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业绩
★北洋海陆兵力
★李鸿章办理洋务失败的原因
“洋务”这两个字不是李鸿章的专用词，然而本着名从主人的原则，为李鸿章写传记，就不得不以“洋务”这两个字总结、概括他人生之中二十多年的事业。
李鸿章因为洋务被全天下穷酸的读书人唾骂，他也因为洋务被全天下的功利之徒吹捧。我之所以一方面推崇他，一方面责备他，一方面替他惋惜，也是因为洋务。说李鸿章不懂得什么叫洋务，在我看来，中国这些搞洋务的恐怕没有比得上他的；说李鸿章真懂得洋务，那为什么别的国家靠搞洋务兴盛了，而我们国家搞洋务却衰弱了呢？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李鸿章只懂得洋务，却不懂得国家事务，以为洋人办的事务就是洋务。
在这里将他在平定太平军、捻军之后，和日本进行战争之前所办的各类洋务列表如下。
李鸿章办理的洋务大概就是这些。对这些洋务进行统计，基本不出两样：一是军事方面的，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修缮船坞等；二是商业，如开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其中虽然有一些开办学堂、派学生去外国留学的事情，但都是为了服务军事方面，要么就是培养翻译以便于与外国人交涉。李鸿章所认识到的西洋人的长处大概就是这些而已。
在海军、陆军事务上，李鸿章倾尽了全力。他以善战建立自己的功名，而他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长时间和西方军队在一起作战，亲眼见识了他们的武器的威力，并把这些武器拿来装备官军。
因此，在平定叛乱之后他坚定地认为，官军的实力平内乱有余，抵御侵略不足，因此兢兢业业地把强军作为头等大事。这样的眼光不能不说比普通人高得多，而他把一辈子的心血也都花在了这上面。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李鸿章手下的兵力大概如下：
●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北洋海军兵力表
附水雷船
直隶、淮军新练陆军表
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夕，直隶、淮军新练陆军有两万多人，大概情况如下：
以上合计共四十九营，两万五千人左右。
李鸿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海陆两支军队的经营上，自称一定有把握。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法国在广西寻衅滋事，朝廷商议准备在京城周围布防，李鸿章上书说：“臣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练兵，买新式武器，虽然经费短缺使得我不能实现所有的设想，但临阵对敌，还不至于让皇帝担惊受怕。”他的自信从这些话里也能看出来。想不到中日战争刚刚爆发，巨大的战舰不是被击沉就是受损，要么就是被敌军缴获，淮军和新练陆军也都屡战屡败，从前的好名声被一扫而光。剩下的残破舰船再经过和八国联军在天津塘沽一战，和罗荣光、聂士成一起化为灰烬。他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三十年所积蓄、所培养、所筹划的资本都烟消云散，变成了昨天的一场梦。等到李鸿章死的时候，他倾心经营的大本营天津还在外国人手里没有收复。唉！李鸿章啊李鸿章，我知道你在九泉之下也闭不上眼！
李鸿章失败的原因一半是因为有人在扯后腿，他自己也要负一半的责任。他的责任里，有一半是用人不当，另一半是自己在见识上出了问题。当时他已经建立了大功业，正在名声最响亮的时候，对自己的估计很高，觉得无论办什么事都很容易。他对他曾经的老部下念旧情，同富贵，让他们相互推荐，占据许多重要的职位，委以重任，却不看他们适不适合这个岗位，以致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把机会搞坏，贻误大局，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他只知道练兵，却不知道兵是怎么来的，只知道筹集军饷，却不知道军饷是怎么来的，因此做了许多琐碎的事情，最终一无所成，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下节会更详细地论述。
李鸿章所办的商务也没有一个取得较大成功的。没有别的原因，都是被官督商办这种方法拖累的。中国人最擅长做买卖，就像是天生的一样。如果国家能够为人民制定商法，开辟市场，保护他们的权利，自然不会造成资本浪费、人力浪费，国家收入增加指日可待。现在每当要开发一个新商业项目，动不动就要请示批准，要派大臣监督办理，即使派的人合适，也会因为越俎代庖而坏事。何况派去的人常常是奸诈、腐败的官吏，他们把自己的职位当成发财的门路，凭借着手里的权力把持事务的管理权，那些已经入股的人怎么能不寒心？那些准备入股的人又怎么能不驻足观望呢？因此中国的商业之所以不能兴盛，很大原因都是李鸿章所倡导的官督商办的政策害的。
我可以用一句话下一个确定的结论：李鸿章实在是不懂得国家事务的人。他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国家和政府之间有什么关系，不知道政府与人民所拥有的权力的范围，不知道大臣应当尽的责任。他对于西方国家富强的真正原因完全没有认识，认为我们中国的风俗、传统、政治制度没有一样不比外国优秀，比不上的只有枪、炮、船、铁路、机器，我只要把这些都学来，洋务的事情就可以结束了。这也是近日全国上下研究时务的人所倡导的论调，而李鸿章实际上是这一派人物中已有三十年资历的老前辈了。就像无盐学西施的笑容，寿陵人邯郸学步，只能越学越丑，最终一无所得，这是必然的。
尽管如此，李鸿章的见识还是大大超过普通人。比如，他在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五月关于不可以裁撤轮船制造的二次讨论的奏折中所说：
臣发现欧洲这些国家在近一百年时间里，从印度到了南洋，又从南洋到了中国，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实在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从古代开始，凡是未能和中国通商的没有一家不客气地拜访边关，来请求通商互市。我们的皇帝就像天朝上国一样，用通商立约的方法笼络这些国家。现在隔着几万里远，居然都能聚集到中国来，这是三千多年来的一大变局。西方人靠着他们制造精良、威力巨大的枪炮轮船横行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以前用的那些武器比不上他们先进，因此受制于西方人。在今天还吵着说排斥西方，说把他们驱逐出境，都是不负责任的胡说，就算是用和平的方式来保全领土完整，也不是没有武器就能保全得了的……那些士大夫被局限在圣贤道德的学问里，看不到数千年来的大变局，满足于现在的苟且偷安，就不去想二三十年前遭受巨创时的疼痛，也不去想千百年后用什么来安定国内、抵御侵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建议停止建造轮船的原因。在臣看来，国家什么钱都可以省，唯独养兵、边防、造枪炮、造兵舰的钱万万不能省。如果要省就是什么都不要了，国家永远没有强盛繁荣的那一天。
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他因为台湾事变而筹备建立海防的奏折中这样说：
现总理衙门的六条主张已经把目前的当务之急和日后的长久打算都包括进去了，实在是挽救时局的最要紧的策略。这里面不容易一下子办好的是人才难于寻找，经费难于筹集，派系难于消除，旧习俗难于根除。这些方面不做改进，就算是从早到晚忙着加强海防，也是画饼充饥。因此，今天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抓紧消除成见，做一些实际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历朝历代的边防重心都在西北边疆，那里的实力对比、各国关系，已经差不多固定下来了，而且也有固定的疆界。现在东南海疆长达万里，各国在那里通商、传教，来来往往非常自由，在北京以及各省大量聚居，表面上打着和平的旗号，实际上盘算的却是吞并中国的阴谋诡计。一个国家闹事，一群国家跟着煽风点火，实在是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新形势。洋人的轮船和电报的速度瞬息之间可以达到千里之外，新式武器的威力比以前强大百倍，实在是数千年来从未遇到的强敌。外患的变化如此之快，我们却还用那些老办法来应付，就像大夫给人治病不问是什么症状，一概用古老的药方，肯定不会见效。在一八六〇年之后，西方人入侵的势头越来越猛，爱国志士没有不慷慨激愤，纷纷要求驱逐外国人的。这些局外人根本不知道这里面办事的艰难，等问到他们用什么办法自强，怎么抵御外国人的时候，就一个个露出茫然的神色，哑口无言。臣已经办理了很长时间的洋务了，知道的东西比较多，对于敌我的长处和短处知道得比较深刻。看一下现在的情况，财力、人力都还很不足，又为传统所限制，为众人的议论所牵制，想要振奋起来做一些事业也很困难。《易经》上说：“穷则变，变则通。”因此如果不变通，无论是战还是守都靠不住，想靠讲和来维持不可能长久。
李鸿章又说：
现在的那些古板读书人大多认为办理洋务、对外交涉的工作对人是一种侮辱；那些想要投机取巧的人又把避开洋务当成成就自己清高名声的办法。如果朝廷不能下大力气弘扬新风气，破除那些妨碍办事的旧习俗，找到让国家富强的实用方法，那么天下危险的局面早晚有一天会不可支撑，日后缺乏人才的情况会比今天更加严重。以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却永远没有自强自立的那一天，不只是值得忧虑的事情，简直就是可耻。
这样看来，李鸿章原来知道今日是三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原来知道满足于现状就不能得到安定；原来曾经打算找到安定国内、抵御侵略的办法，原来知道老办法不能解决新问题；原来知道如果不进行变法维新，那么战和守都靠不住；原来知道派系的界限不消除，传统积习不废除，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甚至知道日后缺乏人才的情况要比今天更加严重，以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却永远没有自强自立的那一天。他沉痛的语气，我今天读起来还忍不住热泪盈眶。李鸿章这么忠诚，有这么敏锐的洞察力，又长时间担任重要职务，掌握大权，但成就却仅仅到了今天这个水平，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只知道有军事，却不知道还有民政；知道有外交，却不知道还有内政；知道有朝廷，却不知道有国民。他每天责备他人看不清时局，而他自己对时局却没有弄明白；每天责备他人搞派系，旧习气难以消除，而他自己的派系、旧习气跟那些人比起来也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他不知道今天的国际竞争不靠国家而靠国民；他不知道西方各国能够消除派系、消除旧习气，通过新政而富强的那种改革的动力都是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而这种动力能够出现的原因都是因为有一两个能够提供大动力的先行者，做一些引导、指路的工作，养成改革风气后，再利用下层的力量，这样没有不成功的。李鸿章如果不知道这一点，不忧虑怎样做到这一点，也就算了。既然他知道这一点，并为此忧虑，凭他的声望、地位，在上可以打动皇帝，从而指挥所有的官员，在下可以制造舆论来号召全国人民，可惜他没能这样做。因此我说，李鸿章的问题就是他不学无术。所以说，他是时势造就的英雄，而不是造就时势的英雄。
● 厦门胡里山炮台
不过，事情换了地方就起了变化，人换了时代也不一样了。我们这些生在这个时代的人用这种大道理来要求李鸿章，我知道李鸿章一定不肯接受。他所说的局外人的议论，不知道局内人的艰难，言语里还令人感到隐隐作痛。按照《春秋》里“责备贤者”的说法，李鸿章固然不能推卸责任，但试问今日的四亿中国人里，具备先行者资格的又有几个？我虽然批评李鸿章，但不能因为有那种死板的读书人和想要占便宜的人被传统道德所束缚，或为眼前形势所迫，而对李鸿章的错误进行宽恕，不过也绝不允许他们跟着我乱说。总结起来，李鸿章不失为一位有名的英雄，他最不幸的是，这么大一个中国，竟然没有无名英雄跟随着他，因此他虽然有行动，却不能换来成功。我对他的遭遇感到相当悲痛。
从这章以后，李鸿章春风得意的历史结束了，而他失意的岁月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