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官员介绍新中国的医疗卫生成就时，我们得知中国人享受公费医疗。我们参观了神奇的针刺麻醉手术。一位浑身插满中医针头的妇女躺在手术台上，非常神奇的是，她虽然被麻醉了但神志仍然清醒，还可以与医生交谈。医生从她的肚子内取出来一块大肿瘤。手术完毕后，那妇女即刻自己走下手术台，并走出了手术室。中国针灸魔术看得我们叹为观止。但当那位病妇迈进旁边的一个房间时，我瞥见她正摇摇欲坠，两位护士跑过来一左一右地扶助了她。我们还参观了上海展览馆，当时正在展出的是，中国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制造的机械设备。事隔31年后的上个月我又去过上海展览馆，那天正红红火火地举办上海房地产售楼会。当然在中国期间我们白天到处“随便走走”，晚上被安排观赏文娱演出。看过现代京剧《沙家浜》、芭蕾舞剧《白毛女》。与中方文艺工作者联欢时学会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每当我们高歌这首文革时期的领袖颂歌时，次次都取得轰动效果，在场的中国人皆掌声雷动地加入到合唱中来，每个中国人的表情既神圣又慷慨激昂。我们也教会了中国人唱加拿大民歌《Red River Valley》(红河谷)。参观北京的一所中学时，校方赠送了我一幅红卫兵袖章，至今这件历史文物仍摆放在我家的客厅里。在延安共产党干校礼堂，我看到正前方悬挂着一幅共产党领导人毛、周、朱和林彪的合影，过了几年后我再次看到这幅合影时，相同照片上的林彪已不知去向了。
在中国期间，我们每天参观那些惊人成就的工厂、学校、医院、人民公社，还有“江山如此多娇”的名胜风景，餐餐享受过年般的盛宴。但在我们下榻的宾馆里，我发现中方对西方人还是相当警惕的，或者说我们随时被监视着。比如一天在北京饭店，一位法国记者打来电话要求采访。当时我就发现房间的隔壁有人在监听。宾馆走廊里总有三三两两的便衣闲逛着，这些便衣与服务员的模样不同极易辨认出来，而且他们都懂英文。也常有人敲房门进屋来一下子是送开水，一下子是送茶杯什么的。
有一次与西安附近一个市的市长会面时，我们也遇到了尴尬。市长身旁的翻译是位年青的女孩子，那个时代中国已闭关锁国了一段长时间，英语人才匮乏，即使会讲英语者也因未有机会与外国人实践，其英语显得生硬或不是地道自然的英语。那位市长致欢迎词后，小姑娘开始了她的翻译。待其英语一出口我们都大笑起来。小姑娘的英语不仅是“古典版”，而且还用的是非正式的俗语。她翻译的是：“We're tickled pink to see you. (我们很高兴见到你们)。”没想到外国人的轰笑会惹来如此之大的麻烦。那位市长误以为外国人是在嘲笑他，一下子铁青着脸当着外宾的面，大声斥责那可怜的小姑娘没将他的话如实翻译。姑娘被骂得顿时委屈地大哭起来。这下子我们惊惶失措起来，在西方无论发生什么意外，主人都不会在客人面前怒骂自家人，因为会见客人时发怒，这是对客人的不敬也暴露出主人的涵养欠佳。我对那位女翻译的遭遇十分难过同情，代表团成员也为此非常狼狈，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由于我会汉语，便责无旁贷地替女翻译开脱，好言相劝铁青着脸怒气冲冲的市长，解释这不过是句英语玩笑。我向他保证，外国人绝不是在嘲笑他。总算平息了这场风波。去年我看电影《刮痧》时，其中男主人公，一位在美国生活工作的华人，他在其美国老板面前责打自己的小儿子，还说打自己的孩子是为了给老板面子。美国人不领情地喊道：“打孩子是为了给我面子，这是什么中国逻辑。”显然中西待客礼仪有多么大的差异。
那个年代流行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我们被特意安排前往大寨参观社会主义的模范农村。在大寨我们看到地里的庄稼都茁壮成长着，玉米似胳膊那么长。农民养老院里，几位悠闲的六、七十岁退休老人在下棋、读书、晒太阳，一院幸福的晚景画面。这些老人邀请外国客人与他们一起下田试试，我们来到一块地里参加翻土劳动，为春耕播种做准备。老外们个个累的汗流夹背呼呼喘粗气，实在不是这些中国老人的对手。老农民一边给我们做示范，一边笑我们虚弱无能。他们指着我们的白皮肤说：“你看，你们这么白，汗毛这么浓这么长，一看就知道没有经过风雨，不是劳动人民。”就这样，我们西方人在中国退休的老农民面前丢了脸，显然中国的农民不仅比外国人身体棒，而且更能吃苦耐劳。
从北京去大寨的来回，劳动模范出身的副总理陈永贵陪伴了我们三天。印象最深的是，此人头上总缠着白毛巾而且烟瘾极大，他的长烟袋抽完一袋后就接着再装上一袋。三天里陈永贵说了不少话，但回想起来又觉得他什么也没说。因为他没说过一句正常人的话，只要一开口就离不开政治术语、革命口号，要不就背诵毛主席语录。比如提到大寨时，陈的自豪尽显无疑。他说：“大寨是战无不胜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方针路线指引下，自力更生改天换地的硕果。”要不就是：“我们革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干劲冲天，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农业年年大丰收......”三天里陈永贵不呼口号就不会说话，最后待他一开口吐那些豪言壮语时，我的脑袋就开始犯晕。由于我当时完全是中国政治形势盲，因此对这位“口号机器”的举止很是奇怪，怀疑他精神是否有问题。
1971年的中国之行在当时文革的政治环境下，我们所到之处看到的皆是一片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结束“考察”后，留给外国人的印象是中国的确是社会主义的天堂，中国人享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还有工业、农业年年超过历史最好水平的增产增收，人民公社集体大食堂里的美味午餐，商店里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如图画般地完美，这令我脑子里一直存在着一个问号？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当时中国对外封闭这么多年，外国人无从了解其“庐山真面目”，我的疑问也自然无法找到答案。这也就是当周恩来总理询问我们对中国的观感时，我们也只能就自己的所见所闻不断地回答：“好、好，很好。”后来在北美听到过一则黑色幽默。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一位40年代留学美国的中国人，他曾是尼克松的校友，当时中方担心尼氏若心血来潮打算拜访从前的华人校友，这可如何是好？因此为了这个万一的可能，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于是就在尼克松抵达北京前夕，这位尼氏校友被临时从反革命牛棚里借出来，安排住进北京一座事先布置好的独立四合院里。这位先生一夜间从地狱跨越到天堂，家具、电器一应俱全的豪华住所令其一下子晕头转向起来，在“自己家里”他根本找不着东西。尽管尼克松到访后并未会见这位昔日的校友。
到了1973年林彪反党集团垮台，1976年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1978年邓小平复出重新执政。中国开始了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革，这时候我才有机会了解到许多文革时期“假、大、空”和“放卫星”的内幕。1979年我第二次回中国访问时，与一位旅居加拿大的前国民党高官同行。这位前国军想探望自己过往大学时代的恋人，那位女士40年代时左倾积极投奔了延安革命圣地，双方就此分道扬镳。电话约好其昔日恋人来我们下榻的宾馆会面，可是左等右等始终不见人影。后来女士打来电话表示她被拦在宾馆门外，因为涉外场所中国人禁止入内。于是前国军决定亲自登门拜访，进到女士家里时，其惨状令这位先生一下子老泪纵横。革了一辈子命的昔日恋人，刚刚被摘掉右派帽子从农场特赦回城，两间破败的房子里上下铺栖身着三代人。她的儿子表示，他从单位的电视上看到市委领导会见并宴请这位从加拿大归来的统战对象。儿子愤愤不平地发牢骚说：“如今你们这些昔日的反革命都成了坐上宾。这可真是，革命者不如不革命者，不革命者不如反革命者。”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外国人去中国访问、旅游开始越来越方便，我才有幸见识到一个改革开放后真实自然的中国。
红色中国的首位英国留学生 玛丽
我第一次踏上中国正值1976年10月初，我是19 49年红色中国成立后，首位被允许进入中国留学的英国人。临来中国前在伦敦，一位几年前从大陆冒死游水逃到香港的中国人，与我聊起了中国的文革。此公的父亲是台湾人、母亲是日本人，在文革中他被诬陷为台湾和日本双料特务。他到伦敦定居后娶了位华裔太太。他告诉我，每当他讲述自己在文革中所遭受的摧残时，其太太无论如何不相信这些遭遇。总怀疑地问“这怎么可能是真的？你真是个恐怖故事杜撰家。”
那年我刚到北京时正赶上庆祝粉碎四人帮，我们语言学院的留学生也被组织起来与百万北京市民一道，沿街游行至天安门广场，去“举国欢庆揪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时刻”。至今我仍认为那是我所见识过的世界上最隆重、壮观的游行场面，第一次也是生平唯一一次，使用了长安街上帐篷围起来的、数十个下水道被掀开铁盖的临时厕所，并排与四十多名妇女一起蹲在那里方便。记得那时候我们的教室里并列悬挂着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主席和华国锋主席的画像。还记得那时候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是“继续批邓。”恰好有位新西兰来的同学，他报到时填的姓名是“Duncan邓肯”。学校负责干部一看眉头就拧起个疙瘩来，说：“邓肯，这名字可不行。这不等于肯定邓小平吗？眼下全国都在深入揭批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你这名字太有政治问题了，得马上改。我看就改成‘邓布(不)肯’或‘邓南(难)肯’吧。”
我在北京培训了半年汉语后转入到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那时复旦的外国留学生只有近三十人，大都来自“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的朝鲜、越南，及中国称为第二世界的北欧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学生，还有不少“非洲兄弟”。而“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人，自然是留学生中的一支主力军。没有苏修帝国主义份子，也没有美帝国主义份子，只有一位“唇齿相依”的日本人，但没有“水深火热中”的南韩人。留学生宿舍楼里张贴的宣传画则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刚踏进留学生楼时，不明白为何楼外筑有一道与外面隔离起来的高墙，校留学生办公室负责人解释“那是为了防止‘坏份子’对国际友人搞破坏。”每一位外国留学生都被安排与两位中国同屋同住，我的一位女同屋叫超英，这个名字很有历史纪念意义。50年代中期，毛泽东号召“赶美超英”，于是那个年代出生的许多孩子就被冠名为“超英”。中国陪住的任务之一，是记录外国人的“起居注”，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被汇报给校保卫处。因为阶级斗争的弦一刻也不能松懈。后来我读到台湾人翻译的，美国人李敦白撰写的《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其中毛泽东著名的一道咒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被译为“只要你能掌握住阶级斗争，它立刻就会产生效用。”这显然是没有大陆生活经验的台湾译本。
中国同屋与我们交谈时都十分谨慎敌特观念尤其强，比如我打听她们父母从事什么职业时。她们只回答：“我父母是工人阶级。”或者“双亲都是贫下中农。”从不透露家人具体的工作职位。我们对此非常不解。我们也不可以与中国同学、同屋一起外出上街，而留学生想要离开上海到附近的苏州、杭州旅游，是不可以自己去火车站购票的，得提前好几天向留办打申请报告。几天后下来的批复结果，有时是警告我们“不许乱走乱动”。即使报告得到批准，外出时也会有数位留学生办公室的老师及校保卫处的工作人员陪同我们前往。比如我们五位留学生游览杭州时，就有三位上述单位的老师随时随刻陪伴左右，住在事先为我们联系好的涉外饭店，出入都结队而行。当然我们外国留学生在生活上是有些“特权”的，留学生宿舍里有暖气供应，中国学生宿舍楼则没有，我们有机会每天去浴室洗澡，而与我们同住的中国同屋则只可以每星期洗一次澡。
76年复旦曾发生一位法国女留学生与中国男青年相恋故事，中国男青年为此召来牢狱之灾。直到邓小平复出后法国女郎致信他，经邓小平亲自批准，她的中国恋人才得以释放赴法与其团聚。他们的中外联姻被认为是文革后首宗涉外婚姻。既然与中国同学接触会为他们惹来麻烦甚至灾难，于是我们不得不谨慎。临毕业前夕，留学生打报告希望请中国同屋们一道去上海动物园参观，喜出望外的是报告最终被批准，我们得到了唯一的一次与中国同学外出的机会。外国人在当时艰苦朴素的中国环境下还有另一个“特权”，就是可以随意着装。那个时代的中国抬眼皆是蓝绿色的制服海洋，西方称为“毛装”。在上海的外国人则喜欢去丝绸商店买来中国花布制成中式衣服，穿出去时每每惹来一群的围观者。中国同学绝不能这般花里胡哨的，会被批判为是资产阶级的“臭美”，生活作风有问题。我那时为了与中国同学打成一片，平常我也穿上中国人的制服，因我是深褐色头发再彻头彻尾地女干部装扮后，中国人都说我像新疆人。但我与一位英国女同学在南京路上逛街时麻烦就大了，这位女士金发碧眼且瀑布似的金黄卷发直泻肩头，一路上我们身后尾随着数十位张着嘴巴、直眉瞪眼的好奇者，到了商店里也是一圈的围观人群，呆呆地瞪大眼睛盯着这个“女妖精”。虽然那时候中国人常被训导“不许围观外国人。”最后还是警察赶来驱散了人群。
1976、1977年时留学生也如中国大学生一样，得下工接受工人阶级的改造，和下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离校前的欢送场面十分鼓舞人心，人人手里举着彩旗和纸扎的大红花，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到广阔天地里去锻炼的中国同学们都肩背行李包还得自带洗脸盆，他们将在农村扎根一个月。冬季时我们留学生被安排到半导体厂，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一星期。还记得雪花飞舞的日子里住在无暖气的职工宿舍，冻得披上工人师傅的蓝棉大衣。我们也都带过来了自己的被子，但无需像中国同学那样自备脸盆。夏收时我们也下过农，住在农民家里帮忙收割西红柿、萝卜。农家无厕所和自来水，因此有机会见识了我一生中的奇观，我的中文老师蹲在屋内的马桶上，在其私人时间面对着我，边方便边谈笑风生，这在西方即使再充满想象力的人都不可能想象到眼前这一幕。在国外是不可能有机会观赏旁人方便的，而这位在我面前宽衣解带者竟然是自己的老师，这一幕真令我记忆犹新。76年时外宾在中国受到特殊保护很安全。但有次我乘公车时，钱包还是被盗了。两星期后的一天，两位警察来登门拜访，他们是在找到了我的空皮夹后按照里面的学生证寻来的。他们诚恳地向我道歉说：“虽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还有阶级敌人，还存在着复杂的阶级斗争。对于国际友人被盗，我们十分抱歉，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做的还不够好，还请你多批评指正。”
在北京和上海留学期间，我们每星期都必须参加政治学习，声讨四人帮的罪行。后来不再继续批邓了，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开始陆续得到平反。我们这些年青的留学生不懂中国的政治，便不知深浅地提问：“前年批判刘少奇的卖国主义，说他是阶级异己份子，可现今你们的政策路线不就是曾批判过的吗？”老师只有报以苦笑。我们现代文学系的课本76年时通通是鲁迅和毛泽东的文章，小说只有《艳阳天》和《金光大道》。77年开始可以读到巴金的作品。电影看的是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朝鲜的革命主旋律，11月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就看《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那时候最时髦的段子是“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77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我突然从校广播中听见了莫扎特的音乐，我警觉地意识到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一个了不起的信号。在此之前，中国大地上西方腐朽的靡靡之音得到了彻底的清除和批判。不久后我又观看了重新解禁了的歌剧片《红湖赤卫队》，当时“红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一下子就成为我的最爱。80年代初，有中国朋友看了法国电影《老枪》后与我聊天，才得知当时流行一介特有的名词叫“内参电影”，只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幸一睹，老百姓是无缘享受的。与如今中国大地上劈天盖地的好莱坞大片，天壤之别。以致于我今天看到来英国留学的中国青年人，与西方青年一道津津乐道谈论西方的流行电影、歌星时，感觉恍如隔世。
76年时我们也去看过足球、乒乓球比赛，体育场内都悬挂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条幅。那个时代的中国观众堪称是世界上最文质彬彬的，即使足球射进门后也听不到一声的欢呼，自始至终全场观众都是静悄悄地端坐着，场内广播也不断地提醒大家：“禁止大声喧哗。”那时读中文报纸可比现在容易，报刊上的词汇有限都是些政治谩骂，不是大揭大批就是打倒，还要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一下子就看完了一张。现在街上的报摊书报、杂志目不暇接，我那文革时代学的“帝国主义走狗、无产阶级先锋队”等术语，如今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天我想告诉中国人“我家后面有一个花园。”但我出口的是文革词汇，说成“我有一片自留地。”中国朋友个个笑得前仰后栽的。故用我的文革汉语水准来读这些新时代的刊物，我已很难读懂了，好多改革开放后的新名词都不认识，也才感受到中文如此美不胜收。还记得76年岁末时，我读过《大众电影》上刘晓庆的一文，题为：《我是电影战线上的一名新兵》。前年我又拜读到她的新文，题为：《我是中国的亿万富姐》。
70、80年代时，来中国的西方人临行前的准备是颇费功夫的，从食品、服装到洗发水、药品等日用品都得自己背到中国来。那时中国城镇的商店门外到处都是龙蛇阵，什么大葱队、白菜队、排骨队、豆腐队......。购买食品、日用品得凭名目繁多的票证，市民手中都攥着一堆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手表票、鞋票等等。我的同屋一天下午买回来一双绿色的“解放胶鞋”，实际上这双鞋她穿着小一号，但当时商店里大一号的鞋都卖光了，“卖光了”是那个年代中国商店里售货员的口头语。于是我的同屋便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双“小鞋”，因为时值月底她手中的鞋票次日即过期作废。文革后听到过一则关于票证的黑色幽默，当年林彪倒台后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一位农村公社书记，在揭批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道：“他林彪反党集团想逃跑，革命群众是不会让阶级敌人轻易得逞的。我们只要扣发这一伙人的副食证、粮票，看他们还怎么吃饭，这帮坏蛋们不久就会饿死了。”
我们学校里一位法国朋友，在街头的那间“工农兵副食店”，排在面包队里40分钟后好不容易快挨到他了。这时听到前面一位老妇询问售货员：“同志，这面包新鲜吗？”售货小姐不高兴了，大声回敬道：“您这是什么话呀？当然新鲜了，昨天才做的。”法国人闻后吓得撒腿逃窜。怎么可能隔夜的面包今天居然还敢卖。由于那个时代面包是奢侈品，我们留学生就自己动手土法炮制，用大学食堂里的馒头切成片，自制了铁丝架全当烤面包机，将馒头片架在煤气炉上烘烤成“吐司Toast”，再用中国人夹煤饼的铁夹子翻面，没有黄油、果酱，就抹上芝麻酱。最具创意的要算是喝咖啡，有同学从欧洲探亲带回来稀罕的咖啡，我们用中国瓷茶壶泡上，冲咖啡时没有过滤纸，那时候中国的卫生纸十分粗糙，我们就在茶杯上铺上一张卫生纸来过滤咖啡渣滓。
直到80年代后期大城市里的涉外宾馆、友谊商店都不允许中国人入内。大概是85年时，一位美国人携其华人太太进北京饭店，该太太被门卫挡在门外，因为她是华裔长着副中国人脸。美国先生气愤地一通抗议，在世界各地皆没遭遇过不让华人入内的歧视。他的吵闹声惊动了饭店高层，这才被破例让进门。过了两天这位太太去友谊商店，门卫照样一见中国脸就二话不说地拦下来。那位太太诧异地问：“昨天我与先生一同来过，没问题。为何今天就不行了呢？”门卫答：“昨天你是陪老外来的，今天你一人过来就不能放你进去。中国人就是不让进。”
如今一些中国朋友与我聊起往昔来，对以往毛泽东时代充满了怀念。认为过去虽然大家都穷，但那个时代官员生活简朴、廉洁奉公，而且社会治安好，无下海、下岗，也没有现今一切向钱看的商品经济大潮的人欲横流，以前人与人之间充满助人为乐的友爱。但我希望中国人不应好了伤疤忘了疼，过去的那个政治炼狱时代，人民所遭受的身心迫害，我是亲历过的。比如76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们被通知参加紧急政治批斗会。一位政治上积极靠拢组织的女同学正在申请入党，为了表示自己对党组织的忠诚，她将致海外亲人的信奉上党的书记过目。信上的一句话立刻被政治觉悟、革命警惕性都极高的领导识破。女同学在规劝家人返乡报国时说了这样的一句话：“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于是她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批判她将光荣、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别有用心地诬蔑为“狗窝”。这太反动透顶了，是典型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位可怜的女生为此被批斗了无数次，每天写悔过书。80年代末，一位当年从不搭理我的女同学来到我下榻的宾馆探望。提起往昔来，她回忆说，当年她姐姐在一间大百货商场里任职，其职责是着便装每天从早到晚在商场里巡逻。专门监视是否有中国人与外宾交谈，若发现敌情，姐姐会当即凑上前去记下谈话内容，然后一五一十地向保卫部门汇报。由于这位同学知晓与外国人交谈的严重后果，故当年的她对外国同学便极其地回避。
中国人对政治迫害的恐惧回忆，就连到了80年代后期仍心有余悸。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黯然下台时，一位英国人的哥哥是撒切尔夫人的经济顾问。中国朋友得知后十分同情地问他：“你哥哥这下该大祸临头了吧，他一定会被抓去蹲监狱吧？”最近这些年中国人的政治恐惧明显地消失了，再没听说过这样的政治笑话了。而西方二十年前也曾对中国充满了恐惧。1980年，一位爱尔兰人从美国纽约直飞北京。登机前地勤职员查票时发现此君居然持的是单程票，于是惊恐地问他：“你持单程票去中国，那可是个共产主义国家，日后你可怎么从铁幕里逃出来呀？”待这位仁兄踏进中国民航的头等舱后才发现整个机舱只有他这一名乘客。空姐过来询问他想喝什么酒，他表示要白葡萄酒( White Wine)，空姐听成了白酒，于是转身回来递给他一大缸中国烈酒。殷勤的空姐就这么照顾了他一路的白酒，当该先生抵达北京时仍就酣然梦乡中。
前不久我与自己当年的汉语老师及我教过的学生，三代汉语系师生聚会。我的老师曾于48年-51年在北大做研究生，当年他是北京唯一的外国留学生。我76年抵达北京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位英国留学生。而我的学生前年去北京人民大学留学时，北京已每年都有上百名英国留学生。我们三代留华学生拿手唱的中国歌曲，也反映了各自不同的时代风貌。我的老师唱的是40年代末解放区的歌剧《王贵与李香香》；我唱的是文革时期红遍大江南北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而我的学生唱的则是港台流行曲《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自1976年起至今，我每年都回中国看看我的第二故乡，亲眼见识了中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一步步的历程和了不起的成就。亲历了我们这些汉语专业毕业生，从被西方百姓认为荒废大学时光去啃那个“没用、已经被淘汰了的古董”。到如今西方人听说你会讲汉语时，就立即翘起大拇指赞叹：“会中国话，你真聪明。”。从英国曾只有四、五间大学有汉语课，而学生只有小猫三、五只，到现在不但英国各大学普遍开设了汉语课，还有场场爆满的夜校课，甚至连一些中学里汉语也成为必修课。有次我在英国度假胜地黑池遇见一位13岁女孩，她听说我会汉语，当即用她在学校里学来的汉语歌曲兴奋地唱给我听：“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地快、跑地快......。”
我只过人的生活(埃瑞克 挪威）
在中国留学的外国人，几乎都与中国大学生结为一帮一的互助组，你教我汉语一小时，我帮你纠正英语一小时。在中国留学的老外圈子里的“官方语言”，是一套自己独特的洋汉语。比如，老外汉语里把互相学习的伙伴称其为我的“互相”。留学生间的对话常常是中英合璧，比如“How's it going?”"Oh, it's just‘tai mafan!’"(“你今天怎样？我今天太麻烦了。”)或"You're really‘shuaidai le!’"“你真是帅呆了。”留学生与中国“互相”物物交换的同时，西方人也抱怨与“互相”大学生聊天没劲。比如我每次与我的“互相”互相完后，都会跑出校外与我的那帮布衣哥们、姐们扎堆解解闷，与陋巷里的摊贩、个体画家、餐厅服务员、出租车司机什么的侃大山，那才叫过瘾。这些普通草民都是实实在在地生活着。你有机会与他们掏心窝里的话，与他们唠家常，倾诉过日子的甜酸苦辣，一起笑、一起骂、一起哭，有滋有味。而中国的大学生们常常太一本正经，个个都踌躇满志，期盼成为干番大事的成功者，都觉得自己是介人物。对于我们西方青年来说，如今对这种人生观早已失去了兴趣，我们更在意“平凡着、生活着。”
在中国大学生眼中我是典型的胸无大志者，不想挣大钱、不想出巨著、不想干什么大事业、甚至也不想读高学位。我最在意每天是否过得快活有趣，没想过设计自己的“锦绣前程”。因人生观、价值观、生活观的差异，使我们留学生往往没情绪与中国大学生聊那些如何功成名就的人生话题，对我们来说特Boring(枯燥)。对比之下，西方青年更热衷去亚洲、非洲、南美等不发达的地区当一名志愿工作者，比如义务医生、教师。有机会帮助所需要的人，这种人生特别带劲和有意义，这才体现自己的价值，充满成就感。
一次有位中国朋友考我。他问：“长江里有几条船？”我茫然起来。朋友笑起来说：“只有两条船，一条为‘名’，一条为‘利’。”中国人对会见权贵能抛头露脸荣耀感的重视，留给我颇深的印象。在电视上看到采访一位华人女士，她说老爸见到克林顿夫妇邀请女儿到白宫参加国庆午宴的请柬时，爸爸激动得老泪纵横。当然去白宫做客的确是难得的机会，不过与“人民公仆”同进一次午餐，怎至于激动得落泪，西方人多会以平常心对待。这也令我产生了另一个感叹，不管是大陆、港台的官员、名人，他们出街时个个派头十足前呼后拥，要不就墨镜遮面。而欧美的大人物则非常注重平民化，欧洲老百姓常会在街头碰见王室成员随意逛街、购物。如戴安娜王妃生前的一个圣诞节前夕，她去拜访为其看病的中医师。戴妃亲自上伦敦哈罗斯百货公司选来礼物，然后肩上扛着这一大箱礼物穿街走巷。医生回忆说，当戴妃汗岑岑地进门后，她掂了掂那箱子觉得满重的。没料到戴妃居然既无保镖也无随从帮忙，一介王妃也不计较在大街上独个扛着箱子是什么样的形象。
读过中国杂志上一则故事，介绍旅美音乐家谭盾，初赴美时曾为生计所迫在纽约的一间银行门外拉琴卖艺，与他做伴的还有一位黑人乐手。十年后的一天，谭盾路过那间银行时瞧见昔日同伴仍在老地方卖艺。黑人问谭盾如今在哪里卖艺，谭盾说在卡内基(纽约著名音乐厅)拉呢。那黑人便打趣道：“在那能挣着钱吗？”谭盾也幽默地回应：“还行。”
这本来是个很有趣的段子，可惜段子随后的说教才煞风景呢，板着面孔告诫读者，谭盾靠自我奋斗在洋人的地界上功成名就，而那黑人因庸庸碌碌十年落得终日在街头卖艺。这种评论令我觉得好笑，且过于“中国特色”。在西方，街头艺术是当地的一道亮丽风景，街头艺术家同样是艺术家，不论你在街头表演还是在音乐厅表演，无贵贱之分，都是受人尊敬的职业艺术家。有些街头乐队水准相当不错并演出了名气，每天他们到固定的广场上班演奏时，会有乐迷拥在周围，并风风光光地出售自己乐队的CD。一些成功的街头乐手、画家的收入，与一介办公室职员的薪水相若，其中有些街头艺术家就靠着在街头、集市上为行人提供娱乐置了房产。我有位朋友原在大乐团拉小提琴，可他嫌不自由，便放弃了整天着礼服在音乐厅表演的职位，宁愿下到酒吧、及街头狂欢节上去表演，他认为这种与观众近距离的交流，更令他放松惬意。周围亲友也理解他的个人志趣，无人认为他胸无大志，不思进取。
成功不应只是狭隘的成名成家。而鄙视平凡的普罗大众是低俗的心态。
来中国前，我原以为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劳动人民的地位至高无上。中国也有一句古语“360行，行行出状元。”可是亲临中国后我很意外和震惊，中国人对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清洁工等，十分不尊重甚至鄙视这些“底层”劳动阶级。中国人以职业、职位、收入、官阶等，来品评一个人的高低贵贱比西方社会过分多了。在西欧，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但人人平等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一介大学教授，他的朋友圈子里会有国会议员、知识分子，也会有普通产业工人甚至司机、花匠。而一个女博士她的丈夫可能是一位技术工人，对于这样的婚姻无人认为他高攀了，也无人“惋惜”她低就了，这些在西方都是司空见惯了的事。从电视上看到一位中国东北女大学生“下嫁”四川农民的报道，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阶级差别、城乡差别，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社会地位上都相差悬殊。
我刚来香港时，常与大楼的门卫站在门口闲聊，这位看门人会讲普通话，他建议我去唱卡拉OK，这样我的汉语将会突飞猛进。可是一天一位同事劝告我说：“你最好别与看门人聊那么多，我们都只是与他打个招呼就过去了，从不与其聊天。我知道也许在你们欧洲不算什么，但在香港可是不一样。你还是注意一点好。”
一位走街串巷去酒吧、幼儿园、小学校讲故事的说书人，一次晚餐时与一位熟识的中国女士聊天。中国女士好心地替他出谋划策说：“反正你在这里也没正经工作，那不如去中国教英语。还能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和一份稳定的收入。”那说书人很惊讶地认真纠正该女士：“太太，我是自由职业者。我的专业就是走街串巷为老百姓说书。您怎么能说这不是一项正经职业呢？我不去中国，我不愿背井离乡。”那位中国女士餐后言之凿凿地发感慨：“看他一个穷说书的，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朝不保夕。帮他找条出路还不领情。看来我们中国人是好样的，我们来到你们西方，赤手空拳地打拚出自己的一份白领体面职业、中产阶级薪水和小洋楼......”周围西方人个个睁大眼睛瞪着她瞧稀奇。本来西方朋友还挺可怜这位女士的。该女士的丈夫和10岁的女儿都留在中国，她独自漂泊异乡打拚，已四年没见过女儿了。西方人特不能想象夫妻长久分居，家庭不能团聚对他们来说是人生极大的痛苦，因此西方丈夫出差时常会携太太同行。丧失天伦之乐的痛苦，是洋楼、白领、高薪等所不能弥补的人生缺憾。在西方人眼中为出人头地付出如此代价，是否太残酷。人生难道就只有这种浅薄的成功标准吗？难道不愿背井离乡、不向往洋楼、白领阶层，仅满足安贫乐道的淡泊人生就是失败者？为何中国人总势利地以财富、洋楼、学位、白领等物质的东西来论英雄？为何平凡地享受一份粗茶淡饭的宁静日子，就不被认为是好样的？难道中国人不能反思一下自己的人生观是否有问题？是否太过功利主义的庸俗？其实在西方自由职业者非常普遍，有自由歌唱家、自由舞蹈家、自由教师，还有自由护士、自由译者、自由教练等，这些人虽不去写字楼上班，也无稳定的收入，但他们都绝对是专业人士，没人歧视他们“没单位”。(“单位”是中国大陆特有的名词)
奥地利维也纳有间中餐馆老板，托在匈牙利的华人朋友帮忙物色几位匈国侍者，东欧的薪水标准比维也纳低，这样可节省些成本，老板也允诺他付的工资肯定比匈牙利高出许多。华人朋友爽快地表示，西欧的工资比东欧高，匈国人也挺拮据的，这事容易办妥。没料到他问了一些匈国人后都竟然不为所动。这位华人纳闷地对匈国朋友解释：“你平常在维也纳上班，周末就回来匈牙利，个把小时的车程又没多远，而工资可是比在本国高出一、二倍。这么好的机会干吗不干呀？”匈国人答：“我每天下班后都和家人一起吃顿团圆晚餐，我不想走。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郭莹你才提到，中国人不眷念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家园，千方百计地奔往陌生、言语不通的异乡，其中的悲哀老外无法理解。58名中国人蛇闷死多佛的惨剧曝光后，一位靠救济金过活的英国人，从电视上得知中国非法移民都付出了一万至两万英镑的“运输费”后，痛心疾首地跑来对你大喊大叫：“上帝呀，我这辈子还从无缘见识过这么一大笔巨款呢。欠一屁股高利贷债，就为了挤上肮脏危险的“死亡货柜”，背井离乡来英国的中餐馆出卖苦力？中国人真是不可思议，疯了、疯了，彻底疯了。”西方城市里的中国城确成为当地的观光景点，也为外国人提供了物美价廉的美味中餐。但另一面，中餐馆员工常每天劳作12、13个小时，有的中餐外卖店因违规超时营业，多次被当地政府警告，因此中餐馆被社会学家斥责为“血汗餐馆”。而中餐馆门外泊着的豪华房车，西方人驻足艳羡之余，大家明白这都是点滴血汗换来的。
香港一间机构打算请一位英国大学者来港工作，该学究目前隐居法国乡间当农夫种葡萄卖。港方开出高薪聘他出山，遭其婉拒后，港方随即将薪水提高一个档次，又再次被回绝。此公每拒绝一次后，港方就将俸禄再升一个高度，经两个回合的拉据，最后蹿升到200万港币的年薪。但那位英国学者就是舍不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田园生活。他经营葡萄园虽只能过极简朴的生活，若想上馆子、买衣服都得周密筹划，不能随便乱花一个铜板。这情景使港人转不过弯来，既然此兄生活上如此捉襟见肘，那为何面对百万合同，居然不受诱惑仍蛰居农舍。英国隐士的回答是：“我不感兴趣挣大钱。”对此，华人朋友怔住后替其惋惜：“哪怕去挣一年的钱也就成百万富翁了。”此公对中国人动辄以金钱为诱饵的态度甚反感。一位香港武侠畅销书作家寄来张空白支票与他，望这位汉学大师将自己的著作译成英文，允诺空白支票就是请大师随意开天价。英国学者当即恼怒地将支票撕烂，斥责这是对其学术的侮辱及对其人格的贬低。
一、二百年前，欧洲有一首民谣：“我们背井离乡，为的是那小小的财富。”当今新世纪西方流行的观念是“过普通人的生活”。享受老百姓柴米油盐淡而淳的日子，这是难得的舒心快活。现在许多西方人都认识到，拚命工作挣钱是多么地亏待自己及家人，于是一些人开始辞掉大城市的工作搬到中小城镇，找份薪水不高但更轻松的工作，这样不但使得自己有空余拓展业余爱好，也加深了与家人的感情联络并能回归大自然。而在大城市里每天披星戴月地劳作，无暇娱乐，这种工作机器的岁月不是“人的生活”。西欧、美国都有过民意调查，面对一份高工资高节奏的工作，和一份低工资低压力的工作之间，你如何选择？绝大多数被访者都表态说工资低些没所谓，更看重多些业余生活。
一位在纽约华尔街附近一间餐馆打工的中国MBA留学生，一晚对着餐馆大厨再次老生常谈地发誓说：“看着吧，总有一朝我会打入华尔街去。”大厨侧过脸来好奇地询问他：“你毕业后有什么设想？”中国MBA利落地应声道：“当然最好是马上进跨国大公司，前途和钱途就都有保障了。”大厨又说：“我没问你的前途和钱途，我问的是你将来的工作志趣和人生志趣。”MBA一时语塞起来。大厨叹口气嘟囔道：“要是经济继续低迷餐馆歇业，我就只好去当银行家了。”中国MBA差点惊了个跟头，他觉得不是大厨精神失常，就是自己的耳朵幻听，眼前这位自己一向视为低一头的大老粗，跟银行家岂能扯得上。大厨盯着惊呆了的MBA解释说：“我以前就在华尔街的银行里上班，日出而做，日落却无法息，每天都午夜后才回家门，我终于厌烦了这种劳苦生涯。我年青的时候就喜爱烹饪，看着亲友们津津有味地赞叹我的厨艺，我便乐得心花怒放。一次午夜二点多钟，我结束了一天的例行公务后，在办公室里嚼着令人厌恶的汉堡包时，我开始下决心辞职去当一名专业美食家，这样不仅可以满足自己挑剔的肠胃还有机会为众人献艺。”这样的事例可能出乎中国人的意料之外，因为中国人对成功、失败、快乐、悲哀有比较概念化的一统模式。说得言重一些，就是活着挣口气，是为了一种体面和在别人面前可以显耀的面子。对西方人来说，则更看中体现个人特性和自我价值的平和人生。我有位女友干了两年律师后突然决定放弃如日中天的事业，重新回学校去学习瑞典按摩术，日后更成为一名职业按摩女郎。在西方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无高低贵贱之分，强调的是干事业的兴趣和自在愉快。而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其成功与否，并不是靠与别人比较来证实，更不需要通过其他人的肯定来获得满足和回报。淡泊的人生是一种享受，守住一份简朴不愿显山露水，越来越被西方人认为是一种难得的人生境界。
对于中国人贬低生命的价值观，我也有不同的看法。在中国媒体上曾读到东北一间银行职员，面对蒙面劫匪智斗的故事。她谎称傍晚银行近关门时间，故柜台里只剩下两万元现金。最后她成功地用两万元骗走了劫匪，保住的大家的安危及银行。据说女职员却因未与歹徒英勇搏斗而被解职。我真是看傻了。在西方，银行也是劫匪青睐之地，但银行职员都被训导过，发生任何意外都不要试图逞英雄。记住，你的性命是第一重要宝贵的。至于与罪犯搏斗及谈判，那是警察和政府的职责。另在媒体看到中国在科威特油田工作的工人，为扑灭油井大火牺牲的故事。这令一旁的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工作人员很不理解，中国人为何奋不顾身地去送死，简直如同中世纪的宗教狂殉难一般，即使是10口油井喷火报废，也抵不上一条生命的价值呀。中国人则赞扬烈士为了保护国家财产而壮烈牺牲，是“死得其所”。据说家属因亲人为国捐躯，感到无尚光荣、骄傲，甚至“高兴还来不及呢。”
逼子成龙是犯罪(伊迪 英国)
访问中国的外宾常会被领到幼儿园、小学校去参观，令外国人惊奇的是，中国孩子缺乏天真、童稚活泼的孩子气，表现出来的军人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让自由散漫惯了的老外们印象深刻。首先一踏进鸦雀无声的教室，孩子们即刻训练有素地齐声高喊：“客人好！”明显是下了大功夫排练出来的。这情景与西方学校走廊里能闻见教室热烈的讨论声大为迥异。再看老师授课时，可怜的孩子们背挺得笔直端坐着，待老师提问时教室里安静得出奇，举手回答者如背诵圣经般地将唯一的标准答案流利道出。许多老外诧异之外，私下里气愤地指责中国教师对孩子太残酷。显然除了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中国教育体制的独特性外，西方人想象不出，这些孩子的父辈在其幼年、青年时代，曾经历过怎样的饥荒及刻骨铭心的文革痛苦。因此西方人也自然无法理解，这一代家长们是怎样地将自己那代人无法实现的愿望，全部倾注于下一代的身上，甚至将后半生的目标全部投入望子成龙的努力中，拔苗助长的结果常常是令孩子做不了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