀才很讲孝悌，是个有道德的人，不是个一般的庸人。欧阳修为了修改他的户籍请他来相见，很喜欢他的为人，常秩这才出名了。”如今来看欧阳修的文集，从治平三年（1066年）到熙宁三年（1070年），他与常秩的诗和书信有十几条。欧阳修比常秩年长六岁，还称他为“常夫子”，又说，愿意包着头巾，拄着竹杖，穿着葛屦，和先生一起四处走走。到他去世的时候，王安石为他写了墓表，称他是“违俗而适己，独行而特起”。凭着刘敞、欧阳修、王安石三个人的贤德，他们都这么向往常秩这个人，这个人的贤德也是可以想见的了。而《宋史》却这样诋毁他，而且还说他：“做学问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反而追随着时尚，不断变化，就像装在水井上的桔槔，想要它不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啊！只是因为他与王安石往来，就把他抨击得体无完肤，想不称它为“秽史”都不行啊。它还说常秩因为避讳不再讲他的《春秋》了，根据我的考证，王安石并没有废除《春秋》，常秩就是有取悦王安石的想法，也用不着讳谈《春秋》啊，对于这种诬蔑，辩都不用辩了。
这个问题将在“王安石的学术成就”一章详细讨论。
崔公度 （？—1097）字伯易，学问渊博，文章写得也好，当时人们称他为“曲辕先生”。曾经作七千字的《感山赋》。欧阳修和韩琦都很器重他，刘沆举荐他“茂才异等”，他以生病为理由谢绝了他的好意，没有应召。英宗时（1064—1067），授予他国子监直讲，他以母亲年老为理由再次辞谢。幼时他与王安石就是好朋友，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有《与崔伯易书》，为王逢原的去世感到悲痛，说：“世间能够了解王逢原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王逢原安贫乐道，超越凡俗，和王安石正是同样的节操。而崔公度能够得到他们二人这样的称赞，那么他的高风亮节也是可以想象的。但《宋史》本传说他：“只知道取悦王安石，拍他的马屁，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他去拜访王安石，王安石蹲在厕所里见他，他也不在意。还从后边握住王安石衣带的一端，王安石回过头去看他，他笑着说‘你的带子上有污垢，让我用袍子把它擦去吧’。看到的人都笑了，也够恬不知耻了。”嘿，不知王安石蹲厕所时为什么还有人在旁边，说见到的人都笑了，为何厕所里会有这么多人呢？这真是不尽情理而且极其肮脏、卑劣的话，居然写到正史中去了，这是什么样的用心啊！关键是，只要这个人稍微得到王安石的礼遇，务必丑化、诋毁他，使他不能和人类站在一起才罢休。
王令 （1032—1059） 字逢原，王安石生平第一敬畏的朋友，刘敞所说的隐士得道的三个人，有一个就是他。王安石的文集中关于与他往来的诗文不下数十篇。他去世的时候，王安石为他写了墓志铭，把他称为“天民”。《宋史》没有他的传，《王直方诗话》说：“王逢原被王安石赏识，王安石执政以后，一些要来依附他的人每天都把门口挤得满满的，一个个都是满嘴奉承话，王逢原非常反感，就在王安石的大门上写了一首诗，‘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意思是说，应该有知道羞耻的人，但是来请求拜见的还是这么多。”考王安石所作墓志铭，王逢原去世是在嘉祐四年（1059年），实际上是在王安石执政前十年，这样的诗从何而来？可知宋朝人对待王安石只要能够诬蔑他的，都要发挥到极致，所有的亲友没有一个可以幸免的。幸好《宋史》没有为王逢原立传，如果立传，那么就像常秩把《春秋》束之高阁，崔公度在厕所中擦拭衣带的事情一样，又要弄得满纸都是了。
这三位君子，常秩、崔公度虽然曾经一度在朝廷做官，但都没有担任繁重的职务，他们和新法可以说没有半点儿关系。王逢原则在新法施行前已经去世多年了。但后来那些舞文弄墨的人还是竭尽全力地诬蔑他们，由于这样的缘故，使得我对史书中所记载的吕惠卿和章惇等人的可恨之处也不敢完全相信。不是我爱屋及乌，实在是过去这些挥笔写作的人讨厌一个人甚至连带到他的仆人，不能让我完全相信他们。
王安石任用的人不止这些，他所结交的朋友也不止这些，但就是以这四十个人来说，他们中的贤才占了一半多，不肖的人只有十分之二三。这里所说的不肖，他们的罪状也还没有定论呢。凭着王安石的宽宏大量，他是不肯用“不肖”来看待一个人的，有时也会被人出卖，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如果说他喜欢谄媚逢迎的人，难道王安石肯这样做吗？所有的人，如果你曾经被王安石任用过，或者你是王安石的亲友故交，或者你不肯随声附和来诋毁新法，虽然你是个君子，也一定要诬蔑你是小人。这样一来，他们说王安石专门任用小人也就有根据了。只有一个罪大恶极的祸首蔡京，他与王安石是远亲，熊本又曾以奉行新法机敏多才举荐过他，但他取悦于人、投机钻营、谋求仕进的本领在王安石这里完全用不上，反而用在司马光的身上了。所以，王安石虽然说不能知人，但比司马光还是高出一筹了。
王安石的家庭
王安石以孝顺、友爱闻名于当时，他的家庭实在可以说是个模范家庭。王安石十七岁的时候，父亲王益去世了，他继续侍奉祖母十余年。他的祖母是永安县人，姓谢，曾巩为她作墓志铭，收在《南丰集》中。他的父亲名益，字损之，官职是都官员外郎。王安石写过一篇《先大夫述》，收在他的文集中。他的母亲是仁寿县人氏，姓吴，曾巩也曾为她作过墓志铭，收在《南丰集》中。他们兄弟七人，其中王安礼、王安国在《宋史》中都有传。他的文集中收有《亡兄王常甫墓志铭》《王平甫墓志》，王常甫就是他的长兄王安仁，王平甫就是王安国。王安石早年因为贫穷才出去做官，他的俸禄要用来奉养祖母、母亲以及寡嫂，他家的境况在他的文集中记载得都很详细，他与王安礼、王安国唱和的诗作极多，他写的《亡兄王常甫墓志铭》《王平甫墓志》都称赞他们最讲究孝顺友爱，那么王安石的孝顺和友爱也就可以知道了。
王安石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王雱，一个叫王旁。王旁的事迹没有流传下来，只有王安石的文集中有一首《题旁诗》，也可以证明他早年是很聪明的。王雱，字元泽，十分机敏，没有成年的时候已经著书数万字了。十三岁的时候，听到来自陕西的士兵谈起西北洮河一带的情况，感叹起来，他说：“这是可以安抚并拥有他们的，如果让西夏人得到了，就会使敌人的力量增强，而边境的忧患就多了。”治平四年（1067年），他二十四岁，考中了进士，调旌德县尉（在今安徽），作策论二十余篇，大胆谈论天下大事。又著有《老子训传》和《佛书义解》，也有数万字。熙宁四年（1071年），由于邓绾、曾布的推荐，他受到皇帝的召见，被授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受诏撰写《书义》《诗义》，不久又提升他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写好以后，他升任龙图阁直学士，因为有病没有接受。熙宁九年（1076年）去世，只活了三十三岁。
元鲜於枢书王安石诗
《宋史》在王雱传中采用了这种说法。
（考异十八）
《邵氏闻见录》说：“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性情险恶，凡是王安石所作所为中不近人情的地方，都是王雱教的，吕惠卿像奴才一样侍奉他。王安石设置条例司，开始用程颢作为下属。程颢是个贤士，一天，天气很热，王安石正与程颢说话，王雱蓬头散发，光着脚，手里拿着女人的帽子走出来，他问王安石，‘你们在谈什么’？王安石说，‘新法一再遭到人们的抵制，我在与程颢商议办法’。王雱伸腿坐在地上，大声说道，‘在大街上把韩琦、富弼的头砍下来，新法就能施行了’。王安石说，‘他胡说呢’。程颢说，‘我正在和参政大人谈论国家大事，孩子怎么能够干预，请你退下’。王雱不愿意离去，程颢从此与王安石有了隔阂。王雱死后，王安石罢相，有一天他坐在钟山上，恍惚之间看见王雱戴着枷锁，像一个囚犯的样子，王安石于是将他所居的牛山园宅捐献出来，建了寺庙，为王雱祈福。后来，王安石生了疮，非常痛苦，曾对他的侄子说，‘快把我的那些《日录》烧了吧’。侄子哄他，烧了一些其他的书来代替，于是王安石就死了。还有人说，后来又有人见到了他。”李绂的《穆堂初稿》有《书（邵氏闻见录）后》一文，其中说：“《虞书》戒无稽之谈，《周礼·大司徒》用实行于乡中的八种刑罚纠察百姓，第七种是针对制造谣言的刑罚。制造谣言一定要施加刑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的这些虚妄不实的话完全可以搞乱是非，使相关的人受到伤害，即使在他的身后，也会在很长时间之内受到人们的侮辱和耻笑。如果幸好这样的话出自轻薄浮浪的小人之口，听到这些话的人还可能半信半疑；如果不幸这些造谣的人被错误地当成了有名望的士大夫，那么，虽然是贤人君子，也可能相信他说的话。而受到诬陷的人万世都要蒙受不白之冤，这不是很残酷吗？从唐朝开始，人们喜欢编写小说，宋朝、元朝更加兴盛，像钱世昭的《钱氏私志》、魏泰的《东轩笔录》，在这些书里，‘孟主贤臣’，动辄就会遭到诬蔑。至于《碧云》《焚椒录》，胡言乱语已经到极点了。这些书中看上去可以相信的东西不会超过《邵氏闻见录》。现在看来，他们随意谈论的这些东西毫无根据，完全是诬告妄言，失去了真实性，与钱世昭、魏泰之流没什么区别。《邵氏闻见录》所记载的最骇人听闻的事，没有能超过王雱谈论新政这件事的。在父亲面前，还有贤人在座，就蓬头散发，拿着女人的帽子，随口妄谈，要砍韩琦、富弼的头。容貌和言语竟狂妄、丑恶到这种程度，使得天下后世的读者因为讨厌王雱而讨厌王安石。我曾经想过这件事，王雱以贤人的资质早年就致力于经学，著书立说，在尚未成年的时候已经写了数万言，怎么可能是个无知无识的人呢？今年消暑有余暇，偶然翻阅了一些书，简单地核查考证了一下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才知道《邵氏闻见录》是在无端地造谣和诽谤，绝对没有这样的事。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是在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四月开始施行新法，八月举荐程颢做了条例司的官员。第二年的五月，程颢就因为与人意见不合转任签书镇宁节度使判官，而王雱是治平四年（1067年）丁未科许安世榜的进士。第二年是戊申年，也就是熙宁元年（1068年）。到了熙宁二年（1069年），王雱已经由进士授予旌德县尉的职务，远到江南去做官了，这样看来，王安石与程颢谈论新政的时候，王雱并不在京城。直到熙宁四年（1071年），皇上召见王雱并让他担任了太子中允和崇政殿说书，这时他才回到京城，而程颢到外地任职已经一年多了。怎么能像邵氏记载的那样，他听到程颢他们的议论呢？邵氏想要形容王雱的丑陋，就诬蔑他蓬头散发，光着脚，想要坐实他的蓬头散发，光着脚，就说那天正好是夏天暑热，却没有想到程颢任条例司官员是在八月，第二年五月就转到外地任职了。他是从深秋开始，到初夏，其间并没有暑热的日子。程颢比王雱大九岁，大约就是他的兄长，而韩琦、富弼甚至是王安石的前辈，他们的威望不是程颢可比的。邵氏说，程颢很严肃地指责王雱，‘我与你父亲正在谈论国家大事，孩子不应参与，请你退下’。王雱听了这话，当即就退下了。这个王雱既然敢说斩韩琦、富弼的头，却很在意比自己大不了几岁又是父亲属下的人，一受到训斥就离开了，这是不合乎情理的。邵氏又说，王安石在钟山恍惚之间看到王雱戴着枷锁等，这种鬼魅的传说是不值得辩驳的。司马光说，三代以前，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误入地狱见到所谓的十王呢？那是因为没有人记载这样的事，如今邵氏的这种传言却被采纳到正史之中，又不能不辩，目的是不想让王雱在后世还蒙受这个恶名声，遏制稗官小说编造历史之风的滋长，不让人心风俗受到更多的危害。有人说，《邵氏闻见录》大约是邵伯温死后绍兴二年（1132年）他的儿子邵博编辑的，邵伯温不应该编造到这种程度。也许是邵博做的吧，大约当时社会舆论正在对王安石进行攻击，邵博希望借助于他所编造的这些离奇故事来讨好社会舆论，是不是这样呢？我不知道。”
捕风捉影，甚至无中生有，编造段子，现在这也是一些人败坏别人声誉的重要手段。这种所谓戏说之法，近年来更为影视剧视为法宝。
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说：“程颢与王安石讨论新法，王雱很狂妄地说要砍韩琦和富弼的头，李绂考证了发生这件事的时间，当时王雱并不在京城，邵氏无端地造谣诽谤是毫无疑义的。然而，李绂只说它被正史采用，是由于《邵氏闻见录》，却不知道朱熹在《程氏外书》和《宋名臣言行录》中也都采用了，于是写作《宋史》的人既然以为程朱这样的大贤人是可信的，也就使得王雱这个千年的奇冤不可能再被昭雪了。王安石平生是要实践道义、拯救时世的，他推行青苗法开始于他在鄞县做县令的时候，那时王雱只有四岁，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嘉祐五年又写了《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讲的都是慎重地选拔人才，进行变法改革这是熙宁新法的最初起源。治平四年（1067年），王雱成为进士，做了旌德县尉，熙宁五年（1072年），他才来到京城。这时，新法已经一个接一个地施行了，和王雱有什么关系呢？当时像韩琦、欧阳修、司马光、刘攽等人上疏，也只是说新法不便于施行，没有人说王安石做事不近人情。第一个编造王安石十大罪状，丑化、诋毁他的人是吕诲，即使是吕诲，也不曾有一句话涉及他的儿子王雱。即使从熙宁、元丰、元祐、绍圣以来，数十年间一直有人攻击那些帮助施行新法的人，甚至到了势如水火、狠如仇敌的程度，也只是针对吕惠卿、章惇等人，没有人提到王雱。王雱很久以来一直在生病，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还写了《谢赐男雱药物表》，熙宁九年（1076年），王雱就去世了，一定不是由于背上的疮发作而死的，却又纷纷编出闹鬼的故事，这是那些有学问的君子应该做的事吗？”
现在来看李绂、蔡上翔二人的辩驳，真像热水泼在雪上，或像快刀斩乱麻，令人有大呼痛快的感觉，我不必再用什么言辞称赞他们了。此外，史传和杂书中诋毁、丑化王雱之处还有很多，有了这样一个例证，其他的也都是不实之词，大概不用多说了，所以不再广引详辩来浪费纸墨。又如蔡上翔考证，北宋的那些人中从未有人攻击王雱，到底是什么原因，南渡以后，王雱忽然成了众矢之的呢？根据我的思考，这大概是由学术之争引起的。熙宁、元丰、元祐时对王安石的攻击，目标只是他的新法，没有涉及学术问题。此后分成了洛党、蜀党，他们的争论波及王安石，杨时著《三经辩》十卷，专门攻击《三经新义》，又写了《书义辩疑》一卷，专门攻击王雱。大概章惇、吕惠卿等人是帮助王安石施行新法的人，所以攻击王安石政策的人一定要攻击章惇、吕惠卿。王雱是帮助王安石著书立说的人，所以攻击王安石学术的人一定要攻击王雱，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悍然触犯了《周礼》规定的“造言之刑”，即针对造谣者的刑法，这是那些肆无忌惮的小人才做的事，想不到讲学的大儒们也这样做。
王安石的夫人姓吴，被封为吴国夫人，曾有小词《约诸亲游西池》，其中有一句：“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那知无雨又无风。”在当时曾被人传诵。
王安石的妹妹嫁给张奎做妻子，被封为长安县君，诗写得尤其好，佳句很多，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王安石很爱他这个妹妹，到老仍然经常亲自接她回家省亲。
王安石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吴充的儿子吴安持，被封为蓬莱县君，小女儿嫁给了蔡卞（字元度）。大女儿也工于文学，有一首诗写道：“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南千里恨，依然和泪看黄花。”王安石次韵一首诗寄给女儿：“孙陵西曲岸乌纱，知汝凄凉正忆家。人世岂能无聚散，亦逢佳节且吹花。”过了几天，王安石又寄了一首绝句给女儿：“梦想平生在一丘，暮年方此得优游。江湖相忘真鱼乐，怪汝长谣特地愁。”他又有《寄吴氏女子》（古风一首）：
伯姬不见我，乃今始七龄。
家书无虚月，岂异常归宁。
汝夫缀卿官，汝儿亦搢 。
儿已受师学，出蓝而更青。
女复知女功，婉嫕有典刑。
自吾舍汝东，中父继在廷。
小父数往来，吉音汝每聆。
既嫁所愿怀，孰如汝所丁。
而吾与汝母，汤熨幸小停。
丘园禄一品，吏卒给使令。
膏粱以晚食，安步而车 。
山泉皋壤间，适志多所经。
汝何思而忧，书每说涕零。
吾庐所封殖，岁久愈华菁。
岂特茂松竹，梧楸亦冥冥。
芰荷美花实，弥漫争沟泾。
诸孙肯来游，谁谓川无舲。
姑示汝我诗，知嘉此林 。
末有拟寒山，觉汝耳目荧。
因之授汝季，季也亦淑灵。
这大概是王安石的女儿在京城中思念亲人，而他在为她化解忧愁，不仅诗写得很美，而且慈爱和孝顺的本性都跃然纸上。其中说到的“授汝季”，指的就是他的二女儿，蔡氏女子。王安石还有《寄蔡氏女子》二首：
建业东郭，望城西堠。千嶂承宇，百泉绕溜。青遥遥兮纚属，绿宛宛分横逗。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兰馥兮众植，竹娟兮常茂。柳蔫绵兮含姿，松偃蹇兮献秀。鸟跂兮上下，鱼跃兮左右。顾我兮适我，有斑兮伏兽。感时物兮念汝，迟汝归兮携幼。
我营兮北渚，有怀兮归女。石梁兮以苫盖，绿阴阴兮承宇。仰有桂兮俯有兰，嗟汝归兮路岂难。望超然之白云，临清流而长叹。
王安石的女婿蔡卞是蔡京的弟弟，《宋史》把他入了奸臣传。如今我们看传中的记载，他们所说的“奸”的证据大部分暧昧不明，例如说蔡卞性情深沉不爱说话，章惇尚且在他的算计之中。章惇的行为很容易看清楚，蔡卞的心思就很难猜测。又说他中伤好人，都是秘密上疏给皇上，凡是这些都是所谓莫须有的罪名。又说他毫不怀疑岳父王安石的所作所为，认为那都是完全正确的，专门支持“绍述”的主张，对上欺骗皇上，对下胁迫同僚。但这只是《宋史》所说的“奸”，难道要强迫天下后世的人都认为这是“奸”吗？后来，蔡卞因为蔡京勾结童贯，当面指责他，蔡京在皇帝面前极力诋毁蔡卞，蔡卞最终因此被罢免官职。蔡京和蔡卞就像是盗跖和柳下惠，虽然是兄弟，但性情、人品完全不同。还有王雱，他也是不会玷污王安石的。
王安石居家很俭朴，自己主张生活要淡泊，从小到老不曾有太大的改变。这些散见在他文集中的诗文，历历在目，可以证明。《续建康志》说：“王安石再次辞官之后，以名义上的宰相判江宁府，在白下门外建造府第，这里离城七里，离蒋山也是七里。平日骑着一头驴和几个随从游览各个寺庙，想进城了就从湖上划着小船过去，大概从未骑马或坐轿。他住的地方四外没有人家，他的宅子也只能遮挡风雨，又不建院墙，看起来很像个旅馆。有人劝他把院墙建起来，他也不听。元丰末年，他得了病，上奏将这个宅子舍给了寺院，赐名‘报宁’。后来病好了，在城里租了一所房子居住，不再造房子了。当地的百姓说，‘如今江宁县治后面废弃的惠民药局就是王安石在城中租住的房子’。”刘安世（字器之，号元城）也说，王安石质朴俭素，终生好学，不把官爵放在心上。吴草庐也说，王安石的行为不同一般，他的意志非常坚决，不把富贵看在眼里，没有任何利益能把他淹没，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老都是这样。啊！世上怎么能有这样的人啊！
王安石的学术成就
王安石的学术对于他自身来说是认识天命，激励节操，把握个人命运；对于外部来说，在于治理国家，用于社会实践。凡是他用来进行个人修养和施行于国家政治的，都是他的学术，为什么还要在此之外再来探讨他的学术呢？尽管如此，在这里也还是有可以探讨的地方。
两千年来，谈起学术，没有不把经学作为根本的。但所谓的经学究竟说的是什么？各种解释完全不一样。汉代刚开始的时候，传授经学的人都讲解经里面所包含的大道理，即经的主旨，不在章句上下功夫。而且，他们所讲的这些道理都靠口口相传，很少写到竹帛上面。因为是口口相传，一定是有所体会才讲得出来，不会凭想当然来进行解释，应当能得到经的本意。但是，由于他们很少写在竹帛上，听他们讲解的人很少，也就没有办法长久地流传下来，自从各位大师去世之后，经学就很难解说了。长安和洛阳的那些儒生多半都用谶纬、灾异、阴阳、五行等学说来解释儒家典籍，他们果真是从孔氏一门得到的传授吗？已经不能确定了。即使有人说是得到了孔氏一门的传授，也不过是诸多解释中的一种罢了，它并不能囊括对儒学典籍的所有解释，这是很明显的。其间有董仲舒以《繁露》来解说《春秋》，还有刘向以《新序》来解释《诗经》，都不是完全按照老师的意思，常常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推测经典的内涵，把经典中的意义加以引申和发挥，实际上是为经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到了东汉末年，离古代更远了，口口相传的方式也更少了，贾逵、马融、服虔、郑玄这几位大儒出现了，开始专门把章句训诂当作学问来传授，在分析文句方面用力最勤，而经的主旨大概就弄不清楚了。从魏晋六朝到了唐朝，文人不喜欢学习儒学典籍，他们互相推崇的只有文辞，有三五个学问渊博的，还是出于佛学门下，儒学很不成气候，没有像样的领军人物，其间出现的像徐遵明、刘焯、刘炫、陆德明、孔颖达、贾公颜等人，也不过是贾逵、马融、服虔、郑玄的追随者，虽然用力更勤，但理论上的新发现也更少。到了宋朝，周敦颐的濂学，程颐、程颢兄弟的洛学，张载的关学，朱熹的闽学兴起，削去枝叶，深入开掘，经学的局面又为之一新。而他们更关注的却在于个人的身心性命，而用于治理国家、社会实践的学问却很少有人去讲。说什么只要在个人的身心性命方面，也就是个人的道德修养方面有了心得，治理国家、社会实践的学问不过是举手之劳、自然而然的事。发展到极点的时候，甚至于专门标榜《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本书，把它们摆在其他儒学经典之上，而汉朝以来所讲的六艺几乎被束之高阁。固然，身心性命，即所谓个人修养是不能不讲的，然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众人以上的人才可以和他讲的话，性命与天道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和他讲的，把这个当作普通的学问，怎么行呢？如果说治理国家、社会实践的学问都包含在身心性命的学问中，只要掌握了关于身心性命的学问，其他的学问可以不学就能掌握，那么六经就可以删除其中的十之八九了，孔子还要留这些让后人玩物丧志的东西干什么呢？这就是说，对于宋儒的学问，虽然不得不说他们是儒学的一部分，但他们绝不是儒学的全部，这也是很明确的。明代王守仁的姚江学派兴起，也在宋学的范围之内，但确实能独树一帜。说到经义学术，他的功罪与濂学、洛学、关学、闽学差不多是一样的。清朝承接着宋明以来学术的末流，而向着相反的方向用力，复古倾向十分严重。胡渭、阎若璩、江声、惠栋开了清代学术的先河，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则建立起坚固的学术壁垒。自从乾隆、嘉庆以来直到今天，每一种经典都有了新的注疏，每个词、每一义都要寻求它的出处，空洞的言辞和没有根据的推测都被严格禁止，考证古代的名物制度，反复研究探索，刮去污垢，打磨出光亮，使事物露出了本来面目，于是使得古代的各种经典没有不可读的字，没有不可以解释的句子，功劳真是很大啊。但实际上，他们的这种功劳和徐遵明、刘焯、刘炫、陆德明、孔颖达之流没什么不同，只能像贾逵、马融、服虔、郑玄等臣子一样，就是再进一步，也只能成为贾逵、马融、服虔、郑玄的诤友，这已经是登峰造极了。一言以蔽之，他们都是致力于解读章句的学问，只是把这种技艺发挥到神乎其神的地步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