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另一件事。不知是夏天还是秋天，我从大学研究室出发，骑着自行车沿御荫路而行，在下鸭神社的参拜道前不由自主地停了车。幽暗狭长的参拜道深处，充斥着红通通的光芒，似乎是在搞祭典。我像是被勾了魂一样，翻身下了自行车，去夜间摊买了波子汽水，边喝边逛。不经意邂逅的夜间祭典，仿佛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的事。
居住在京都时，时不时就会遭遇这种幻想般的瞬间，而我喜欢极了。当然了，这与我总搞不清祭典的日程也有关系。想要品味幻想般的瞬间，就要懂得主动上当受骗。换句话说，最关键的就是自己要足够蠢。
（贺茂御祖神社［下鸭神社］“平成二十六年 葵祭”宣传册 2014年3月）
关于厕所的回忆
那还是我才五岁左右的事。
祖父母家在大阪的茨木市，我时不时会去玩。他们屋子里装的还是俗称“扑通厕所”的旱厕。都要追溯到昭和五十年（1975年）了。
对年幼的我来说，整个世界充满了可怕的事物。那个“扑通厕所”中令人毛骨悚然的黑洞，几乎能与“拐小孩的大叔”或是“森林深处的无底沼泽”平起平坐，成为我妄想中的恐怖之最。那孔洞简直就是要通向暗黑的地底世界啊！为什么家里会有那么可怕的东西呢？别说去里面方便了，我甚至坚决拒绝靠近那个洞。
于是祖父母只好让我用“便盆”。据说平安贵族也用“便盆”。我作为两家的长孙备受溺爱，度过了媲美贵族的幼年，看来与“便盆”真是天生有缘。
我至今记得自己横跨在院子里的便盆上，而祖父母则坐在檐廊上笑嘻嘻地看着，真是古怪的情形。不知我是怎么熬过寒冬的，总之在院子里蹲便盆的经历记忆犹新。
没想到那么丢人的状况下我还方便得出来啊。这说明孩提时代的我是个精神上的贵族。反倒现在，我已在精神上没落，再来一次会要了我的命。在那种情形下，有也拉不出来了。如果这时突然冒出个神仙，对我说“蹲在便盆上的时候，就让你再见一次去了阴间的祖父母吧”那我或许还能勉为其难努力一下：“就忍一时之耻吧……”然而，哪怕孙子再可爱，祖父母也不会愿意特地来瞧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蹲在便盆上吧。他们一定会说：“你不用这么勉强的！”
升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再次遭遇了那个恐怖的洞。
那是一次露营活动，小学生们需要集体远离父母，去滋贺县的朽木村扎营好几天。帐篷的旁边有个临时棚屋似的公用厕所，我们必须在那里方便。毕竟是深山老林里，只有“扑通厕所”。在深山中露营的我身边既没有温柔的祖父母，也没有可靠的“便盆”。更可怕的是，一到夜晚，厕所里点亮的灯光让森林里的昆虫纷至沓来。对我这个在大阪郊外生活的现代儿童来说，那些昆虫也都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异形怪物。
为了解决方便问题，我无可奈何地挑战了好几次夜间的厕所，可厕所里的大洞显得愈加黑暗瘆人了，在身边蠢蠢欲动的昆虫们好似立刻就要向我袭来。没有比那更让人心焦的厕所了，我实在没法儿坚持到方便完。我忍无可忍冲到外面，却没能解决任何问题，该方便的还没方便出来。我烦恼万分地在蚊虫成堆的厕所门口进进出出，便有人担心地问：“你没事吧？吃坏肚子了吗？”由于小学生怪异的自尊心作祟，“害怕虫拉不出来”这种话实在说不出口，只能痛苦万分地憋了一身汗。
最终，我去了露营场办公室的冲水厕所，总算是有惊无险。这一体验让我痛彻心扉地感受到了现代厕所的可贵。
回忆起这些往事，我不禁对写作时常用的自家厕所涌起一股感谢之情。那里没有来自地底世界的呼唤，不会让屁股打寒战，也不必害怕森林中来历不明的昆虫，更不必像“便盆”那样在众人注视下解决个人大事。现代厕所有着不被任何人窥视的私密空间，飘着消毒剂的清香，是个让心灵获得安宁的美妙空间。我其实挺讨厌幽闭的场所，唯独在自家的厕所里很有安全感。
小时候我读那须正干写的儿童文学“胡闹三人组”系列，里面的少年主角之一“博士”就有在厕所里读书的习惯，我从小就理解了那种感受。因为父亲就有在厕所里读将棋残局书本的习惯，自我孩提时代起，家中的厕所里就常备有文库版薄本将棋残局书。那些书之间偶尔还会夹进一本漫画《骷髅13》。
父母家一楼和二楼各有厕所，就算父亲沉迷于将棋残局躲着不出来，也没什么大问题。
我本打算干脆把原稿搬进厕所里写，可我家只有一个厕所。“再怎么说，把厕所占据了，老婆也会头疼的”“可是躲在厕所里写，精神不就能特别集中了吗”。我犹豫来犹豫去，结果在普通书桌上把本文写完了。十分遗憾。
（《yom yom》2015年冬季号）
窗灯太耀眼
我曾经在永田町的国会图书馆工作过。
刚开始是在关西大学城的关西馆，就职四年后，调动到了东京本馆。那还是我头一次在东京生活。
当时有一件事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完成工作后漫步在永田町的时候，总觉得大楼的窗灯太明亮了。就算我是从深山老林里出来的，也起码在大阪和京都见过高楼大厦。可是我当时仰望永田町的大楼时，看到的光芒比关西那些大楼要璀璨得多。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关西与东京用的荧光灯不同吗？是电压不同吗？不太可能吧？对我来说，这是个未解之谜。
在东京生活两年半之后，我离职回到了故乡奈良。
我现在的住所是某站前的高地，我非常喜欢从阳台远眺的视野。奈良盆地的山峦会随着季节流转而变换色彩，我能尽收眼底。到了夜晚还能欣赏到奈良市区五光十色的夜景。把房间的灯关了，遥望近铁电车的光亮穿行而过，恍若身处梦境之中。在奈良城区中不管望向哪个方向，都只有恬静的灯火，远不如永田町那些高楼大厦的光芒璀璨夺目。
跟欧罗巴企划剧团的上田诚先生聊天时，他说：“来到东京，人的情绪就会高涨，工作也更上心。”也许是城市自身的情绪也会影响到人。这种说法能令人信服。奈良这个城市的情绪真是相当舒缓，流淌在奈良的时间被我称作“古事记时间”。或许因为我的职业为写小说，迷迷糊糊一年就过去了。从《古事记》的时间线规模来看，眼前的一年两年就变得无所谓起来。这可不妙。
于是我想，永田町的高楼大厦中灿然闪烁的窗灯，是不是印证了我内心的情绪在不断高涨呢？当时的我刚结婚，第一次在东京生活，刚转到国会图书馆的新部门，工作繁忙。另一方面，副业的工作也不断有所突破，甚至鲁莽地开始了报刊连载。让我自己来说可能有点大言不惭，当时的状况简直就是标准的“前途无量”。实际情况是两年半后就破灭了，我夹着尾巴撤退回了奈良。而当时我的心中有一股不似自己的狂热，决心“挑战自己能达到的极限”。那份狂热与孤注一掷没什么区别。是不是因为内心的孤注一掷，才让窗灯显得那样明亮呢？
——以上皆为我的空想，说不定真的是电压不同呢。
从阳台眺望闲适的奈良夜景时，我偶尔也会怀念在东京的短暂时期所见到的璀璨窗灯。与现在的状况一比，当时自身所处的情境与工作热情几乎难以想象是现实。那也恍若一场梦。
总而言之，映照在沉稳内心中、稍显暗淡的窗灯也挺不错的。
（BRAIN 2016年9月号）
纪念馆与走马灯[1]
对小说家来说，成功究竟为何——毋庸置疑，当然是成立“纪念馆”了。
“森见登美彦纪念馆”。
这是我唯一的目标。
那座纪念馆的蓝图已经存在于我脑海中了。从出生至今的细致年表、创作笔记与原稿原件、初版书籍之类的展示是不可或缺的。还必须摆上回忆往昔的照片、小说家的各种爱用工具、解析交游关系的示意图板。另外还得布置一个角落，真实重现出创作处女作时的四叠半公寓单间，来馆参观者都能躺在乱糟糟的床铺上，亲身体验二〇〇三年陈腐大学生的生活情景。馆中并设有播放影视化作品的小剧场，纪念馆商店出售各种各样的相关周边。
纪念馆的招牌项目就是“馆长执笔”。
屋子的一角有块用玻璃墙分隔的空间，里面摆着书桌与小书架。每天的固定时刻，居住在纪念馆二楼的馆长（就是我）会下楼来到书桌前执笔。请在脑海中想象一下打荞麦面之类的实地演示。可惜馆长已经是将近一百二十岁的高龄，难得才能在桌前执笔。就连从二楼下到一楼都困难重重。馆长只要写出哪怕一行，来访者们就会热烈鼓掌。
我都已经空想到这一步了，可到我迎来花甲重逢的那年——也就是距今八十二年后——究竟会不会有人来参观“森见登美彦纪念馆”呢？搜索距今大约一百二十年前出生的著名作家，我找到了宫泽贤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情景：宫泽贤治本人就住在“宫泽贤治纪念馆”的二楼，时常会下到一楼写诗。“真是这样就去看看吧。”我和你想的一样。很遗憾，我不是宫泽贤治。
闲话休提（虽说从开头就是闲话）。
迎来花甲重逢的早晨，我刚清醒就大感惊诧。真是近年罕有的神清气爽。这些日子里，大脑总像是蒙了一层雾霭，连下一楼都绝非易事。蜗居在纪念馆二十五年后，恐怕终于要告别一楼了。我本已沉浸在凄寂之情中，可看这情形还能撑几天。话说回来，今天可是值得纪念的花甲重逢——一百二十岁生日。说不定能写几张原稿出来。上次写原稿是啥时候来着……
于是我下到了一楼。
森见登美彦纪念馆中挤满了来访者，令我惊喜万分。甚至连京都市市长都赶来主持庆祝花甲重逢的典礼。这么一大群人是从哪里来的呢？一个个看上去好像都认识，又好像不认识。简直就像祇园祭一样热闹非凡嘛。
我穿上了大红坎肩，慢吞吞地四处观看馆内展品。对了，有报社记者问我：“长寿的秘诀是什么？”我便回答说：“每天游览一遍自己的纪念馆。”我真是写了不少小说啊。真是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啊。终究还是一段美妙的人生啊。这简直就像看了一场人生的走马灯。呜呼，纪念馆原来就是走马灯吗？
“馆长执笔了。”
随着馆内播报声，我走向书桌。满满当当的来馆观众静得鸦雀无声，热切注视着馆长执笔。今天果然写得出来。就在此刻，一篇旧文的片段在我脑海中复苏了。就是八十二年前写的短小散文《纪念馆与走马灯》。
很快，我写出了下面这行字。
“对小说家来说，成功究竟为何——毋庸置疑，当然是成立‘纪念馆’了。”
（《月刊J-novel》2017年4月号）
[1]日本人认为人在死前会如走马观花一样回放整个人生，俗称“走马灯”。——译者注。
森见登美彦的口福
培根煎蛋，出锅时的秘密调料
我几乎做不好菜，全因为独居时没能练好手艺。如果妻子不愿意给我做菜，我如今的餐桌生活一定惨淡无比。而我能做出为数不多的菜品之一就是“培根煎蛋”了。
史蒂文森的《金银岛》开篇就如天作之合般地用上了培根煎蛋这个词。粗野的海盗对旅店老板说出了这么一句台词——“我是个简朴的人，有朗姆酒和培根煎蛋就成。”诸位请看，这才是海盗啊。出现在他餐桌上的培根煎蛋，想必美味至极。
对菜品研究越少的人，越是会将一切料理心得都倾注到有限的菜品中，所以在某一种菜上会挑剔到令人目瞪口呆的地步。我的父亲并不擅长做菜，可对“年糕”的烤法有他的一套理论，他会像个著名陶艺家一样遵从严格的步骤来烤年糕。我也和他一样，如果培根煎蛋做得不合我意，就忍不了。
首先我们需要培根。要的不是那种煎一下就会猛烈收缩不见的“乱七八糟的培根”，而是必须要一个能充分彰显存在感的肉片。
接下来是鸡蛋。打在平底锅上之后，在蛋白之上隆起的蛋黄必须色泽分明、威风凛凛、滋味浓厚，否则免谈。
在平底锅上煎过培根后，就往它身上打个鸡蛋。打两个就有海盗般的豪爽之感，也挺不错。调味料仅限盐和胡椒。像海盗一样粗野地撒上胡椒和盐后，再往平底锅里洒上少量清水，上盖。之后要蒸多久就是个难题了。我想让蛋白凝固，同时又想让蛋黄维持黏稠的优雅。
顺利煎制完成后，保持美妙的原状装入餐盘。
这时候就要用上出锅调料了，也就是对《金银岛》的空想。我要把自己空想成居住在“本葆海军上将旅店”的海盗，空想自己是个只靠培根煎蛋和朗姆酒维生、营养偏科的粗野暴徒。然后还要嘀咕：“我是个简朴的人，有朗姆酒和培根煎蛋就成。”光靠这么一想，培根煎蛋的美味就能增加三成。
以上就是培根煎蛋这道菜了。正因为它做起来简单，才需要空想来调味。
父亲的亲手料理，出乎意料的美味
接下来写写父亲的亲手料理吧。
那还是我读高中的时候。母亲和妹妹都睡着了，我还在客厅里熬夜写日记。此时醉醺醺的父亲回家了。父亲换完衣服，就钻进了深夜的厨房，到处翻箱倒柜，窸窣作响。他喝醉了酒就会没来由地想吃拉面。过了一会儿，父亲来客厅露了脸，还特地问了一句：“你不吃拉面吧？”“不，吃啊。”我说。于是我们在深夜的客厅里大啖拉面。那碗有些煮过头的拉面，有种难以名状的美味。
在我家，做菜是属于母亲的领域。即便如此，父亲在休息日也会露两手。做得不算精致。有时是煮挂面，有时煎鱼肉汉堡，有时用剩菜做成炒饭。
父亲的料理与母亲的料理总有些不同，萦绕着特别的气氛。哪怕只把鱼肉汉堡煎透再撒点胡椒粉，都是出乎意料的美味。诚然，母亲的做菜手艺肯定精湛多了，但父亲的菜里除了胡椒之外，还有几分隐藏的滋味。
与父亲外出兜风到了难得一去的地方，父亲随便买些食物也非常好吃。有时是冰激淋，有时是猪排三明治。在我心目中，不仅仅是父亲亲手做的菜，连他从外面买回来的食物都能算作父亲的料理。父亲的料理除了本身的滋味之外，美味秘密更在于品尝时的气氛。
小时候我读过一部德国童话《大盗贼》。这部作品中，少年主角们造访了大盗贼霍森布鲁兹的秘密基地，还受招待品尝到了盗贼料理。盗贼料理究竟是什么？书里面根本没详细写。里面似乎加了很多大蒜，而且还美味至极。想象一下居住在森林小屋中的盗贼所制作的粗野又罪恶的美食吧，我仿佛能闻到树林间弥漫着那刺激的气味。
如今想来，父亲料理中的美味与盗贼料理的美味确有几分相似。
母亲身体不好住进医院的时候，父亲所做的盗贼料理就显得有些落寞。正因为是偶然在林中的秘密基地品尝到才格外美味，当它们出现在日常的餐桌上时，那些纤细微妙的美妙滋味就消失殆尽了。
无人岛上的餐桌，我能成为自信十足的男人吗？
我要是漂流到了无人岛上，能存活下来吗？
我时不时会这样空想。
虽说纯粹只是空想，但是“在无人岛上也能自食其力”的自信，是作为人类最本质的精气神。这决定了人在紧要关头究竟是“行”还是“不行”。有没有这股精气神，也会影响到日常的工作状态。
我时常轻飘飘的，万事都不太可靠，原因就在于欠缺这种精气神。现在可不是伏案写小说的时候啊！就是因为这样才成了个废人！还是先锻炼出能在无人岛生存的智慧和体力再狡辩吧！我也曾有过这种想法，但尚未实践过。
尽管我已经长成了一个知晓真实无人岛生活既无梦想也无希望的落魄成人，但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至今仍令我心潮澎湃。读它的时候就会想起小时候的秘密基地游戏，还对岛上的食物产生兴趣。
恐怕没有比无人岛上的餐桌更能让一切食物显得更美味的地方了。鲁滨孙摆上餐桌的海龟蛋、葡萄干和山羊肉，光是罗列出词语就仿若在闪闪发光。
亲手获取的食物确实会格外好吃。以前我挖过竹笋，不管涩味多重，我都能接受。不过就算再好吃，是否能挖到竹笋也并不是件性命攸关的事。那就是家庭菜园中的乐趣与无人岛生活的区别所在。在无人岛的餐桌上，食用者随时都命悬一线。是命悬一线的人在吃匮乏至极的食物。
并且，无人岛的餐桌还有种靠一己之力再度创造出文明的含义。
刚开始纯粹是逮到什么吃什么的鲁滨孙，很快就修整了居所，从遇难船的货物中找到残余的种子，一个人培育大麦，一个人制作炉灶，一个人烤起了面包。
漂流至无人岛后，一路摸索求生的鲁滨孙最终创造出了文明的滋味。这就是胜利。他烤出来的面包一定出奇地美味。
我要是漂流到无人岛上，能烤出面包来吗？如果我能知晓那种面包的滋味，必定能成为一个更加自信十足又坚实可靠的人中豪杰。
美味的文章，要靠搭配来享用
让我们把“文章”当成食物来看待吧。不过，我并没打算搬出“精神食粮”这种冠冕堂皇的词语来。
这世上有形形色色的文章，刨根问底地追问什么是“好文章”什么是“坏文章”就太复杂了。我大致上都是从“美味”的程度来评判的。
文章是为了表达而写的，因此内容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文章不光有内容，它本身还存在着某种促使人阅读的要素。当我思考这种要素究竟为何的时候，我开始觉得文章也有滋味。
有像沙拉一样水灵灵的文章，也有像蒲烧鳗鱼一样黏稠又滋补的文章；有湿漉漉的文章，也有干巴巴的文章；有像鱿鱼干一样越嚼越有味的文章，也有像冰啤酒过喉般爽快的文章。
我在阅读时便会想象这些情景：文章是各有独特滋味的菜式，而书架就是存放美食的仓库。既然如此，究竟该如何搭配后放到每天的餐桌上呢？
就算再滋补，也不能每天都吃鳗鱼饭吧。如果肠胃不好，更应该吃些轻快的食物。就算回味再美，光靠嚼鱿鱼干是会使不上劲的。
想要让菜品吃起来更美味，是需要下不少苦功的。为了避免吃腻，要保持平衡，合理搭配。还要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周遭的情况，选择此刻吃起来最香甜的食物。有时候，为了让某种食物吃起来更适口，还得给予自己一些试炼。比如为了冰啤酒而干着喉咙，为了手工便当而爬上山，为了餐厅的晚宴而略过午餐。
应用这套理论来构思文章用的菜单，不就能让美味的文章变得愈发美味，让艰深的文章读起来不那么佶屈聱牙吗？
文章的滋味也会随着品尝时的情境而变化。读了太多干枯无味的文档之后，来一篇热烈的恋爱小说或许会倍感美味。要是看腻了小说中的燥热激情，干脆的科学随笔或许又会让你感到可口。激发出美味的搭配是因人而异的。
把文章的好坏暂且放在一边吧，可要是不用美味的方式来阅读，你就吃亏了。
（朝井龙等《作家的口福——再来一碗》朝日文库 2016年9月）
与古怪系统嬉戏的人
近日，小说家万城目学为了宣传新书《通天塔九朔》来到京都，我与万城目学老师、上田诚老师、角川书店的编辑四人喝了酒。从高仓路转入小巷的路口有一家古色古香的“晚菜屋”，就在那家店喝的。
我与上田老师在工作场合外大多是两人单独聊天，与万城目学老师还是第一次正式会面。
其实我本就没几个住在京都的熟人。在不久之前我还认识了绵矢莉莎老师，我拉拢了上田诚老师与绵矢老师，成立了“京都沉淀党”。我还摩拳擦掌，计划把住在东京的万城目学老师孤立起来，不带他玩。然而我的邪恶企图被绵矢老师结婚搬去关东这件大喜事彻底搅黄了，倒不如说精神上遭受重击的是我才对。
然而，这些琐事已经无所谓了。
最有意思的要数万城目学老师一加进来，我们便聊起了许多始料未及的话题。我与上田老师大眼瞪小眼的“恋爱空谈”立刻就没市场了。在万城目学老师不留情面的追究下，我从上田老师的恋爱相关思想中又获得了一批新知识。
“万城目学老师一加进来，就真的像是在聊天了呢。”
“你那算什么意思啊，登美彦。”
“和上田老师两人见面的时候，讨论的净是抽象的玩意儿。简直就是竹林清谈啊。我们面对面总有点腼腆的感觉。”
“这么久的交情了还腼腆个什么劲？”万城目学老师目瞪口呆，“你们俩都算是大叔了吧。”
近几年我时常会与上田老师相约聊天，十分有趣。
与不同行业的人，尤其是臭味相投的人聊天，总让人神清气爽。无法跟同行说的稚拙见解也能尽情吐露。如果对方能理解，就有一种触碰到人之常情的喜悦。上田老师经常会跟我聊些“演剧”或者“影像”方面的心得，对我也是一种新的刺激。
像我这种过着井底之蛙般生活的人，能遇到上田老师真是有福气。也正因此，我才通过上田老师了解到了“欧罗巴企划”这个奇妙的剧团。
我已经记不清具体的始末，毕竟结识上田老师已经是将近八年前的事。起因是他在《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影视化企划中担任了编剧一职。
或许有点自吹自擂，其实《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是一部相当破天荒的作品，但是能够成书就已是一个奇迹。因此我也深知要将它改编为影视有多么困难。于是这个企划在受挫与复活间反反复复，上田老师每次都要重写一遍剧本，不知不觉就成了《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的世界级权威，可这个企划直至今日都未实现。反倒因为这个企划的牵线，让动画版《四叠半神话大系》成真了。
在企划推进的过程中，我与上田老师聊天的机会也增多了，还开始欣赏欧罗巴企划的舞台剧。
我第一次看的是《那样温柔的石像人》。之后的《冲浪USB》《罗伯特的驾驶》《月亮与甜食点》《扩建后的扩建波尔卡舞曲》《高楼的大门》《逼近文具行星》这些剧目也都是在舞台前观看的。
在京都府立文化艺术会馆看的《那样温柔的石像人》是我首次体验欧罗巴企划，因此一直都难以忘怀。我本身很少看舞台剧，仅仅是“眼前有真人在表演”就足够愉快了，更何况还迎面感受到了欧罗巴企划的独特趣味性。其中有栩栩如生的角色在彰显存在，又带着明确的创作理念，有种系统层面的乐趣。
当天令我记忆犹新的另一件事，就是舞台剧结束后找上田老师打招呼，我们站在走道里聊了几句。
气氛挺尴尬的，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看来我们俩都很“腼腆”呢。我想向他表达赞赏与感谢之情，却没法儿轻快地说出口。结果就是年纪一大把的两个大叔站在通道的阴影处，含混不清地嘀咕着“多谢邀请”或是“哪里哪里”这些客套话。
总之再探讨一下小说的问题吧。
把小说分解成最小单位来审视，它就成了从一段文字跳向下一段文字的“流程与节奏”。你所写的文字是否有生命力，是否让人觉得“挺有趣的”，这些因素才是小说的生命线。没了这些因素，在其他方面再努力也是白费劲。极端一点说，把有趣的文字用有趣的形式连接起来，才能显得更有趣。
不过，“趣味”是多种多样的，会有性情各异的“趣味”，甚至还会有搭配在一起就相互抵消的“趣味”。能联系在一起就说明那些“趣味”有某种共通之处。一定存在能让“趣味”充满活力甚至进一步增幅的连接方式。这就是我的大致思路。
进一步深究连接方式，浮现出来的要素大致就是角色与故事线。它们只能通过让各种“趣味”相互作用、反复试错才能探寻到。当寻找到的多个要素围绕着同一个中心彻底收缩凝聚之时，才能说“小说写完了”。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为什么要写上面这段话呢？原因是我认为欧罗巴企划的舞台剧一定也是经历同样的过程创作出来的。
上田老师并不是写出完整的剧本后才开排，而是根据他所设定的情境与演员们的“习作剧”开始创作，这与我写小说时“姑且先写起来”的方式是一样的。
习作剧会受到演员、舞台装置、场地氛围和其他种种因素的影响，上田老师恐怕并不能有意识地控制这一切，所以才能催生出意想不到的“趣味”。趣味的碎片互相共鸣，上田老师也能从中寻找到最理想的故事展开方式。“展开”应该是一种结果，而并非一开始就定死的目标。
换言之，上田老师与欧罗巴企划所创作的“习作剧”，就相当于我笔下的“文章”。
欣赏欧罗巴企划的舞台剧时，我深感“没有任何一个累赘的场景”。就算是没头没脑干蠢事的场景，就算对主线没有作用，也不觉得是累赘。正因为上田老师反复试验“让每个场景与角色发光发热的最优流程为何”从而得出故事发展的方向，所以才与那些通过场景来支撑人物关系或故事线的作品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况且，那些场景的有趣之处，与存在于作品中枢的“古怪的系统”有着紧密联系。
那么，反复尝试习作剧的上田老师究竟在做些什么呢？恐怕他是在穷尽一切可能，将“古怪系统”的所有功能都测试一遍。
“被一个系统所摆布的人很有趣。”这是上田老师时常会说的话。
欧罗巴企划的舞台剧有着明确的创作理念，剧目与舞台装置堪称浑然一体。他们的理念就是呈现出一个“系统”。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略微的差异。欧罗巴企划的“科幻感”就是这么来的。
上田老师以前说过这么一句话：
“如果说让我把咖啡厅搬上舞台，我会很头疼，但要是让我把‘被水淹的咖啡厅’创作成舞台剧，我就会冒出许多点子来。”
听了他的话，我不禁想：“原来如此。”
“咖啡厅”属于我们日常生活的范畴。然而“被水淹的咖啡厅”就与日常产生了差异，令人预感到“古怪系统”的存在。是天地变异也好，是某种阴谋也罢，总之有某种系统在运作。那是怎样的系统呢——探究到这一点的时候，上田老师的内心就被点着了。
欧罗巴企划的舞台剧是群像剧，不存在主角的理由也正在此。因为主角就是“系统”。
就算是这样，也并非“人物无关紧要”，而是饶有趣味，达到了绝妙的平衡，这也是欧罗巴企划舞台剧洋溢出奇妙魅力的源泉。
想要描写好一个系统，就必须将与系统发生冲突的人物描写得活灵活现。系统越是古怪，人物的行为也越是古怪，而古怪的行为会进一步塑造好人物本身。系统与人物相互触及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冲突。以这种冲突为立足点，“古怪的系统”与“人物”就会相辅相成。
人物的行动有着一连串的流程，而当人物将系统的所有功能都验证完毕的时候，欧罗巴企划的舞台剧也宣告结束。每个人物是否有成长，事件是否已解决，这并不是他的着眼之处。体现系统有多少功能、多么古怪，才是主要目的。
顺带一提，我认为欧罗巴企划的“笑点”很爽快恐怕也源于此。“笑点”这种东西，只要稍有疏忽就容易过分自虐，或是过分具有攻击性。然而在欧罗巴企划的舞台剧中，几乎不会看到将基于所谓常识的登场角色“当作笑柄”的情况。
与常识产生偏差的是“古怪的系统”，所以人物的惊慌失措也令人信服，没有足以否定他们的理由。人物与古怪的系统产生冲突时显得越愤怒，他们就越具有人性，而古怪的系统就显得愈加古怪了。这么一想，我们在欣赏欧罗巴企划的舞台剧时，放声大笑的对象便成为“古怪的系统”本身。
与上田老师聊天时，我总能感受到他毫不拘泥于“自我意识”。当然了，上田老师并不是什么量产型剧作机器人，他必定也有许多个人观点与感情，但我根本感受不到过剩的自我意识。像我这种本身就是小说家的自我意识过剩之人，对此再明白不过了。不仅仅是舞台剧与小说的表达形式有差异，更因为上田老师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资。
简而言之，上田老师是个通透的人。
用我打比方好了，我是通过名为“自己”的滤镜来观察周遭的世界与人的。这层滤镜的偏颇过分强烈，有时连我自己都感到厌恶。对于激不起兴趣的事物，我甚至会视而不见。
而上田老师这个人，却可以将视线拔高几十厘米，俯瞰包括自己在内的芸芸众生。重要的是，这高度并没有达到“人类皆如蝼蚁”的程度，而是恰巧足够“发现人类的可爱”。悬浮于绝妙高度的上田老师，眼中映出的便是一个“系统”。
所以上田老师才会聚焦于系统。把视角放在那样的高度，就不至于太过感伤，也不至于把人物当成笑柄。因为上述的情况全都是聚焦于“人物”时才会发生。
准确地说，他是对人物周遭的状态感兴趣，并非对自我的兴趣，也并非对人际关系的兴趣。恐怕那些关系也不怎么适合上田老师。我私底下以为，上田老师时常体现出的“腼腆”就是当他不得不降落到地面时所产生的困惑。
可喜可贺的是，上田老师明明对系统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却没有陷入非人性、抽象化的境地。因为他绝不会忽略“描绘出系统的是人物”，即便是俯瞰也不曾忘记自己仅仅离地几十厘米。人物越是接地气，言行越是自然，触及古怪系统时的手感就越是明确。那既归功于欧罗巴企划独特的发明，也归功于搭建舞台的辛劳。
观赏欧罗巴企划的舞台剧时，我在为活生生又自然的人物言行欢笑着的同时，又感觉触及精心塑造的古怪系统。这种感觉非常愉快。神清气爽，美妙无比。他们很有人性却不像人。这让人联想到神话中的世界，是英雄走远之后，所有人脑袋都会放空的神话。
再次转而思考自己的小说时，我发觉自己的小说与欧罗巴企划的舞台剧在结构上处于正相反的位置。在我的小说中，位于中心的“古怪系统”其实就是主角本身。
在我的笔下，描写主角这一系统就等同于描写整个世界。我并非确立一个世界后，让主角在其中活动起来。是主角在活动的时候会有惹人烦躁的事物找上门来，这时他才开始察觉有一个世界存在。找上门来的事物必然与主人公内在的系统有关系。准确地说，那些冲突会让主角的系统显得更棱角分明。我写的就是这种结构。
前面我写过，上田老师之所以要反复创作习作剧是为了测试“古怪系统”的所有功能。可以说我自己也重复做着类似的事情。我是通过文章的流程与节奏，在测试主角这一系统的功能。并非从开头就确立好了系统的一切，而是在写文章的过程中，逐渐勾勒出系统的轮廓。这样一来，就必定会从文章本身中找到意想不到的发现。那或许与上田老师通过演员互相作用（习作剧）发现的是同一种东西。
这种感觉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我与上田老师不同，在本质上是“自我意识过剩”。这种特质在执笔中会以各种形式影响到作品，很难在此一一解释。总而言之，我的意识会让作品的格局变小、充满小聪明、让人喘不过气、陷入感伤、显得不自然，净是些坏影响，实在让我头疼。对我来说，如何克服这道难关是一大难题，而经常能起到作用的就是“文本上的习作”。我与文字嬉戏，让文字超越自身，不断膨胀。没有这一步，藏在自我意识中的虚荣、算计、感伤、自怜自艾、小聪明就会张牙舞爪而来，真的很烦人。
不过当我写出好作品的时候，就有一种在夏日庙会上放纵游玩过后掏空身体的感觉。
于是我开始思考“游玩”这件事。
我从欧罗巴企划的舞台剧上感受到的东西，与自己的小说进入佳境时感受到的东西，简而言之就是“游玩心”。
我并不是说欧罗巴企划的舞台剧都是闹着玩创作出来的，也没说自己的小说是闹着玩写出来的。但从中确实能感觉到是某种“游玩”。这很不可思议，却又非常重要。
也许有人会说“要玩也给我玩得认真点”，可当他一说出“认真点”这个令人郁闷的词语时，“游玩”就已经消失了。我觉得这也很有趣。“认真”是在游玩过后自然会来的东西，我们纯粹只是游玩而已。
欧罗巴企划是与存在于舞台上却看不见的系统在游玩，而我是与主角内在的系统在游玩。我忍不住想给“创造作品时的正确玩法”下个定义，可再怎么探究也是白费劲。我只能说，全身心投入的游玩才能创造出最美好的世界。
到那时，似乎会有某种特殊的东西飘荡在你身边。我不明白那究竟是什么。看似空洞却并非空洞。用言语来形容它，它就会消失无踪。我尝试用“体验”或是“世界观”等各种词语来概括它，可不论哪个词语都无法嵌进它那独特的空洞。不够出色的作品一样有“体验”与“世界观”，但出色的作品总有种特别的空洞感。它莫名其妙有些神圣，就好像远处传来的祭典神乐声。
我本打算下次与上田老师见面时，把以上的内容都说给他听，可正因为我们净聊些这种话题，才理所当然成了“清谈”。所以我细细思量了一番，全都写了下来。全文都是我空想中的假说。
“演剧”与“小说”的表达形式有很大的差异，况且上田老师与我的视线方向正相反。即便如此，我们经历各自的迂回曲折后，呈现在作品中的气质却很相似，非常有趣。就好比我们从同一座山的相反方位开始攀登，却在山顶那片空荡荡的草地上握手言欢。
我花了这么长的篇幅来纸上谈兵，结果想说的不过是一句话而已：“这里的景色真让人舒畅啊。”
（三岛社编《欧罗巴企划之书 我们是干这个的》三岛社 2016年9月）
6 特别专栏品读《森见登美彦日记》
这里收录了我专为本书所写的解说以及研究生院时期的日记。
我曾经在《文艺》这本杂志上公开过初中时期的日记，早已尝过苦头，可好了伤疤就忘了疼，又做出这种蠢事来。
拿日记出来卖钱就至此为止吧。
我是从初中一年级的冬天开始写日记的。
当时我已经下定决心“将来要成为小说家”。既然如此，写日记也算是一种修行！于是我给自己定了条规矩：即使当天没什么可写，也必须用文章填满大学笔记本的一整页。当初的笔记本上满满当当都是我的手写字。
让我佩服自己的是，我严格遵守那条规矩长达七年以上。当天没能写，第二天也必定会仔细补写上去。在这点上，我是个极端克己的人。考上大学之后终究还是有些热情不继，本科毕业的时候已经不在大学笔记本上写了，可初中一年级的冬天到本科毕业之间写下的日记多达六十五册。用每页四百字的原稿纸来换算，有将近八千张的量。日积月累亦有八千张。
进研究生院之后，我就用电脑写日记了。
可惜出道当了小说家，再加上研究生院毕业就职之后，日记也变得断断续续。在被截稿日围追堵截的“脚踏两条船”生活中，我失去了精神上的从容，没时间写日记了。因此上班期间就几乎没留多少日记。那段日子宛如疾风狂澜，日常生活中有着种种崭新的际遇，有许多可写的东西，却没空写下来。这对日记爱好者来说大概是永恒的进退两难。
再次开始写日记已经是我当上专职小说家以后了。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把转为电脑书写的日记量估算了一下，也相当于八千张四百字原稿纸。与大学笔记本上写的日记加起来，足有一万六千张。我已经轻松超越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逼近山冈庄八的《德川家康》了。而日记的量至今仍在一路扩增。我自己都觉得心里有些发毛。
看来我是一个“日记狂魔”。
〇
在日记狂魔看来，写日记是很快乐的。没有强制，没有命题，没有截稿，没有编辑，也没有读者。没必要为“写这个会不会被人骂？”而踌躇，也没必要为易读性而反复推敲。想写什么都行，写到一半丢着也没事。我时常把这想象成一条松开散步绳，在大草原上活蹦乱跳的柴犬。某个文人说“草草写就，必为拙文”，日记确实都是拙文。可也正因此才够快乐。
如此的自慰产物可没脸给世人看。
市面上确实流通着形形色色的日记出版物。比如樋口一叶、岸田刘生的日记，永井荷风的《断肠亭日记》，等等，我也都读过。可是它们读起来很是有趣，反倒让我心生疑窦，觉得有些猫腻。如果说作者真是如柴犬奔驰于雪原般信手乱写，正常来说是不堪一读的。而他们的日记经得住阅读的考验，大致只有以下两种原因。第一，他们是为了给他人阅读而写日记的。第二，日记在出版之际被重新编辑过。万万不可把那种书当作日记。那根本不是日记，而是作品。而立志创作“可读作品”的那瞬间，日记就会丧失最为珍贵的本质。不堪一读方能称作日记！
我至今以来所写的一万六千张，全都忠实遵照“日记的本质”而写，根本不堪一读。我压根儿没有过把它们出版的非分之想。如果被商业化的邪念绊住脚跟，我就不可能写出一万六千张的文章来。正因为允许自己写出不堪一读的文字，我才能写到一万六千张。对我来说，“日记”与“作品”属于不同的次元，“如果把写日记的精力投入到小说中就能高产”这样的道理是行不通的。
假如我是能像写日记一样痛快写小说的人，现在的作品数量恐怕足以匹敌西尾维新了吧。
〇
“这么多页，你究竟写了些什么啊？”
提出这种问题的人对日记实在是一本正经想太多了。
昔日在大学笔记本上一笔一画手写的我所体会到的只有“日记上写什么都行。随便乱写，填满一页就行”。这种心态至今都没变。写什么都行也就代表着想写多少有多少。
如果要创造作品就不能这样胡来。必须将一连串的文字统一起来，说得夸张一点就是必须创造出“一整个世界”。那样才称得上作品。不过日记就无须如此努力。只要把脑海里浮现出的东西从右写到左就行了。反过来说，如果你认为“发生了特殊事件才有必要写”，日记肯定没法儿坚持下去，你也绝不明白日记的滋味为何。
尽管我自己觉得并不算太无聊，但外人眼中的小说家日常想必是毫无乐趣。对着书桌一阵猛写，躺在被窝里读些文章，散步一小会儿，歌颂妻子，然后洗澡睡觉——这样的日常哪里会有值得特地记录的特殊事件呢？不过，写日记真正的乐趣在这种“根本无事可写的日子”里才更为显著。正因为无事值得一提，才能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日记的快乐也缓缓地浮现出来。对我这种日记狂魔来说，记录事项过多的“充实之日”反倒很无聊。因为这让我感觉写日记成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