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心中是不是都浮现出这样的景象了呢？一个豆丁大、流着鼻涕的小鬼站在草地中央，一脸蠢相地仰望着太阳之塔。太阳之塔太伟大了，与它相比，幼时的我就是个连存在与否都无关紧要的小不点。在脑海中勾勒出这幅光景，会让我没来由地感到愉快。在我的幼年，太阳之塔永远都在远方若隐若现。我就是在那宇宙生物般的巨物脚下玩耍长大的。我能度过一个如此愚不可及、离奇古怪又与众不同的孩提时代，不就足以万分庆幸了吗？写小说就纯粹是另一桩事了。
我衷心祈祷，愿太阳之塔从今往后也永葆震慑八方的威风，将那些鄙夷它为“区区昭和遗物”的成年人驱逐殆尽，让无数与我同样一脸蠢相的孩子见识到来自宇宙的气魄，傲然降临于他们的记忆深处。我还想在此祈祷，愿它能够让更多的人目瞪口呆、魂飞魄散、感动至深，可惜这根本轮不到我来祈愿，已然是明明白白的事实。
今宵我也会从京都面朝太阳之塔，静静礼拜，然后把推敲又推敲的这篇拙文写完。
（《月刊民博》2004年4月号）
[1]万博即世博会，是日语中“万国博览会”的简称，在这里特指1970年举办的大阪世博会。——译者注。
名叫考狄利娅的情趣娃娃
我初次阅读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后，觉得写得真好。
李尔王愚蠢、任性又暴戾，同时又很无能，况且对自己的无能不自知。这家伙简直就是我嘛。于是，我将李尔王比作自己最擅长描写的陈腐大学生，妄图写一篇能重现《李尔王》风采的小说。我选择这么做也是因为可以省去构思故事的麻烦。
国王徘徊过的那个电闪雷鸣的荒野化作四叠半大的宿舍，他的跟屁虫小丑化作一个能说会道的男性生殖器“乔尼”，三位女儿就变成蠢货学生主角所向往的少女们。如此一来，我就迅速断定能将《李尔王》压缩到京都出柳町方圆两公里（我的行动范围）之内，并将其重现。虽然蛮不讲理，却有趣极了。
高纳里尔和里根[1]这两个名字好似“哥斯拉”系列里怪兽的女儿，就改编成无情背叛主角的女大学生好了。她们利用甜言蜜语装出一副对主角有意思的样子，而实际上，一、劝诱他加入新兴宗教；二、向他推销百试百灵的万能厨房用具；三、妄图夺取主角珍贵的贞操。她们使出种种暴行，将他踢入人生苦恼的深渊中。然而，还有个小女儿叫考狄利娅，这个一听就命中注定是可人的小女儿该怎么处理呢？在这个角色的位置镶嵌一个“对主角一心一意的可爱大学学妹”，即便对每日与过激的浪漫撕打成一团的我来说也想得太美了，实在有点羞耻。于是我考虑了很久。我认为两个姐姐可以滔滔不绝地讲出甜言蜜语，而考狄利娅则应该沉默寡言。哪怕她一句话都不说也没关系。一句废话都不说，便不会打破男人任性的妄想，可以永恒地维持清纯可怜的形象，同时令人产生宿命般的情欲。这样至高的存在，恐怕只有极尽现代科学之所能而打造出的“那个”才能实现了。于是我把考狄利娅写成了一个情趣娃娃。
我曾经调查了不少有关情趣娃娃的资料。
当和朋友们一起畅谈男人的欲望时，某种意义上处于话题极点的“情趣娃娃”是不可避免会触及的。这时候，与其称呼为情趣娃娃，叫它“抱枕妻”[2]更加合适。然而，在我们日本绵延不绝的成人玩具史上，抱枕妻这个东西，与其说是男人的向往，倒不如说是令人忧伤的产物。“万不得已被流放到爱之荒野中的男人，施展苦肉计方敢悄悄购买，又让哀愁愈深几分、令人沉吟的道具”恐怕才是大多数人的见解。说白了，成人玩具本身就并非能够满怀憧憬高声谈论的东西，而“抱枕妻”乃具有等身或接近等身尺寸的“人偶”，更是脱离身为道具的本分。在“露骨的拟真倾向”与“现实”之间那个充斥着苦涩的深渊，何尝不催人泪下、引人欢笑呢？
我们下定决心，绝不沉溺于此种自虐行为，要堂堂正正地活下去。然而一切都止于一场命运般的邂逅！
从下定决心的我们眼前拂去偏见迷雾的，正是某著名制造公司生产的抱枕妻。不，已经不该叫“抱枕妻”了，她有了“情趣娃娃”这个新名字。她的价格贵得异乎寻常，而她也美得异乎寻常。没想到不知不觉间，现代文明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这令我们兴高采烈。
正当我们还围绕着这个话题三言两语的时候，我突然得了个小说奖，轻而易举地收到了一笔与身份不相称的巨款。而此刻在我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个主意，并非把老家的屋顶重新粉刷一遍，并非支付学费，也并非去祇园花天酒地一番。我想到的其实并不是现实的需求，而是“买得起情趣娃娃了”。那是通往未知世界的入口，也是男人的浪漫。毕竟某著名制造公司推出的高级情趣娃娃要卖五十多万日元呢。能像这样一掷千金的机会，如果错过当下就再也不会有了。
从结论而言，我终究还是没买情趣娃娃。因为在查了不少资料之后，我发现情趣娃娃打理起来很麻烦，也因为现金到了手上就舍不得花出去了。更因为我未尝体会过足以令人越过最初那一线的孤独感。而最大的原因，便是当我在网上读过一些对情趣娃娃有着非凡热爱的先人所写的文章后，才意识到“这并非我以轻浮的好奇心便能贸然踏足的道路”。到了这一步，情趣娃娃早已不是用来处理性欲的道具，而是理应倾注爱情的同居对象。
曾几何时，我觉得人偶是很可怕的。我很厌恶妹妹心爱的法国洋娃娃，甚至无法理解为什么她睡觉时要把娃娃放在身旁。如果我真的把情趣娃娃请回家会怎么样呢？我感到害怕，是因为感觉娃娃仿佛是活物一般。情趣娃娃其实也挺可怕的，但我会先用性欲来蒙骗自己。那么要是借着性欲与情趣娃娃厮混熟了，我那发自根源的恐惧感一定很快会转化为强烈的爱情，这比着了火还要明显。因为我对人偶的恐惧感正是来自从它身上感受到的生命力。也就是说，如果我得到了情趣娃娃，或许会与她一起封闭在温柔乡中。我无论如何也鼓不起勇气越过这条线。走上遍布荆棘的道路去追求情趣娃娃之爱，这不符合我的做派。于是我只好放弃了。
我的情趣娃娃购买计划受挫，反倒在日后给我计划书写的李尔王现代版带来了灵感。
把考狄利娅写成情趣娃娃是个好主意，可这么一来我就更害怕写结局了。李尔王最初是因为考狄利娅不善言辞拒绝了她，而他所看重的另两个女儿背叛了他，令他陷入绝望，最终与考狄利娅一同死去。被现实女性背叛而坠入失意深渊的男主角会与情趣娃娃一起走入温柔乡，从此皆大欢喜吗？我可没有那么心胸宽广。于是，现代版李尔王彻底失败，根本看不出哪部分像李尔王。没有一个人注意到那篇小说的原型是《李尔王》。
尽管我没有踏足那个世界的勇气，但我能够理解那亦是一种爱情的世界。迷上情趣娃娃也好，迷上现实女性也好，其中都交织着重重错觉与妄想。我们每日都费尽心思去克服人际关系的破裂，而这样的心思也使得爱上情趣娃娃成为可能。毕竟现代科学已经将情趣娃娃提升到了“外表酷似人类”的程度。情感代入越来越容易，之后全看本人的意向如何。很难说这条路最终将通向哪里。
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做出“情趣娃娃等同于现实女性”之类荒唐的断言，我丝毫没有这样的意思。虽然我对情趣娃娃很有兴趣，但心中依然偷偷怀揣着对现实女性的梦想，只能说我实在是精神可嘉。
（Eureka 2005年5月号）
[1]李尔王的三个女儿分别叫高纳里尔、里根、考狄利娅。——译者注。
[2]日式外来语“Dutch Wife”，是情趣娃娃的早期名称。——译者注。
淋湿的英雄
即便自诞生于世至今已经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不管多少次痛感自己的无能，我依旧无法抛弃“世界以自己为中心旋转”的地心说。正因为我是这种人，所以能让我真正景仰的人几乎不存在。
这个世上的确有出类拔萃的聪明人、艺术才能超群的人、在体育中大显身手的人，或是擅长经商的人。我对他们都分别致以一定程度的敬意。可是说到底，他们终究也不过是“卓越人群”其中之一而已。他们只是在他们的领域肆意展示才能与努力成果而已。光是这些还不太足够。我不会轻易地向他们表示景仰。
值得我景仰的是一个男人。我们先把他叫作“明石”好了。
他毕业于大阪一所私立男校，据说高中时期就因别有特色而驰名全校。他与生俱来又深不可测的头脑与感性在男校这个残酷的环境中得到了千锤百炼，接着又延续到了大学中。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大放异彩呢？
我们属于同一个班级，一见面就意气相投。
他的头壳大概天生能比别人多装一些脑子，眼神锐利如炬。他对一切事物都抱有不动如山的宽广胸怀，对看不惯的人却无比冷酷，谈锋锐利地将其批至体无完肤。他比我遇见过的任何人都聪明，逻辑极其严密，他向往以知性解读感情的瓦肯星人（出自《星际迷航》），却又是个浪漫主义者。常言道“英雄皆好色”，他也不例外地很好色，可是与现实中的女性接触时却屡屡碰壁。他自然陷入了郁结。他无可奈何地将郁结转化成了妄想。妄想又变成了笑料。于是他便将自己高速运转的头脑一次又一次毫不吝惜地浪费在妄想上。看到他的处事风格，想不折服都不行。
在大学时期，我从他身上受到了许多熏陶。我学会了拥有自尊心，学会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同时又保持客观，学会了放飞妄想，学会了抵抗排山倒海而来的感伤主义并反过来利用它的“精神柔术”。他或许会说，我根本没想教你这种玩意儿，我也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我们明明在说这么愚蠢又有趣的话题，却只有我们自己在听。太浪费了。我们得把本钱赚回来啊。”
我曾经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
书写拙作《太阳之塔》的契机也正源于此。
留级的我和参加司法考试的他，一同度过了大五的苦闷日子。独自负担学费的他因为财政危机，最终还是放弃了留在大学。他从大学五年级的秋天就突然开始找工作，只有一家大银行肯招他，而他也顺利地入职。另一方面，我也总算考进了研究生院。从那年晚秋起，我开始断断续续地写《太阳之塔》。
在研究生院的第二年，《太阳之塔》得了奖，确定要出书的时候，我给他打了个电话。
“你那些羞耻的过去就要公之于众了，没问题吗？”我问。
“无所谓。我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可耻的。”他说。
如是这般，假如《太阳之塔》真的值得一读，那其中一半的趣味都归功于他这个人中英杰。
毕业典礼结束之后，我们莫名其妙地穿着典礼西装，拿着毕业证书就去了三得利的山崎蒸馏所。上学时好多次说着要去看看的，总是没能去成，所以这次怎么也得去一回。走出车站的时候，我们遭遇了倾盆的雷雨。特别害怕打雷的他死死护着肚脐[1]四处逃窜，淋成了落汤鸡，连毕业证书也遭了秧。我们在山崎蒸馏所买了小瓶的山崎威士忌，并约定在彼此迎来四十岁时再喝。到时候，我们会一边痛饮山崎酒，一边对“四十仍惑”的自己一笑了之。我们为人生埋下了如此雄壮的伏笔。
接着我们分别了。我回到了京都，而他去了大阪。
给予我决定性影响，又创造出独一无二之“我”的人究竟是谁呢？毋庸置疑，除了他就没有别人了。因此，可以说他就是“我的英雄”。
从那之后又过去了两年半，我从研究生院毕业后找了工作，继续住在京都，时不时会写些文章。那么他怎样了呢？他当了两年孤高的上班族之后，从银行辞职，如今又回到了校园，在法学研究生院如同恶鬼般地刻苦用功。所以我们现在依旧时常一起吃饭。
我也依旧能从他身上学到很多。
（《小说宝石》临时增刊2005年10月号）
[1]日本有打雷时要护住肚脐的民间习俗。——译者注。
致歉文
现今我人生的主战场就在书桌上。
离开书桌的日常事务都如同在客场作战。打扫房间、做饭洗涤、上班、恋爱、工作、酒桌礼节、与编辑磋商，一切都无法随心所欲。有一些人或许能在客场作战中取胜，并发现其中的意义，我却避之不及。一离开书桌，我的身体就变得僵硬，头脑无法正常运转，事务处理能力不知会消失到哪里去。因此我会发生各种故障现象。如果开始为这些小事一一道歉，那就没完没了了，最终一定会像伟大先贤所写的“生而为人，我很抱歉”一样，从此钻牛角尖。所以我不会为日常生活中那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道歉，反而要傲然处之。
那么在我的主战场——书桌上，就没有任何可道歉的事了吗？
非也。
我在书桌上也有许多该道歉的时候。其中最严重的应该就是“对不起，我说谎了”。写小说这种古怪书籍的人中，恐怕不存在敢于向天地神明发誓“我没干过”的。不过我却总是在书中撒谎。
因为我把陈腐大学生主角在陈腐大学时代的故事写成了小说，读者往往会产生误会：“书里那个古板妄想家兼纯情大学生应该就是森见登美彦本人吧？”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没这回事。我非但不古板，还挺会变通的。我不会蔑视他人，也没那么沉溺于妄想。大学时期我只是窝在四叠半房间里而已，一次都没发过狂。我特别喜欢圣诞节，会数着手指头等着那一天。受不受异性欢迎对我来说根本就是小事。再说我早就不住四叠半房间了。我那铺着波斯绒毯的宽阔书斋中广罗古今名著，头顶上挂着掉下来立即能把我砸死的豪华大吊灯，令我每日心惊胆战。别以为我一年到头都不收拾床铺，其实我睡在日本老派成功人士那种三层的柔软床铺上。我一只手拿着每日源源不断收到的女读者来信，另一只手往嘴里送一口红酒，欣赏着京都的夜景。兴起之时，我会在平安夜跟黑发美女卿卿我我，像藤原道长一样穷奢极欲。正所谓“如月满无缺”[1]啊！著作才区区四册，他就已经忘光了初心。简直丢人现眼！
我想为自己落得这步田地而致歉。
而我还会在小说中继续撒谎。
我为什么成了这种人呢？起因恐怕是幼年时期的痛苦体验吧。在那个炎炎夏日，小学的我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装在书包里的酸奶爆炸了。那段惊恐的记忆扭曲了我的本性，最终让我沦落为大骗子。一定是这样没错。这是何等的悲哀啊。
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又在这篇短文里撒谎了，我想为此而致歉。
而且，我还要为这段毫无诚意的致歉而致歉。
（《hon-nin》2007年3月号）
[1]藤原道长是日本平安时代的公卿，掌握了极大的权势，曾写下和歌“此世即吾世，如月满无缺”（茂吕美耶译）来形容自己的荣华富贵。——译者注。
姑且写下去
先要有个截稿日，我会把过去写下的笔记都翻一遍，然后尝试写下新片段，接着无所适从。喝咖啡，抽烟，截稿日迫近，姑且先写一点。
一般都是这样开始的。
我写小说时，有条绝对不变的唯一方针，那就是“姑且写下去”。虽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我找不出别的方式来形容。由于世上有截稿日的规则存在，基本上都会自动发展到这一步。
当然，我也没法儿从零开始“姑且写下去”，只好依赖笔记。我会把浮现在脑海的碎片胡乱记下，双臂抱胸审视，思考如何高效率地将其写成故事。这就好比三题噺[1]，顺利的话就能找到连接碎片与碎片的丝线。主题未定，文笔先行。此时还不存在什么主旨。有时候写到最后都不存在主旨。
如果去思考文章的走向，心里就会没底，我只敢盯着眼前的文字，只考虑下一句怎么写。说得极端一点，相比故事将如何发展，我更关注眼前即将诞生的下一句话。隔天再动笔的时候，我会从头读一遍，对细微之处进行修改，然后去想下一句。我淡然地重复着如此机械化的工序。这种写法很耗时间，也没法儿保证能够在预定的地点着陆。可我就是没法儿一气呵成地写完。
有时不论事先备好了多少笔记也写不出文章来，这种事我想都不敢想。我一整天都躲在房间面对书桌并非因为精神有多么集中，而是因为不面对书桌动笔写字就无法集中精神。所以我很羡慕那些能在电车或咖啡厅写作与创作构思的人。我在电车里会睡着，在咖啡厅里光是喝咖啡抽烟，根本集中不了精神。
我愈发觉得能够绵密地组织构思的人都很厉害。严密地说，我是觉得在构思阶段能加上不少好点子的人很厉害。我写作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没想明白就写了起来。哪怕我想在构思上下点功夫，也写不出令人惊叹的创意、绚烂华丽的意象或是出人意表的故事情节。我是个平凡到极点的人，作为引子写下的笔记也不甚出彩。有趣的地方大多是写着写着发现的。
在书写的过程中，很多自己从未想过的点子会忽地冒出来，也会发现碎片与碎片之间意想不到的关系。有时输入法切换汉字出错都能给我启发。我会抓住它们来丰富行文。假如首尾不合逻辑就重写前面的部分，或是换上一段文字。在书写的过程中，原本作为参考来开启小说创作的笔记甚至也会弃用。
小说的优点就在于仅靠文章就能完成，况且体裁十分灵活。这是众所周知的，也是绝对重要的特点。所以我才可以这边改改，那边改改，添油加醋，删删减减，在进行各种摸索的同时，一点点靠近完成状态。如果不这么做，我就没法儿创作出东西来了。
话是这么说，可当我写完之后，便会觉得故事在我的笔下必然会走向那样的结局，一切尽在预料之中。写的时候感觉一寸之外皆是黑暗，把文字一个个码上去让我费尽苦心。完成时倒也有一些“写完了”的满足感，但这份喜悦很快会化作茫然，搞不清文章究竟是否有趣。之后就交给编辑们来判断吧。
（《新刊NEWS》2007年10月号）
[1]由落语家三笑亭可乐创造的一种落语，由观客出任意三个主题，落语家即兴编成一出落语。——译者注。
这篇文章不打草稿
这篇文章我要不打草稿地写完。
我如此下定决心。
池内纪先生的文章里提到了卡夫卡的笔记本。据说卡夫卡从不写小说构思笔记一类的东西，就躲在小小的工作室里，不打草稿地往笔记本上写文章。如果写了一些觉得不对劲，就立刻用线画掉，再写别的。如果有了“手感”，就会继续写下去。
这简直是帅过头了吧！
倒不是自诩神童，其实我也有那样一段时期。从小学到初中的那段时间，我根本不记得有过“组织构思”或是“思考登场角色”这种经历。当时我用的就是原稿纸或是大学笔记本，直接用铅笔沙沙地往上写。我的故事都是写着写着就会从后面几行生生地冒出来，我也从不重写，只要能写到最后，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么一形容，我仿佛成了真的神童。为了防止引起误会，我要重申一下——我并非神童。
写文章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时常会写着写着遇到新发现。有时登场角色会做出自己都未曾想过的事情，有时能够不经意地完成恰到好处的描写，有时随便写的词语却推动了新的情节发展。即便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发现，也总是令人愉快的。接二连三的发现能将原本的自己向前推得更远。我认为这就是写文章的乐趣。假如不依靠写文章的这种机制，本就没什么深刻思想的我是不可能写出取悦读者的文章来的。我的脑袋能想出来的故事是很有限的，也许让文章自己想出来的故事比我动脑想的更有趣呢。
我经常会这么想。
对了，我的书桌下面囤了堆积如山的笔记本。大约两年前，我太过害怕写不出小说来，便兀自妄想“如果多买些笔记本，也许就能文思如泉涌了”，下班之后就老往文具店跑。结果，笔记本再多也没改变我灵感的产量，于是发现了“灵感守恒法则”。我终于意识到有空去买文具用品还不如多写几笔，可那时已经留下了够用十年的笔记本。
我要是也能像卡夫卡那样写作，该有多好啊。我心想，干脆我也带着小小的笔记本，钻进小小的工作室去吧。然后写什么都不打草稿，根本不去想故事的走向，信笔写下去吧，就像小时候一样！
那样一定开心极了。
就不必像商务精英一样到处捧着台电脑了。笔记本很轻，动笔也快，更不占地方，在哪儿都能写。在风和日丽的一天去鸭川河畔写小说，简直就是小说中的场景嘛！看到我这副英姿，正在跑步的美女一定会爱上我的。还能去咖啡厅写小说，这样也特别像个“小说家”呢。我自己都要爱上自己了。旅途中还能在列车座位上写作，然后把笔记本递给旅馆邂逅的黑发少女看。“后面怎么样了呢？”“我也不知道。谁知道明天的风朝哪边吹呢？”一定能够来上这段光想想就起鸡皮疙瘩的对话。
但那都是不可能的。
第一，我根本上缺乏在笔记本上写大量文字的体力。
就算是用中性笔或是钢笔，手写毕竟也是个体力劳动。为了敲键盘，我过度锻炼了第一关节，结果连笔都握不动了。自从高中改用键盘打字，我一次都没手写过小说。森见登美彦的卡夫卡化计划，必须从磨炼体力开始。这计划也太过远大了。
第二，手写时非常难推敲词句。
若是没有推敲，我写的文章必定不值一读。我认为真正擅长写作的人，就是不必在措辞上纠结太久的人。可是我呢，必须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地把文章打磨好几遍，否则就难以达到满足的状态。我还会把同样的内容写两遍，把标点的位置改得怪异些，把主语改得怪异些，一直修改到极限为止。我没法儿行云流水地写作，正是因为没有掌握自己文章的节奏。正如上文中写到的“发现”那样，如果不经过“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阶段，就很难写出来。
第三，有截稿日的问题。这是最可怕的。
我如果在鸭川河畔悠然地翻开笔记本，信笔书写，恐怕会华丽地错过截稿日。如果为了赶着截稿而在血淋淋的手中握上一支笔，发了疯地冲向书桌……就一点都不美好了。我一直想成为有气量说出“截稿日尽往矣，往者不追”的人，可如果气量大到了那种程度，也许就不再是森见登美彦了。
写到这里，我才明白截稿日就是万恶之源。
我没法儿“不写草稿”，总是在张罗筹备，也是因为一想到“万一到截稿时还写不完”就会心神不宁。所以我会提前思考故事走向，时常写下笔记。这就是我一切不安的来源。啊啊！好心烦！
有时准备了太多，反而会起反效果，不是吗？
完全不做准备，一边写一边摸索思考，不也是个好方法吗？
不正是这样才能写出更出人意料的文章来吗？
不就能写出更加胡作非为的文章，让大小姐高声叱责般说出“你这么写下去，到底要怎么收拾残局啊？”之类的话了吗？为了赶上截稿日，一般不都会编些中规中矩的故事情节吗？这一切不都仅仅是权宜之计吗？大家不如扪心自问一下！
于是，在这样的心境下，我没打草稿写完了这篇文章。
目前，我还正在扪心自问中。
（《yom yom》2008年7月号）
漫画版《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寄语
第一卷
我一直以来写了不少邋遢的男人玩弄阴谋诡计的酸臭小说。再这样下去，我就要被男人味熏死了，于是我乾坤一掷，将自己内心中可爱的一面凝聚在一起，便写出了《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不出我所料，这本书在我的作品中可谓是一骑绝尘，成了最可爱的小说，成功诓骗了多到难以置信的少女读者。太过成功反而让我很害怕。我用尽了气力，只得再次回到写臭男人的孤独道路上。正当此时，另一部书名相同又可爱得出奇的作品横空出世。当然了，这不是我的功劳，全都是琴音兰丸老师的功劳。读第一话的时候，我就想：“这未免有点可爱过头了吧。”太可爱了，这是有问题的，然而可爱是一件好事。于是我决定暂且默默观望这部同名漫画会走向何方。在我固守于京都的时候，琴音兰丸老师已经毅然在“可爱之道”上突飞猛进了。连载次数越多，我就越觉得“画得有道理啊”。我随随便便写出的角色有了固定的形象并站稳脚跟，然后畅通无阻地行动了起来。不过，除了少女可爱得让人“呜哇”叫出声之外，其他部分仍旧足够蠢。刚开始我害羞得只敢用被子蒙住脑袋才敢看，现在已经放下心来，可以睡前坐在被窝里读了。尤其是那些我没在原作中提及的部分，琴音兰丸老师会与登场角色们一起绞尽脑汁来完成创作，总让我非常期待。我身为原作者，有时反倒束缚了琴音兰丸老师的自由发挥，真想说声抱歉。如此愉快又幸福的漫画，必须躲在温暖的被窝中阅读才对。稍稍一读就能给读者带来一场美梦，而美梦会照亮人生，日后想必还能给日本带来和平。当然，我是很谦虚的，不会说“看过漫画后也请看看原作”这种煞风景的话。没必要用原作来对漫画多加注解。不过，我在搁笔之前要陈述一个不可动摇的事实：“除了漫画之外还有小说。同时享受这两种乐趣的人，不仅将福泽深厚，一定也是胸怀宽广、人格高贵、出类拔萃之人。”
原作者森见登美彦记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第二卷
少女啊少女，你将往何处去？前阵子刚出第一卷时，我还在想“可喜可贺呀”，没想到第二卷也快出了。虽说“光阴似箭”，也未免快过头了吧。不，我明明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琴音兰丸老师却是日夜苦思，将书中的少女成分与傻瓜成分催熟发酵，最终让努力在这本明朗愉快的第二卷中开花结果了。这本漫画的成分就是少女加傻瓜。过去，当我还愚不可及的时候，我以为少女与傻瓜就是两条平行线，并且永不会相交。这就是欧几里得几何。然而某一天，当我在四叠半房间中辗转思索的时候，我从草席缝中获得了天启。我发现原本绝不会相交的少女与傻瓜也有可能在无限远的尽头交会！这一定是非欧几里得几何。于是，本是相互平行的少女与傻瓜在一个梦幻的地点交会了——非欧几里得几何级的原作《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诞生了！在写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时，我渐渐都不知自己在写些什么了。因为我的纯情表白已经在第一卷的寄语中都写完了，况且，写本文的时候，我个人的截稿日也有些紧张。人只要活着，就迟早会遇到这种悲哀。同为在书桌上战斗的人，琴音兰丸老师一定也体会着同样的苦楚，即便握着钢笔的手再疼痛，也得继续画这种明朗愉快的漫画啊。一想到这里，我不禁想说：“大家一起加油吧。”相比画漫画来说，我的手只需要敲敲键盘，一点都不疼。简直轻松极了。当然，我是很谦虚的，不会说“看过漫画后也请看看原作”这种煞风景的话。没必要用原作来对漫画多加注解。不过，如同上次那样，在搁笔之前，我要反复陈述一个不可动摇的事实：“除了漫画之外还有小说。同时享受这两种乐趣的人，不仅将福泽深厚，一定也是胸怀宽广、人格高贵、出类拔萃之人。”
原作者森见登美彦记
2008年5月26日
第五卷
身为原作者的我在京都的街角溜到东溜到西四处游玩的时候，琴音兰丸老师却风雨无阻，连肚子疼的日子都未颓丧，孜孜不倦地作画。她的努力终于化作了这璀璨的五卷漫画。当然了，也许有人还没集齐五卷，也许有人只是“偶然间买了第五卷而已”。我绝不会指责这样的读者。毕竟，从第五卷开始买漫画，这个人胆子得有多大，胸怀得有多么宽宏大量啊！一定是个值得爱的人。像这种理应得到全国人民祝福的人，要是未曾体会到集齐漫画《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全五卷的快乐就走完一生，也未免太过遗憾了。我可是等着这套漫画一卷一卷发行，早就期待着把它们摆放在桌面上了。就让我们盘腿坐在椅子上，一览面前这几本漫画的封面吧。琴音兰丸老师笔下那灿然闪烁的少女四季，简直像美妙回忆的定格汇总一样，展开成一幅五彩斑斓的全景绘卷。有机会欣赏到这幅全景绘卷的人，愿你们获得应有的幸福。而未尝体会到这幅全景绘卷，仅仅手握一卷就走完人生路的读者，我只能饱含哀愁地说声：“你好，再见！”不过，也愿他们获得应有的幸福。总而言之，愿所有人都能获得应有的幸福。说到底，原作《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这部作品，讲的就是冥冥之中走在冥冥道路上的少女与一个傻瓜抓住了他们应有的小小幸福。这是一个善良的傻瓜与善良的少女得偿所愿的世界。这么一形容，我那些莫名其妙的描写也算是有了个结论。对于将仅存在于一次元的文章转化成华美二次元世界的琴音兰丸老师，我要再次郑重表达谢意。当然，我是很谦虚的，不会说“看过漫画后也请看看原作”这种煞风景的话。没必要用原作来对漫画多加注解。不过，我要陈述一个不可动摇的事实：“除了漫画之外还有小说。同时享受这两种乐趣的人，不仅将福泽深厚，一定也是胸怀宽广、人格高贵、出类拔萃之人。”与此同时，我还要祈愿遍布全天下的善良傻瓜与善良少女都能有一场幸福的邂逅。这回是真的彻底搁笔了。
原作者森见登美彦记
2009年1月22日
（原作·森见登美彦、漫画·琴音兰丸《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
第一卷2008年3月
第二卷2008年6月
第五卷2009年2月）
舞台剧版《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寄语
我的小说很古怪。古怪这个词，听上去有几分可爱，可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破绽百出”。自打我开始写小说，就未尝写出过正儿八经的故事，不管我下多少功夫，总是能从各种位置找到破洞。这样下去可是不像话的。
那么该怎么办才好呢？要靠文章把破洞弥补起来。即使是不合理的情节、超现实的现象、明智读者的疑问，也要用千方百计来克服，无论如何都不能回头，抓紧时间向前赶。如果能一路冲到结局，就是我赢了。在御都合主义[1]的大旗下，我只靠文章的气势强行向前冲，道理逻辑被我推到一边，二者摩擦生热，于是小说也维持了莫名其妙的热度——这就是我在三天前左右为了自我正当化而构想出的“小说热力学理论”。
因为我的写法太过肆意，听说要搞舞台剧的时候，其实是挺担心的。因为《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有着无数的破洞。如果一个个揪出来说，一天一夜都讲不完。我是靠文章姑且将那些破洞填上了，如果上了舞台，我的文章就无能为力了。数不清的矛盾与破绽，就要曝于白日之下了。危险啊，少女！你的画皮或许就要被扒下来了！
我一边心怀作家生涯即将终结的预感，一边在鸭川的堤坝上来来回回，终于收到了舞台剧的剧本。我乍一读，便发出了“哦呀！”的惊叹。我发现“破洞基本上都被填上了”。失去了我的文章来弥补的“少女”世界在即将彻底崩塌的千钧一发之际，从长串色彩斑斓的灯笼点缀的石砖小巷中跑出了一个东先生（剧本兼现场导演，东宪司），用千方百计，华丽地串联起那些软绵绵、亮晶晶、湿答答的要素，将“少女”世界从崩溃中拯救了回来。我总算懂了。原来小说中有小说的千方百计，舞台上也有舞台的“千方百计”。于是我便无比期待起来。
只存在于文章中的“少女”将如何呈现在舞台上呢？
我已经满心期待着开幕的那一刻了。
（舞台剧《春宵苦短，少女前进吧！》宣传册 2009年4月）
[1]御都合主义指虚构作品中，作者为了创作需要，不顾叙事规律强行加入设定或情节的做法。——译者注。
被嘭嘭假面追逐的我
——写于连载小说《神圣懒汉的冒险》完结时
在《神圣懒汉的冒险》中，我究竟想写些什么呢？事到如今拿出来解释，就仿佛打麻将没能和牌，却在事后把牌摊开来说“只差一点点而已了”一样，实在丢人现眼，太像狡辩了。更何况，我最初的创作意图在半路上已经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些事情我什么都说不出口。
我过分自信，心想“莫非我拥有每日都能即兴流畅写作，堪称现代传奇说书人的出色才能？”，我总会时不时像这样自高自傲起来，这是我的弱点。而到了紧要关头，才发现这只是我的妄想，只剩下“一寸之外的黑暗”，陷入一场苦战。
只因为我的一点点疏忽大意，吾之挚友小和田青年的周末冒险就彻底不对劲了。将近半年都没能从“星期六”逃出去，究竟是怎么搞的？我还曾想过，恐怕会永远逃离不了星期六，我和他都这样默默无闻而终。我真的是原本就定下了计划，打算花半年时间写三天里发生的事。这件事在连载开始前的预告中就留下了证据，只能老实招认了。我们就把它忘了吧。
不过报纸这个东西，会把每天发生在现实中的事情都告诉我们，而现实的一寸之外便是一片黑暗。刊登在报纸上的小说，说它是在“一寸之外的黑暗”精神下写出来的，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你瞧，我又给自己找借口了。
对于明明毫无责任，却不得不在“一寸之外的黑暗”状态下画插图的藤本胜老师，我深表歉意。正是因为有了藤本老师那细致入微的插图，小和田的冒险才变得热闹又立体。能每天在自己写的文章旁边看到美妙的插图一张张串联起来，是在别处绝对无法经历的奢侈体验。我见到藤本老师的插图登报时，经常会暗自信服：“啊，这个登场角色原来是这样一个人啊。”真的非常感谢。
我觉得在连载过程中，被嘭嘭假面追逐的或许并非小和田青年，而是我自己吧。还是快饶了我吧。即便从故事和连载的层面来说，能够让一切结束真是比什么都好的事。如果诸位读者还会回想起身穿黑斗篷的嘭嘭假面，认为“虽然是本不着调又胡来的小说，但每天看一看却也莫名其妙发觉有点意思”，便是我最大的荣幸了。
（《朝日新闻》晚报 2010年3月3日）
为了与内心中的虎重逢
写小说的并不是我。
写小说的是我内心中的虎。这么写总有种装腔作势的感觉。而实际上，完成《神圣懒汉的冒险》全书那迂回曲折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我想尽办法与消失在内心森林深处的老虎重逢的过程。
《神圣懒汉的冒险》其实是以《朝日新闻》晚报连载小说的形式开始写的。
我认为对小说家来说，报刊连载就好像是歌手在红白歌会上一样。我会莫名其妙地用力去构思，却什么都想不出来。更何况当时的我又是忙着结婚，又是忙着从京都调动到东京，周遭的琐事简直混乱得不可开交，甚至让人想喊“这样还怎么写！”。虽然我知道找借口不好，但确实不得不在接近赶鸭子上架的状态下开始了连载。
结束了半年间忙乱的连载后，我才明确地肯定“这样下去不行”。说白了，我连载的小说根本就不符合《神圣懒汉的冒险》的书名。更大的问题是，我在连载中一次都没遇见过老虎的踪影。这还是第一次。要是从前，在写小说的过程中，老虎迟早会从森林深处现身，一定会助我一臂之力。
其实在那时，就应该发现是内心中的虎在助我写作。可是愚蠢的我又接着被其他工作逼得团团转，没能好好抚慰我的虎。所以我内心中的虎发怒了：“这小子什么都不明白。我怎么能给这小子出力！”
那之后没多久，虎就消失在森林深处。
虎离去之后，我简直惨不忍睹。不管是吹笛还是打鼓，虎都不肯来。可截稿日却接二连三地来了。因为我的虎不在了，我只好靠自己来写。可我自己写的东西怎么都称不上小说。啊啊，即便如此，截稿日还是迎面而来。那段时期我接了太多并行的工作，同时进行着七部连载。
渐渐地，我丧失了改善现状的意志，面对行将到来的惨剧，也只是表情呆滞地坐以待毙。于是到了二〇一一年夏天，我精神上彻底崩溃，停止了全部连载。
几个月后，我从东京搬到了奈良。
那么我躲到奈良去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只能说是姑且苟活了下去。在这之前，我也曾经体验过复读生活、留级生活等种种吊在半空中的生活，可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觉得“彻底脱离了社会范畴”。我眺望着奈良雄壮的美景，只见奈良盆地群山的另一边，太阳升起又落下。
因为所有的工作都中断了，我该做的事就只剩下了重写《神圣懒汉的冒险》。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重写了。我与责任编辑讨论了好几次，把故事一切可能的流程都创作出来又毁掉，把登场角色删除又复活。在讨论过程中产生的好几个故事在脑海中交相重叠，复杂到甚至搞不清在聊哪个故事。虽然强行写到了一半，但是没法儿再继续前进了。
“这似乎是个怎样才能和内心中的老虎再见一面的问题了。”
“没办法。尽量去找找看吧。”
我这么想着，为寻找老虎走进了森林。
我具体做了些什么呢？其实是把此前写过的小说都分析了一通。我心想，其中或许会有呼唤出老虎的诀窍。要是能够找到它的足迹，也许就有呼唤老虎的线索。如果能画出一张森林的地图，不就能找到头绪，发现“老虎就在这一带”了吗？
在森林中漫步确实是件饶有兴致的事。我细心地调查森林的角落，画下各处的地图。可老虎却不在那儿，它似乎还在森林的更深处。它一定在的。于是我又往前走了几步，我仰望树梢，我拨开脚下的杂草，查看都有些什么，也如出一辙地画下地图。
然而老虎就是找不到。“我已经到了这么深的密林中，为什么还找不到？那孽畜，平时都是生活在哪里啊？它藏在哪里？”
随着我亦步亦趋地寻虎，森林也变得阴森起来。树木的叶片遮蔽了天空，变得像夜晚一样暗。我能听见有走不出森林只得四处徘徊的旅人在说话，却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侧耳倾听他们的细语，才得知森林的最深处有个叫作“小说是什么”的地方，看来绝非我能安然无恙归来的地方。
“不妙。这样下去就要遇险了！”
我勉强逃出升天，捡了一条命。
来到森林外时，我沐浴着阳光松了口气。
正当我手捧着连载原稿，连连叹息“这可如何是好”的时候，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老虎却从森林中忽地露出一颗脑袋。我与它许久未见，简直不敢相信老虎就在不远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