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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如坠五里云雾，向过路的人一打听，原来今天是教师节。北平政府正准备举行八年来的祭孔大典。

空中飘过悠扬的鸽哨，连年的战火，却没有让这些带翅膀的和平天使，失去自己的天空。

前三门大街上，一辆辆十轮卡车隆隆驰过。钢铁的庞然大物，半罩炮衣，裸露着粗大的炮管，金属的冰冷仿佛要冻结盛夏的阳光。骄横的士兵们坐在炮车上，向街上的人打着口哨。

林徽因带一双儿女，站在“信增斋修表店”的屋檐下，看着这纷乱的街景，她不明白，大成至圣先师重新被邀请到这座故都，虽然没有异族的刺刀对着他的胸膛，然而这满街的炮车，不知该让他怎样“发乎情，止乎礼义”。她殷殷感觉，血与火的搏杀就要开始了。

回到北平之后，他们把家安在了清华大学的宿舍。梁思成匆匆组建起清华大学建筑系，很快又赴美考察战后的美国建筑教育。同时，应耶鲁大学的聘请，做为期一年的讲学，教授《中国艺术史》。

战后的北平，由于经济萧条带来了物价飞涨，工商业纷纷倒闭。国统区的钞票长了翅膀。在他们回来的几个月内，北平的大米由法币900元一斤，猛涨到2600元一斤。清华大学的学生食堂前，常常拥挤着出售衣物的学生，铺在地上的旧报纸上，用毛笔写着：“卖尽身边物，暂充腹中饥。”

看着那些孩子一张张菜色的脸，林徽因心中非常难过。饥饿的阴影笼罩着北平，也笼罩着清华园。清华园民主墙上，出现了反饥饿的呼声：“内战声高，公费日少，今日丝糕，明日啃草。”也有标语写着：“饿死事大，读书事小。”另一个壁报上呼吁：“向炮口要饭吃！”

这时，上海、南京等地也开始了抢救教育危机的运动，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由南而北，汹涌澎湃。清华大学开始罢课，高音喇叭播送着学生的罢课宣言：“今天饥饿迫使我们不能沉默。今天为了千千万万在死亡边缘挣扎的人民，为了在内战炮火下忍受饥饿的全国同胞，我们不得不放下了我们的书本。……一切根源在于内战。内战不停，则饥饿将永远追随人民。”

林徽因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他们一家浪迹萍踪，整整9年，回来已是两手空空，带出的衣物，也在四川当光吃净。刚刚踏上故土，贫困和饥饿，如影子一样又跟随他们而来。

她的病也越来越厉害，痛苦又在苦苦地折磨着她。

1947年夏天，在欧洲战场饱经硝烟浸染的萧乾，由上海来北平探望老友林徽因。来之前，他曾接到林徽因的信：一定得留一个整天给她。

当萧乾来到清华园林徽因的寓所时，老远就望见她的宅前竖了块一人高的木牌，上面写着：这里有位病人，遵医嘱需要静养，过往行人请勿喧哗。

一进门，萧乾轻轻喊了声林小姐。

林徽因从屋里出来，紧紧握住萧乾的双手，眼里储满了泪水，惊喜地大声嚷着：“秉乾，快进屋，干嘛这么轻手轻脚的。”萧乾指了指门口那块木牌。

林徽因说：“你大概没想我这个需要静养的病人，一天到晚在这高声大嗓地接待客人，那块牌子是总务处写的。”

坐下之后，萧乾问起了林徽因这几年在南方的生活。林徽因说：“咱们早就讲好了，这一天先听你讲。”

萧乾喝了口茶，讲起了他们在昆明分别后的经历。

萧乾从他初到英伦时讲起。

当时德军已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欧洲局势十分紧张，如一座一点即爆的火药库，一场大战必将爆发。这期间，萧乾接到了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来信，该院中文系缺一名讲师，经于道泉先生推荐，邀萧乾前往担任。《大公报》总编胡霖也很高兴。他设想萧乾可先去东方学院教书，同时注意欧战动态，给《大公报》撰写稿件。萧乾去英国的路费也是《大公报》提供的。他在伦敦大学办公的地方，据说是弥尔顿当年在剑桥读书时居住的宿舍。

林徽因兴奋起来：“秉乾，你真幸福，我很崇拜弥尔顿，他的《五月晨歌》写得那么动人——欢迎富丽的五月啊，／你激扬欢乐，青春和热情的希望；／林木、树丛是你的装束，／山林、溪谷夸说你的幸福。／我们也用清晨的歌曲向你礼赞，／欢迎你，并且祝你永恒无边！”

萧乾又讲起了欧战开始的遭遇。

那个时候，伦敦大学已由剑桥搬回伦敦，正好赶上德军飞机长达一年的大轰炸。萧乾谈起他目睹过的英军和德军的空战。那个下午，伦敦市区的上空，一片黑鸦鸦的机群，机枪的扫射声，炸弹的爆炸声，仿佛把伦敦整个掀翻起来，这一天是9月15日，亦是德国空军司令戈林宣布的“鹰日”。萧乾同房客们一起听着收音机里的广播，他绘声绘色地给林徽因学着：“‘啊，天哪，他们交上火啦。’你看，这哪像广播战争新闻，简直是在广播一场有趣球赛。”

林徽因说：“英格兰民族就是这样天生的幽默和乐观，我在英国读书时，跟克伯利克先生一家去南海边度假，路上克伯利克让人偷走了盛钱的手提箱，那老先生耸耸肩说，火车还没下，帮忙提箱的人早上来了。”

萧乾说：“是啊，英国人就是这样的豁达乐观。希特勒派飞机撒的传单，也让英国人作了募捐的工具，他们把那些劝降的传单收集起来，卖一便士或两便士一张，几分钟就能收十多个英镑。后来每张贵到五个先令，收集者又出了新花样，看一眼就要付一便士，这下集资就更多了。”

林徽因大笑起来。

萧乾说：“德军飞机那天轮番轰炸的时候，钢琴家缪拉。海斯和一批英国音乐家却在市中心国家艺术馆举办‘午餐时间音乐会’，我常到那去，花上一个先令，买张入场券，一边啃面包，一边听优美的音乐，而窗外却是炸弹声和高射机枪声。一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将决定这个民族的前途，这是我体会最深的一点。”

林徽因赞同地说：“太对了！我刚从重庆回到北平，看着大街上的人，心里就难过。

一个个全是睡眠不足，营养不足的样子，从台面上大人物，到饭馆跑堂的，都显出一副疲倦和退化现象，真让人失望。“

萧乾还谈到他在一个读诗会上，见到大诗人艾略特的情景。当时这个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正担任着伦敦防空巡逻员。读诗会的主持者是这样向大家介绍艾略特的：“艾略特先生昨晚刚刚值完防空巡逻班，今天晚上可能还得值，他读诗的时候，要是突然打起盹来，大家要多多原谅，不过你们可别打盹。”

那个晚上，艾略特朗诵了他创作的《保卫群岛》、《小吉丁》等几首反战诗篇。

萧乾被艾略特的朗诵深深感动着。他无法把眼前的艾略特同那个头戴钢盔，走在巡逻路上的艾略特联系起来。

萧乾接着又讲了他以驻英国专职特派员的身分，奔赴前线采访的经历。那时盟军向莱茵河日夜逼近，直捣希特勒老巢，他平生第一次正式穿上的军装，是美式黄哔叽校官服，高而发亮的黑色马靴，一件黄呢大氅，怀里揣着随军护照，上面写着：此人如被俘，须依国际联盟规定，按少校待遇。

在战场采访中，他遇到了作家、记者海明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明威自愿参加救护队，当驾驶员，在意大利战场受过重伤。“二战”期间，他曾到中国采访。在欧洲战场上，他像一名战士一样，拿起武器，直接参加了反法西斯的战斗。他曾在解放巴黎的战斗中，悄悄离开部队，组织起一支游击队，在凯旋门附近歼灭德军，救了千百个法国人的生命。巴黎战役结束后，海明威因私自参战，被送上军事法庭。

他见到海明威的时候，那个蜚声世界的大作家，在一个酒吧间里，独饮独酌，喝得很痛快，喝一口酒，便用手摸一下脸上的伤疤。

萧乾说：“那个时候，我想到艾略特在炸弹的爆炸中，英勇地执行着民防队员的职责，还有这眼前的海明威，他拿起武器，同法西斯面对面地交火。我也想起了远在祖国的朋友们，其芳、之琳、丁玲还有你，也许那个时候，你们正冒着日军轰炸的硝烟，穿行在枪林弹雨之中和考察的路上呢。”

林徽因说：“提起来真让人伤心，那个时候，我病在李庄。天津发了大水，我们撤退前存放在天津英租界的英资银行保险库中的图片和资料，涨水后全部被淹毁了，这是我们积累了多少年的心血和汗水啊！听到那个消息，我跟思成抱头痛哭，把孩子和妈妈也都吓坏了。”

说着，林徽因又饮泣起来。

萧乾说：“这就是战争，我坐着汽车，沿‘希特勒公路’开往前线，一路上全是载着白色符号的难民，还有一车车断臂残腿的战俘，遍地是弹坑，遍地淌着鲜血，有好多村镇被夷为平地，大地躺着无数骡马的尸体，还有被击毁的坦克，满地是被射穿的钢盔。

当时我想，这就是战争。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德国人，我们的汽车停下来的时候，孩子们围上来看热闹，青年人则立即走开，投过仇视的目光，在一些老年人的脸上，看到的都是傲慢的样子，我想这也是战争。德军投降后，我到美国报道联合国会议，在人行道上走着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个老太太，她看着我胸前的联合国徽章，突然一把抱住我，在我的脸上亲了又亲，老泪纵横地说，这下可好啦，我的乔治快回来了，我的小杰夫也不用去当兵了。当时我想，这就是战争。“

半晌，谁也没有说话。

他们整整长谈了一天。林徽因也讲了他们一家在云南、四川的离乱生活。他们各自满怀着希望盼到抗战的胜利，但中国的现状又让人感到深深的忧虑。

他们谁也无法安慰谁，他们思考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命运。

在白色的世界里

只有辗转病榻的人，才感到春天的萧瑟。这种萧瑟不同于秋天的风扫落叶。那些从灰黯中渐渐明亮起来的颜色，仿佛每朵花、每片叶子都预言着什么。

林徽因这几天病得又不能下床了。65岁的老母本来身体就不太好，还得挣扎着为徽因的一双儿女烧饭做菜，给徽因煎药。林徽因觉得，每一天都像一个世纪一样漫长。

宝宝为她在书桌上插了一束含苞的杏花，她几乎是从始至终看了它的开放和残落的全过程。只有在这样的时刻，她才觉得时光的短暂和冷酷。她把凋零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收集到一只玻璃瓶里，那些日子的碎屑，残留着微弱的香气，它们从枝梢落到桌面上，就褪尽了所有的颜色。

大表姐王孟瑜从上海来探望她了。

这次见面，大表姐苍老多了，林徽因几乎认不出她。林徽因记忆中的大表姐，似乎应该永远是那个扎着一条长辫子的姑娘。

林徽因的童年是在上海爷爷家与大表姐一起度过的。大表姐长她八岁，胖胖的脸上，嵌着一双明亮的眸子。爷爷去世后，她与大表姐就分开了，随母亲迁到北京，张勋复辟时，又搬到天津英租界红道路。那年，二娘程桂林患肋膜炎，在京治病，父亲也忙于公务，顾不上照看天津的家，便请大姑姑来料理家中琐事，大表姐也一同来了。表姐到后，家庭教师陈先生的讲课也开始了，当陈先生给林徽因讲唐诗的时候，大表姐有时也过来听。

林徽因最后一次见大表姐，是在1934年他们去浙南宣平考察，回来时路过上海，匆匆会了一面。

大表姐也几乎认不出林徽因来了。她接到信后，知道徽因已病得很重，焦灼不安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大表姐在北平住了半个月，更多时两人对望着，没有什么话语。但是，又仿佛把许多年要说的话说完了。大表姐依然是那么纯朴，总是默默地帮助母亲做些家务，为徽因减轻些负担。一直到大表姐离开的时候，徽因心里有许多话想说，但始终没说出来。那天早晨，徽因无力走下病榻，只是隔窗望着大表姐离去的背影，大表姐没有回头，林徽因知道，那是怕她看到那双流泪的眼睛。

那天晚上，林徽因怎么也睡不着觉，她随手拿了一张纸，把给大表姐想说的而没说的话、把无限的凄凉全部倾注到稿纸上：当我去了，还有没说完的话，好像客人去后杯里留下的茶；说的时候，同喝的机会，都已错过，主客黯然，可不必再去惋惜它。

如果有点感伤，你把脸掉向窗外，落日将尽时，西天上，总还留有晚霞。

一切小小的留恋算不得罪过，将尽未尽的衷曲也是常情。

你原谅我有一堆心绪上的闪躲，黄昏时承认的，否认等不到天明；有些话自己也还不曾说透，他人的了解是来自直觉的会心。

当我去了，还有没有说完的话，像钟敲过后，时间在悬空里暂挂，你有理由等待更美好的继续；对忽然的终止，你有理由惧怕。

但原谅吧，我的话语永远不能完全，亘古到今情感的矛盾做成了嘶哑。

写完《写给我的大姊》这首诗，林徽因仿佛完成了一种诀别，了结了对人生的一份依恋，她觉得怅惘更加深重了。

在这些苦闷的日子里，写诗是她唯一的慰藉，仿佛只有用诗句才能把心中的话全部说完。这段日子她写了很多，每首诗都是当时心境的反映。如《六点钟在下午》、《人生》、《展缓》奇#書*网收集整理、《小诗》、《恶劣的心绪》等。

她这样写生命的无奈：当所有的情感都并入一股哀怨如小河，大河，汇向着无边的大海，——不论怎么冲急，怎样盘旋，——那河上劲风，大小石卵，所做成的几处逆流小小港湾，就如同那生命中，无意的宁静避开了主流；情绪的平波越出了悲愁。

——《展缓》她这样写命运的渺茫：感谢生命的讽刺嘲弄着我，会唱的喉咙哑成了无言的歌。

一片轻纱似的情绪，本是空灵，现时上面全打着拙笨补钉。

肩头上先是挑起两担云彩，带着光辉要在从容天空里安排；如今黑压压沉下现实的真相，灵魂同饥饿的脊梁将一起压断！

我不敢问生命现在人该当如何喘气！经验已如旧鞋底的穿破，这纷歧道路上，石子和泥土模糊，还是赤脚方便，去认取新的辛苦。

——《小诗》之一她这样写人生的匆忙：你是河流我是条船，一片小白帆我是个行旅者的时候，你，田野，山林，峰峦。

无论怎样，颠倒密切中牵连着你和我，我永从你中间经过；我生存，你是我生存的河道。

理由同力量。

你的存在则是我胸前心跳里五色的绚彩但我们彼此交错并未彼此留难。

…………

现在我死了，你，——我把你再交给他人负担！

——《人生》这些日子，她生活在自己诗意建构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她的灵魂，才能接近那些像预谋幸福一样，预谋死神的先哲。

在心灵的路程上，落日的景象决不仅仅是辉煌，林徽因觉得她走得已经很疲惫了，一双腿再也承受不住一个影子的重里。

有一些东西是她一生苦苦追寻过的，有一些东西却看它在岁月的指缝里流逝。生命就是这样，当你想回首的时候，你来的路上已消失了全部的风景。

这年夏天，梁思成回到北平。一年来，他在美国耶鲁大学讲学，同时作为中国建筑师代表，参加了设计联合国大厦建筑师顾问团的工作。在那里，他结识了许多现代建筑权威人物，如勒。柯布西埃、尼迈亚等。他还考察了近二十年的新建筑，同时访问了国际闻名的建筑大师莱特。格罗皮乌斯、沙理能等。

在美国，他会见了老朋友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妇，并将在李庄时用英文写成的《中国建筑史图录》，委托费慰梅代理出版，后因印刷成本高，而没有找到出版人。1948年，留英学生刘某为写毕业论文，将书稿带到马来西亚。直到1979年，这份稿子才辗转找回，并经费慰梅奔波，1984年在美国出版，获得极高的评价。

梁思成接到林徽因病重的消息，匆匆结束讲学，提前回国。

林徽因的肺病已到晚期，结核转移到肾脏，需要做一次手术，由于天气和低烧，也需要静养，做好手术前的准备。

对于林徽因来讲，这段日子是最难熬的。

梁思成回国后，又恢复了他作护士的角色，除去讲演外，尽可能抽出时间陪伴她。

他在美国为徽因和亲友购买的礼物中，最受大家赞赏的是克劳斯莱牌汽车，它成了林徽因天赐的礼物，她可以被轻松地载去访友或把朋友接来看她。

秋凉以后，林徽因的身体状况有所改善，她被安排在西四牌楼的中央医院里，这是民国时期建筑的杰出创造。集民国、袁世凯式、巴罗克风格于一体的四层建筑。www齐Qisuu書com网在这个白色的世界里，白色的衣服、白色的帽子、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墙壁，生命在这白色的世界里僵滞着，没有流动，没有亢奋，只有这白色的刺眼的安静，煎熬着灵魂。她无法拒绝这些。她现在觉得多么需要有一只手，把她的绝望稍稍阻隔在命运之上。然而，生活却像两个走得不一致的时钟，内心的一个在没有节制地奔跑，外部的一个却早就停止不动。除了这两个互相分裂的世界，她不知道自己还拥有什么。

尽管她对这白色的煎熬已不陌生。

这个时期，她写了《恶劣的心绪》：我病中，这样缠住忧虑和烦忧，好像西北冷风，从沙漠荒原吹起，逐步吹入黄昏街头巷尾的垃圾堆；在霉腐的琐屑里寻讨安慰，自己在万物消耗以后的残骸中惊骇，又一点一点给别人扬起可怕的尘埃！

吹散记忆正如陈旧的报纸飘在各处彷徨，破碎支离的记录只颠倒提示过去的骚乱。

多余的理性还像一只饥饿的野狗那样追着空罐同肉骨，自己寂寞的追着咬嚼人类的感伤；生活是什么都还说不上来，摆在眼前的已是这许多渣滓！

我希望：风停了；今晚情绪能像一场小雪，沉默的白色轻轻降落地上；雪花每片对自己和他人都带一星耐性的仁慈，一层一层把恶劣残破和痛苦的一起掩藏；在美丽明早的晨光下，焦心暂不必再有，——绝望要来时，索性是雪后残酷的寒流！

这种恶劣的心绪，无时无刻不在缠绕着她。她隐隐觉得，生命的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她这时才感到了命运这只手的强悍。乎是她早已期待过这样的结局了。生命像一个圆，从一个点出发，最终又会回到那个点上去，谁也无法逃避这种引力。

通货膨胀的火还在无声而凶猛地蔓延，市场上的菜蔬几近绝迹，偶尔有几个土豆挑子，也会立刻被人抢购一空。为了给林徽因补补身子，梁思成开了车，跑到百里外的郊县，转了半天，才能买回一只鸡。

10月4日，林徽因写信给远在大洋彼岸的朋友费慰梅说：我还是告诉你们我为什么来住院吧。别紧张。我是来这里做一次大修。只是把各处零件补一补，用我们建筑业的行话来说，就是堵住几处屋漏或者安上几扇纱窗。昨天傍晚，一大队实习医生、年轻的住在院里，过来和我一起检查了我的病历，就像检阅两次大战的历史似的。我们起草了各种计划（就像费正清时常做的那样），并就我的眼睛、牙齿、双肺、双肾、食谱、娱乐或哲学，建立了各种小组。事无巨细，包罗无遗，所以就得出了和所有关于当今世界形势的重大会议一样多的结论。同时，检查哪些部位以及什么部位有问题的大量工作已经开始，一切现代技术手段都要用上。如果结核现在还不合作，它早晚是应该合作的。这就是事物的本来逻辑。

这年12月手术前一天，胡适之、张奚若、刘敦桢、杨振声、沈从文、陈梦家、莫宗江、陈明达等许多朋友来医院看她，说了些鼓励和宽慰的话。

为防万一，林徽因给费慰梅写了诀别信：再见，我最亲爱的慰梅。要是你忽然间降临，送给我一束鲜花，还带来一大套废话和欢笑该有多好。

在推上手术台之前，她淡淡地投给梁思成一个无言的微笑。

她躺在无影灯下，却看到了命运拖长了的影子。她似乎觉得自己走向一个很遥远的地方，沿着一条隧道进入一个洞穴，四周一片混沌。

不知过了多久，她隐隐听到了金属器皿的碰撞声。

前夜

冬天和春天一起来到了清华园。

1948年，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方兴未艾。11月6日，学校开始总罢课，饥饿迫使温文尔雅的教授和莘莘学子不能再沉默了，他们在民主墙上贴出了自己的宣言：几个月来，教育界同仁除了普遍的穷困，三餐不给，儿女啼饥号寒之外，有的弄得精神失常，以至疯狂，有的服毒，有的跳楼自杀。……我们现在除了采取积极行动，以促使政府接受外，已别无其它办法。

整个清华园前所未有的沸腾起来，就连烧开水的锅炉上也写着：“火说：烧死法西斯细菌！”的标语。全校师生员工频频举行演讲会，第一次喊出：“只有反抗，才能生存”的口号。

与此同时，北平政府对学生的镇压也随之开始了。他们肆无忌惮地在学校逮捕进步教师和学生。警署还组织了海淀政府的“人民服务大队”，这些都是被保长挨户抓来的壮丁，每人发一根木棒，号称“棍儿兵”。北平特别厅发出逮捕进步学生的通令之后，清华园被反动军警和“棍儿兵”包围了数日，特务们还在西校门外的围墙上书写：“消灭知识潜匪”的大字反动标语。校园被围之日，清华园内粮菜来源随告断绝，学生和住在园内的教授们只靠一点咸菜和几个辣椒过日子。

生命的奇迹又一次回到了林徽因身上。肾脏切除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手术后身体也在慢慢复原。然而，她被眼前这光明与黑暗的较量激动着，无法安静下来。白天“民舞社”的学生在胜因院的小广场上演《白毛女》、《兄妹开荒》，晚上就有特务、“棍儿兵”们穿堂人室抓人。

有天半夜，几个脸上涂着油彩、身穿黑衣服的家伙，带几个“棍儿兵”闯到胜因院十二号林徽因家里，大声砸门，嚷着“抓学匪、抓共产党”。

林徽因气愤地从床上跳下来，大声斥骂着，把他们赶了出去。

她和梁思成都感到蒋家王朝气数已尽，中国快要大变了。

远处不时有炮声传来，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北平外围的国民党飞机，经常来清华园骚扰。梁思成为故都的古建筑担忧起来。他记起朱桂老说过，从历史上看，历代宫室500年一变，看样子，北平古城难逃劫难。有一天，梁思成开完临时校务委员会，从工字厅出来，就遇上飞机投弹轰炸，炸弹就落在梁思成身前不远的小桥边，一声轰响，弹片从梁思成耳边呼啸而过，幸而毫发未损。回到家里，梁思成讲起这番历险，一家人都出了身冷汗。宝宝却幽默地说：“还是爹爹命大，全国那么多寺庙，成千上万的菩萨保佑着你呢！”

一家人都笑了起来。

11月底到12月初，国民党当局企图迫使北平各高等学校南迁。11月24日，教育部督学来北平，与清华、北大等国立大学校长正式交换迁校意见，称“在遇万一时，政府为保持民族文化，决定全力设法抢救”。

清华园展开了反迁校斗争。

清华校务会议上讨论迁校问题时，梁思成也参加了。回到家里，梁思成与林徽因说起会上迁校问题的争论，林徽因说：“我们不做中国的‘白俄’。”

一天深夜，张奚若带着两个穿灰军装的人来到梁思成家。张奚若介绍说：“这二位是解放军十三兵团政治部联络处负责人，他们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两位军人给梁思成和林徽因敬了军礼说：“梁先生、林先生，我们早闻二位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古建筑学家，现在我们部队正为攻占北平做准备，万一与傅作义将军和平谈判不成，只好被迫攻城，兵团首长说要尽可能保护古建筑，请二位先在这张地图上给我们标出重要古建筑，划出禁止炮击的地区，以便攻城时炮火避开。”

梁思成和林徽因愕然片刻，紧紧握住两位军人的手，使劲摇晃着：“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望着眼前摊开的那张军用地图，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眼睛模糊了，手中的红铅笔似有千斤重量。他们十分郑重地在那张地图上圈点着。

分手的时候，两位军人对梁思成和林徽因说：“北平很快就要回到人民手中了，这些古建筑是中国文化的瑰宝，请二位先生放心，我们就是流血牺牲，也要保证不伤它一砖一瓦。”

张奚若与两位军人走了。

林徽因和梁思成却彻夜未眠。

第二天，又有两名学生动员他们留下来，梁思成和林徽因当即爽朗地表示：“放心吧，我们不会走的，我们与你们一起迎接解放。”

12月13日中午时分，炮声越来越近，隆隆之声震撼着清华园。学校宣布停课，师生们奔走相告：要解放了！

15日，解放军进驻海淀，清华园解放了。几天后，在学校门口贴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政治部庄严布告：为布告事，查清华大学为中国北方高等学府之一，凡我军政民机关一切人员，均应本我党我军既定爱护与重视文化教育之方针，严加保护，不准滋扰，尚望学校当局及全体学生，照常进行教育，安心求学，维持学校秩序。特此布告，俾众周知！

此布政治部主任刘道生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林徽因让宝宝扶着到西大门看了布告，眼里闪着泪花，喃喃地说：“真的解放了！”

解放军进驻清华园后，紧张地做着攻城前的准备，他们绑扎云梯，练习巷战，吸引了不少教师和学生围观。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等待在窗外的新年，终于被一阵阵热闹的鞭炮声，迎接进了新生的北平。

继而，统帅部发出命令，将革命进行到底，百万大军挥师南下，解放全中国。党中央深知梁思成、林徽因是对古建筑素有研究的专家，对全国古建筑情况最为熟悉，为了在解放中国的战争中，保护文化遗产，便再次派人到清华大学来找梁思成、林徽因。

梁思成立即召集了建筑系的部分教师和学生，根据他多年考察取得的资料，同时发动大家共同收集建筑有关文献记载。大家夜以继日的工作，从翻书，查资料，到刻钢版，折纸页，装订，都像出营造学社七卷汇刊那样，硬是用手工劳动，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厚厚一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

在这本简目中，将作为一级保护的古建筑有北平城、故宫、敦煌、云岗、龙门诸石窟、山东曲阜孔庙等。条目头上加注了四个小圈，大家都戏称为“四星将”。次之的三个小圈，以此类推。总计条目450多条，重要加圈的就近200条。条目下附有详细所在地点，文物性质，建造和重修年代，以及特殊意义和价值等。

林徽因对全书的条目，一一作了审核。并建议在说明中特别指出：“本简目主要目的，在供人民解放军作战及接管时保护文物之用。”

这本小册子，1949年6月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图书文物处印行，发给各路解放大军，成为解放战争中部队转战南北，保护文物在战火中免遭破坏的指令和依据。

这年春天，北平各大学的文科学生纷纷参加南下工作团，宝宝和张奚若的女儿张文英也报名参加。

宝宝离开家的时候，建筑系的教师们一起来梁家为她送行。宝宝穿着缝制粗糙的厚厚的棉军服，腰里扎着皮带，头上戴了一顶灰军帽。小弟跑前跑后，拿着一架照相机，为人们拍照。

在这样的时候，大家都很惊奇，林徽因怎么舍得让她唯一的女儿离开身边？而这一去将意味着永别。

林徽因在送行的人群中，娓娓地嘱咐着宝宝，好像宝宝是去做一次短暂的旅行。

宝宝和父母拥抱告别，笑着和大家一一握手，在女伴们簇拥下登上了汽车。

送行的鞭炮声爆开了校园蓬勃的“迎春”。

新生活的开端

光的道路，从历史的一端铺展过来。

这个季节给了它最亢奋的色谱，它肆意涂过的每一小块地方，岁月的青苔便纷纷剥落。

北平——一座胚芽骚动的城市。

没有谁会怀疑胚芽的存在，没有谁会怀疑胚芽的力量，这个胚芽，从一粒千年的古莲籽中萌发出来，在明亮、空灵和芬芳上展开它的风景。

林徽因的生命中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奇迹，在同死神的角力中，她又一次成了胜利者。1949年，她在新生的清华园里，担任了建筑系一级教授，主讲市镇设计课。

清华大学建筑系设在旧水利馆二楼，最初开办时只有20人，现在也不过三五十人。

建筑系从1948年就成立了市镇组，开设了市政设计课，可以说是国内最早的城市规划设计雏形。

林徽因主讲的住宅设计专题，很注重适应战后恢复城镇建设的需要。

她从人对阳光、水、绿茵、鲜花、林石的需要，讲到人与人，人与建筑，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从园林艺术的空间关系，讲到四合院的结构语言，从苏轼的“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讲到民居的缘情作用、精神功能和感情色彩，进而从北京城市的发展，讲到城镇规划的基础，城市交通、市政工程和城市绿地。

解放后，梁思成担任了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他受中央领导委托，负责北京城区的规划方案，他的工作随之也忙碌起来。战争结束了，人民需要医治战争创伤，中央领导同志委托他组织人员对北京城的规划进行研究，并成立了研究小组。

林家的茶会又有了许多新的客人，他们大都是为了北京市的都市规划，梁思成从外地调来的青年建筑学家，有陈占祥、程应诠、朱畅中、胡允敬、汪国瑜、戴念慈等。这段日子，大家每天聚在一起，有时从下午一直谈到深夜，聊得最多的还是新北京的规划问题。

当时，梁思成和陈占祥已经搞出了一个北京新城的规划方案。他们主张，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将长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做为新的行政中心，把钓鱼台和附近湖泊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这个方案由梁思成和陈占祥联名写成《对首都建设的建议》一文，由梁思成自费刊印，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审阅。

在茶会上，大家对这个方案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林徽因一如既往地成为茶会的主角，她谈了“多核同心圆”城市、“潜在带形”城市、“集成化”城市、“星座式城市群”，还谈了柯布西埃和尼迈亚。她主张，一个城市应该是个美的整体，它的形象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是十分清楚的，建筑并不只是纯形式的美，它的思想性、伦理性和感情色彩，对于艺术性的欣赏来说是一种压倒一切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并不亚于物质功能，它有一种进取精神，有着更大的生命力。一个伟大的时代已经开始，这个时代应该拥有体现时代精神的作品。建筑作为人们生活、活动的物质对象，显然应该随着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活动的变化而变化。建筑作为一个审美对象，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人们对建筑艺术的理解和审美要求，也将会改变。

林徽因认为，北京的许多名胜古迹，如故宫、天坛、中海、南海、北海、颐和园、玉泉山，以及西山一带的风景区和休养区，应该用一些河流和林荫大道，把它们串连起来，成为一个绵延不断的公园系统，这座城市的每一条大街，每一条河道，都应该成为公园的一部分。

大家谈起北京的古城墙时，社会上很多人主张拆掉，林徽因则不然。她说：“我们为什么不在城墙上修路做公园呢？这样既保护了古建筑，又利用了古建筑，这不是两全其美吗？美这个东西来自社会现实，没有美社会现实就不可能发展得和谐，所以它又是社会文明的灵魂。它形象地教育着人们，使人类走向进步。”

大家争论得很热烈的时候，有一个恬静的姑娘，默默地坐在角落里，认真地听着大家的争论。林徽因转过身来叫着她的名字：“林洙，你也来谈谈看法。”

林洙脸红了一下，腼腆地说“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有道理。”

林徽因说：“你可以大胆地谈谈自己的看法，你不是平时谈得挺好吗。”

这个叫林洙的姑娘，原籍福建闽侯，生长在云南，在上海读完中学，1948年跟哥哥来北平投考清华大学先修班，3年后在北京参加工作，林徽因病逝后，1962年同梁思成结婚，成为他生活上、事业上的得力助手。

共和国的新生，使林徽因如沐春风。她觉得，有许多事情在等着她去做，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知识和智慧，献给新中国即将到来的建设高潮。她总是报怨时光太短暂，她在病床上躺不下去了，立即收集有关资料。

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她偶然发现了苏联N.窝罗宁教授所著的《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一书，欣喜若狂。她要和梁思成赶快把这本书翻译出来，这正是目前中国所需要的。

她在译者体会中写道：从这本书里，我们愤怒地看到了德国法西斯几番在人民苏联绝灭人性的破坏，较比日寇在中国暴行有过之无不及，曾几何时，德、日法西斯和美国法西斯强盗及其帮兄们又在我们手足之邦，向所有的城市、乡村和爱好和平英勇不屈的朝鲜人民进行同样灭绝人性的破坏和屠杀。苏中两国人民在八九年前，十余年前所面临的正与朝、中两国人民今天所面临的敌人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今天的强盗吸收了昨天的强盗的经验，是“青出于蓝”，变本加厉的。负责重新设计平壤的朝鲜建筑师金正熙同志告诉我们，平壤今天已真正成为一片“平壤”；将来重建平壤就同重建斯大林格勒一样艰巨。

一整个区域因为战争的破坏而发生了政治、经济、地理上的大变动时，他们就有计划地迁移整个村庄乃至市镇，使这属于区域城乡规则范围的布置更合理了。整个城市洗劫了，他们就将整个城市有计划地重建起来，且在建中修正了过去的缺点。至于个别的建筑物就更不用说了。这一切计划不只在平面上区分、筑路而且有立体上予以同样缜密的考虑；不只是关于经济的，生产的，居住的，而且是关于文化的，娱乐休息的；不只是房屋建筑的，街道桥梁和公用设备工程方面的，而且是关于山林园苑，池沼溪河，树木花草种种方面的部署的；不止蓝图和施工说明书的，而且是材料的生产、分配和运输，以及人力的组织和分配的各方面的努力。这种全面计划和组织工作就是准备期间最主要的工作。

“重建工作必须考虑到民族传统，把它融汇到新计划之中；把它和新兴的，现代标准所需要于建筑的各方面调和起来……”。“建筑师必须考虑到个别地区的生活的历史传统和建筑传统，在他的设计中保留一切合理的和有历史价值的，……他所计划的市镇或村庄还必须构成自然地形成风景中的一部分”（第二章）。“计划必须同时考虑到居民的习惯和苏维埃人民在文化和美感上的要求……。需要建筑师做出高度艺术价值的图样，城市的整体必须与当地的地形和风景相和谐”（第四章）。由作者所举许多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联的建筑师们在重建一个市镇时如何小心翼翼地从原有基础上发展，同时又有远见地将原有不合理的、错误的加以改正和“现代化”。

我们的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历史的国家。差不多任何一个中国的市镇都有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文物。我们有伟大优良的都市计划传统和建筑传统；除去几个大都市外，全国所有的市镇，那就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劳苦人民现在所正在居住的，并且所正在继续不断地建造的市镇和房屋正是遵循这伟大优良的传统建造的。但是今天中国的建筑师们，无一例外地（译者们在内）都是直接或间接由外国学来的。年长一点的由学习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开始，年青一辈的学习资本主义理论的体系结晶，即所谓“功能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的“现代化”或“国际式”（世界主义式）流派。

我们在这前后两种毒素中酣醉了数十年。

翻译这本书的困难是较大的，这本书在伦敦出版已经7年，他们是从英文转译的。

同时，林徽因的病况也随着天气变化不断加重，冬天到来的时候，清华园没有暖气供应，他们家住的房子又高又大，四面透风，梁思成只好找了些牛皮纸，把整个天花板和墙壁糊起来。

为了保暖，屋里燃着两三个炉子，而伺候这些炉子，也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和精力。

在翻译工作紧张时，林徽因常常要熬夜，身体更加支撑不住了。因此，温度对这样一个病人就愈加重要，有时炉子管不好，快灭时就要发动一场“抢救炉火”的战斗，每当这时，思成就会弄得精疲力尽，满身满脸都是炉灰。

全部翻译工作结束的时候，又一个新的春天已经开始了。

情系国徽

这是灵魂的白夜。

银河的潮汐汹涌着，星光漫过堤岸，荡起一片灿烂水声。

在这个春天里，有一种来自星外的音乐，它的手指正缓缓地抚摸着树木、花草、岩石、水和金属，所有醒着的心灵被浸润、被催生，到处是愿望拔节的声音。那琴弦正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拨动着，每一次颤动，都是一次热烈而又真挚的降落。

这个房间里的灯光，已经几夜未熄了。这里是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小组的设计室。

林徽因和她的助手：李宗津、莫宗江、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朱畅中、罗哲文等，围着一张桌子，热烈地讨论着。满桌子满墙壁都是他们画出来的草图。

今天白天，梁思成从新政协筹委会国旗国徽评委会上，带回了国徽图案参考资料，那是从上千件应征作品中遴选出来的。

1949年7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刊登了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启示，征稿截止日期为8月15日。梁思成和林徽因领导了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的工作，同时，梁思成还担任了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

国徽征稿结束时，已收到了全国各地、包括海外侨胞设计的900多件图案，但都未被选用，政协筹委会决定把设计国徽的任务交给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

梁思成带回来的国徽参考资料，一张一张摊在桌子上，大家认真评论着。这些图案，有一部分明显地模仿外国的国徽，有的花花绿绿，很不庄严。有一张图案，上方画了一个鲜红的太阳，下面是蓝色的海洋，还有两只白色的海鸥，在海面上飞翔。林徽因看了一眼说：“天哪！这简直是阴丹士林商标。”

朱畅中说：“七折大拍卖。”

大家都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