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艰苦的生活，恶劣的环境，既是对一个革命者生死的考验，也是信念与意志的磨练。当时我们抱定了一个信念，跟着共产党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我们30名女同志，除了3名同志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27名同志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尽管我们这些姐妹后来有的客死异乡，有的漂泊流离，与党失去了联系，但她们中没有一个叛党变节的，至死保持了对党的忠诚，保持了一个革命者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坚强意志。她们不愧为20世纪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
这30名女同志，健在的尚有9名，她们是：广东的谢小梅、廖似光，江西的王泉媛、危秀英，南京的李桂英，北京有我和刘英、谢飞、钟月林。
一个“红小鬼”的长征故事
我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长征路经贵州时参军的一个“红小鬼”，现已是84岁的耄耋老人，虽已过去70年了，但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艰苦转战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特别是过草地的情况，至今记忆犹新。我们红六军团长征中走了两段草地，第一段是从西康色达到四川阿坝，走过了渺无人烟的干草地；第二段是从阿坝到甘肃哈达铺，走过了连鸟兽也难以见到的水草地。
1936年6月，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军委电令正式成立红二方面军，二、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从甘孜北进。我们红六军团当时在原西康省的甘海子，于1936年7月初出发，经西康色达县绕道青海省南部到四川阿坝。本来计划10天的路程，整整走了20天。由于部队刚通过了几座雪山，指战员们体力消耗严重，又缺少粮食，当我们进入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后，虽然这里还只是干草地，但已面临到不少难以克服的困难。行军中，草地露营，经常遇到大风和雨雪袭击，气候恶劣，又没有粮食，指战员们有时连野菜也找不到，还有的战士因吃了毒蘑菇而致死。军团首长心急如焚，把马杀了给战士们充饥，但杯水车薪，部队天天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中行进，而且还要和突然来袭的敌人骑兵作战。不少同志，在这第一段草地行军中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经过20天的艰难行军，到达四川阿坝，在阿坝部队稍事休整补充，准备过大草地（水草地），这也是红军长征路上最艰苦的一段行程。在这里首先是补充粮食，我们军团想尽办法筹集到一批青稞麦，加工成炒面发给每个人，作为过草地的全部口粮。我们于7月30日开始进入水草地，第一天就遭到暴风雨和冰雹的袭击。这里的气候，真如神话一般，变化莫测。本来万里无云，突然一片黑云会在头顶出现，于是大雨冰雹猛落下来，无处可躲，把大家打得浑身湿透，有人头上还被冰雹打起了包包。就这样，我们天天都在茫茫的水草地里艰难地跋涉，行进中每个人都要小心翼翼地沿着前面部队踩出的路前进，稍不小心就会陷进泥沼，活活被草地吞没。
水草地行军，我们军团遇到的最大困难仍是缺粮。前段过干草地，指战员们饿着肚子走路，体力普遍下降，大家拖着虚弱的身体，继续通过环境非常恶劣的水草地，再加上缺粮，极度困难。当时我们的战斗口号是“走出草地就是胜利”。因此，我们军团行进中，只要一休营，大家都不顾疲劳，“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去找吃的，有的挖野菜，有的捉鱼虾，有的拣死牛死马的骨头砸来煮水喝。总之，“为吃奋斗”，为争取活着走出草地干革命。
我们红六军团在这茫茫的水草地中整整走了9天，每天不仅要为“吃”奋斗，而且还要为“宿”担忧。我们宿营时的所谓“帐篷”，都是指战员们用自己的床单支撑起来的，既不遮风，也难御寒，更挡不了大雨夹着冰雹的袭击，有时碰上整夜，大家只能背靠背地蹲在水里等待天明，有的体弱有病的同志支持不住而倒下，当场死去。我当时是红十八师三营七连的卫生员，我们连的二排长，江西人，是党支部委员，原来身体很好，打仗勇敢，很能干，行军中他经常帮助体弱有病的战士背枪，有时把两三个战士的枪都背上，叫“背架枪”，全连同志都很喜欢他。一天晚上经雨淋后，第二天他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咬紧牙关挣扎也无济于事。指导员和我要搀他走，他不要，战士们要背他走，他也不要。他说：“我不行了，你们难道想要多牺牲几个人吗？能多活着一个人走出草地就多一份革命力量牎”当天我们连是后卫，部队已经走了，指导员要照顾整个连队，就要我等一下二排长。我蹲在二排长身边，两人眼望着远去的部队，这时二排长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对我讲：“卫生员，你快走，等会儿你赶不上队伍了。”又指指身上还剩有一点炒面的干粮袋说：“炒面我用不着了，你拿上，你还小，一定要活着走出去……”看着二排长慢慢瘫倒在草地上，我已泣不成声，连连呼叫“二排长牎二排长……”可他再也听不到我的声音了。我们可爱的二排长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长眠在茫茫的水草地上。
饥饿寒冷压不倒红军的英雄气概，艰难险阻挡不住红军前进的步伐。8月8日我们终于走出了水草地，到达四川省的包座。从这里往前又走了十几天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山间隘路，通过了“八里卡子”“腊子口”等天险，才到达了甘肃的哈达铺。
经过雪山、草地，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转战，我们红六军团与其他军团一样，牺牲了很多优秀指战员，就拿我们连队来讲，原来有100多人，到走出草地时仅剩下17人。虽然人员减少了，但大家锻炼得更坚强了。“走出草地就是胜利”。指战员们情绪高涨、精神饱满地高唱着“大踏步，向前进，解放大西北……”勇往直前，奔赴抗日前线。
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壮丽诗篇，过草地只是其中一节。无数先烈出生入死，前赴后继迎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美好的今天来之不易。我们要牢记历史，学习先烈们，学习当年红军指战员不畏艰险、勇往直前、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继承、发扬光大他们的革命精神，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繁荣富强。
编后
李荣春，1922年3月出生，贵州赫章人。中共党员，离休老红军。1936年2月跑40里路到七星关找到红军，在红六军团当了一名卫生员，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1937年1月在流曲镇入党。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在三五九旅当译电员、参训队班长等转战晋西北、晋察冀和陕甘宁边区。
1986年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时，牵头组织重走长征路，调查编写《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战史》，任编写组长。在王震、肖克等首长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起工作同志的共同努力，该书于1994年正式出版，使这支英雄部队有了一本单独的史书。
编辑李荣春同志口述《难忘草地70年———一个“红小鬼”的长征故事》一文，我始终带着景仰与崇敬的心情，70年的岁月，弹指一挥间，对于一场艰险卓绝的艰苦转战，一个古稀老人始终以一种平和的语气向你娓娓道来，可是其间的惊心动魄、荡气回肠又使人激奋不已，久久难以平静。历史渐行渐远，思考却越来越深入。“走出草地就是胜利”，不仅仅停留在“原来有100多人，到走出草地时仅剩下17人”的感动与悲切。正如文中所言，“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壮丽诗篇，过草地只是其中一节。无数先烈出生入死，前赴后继迎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美好的今天来之不易。我们要牢记历史，学习先烈们，学习当年红军指战员不畏艰险、勇往直前、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继承、发扬光大他们的革命精神，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繁荣富强。”
草地夜行
茫茫的草海，一眼望不到边。大队人马已经过去了，留下一条踩得稀烂的路，一直伸向远方。
干粮早就吃光了，皮带也煮着吃了。我空着肚子，拖着两条僵硬的腿，一步一挨地向前走着。背上的***和子弹就像一座山似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唉！就是在这稀泥地上躺一会儿也好啊！
迎面走来一个同志，冲着我大声嚷：“小鬼，你这算什么行军啊？照这样，三年也走不到陕北！”他这样小看人，真把我气坏了。我粗声粗气地回答：“别把人看扁了！从大别山走到这儿，少说也走了万儿八千里路。瞧！枪不是还在我的肩膀上吗？”
他笑了起来，和我并肩朝前走。他比我高两头，宽宽的肩膀，魁梧的身材，只是脸又黄又瘦，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
“小同志，你的老家在哪儿？”他问我。“金寨斑竹园！听说过吗？”
“啊，斑竹园！有名的金寨大暴动，就是从那儿搞起来的。我在那儿卖过帽子。”
一点不错，暴动前，我们村里来过几个卖帽子的人，还给我买了一顶。回家来掀开帽里子一看，里面有张小纸条，写着“打倒土豪劣绅”。真想不到，当年卖帽子的同志竟在这里碰上了。
我立刻对他产生了敬佩的感情，就亲热地问他：“同志，你在哪部分工作？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呀？”“我吗？在军部。现在出来找你们这些掉队的小鬼。”他一边说，一边摘下我的枪，连空干粮袋也摘了去。“咱们得快点走呀！你看，太阳快落了。天黑以前咱们必须赶上部队。这草地到处是深潭，掉下去可就不能再革命了。”
听了他的话，我快走几步，紧紧地跟着他，但是不一会儿，我又落了一大段。
他焦急地看看天，又看看我，说：“来吧，我背你走！”我说什么也不同意。这一下他可火了：“别磨蹭了！你想叫咱们俩都丧命吗？”他不容分说，背起我就往前走。
天边的最后一丝光亮也被黑暗吞没了。满天堆起了乌云，不一会儿下起大雨来。我一再请求他放下我，怎么说他也不肯，仍旧一步一滑地背着我向前走。
突然，他的身子猛地往下一沉。“小鬼，快离开我！”他急忙说，“我掉进泥潭里了。”
我心里一惊，不知怎么办好，只觉得自己也随着他往下陷。这时候，他用力把我往上一顶，一下子把我甩在一边，大声说：“快离开我，咱们两个不能都牺牲！……要……要记住革命！……”
我使劲伸手去拉他，可是什么也没有抓住。他陷下去了已经没顶了。我的心疼得像刀绞一样，眼泪不住地往下流。多么坚强的同志！为了我这样的小鬼，为了革命，他被这可恶的草地夺去了生命！
风，呼呼地刮着。雨，哗哗地下着。黑暗笼罩着大地。“要记住革命！”--我想起他牺牲前说的话。对，要记住革命！我抬起头来，透过无边的风雨，透过无边的黑暗，我仿佛看见了一条光明大路，这条大路一直通向遥远的陕北。我鼓起勇气，迈开大步，向着部队前进的方向走去。
一袋干粮
这个故事，发生在很多年以前，红军叔叔长征的时候。
在红军部队的医院里，有个小红军叫小兰。小兰才 13 岁。她的、都被地主逼死了，她也被地主拉去干活，受尽了地主剥削和打骂。
后来，红军来了，小兰跑到部队，说什么也不离开红军啦。红军长征的时候，小兰跟着部队走进了草地。一说草地，小们准会想到公园里那长着绿茵茵的草坪，又平坦又好看。红军叔叔过的草地可不是那样的，那里荒凉极啦。地上除了野草就是烂泥坑，走几十天也走不完。一路上看不见一间房子，找不到一个老百姓。只有几只在天上飞旋。这天，走着走着，前边出现了一个小村子。红军叔叔一看，可高兴啦。小兰也乐得又蹦又跳。
有了村子就能找到粮食了。
部队进了村，小兰把伤病员安置好，就拿着米袋找粮食去了。可村里一个老百姓也没有。小兰在村里走着走着，看见一个打麦场。场上堆着一堆麦秸，上面还有没有打干净的麦粒。她把麦秸捶了又翻，翻了又捶，东一粒，西一粒地捡起来。总共不到一小碗。这点东西能吃几顿呢？不行，还得找！
小兰刚走不远，正好碰见一个大个子红军，扛着一袋沉甸甸的东西走过来。小兰一看，哟，这不是在我们医院养过伤的那个大个子吗？
小兰忙问：“哎，你在哪儿搞来这么多的粮食呀？”
大个子红军放下口袋说：“嘿，是小兰呀，我这粮食是在地主院子里挖出来的。你找到多少粮食了？”
小兰把口袋一伸说：“喏，都在这儿呢！”
大个子红军接过米袋掂了掂，笑着说：“小兰，听说还要走 20 多天的草地，这点麦子还不够塞牙缝的呢！”“明天再找嘛！”“来，把我的给你一点吧！” 说着，他捧着麦子就要往小兰的米袋里放。
小兰赶紧米袋藏在背后，摇摇手说：“不要，你们人多，自己还不够吃呢。”大个子红军胳膊长，一把夺过米袋，一边往里倒，一边亲切地说：“没关系，我们每人少吃一口，就省出来了。”
小兰又在别处找到了一些麦子，炒熟了，碾成了麦粉，放在了米袋里。心想：这些麦粉我一顿吃一把，再拣点野草野菜，能吃它 20 来天，走出草地没问题。对！还要省出一点给伤病员吃
。第二天早上，部队出发了。小兰扶着伤员，紧跟着部队，小心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前边出现了一条小河，河上用树干临时搭起一座桥，桥下的河水“哗哗”地流着。小兰把肩膀上的米袋背好，紧紧扶着伤员说：“同志，该过桥了，慢慢走！”
谁知道，走到桥中间，那个伤员忽然咳嗽起来了，脸涨得通红，身子直发抖，脚底下一滑，身子一歪，小兰连忙使劲扶住了他。可小兰肩膀上那袋麦粉却掉到了河里。米袋在水里滚了几下，就冲走了。小兰愣住啦，她小声地叫了一声：“哎呀，这可怎么办呀？”伤员看她望着河水直发愣，就问：“小兰，什么东西掉到河里了？”小兰连忙摇摇头：“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掉。咱们走吧！”
这时候，看护长从后面走过来了。小兰告诉她伤员咳嗽得很厉害。看护长双手扶住伤员说：“好，到前面找医生看一看。”她见小兰好象有点什么事儿的样子，又问：“小兰，怎么啦？是身体不舒服吗？”“没有。嗯……”小兰把刚到嘴边的话又收了回去。
长征路上战胜疾病的故事
长征中，战斗十分频繁，敌人前堵后追，我们边战边走，少有休整机会，加之环境气候恶劣，营养医药缺乏，发生的伤病较多。小病能扛就扛，大病如伤寒，高烧多在40摄氏度以上，如不及时医治，死亡率是很高的。
中央红军的随军医生傅连暲等同志，在医药极端困难条件下采用土办法治疗伤寒，收到奇效。一是用冷敷退烧，将毛巾浸了冷水，裹在头上和身上。二是喝浓茶，茶里含有鞣酸能止血，还含有咖啡因，能强心利尿。把茶煮得浓浓的，每2小时喂1次，经过这样的治疗，很多人都好了。王树声和邵式平同志过草地时得了这种病，康克清同志过雪山时也得了这种病，由于病人具有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加上冷敷喝浓茶调理医术的传播，居然都好了，不能不说是奇迹。
周恩来同志到了毛儿盖后，由于营养缺乏，又过度劳累，他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这次病来得非常凶猛，连续几天一直发着高烧，不能进食，医生最初当作长征路上的多发病——疟疾来治，但几天后高烧仍不退，而且发现肝部肿大，昏迷说胡话，吃了些药不见效。又由王斌、李治、孙仪之等医生诊治，经仔细检查和观察，诊断为阿米巴感染，引起肝脓肿。为了证实这个诊断，他们决定做1次穿刺检查，李治找准部位，1针下去果然抽出许多脓液。病因明确了，但在当时情况下根本不具备手术条件，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药物和冰块冷敷肝区的办法。李治从国外资料上看到一种治肝脓肿的办法，就是依靠病人自身推动力促使脓液自然流到结肠内排出体外。几天后，周恩来便排出许多脓液，体温开始下降，接着加强营养，增强抵抗力，逐渐恢复了健康。
1936年8月初的一天，贺彪医生正随红二方面军红4师行军在草地上，总指挥部有同志赶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对贺彪说：“贺老总病了，关政委让你马上返回总部组织抢救工作……”贺彪安排了一下工作，立即带上急救包，同来人一起连夜骑马赶往。第二天上午到了总部，见到贺龙身体已极度虚弱，面色苍白，双颊凹陷。贺彪凭经验让贺老总警卫员备好两大壶冷开水，再设法搞到点醋，然后他认真观察贺老总的病征，并询问贺老总的饮食情况。警卫员们说他每天只喝点青稞野菜汤，其它基本上没吃什么。贺彪又问是否吃过生食物？贺老总想了想说：前天行军吃了一小点羊肉。后来了解那块羊肉已经变质。贺彪把了贺老总的脉搏，确诊为中毒性痢疾。即让贺老总先用冷醋水服下“甘汞”和“列曹尔清”，再喝下大半碗冷醋水，他向贺老总讲清药是用于肠道灭菌消炎的，冷醋水是帮助腹泻的。吃药喝水后还会有几次腹泻，把肠道中有害物排出体外才康复得快。他嘱咐贺老总要用手勤揉腹部，促使肠道蠕动。几次服药后，到宿营地时，贺老总腹痛消除，安然入睡了。第2天早晨，贺老总醒来对贺彪说：“腹部不痛了，肚子饿得很。”大家听说贺老总基本痊愈，都十分高兴，贺彪也松了一口气。
草地行军，红二方面军总部抵达噶曲河边时，参谋处长郭鹏单骑沿河察看地形，为总部机关寻找宿营地。不料遭到敌人骑兵袭击，落马跌入河中。当大家听到枪声，纵马赶到河边时，只见他的坐骑在河边嘶鸣，却不见人影。大家急忙沿河边找，在百米外的下游将昏迷不醒的郭鹏从水中抢救上来，送二方面军卫生部救治。郭鹏失血过多，脸色苍白昏迷不醒。贺彪医生检查他的伤情，发现身上有几处弹孔，还有一颗子弹留在髋关节处。由于河水浸泡，伤口全部感染……郭鹏的伤势很重，如不及时抢救，将有生命危险。
在草地实施手术的难度很大。贺彪找了一块干燥平坦的地方，将一块布铺到地上，使郭鹏躺在上边，先对其伤口进行清洗、消毒、包扎，然后跪在地上，为郭鹏做腰椎麻醉，麻醉成功后，贺彪便站起来洗手、消毒、清点手术用品，再跪在地上做手术，经过2个多小时，终于将子弹头取出。手术成功了，又一个战友在长征中战胜了伤病。
披着袈裟当红军
人物小传：天宝，藏族，原名桑吉悦希，1935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是最早的藏族党员之一。“天宝”是毛泽东给他取的汉族名。
在四川省，天宝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不仅当过喇嘛，当过红军，当过西藏自治区、四川省的党委书记，而且他的汉名还是毛泽东亲自取的。
1917年2月，天宝出生在四川省马尔康县党坝乡，原名叫桑吉悦希，这个乡是藏族聚居区，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男孩都要送进寺院当喇嘛，藏语叫“扎巴”。桑吉悦希有三兄弟，他是老大，很小的时候就进寺院当了喇嘛。
党坝乡位于阿坝地区东南部，交通十分不便，平时很少有外地人来。桑吉悦希所在的寺院很小，只有22个喇嘛，没有活佛，桑吉等小喇嘛跟着老喇嘛学藏文、经文。
如果不是红军的到来，桑吉也许就会当一辈子喇嘛。天赐良机，1935年，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转移到阿坝地区一带，等待同中央红军会师。
“方头圆脑”，“灭族灭教”，“共产共妻”……国民党散布的谣言，在藏民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对红军误会重重，纷纷逃到山上藏了起来。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桑吉胆子大，加上又是喇嘛，就想留下来看护寺院。老喇嘛心里没有底，还是让桑吉随大家躲上山去。
藏民们在树林的掩护下，偷偷观察着红军，看他们到底有没有三头六臂。有比较才有鉴别，他们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兵截然不同：不进寺院，不住民房，对藏民态度友好，尽管言语不通，也笑嘻嘻打着手势想同藏民交流，还把土司头人的东西分给穷人。
胆子大些的年轻人，蹑手蹑脚摸下山，慢慢试着接触红军。他们惊奇地发现，同国民党宣传的恰恰相反，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为穷人着想。渐渐，红军受到了藏民的欢迎，有的送茶水，有的送鸡蛋，有的强烈要求参加红军。
看到参加了红军，穿上军装很神气。18岁的桑吉也心动了。他们能当红军，我为什么不能当红军呢？他来不及同父母商量，急迫地报了名。
在参军的藏族青年中，桑吉懂藏文，算是知识分子，因此被任命为副队长，专门为红军筹集粮食。刚参加红军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
1935年8月，桑吉随左路军长征，这是红四方面军过草地。不久，他调到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
丹居藏民独立师是红军于1935年建立起来的，原为当地头人的武装。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决定继续保留和发展这支队伍，从红军中派了很多骨干充实进去，扩建成一个独立师。
独立师的同志多为藏族，身材彪悍，尤擅骑射，大多有百步穿杨之功。他们的任务是担负全军的警戒，警戒线东西长一百多公里，南北宽四五十公里。作为青年部长，桑吉忙得脚不沾地，要在这广阔的地区来回跑，师长、政委经常带着他下基层。
红军第三次过草地前，红四方面军总部要求每个战士准备15斤粮食。草地不产粮食，人也少，几万大军来回过，粮食吃得差不多了。桑吉带着队员到处筹粮，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耐心细致的宣传，一些寺院把积存多年的青稞和茶叶都捐了出来。
长征结束后，中央党校成立了一个少数民族班，桑吉悦希被任命为班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党校来讲课，基本保证每周有一位中央首长来作报告。
有一次，毛泽东到党校讲课，学员被主席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的讲课吸引住了。刚一下课，学员自动列队欢送。看到少数民族学员围拢过来，毛泽东把烟点上，抽了一口，然后亲切地说：“今天我讲的话，你们听懂没有？听懂多少？”学员们拼命点着头，表示听懂了。
毛泽东走到桑吉面前停了下来，校领导介绍说他是班长，毛泽东幽默地说：“了不得嘛，当了领导，还带‘长’哟！”桑吉有些不好意思，紧张得满脸绯红。见此情况毛泽东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别紧张嘛，你叫什么名字？”得到回答后，毛泽东又问：“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听说藏族的名字很有讲究。”桑吉有点害羞，挠着后脑勺说：“桑吉”的意思是佛祖，“悦希”是宝贝的意思，是父母求活佛给取的。
毛泽东一听，乐了：“了不得，了不得！又是佛祖，又是宝贝的！”然后对着大家说道：“你们大家都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是上苍，也是你们的佛祖赐给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
毛泽东的兴致很高，想了想，又对桑吉说：“长征时我到过你的，那里的藏族同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贡献的。汉族有句古话，叫物华天宝，和你那个‘桑吉’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
“好！”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在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学员一起鼓掌，连声叫好。
“天宝”这个名字在中央党校和延安传开了，从此，这个幸运吉祥的名字就伴随了天宝一生。
七根火柴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草地的气侯就是奇怪，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忽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像从平地上冒出来似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接着，暴雨夹杂着栗子般大的冰雹，不分点地倾泻下来。
卢进勇从树丛里探出头来，四下里望了望。整个草地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雨雾里，看不见人影，听不到人声。被暴雨冲洗过的荒草，像用梳子梳理过似的，躺倒在烂泥里，连路也给遮没了。天，还是阴沉沉的，偶尔还有几颗冰雹洒落下来，打在那浑浊的绿色水面上，溅起一朵朵浪花。他苦恼地叹了口气。因为小腿伤口发炎，他掉队了。两天来，他日夜赶路，原想在今天赶上大队的，却又碰上了这倒霉的暴雨，耽误了半个晚上。
他咒骂着这鬼天气，从树丛里钻出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一阵 凉 风吹得他连打了几个寒颤。他这才发现衣服完全湿透了。
“要是有堆火烤，该多好啊！”他使劲绞着衣服，望着那顺着裤脚流下的水滴想道。他也知道这是妄想——不但是现在，就在他掉队的前一天，他们连里已经因为没有引火的东西而只好吃生干粮了。他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袋里，意外地，手指触到了一点粘粘的东西。他心里一喜，连忙蹲下身，把裤袋翻过来。果然，在裤袋底部粘着一小撮青稞(kē)面粉；面粉被雨水一泡，成了稀糊了。他小心地把这些稀糊刮下来，居然有鸡蛋那么大的一团。他吝惜地捏着这块面团，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昨天早晨没有发现它！”
已经一昼夜没有吃东西了，这会看见了可吃的东西，更觉饿得难忍受。为了不致一口吞下去，他把面团捏成了长条。正要把它送到嘴边，突然听见一声低低的叫声：
“同志——”
这声音那么微弱、低沉，就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他略略愣了一下，便一瘸一拐地向着那声音走去。
卢进勇蹒跚地跨过两道水沟，来到一棵小树底下，才看清楚那个打招呼的人。他倚着树杈半躺在那里，身子底下一汪浑浊的污水，看来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挪动了。他的脸色更是怕人，被雨打湿了的头发粘贴在前额上，雨水，沿着头发、脸颊滴滴地流着。眼眶深深地塌陷下去，眼睛努力地闭着，只有腭下的喉结在一上一下地抖动，干裂的嘴唇一张一翕地发出低低的声音：“同志——同志——”
听见卢进勇的脚步声，那个同志吃力地张开眼睛，挣扎了一下，似乎想坐起来，但没有动得了。
卢进勇看着这情景，眼睛里像揉进了什么，一阵酸涩。在掉队的两天里，他这已经是第三次看见战友倒下来了。“一定是饿坏了！”他想，连忙抢上一步，搂住那个同志的肩膀，把那点青稞面递到那同志的嘴边说：“同志，快吃点吧！”
那同志抬起失神的眼睛，呆滞地望了卢进勇一眼，吃力地举起手推开他的胳膊，嘴唇翕动了好几下，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不，没……没用了。”
卢进勇一时不知怎么好。他望着那张被寒风冷雨冻得乌青的脸，和那脸上挂着的雨滴，痛苦地想：“要是有一堆火，有一杯热水，也许他能活下去！”他抬起头，望望那雾蒙蒙的远处，随即拉住那同志的手腕说：“走，我扶你走吧！”
那同志闭着眼睛摇了摇头，没有回答，看来是在积攒着浑身的力量。好大一会，他忽然睁开了眼，右手指着自己的左腋窝，急急地说：“这……这里！”
卢进勇惶惑地把手插进那湿漉漉的衣服。他觉得那同志的胸口和衣服一样冰冷了，在左腋窝里，他摸出了一个硬硬的纸包，递到那个同志的手里。
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摆着一小堆火柴，干燥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聚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的中心，像一簇火焰在跳。
“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一，二，三，四……”
一共只有七根火柴，他却数了很长时间。数完了，又向卢进勇望了一眼，意思好像说：“看明白了？”
“是，看明白了！”卢进勇高兴地点点头，心想：这下子可好办了！他仿佛看见了一个通红的火堆，他正抱着这个同志偎依在火旁……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像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发射出一种喜悦的光。那同志合拢了夹着火柴的党证，双手捧起，像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到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卢进勇的脸。
“记住，这，这是，大家的！”他蓦(mò)地抽回手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所有的力气举起手来，直指着正北方向：“好，好同志……你……你把它带给……”
话就在这里停住了。卢进勇觉得自己的臂弯猛然沉了下去！他的眼睛模糊了。远处的树、近处的草、那湿漉漉的衣服、那双紧闭的眼睛……一切都像整个草地一样，雾蒙蒙的；只有那只手是清晰的，它高高地擎着，像一只路标，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
这以后的路，卢进勇走得特别快。天黑的时候，他追上了后卫部队。
在无边的暗夜里，一簇簇的篝火烧起来了。在风雨、在烂泥里跌滚了几天的战士们，围着这熊熊的野火谈笑着，湿透的衣服上冒起一层雾气，洋瓷碗里的野菜“嗞——嗞”地响着……
卢进勇悄悄走到后卫连指导员的身边。映着那闪闪跳动的火光，他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那个党证，把剩下的六根火柴一根根递到指导员的手里，同时，以一种异样的声调在数着：
“一，二，三，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