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谍花”凋落京城(1)
川岛芳子会后悔回到中国吗？1937年7月当她从松本出发最后一次挥别川岛浪速的时候，她对自己说“我再也不回这里了，我的梦想在中国，那里才是我的希望！”然而在这里，她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被日本军部抛弃让她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苟活着，自从1945年8月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天起，她所有的希望就只剩下两个字了——活命。只要活着被放回日本，就是她的一个极大“成功”了，做了一堆罪大恶极的事却能逃脱惩罚，这不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吗？此时的川岛芳子，已经不再想什么梦想和荣耀了，只要能活着回日本就是她的胜利。
九条公寓两扇金环红漆的大门终日紧闭，平日里趾高气昂的日本兵都换了对襟的中式服装，猥琐溜来溜去。如果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间急白了头，那么川岛芳子在那些时日里也大改了昔日的面容，形容憔悴瘦如槁木。白天里，听到从大街小巷传来北平市民们一阵阵开心的欢笑，她都会担心，这些沉浸在民族节日狂欢气氛中的人们会蜂拥着冲进她的大门，把她撕成碎片。这时，在她头脑里回响的都是“为什么我在这儿？我回这里干什么呢？我为什么要回来呢？”但是她又能到哪里去呢？这里不是她的容身之所，那么还有哪里呢，那个东瀛之国吗？她从那里满怀抱负的出发，再一塌糊涂地逃回去？这不是她川岛芳子，那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再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容纳这个命当走绝的人了。
不过人活着总要挣扎，川岛芳子还不想就此束手待毙。她首先找到了钟慧湘，这是个在日本人和国民党两面都手眼通天的人物，川岛芳子曾跟他有过一段交道。“帮我想想办法吧！钟先生，我会用我的一切报答你的。”川岛芳子使出惯用的发嗲本领，套住这根救命稻草。钟慧湘是一个多么两面玲珑的人，他看到好处就在眼前，随口就应承下来，摸着川岛芳子的小手，他慢慢悠悠地说道：“日本早就注定要败的，所以我以前就劝你跟我干。我还可以告诉你，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心眼儿特别活，他们都是在暗中实行‘曲线救国’，和重庆联系的秘密电台，设在南京政府副主席周佛海家里。你知道，现在华北的共产党武装发展很快，这是党国的真正祸患。只要你变成一个‘曲线救国’的棋子，党国会把你当成自己人的，在以后跟共党争天下时还会把你派上大用途。”这些信口开河的话却使得川岛芳子兴奋异常，她感到自己不光会躲过一劫还有可能重新东山再起。她给了钟慧湘一笔大大的“好处”，并推心置腹地把自己以前的底细都向她交代了，希望他可以在国民党那里为她多美言几句，并器重她的能力。
当日本末日真正来临的时候，川岛芳子还是不能放心，一颗心总是七上八下的，仿佛预感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她将手下的大大小小特务全派出去，四处探听最新的动向。晚上，她总被噩梦吓醒，有时候看到万千涂满鲜血的鬼魂都在扯着她的臂膀向她索命。直到有一天看到两张布告，她那惶惶不可终日的精神才稍稍安定下来一点。这两张布告很快就张贴满北平的通衢要道和大街小巷。第一张是蒋介石命令十八集团军“应就地驻防待命”，不许收缴敌伪武器，而令各地伪军“负责维持治安，以待国军接防”。第二张布告是8月15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名义，直接发给驻华日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的通电，电令强调“投降之全部日本陆海空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暂留原地待命，所有武器弹药、装备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以及其他一切资产等，当暂时保管，并维持所在地的交通和秩序。”蒋介石又着重指出，已指派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日军投降，并命令在华日军“要听从何总司令的命令”。
这两张大布告贴出去之后，那些抱头鼠窜的伪军和日军，又都全副武装地出动街头，担负着巡逻和弹压的任务。川岛芳子本来担心着性命之虞，这时看到给冈村宁次的布告，心里好像落了一块大石头。更使她放心和喜悦的是，钟慧湘所预言的事情也正在发生中：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的副主席周佛海，已被蒋介石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许多的“两栖人物”都纷纷冒出头来，一时间，往日作威作福的铁杆汉奸都成了“曲线救国”的“地下人员”。
北平人民万人空巷庆祝得来不易的胜利，川岛芳子的特务们也忙着夹杂在人群中散布谣言为她造势。不久，在整个社会上，都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过去那个为日本人卖命的川岛芳子，其实只是国民党埋伏在日军中的一个内线。为了给自己军队制造有利的条件，她才不顾安危到日军中任职的。这些特务们把话说得言之凿凿，就像中国又出了一个民族女英雄一般，“你们想啊，川岛芳子原名是叫金碧辉的，那是皇家贵胄的后代，怎么可能去给日本人卖命呢？她实际上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在给重庆方面做事呢！”不知情的人们有些信以为真，将这个消息传来传去，只有川岛芳子在暗角里偷偷地窃笑。
川岛芳子开始有点重新抖起来的意思了。她的人四处放风，传言她跟重庆的新贵大员都关系密切，靠山牢靠得很。于是，一幕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一些往日的汉奸纷纷来到川岛芳子的府上，向她表明也是地下人员的“真相”。这些在伪满时期常常聚在一起的汉奸们，这时又作为反日的先锋再次聚集起来。天津杂八地的袁文会携带着“黑货”（烟土）“白货”（海洛因）作为礼品专程从天津赶到了九条公馆。正犯烟瘾的川岛芳子见到这样好的礼物，毫不客气地一扫而光，然后有了精神，不由得眉飞色舞地吹嘘一通她在重庆的老关系，她如何实行“曲线救国”，而打入日满等敌人内部的。破绽百出的瞎编让袁文会也听出了门道，接着他也乱编了一通“曲线救国”的壮丽故事。两个昔日的汉奸，此时如同两个壮怀激烈的大英雄般，互相讲述着“英雄事迹”。
所有的希望其实就在一个人身上——钟慧湘。这时的钟慧湘成了人人崇敬的重庆在北平代理，仿佛只要他同意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曲线救国”人员。川岛芳子每天都向他发出诚挚的邀请，耐心地等待手握自己性命的人到来。但是川岛芳子万万没想到，负责北平汉奸事务的吕文贞将军此时收到了不少北平市民的检举信，都确凿无误地证明川岛芳子的累累罪行。如果没有川岛芳子对自己的“大力宣传”，很多人可能还不会认真地记起这个“日本头号女谍”，但是美化川岛芳子的消息传来，让那些对川岛芳子的底细一清二楚的人再也无法忍耐了。川岛芳子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挖好了坑只等自己跳。钟慧湘看到这些检举信后，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马上和川岛芳子划清了界限，并主动提出为逮捕川岛芳子提供服务。
为了麻痹川岛芳子，钟慧湘笑眯眯地来到川岛芳子家串门了，还带了一些洋酒罐头，糕点和水果作为礼物。听到大靠山来到，川岛芳子把自己打扮得婀娜多姿，缠着这根救命藤死也不放。直到最后，钟慧湘答应给她开一封“地下工作”的证明信，她才吃了颗定心丸，把钟慧湘“放”了出来。
稳住了川岛芳子的情绪后，抓捕工作正式开始了。一队特务中队，秘密地把九条公馆监视起来。而为了摆脱牵连的钟慧湘这时变成了抓捕川岛芳子的急先锋，他又几次出入九条公馆，把院内的地形情况摸得一清二楚，然后还画了张详尽的“室内图”，为抓捕做足准备工作。但是，身为间谍的川岛芳子狡诈万分，即使像钟慧湘这样“知根知底”的人也不敢确定她到底晚上回到几个卧室的哪一个中就寝。
1945年10月11日黄昏，抓捕川岛芳子的行动开始了。钟慧湘成了指挥，“军统”第二“肃奸小组”组长张梦九亲自带队执行抓捕。那天正是寒露与霜降交接的时节，肃风劲吹，天空布满阴霾，天黑得格外早。除了分布监视的队伍外，肃奸小组早早吃罢晚饭，随时准备待命行动。有人分头检查吉普车和挎斗摩托；有人察看枪支弹药；更多的人则还是在揣摩那张曲径复杂的地形图，猜测川岛芳子今晚将在哪里落脚。
张梦九也在一直细心熟记那张平面图，他三十多岁，身体强壮，经验丰富，是一把干特务的老手。这次的行动面对的是一个往日在特务行当大名鼎鼎的对手，他一点也不敢大意，每一个可能他都要仔细地想过，确保万无一失。而川岛芳子这天却去了北平十一区长官孙仲连将军的长官府宴会，这是个专为“曲线救国人士”设立的鸿门宴，一些心里发虚的“曲线救国人士”根本不敢去，都称病缺席了，而川岛芳子倚仗着有结实的靠山，自以为稳当得很，在宴会上妩媚尽现，又像回到了往日辉煌时的潇洒。
几名队员守在宴会的门口，一直小心谨慎地盯梢。过上一段时间就把情况汇报给张梦九。午夜过后，电话铃又响起来，盯梢的队员打来最后一次电话：“宴会已经结束，川岛芳子已离开长官府。”隔了一会儿，又有电话来，在住宅附近监视的人员报告：“她已回到九条公馆。一切正常，没有异状。”听到这一消息，钟慧湘和张梦九都放下心来。他俩都耐心地等待着那个命令的时刻。最终的行动时间被确定在凌晨四点。
没有人能够睡着，所有行动的队员都随着四时的临近而越来越有精神。他们大多都还没有见过川岛芳子，但是对她的美貌和传奇都早有耳闻，现在的这次逮捕对他们也是充满了诱惑力。壁钟沉沉地敲响四下，清晨四时终于到了。张梦九一身黑衣短打扮，“腰里硬”皮带上挎着一把盒子枪，军靴里插着雪亮的匕首。他扫视了一眼整装待发的队员，发出指令：“全体出发。”
他们分乘三辆吉普车和四辆挎斗摩托，从铁狮子胡同出发，一路向东四牌楼九条公馆驶去。宵禁还没有解除，除了荷枪站岗的大兵，街上没有一个人。钟慧湘还没有从睡梦中完全醒来，一双惺忪的睡眼直直地盯着窗外发愣。这个给川岛芳子以一线生机的人，这回要亲自去捻断川岛芳子的一切希望。的确很残忍，但是这个靠两面三刀起家的人，就是仗着六亲不认的铁石心肠才混到今天的，这一次他还是为民除害，心里就更没有丝毫愧疚了。
来到九条胡同西口，张梦九命令把车停在东四北大街路边，步行进入那条宽阔的九条胡同。深秋的天色，凌晨四时还很黑暗，从黑影走出一个人，向他们打了个手势，这是监视住宅的队员向他们示意一切正常。张梦九挥了一下手臂，一队人马按照预定的布置分散开去，有一部分人沿着有电网的高墙，从后花园越墙而入。
钟慧湘上前敲门，好一会儿有人应了，才开了一条缝，众人无声地一拥而入，把应门的老佣人堵在门上，两人把药喷向两头狼狗脸上，顷刻控制了局面。老佣人吓得目瞪口呆，不敢声张，继而双腿一软，跪了下来。张梦九一把拉起这个老仆，低声地喝道：“我们是肃奸队的，川岛芳子在哪？前面带路！”被惊吓坏了的老仆哆哆嗦嗦地捡起掉在地上的灯笼，默不作声地领着众人进了房子，一边走还一边用衣襟擦着眼角的泪水。
房子有三进，第一进院子，四间大南屋子是保镖们的住所，还有一间会客厅，现在都是一片漆黑。沿着回廊，老佣人穿过角门，带着队员来到了第二进院子。这里以前是川岛芳子“工作班子”的宿舍和办公室，两位秘书崛田正雄和小方八郎住在这里。肃奸队员们用冰冷的枪管叫醒了两人，看到黑黑的枪管，两人好像早有准备一般，一声不发地颓然垂下头来，束手就擒。
拉着这两人，大家被引进了第三进院子。“在哪里？”张梦九用眼神表示了疑问，崛田正雄指了指左边的房间，张梦九带着两名队员，从虚掩的客厅门进去，借着外室门楣上悬挂的一只三烛光的“小泄力”微弱灯光，隐约窥视到卧室中间放着一只特大的双人铜床，笼罩着一顶红罗绡金帐。张梦九用一把细长的万能刀，轻轻撬开门，两大步就冲到了床前。他用右手执枪，左手掀开帐帘，跟随进来的两名队员，一个冲到帐前，一个开启电灯——忽地，帐内飞扑出一团毛茸茸的东西，“吱——”地尖叫着。众人大吃一惊，枪声马上响起了。枪声响过，那“东西”仍非常不甘心地咧嘴呲牙地吱吱怪叫。倒在血泊中的是川岛芳子的宠物猴阿福，它眼睛半张着，瑟缩地瞪着不速之客。还没弄明白处境的川岛芳子，被枪声惊醒，突兀的猛然坐起身来，两根枪管已经顶在了她的额头上。张梦九向帐子里探进头去，一股混合了动物骚臭和酒水汗水腥臭的恶心味道扑面而来，忍住了想吐的欲望，张梦九这才看清了眼前的川岛芳子。这是一个骨瘦如柴、蓬头乱发、手如鸡爪的丑婆子，和传说中蛊惑男人的美艳女谍相差甚远。一时间张梦九都愣住了，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抓错了人，直到站在窗外的钟慧湘朝他点了下头，他才确信自己抓获的就是川岛芳子。“快起来，川岛芳子！你被逮捕了！”张梦九大喝一声，一伸手就把她扯出了床第。川岛芳子还没有从酒精和浓睡中醒来，被这么一扯顿时一个踉跄跌坐在地上。
川岛芳子的秘书小方八郎此时不顾一切地冲上前来，拉起川岛芳子，将几件衣服披在了她身上，一边放肆地怒吼：“你们这些中国人不懂礼貌，事先不通知就闯进女人的卧室，而且不让人换衣服，穿着睡衣把人带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张梦九哪有兴致听这些，不容分说地打断小方八郎的喊叫，气急败坏的一挥手“带走”，一伙人就把这些魔窟里的所有人等悉数带上停在大门外的军用吉普。而直到此时，川岛芳子不做一声，只是静静地任凭别人的处置，仿佛梦游般的被人搬来运去，不过有一滴眼泪还是无声地从眼角滚落下来，轻轻地划过脸颊，垂落在衣襟上。
四周的左邻右里听到了九条公馆的动静都跑出来看热闹，当看到川岛芳子被推推搡搡的塞进车里拉走的时候，人群里自发地爆发出一阵长久的掌声，人们追着车子喊着骂着，直到军车悠长的警报声消失在晨曦里。
把川岛芳子押走后，立刻就开始了搜查住宅的工作。钟慧湘和张梦九带着一伙人把九条公馆翻了个底朝天，所有的东西都被一件件的记录造册封存起来。在壁炉的上方，张梦九凭着多年的特工经验终于发现了川岛芳子真正的宝藏所在，这是一个精巧的秘密机关，在壁炉的嵌台上，一个尺许见方、连着四块翡翠色瓷砖的活塞，里面有一个小洞，藏着一个黑色烤漆的小保险箱。在无数双瞪圆的眼珠注视下，保险箱被撬开了，里面的珍奇宝物让人瞠目结舌，映得几个人眼睛发花。这些是川岛芳子奋斗了半生的所获，都是四处收刮而来，其中还有许多宫廷的宝物，那是她护送婉容皇后出天津时顺手拿走的，像婉容这样贵为“皇后”的人是根本不会计较所带财物的，川岛芳子就是欺瞒着她把一些本该运往“皇宫”的宝物运到了自己的宅第。看着这些宝物，几个人都垂涎三尺，一致意见“重点保护”起来。但是这些东西没被“保护”两天就又被上缴到国库里——因为川岛芳子到了牢里，首先供出的就是她宝物的所在，她是不会让逮捕她的人占到她便宜的。
川岛芳子最初被关在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后来又被转移到北新桥炮局子胡同前日本陆军监狱。等待她的将是严厉的审判和历史的惩罚。
万众瞩目的审判(1)
从进监狱的那天起，川岛芳子就等待着上法庭，监狱里死亡般沉寂的生活让她一刻也无法忍受。而一旦登上法院的审判台，她就像重拾了往昔的战斗力，又有那么多的人注目着她，又能展示她巧舌如簧的魅力了。只要是在台上，川岛芳子就会感觉自在，她就像是一个为观众活着的演员，只有观众的存在，才能让她找到自信，发现自己。
审判川岛芳子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最后这项艰巨的任务落到了河北省高等法院头上。河北省高等法院受理金璧辉汉奸案后，该院院长邓哲熙(朝阳大学教授)立即组成审判庭，和多位德高望重的老法官一起来深入地探讨案件。最后几个人把任务划分了一下，庭长即审判长是吴盛涵，推事刘楚雄、陈子携，检察官贾东权，书记官李嘉第，这是当时河北省高等法院的最强阵容了。被告的辩护人也是来势汹汹，主导是李宜深(朝阳大学教授)，他在战争结束后为多位日伪人员做过辩护律师，都取得了胜利，此外还有丁作韶、李朋(朝阳大学讲师)等多位有名的律师。这些算是“在编”的人员了，除了这些人还有大量愿意为川岛芳子免费辩护的律师存在。而出席审判的，最为有名的要算抗日著名将领佟麟阁的夫人了，她专程赶来观审。
当时的审判法官穷酸得很，北平《新民报》为川岛芳子案开设了连续报道的专栏，第一篇就以《为掩寒伧像，法官借制服》为题，说：“冀高法院此次公审金璧辉，各法官、陪审官、书记官、检察官等，为求整齐划一，并避免一副清寒相被摄入中电三厂之开麦拉镜头计，故已于昨日各走门路，皆得青色中山服一套，以备出庭一显雍容大方而资映演全国……”而在牢中的川岛芳子因为是顶级重要的犯人，几乎没有国内的记者可以见到她，所以她在监狱里的情况外界并不知晓。从后来公布的川岛芳子写给川岛浪速的信里，众人才知道当时她的生活有多窘迫：“现在写信也有困难了，因为纸张太贵买不起的，只能少写信了……窝窝头吃得也不错了，比刚进来时能吃多了，但是有时还是吃不饱。”
1947年10月8日下午2时，在北平地方法院大法庭，也就是天安门西侧司法部街（即今人民大会堂所在地）开始了第一次庭审，因人满为患，故而改期审理。次日，北平《新民报》又以《听审奸人山人海，大法庭摇摇欲坠》为题，作了如下详细报道：“轰动全城之国际女间谍金逆璧辉(即川岛芳子)汉奸案，冀高法院原定昨日下午二时在地院大法庭公审(公开审判)，庭长吴盛涵，推事刘楚雄、陈子携及律师李朋等均准时到达。开庭前一小时，院内外即有数千人等待观审。惟法院之正门，观众仍势如潮涌。南门紧闭，被拒于门外者，咸击打门窗。北门因系犯人出入者，惟亦不能拦阻涌来之群众，窗玻璃被挤碎，一法警左手受伤，矮门槛亦折毁。楼上大法庭内，一部分门窗座椅被挤坏，中电三场(厂)拍摄电影之水银灯亦被挤碎一个，警察站在楼梯口亦难阻止。楼下适为吴院(庭)长办公室，灰尘下坠，楼顶颤动。据云该楼已逾保险期，如不及时停止，恐有倒塌之虞。院方为慎重计，临时张贴通告：‘金璧辉案，改期审理。’被告金逆还押一监，而旁听者仍不欲离去。迄晚四时，经法警再三讲明改期开庭审理，始怅然而去……此次损失达数百万元，至少须一星期始能修复云。”
川岛芳子在民众中的“号召力”实在是超强，平素只能闻其名而未能谋其面的平头百姓们，都非常珍惜这“最后的机会”了。很多人都私下里猜测川岛芳子活不过此劫，如果再不能一睹这个大清格格绝世美丽的风采，那么就会留下“终身的遗憾”了。法院当时也考虑到了川岛芳子的“超强人气”，不过在此之前，这里举行的轰动性审判也不在少数了，哪一次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火爆”场面，到了不能控制的地步。几位审判的法官都倍感肩上的压力徒增。“还没见过这种阵势呢，知道的当是审判人，不知道的以为是来看大戏了呢！” 审判长吴盛涵事后打趣地说。而轻松的打趣背后，审判班子的各位身经百战的老审判员们都明白这次审判非同寻常，不光有上面的大人物盯着，还有整个舆论整个社会看着，稍微有点差错，饭碗和前途都会一起毁掉。
第二次开庭是在10月15日下午3时，汲取了上次的教训，这次的地点改在北平地方法院后花园设立的临时露天法庭，以木栅围住草亭，亭内设审判庭和记者席，旁听者均站在木栅之外。为避免践踏园内花草，还特意限制旁听人数。从14日下午l时起发放旁听证，原定以两千张为限，但前往领证的民众，势如潮涌。法院害怕重蹈8日的覆辙，将正门牢牢紧闭，并由法警会同警察维持秩序。两千张旁听证瞬间就发放完毕，等候在大门外的人群仍拥挤不堪。一直到了晚上6点多钟，没领到证的人才怅然归去。
这次开庭虽然成功了，但观众竟达五千多人，把挡在前面的木栅栏都挤折了不少。法庭特意给伶麟阁夫人在紧靠法庭的木栅旁安置了一张木椅作为陪审席，不过看到这样混乱的场面，她也不能自在地坐在那里安静听审了。而当川岛芳子快要出现在露天法院的风雨亭时，立刻就引发了万头攒动的骚乱，人们怀着先睹为快、快乐听审的愉悦心情，忽啦啦地向亭子前边挤去，即使法警用枪托和藤条也无法使大家镇定下来。
下午2时42分，被告川岛芳子在几千双眼睛的注视下，由两位法警押解到被告席上。还是那副颐使气指的模样，川岛芳子再次来到公众的视线里，往昔的那种万众瞩目的感觉又回到了她的身上。为了今天，已经在监狱里邋遢得不成样子的川岛芳子特意洗漱打扮，略施淡妆，身穿一件淡灰色的夹克衫，干净而整洁。来到被告席的第一时间里，她就用鹰隼般的目光向台下打量了一眼，恶毒的眼神扫过之处，人群都会肃静不少。环顾一周后，川岛芳子高傲地昂起头、一副不可侵犯的神态面对审判席上的法官们。
审判长吴盛涵摇响法铃，宣布公审开始。过了好久，群众刮风似的嗡嗡声才渐渐平息，正式的审判才能开始。吴盛涵站起身，朝犯人看了看，验明了正身，然后例行公事讯问开始了：“你叫什么名字？”“金璧辉”“还叫什么名字？”“川岛芳子”“籍贯？”“热河”“年龄？”此时川岛芳子沉吟了一下，然后犹豫地报了声：“32岁。”审判人员都不由得朝她扭过头，看她已经不下四十的脸。
问过职业、住址等问题后，法庭开始进入公诉阶段。检察官贾东权从桌边站立起来，用抑扬顿挫的音调念起那份冗长的公诉书：“按被告金璧辉，号诚之，又名东珍，自报32岁，为驰名国际之女间谍，系逊清肃亲王之女，因经川岛浪速收养，故幼名川岛芳子，9岁时复认侵华战犯多田骏为义父。金秉承其父之遗志，聆川岛之庭训，一直视我国为仇敌而时谋反抗。日本侵略我国早具决心，因于‘九·一八事变’后，劫溥仪于长春。川岛与头山满有金兰之谊，其妻与松岗洋右为表亲，故有关军政要人如近卫文麿、东条英机、本庄繁、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无不与之相熟，日本侵华后，凡京津辽吉之日军要人，如大汉奸汪精卫等多有往来，因而通谍帝国。……”以下是详尽地历数她的各条罪状，那冗长而拗口的公诉书，让在场的观众都震惊于川岛芳子的强大能量，大家看看检察官又看看那个被告席上的女人，都不能相信这么多的坏事，竟然都是这么一个女人干的。“太不可思议了！”有人在轻轻地摇头叹息。
而川岛芳子对这一切都像毫不听闻一般，时而瞅两眼检察官，轻蔑地笑笑，时而又把目光转向观众，轻松地打量今天来“看望”她的众人。虽然表面上很轻松，川岛芳子脑子里却把每个问题都想得很清楚，遇到拿不准的问题，她就含糊其辞或者胡乱回答。法官拿着川岛芳子作为“金司令”时拍的戎装照片问她：“这张照片上的人是你吗？”川岛芳子看了一眼，知道事情无法抵赖，便脖子一扬答道：“是我。”法官接着问道：“谁委任你这上将司令头衔的？”对于这个问题川岛芳子早想好了对策，不等法官说完，她立即回答道：“啊，你问这个吗？那是我闹着玩呢！其实，这是唬人的，上将照片是我自己照的，司令头衔是我自己封的，连那个印戳都是我自己刻的。”她以类似玩世不恭的话，推卸一切在法律上不能确实证明她有罪的证据。川岛芳子的狡猾激起了在场所有听众的愤怒，近处的听众大声地斥责，远处的听众的谩骂声也不绝于耳。川岛芳子于是又使出拖延的计策，提出了休庭：“这里的秩序太混乱，法官，我提议休庭！”她对法律上的各项条款十分清楚，把对自己有利的武器一样不少的全使出来。但是法官否决了她的要求，这场庭审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起来的，怎能容她一个罪犯轻易地说休庭就休庭。
川岛芳子在庭审之前已经和律师们商量好了两条活命的计策，只要其中的一条能够实现，那么她在理论上就很可能逃避死刑。第一条是在国籍问题上做文章。只要证明川岛芳子是一个日本人，那么中国的法庭将失去对她的审判权利。对国际战犯的审判将交由国际法庭处理，而一旦到了那里，川岛芳子将和一批恶贯满盈的日军战犯共同受审，和这些作恶多端的日军战犯在一起，人们对于她的注意力就会被转移开来。即使辩护失败，川岛芳子也将被作为日本的“国家英雄”，受到整个国家的祭奠和尊敬。这是最好的出路，川岛芳子也认为这是最有希望的途径了。第二条是在年龄问题上做文章。在日本的川岛浪速家里，还有一位小川岛芳子9岁的妹妹名叫川岛良子，只要在户籍上做一做手脚，让川岛芳子变成川岛良子，那么她也可以把所有的罪行推得一干二净，不用负任何责任了。
对于国籍问题，法庭方面早有了自己的想法，准备将川岛芳子作为中国人金碧辉加以审判。这是早就确定的事情，由不得川岛芳子和她的律师们辩护。这样做的目的是，把一个在社会上臭名昭著的女人，作为卖国的间谍处以死刑，一来对国人有个交待，二来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川岛芳子的律师在这一点上屡屡提出抗议，认为中国的法庭审判日本人，是超越管辖权的，他们仍然在为川岛芳子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问题努力着。
川岛芳子尽管事实上是川岛浪速的养女，但在户籍上并没有办理正式手续。对此，川岛芳子心急如焚，在狱中写信给川岛浪速说：“无论如何要想尽办法，证明我是日本人。”“弟弟已入户籍，是否可把他的户籍抄本的名字，改成我的名字”等等。最后还写道：“如能证明我是肃亲王之女，父亲的义女，那也可以。请快点将证明材料寄来，最好赶在7月中旬以前。”川岛浪速的回信很快就到了，看着和信一起到达的证明文件，川岛芳子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了指路的灯塔一样，飞快地打开，兴奋地一点点看下去，脸上的神情却渐渐暗淡下去。文件中写着：
为川岛芳子事，华裔金碧辉为故肃亲王善耆之第十四女，只因鄙人无子，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从亲王室过继我家为鄙人之义女，当时芳子六岁，自幼认定芳子系日本国民。
特此证明
芳子父亲 川岛浪速
文件中并没有将出生年份改动，也不曾说明她是日本籍。这就是川岛浪速的答复，川岛芳子不但失望，而且手足无措。她立即又写了一封信告诉川岛浪速：“证明在法律上无效，户口问题好办，即使不说第几个子女也可以。只说父亲子女，何年何月生，几岁成为养女即可。但父亲的证明写错，与我所说的不一致，也同在校时代完全不符。想必您记错，请再仔细想想。” 李宜深律师看着仍然满怀希望的川岛芳子，满目同情，但还是把实情告诉她：“川岛浪速先生曾经与黑龙会来往，本身被监视，一不小心，也会被联合国定为战争罪犯。现在他根本不敢伪造文书。寄来的这份文件是他所能做的最大努力了。”
不过让川岛芳子稍感安慰的是，长野县水内郡家乡的村议长和村民代表联名给法院写了请愿书，表示承认川岛芳子就是自己村里的人。不过这也只能给川岛芳子精神上的安慰罢了，因为这样的请愿信没有什么法律效力，村里人承认法庭却不承认。
在第一条“防守线”上的失败让川岛芳子的精神几近崩溃，对于年龄问题她也就不抱希望地随意搪塞了事了。本来是想着义父可以在关键时候为她铤而走险一次，但是结果寄来的文件不光在国籍问题上帮不了她，还把她的年龄说得一清二楚。她不愿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你们说我是多大就是多大吧，我随便。”川岛芳子最后一脸无所谓地说。
两条生存底线一下崩溃，川岛芳子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倚靠了，她拿出一副豁出去的架势，在法庭上即兴发挥给自己辩护起来，一连串狡猾的辩词从她如簧的巧舌尖上蹦出：“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总的来说全是为了中国的老百姓。请想想看，在中国，自国民革命以来，老百姓不是连一天安居乐业的日子也没有过吗？蒋介石国民政府，抵挡不住日本的侵略，先逃跑到中国的大后方。理应保护人民的政治家，不是抛弃了人民自己逃跑了吗？不能逃走的可怜的人民群众，岂不是只能受敌人的欺压？我认为要自始自终都要和不能逃走的老百姓在一起，并把老百姓的疾苦当成自己的疾苦。有这种想法的政治家，除我之外还有很多，你们能说他们都是卖国贼吗？如果把他们都说成是汉奸、卖国贼，而把抛弃人民逃跑的政治家当成国家栋梁，那么，将来一旦再发生类似的情况，我就抢先同蒋主席一起逃跑，让敌人看看我们的脊梁骨……当官的首先抛弃人民自己跑掉，把祖国的土地白白地送给敌人，等到战争结束后又乱哄哄地争先恐后地从大后方坐飞机回来，并且轻视、压迫留在敌占区的人，把他们全部看做是汉奸。而这些达官贵人却到处接收、侵吞国家财产，大发其财。这帮当官的，根本不知道我们的痛苦。”审判长做出警告性的手势，欲打断川岛芳子的“即兴发挥”，但是此时的川岛芳子好像全然忘了自己是站在审判台上的犯人，她沉浸在激动的情绪里，滔滔不绝地继续她的“演讲”：“喂，检察官，你们这帮混账东西，你们根据什么法律判我的刑？要知道总有一天，被审判的将会是你们。”
恶贯满盈的川岛芳子在审判台上俨然把自己当成一个视死如归的巾帼英雄了，她几乎要被自己精彩的演讲感动得掉下泪来。但这肯定是她最后的演说了，那些被她斥骂的“政治家”恰恰就是可以决定她命运的人，她的演说除了加速她的死亡外，别无他用。
1947年10月22日，川岛芳子的判决下来了——死刑。主要的根据如下：
一、 被告虽有中国和日本双重国籍，但其父为肃亲王，其无疑是中国人，据此应判处汉奸罪。
二、 被告同日本军宪要人来往密切，一·二八事变时，在上海化装为男人，进行间谍活动。
三、 参与将溥仪接出天津，建立满洲国的阴谋。
四、 根据各方面提供的证据，判处被告汉奸、间谍罪名成立。根据国际间谍处罚令第四条第一款，宣判被告死刑。
在宣判的一瞬间，川岛芳子显得泰然、冷静，甚至有些释然的感觉。深深地吸了口气后，她理了理头发，自言自语地说道：“这些判决完全没有充足的证据，都是在瞎胡闹！”法警捉着她的手，带她走下审判席的时候，川岛芳子再次环顾了整个法庭，几千双眼睛紧紧地盯着她，有的人已经开始鼓掌，更多的人想从她的脸上找到一丝绝望，但是这个格格间谍带着微笑离开了，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情绪。
尘埃落定，万事皆休(1)
川岛芳子的生命在1948年3月25日早晨6点40分结束了，第一监狱西南角场地上的一声沉闷的枪声把属于这个女人的荣辱兴衰全部带走。在她颇不寻常的一生中，这一声绝唱为她画上了一个她应得的句号。
24日凌晨四点钟光景，一辆载满了荷枪实弹宪兵的卡车在夜色中飞驰向远离闹市的姚家井，这里是北平第一监狱，对川岛芳子的执刑即将开始了。蹲守在四周的记者们闻讯蜂拥而至，得知了这一消息的民众也不顾清晨的寒气相携而至。
天空寂寥、疏星零落，到达了第一监狱的宪兵把周围警戒起来。六点整，执行检察官何承斌、书记官陈继周、检验员宋纯义进入大门，他们将一个大大的信封交给了女监主任赵爱贞。当这个信封落到川岛芳子手里的时候，她还在装疯卖傻，时而傻笑时而呆滞，可是跟她熟络的赵爱贞没心情再看她的表演，转身离去。安静孤寂的监牢里，川岛芳子颤微微地把信封捡起来，她知道这封信的涵义是什么。拆开，一份由元书红格纸写着的文件飘落下来。文头上一行醒目的朱红大字写着“驳回被告川岛芳子上诉的最终判决”，惊惧的表情爬上她邋遢的面庞，继而是仰天狂笑，跌倒在床被上。
直到赵爱贞再次来到监牢，川岛芳子仍是一动不动地躺着，她多么希望时间就这么凝固啊。一声清脆的开锁声把沉浸在思考中的川岛芳子带出了最后的梦幻，不曾梳头也无须洗脸，两人打了个照面，便在沉默中相继走出。
在影影绰绰的黑暗中，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非常森严。两名法警扶持着她的胳膊，牵引着她走向她最后的“舞台”。第一监狱后院西南角上那个侍弄得宛如花园似的小农场——这是囚犯种菜的园圃，就是这次处决的临时刑场。许多记者在刑场外已经等候多时了，就似等待女主角出场，无论是文字记者还是摄像记者都严阵以待，准备在第一时间把消息发出去。可是到了川岛芳子进入刑场的时候，国内的记者却都全部被拒之于门外了，只有一个美联社的记者被允许进入刑场。抗议是意料中的事情，抗议无效也是意料中的事情，记者们只有张大耳朵期待那一声枪声，然后好写稿。
万籁寂静，刑场上没有一点声息。站到被指定的地方后，川岛芳子脑袋低垂着，摇摇晃晃像是要睡去了一般。执行检察官何承斌用司法人员特有的庄重声音，例行地开始询问姓名、籍贯和年龄等，川岛芳子梦呓般地应答着。
所有问题都要答完，那个最终的时刻就要来临，忽然间，这个好似梦游的人像是想起了什么，头猛地抬起，神情紧张，嘴唇轻轻地发颤，她用急切的、恳求的口吻说道：“我要给我的父亲写封信！”几个执行官对视了一眼，然后点点头：“你说吧。”“不，我要自己写。”一叠纸被递到她手上，眼眶中的泪水一个劲地打转，川岛芳子用蘸着浓墨的笔写下了短短数行：“父亲大人：终于三月廿五日的早晨执行了，请告诉青年们永远不止地祈祷中国之将来，并请到亡父的墓前告诉中国的事情，我亦将于来世为中国而效力。”
“还有什么事吗？”执行官再次问到。川岛芳子沉吟了一会，脸上浮起一种苦笑，央求着说道：“如果法官允许，我还想换换衣服。我有一套白纺绸的裤子和黑色的绸子上衣，是父亲为我做的寿衣，可以吗？”而此时在监狱门外传来嘈杂的人声，还夹杂着砸门的砰砰响声，从半夜等在那里的记者和市民都不满地和宪兵争吵起来。这让几位执行官只想着快点把事情办完，别出什么乱子。“不行，时间到了！”何承斌站起身迅速地回答。
两位法警把川岛芳子扶住，又按了下她的肩膀，令她面墙跪下。法警闪开，一个刑警托起马枪，一枪射去，她应声倒地。子弹从后脑穿出右额，头部浸在一摊浓浆的血泊里。几位执行官长长地舒了口气，检验员宋纯义把她还没有僵挺的尸体翻过身来，验明了正身，点点头表示认可了。三个执行官迅速地离开，留下法院收尸的夫役把尸体放到一块门板上，搭到墙角边，盖上半片破旧的席片。
7时过后，一副担架从监狱的后门抬出。记者们涌了上去，被血污涂盖的脸已无法辨认。日本长老古川大航认领了尸体，日善后连络班广赖和川岛芳子堂姐金幼贞也赶了过来给她裹上白毛毯和花布，做完佛事，送往朝阳门外日本人墓地火化。
后来古川大航透露说，在川岛芳子死时的衣兜里有几只毛粟子，手里还攥着写着绝命诗的纸片。诗曰： 有家不得归， 有泪无处垂， 有法不公正，有冤诉向谁。 这可以看做是她对自己生平一个最好的注解了吧，它真实地记录了汉奸在寻找灵魂的归宿时，普遍会遇到的难堪。
各报记者们对于监狱方面阻碍新闻自由极为不满，事后不断向司法部门提出质问。法院对于记者们的质问也无可奈何，不了了之。但是，对川岛芳子的枪决真相却是传说纷纷，闹得满城风雨。报纸和杂志上成篇累牍地把这件事情加以渲染，有的报纸还设立了连载追踪报道，一时间几乎没有人相信川岛芳子已经真的死了。其中最神乎其神的一条传闻是：一位名叫刘风玲的女犯作了川岛芳子死刑的替身，其代价是10根金条。整件事的经过传说是这样的：囚犯刘风玲在监狱里得了重病，医生诊断没有治好的希望。监狱官员便找了刘风玲的妈妈，说要其女儿为某个身分很高的人作枪决的替身，如答应可换来10根金条，若不答应，母女二人性命难保，刘风玲的母亲就边哭边答应了。但当时只领了4根金条为定钱，剩余6根待执行死刑后去取。当老人按约定的日期前去领金条时，就再也没有回来。女囚刘风玲的妹妹刘风贞便向当局要母亲，并向报界公开揭露了此事的始末。
亦有传闻说，某国民党权贵因迷恋川岛芳子的绝代风华，不惜违犯国法，用偷龙换凤的手法，花重金买通狱吏将川岛芳子救出，秘密纳为外宠……诸多传言，不胫而走。川岛芳子的老师本多松江甚至直接就作了这样的推测：“当我听说死者的耳朵附近长着又密又厚的头发时，我立即想到这是替身，而不是芳子。”
人们综合了各方面的原委，对川岛芳子的死提出了种种质疑：首先，过去一直把川岛芳子一案作为“杀一儆百”的典型，报纸广播都曾大肆进行轰炸式的宣传，甚至破格举行万人空巷的公审，并为之拍摄电影记录片，为什么最为关键的行刑场面，却搞得如此神秘？处理得那么仓促？其次，有什么理由无视惯例，不准新闻记者在行刑现场采访？即已临处决，何以如此保密？再次，退一万步说，倘使为了防止越狱逃跑或其他意外事件发生，终审现场不放外人进入，那么为什么在处刑后仍然不将现场和其他情况向新闻记者公开？更为奇怪的是，为什么把中国记者拒之门外，而允许一名外国记者进入现场？最后，为什么将犯人面部等处弄得那么血肉模糊，又沾满泥土，以至于难以辨认，而且一向以男装短发示人的川岛芳子，在死时为什么头发长得能够盘绕到脖子上，并特意选了漆黑的黎明行刑，让不清晰的容貌更无法看清？所有的质疑都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回应，流言不止，只有等待时间的冲蚀。
直到1972年日本一位研究川岛芳子的专家、东京大学渡边龙策教授，就川岛芳子之死还提出了一系列质疑，这位把川岛芳子看做“同胞”的专家，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在他的书中论述“替身说”的种种可行性与可信性。他还提及：川岛芳子的哥哥金宪立说川岛芳子已到了蒙古，后来北去苏联；还有人说川岛芳子已去美国。但所有的推断都是来自假定，证据不充分。
可是无论怎么说，不管一枪饮恨而死，还是苟且偷生，对于“东方魔女”来说，她都已经在历史上失去了往昔妖艳凶蛮的“女谍风采”。作为历史的川岛芳子已经死了，所以，真实的川岛芳子也已经死了。
按照川岛浪速的嘱托，川岛芳子的骨灰被分成了两份，一半留在中国，一半捎回日本。在火葬场的树林里，川岛浪速的几个学生选了块墓地挥锨挖坑，把装在瓷罐里的骨灰安放进去。在墓前还竖立了一块小小的墓碑，上面刻着川岛芳子的法名“爱新璧苔妙芳大姐之位。昭和二十三年。”
另一半骨灰，在当年年底被古川大航长老抱回了日本，送到了川岛浪速所在的黑姬山庄。不久川岛浪速也结束了生命，对父女俩人的安葬追悼被安排在一起，在位于松本市的旧护国神社美须须宫进行。到了1957年，川岛芳子和川岛浪速以及义母福子被共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芳子 芳云院龙种东珍大姐 昭和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推定四十二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