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以来，谈到诗，没有不认为应该尊崇杜甫的。然而，在杜甫活着的时候以及他死后不久，尊崇他的人并不是很多。韩愈在诗中写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中晚唐的明白人是怎么看杜甫的，从这里也可以想象得到。特别提倡学习杜甫并且尊崇他，其实是从王安石开始的。他有《杜甫画像》一诗：
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
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
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
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
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
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
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
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
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
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 寒飕飕。
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死所羞。
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
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
王安石又得到杜甫的诗两百余首，编了一本《老杜诗后集》，并为它写了序：“杜甫的诗全部呈现在今天的读者面前，从我得到这些诗开始。”又说：“世上学习作诗的人到了杜甫这里然后才能作诗，如果到不了这里，你根本就不知道诗在哪里。”他诚心诚意地向往杜甫到了这种程度，这是他能够成为名家的原因。
宋朝继承了晚唐的陋习，西昆体盛行，起来矫正这种风气的有欧阳修和梅尧臣。从这里开始能够自立门户卓然成为一家的有王安石、苏东坡和黄庭坚。王安石早年在《张刑部诗序》中说：
您和杨亿、刘筠同处于一个时代。杨亿、刘筠凭借他们的辞藻影响那个时代，学习作诗的人都迷失了自己的根本和来路，很崇拜他们，穷尽了每天的精力来模仿他们。作品中堆砌了色彩华丽的辞藻，颠倒庞杂，没有文章应有的章法和次序，他们的诗在寄托情感和借用典故方面也都缺少依据。这个时候能够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同流合污的人是很少的。
西昆体风靡一时，大概天下的人都追随着温庭筠和李商隐，没有人能够发挥自己的性灵，诗道的凋敝达到了极点。对于这种情况，不得不加以破坏并进行新的建设，社会的发展要求这样做。首先打破这种风气的就是欧阳修和梅尧臣。王安石与欧阳修、梅尧臣是朋友，然而没听说他的创作是在欧阳修、梅尧臣的影响下才开始的，他从少年时代就已经确立了自己的风格。欧阳修和梅尧臣用冲和淡远、平易近人的风格一扫艳丽纤巧、浓艳雕琢的风气，到了王安石，更发扬一种瘦硬雄直的风格，这是欧阳修和梅尧臣所没有的。所以说，欧阳修和梅尧臣只能够破坏，王安石不仅能够破坏，而且还能够进行建设。
说到宋诗的壮丽景象，一定要提苏东坡、黄庭坚。拿王安石和苏东坡相比，苏东坡的千门万户、风骨天然的气象的确是王安石所不及的。但王安石的曲折多姿和严谨的风格给学习作诗的人树立了典范，指明了途径，似乎比起苏东坡又有他的长处。黄庭坚是西江派的鼻祖，他的特色在于拗硬深幽，生气远出，然而这种风格其实是从王安石开始的，黄庭坚只是尽力表现它的长处，使它发扬光大而已。效法黄庭坚的人一定认为黄庭坚的诗风是从王安石那里继承下来的。这样看来，即使说王安石开了宋诗的一代风气，也不为过。
王安石的古体诗与其说是学习杜甫，不如说是学习韩愈，这里举出几首作为例证。
《游土山示蔡天启秘校》：
定林瞰土山，近乃在眉睫。
谁谓秦淮广，正可藏一艓。
朝予欲独往，扶惫强登涉。
蔡侯闻之喜，喜色见两颊。
呼鞍追我马，亦以两黥挟。
敛书付衣囊，裹饭随药笈。
翛翛阿兰若，土木老山胁。
鼓钟卧空旷，簨虡雕捷业。
外堂廓无主，考击谁敢辄。
坡陀谢公冢，藏椁久穿劫。
百金买酒地，野老今行馌。
缅怀起东山，胜践比稠叠。
于时国累卵，楚夏血常喋。
外实备艰梗，中仍费调燮。
公能觉如梦，自喻一蝴蝶。
桓温适自毙，苻坚方天厌。
且可缓九锡，宁当快一捷。
彼哉斗筲人，得丧易矜怯。
妄言屐齿折，吾欲刊史牒。
伤心新城埭，归意终难惬。
漂摇五城舟，尚想浮河檝。
千秋陇东月，长照西州堞。
岂无华屋处，亦捉蒲葵箑。
碎金谅可惜，零落随秋叶。
好事所传玩，空残法书帖。
清谈眇不嗣，陈迹恍如接。
东阳故侯孙，少小同鼓箧。
一官初岭海，仰视飞鸢跕。
穷归放款段，高卧停远蹀。
牵襟肘即见，着帽耳才压。
数椽危败屋，为我炊陈浥。
虽无膏污鼎，尚有羹濡 。
纵言及平生，相视开笑靥。
邯郸枕上事，且饮且田猎。
或昏眠委翳，或妄走超躐。
或叫号而寤，或哭泣而魇。
幸哉同圣时，田里老安帖。
易牛以宝剑，击壤胜弹铗。
追怜衰晋末，此土方岌 。
强偷须臾乐，抚事终愁惵。
予虽天戮民，有械无接摺。
翁今贫而静，内热非复叶。
予衰极今岁，倘与鸡梦协。
委蜕亦何恨，吾儿已长鬣。
翁虽齿长我，未见白可镊。
祝翁尚难老，生理归善摄。
久留畏年少，讥我两呫嗫。
束火扶路还，宵明狐兔慑。
蔡侯雄俊士，心憭形亦谍。
异时能飞鞚，快若五陵侠。
胡为阡陌间，踠足仅相蹑。
谅欲交辔语，呿予不能嗋。
这是王安石晚年的作品，结构、气象、格调、章法、句法都与韩愈的诗非常相似，把它放在韩愈的作品中，几乎是可以乱真的，可惜未能达到化境。
《思王逢原》：
自吾失逢原，触事辄愁思。
岂独为故人，抚心良自悲。
我善孰相我，孰知我瑕疵？
我思谁能谋，我语听者谁？
朝出一马驱，瞑归一马驰。
驰驱不自得，谈笑强追随。
仰屋卧太息，起行涕淋漓。
念子冢上土，草茅已纷披。
婉婉妇且少，茕茕一女嫠。
高义动闾里，尚闻致财赀。
嗟我衣冠朝，略能具 糜。
葬祭无所助，哀颜亦何施。
闻妇欲北返，跂予常望之。
寒汴已闭口，此行又参差。
又说当产子，产子知何时。
贤者宜有后，固当梦熊罴。
天方不可恃，我愿适在兹。
我疲学更误，与世不相宜。
宿昔心已许，同冈结茅茨。
此事今已矣，已矣尚谁知。
渺渺江与潭，茫茫山与陂。
安能久窃食，终负故人期。
《董伯懿示裴晋公平淮右题名碑诗用其韵和酬》：
元和伐蔡何危哉，朝廷百口无一谐。
盗伤中丞偶不死，利剑白日投天街。
裹疮入朝议军旅，国火一再更檀槐。
上前慷慨语发涕，誓出按抚除暌乖。
指 光颜战洄曲，阚如怒虎搏虺豺。
愬能捕虏取肝鬲，护送密乞完形骸。
笞兵夜半投死地，雪湿不敢燃薪 。
空城竖守已可缚，中使尚作啼儿哇。
退之道此尤俊伟，当镂玉牒东燔柴。
欲编诗书播后嗣，笔墨虽巧终类俳。
唐从天宝运中圮，廊庙往往非忠佳。
诸侯纵横代割据，疆土岂得无离 。
德宗末年惩战祸，一矢不试尘蒙靫。
宪皇初起众未信，意欲立扫除昏霾。
追还清明救薄蚀，屡敕主府拘穷蛙。
王师伤夷征赋窘，千里亦忌毫厘差。
小夫偷安自非计，长者远虑或可怀。
桓桓晋公忠且壮，时命适与功名偕。
是非末世主成败，烜赫今古谁讥排。
贤哉韦纯议北赦，仓卒两伐尤难皆。
重华声明弥万国，服苗干羽舞两阶。
宣王侧身内修政，常德立武能平淮。
昔人经纶初若缓，欲弃此道非吾侪。
千秋事往踪迹在，岳石款记如湘崖。
文严字丽皆可喜，黄埃蔽没苍藓埋。
当时将佐尽豪杰，想此兵祷陪祠斋。
君曾西迁为拓本，濡麝割蜜亲劘揩。
新篇波澜特浩荡，把卷熟读迷津涯。
褒贤乐善自为美，当挂庙壁为诗牌。
上面这几篇都是经过精雕细琢的，锤炼出新鲜、奇特的语言，有意使用范围很狭窄的韵脚，追求险峻幽奇的艺术境界，完全体现了韩愈的风格和技巧。
《葛蕴作巫山高爱其飘逸因亦作两篇》：
巫山高，十二峰。
上有往来飘忽之猿猱，下有出没瀺灂之蛟龙，中有倚薄缥缈之神宫。
神人处子冰雪容，吸风饮露虚无中。
千岁寂寞无人逢，邂逅乃与襄王通。
丹崖碧嶂深重重，白月如日明房栊。
象床玉几来自从，锦屏翠幔金芙蓉。
阳台美人多楚语，只有纤腰能楚舞，争吹凤管鸣鼍鼓。
那知襄王梦时事，但见朝朝暮暮长云雨。
巫山高，偃薄江水之滔滔。
水于天下实至险，山亦起伏为波涛。
其巅冥冥不可见，崖岸斗绝悲猿猱。
赤枫青栎生满谷，山鬼白日樵人遭。
窈窕阳台彼神女，朝朝暮暮能云雨。
以云为衣月为褚，乘光服暗无留阻。
昆仑曾城道可取，方丈蓬莱多伴侣。
块独守此嗟何求，况乃低回梦中语。
这类诗是他学习杜甫同时又能独辟蹊径的作品，在他的诗作中也是上乘作品。黄庭坚的七言古诗很多都是从这里脱胎出来的。又如：
《对棋与道源至草堂寺》：
北风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与君棋。
明朝投局日未晚，从此亦复不吟诗。
在这样一种晦涩、稚拙的作品中，他影响和启发黄庭坚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很容易发现。王安石又有《拟寒山拾得》（二十首），在他的文集中为“别体”，即另一种风格。《寄吴氏女子》诗中有“末有拟寒山，觉汝耳目荧”，说的就是这组诗。这里录两首，看看它是什么样的：
我曾为牛马，见草豆欢喜。
又曾为女人，欢喜见男子。
我若真是我，只合长如此。
若好恶不定，应知为物使。
堂堂大丈夫，莫认物为己。
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
瓦亦自破碎，岂但我血流。
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
众生造众恶，亦有一机抽。
渠不知此机，故自认愆尤。
此但可哀怜，劝令真正修。
岂可自迷闷，与渠作冤仇。
这种诗虽然不是诗的正宗，但是自从苏东坡之后，把佛经中的典故和语言融入诗歌创作的人很多，这种体裁也是王安石倡导的。就像是他悟道悟出来的妙趣，使得学他的人读起来有一种超脱飘逸、意境高远的感觉，这其实来自王安石的学问和修养，不能单纯地把它当作诗来看。
王安石的诗真正别开生面的不是古体诗，而是近体诗。曲折多姿、瘦硬雄直的风格用在古体诗中比较容易，用在近体诗中就比较难，但王安石的近体诗却纯粹是因为这一点才出名的。
曾国藩谈论近体诗，说是要用对偶的句式将气息贯注在一句之中。王安石的七律最能启发人从这里入门。
王安石的七律诗比较多地学习杜甫晚年的作品，后来，黄庭坚更遵循这种方法，把它的妙处发挥到了极致，于是成为西江诗派的宗师。
王安石有一首《题张司业诗》，其中有：“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读王安石的诗都应当按照这句诗来探求和体会，读他的近体诗尤其应该如此。他的文集中名作很多，这里不能录太多，只选择几首，看看他的诗的面貌。
《次韵酬朱昌叔五首》（录一）：
去年音问隔淮州，百谪难知亦我忧。
前日杯盘共江渚，一欢相属岂人谋。
山蟠直渎输淮口，水抱长干转石头。
乘兴舟舆无不可，春风从此与公游。
《次韵送程给事知越州》：
千骑东方占上头，如何误到北山游。
清明若睹兰亭月，暖热因忘蕙帐秋。
投老始知欢可惜，通宵豫以别为忧。
西归定有诗千首，想肯重来贲一丘。
《登宝公塔》：
倦童疲马放松门，自把长笻倚石根。
江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暝与黄昏。
鼠摇岑寂声随起，鸦矫荒寒影对翻。
当此不知谁客主，道人忘我我忘言。
《雨花台》：
盘互长干有绝陉，并包佳丽入江亭。
新霜浦溆绵绵白，薄晚林峦往往青。
南上欲穷牛渚怪，北寻难忘草堂灵。
便舆却走垂杨陌，已戴寒云一两星。
《寄题程公辟物华楼》：
吴楚东南最上游，江山多在物华楼。
遥瞻旌节临尊俎，独卧柴荆阻献酬。
想有新诗传素壁，怪无余墨到沧洲。
湡浯南望重重绿，章水还能向此流。
《酬俞秀老》：
洒扫东庵置一床，于君独觉故情长。
有言未必输摩诘，无法何曾泥饮光。
天壤此身知共弊，江湖他日要相忘。
犹贪半偈归思索，却恐提桓妄揣量。
《送李质夫之陕府》：
平世求才漫至公，悠悠羁旅士多穷。
十年见子尚短褐，千里随人今北风。
户外屦贫虚自满，樽中酒贱亦常空。
共嫌欲老无机械，心事还能与我同？
《贵州虞部使君访及道旧窃有感恻因成小诗》：
韶山秀拔江清写，气象还能出搢绅。
当我垂髫初识字，看君挥翰独惊人。
邮签忽报旌麾入，斋阁遥瞻组绶新。
握手更谁知往事，同时诸彦略成尘。
《思王逢原三首》（录一）：
蓬蒿今日想纷披，冢上秋风又一吹。
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唯有故人知。
庐山南堕当书案，湓水东来入酒卮。
陈迹可怜随手尽，欲欢无复似当时。
《送裴如晦宰吴江》：
青发朱颜各少年，幅巾谈笑两欢然。
柴桑别后余三径，天禄归来尽一廛。
邂逅都门谁载酒，萧然江县去鸣弦。
犹疑甫里英灵在，到日凭君为舣船。
《送僧无惑归鄱阳》：
晚扶衰惫寄人间，应接纷纷只强颜。
挂席每谙东汇水，采芝多梦旧游山。
故人独往今为乐，何日相随我亦闲？
归见江东诸父老，为言飞鸟会知还。
《落星寺在南康军江中》：
崒云台殿起崔嵬，万里长江一酒杯。
坐见山川吞日月，杳无车马送尘埃。
雁飞云路声低过，客近天门梦易回。
胜概唯诗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闲来。
《送李太保知仪州》：
北平上谷当时守，气略人推李广优。
还见子孙持汉节，欲临关塞抚羌酋。
云边鼓吹应先喜，日下旌旗更少留。
五字亦君家世事，一吟何以称来求？
《将次相州》：
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
蝼蚁往还空垄亩，骐 埋没几春秋。
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
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
《和王微之秋浦望齐山感李太白杜牧之》：
齐山置酒菊花开，秋浦闻猿江上哀。
此地流传空笔墨，昔人埋没已蒿莱。
平生志业无高论，末世篇章有逸才。
尚得使君驱五马，与寻陈迹久徘徊。
《次韵平甫金山会宿寄亲友》：
天末海门横北固，烟中沙岸似西兴。
已无船舫犹闻笛，远有楼台只见灯。
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风吹水雪崩腾。
飘然欲作乘桴计，一到扶桑恨未能。
《送赵学士陕西提刑》：
遥知彼俗经兵后，应望名公走马来。
陛下柬求今日始，胸中包畜此时开。
山西豪杰归囊牍，渭北风光入酒杯。
堪笑陋儒昏鄙甚，略无谋术赞行台。
《金陵怀古四首》（录一）：
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
豪华尽出成功后，逸乐安知与祸双。
东府旧基留佛刹，《后庭》余唱落船窗。
《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
《除夜寄舍弟》：
一尊聊有天涯忆，百感翻然醉里眠。
酒醒灯前犹是客，梦回江北已经年。
佳时流落真堪惜，胜事蹉跎只可怜。
唯有到家寒食在，春风因泛滪溪船。
《送西京签判王著作》：
儿曹曾上洛城头，尚记清波绕驿流。
却想山川常在梦，可怜颜发已惊秋。
辟书今日看君去，著籍长年叹我留。
三十六峰应好在，寄声多谢欲来游。
《南浦》：
南浦东冈二月时，物华撩我有新诗。
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
《木末》：
木末北山烟冉冉，草根南涧水泠泠。
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
《初夏即事》：
石梁茅屋有弯碕，流水溅溅度两陂。
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
《中年》：
中年许国邯郸梦，晚岁还家圹埌游。
南望青山知不远，五湖春草入扁舟。
《入瓜步望扬州》：
落日平林一水边，芜城掩映只苍然。
白头追想当时事，幕府青衫最少年。
《州桥》：
州桥蹋月想山椒，回首哀湍未觉遥。
今夜重闻旧呜咽，却看山月话州桥。
《壬子偶题》：
黄尘投老倦匆匆，故绕盆池种水红。
落日欹眠何所忆，江湖秋梦橹声中。
《送僧游天台》：
天台一万八千丈，岁晏老僧携锡归。
前程好景解吟否？密雪乱云缄翠微。
用集句的方式作诗，是王安石自己创造的一种形式。宋代作者写的笔记很多谈到王安石曾创作集句诗，信口说出。这本是一种闲暇时的语言游戏，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也恰好证明了王安石记诵广博。这里抄录几首。
《金陵怀古》：
六代豪华空处所，金陵王气漠然收。
烟浓草远望不尽，物换星移几度秋。
至竟江山谁是主，却因歌舞破除休。
我来不见当时事，上尽重城更上楼。
《沈坦之将归溧阳值雨留吾庐久之三首》（其一）：
天雨萧萧滞茅屋，冷猿秋雁不胜悲。
床床屋漏无干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胡笳十八拍十八首》（录二）：
自断此生休问天，生得胡儿拟弃捐。
一始扶床一初生，抱携抚视皆可怜。
宁知远使问名姓，引袖拭泪悲且庆。
悲莫悲兮生别离，悲在君家留两（一作“二”）儿。（其十三）
春风似旧花仍笑，人生岂得长年少。
我与儿兮各一方，憔悴看成两鬓霜。
如今岂无腰袅与骅骝，安得送我置汝傍？
胡尘暗天道路长，遂令再往之计堕眇茫。
胡笳本出自胡中，此曲哀怨何时终？
笳一会兮琴一拍，此心炯炯君应识。（其十八）
信手拈来，天衣无缝，后来学他的人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水平。前人对王安石的诗评论很多，根据所见到的随手抄录几段。
《漫叟诗话》（宋·佚名）：
王安石隐居林泉之后作的诗，精深华妙，不是年轻时的作品能比的。他曾作《岁晚》一诗：“月映林塘澹，风含笑语凉。俯窥怜绿净，小立伫幽香。携幼寻新的，扶衰上野航。延缘久未已，岁晚惜流光。”自以为可以和谢灵运相比，赏识他的人也认为是这样。
《后山诗话》（宋·陈师道）：
黄庭坚说，王安石的诗到了晚年才妙，例如“遥闻青秧底，复作龟兆坼”，就是前人没有说过的。又如“扶與度焰水，窈窕一川花”，包含好几个意思，然而，他学“三谢”的诗，还是有些刻意了。
《石林诗眠》（宋·佚名）（应为《石林诗话》——编注）：
蔡天启说，王安石经常称赞杜甫的“钩簾宿鹭起，丸药流莺啭”这句诗，认为它的寓意高邈峭拔，是五言诗的典范。有一天王安石作诗，得到一句“青山扪虱坐，黄鸟挟书眠”，自称不比杜甫的诗差多少。
《冷斋夜话》（宋·惠洪）：
讲究提炼运用语言，到了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已经穷尽了古今的变化。王安石的诗：“江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暝与黄昏。”还有：“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中略）这就是黄庭坚所说的“句中眼”，学习作诗的人不了解这种妙处，写出来的诗总是差一点。
《石林诗话》（宋·叶梦得）：
王安石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意气风发，所以，他的诗句都带有这种倾向，不是那么含蓄。如“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又如“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还有“平治险秽非无德，润泽焦枯是有才”之类，都是直接抒发他心里的那一点事。后来他做了群牧判官，从宋次师（应为宋次道——编注）那里借了所有唐人诗集来读，博览群书，体会其中的要领，到了晚年才懂得深沉委婉、从容不迫的意趣，才知道文字的好坏虽然是有限定的，但也要看是哪个年纪写的，即使像王安石，当他年轻的时候，也不能强迫他达到某种境界。
《苕溪渔隐丛话》（宋·胡仔）：
黄庭坚称赞王安石晚年作的小诗，典雅清丽，精美绝伦，脱去流俗，每次吟诵他的诗，都有一种将晨露含在口中的感觉。今天来看王安石的小诗，如“南浦随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染云为柳叶，剪水作梨花。不是春风巧，何缘有岁华”，“檐日阴阴转，床风细细吹。翛然残午梦，何许一黄鹂”，“蒲叶清浅水，杏花和暖风。地偏缘底绿，人老为谁红”，“爱此江边好，留连至日斜。眠分黄犊草，坐占白鸥沙”，“日净山如染，风暄草欲薰。梅残数点雪，麦涨一川云”。看这几首诗，真是刻意一唱三叹啊！
《西清诗话》（宋·蔡绦）：
王安石在蒋山的时候，把新作的诗拿给苏东坡看，苏东坡说：“像繁茂的结满果实的李树，光彩显现于夜晚；像艳丽的灿烂如云的桃花，光彩照耀于白天。自从屈原、宋玉之后已经过去千年，一直没有见过《离骚》的句法，但今天见到了。”王安石说：“不是你奉承我，我自己也这样看，但不必和俗人们说。”
《三山老人语录》（宋·胡舜陟）：
王安石的诗：“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欧阳修的诗：“静爱竹时来野寺，独寻春偶过溪桥。”两个人都描写闲适的心情，王安石的诗写得更真切。
《石林诗话》（宋·叶梦得）：
王安石晚年作诗尤其讲究律法，选词用字都严格按照诗律的要求，精心锤炼，细密到中间容不下一根头发。但语言与意义融会贯通，意到言到，言随意遣，浑然天成，一点也没有牵强附会的感觉，如“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开始不觉得有对偶，到了“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就看到悠闲自得的神态了。但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考究，都是经过仔细选择和权衡的，它们的用意也是很深刻的。
《唐子西语录》（宋·唐庚）：
王安石的五言诗，得到了杜甫的句法，例如“地大蟠三楚，天低入五湖。”
《冷斋夜话》（宋·惠洪）：
用典故来修饰诗句，妙在能发挥它的用途却不点明它的来历，这种方法只有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三个人了解。王安石有诗：“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鸭绿就是水，鹅黄就是柳，但不明说。《苕溪渔隐丛话》说王安石的诗还有“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白雪就是丝，黄云就是麦子。《 溪诗话》中说：“萧萧出屋千竿玉，霭霭当窗一炷云。”都不直接说明事物的名字。
《蔡宽夫诗话》（宋·蔡启）：
王安石曾经说：“诗家的毛病是用典故太多，大概都是因为它们和诗的题目有关系，或有相近的地方，这样做就不是作诗了，而是编排故事，虽然工整，但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能有自己的想法，借这些典故来表现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使得情感仪态都能表现出来，那么即使用典很多，也没有什么妨碍。”所以，王安石的诗如“董生只被公羊感，肯信捐书一语真”，“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瓮区区老此身”，所用典故和诗的主题看上去没有关系，这才是真会使用典故的人啊。
《后斋漫录》（作者不详）：
王安石善于用字，如“荒埭暗鸡催月晓，空场老雉挟春骄”中，“挟”字就用得非常好。
《遁斋闲览》（宋·陈正敏，一说范正敏）：
王安石的集句诗，虽然长达数十韵，但顷刻之间就能完成，文字所表达的意义，就像是自己写出来的一样。很多人极力想要仿效他，但都达不到他的水平。
《沧浪诗话》（宋·严羽）：
集句诗只有王安石最擅长，《胡笳十八拍》简直浑然天成，一点痕迹都没有，就像从蔡文姬的肺腑中流出来的一样。
王安石在词方面不能算是名家，但是也有非常好的。李清照说，王安石、曾巩的文章好像西汉时的文章一样，如果作词，那么读者一定会笑翻的，没有办法评论。这自然是过于苛刻的评论，李清照对于晏殊、晏几道、欧阳修、苏东坡、柳永、张先、方回、秦观的词没有一个认可的，何况王安石呢？这里只录三首。
《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浣溪沙》：
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小院回廊春寂菽，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
《南乡子·自古帝王州》：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绕水恣行游，上尽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其中《浣溪沙》和《南乡子》二首就是集句，开创了《蕃锦集》的先声。王安石的词也是黄庭坚一派，不是词家的正宗。
王安石还喜欢搞一点儿文字游戏，他有一首诗：“老景春可惜，无花可留得……每嫌柳浑青，追怅李太白……”他把四个古人的姓名藏在诗句中了，《石林诗话》对此很赞赏。王安石还作过一个诗谜：“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雪肤。走入绣帷寻不见，任他风雨满江湖。”诗中所藏四个诗人的名字就是贾岛、李白、罗隐、潘阆。这件事记载于《遁斋闲览》。《苕溪渔隐丛话》又说，有人说，霞头隐语是王安石作的。
王安石曾经编辑了《唐百家诗选》，他在自序中说：
我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的时候，宋次道拿出他家收藏的唐诗百余种，委托我选择其中的精品，他将选出的内容命名为《百家诗选》。我在这件事上花费了很多精力，很有些后悔。但是，想要对唐诗有所了解，读这本书也就足够了。
这本书本朝有宋牧仲（荦）的重刻本，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全书完）
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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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传
作者：梁启超
责任编辑：于向勇 秦 青
选题策划：张 卉
装幀设计：李 洁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体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亚马逊发行
重读《李鸿章》
章立凡
无论生前身后，李鸿章都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中学年代，历史老师口中的“大汉奸、卖国贼李鸿章”至今言犹在耳。二十多年前读到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正值国家改革开放之初，顿觉耳目一新，感到此传对洋务运动及李鸿章其人有着不同以往的全新视角。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重读此传，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维新派眼中之洋务派
一九〇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两月，心力交瘁的李鸿章溘然辞世；近两个月后，流亡海外三年的梁启超完成了这部传记。是年二十八岁的梁氏以通缉在案的维新派流亡领袖身份，为七十八岁的在朝洋务派领袖作传，其间大有深意焉。维新运动是洋务运动的继续，两者有着血脉上的传承关系，如果将洋务运动视为经济改革，则维新运动当然是政治改革。两者的失败皆有其历史之必然性。作者自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惺惺相惜之情与流亡臣子的孤愤溢于言表，既悲逝者，亦是自悲。
这一年，梁启超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除撰写李鸿章的传记外，他还为老师康有为写了《南海康先生传》，并开始自号“饮冰子”。以“饮冰”自励，为洋务派和维新派的两位先进作传，可视为对一八六〇年“自强运动”至庚子之变四十年间历史的冷静反思。梁启超视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的关键人物，因此也称自己的这部著作为同治、光绪以来的大事记。
洋务派冀望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维护专制统治，改革以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为限，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技治主义”思维。对此，梁启超问道：“李鸿章真的知道洋务吗？为什么他国通过洋务富强了，而我国大办洋务之后却衰落了呢？”在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各案后，他道出了自己的答案：“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李鸿章以为中国的政治、教化、文明、物产、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不如人的无非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罢了，只需学会这些，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这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而已，他没有真正懂得西方富强的原因。
但梁启超也指出，通过李氏奏折中对现状的深切忧虑，可知其见识也确有过人之处：李鸿章深知中国处于“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因循现状是无法苟且偷生的，希望找到安内制外的长久良方；如不变法维新，那么战和守都靠不住；抱定门户之见则积习难除，终将一事无成；偌大一个中国，越来越缺乏人才，将永无自强自立之日。李氏的历史局限性在于“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也不知西方国家能够化除门户之见，通过新的宪政走向富强，其改革动力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他批评李鸿章“不学无术”，未能利用其地位及影响力推动历史潮流，叹息李氏“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倡导“造育新民”，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为己任，这一任务历时百年仍未完成。历史常有轮回，当此“大国崛起”雄心万丈之际，民族主义甚嚣尘上，那种“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封建沉渣也重新泛起。“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时髦的说法已变成了‘公仆’）当尽之责任”者，仍大有人在。不学必然无术，身处晚清变局百年后的“学习型社会”，社会转型仍未完成，学习的方向和方法依然不明。
二、弱国外交之辨
李鸿章谤满天下，始因甲午之役北洋水师覆灭，继之以外交连连失败，以“卖国贼”之罪名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为时已逾百年。而梁启超记述之逸闻中谈及李氏与洋人交涉，态度尤为轻侮，视其为市侩之徒。认为洋人既然逐利而来，我也要把握算盘，与之计较争利。这倒很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可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做一注脚。
对于李氏之外交风格，西人反倒有“大手段之外交家”的赞誉，但梁启超持相反评价，称之为“小狡狯之外交家”。他认为外交手段狡狯，并不代表外交家品德恶劣；在国家间的生存竞争中，外交家只能唯利是图。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在中国虽然算得上一流，但在世界级的外交家中并不出色，李鸿章的惯用手法是“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合，又不靠平时交往维系，不过临时挑唆而已。这种外交思想不外乎《战国策》伎俩的翻版。
梁启超的判断可谓切中要害，李鸿章式的中国外交无非承袭两千年前的纵横家故智，既昧于世界大势，又无长远坚定之立场，唯偏重于技巧末事，一味借力使力，徒以纵横捭阖为能事。作者分析李氏外交失败的教训，认为天下不存在徒靠别人就能生存的道理，西方的外交家同是殷勤地与别国联盟，但都有自己的自立之道，做到制衡他人而不受制于人。而中国外交动称联合某某国家，且不论人家是否认同，即便联合了，无异于为人奴隶任人鱼肉。李并非不知此情，但又拿不出别的办法。梁氏感叹：“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
在汉语词汇中，“卖国贼”与“汉奸”似乎略有不同：前者的行为有一定的被动性，主要对其后果负责；而后者则有较强的主动性，意味着彻底地卖身投靠。中国士大夫饱读圣贤之书，无不知晓春秋大义。纵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晚清名臣，个个算得上一时人杰。但形势更比人强，列强环伺，兵临城下，不签字画押、割地赔款，仅仅靠玩弄战国策式外交伎俩是过不了关的。李鸿章逝世前一小时，俄国使节还来催逼他在密约上签押。
弱国确无外交，强时未必有之。梁氏“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之论，确为灼见。清代出卖的国家权益，特别是被强邻陆续侵占的国土，已是彻底交割，永无回归之日了。
三、专制体制之弊
李鸿章以一介词臣入幕，平发捻、办洋务、创海军、主外交，位极人臣，其见识才具远在同僚之上。但观其一生功业，论武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论洋务，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论外交，则丧权辱国莫此为甚。一言以蔽之，他输在其背后的专制政治体制。作者认为，凡一个国家当今的社会现象一定与其此前的历史有联系，故历史是当代社会现象出现的原因，而当代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要评论李鸿章，就须观察“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并由此入手，分析其致败的根本原因。
梁启超指出：李鸿章所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汉人权利渐初恢复之时代也”。上述视角切中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之弊，也提示了晚清满汉民族矛盾最终演变为排满革命之根由。
关于“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梁启超从春秋战国说起，下至两汉魏晋唐宋元明，历数中国封建社会由贵族政体演变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之流程，指出中国的专制政体也是按照进化的公理逐渐发展成熟的，到当世已完备到极致，权臣手中的权力迄今已被剥夺殆尽。他将历代权臣分为贵族、豪杰、布衣、佞臣四类，时代越古，权臣越多；时代越近，权臣越少。权臣的数量和实权的消长与专制政体的进化程度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的发达有两个重要原因：“一由于教义之浸淫，二由于雄主之布划。”
所谓“教义之浸淫”，作者指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专弘此术以化天下”，“尔后二千年来，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这种教化既已深入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至于“雄主之布划”，作者认为贵族执掌政权的旧例到汉末已经绝迹，并举汉光武、宋太祖以厚秩解功臣兵柄，以及汉高祖、明太祖屠戮功臣为例，指出对付功臣的手段或宽厚或残忍，但在削臣权、固君权上是相同的。沿袭到近世，天下采取郡县制度，土地世袭制度已经消失，朝臣和地方官相互牵制，皇帝可以任意驱策他们，群臣“虽有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 。
有关中国封建社会之定义及分期，学界历来众说不一。中国自秦代以后形成的封建主义与马克思看到的西欧封建主义是不同的，西欧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分散的贵族领主制基础上的，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则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帝制，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西欧有地方自治的历史传统，像英国《大宪章》就是贵族联合起来限制王权、改革法律和司法的范例，由此也在一定范围内确立了平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与自由，保障了教会不受国王的控制。而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中央集权的帝王专制形成之后，皇帝口含天宪，权力不受制约，专制垄断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时至今日，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四、部族政权之私心
李鸿章是当时内外公认的中国权臣，他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作者曾举李氏与俾斯麦的对话为例，诠释晚清中国的权力结构及李鸿章在其中的位置。李鸿章环游欧洲，曾问德国前首相俾斯麦：“一个做大臣的人想要给国家尽力办事，但满朝官员与之意见不合，群起牵制掣肘，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自己的主张，有什么办法呢？”俾斯麦回答说：“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得到支持就能独揽大权，还有什么事办不了呢？”李鸿章说：“比如现在有一个大臣，他的君主无论谁的话都听，君主身边那些大臣、侍从经常狐假虎威，借君主的名义干涉大事。处于这种境况该怎么办呢？”俾斯麦想了很久才说：“既然做了大臣，以至诚忧国，想来没有不深获君心的，唯独与妇人小孩共事，就很无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