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古今东西人物比较
★李鸿章之轶事
★李鸿章之人物
李鸿章一定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这一点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李鸿章一定是十九世纪世界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这也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既然这样，那么他在历史上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呢？把他和中外历史人物进行比较又有什么样的价值呢？在这里我将试着一一讨论。
第一，李鸿章和霍光。历史学家评论霍光都说他不学无术，我评论李鸿章也说他不学无术，那么李鸿章和霍光是一类人吗？我说，李鸿章没有霍光的权力和地位，也没有霍光的魄力。李鸿章是谨慎、守规矩的人，不是一个能根据形势将内心的想法转化成非常举动的人。他一生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怎么能比得上霍光呢？不过，他在普通的学问上可能比霍光略强。
第二，李鸿章和诸葛亮。李鸿章是忠臣、儒臣、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中国历史上同时具备这五大身份又为后世所钦佩的人莫过于诸葛亮。李鸿章手中的资本远远超过诸葛亮，但取得君主的信任与诸葛亮不能相比。他最初在上海起兵时，仅仅靠着三座城市的支持，就能在江南建立大功业，他们创业的艰难也是很相似的。后来他在军事上的成就又远远超过了诸葛亮。然而，诸葛亮治理崎岖的四川能够令官员不心怀奸险，百姓都自强自立，而李鸿章身居要职几十年，却不能率领全国人民，令他们跟随自己。诸葛亮死后，家产仅有成都的八百棵桑树，而李鸿章却以豪富闻名天下，这差距有多么大？至于他们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犬马恋主的忠诚，倒是很像。
第三，李鸿章和郭子仪。李鸿章中兴国家、平定祸乱的功劳和郭子仪很相像，他们的福气和好运也不相上下。但郭子仪除了平定祸乱之外，就没有别的大成就了，李鸿章的军事生涯只不过是他终身事业的一部分而已。假如将他们的位置调换，郭子仪未必比李鸿章做得好。
第四，李鸿章和王安石。王安石因为他的新法而遭到世人诟病，李鸿章因为洋务而遭到世人诟病。王安石的新法和李鸿章的洋务虽然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政策，但他们的见识都不是那些责备他们的人所能比的。那些号称贤良士大夫的人都不肯帮助他们，还一起诘难他们，拖他们的后腿，说他们的坏话，弄得他们不得不用一些小人来帮助自己。王安石和李鸿章的处境相同，然而王安石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他对于民政的认真规划，局面宏大，考虑长远，比李鸿章要优秀。
第五，李鸿章和秦桧。中国的无聊文人骂“李鸿章是秦桧”的最多。在对法、对日这两次战争时，这一论调最为流行。倘若出自市井小民、无赖流氓的嘴里也就算了，读书人和有身份的人也这样说，我实在没什么说的了，硬要说，只能说他们像狗一样狂吠。
第六，李鸿章与曾国藩。李鸿章和曾国藩的关系就像管仲和鲍叔牙的关系、韩信和萧何的关系。不但如此，他一生的学问、见识、事业没有一样不是曾国藩提携、帮助他成功的，因此李鸿章实际上是曾国藩的门下人物。李鸿章不如曾国藩，这是已经有定论的事情。不过，曾国藩是位儒者，如果让他担当外交的重任，他的权术、智力、机警有可能都比不上李鸿章，这实在是一件未知的事情。另外，曾国藩深守着知足、知止的信条，常常记挂着急流勇退的道理，而李鸿章的血性相当强，无论面临什么大难都毅然挺身自己承担，从来没有畏惧退避的神色，这也是他的特长。
第七，李鸿章与左宗棠。左宗棠和李鸿章在当时齐名，然而左宗棠凭借的是张扬，李鸿章凭借的是忍耐。说他们的气量，则左宗棠远赶不上李鸿章。那些自命清高的湘军老班底曾经想要把左宗棠捧成守旧党领袖来和李鸿章对抗，其实这两个人在洋务方面的见识不相上下，左宗棠不是个能守旧的人，李鸿章也不是个能维新的人。左宗棠幸亏早去世了十多年，因此得以保全好名声，后来的那些困难和责骂都由李鸿章一个人承担了，左宗棠的福气和好运也都可以算得上是高的了。
● 左宗棠书法
第八，李鸿章与李秀成。这二李都是近代人中的豪杰。李秀成忠于太平天国，李鸿章忠于清王朝，一个封了忠王，一个谥号为文忠，都称得上当之无愧。李秀成的军事才能、政治才能、外交才能都不下于李鸿章，他们一个失败，一个成功，都是天注定的事情。因此我翻遍近代史，想要找两个人合传而没有因不匹配而遗憾的，只有二李。然而李秀成不杀赵景贤，礼葬王有龄，李鸿章却杀掉投降的八王（实为四王、四将军——编者注），在这件事上李鸿章还是应该惭愧一下的。
第九，李鸿章和张之洞。近十年以来，和李鸿章齐名的就是张之洞了。但是，张之洞岂能望李鸿章之项背？李鸿章是个做实事的人，张之洞是个浮华的人。李鸿章最不在乎名声，张之洞最在乎名声，不在乎名声就肯任劳任怨，在乎名声就会常常投机取巧。张之洞在外交问题上常常给李鸿章找麻烦，他帮李鸿章出的主意没有一个不是能说不能做的。李鸿章曾经对人说：“想不到张之洞做官几十年，还是书生之见。”这一句话可以概括张之洞的一生了。他的自命清高、心胸狭隘、残忍苛刻与李鸿章的有见识、有大量就有天壤之别了。
第十，李鸿章和袁世凯。今后能够继承李鸿章政治遗产的人只有袁世凯了。袁世凯是李鸿章一手栽培的人。他刚刚步入壮年，初次担当重任，现在还看不出他有什么表现。但他这个人功名心重，而且有气魄，敢于做出破格的举动，比李鸿章强一些。至于他的心术好坏，他的毅力如何，都不是现在可以断言的。在今天的官员中，声望、才能能够继承李鸿章的，除了袁世凯找不到别人了。
● 袁世凯像
第十一，李鸿章和梅特涅。奥地利宰相梅特涅是十九世纪的第一大奸雄，在他执政的四十年里，专门耍弄狡狯的外交手段，对外指挥整个欧洲，对内压制民主党派活动。十九世纪前半期里欧洲大陆的腐败形势，这个人要担当很大一部分责任，有人说李鸿章很像这个人。不过，李鸿章的用心没有梅特涅险恶，他的才能也不如梅特涅大。梅特涅懂得民众的力量并压制它，李鸿章不懂得民众的力量也不去利用它；梅特涅的外交政策能够操纵群雄，李鸿章的外交政策连一个朝鲜也不能安顿，这就是李鸿章比不上梅特涅的原因。
第十二，李鸿章和俾斯麦。有人说李鸿章是“东方俾斯麦”，这不是阿谀奉承的话，就是胡说八道。李鸿章怎么比得上俾斯麦呢？从军事角度来说，俾斯麦战胜的都是敌国，李鸿章所战胜的都是同胞；从内政角度来说，俾斯麦能将一些散漫的小邦国合成一个大联邦，李鸿章却使庞大的中国变成了二等国家；从外交角度来说，俾斯麦联合奥地利、意大利，并成功地驱使它们，李鸿章联合俄国，却反而落入俄国的圈套。将这三方面相比较，两者的差距何异于天壤之别？这并不是用成败的标准来评论人，李鸿章的学问、智力、胆识没有一项能与俾斯麦相提并论的。他的成就不如俾斯麦，这也是由优胜劣汰的公理所决定的。李鸿章的好运虽然不如俾斯麦，但他的资本却比俾斯麦多。人各有所难，如果不能战胜困难，就不足以成为英雄。李鸿章向俾斯麦自述他的难处，却不知道俾斯麦也有他自己的难处，这不是李鸿章所能明白的。就算将两人的位置调换，李鸿章也还是会失败，因此说李鸿章是“东方俾斯麦”的人实在是不了解这两个人。
第十三，李鸿章和格莱斯顿。有人把李鸿章、俾斯麦、格莱斯顿并称为“三雄”，这大概是以他们当国的长久、地位的尊贵而言的，李鸿章和格莱斯顿没有一点儿相像的地方。格莱斯顿的特长，在于内政，在于管理人民，而军事和外交并不是他得意的功业。格莱斯顿是一位有见识的人，是民主国家的优秀政治家；李鸿章是个喜欢博取个人功名的人，是传统的东方人，是十八世纪以前的英雄类型，两者差得实在是太远了。
第十四，李鸿章和梯也尔。法国总统梯也尔，在巴黎被围攻时的全权议和大臣。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恰恰和李鸿章在一八九五年、一九〇〇年时类似，在国家存亡关头、危急时刻忍气吞声的情形，实在是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事情。但梯也尔只不过偶尔做一次这种事情，李鸿章却再三遭遇这样的情况；梯也尔的敌对国只有一个，李鸿章却要面对几个国家，相比之下，李鸿章的遭遇更加悲惨。然而，梯也尔在议和之后能够立即发表一场演说，立刻募集了五十多亿法郎，不出十年，法国就又重新成为欧洲的第一等强国；而李鸿章为偿还赔款所困扰，没有补救的办法，导致中国的沦丧一天比一天严重。这是因为两国人民的爱国心有差别呢，还是李鸿章不懂得怎么利用民心呢？
第十五，李鸿章和井伊直弼。日本幕府大将军掌握大权时，井伊直弼作为幕府重臣，首当内政外交的大任，通过对形势的仔细观察，他知道不能再闭关锁国，因此和欧美各国结盟，而且想要学习各国的长处来自强自立。而当时的日本社会“尊王攘夷”的论调正大为兴盛，井伊直弼用强硬手段镇压来效忠幕府将军，于是全国上下的矛头都对准了他一个人，终于被刺客刺杀在樱田门外，日本才兴起了维新运动。井伊直弼这个人，是明治政府的大敌，也是明治政府的功臣。他的才干值得敬佩，他的遭遇值得可怜，日本人至今都为他感到冤屈。李鸿章的境遇和他十分相像，而且困难还要比井伊直弼多得多。井伊直弼横死，李鸿章却屈辱地活着，他的福气、命运都比井伊直弼要好。然而日本兴起了，中国却还是衰弱的老样子。
第十六，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中日战争中的两大巨头。以成败论英雄，自然是伊藤博文强于李鸿章，不过伊藤博文却绝对比不上李鸿章。日本人常说，“伊藤博文是命运最好的人”，这话说得很正确。在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伊藤博文没有什么大功劳，比起李鸿章栉风沐雨的阅历就已经输了一筹，因此伊藤博文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李鸿章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假如把他放在李鸿章的位置上，我估计他赶不上李鸿章。虽然如此，但伊藤博文有一样东西比李鸿章强，那就是他曾经在欧洲留学，知道政治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他能够为日本制定一部长治久安的宪法的原因，李鸿章只知道对残破不堪的局势“缝缝补补”，跟着别人的样子学，最终无所成就。但在日本，有伊藤博文这种才干的人不下百人，在中国像李鸿章这种水平的人一个也找不到，因此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在李鸿章身上。
李鸿章办理公事，案头上从来没有堆积的公文，客厅里从来没有未会见的客人，这是因为他的办事形式是仿照曾国藩的。李鸿章的饮食起居都有准确、固定的时刻，很有西方人的风格。在重视纪律、严于律己方面，中国人很少有能赶得上他的。不论冬夏寒暑，他五点钟就起床，他有一幅宋朝拓印的《兰亭序》，每天都要临摹一百字，临本从来不给人看，这是一种养心自律的方法。曾国藩每天在军中都要下一局围棋，也是这个道理。每天吃过午饭后，他一定要午睡一个小时，从来不耽误。他在总理衙门任职时，每天午睡起床后都要呼喊一声，然后伸出一只脚穿靴子，伸出一只手穿袍子，伺候他的人一刻也不准耽误。
李鸿章一贯用西方的养生方法保健，每顿饭都要吃用两只鸡熬成的鸡汤，天天要医生检查身体，常常用电气设备检验。
戈登曾经在天津拜访过李鸿章，并逗留数月。当时俄国因为伊犁方面的事件对清廷百般恫吓，看上去就要决裂，李鸿章向戈登咨询办法，戈登说：“中国现在这个样子是没办法再在以后的世界立足了。除非您做皇帝，掌握全部权力，大加整顿。您如果有这方面的意思，我将为您效犬马之劳。”李鸿章在一瞬间就变了脸色，舌头打结不能说话。
李鸿章在待人接物的时候常常带有傲慢、轻侮的神色，高高在上地俯视一切，常常用揶揄的态度戏弄他人，只有在和曾国藩相处的时候，像尊敬严父一样，用恭敬的礼节去侍奉他，有点儿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而去做的意思。
● 新军演习旧照
李鸿章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态度特别轻侮，简直就像对待一个市场上的小贩一样，他说：“那些外国人都是为了利益而来的，我也拿着算盘应对，只唯利是图。”崇拜西方人的那种劣根性，李鸿章是没有的。
李鸿章最敬重的外国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戈登，一个是美国将军格兰特——他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立下了大功。格兰特在天津访问时，李鸿章用隆重的礼节接待他，后来接见美国公使的时候也经常询问格兰特的生活起居。等到他自己到西方各国访问时，一听说美国人为格兰特建立功勋纪念碑，便当场捐赠白银千两以表敬慕之情。
李鸿章的办事态度很认真，每遇到一个问题，一定要再三询问，毫无疏忽，从来不轻易许诺，一旦许诺就一定会履行诺言，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
李鸿章在欧洲进行访问的时候经常问人家年龄多大，有多少家产。随员告诉他，这是西方人最忌讳的问题，最好不要问。李鸿章不予理会，这是因为他根本没把欧洲人放在眼里，想把欧洲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的故事是，李鸿章曾经参观英国一家大工厂，参观完毕后，突然对工厂的工头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你负责管理这么大一个工厂，一年能赚多少钱？”工头回答说：“除了薪水之外再没别的收入。”李鸿章缓缓地指着工头的钻石指环说：“要是这样，你这个钻石是从哪里来的？”欧洲人把这件事情当成奇闻来传播。
社会上的人都竞相传说李鸿章富甲天下，这个说法不足采信，李鸿章有几百万两的产业，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里面都有不少股份，传说南京、上海等地的当铺、银号大多数都是他的产业。
李鸿章在北京时经常住在贤良寺。原来曾国藩平定江南后，第一次进京被召见就住在这里，后来便形成惯例。将来这座庙将要为《春明梦余录》添一段故事了。
李鸿章生平只有一大遗憾，就是未曾担任过科考主考官。戊戌会试那一年，李鸿章在北京，料想一定能获得主考的差使，最终还是没有被选上。就是负责评卷的工作，他也一次都没有轮上，李鸿章相当耿耿于怀。以他盖世的功业名声，还在留恋不忘这种东西，可见科举考试对人毒害之深。
以上几条都是我偶尔听来、看来的，不分类别地记载在这里，用来帮助读者了解李鸿章生活的一个侧面。我和李鸿章的交情不深，不能更多地知道他的遗闻轶事，而且这些事情跟大体无关，记也记不过来，因此就不记了。然而，李鸿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想用以下几句话来总结：不学无术，不敢破格，这是他的短处；不避劳苦，不畏谤言，这是他的长处。唉！李鸿章死了，国家却依旧多难，形势还会比李鸿章那个时代更坏，后世的人怎么去处理呢？
我读日本报纸，有个叫德富苏峰的人写了一篇评论，他对李鸿章的评论有独到的见解，现翻译摘录如下：
中国的名人李鸿章死了，东亚地区的政局从此不免变得寂寞起来，不光是替清朝朝廷感到栋梁折断。
总的说来，说李鸿章人有多伟大，功业有多庞大，都不如说他福气、命运过人。他早年科举中进士、点翰林，占了高雅、清贵的名声；等到太平天国造反，成为曾国藩的幕僚，担任淮军的统帅，靠着戈登的力量平定江苏；等到他平灭捻军，实际上也是靠着曾国藩遗留下来的策略，成就了大功业；等到他担任直隶总督，遇到天津教案，正在被法国要挟、狼狈不堪的时候，却忽然爆发了普法战争，法、英、俄、美等国都忙于西欧的战争大事，这桩教案便在不声不响之间消沉了。近二十五年里，他担任北洋大臣，在天津建立衙门，掌管中国的大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斡旋，这实际上是他的全盛时代。
不过，李鸿章的地位、李鸿章的势力都不是靠着侥幸得来的。他在中国的文武百官中的确有超凡的眼力、敏捷果断的政治手腕，的确不是普通官吏比得了的。他知道西方势力东侵的局势，了解外国的先进文明，想要利用这种文明来自强，这种眼光，即使是他的前辈曾国藩恐怕也要比他差上一截，更不用说左宗棠、曾国荃这些人了。
他在天津训练淮军，用西式方法操练；创立北洋水师，在旅顺、威海、大沽设立要塞；开设轮船招商局，来方便沿海地区的水上交通；又开办机器局，制造武器；开办开平煤矿，倡议修筑铁路。在军事、商业、工业等方面，没有一个地方不留心。这种想法是否出于他本人先不说，大权是否都在他手中先不说，他办理洋务是否有成效也先不说，然而究竟是谁引导清朝进步到今天的程度的？因此不能不说：是李鸿章。
世界上的人只知道有李鸿章，不知道还有北京的朝廷。尽管北京的朝廷对于李鸿章并不深深地信赖。不但如此，而且还常用猜疑、嫉妒的眼光看待他，只是由于存在着外国压迫，排难解忧的事情除了李鸿章谁也办不了，因此不得不用他而已。而且各省的总督、巡抚，朝廷里的百官，与李鸿章不和的人，到处都是。因此，即使在李鸿章事业最兴盛的时代，他在朝廷内部的势力都是相当薄弱的，并不像他对外的时候有无限权力、无限光荣。
中日之战是李鸿章一生的命运转折点。他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蓄意发动战争呢？这一点我不能确切地了解。但早在事情即将决裂的时候，李鸿章忽然和俄国公使喀希尼协商，请俄国出兵干涉来平息战争，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派兵到朝鲜去，很可能是想要使用威胁手段令日本不战而屈，这也是很难说的事情。大概是他自视过高，对中国的实力估计过大，对对手的情形了解不够透彻，也不清楚东亚局势，计划出现失误，实在是不能替他隐瞒错误。简单地说，中日之战实在是他平生最大的一次赌博。在这场赌博中他输了，把他一辈子的功劳、名声都输了个精光。
普通人遭受这样的挫折、失败就算不忧愤致死也差不多了。李鸿章以七十三岁高龄在内遭受朝廷严酷的批评，对外还要勉力支撑残局，挺身而出去负责议和谈判，在不幸被刺客击伤的情况下还能从容办事，最终不辱使命。后来他亲自前往俄国，庆贺俄国皇帝加冕，出访欧美各国，就像前面的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正是他身上的长处。
李鸿章的晚年萧条到了极点。他在前半生对英国相当亲近，他在后半生中最亲近的是俄国，因此英国认为李鸿章已经卖身给俄国政府了。他亲近俄国，是因为俄国可怕，还是因为俄国可以信赖？我不知道。总之，他认为俄国是东方最有势力的国家，因此宁可用关外的土地贿赂俄国，在俄国势力的保护之下以求得短暂的安宁，这是他亲近俄国的最大原因。因为他操办了《中俄密约》《满洲条约》等事情，有人把他看成是秦桧一样的人物，是一个卖国贼，这个说法实在是太苛刻了。他的这些行为是利害得失的问题，而不是正邪善恶的人性问题。
李鸿章自从退出总理衙门之后，在山东治理过黄河，在两广地区担任过商务大臣、两广总督，直到义和团乱起才重新担任直隶总督，和庆亲王一起担任全权议和大臣。事情刚刚平息他就溘然长逝，这实在是悲惨的晚年，但不能说是耻辱的晚年。为什么呢？他的雄心壮志到死也没有被消磨光。
如果让李鸿章在中日战争之前就去世，那么他作为十九世纪的一位伟人，写世界史的人一定会大书特书李鸿章无疑。他仪表堂堂，善于辞令，敏锐机警，伸缩自如，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伟人。尽管如此，他的血管中有没有一滴英雄的血液呢？这一点我不敢断言。他没有格莱斯顿那种具有道义的高尚情怀，他也不像俾斯麦那样有一种倔强的男子汉气概，他也不像康必达那样拥有火一样的爱国热情，他不像西乡隆盛那样有推心置腹的至诚。他的见识、经历也都没有能令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佩服的。因此，他实在不是那种可以变成他人心中偶像的英雄人物。
不过，李鸿章的大手笔还是令人惊叹。他是个中国人，一个伟大的中国人！！！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到处变不惊、不气不恼，他能忍受普通人所不能忍受的，无论遇到什么失望的事情都能够像浮云掠过天空一样对待，他的内心能没有烦恼、没有悔恨吗？但从他的表面却看不出一丝痕迹。没见到铁血宰相俾斯麦吗？一旦在政治上失意下台，他胸中的愤怒火焰简直就要剧烈地喷发出来。而李鸿章对于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就像不值得他去思考一样。他的容忍力之强，是值得我们尊敬崇拜却无法赶上的。
如果让他像诸葛亮那样做人，那么他绝对无法长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为什么呢？李鸿章一生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华帝国的衰亡史，就像剥笋皮，一天危似一天。和他同一时代的人物已经基本全部去世，他的一生也以前半生光辉、后半生黯淡而终结。而他在看待这些的时候从来都没有感到困扰。有人说，他是个没有脑子、没心肝的人！就算是这样，那么天下人能做到他这样没脑子、没心肝的又有几个？没脑子的人都可以做到这样的成绩，实在是可敬可赞的事情。
● 光绪皇帝读书图，清宫廷画师绘
陆奥宗光评价李鸿章说：“与其说李鸿章有过人胆量，有卓越才干，有决断能力，还不如说他格外聪明伶俐，善于谋划，能提前预知事情的利害得失。”这话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的。不过，李鸿章从来不逃避责任，这一点是别人比不上的。而他之所以担任清政府要职几十年，到死一直身负重任、身负中外厚望也和这有绝大的关系。有人说，他认为自己什么责任也没有，因此无论多么重大的责任，他都承担过来不推卸，然而这件事也正体现了他的长处。
李鸿章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代表。他就像一只纯粹的冷血动物，这是中国人的特性；他那种唯强者是从，也是中国人的特性；他强大的容忍力，也是中国人的特性；他的厚脸皮和坚强个性，也是中国人的特性；他善于辞令，是中国人的特性；他狡狯却又有城府，是中国人的特性；他自信、自大的性格，还是中国人的特性。他没有管仲那样经世济民的见识，也没有诸葛亮那样治国的胸襟，不过他也不像王安石那样古板、学究气。他能够以逸待劳，凭借机智纵横天下，能够心平气和、从容地解决各种艰难、纠纷，找遍全世界，都少见能与他相比的。
以上评论的确能够描述出李鸿章的真实面目，没有什么遗漏，既没有过分夸奖，也没有过分贬低，我没有什么可以再多说的了。然而，他认为李鸿章是我们中国人的代表，我们中国人不可以不深深地反省。从前我写过《饮冰室自由书》，有一篇文章叫《二十世纪之新鬼》，现在将里面评述李鸿章的部分摘录如下：
唉！像星亨 (1) 马志尼 (2) 难道不是旷世的豪杰吗？这五个人（指维多利亚 (3) 、星亨、马志尼，麦金莱 (4) 、李鸿章），都是对国家十分重要的人。除了维多利亚是立宪国家的君主，君主不负担责任，不必论断之外，像马志尼、麦金利都使他们各自的国家面貌一新，星亨则是想要改变国家面貌，但却不能实现他的志向。从这个方面看来，李鸿章比起这三个人是应当感到惭愧的。李鸿章常常自解说：“我被全国人民扯后腿，有志向却不能实现，因此才成了这个样子。”就算事实是这个样子，比起星亨、马志尼这些排除万难、忍辱冒险，最终达到目的的人来又如何？真正的英雄永远不靠别人的力量，能够自己积蓄力量。星亨、马志尼的力量，都是自己营造的。李鸿章只会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下安于富裕、尊贵的生活。假如他把强国利民作为自己的志向，那么怎么有这种掌权四十年的老资格功臣，却不能赢得民心、战胜守旧党的？太可惜了！李鸿章的学识比不上星亨，他的热忱比不上马志尼，他的资本多出他们十倍，而他的成就却远比这些人低。从根本上来说，李鸿章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学识、缺乏热忱的人。不过尽管如此，以中国之大，能找到几个比李鸿章有学识、有热忱的人呢？在十九世纪中，世界各国都有英雄，唯独我国一个英雄也没有，我们又怎么能不指鹿为马，聊作解嘲，把李鸿章推向全世界说：“这是我们国家的英雄。”唉！他适合成为我们国家的英雄，可是却是十九世纪以前我们国家的英雄。
总而言之，李鸿章是有才干却没有学识的人，有阅历却没有血性的人。他并非没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但他后来仅仅是缝缝补补，偷安等死。他在没死之前对待责任从来都不推卸，却从来没有为后人考虑过立百年大计的志向，就像谚语说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中国从上到下所有人的心理都是这个样子，李鸿章只不过是他们的代表。不过，今天政府里二品以上的高官、五十岁以上的大员没有一个人能赶上李鸿章，这是我敢于断言的。唉！李鸿章的失败现在已经屡见不鲜了。今后内忧外患的风潮将要比李鸿章时代还要严重数倍，今天想要再找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人也几乎不可能了。想到中国未来的前途，我不禁毛骨悚然，不知道最终是什么局面。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 * *
(1) 星亨（一八五〇—一九〇一）：日本明治时期的政治家，自由党领袖。一九〇一年被刺身亡。
(2) 马志尼（一八〇五—一八七二）：意大利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与加富尔、加里波第并称“意大利建国三杰”。
(3) 维多利亚（一八一九—一九〇一）：英国女王，一八三七—一九〇一年在位。
(4) 麦金莱（一八四三—一九〇一）：一八九七—一九〇一年任美国总统，鼓吹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派兵参加八国联军掠夺中国，一九〇一年被刺身亡。
李鸿章（一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梁启超◎著
序例
梁启超
—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
—中国旧文体，凡记载一人事迹者，或以传，或以年谱，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然夹叙夹论，其例实创自太史公，《史记》“伯夷列传”、“屈原列传”（应为“屈原贾生列传”——编注）、“货殖列传”等篇皆是也。后人短于史识，不敢学之耳。著者不敏，窃附斯义。
—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著者于时局稍有所见，不敢隐讳，意不在古人，在来者也。恨时日太促，行箧中无一书可供考证，其中记述谬误之处，知所不免。补而正之，愿以异日。
—平吴之役，载湘军事迹颇多，似涉支蔓；但淮军与湘军，其关系极繁杂，不如此不足以见当时之形势，读者谅之。
— 《中东和约》《中俄密约》《义和团和约》，皆载其全文。因李鸿章事迹之原因结果，与此等公文关系者甚多，故不辞拖沓，尽录入之。
—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顾书中多为解免之言，颇有与俗论异同者，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不然，何取乎祸梨枣也？英名相格林威尔尝呵某画工曰Paint me as I am，言勿失吾真相也。吾著此书，自信不至为格林威尔所呵。合肥有知，必当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既望 著者自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