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
程颐（1033—1107），早年与兄程颢师事周敦颐。他与兄程颢，被世人合称为“二程”。认为“理”或“道”为万物的本原。二程著述被后人合编成《二程集》。
北宋思想家程颢
程颢（1032—1085），理学奠基者。提出“天者理也”和“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的命题，把理作为宇宙的本原。程颢是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发轫者，他的“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对后来的理学，尤其对陆王心学影响很大。
综上所述，两千年来的所谓经学都在这里了。由宋到明，是儒学发展出来的另一支脉，虽然在理论上有一些新的开拓，但没有成为主流。而两汉隋唐的余绪在清朝发扬光大达到了极致，其中最伟大的成绩没有超出章句这个范围。当然，连章句都不能理解，更不用说主旨和道理了，但如果说只要把章句弄懂了，对典籍的研究就已经到头了，除此之外再没有可以研究探讨的问题了，天下难道有这种学术吗？即使是贾逵、马融、服虔、郑玄、徐遵明、刘焯、刘炫、陆德明、孔颖达、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诸位经学大师又怎么敢说他们的学问就是经学呢？不过话说回来，我做这件事，目的是让世上研究经学的人省去他在解读章句上所付出的劳动，让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对经学主旨的研究。寻求经学的主旨，实际上是研究儒学典籍的唯一目的，解释章句，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需的手段。把手段误以为是目的，那么终其一生对于典籍都不会有什么发现，人人如此，代代如此，经学也就成了一个无用的东西。必须能够阐明儒学的主旨，然后才可以说是经学，这一点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
但是，应当用什么方法来探求各个典籍的大义呢？这其实是最难解答的一个问题。两千多年来，许多大儒互相谦让不敢做这件事，就是因为它太难了。当然，我想要明白大义，也是想要明白这个大义的确是这一典籍的大义。然而，怎么做才能确定这个大义就是这部典籍应有的大义呢？这就要求必须得到删定这些典籍的孔子的亲自传授，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也应该从他的学生那里得到传授，更求其次则是应该从他的学生的学生那里得到传授，或从他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那里得到传授。从根本上说，没有口口相传，就没有人可以了解怎么来取正、调节，使之适中。如果同意这种说法，那么只有先秦的那些大儒才可以讲经学，其次则是西汉的那些大儒还勉强可以讲经学，从此以后，口口相传既然已经消亡，经学势必已经成为绝学，后来的那些儒学大师为什么不敢去探求儒学的大义，就是这个原因。然而，就这样长此下去一直到历史的尽头吗？那么，孔子删定六经，能够流传下来，是为了让后人玩物丧志吗？整个天下的人在章句训诂和名物制度的考据方面耗尽一生的精力，对于国家则没有一点儿好处，何必要用这种东西来扰乱人们的精神呢？
所以，后来的儒家学者既然不能从孔子或孔子的学生那里得到口口相传的亲授，没有其他办法，于是有人独自抱着一本流传下来的典籍，根据自己的理解来推测典籍的含义，自己去探求它的主旨和意义。他们探求来的大义果然就是孔子的大义吗？我不敢断定。然而，如果在十个意义中有一个意义是和孔子一致的，那就没有白费力气。就算都和孔子的意思不一样，但人人都这样去探求，那么一定会有一个是和孔子一样的。即使没有一个是和孔子一样的，但整个天下都能有思想的自由，人的性灵会因思想的沟通越来越深刻，也许有人能够发现古人未曾发现的奥妙，不专门做六经的注脚，而是要做六经的翅膀，他们的功劳不是更伟大吗？我认为，如果生在汉朝之后仍然想研究经学，除了这条道没有别的道。如果连这条道都不可取，那就等于说应当废除经学，不允许人们从事这项事业了。用这种办法研究经学的开创者是西汉的董仲舒和刘向，而发扬光大的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在执政的时候写了《三经新义》颁发给各位学官。所谓“三经”，就是《周礼》《诗经》和《书经》。《周官新义》是王安石亲自写的，《诗义》和《书义》出自他的儿子王雱和门人之手，下面把它们的序摘录在这里。
《〈周官新义〉序》说：
士人被世俗流行的学问蒙蔽已经很久了，皇上很同情你们，要用儒家的学说来改变这种状况，就集中了儒臣来解释这些经典的宗旨，并将其传播到学校去，我就负责《周官新义》这部书。
道体现在政事上，就表现为人的贵贱是有一定区别的，做事是有先后次序的，得到的多和少是和命运有关的，变化的快与慢则要看时机是否合适。制定一项政策要能够施行，一定要有法律的保证，这项政策能否顺利地推行下去，要把希望寄托在合适的人身上。这个人可以胜任他的职务，这个官员可以很认真地遵守法律，这种情况没有哪个时期比周成王的时候做得更好。这种法律可以在后世实行，它的文字能在典籍之中见到，没有比《周礼》这本书记载得更完备的了。大概是因为习惯造成了对它的推崇，而历代的延续则使它更加完备，到了后来，已经不能再增加什么了。这难道只是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的作用吗？这就像四时更替的运动，阴阳之气的积聚变化形成了寒暑，但不是一天形成的。
自从周朝衰落之后，一直发展到今天，已经过去一千多年了。太平盛世的遗迹已经被扫荡得所剩无几了，学者能够看到的也已经不是经典的全部了。在这个时候，想要用它来教育学生，并阐发它的宗旨，我感到诚惶诚恐，希望能做到这一点，但我知道这是很难的。从阐释和发扬经典的难处，我又想到了实行新法，推行新的政策，并追随在经典的后面，把它所描述的理想变成现实的难处。不过，我也看到了皇上推行新法，成就功业的勇气和决心，如果能使《周礼》的新义得到阐释和发扬，当今的学子能从这里得到教诲和启发，成为再造盛世的支持和帮助，就像给新政插上了翅膀，中原大地走向太平盛世的目标也就不远了。根据我今天看到的，结合我学过的古代经典，我就能将新义阐发得很好吗？我真感到诚惶诚恐，但我想还是可以的吧，所以才敢冒昧地接受这项任务，以为可以竭尽全力去完成它，而忘了我的才能也许达不到啊。
《周官新义》一书共有二十二卷，十余万字。本书先呈交给朝廷，副本送给有关部门，等到皇帝有了诏命再加以颁布。谨以此为序。
《〈书义〉序》：
熙宁二年，皇上要听关于《书经》的讲解，我因此来到皇帝身边，于是参与了朝廷的政事，我的儿子王雱接替我实际负责讲解的工作。皇上下旨，要求把讲解的内容写出来，献给皇上。熙宁八年，皇上又下旨把这些讲义颁发给太学，分赐给那里的学生。
《书经》中的《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等篇章经历了秦朝之后几乎消亡了。到了汉代，才保存下来一部分，有赖于学者的背诵和讲说，才没有失传，但君主也许并不知道它对于如何治理国家是有帮助的。
上天给了皇上莫大的智慧，他开始运用《书经》的思想进行实际操作，并检验它的效果，把它作为处理事物的依据；又任命我们阐释、发挥它的新义，使天下后世能因此了解这本书的价值，我们父子俩只好凭着有限的知识接受这项光荣的使命。
然而，《书经》是渊博、美好的，我们的解释却很浅薄，挂一漏万。使命是重大的，我们却是微不足道的。这种荣耀只能使我们感到深深的愧疚！谨以此为序。
《〈诗义〉序》：
《诗经》有三百一十一篇，它们的内容都还保存着，其中失传的只有六篇。皇上先派遣我的儿子王雱解释它的文辞，又派遣我阐发它的新义。这本书完成之后，皇上把它赐给太学，又颁布于天下，还让我为它作序。我只能恭敬地接受皇上的派遣。
一说三百零六篇，实际上是三百零五篇。
《诗经》向上可以达到“道”和“德”的最高境界，向下又能不超越礼义的约束和规范。充分发挥它运用语言的才华，君子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寄托自己的情感；遵循着它的“道”的秩序，圣人可以成就他的事业。然而，我们看孔子的门徒端木赐和卜商，仅从《诗经》中得到一点儿体会，孔子就称赞和鼓励他们，可见要对它进行解说是多么难。但是，从周朝衰落直到今天，对《诗经》的解释一片混乱，众说纷纭，难道不应该重新进行解说吗？
皇上的道德纯良丰厚，连神灵都对他充满了好感，政令畅通无阻，通行于四方，没有人敢欺侮我们，我们每天都在进步，学问的积累日益深广，正在走向盛大光明的境界，即使用《颂》里的言辞来赞美，大概也不能将所有的美好都说出来。《诗经》中含义精微的言辞和思维深奥的道理，他既然已经得到了，又派遣我们来阐发遗漏的部分，希望能和天下的人共享。我们所了解的那点儿知识就像一支小小的火把，怎么能在太阳或月亮出来的时候显示自己的那一点儿光亮呢？姑且领受皇上的旨意，作为一点儿补充罢了。
《诗经》中说：“美好的成就来自长久的努力。”所以，《棫朴》一诗讲到培养人才时却要从周王的长寿说起，大概是希望有人能继承他的事业，使他的事业可以完成吧。我已经衰老了，大概还能见到这件事完成，也算是幸运了。谨以此为序。
这三篇序言的文字高尚简洁、深沉凝重，书中的内容由此也可以略见一斑了。而想要了解王安石研究经学的方法，更多的是在他写的《书洪范传后》这篇文章中。文中写道：
古代的学者，学生们虽然用嘴来提问，但他的传授却是通过心进行的；学生们虽然用耳朵来聆听，但他要让学生能够接受，一定要通过意会的办法。所以说，作为老师要不厌烦，学生们才能有所收获。孔子说：“教导学生，不到他想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要说出来却不知怎么说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给他的知识，却不知道通过这一点来推想其他的方面，这样的学生也就可以不必再教他了。”孔子难道敢于专爱他的道理，就在天下的学生面前摆架子，不愿他们早一点儿觉悟吗？我认为，孔子的意思是说，因为他们问得不恳切，听得就不专注，他们思考得不深入，得到的知识也就不牢固，不专注又不牢固，那么知识只是进入了他们的口、耳而已。而我所要教的并不只是要求他们会说、会听啊。孔子去世之后，大道日渐衰落。随着时光的流逝，到了汉代，专门为经典作传和注释的学者出现了，做老师的只知道讲述却不管学生的回应，做弟子的只知道读书却不向老师提问，并不是不想问，只是以为经传的意思都写在这里了，可以不用再提问就得到了。难道只是不再提问吗？也将不再思考。并非不想思考，只是觉得经传的意思都写得很明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他们的传注都做得很好了，却也只能使学生们说和听的能力得到提高，不能提升他们的心智啊，何况他们的学问本身也不是没有问题啊。这应该就是历经上千年，而圣人的经典终于暗淡，学者也不能根据他的言论来治理这个社会的原因吧。
读到这里，王安石自己如何做学问以及如何教导学生做学问，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了。用心来传授，用意会的办法使人接受，恳切地提问，深入地思考，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施行于国家和社会，这就是王安石所追求的治学的理想境界。我想，难道只是研究经学吗？对于任何一种学问，都应该有这样的求学态度。如果不是这样，只是在课堂上听老师传授讲义，虽然能记诵很多知识，最终却不能有新的发现和发明，一个国家的学术也就不能有所进步。《宋稗类钞》说王安石闲居静坐，研究经义的主旨，精神非常专注，他在几案上放了百十颗石莲子，一边咀嚼，一边思考，石莲子吃光了，问题还没有想透彻，往往咬得手指流血自己还没有感觉。这种说法虽然不知道是否可信，但是他在求学时的坚韧刻苦、思考时的深邃细密，却可以略见一斑了。黄庭坚说：“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诸生用其短，颇复凿户牖。譬如学捧心，初不悟己丑。玉石恐俱焚，公为区别不。”这可以说是持平的看法。自从元祐初年国子司业黄隐毁了《三经新义》的书版，世间就很少流传了，元朝、明朝以来甚至就消亡了。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存《周官新义》一种，王安石遗留下来的言论才因此没有失传。我曾经找来读过，其中很多他的新发现、新阐述不是后来的那些儒学大师能达到的。全祖望说：“王安石解读经典，最有孔、郑家法，言简意赅，只有牵扯到《字说》的那一部分仍有穿凿之处。”这仍然是在赞赏王安石在章句方面的学问，但章句之学恰恰是王安石学术中的糟粕。
后人动辄就说王安石曾诋毁《春秋》是“断烂朝报”，现在我们看看林希逸（字肃翁，号竹溪）在《鬳斋学记》中是怎么说的：
尹和靖说：“王安石并没有废除《春秋》一书。废除《春秋》并把它当作‘断烂朝报’的都是后来那些肆无忌惮的人假托王安石说的话。韩玉汝的儿子韩宗文（字求仁）曾经给王安石写过一封信，请教六经的主旨，王安石都一一做了回答，只有说到《春秋》的时候，他说，‘此经和其他的经比起来尤其难解，大概是三传都不能相信吧’。王安石也有解释，只是他说得非常简略，有疑问的地方一律空缺。后来有人印成书，名叫《易义》，但不是王安石写的。”尹和靖与王安石隔的年代并不算远，他这么说还是很公道的。今人都以为“断烂朝报”是王安石的罪名之一，太冤枉他了。
王安石的《答韩求仁书》被保存在他的文集中，确实如尹和靖所说，王安石不仅没有回答韩求仁对《春秋》的询问，对于他问到的《易》也没有回答。大概这两部经典的微言大义和其他的经典相比更加博大精深，如果不是口传心授，是很难理解的，如果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推测经典的含义，用这种方法研究这两部经典，没有不错到千里之外的，所以王安石不敢乱说。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往往采取有所保留的态度。我辈正应当因此而赞美王安石的，怎么能因此诋毁他呢？何况古代的学校春秋之时教授《礼》《乐》，冬夏之时教授《诗》《书》，而孔子讲各地通行的话也仅仅是在读诗、读书和行礼的时候。难道不用它讲授《春秋》的大义吗？是的，因为这不是对谁都可以随便讲的。所以说，王安石只在官学中设立“三经”的课程，也是仿效古人罢了。
（考异十九）
周麟之在《孙氏春秋传后序》中说：“王安石想要阐释《春秋》并颁行天下，而孙觉的这部《春秋传》已经出来了，一见便有了忌恨之心，自知不能写得比人家好，于是诋毁《春秋》经典并废除它，说它是‘断烂朝报’，不把它列为学校的必读书，也不用于科举考试。李绂（穆堂）驳斥这种说法：王安石想要阐释《春秋》，尚未著书，他人怎么知道一定不如孙著？见到孙著而心生嫉妒，诋毁他的传也就够了，为什么因为传而诋毁经典呢？诋毁他的传很容易，诋毁经典却很难，舍弃容易做的，去找困难的做，愚蠢的人都不干，难道王安石会去做吗？而且根据邵氏所辑的序文，说孙觉晚年因为儒生们的穿凿附会而心生忧虑，于是为《春秋》作传。那么，孙觉的这个传是在他的晚年写成的，应该没有问题。王安石死于元祐元年（1086年），死时六十八岁。孙觉在这一年才开始做谏议大夫，而死在绍圣年间（宋哲宗年号，1094—1097），死的时候六十三岁，这说明孙觉比王安石小十几岁。他晚年所著的书，王安石大概没有见过，嫉妒的说法又从何而来呢？周麟之妄造这种卑鄙的谎言，后来的一些人还相信他的说法，这些人的丑陋和周麟之没有什么不同。”又有人说：“‘断烂朝报’这种说法曾经从知名的前辈那里听说过，说是从《临汝闲书》（作者南宋人李璧）中看来的，大约是在讽刺解读经典的人，而不是诋毁经典本身。王安石的学生陆佃和龚原都研究《春秋》，陆佃著有《春秋后传》，龚原著有《春秋解》，遇到疑难问题就看作是‘阙文’。王安石笑着说，阙文如此之多，《春秋》成了‘断烂朝报’了。大概是讽刺他们，即使对经典不能完全理解，也不能作为‘阙文’来处理，意思其实是尊重经典而并非诋毁经典。”今天来看孙觉的《春秋传》，不但周麟之有跋，杨时（字中立，世称龟山先生）也有序。杨时说：“熙宁之初，尊崇儒生和儒家经典，启发开导了许多学生，以为《春秋》三传的异同没有办法考证，在六经中尤其难学，所以不把《春秋》列入学官的教学之中，并非废弃不用它，而学生们因为要急于应付科举考试，于是老师就放弃不讲了。”这种说法与尹和靖的说法恰好相同。杨时平时最喜欢诋毁王安石的学问，他这样说，为什么后来的人不注意，偏偏相信周麟之的说法呢？
王安石平生的著作，有《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后集八十卷，《周官新义》二十二卷，《易义》二十卷，《洪范传》一卷（今存集中），《诗义》三十卷（今佚），《春秋左氏解》十卷（今佚），《礼记要义》二卷（今佚），《孝经义》一卷（今佚），《论语解》十卷（今佚），《孟子解》十卷（今佚），《老子注》二卷（今佚），《字说》二十四卷（今佚）。
王安石平生对于书没有不看的，到了老年更加有感情，他在晚年写有《与曾子固书》，其中写道：
（前略）我自诸子百家的书，一直到《难经》《素问》《本草》以及各种小说，没有不读的，农夫女工，没有不进行询问的，然后对于治理国家的学问才算懂得了一个大概而没有疑问。大概后来的学者，他们所处的时代与先王的时代不一样了，如果不这样学习，就不能全面地理解圣人的道理。扬雄虽然说过，他不喜欢非议圣人著作的书，但像墨子、晏子、邹衍、庄子、申不害、韩非等人的书，有哪些他没有读过呢？他是为了获取知识才去读这些书的，读书时又能有所取舍，所以各种各样的学说都不能使他迷惑。也正因为他没有被别的学说迷惑，所以他能够有所取舍，并用来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你看我读了这么多书，就认为我可能被别的学说迷惑吗？那你太不了解我了。如今迷惑人的不是佛教，而是那些学者、儒生所沉溺的个人的名利欲望，互相吹捧，不懂得自己约束自己，你以为是不是这样呢？
曾子固来信大约是规劝王安石不要研究佛学，所以有这样的回复。
王安石晚年更加潜心于哲理的研究，以求得到道的本质，在佛学和老子的学说方面都有心得，但他最根本的一条还是要对治理国家有所帮助。他有一篇读《老子》的文章说：
道有根本的道，有具体的道。根本的“道”，是万物赖以生成的元气；而具体的“道”，是由元气的运动、变化而生成的万事万物。根本的“道”出于自然，所以它不依赖人力而由万物自然生成。而具体的“道”由于涉及具体的事物，所以它必须依赖人力才能造成万事万物。对于不依赖人力就可以生成万物的根本的“道”，圣人固然可以不说话，没有作为；至于依赖人力才能造成万事万物的具体的“道”，圣人就不能不说话，也不能无所作为了。所以，昔日高高在上而以造就万物为自己的任务的圣人一定要制定四种措施。这四种措施就是礼、乐、刑、政，这就是万物能够生成的原因。所以，圣人只是致力于怎样造成万物生长，而不去议论谁生成了万物，大概就是因为万物赖以生成的元气是自然的主宰，不是人力所能干预的。
可是，老子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凡是涉及具体事物的，都不值得议论，也不值得去做。所以他要去掉礼、乐、刑、政，而只讲一个“道”字，这是因为他不能洞察事理而一味追求高深的过错。根本的“道”既出于自然，又何必去干预它呢？正因为具体的“道”涉及具体的事物，所以才要依靠人来议论它，并且要人们去做啊。《老子》讲：“三十根辐条集中在一个车毂上，中间有个轴孔，车子才能动起来。”车毂和辐条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其原因固然在于车轮中间有个空无的轴孔，但工匠制造车轮的时候从来没有对轴孔的空无给予过特别的关注。因为空无的轴孔是自然形成的，工匠可以不去管它。如今制造车子的人只管制造车子的车毂和辐条，而从未把精力用在“无”上。不过，车子造好之后，由于车毂和辐条都已具备，这样轴孔自然就会发挥它的作用了。如果只想着发挥轴孔“无”的作用，却不去制造车毂和辐条，那么这种造车的办法也太离谱了。
现在，人们只知道轴孔的“无”对车子起作用，人们的“无为”对天下起作用，却不知道它为什么能起作用。其实，“无”能够对车子有用，正是因为有了车毂和辐条；“无为”能够对天下发挥作用，正是因为有了礼、乐、刑、政。如果有人造车子要去掉车毂和辐条，治理天下要废除礼、乐、刑、政，坐在那里等待“无”发挥作用，那就和愚蠢离得不远了。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上）
对于王安石的政治和学术，后世攻击他的人很多，唯独对于他的文学仍然表现出一定的尊重。这是因为文学这种东西不参与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而且学起来很难，但文字的表现却是很容易见到的。所以，仅就文学而言，王安石已经在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上占据了最高的地位。
吴澄（学者称草庐先生）在《临川王文公集序》中说：“唐代的文章能够改变八代的弊端，追踪西汉踪迹的只有韩愈而已，柳宗元其次。宋代文人看上去比唐朝要兴盛，也只有庐陵欧阳修、眉山的苏洵和苏轼、南丰的曾巩和临川的王安石，这五家与唐朝的韩、柳两家不相上下。从东汉到今天，过去八百多年了，但是把唐朝和宋朝的文章合在一起，可以称道的只有这七个人，文学这件事真的是很难啊。”后人将吴澄列举的这七个人，再加上苏辙，变成八个人，于是有了“唐宋八大家”之称。这八家不一定完全代表了文章的美，但是，从东汉到中唐，没听说有文人能超过这八家的；从南宋到现在，也没听说有文人能和这八家相媲美的。那么，由此看来，这八家得到这样的名声也是应该的。尽管如此，王安石的文章还是在某一方面和其他七家的文章不一样。那七家的文章都是文人的文章，而王安石的文章则是学者的文章。那七家作者不是没有学问，但如果说都像王安石那样对于经学和治理国家的道理十分精通，对于九流百家的学问能够吃得很透，这不是那七个人能够达到的。所以，讲道理博大而精辟，文气深远而朴实、繁茂，这是王安石的特色，也不是其他七个人可以达到的。
这八家的地位固然有高下之分，柳宗元只有记行的文章写得最好，其他方面就显得不足。曾巩各种文体都有，但其范围还是稍微狭窄了一点儿。苏洵和苏辙都是因为依附着苏东坡才显出来的。这四家不过就像宋、郑、鲁、卫这样的小国一样；能像齐、晋、秦、楚这些大国那样，势均力敌而足以互相抗衡的，只有韩愈、欧阳修、苏东坡和王安石四个人而已。我试着将他们做一番比较。
苏东坡的文章很美，尽管如此，他的文章却像是纵横家的言论，文采往往胜过了道理。他的文章说理虽然也很透彻通达，但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比喻上，这完全可以证明他的笔力尚有不足。他的文章文气虽然很充沛，但是一泻而无余，少了一些含蓄和迂回曲折的姿态。王安石的文章不是这样，所以拿苏东坡的文章和王安石的文章相比，好比是野狐禅比正法门。比较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和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书》，合在一起阅读，就可以对它们的风格得出结论。王安石的文章出自韩愈，欧阳修也学韩愈，但王安石对待欧阳修是在老师和朋友之间。欧阳修赠王安石的诗说：“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王安石酬欧阳修的诗说：“欲传道义心犹在（一作“虽壮”），强学（一作“学作”）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这是欧阳修深深赞许王安石能够追上韩愈的足迹，而王安石却不敢以此自居，表现出一种不自满的样子。根据我在前面的说法，有学者文章与文人文章的区别，在这个前提下，可以说王安石超过了韩愈，但如果只是从文学的角度看，那么韩愈就像是萧何建造未央宫，没有人能够再超过他了，王安石也只是继承了他的衣钵而已。王安石与欧阳修都学习韩愈，但都能充分吸收韩愈的技法又自成一家。不过，他们二人又各有自己的特点。欧阳修用韩愈的法度，但改变他的面目而自成一家；王安石则用韩愈的面目，却对他的法度有所增减，而自成一家。李光弼来到郭子仪的军中，号令不改，但旌旗壁垒焕然一新，王安石学习韩愈，正像是这个样子。曾国藩说到如何学习王安石的文章时，认为应当学习他的倔强之气，他是最能理解王安石文章的人。王安石论事说理的文章，文辞峭拔，严肃锋利，有棱有角，像韩非子；态度诚恳，感情真挚，又像墨子。就这点来说，即使是韩愈和欧阳修也不如他。苏东坡学庄子、列子，但没有一篇文章能赶上庄子、列子，王安石学韩非子、墨子，很快他就是韩非子、墨子了。
人们只知道尊崇王安石的议论文，却不知道他的记叙文是他文集中的上乘之作。文集中的碑志一类文章大约有两百篇，结构没有一篇是相同的，有的像长江大河，有的像层峦叠嶂，有的仿佛将小小的芥子放大成须弥山，有的仿佛将滔滔东海笼在衣袖之内没有他不擅长的文体，没有他不尝试的风格，除了韩愈，只有他一个人能达到这一点。
曾国藩说：“写文章全靠气盛，想要气盛，全在段落清楚，每个段落的连接之处要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做文章的无限妙境是很难领会的。每个段落开始的时候，要能够像是承接又不是承接，像是提领又不是提领，像是突起又不是突起，像是舒展又不是舒展，古人写文章的许多手法也是很难领会的。”这是对于写文章有着深刻体会的人说的话。让我说，想要领会写文章的奥妙，只要熟读王安石的文章就差不多了。
王安石的文章，我在前面的各个章节中已经介绍了二十多篇，都是用来说明他的政治、学术的，用意没有放在文学上。但是像《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材论》《答司马谏议书》《周礼义序》《诗义序》《书洪范传后》《老子》等文章，都是可以永久保存的文章，永远可以作为世人写作的典范。在这里，我再介绍几篇，使得他的各种文体都能有所体现。就像行走在山阴道上，沿途的风光让我目不暇接，我一谈起王安石的文章，也有这种感觉，恨不能将他的全集都放在这里。
《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书读〈刺客传〉后》：
曹沫将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时可也。予独怪智伯国士豫让，岂顾不用其策耶？让诚国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晋，救智伯之亡，一死区区，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聂政售于严仲子，荆轲豢于燕太子丹。此两人者，污隐困约之时，自贵其身，不妄愿知，亦曰有待焉。彼挟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答韶州张殿丞书》：
某启：伏蒙再赐书，示及先君韶州之政，为吏民称颂，至今不绝。伤今之士大夫不尽知，又恐史官不能记载，以次前世良吏之后。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于天下，不能推扬先人之绪功余烈，使人人得闻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备闻为政之迹。然尝侍左右，尚能记诵教诲之余。盖先君所存，尝欲大润泽于天下。一物枯槁，以为身羞。大者既不得试，已试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将泯没而无传，则不肖之孤，罪大衅厚矣，尚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间耶？阁下勤勤恻恻，以不传为念，非夫仁人君子，乐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盖其所传，皆可考据。后既无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虽雄奇俊烈，道德满衍，不幸不为朝廷所称，辄不得见于史。而执笔者又杂出一时之贵人，观其在廷论议之时，人人得讲其然不，尚或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诛当前而不栗，讪在后而不羞，苟以餍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阴挟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恶，疑可以贷褒，似可以附毁，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赏罚谤誉，又不施其间，以彼其私，独安能无欺于冥昧之间耶？善既不尽传，而传者又不可尽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实足以信后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载之，则遂以不朽于无穷耳。
伏惟阁下于先人非有一日之雅，余论所及，无党私之嫌。苟以发潜德为己事，务推所闻，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论次以传焉，则先君之不得列于史官，岂有恨哉？
《宝文阁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宝文阁待制、特赠右谏议大夫、汝阴常公，以熙宁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临川王某志其墓曰：公学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闻也，信其义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贪者矜焉，而非雕斫以为廉；所不为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矫抗以为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终此而已矣。”及为今天子所礼，则出而应焉。于是天子悦其至，虚己而问焉，使莅谏职以观其迪己也，使董学政以观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无传，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无助，然皆见其正而不苟。《诗》曰：“胡不万年？”惜乎既病而归死也。自周道隐，观学者所取舍，大抵时所好也。违俗而适己，独行而特起，呜呼，公贤远矣！传载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谓公且朽，不可得也。
《给事中、赠尚书工部侍朗孔公墓志铭》：
宋故朝请大夫、给事中、知郓州军州事兼管内河堤，劝农同群牧使、上护军、鲁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六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孔公者，尚书工部侍郎、赠尚书吏部侍郎讳勖之子，兖州曲阜县令、袭封文宣公赠兵部尚书讳仁玉之孙，兖州泗水县主簿讳光嗣之曾孙，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孙也。其仕当今天子天圣、宝元之间，以刚毅谅直名闻天下。尝知谏院矣，上疏请明肃太后归政天子，而廷奏枢密使曹利用、尚御药罗崇勋罪状。当是时，崇勋操权力，与士大夫为市，而利用悍强不逊，内外惮之。尝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废，引谏官御史伏阁以争，又求见上，皆不许，而固争之，得罪然后已。盖公事君之大节如此，此其所以名闻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终于大位为天下惜者也。公讳道辅，字原鲁，初以进士释褐，补宁州军事推官，年少耳，然断狱议事，已能使老吏惮惊。遂迁大理寺丞，知兖州仙源县事，又有能名。其后尝直史馆，待制龙图阁，判三司理欠凭由，司登闻检院，吏部流内铨，纠察在京刑狱，知许、徐、兖、郓、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兖、郓、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数以争职不阿，或绌或迁，而公持一节以终身，盖未尝自诎也。其在兖州也，近臣有献诗百篇者，执政请除龙图阁直学士。上曰：“是诗虽多，不如孔道辅一言。”乃以公为龙图阁直学士。于是人度公为上所思，且不久于外矣，未几果复召以为中丞。而宰相使人说公稍折节以待迁，公乃告以不能。于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开封府吏冯士元坐狱，语连大臣数人，故移其狱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于杖，又多更赦。公见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与大臣交私，污朝廷，而所坐如此，而执政又以谓公为大臣道地，故出知郓州。公以宝元二年如郓，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于滑州之韦城驿，享年五十四。其后诏追复郭皇后位号，而近臣有为上言公明肃太后时事者，上亦记公平生所为，故特赠公尚书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书都官员外郎讳宾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为尚书屯田员外郎；曰宗翰，今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赠公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于财，乐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笃。而尤不好鬼神 祥事。在宁州，道士法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数出近人，人传以为神。州将欲视验以闻，故率其属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举笏击蛇杀之，自州将以下皆大惊，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观公数处朝廷大议，视祸福无所择，其智勇有过人者，胜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称公，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铭曰：展也孔公，维志之求。行有险夷，不改其 。权强所忌，谗謟所仇。考终厥位，宠禄优优。维皇好直，是锡公休。序行纳铭，为识诸幽。
《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君讳平，字秉之，姓许氏，余尝谱其世家，所谓今泰州海陵县主簿者也。君既与兄元相友爱称天下，而自少卓荦不羁，善辩说，与其兄俱以智略为当世大人所器。宝元时，朝廷开方略之选，以招天下异能之士，而陕西大帅范文正公、郑文肃公争以君所为书以荐。于是得召试，为太庙斋郎，已而选泰州海陵县主簿。贵人多荐君有大才，可试以事，不宜弃之州县。君亦常慨然自许，欲有所为，然终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
士固有离世异俗，独行其意，骂讥、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无众人之求而有所待于后世者也，其龃龉固宜。若夫智谋功名之士，窥时俯仰，以赴势物之会，而辄不遇者，乃亦不可胜数。辩足以移万物，而穷于用说之时；谋足以夺三军，而辱于右武之国。此又何说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
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扬子县甘露乡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环，不仕；璋，真州司户参军；琦，太庙斋郎；琳，进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进士周奉先、泰州泰兴县令陶舜元。
铭曰：有拔而起之，莫挤而止之。呜呼许君！而已于斯，谁或使之！
《金溪吴君墓志铭》：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尝及人过失，至论前世善恶，其国家存亡治乱成败所由，甚可听也。尝所读书甚众，尤好古而学其辞，其辞又能尽其议论。年四十三四，以进士试于有司，而卒困于无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抚州之金溪县归德乡石廪之原，在其舍南五里。当是时，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范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呜呼！以君之有，与夫世之贵富而名闻天下者计焉，其独歉彼耶？然而不得禄以行其意、以祭、以养、以遗其子孙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学者将以尽其性，尽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于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
铭曰：蕃君名，字彦弼，氏吴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黻，独成之难幽以折。厥铭维甥订君实。
《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三司副使，不书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书户部员外郎吕君冲之，始稽之众史，而自李纮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杨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劝已下又得其在事之岁时，于是书石而镵之东壁。
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虽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犹不得也。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先急，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
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宠之甚备。盖今理财之法有不善者，其势皆得以议于上而改为之，非特当守成法吝出入以从有司之事而已。其职事如此，则其人之贤不肖，利害施于天下如何也？观其人，以其在事之岁时，以求其政事之见于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财之方，则其人之贤不肖，与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盖吕君之志也。
《祭范颍州文》：
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
明肃之盛，身危志殖。瑶华失位，又随以斥。
治功亟闻，尹帝之都。闭奸兴良，稚子歌呼。
赫赫之家，万首俯趋。独绳其私，以走江湖。
士争留公，蹈祸不栗。有危其辞，谒与俱出。
风俗之衰，骇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
力行不回，慕者兴起。儒先酋酋，以节相侈。
公之在贬，愈勇为忠。稽前引古，谊不营躬。
外更三州，施有余泽。如酾河江，以灌寻尺。
宿赃自解，不以刑加。猾盗涵仁，终老无邪。
讲艺弦歌，慕来千里。沟川障泽，田桑有喜。
戎孽猘狂，敢 我疆。铸印刻符，公屏一方。
取将于伍，后常名显。收士至佐，维邦宁彦。
声之所加，虏不敢濒。以其余威，走敌完邻。
昔也始至，疮痍满道。药之养之，内外完好。
既其无为，饮酒笑歌。百城宴眠，吏士委蛇。
上嘉曰材，以副枢密。稽首辞让，至于六七。
遂参宰相，厘我典常。扶贤赞杰，乱冗除荒。
官更于朝，士变于乡。百治具修，偷惰勉强。
彼阏不遂，归侍帝侧。卒屏于外，身屯道塞。
谓宜耇老，尚有以为。神乎孰忍，使至于斯。
盖公之才，犹不尽试。肆其经纶，功孰与计？
自公之贵，厩库逾空。和其色辞，傲讦以容。
化于妇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绨恶粟。
闵死怜穷，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
孰堙于深，孰锲乎厚。其传其详，以法永久。
硕人今亡，邦国之忧。矧鄙不肖，辱公知尤。
承凶万里，不往而留。涕哭驰辞，以赞醪羞。
《祭欧阳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
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呜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邅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之是非。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顾念后事，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谓千载而一时。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处进退，又庶乎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腐散，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
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赡依！
呜呼！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下）
世人对王安石的诗的评价不如他的文章。尽管如此，王安石的诗事实上开了西江诗派的先河，而且在宋代也是开风气之先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他的成绩尤其伟大，这也是不能不令人崇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