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孩子实在太辛苦了，一个典型10岁孩子的一天日程表是这样的，清晨5点半爬起来匆匆赶往学校上早自习，下午5点放学后再跑到钢琴、小提琴或绘画、英语补习班去进修，晚上要一直忙到午夜睡觉前一刻，才精疲力尽地做完老师及家长布置的双重作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些所谓的素质教育，目标是为了长大了争当“哈佛女孩”、“牛津男孩”，出人头地。在英国华人孩子也是出名的不易一族，有华裔学生向英国教师诉苦说，自己很向往在音乐方面发展，但其家长却斥责为“玩物丧志”。玩音乐岂能填饱肚子，好好读书将来当医生、律师、会计师才能挣大钱，才能不辜负父辈的期望。与海外华裔家长督促子女一心成为专业白领心态不同的是，眼下中国大陆家长在培养孩子多才多艺方面又过分地热衷。一个20岁的中国青年，如今一瞧见钢琴就厌恶。他曾向我诉说其童年是多么地不快乐。他妈妈从不让他看中国电影，说是浪费时间，相反总逼着他观赏译制的外国片，目的是多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一心要将儿子培养成为“西方绅士”。每天他有做不完的家庭作业，还得学弹钢琴、绘画和补习英语，尽管他根本无音乐天赋，每天在妈妈的眼皮底下按那些枯燥的琴键如同受刑。妈妈将所有家务都承包下来，从不让他动手。动不动就念叨：“你只要抓紧时间学习，妈妈就高兴。”这简直是在折磨孩子的童年，而光会整天啃书本的书呆子，在西方是没人搭理的，在西方人眼里书呆子与傻瓜没什么两样。
在中国刻板的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即便是大学生同样令西方人看来仍就相当稚童化。比如在香港校园里每天可以见识到一些大学生操练拉拉队舞蹈，这种蹦蹦跳跳的团体操在西方是初中、高中生热衷的，进了大学还玩这些孩子的游戏，令外人感觉华人大学生太小儿科。华人家长尤其对自己的宝贝女儿看管得极严，生怕出轨。华裔女孩18、19甚至20岁了，家长也不允许她结交男友，尤其严厉禁止自己的女儿与“鬼佬”来往，以免“学坏”和“上当受骗”。华人女孩“守身如玉”是出了名的，由于异性交友方面起步比西方女孩晚许多，一些成人华裔女士谈起当年16岁时的高中时代舞会上无人问津的尴尬，个个都记忆犹新。在欧美高中每学年末，各个中学一年中最隆重的典礼就是年终舞会，男孩子要着燕尾服，女孩子准备了多时的晚礼服就盼望在此刻露脸，一旦在舞会上遭遇女孩子没男孩请，或男孩子请不到女孩，则会是终身感觉没面子的憾事。中国孩子在其身心成长过程中受到太多过分、不近情理的专制，都令西方人议论中国家长体制过于严酷。
让西方人感觉新鲜的是，一个7、8岁的华人小姑娘见到一屋子父亲的朋友、同事时，会被父母扯着胳膊提醒她：“还不快叫阿姨、叔叔。”于是可怜的小姑娘无奈地、蚊子般嗡嗡地挤出来“叔叔、阿姨好！”然后她就被勒令到一旁自己乖乖地玩去。西方没有让孩子称外人叔叔、阿姨的习俗，孩子会被允许与大人一起聊天讨论，西方孩子小小年纪就能如小大人般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是时常被鼓励的。记得一位中国女士询问一位美国9岁女孩在学校里最要好的同学是谁时，那女孩掏出自己与一男孩的合影说，这是她最亲密的男朋友。惊得中国女士张口结舌，侧眼观察一旁的美国妈妈仍然一脸坦然地微笑着。小姑娘还上赶着夸赞其男友“Handsome(英俊)”。中国女士兴趣盎然地与小姑娘讨论起什么样的男人称得上英俊，小姑娘居然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见解，并时不时地对中国女士的论点大声回敬：“NO!”。临别时小姑娘不忘提醒中国女士：“你穿的裙子已是去年过时的款式了。”
中国教育理念与西方教育理念的差异在于，西方学校不会让孩子去苦背标准答案，更注重人性化、社会实践的教育方式，上课时大家围坐在一起畅所欲言讨论答案。西方孩子的创造力、表达力和独立的思维永远是被鼓励的，而一个孩子是否出色，重在其个性鲜明和锋芒毕露的智慧表现上。无论孩子对一个问题的回答多么离奇古怪，都会得到一句“Good Try(尝试得好)”的赞许。一位华人女大学生，感叹其以往的“乖”孩子成长经历，结果使她与同班的美国同学在表达力、思维力方面，都存在着相当的差距。比如教师布置课下读参考书然后进行课堂讨论，美国同学个个自信、口若悬河地道出独到、有见地的评论，而她对于谈一谈自己的思想、见解却总为难地说不出多少东西来，明显弱于那些刚会走路就与大人说话没上没下惯了的西方青年。由于中西方礼仪习俗的差异，具体到对待小辈人的态度上亦各具特色。比如西方家庭里的习惯是，即使五岁的小孙子递过来一杯茶，白发老爷爷也会躬身道声：“谢谢”，并不感觉失却了长辈的尊严。曾见一位太太接过其3岁女儿送上的一块巧克力糖后，连声道谢。一位串门来的华人朋友见此情景冲口而出嘲笑说：“你真神经，她那么个小不点懂得什么谢不谢的，自家人还谢来谢去的如此见外。”
中国家长把孩子当成另类，西方人无论如何猜不透中国孩子的开裆裤为何物，不理解为何给孩子穿“破了的裤子。”西方人认为裤裆敞开着令孩子蒙羞，孩童也应该被尊重。有个中国男孩穿着开裆裤在院子里与一位7岁的英国女孩玩耍，英国小姑娘突然失声惊叫到：“看呀，你的裤裆破了个洞，不礼貌。”那阵势就如同年轻姑娘遇到了性骚扰一般恐慌。开裆裤的一个便利，就是中国孩子被纵容在大街上随地方便。我曾好多次见识过闹市街头，小孩子旁若无人地小便，其家长在一旁殷勤地伺候着。中国人的观念里，孩子这么小，在大街上方便一下是说得过去的，谁会与孩子计较呢。我的观念则是，应自小培养孩子文明礼貌和爱护公共环境的意识。当然在西方，几乎每个孩子在其孩提时代都有过尿裤裆的经历，因此他们得从教训里逐渐学会如何控制自我。
在中国还有大人话题与孩子话题之分，一位美国人与一个中国14岁男孩聊天。男孩感兴趣地询问：“像我这么大的美国男孩在想什么？”老美将到了嘴边上的：“朝思暮想着性呗。”急忙硬吞了回去。他想起朋友们的叮嘱，中国人回避在孩子面前提到性，性是绝不可以与孩子讨论的，性是件不光彩、令人难堪的暗地里的行为。与之不同的是，西方学校和家长则主张“顺应身体发育”，这是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观念。弗氏认为，如果一个人在孩提时受到性压抑，其终生都可能有心理障碍。所以西方家长对子女小小年纪就结交异性朋友非但不能阻止还得提供便利条件，比如14、15岁的少男、少女要外出与其异性朋友约会，年纪太小没到驾驶年龄，家长往往会开车送孩子前去赴约，孩子约会期间家长得在酒吧、咖啡厅恭候着，待孩子完事后再载其回家。这种西方家长对子女的“性放纵”令中国人看不惯。几位中国朋友到英国人家做客，闲聊中谈及中西在性感美上的审美差异，主人那16岁的少年插进话来侃侃而谈他所欣赏的性感女郎，接着兴致勃勃地将客人领到其卧室里，观赏四周墙壁上的7、8幅性感美女像。在场的西方客人顺口夸赞该公子对女人的品味了得，女主人闻后喜滋滋的。出门后中国人开始了交头接耳，一致批评西方人不懂得管教孩子，这么小小年纪就伴着裸女睡觉，家长如此放纵孩子怎么得了。
中国家长在培养子女成材方面，尤其显现出肤浅及迫不及待的功利主义心态。有一位华裔男孩毕业于免费公立中学后考上了牛津大学法学院，为此其家长甚有面子，周围华人也啧啧地赞叹做父母的总算心血没白费，将来儿子成为开业律师年薪15万英镑，父母多享福。并以此做为督促自己及子女发奋的活样板。周围洋邻居有一个同龄的男孩，自小学至高中皆每年花费数万英镑接受昂贵的私立教育。高中毕业后小伙子居然决定不去上大学，头半年先是到西亚、东亚和喜马拉雅山旅行，爬雪山过草地吃了不少苦，总算捡了条性命回来已是万幸。接着小伙子又通知父母暂不回家了，他又奔去了非洲，留在乌干达当了义务乡村教师。其家信常常是他如何克服种种艰难与当地土著沟通，及如何与艰苦的物质条件搏斗的生存日记。洋青年父母每每总欣喜地举着儿子来信向外人展示，他们认为孩子喜欢自己所从事的事情，成为一个快乐的人，这一点是金不换的。而华裔家长私下里评论说真搞不懂这些洋人，明摆着太亏了嘛，这些年投资了大把银两将孩子送进私立学校，到头来这小子一点不成气候，满世界瞎溜哒哪里苦偏往哪里蹿，不想想自己的前程也不惦记着赶快工作挣钱孝敬父母，多不懂事。
我还想提醒旅居海外的华人应多关注西方特色的儿童保护法。有一则悲惨的实例，旅美华人曹先生8岁的继女患上尿道炎，因太太担负着全家人的生计整天忙得昏天黑地，于是家庭全职丈夫曹先生便担负起按时为继女患处涂药膏的责任。一天小女儿课上的美国教师手举着玩具熊示范着询问小孩子：“有过何人触摸过你的私处吗？”曹女便向教师汇报了继父的举止。于是警觉的校方当即通知了社会福利署和警察。当天下午，一行官方人员赶到曹家，以严重侵犯行为要立即带走曹的四名儿女。不了解美国儿童法及西方文化家庭习俗的曹先生，情绪激动地坚拒拆散其亲骨肉的不合伦理之举。对于情绪亢奋、大喊大叫的曹先生，如临大敌的美国警方慌忙调来六辆警车包围了曹家，强行砸碎玻璃窗攻入后，曹先生因顽抗拒捕而被当场击毙。四名子女遂被送到寄养人家庭。此悲剧引起华洋人士同声唏嘘。
西方法律于性骚扰尺度的把握有时令华人不知所措。英伦一间外卖店的老板张先生万万没料到，他会因查看六岁小侄女是否尿床而惹下这么大的灾祸，张先生被以非礼女童罪遭到英国法庭的起诉。这一因中英文化差异而难于解释清楚的麻烦，致使他蒙受不白之冤达半年之久。似乎英国人无论如何不相信张先生道德上的清白无辜，总脱不开性骚扰的疑团。
在西方，许多华人家长因按东方人“恨子不成才”的观念严格管教子女，常会在“我关起门来管教自家孩子，犯了哪家王法？”的情形下，被西方法庭裁定犯有虐儿罪，从而痛失子女的抚养权，甚至为此吃上官司。因为在西方，孩子是独立的个体，其身体神圣不可侵犯。加拿大华人聚居较多的British Columbia省，已有60多名华裔孩子被儿童保护机构从其父母身旁强行带走实行监管。华裔家长果真如此严重地虐待自己的亲生骨肉？还是加拿大政府矫枉过正？众说纷纭。据家庭工作调查人员透露，确实一些儿童因家长管教不当在家中遭受责打，存在着不同程度身心遭受虐待的状况。被体罚的孩子留下伤痕，如被孩子的老师发现，依照西方学校的处理程序会立即通报儿童权益保护组织，相关人员家访时，若儿童及父母稍有回答不妥，政府就会果断作出保护儿童优先的决定，带走孩子安置到保护人家庭里去。于是华人就可能因一时管教失误，遭受亲骨肉被拆散的惨重代价。另外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事实，即有些新来的移民小孩，为了在陌生的学校里招惹其他人的注意和重视，便将父母打手心和打屁股的行为夸大其词，致使学校和儿童保护组织产生孩子被虐待的结论。
事实上，在西方除了华人望子成龙声名远扬外，犹太家庭对子女的期望值过高同样遭西方人议论。美国科罗拉多州一位犹太母亲逼子成龙被判处虐儿罪，其8岁的“神童”儿子被送往寄养家庭，不准其母再接近他。这位母亲为了将儿子炮制成神童不惜采取欺诈手段，伪造大学升学数学考试800百满分的成绩单，就此为儿子注册就读罗切斯特大学，成为美国“前所未有的伟大神童”。西方社会中的犹太社区、印度社区，华人社区，邻里亲友、同事间就富裕、职业、学位及孩子的成就等互相攀比是出了名的，我家儿子是律师、她家女儿当了牙医等等暗暗地较着劲。纽约一间收费昂贵的私立幼儿音乐学校，被父母托着手去上课的孩子，其中40%来自华人家庭，另40%来自犹太人家庭，剩下的20%才由其他族裔平分秋色。与之对比的是，西方人社群巴望孩子将来成名成家的观念相对较淡漠，也不太热衷煞费苦心地设计孩子的未来，比较注重孩子的自由发展。这可能与西方人不将子女看成父母的“私有财富”，要求子女高中毕业后离家开始其独立的人生，这种强调个体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因此西方父母就不会干涉孩子上大学读什么专业，或上不上大学的问题上违背孩子的意愿。在西方所谓虐待子女罪不仅是指身体上的虐待，还泛指一切有碍儿童身心正常成长的行为，逼孩子读书太狠、违背孩子的意愿等，都犯了伤害幼童精神健康罪。
再来看看英国人对孩子是怎样期望的。英国政府曾给幼儿园儿童制定了一份学习目标，希望5岁的幼儿能学会数十位数字，以及会书写自己的姓名和拼写简单的单词。待他们长到6岁时，教育部将会检查这一年龄段的孩子取得了哪些进步，都掌握了多少知识。这一学前教育大纲一问世，即遭到学前教育联盟的恶评。并警告说，政府计划促进幼儿的早期教育，可能逼使教师和家长在这种“争上进”的压力下，逼迫儿童超前发展，其后果将会给儿童带来诸如做恶梦、尿床等由于压力引起的后遗症。对学龄前的孩子们来说，玩是他们最基本的活动，孩子有当小孩的权力，他们可以从玩耍过程中学会与其他人交往之道，体验成人世界及认识周围事物，同时开发孩子的智力，发展其想象力、思维力和创造力。总之令孩子娱乐放松的游戏，是儿童时代最要紧的首要之事。如今政府为幼儿规定学习目标强迫灌输“学问”，使得孩子的游戏活动退居次要位置，这将不利于小孩的智力甚至身心的成长。
白皮肤的中国员工(伊夫 法国)
我来宁波前已在巴黎学过一年汉语，我一直盼望着有机会去中国实践一下，恰好我的专业是船运技术，去年我幸运地联系到宁波的一间中国公司里任职。我与其他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同的特点在于，我不是在外企或中外合资公司供职，而是在地道的中国内地公司里打工，全公司只有我这一个老外，我所在的中国单位发给我每月二千元人民币的工资，并分给我一间与另一位中国同事合住的宿舍。我是那么兴奋，将成为一介白皮肤的中国员工，将每天与中国人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踏上中国的第一个印象是，中国人对一介洋面孔能开口讲中国话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宽容。每回我刚一吐出：“你好！谢谢！”这么两个词，中国人就会立即惊喜地夸赞道：“这老外中国话讲得这么流利。”到了宁波后，我对当地人讲普通话，对方居然听懂了，这令我十分欢喜，可悲的是每当人家回答我时，我就一筹莫展了。我恳请他们对我讲普通话，但每每人家都说：“我们就是在对你讲普通话呀。”看来当务之急我得尽快掌握“宁波普通话”。我这个白皮肤的中国员工在公司内是惹眼人物，若我早晨晚到一会儿或请假没来上班，人人都会发现老外缺席了。待每次我失踪后再度露面时，每一位同事遇见我时打招呼的客套话是：“你昨天没来，是不是不舒服？”或者“你今早怎么来晚了。”若哪位中国同事不见了，就不会这般引人注目。
中国公司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与西方确有着很大差异。比如，我们公司接了为德国造远洋货轮的订单，一两个月后德方开始来电话、传真咨询工程进展情况。中国人显然不适应这种不信任地追问，有中国同事对我抱怨说：“不是已签了合同吗？干吗还要盯着打听。这就如同你在裁缝店定做裤子，到了交货日期，你来取便是。交货期前一天你都不必操心，我们准时交货不就行了。”但欧洲人对于合作的态度是，供需双方应不断保持沟通联络，随时交换进展状况及商讨技术情报，这是件十分必要的工作程序。中方对于欧洲发过来刺探“军情”的传真，显然颇不知所措。这份海外来函的另一个麻烦是，通篇是英文甚至德文，我们公司得先花钱雇翻译译成中文，这对于公司是一笔额外的开销，当初没有此项翻译预算嘛。于是最常发生的情况是，欧洲的传真发过来后由于不知所云，便不知如何回复，即使已翻译成中文了，那也需等几个部门开会讨论磋商，还要请示领导批复。故传真就这么搁置在一旁不久便失踪了，回复的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那厢欧洲方面望眼欲穿未见到中方的只字片语，不善罢甘休地又追过来第二封“鸡毛信”。这下公司领导开始意识到事态严重，知道必须得礼尚往来了。于是公司拟了份非常中国特色的回函：“贵方的船正在顺利地施工之中，一切良好，请放心，我们会如期交货。”欧洲方面看了此回复越发地忐忑不安，他们希望了解远洋货轮每一部分的工程进展情况报告。鉴于始终得不到中方的详细讯息，于是特派一位德国工程师前来中国造船厂打探虚实。这引起中国同事很是不以为然。他们发牢骚说：“这就好像你在餐馆定了菜，厨师躲在后面做，你只需耐心恭候侍者为你端上来就是了。怎么你这个客人还想闯进厨房里指手划脚，监督炒菜过程，这算什么事。再说厨师的手艺也不能在客人面前暴露呀。”显然欧洲人很是担心中方的“菜”是否过于太酸太甜不合口味，急于在未上桌之前探个究竟，以便心中有数。
德国工程师亲临现场督阵后，马上看出了不满，他要求中方立即改造船上的一条管道，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首先那些干活的工人兄弟造反了，说我们从来没这么造过船，多少代老师傅代代相传的传统造船手艺，就这么一下子被全盘否定？再说刚造好的工程全部报废，这不是败家子吗？洋人放个屁都言听计从，我们还有没有中国人的尊严。中国工人的“无理取闹”惹恼了欧洲人，他们下了最后通谍，中方必须按其要求施工。中西双方为此沟通了数天，领导、工程师亲自给工人做思想工作，又加派技术人员监督质量，一条管道的麻烦真是大了去了。职工问我：“为何我们造的好好的，非要返工。你帮忙过去跟那老外说说通融一下，看能不能不返工，重新做太麻烦了。”以前曾听到过一些西方人抱怨，中国人不尊重他们最初的回答。特别是遇到不同意见时，中方总希望通过反复“做思想工作”，试图劝说外方改变初衷。这令西方人困惑不解，中国人为何要一再地“纠缠不休”，中国人为何不能尊重他们第一次的回答。我虽粗通中国人的思维和国情，但感觉实在无法胜任中国同事交付我这个“二鬼子”的重任。我当然清楚我绝不可能做什么德国工程师的思想工作，我只能去做中国同事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开窍。经过几番棘手的交涉，最后我终于失去耐性地告诉中国人：“若你想让你造的船离开中国，你就得加上这么个他妈的、倒霉的管道。没有为什么。这是国际游戏规则。”
西方有一英文的中文常用词指南，是模仿毛主席红宝书般开本的红色袖珍小册子，名为《管钥匙的人不在》( The Man With The Key is Not Here )。阐述了在中国大陆闻见率最高的一些词汇，如“没有”、“不在”、“不行”、“不太好说”、“不归我管”、“等一下”、“再说、再说”、“没问题”、“没办法”、“没关系”、“好”、“研究、研究”、“马马虎虎”、“没意思”、“有意思”、“不太清楚”、“可以”、“对不起”、“不知道”和“不要客气”、“随便”、“麻烦”、“别介意”、“明天再说”、“马上”，等词汇在中国大陆日常生活及工作中的表面词义，尤其列举了它们内涵着的丰富社会意义。比如“管钥匙的人不在”，那意味着他也许吃饭去了；也许意味着他正在午休；也许意味着他出差在外；也许意味着他休病假在家；也许意味着他开会去了；也许意味着他正在与领导攀谈；也许意味着差一刻五点他赶去幼儿园接儿子去了；也许意味着他就在办公室内但拒绝见你。等等。意喻某一职权人物“不在”，蕴藏着诸多中国特色的可能性。总之一件在西方人看来相当简单的事情，中国人却会大费周章。
眼下就有一则实例。在西方若你订购任何货物，不管是购自国内还是购自从国外，货物通常会由邮局、速递公司等运输部门负责送到你府上。但中国的国情不同，常会有包裹等你亲往邮局或什么办公室取回家来。比如我们公司订购的西方设备每每都停放在上海海关，公司接到取货通知后必须尽快将东西取回来，否则一耽误就会遭到被罚款的命运。去上海领设备，我实践了一趟后才惊叹，这实际上是一项极繁琐的大工程。西方人验货时，通常的做法是按照收据核查所有的集装箱是否都到齐了，若箱子数目无误就万事大吉了。但中国人的程序细则非同小可，首先第一步是将所有的集装箱一一打开，并要将里面的设备零件全部搬出来，然后对照着一叠设备名称明细表逐件核对，不放过每一个细小的零件和备用配件。仅将每一个集装箱搬出来再装回去，就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庞大的工作量和运动量。有时候我们得反反复复这么折腾一百多个集装箱，整整忙乎上一星期。不但如此，去上海出差验收的人员也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有各个部门的技术人员、财务人员、总工程师、厂领导及秘书。各方面代表都到场的原因是，待货物验收完毕后，设备各个部分的资料及零备件将被拆散分离，分别由不同的部门取走保管。如钥匙归保管处，一些随设备附带的修理工具归了工具处，说明书归情报处，如是这般分门别类地分配下去。我真纳闷为何不将一套完整的设备资料集中存放保管呢？因我曾亲历过这种物物分离的弊端和不便，一次我们急需设备的性能说明书，得派专人跑一趟情报室，若想从情报室借出资料来，还得经领导批准签字。然后再如此这番地跑保管处取钥匙。这中间若哪位保管员临时不在，大家就只得干等着，有时也会遭遇资料、钥匙、维修工具找不到或遗失了的窘境。
我曾建议中方，首先实在没必要每一个集装箱都亲自“刨棺”，我们只需核对箱子号码，比如若订购了一百个集装箱的货物，只需点清一百只箱子都到位了就没问题了。或许你们愿意再谨慎一些，那就可以检查集装箱外面贴着的货物清单一览表，这样也能事半功倍地查出是否所有的零件都到齐了。最后我试图劝说公司领导完全可以信赖发货的外国公司。但中方的回答是：“这里是中国，中国的国情与西方不同，我们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方式和程序。所有购进的设备，事无巨细全部要一一过目登记，验过后由经手人签字负责，这才算完成任务。”我又说：“好，你们有自己的国情。可这设备是从西方进口来的，你们总可以相信西方人的商业信誉吧。”最可悲的情况是，有时货物标签上的名称与中方手中资料上的名称有出入，货品上标的是德文、法文名称，这样一来，即使货物标签编号无误，但中国人也绝不敢掉以轻心，于是急忙跑出去找人来译成英文或中文，大家就得无奈地窝工等候。还有个小插曲，一次众人为寻找开设备的钥匙费了大功夫。我告诉中国同事，钥匙一定在说明书盒子的底部，但无人相信。几个人四下里东摸西摸地一番后，我见他们直抓瞎，就走过去再次提醒说：“通常钥匙与说明书放在一起。”众人这才将信将疑，待中国人发现钥匙后诧异道“咦，果真在这里。为何不放在机器上呢？”。真令我啼笑皆非。就这样，我们一军团人破费了可观的差旅费、酒店费，伤筋动骨地苦战一星期甚至十天后，全套取货的戏才终算落幕。
不久在设备安装调试的庆功宴上，中方领导致辞：“在局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公司领导的亲自指挥下......”来厂里技术支援的老外工程师，听着翻译的解说始终耸肩摇头，一副莫名其妙又无可奈何的神情。私下老外按奈不住愤愤不平地抱怨说：“你们领导说谎！指挥安装调试的是我。公司领导仅蜻蜓点水地露过一次面，局领导则根本未露过面。”中方人员解释这不是说谎，而是规矩。在中国这里发生的任何事都要和领导挂上钩。老外工程师吃惊极了：“中国人的规矩是这样的吗？”于是他尽可能入乡随俗接受了中国规矩。一天，一个工人违反操作规程惹起一则工伤事故。事故分析会上，领导让老外谈谈意见。老外发表了如下开头语：“在局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公司领导的直接指挥下......”此言一出举坐哗然。
去香港度圣诞节时路过深圳，街头一位15、16岁的少年守着一个小纸箱兜售盗版DVD碟，纸箱里摆放着30、40张时下最流行的影视剧，遇有巡逻的警察过来，他就抱起纸箱一转眼消失在小巷里。我向他打听价格，少年瞟了我一眼顺口喊出来：“10块一张。”我摆出在中国购物随时随地侃价的功夫回敬：“通常都是7块钱一张，你一看我是老外就想多宰3块钱。没门。”他笑起来说：“既然你懂行，就卖你7块一张。”我边挑选边搭讪着：“生意好吗？”少年一撇嘴说：“WTO以后生意不好做了。”时下不管识几个字的中国市井百姓，WTO都已成为他们最流行的口头语。有次我问一位到宁波城农贸市场摆蔬菜摊的农妇：“你知不知道中国入WTO了？”她答：“在电视上天天看，入了WTO以后，我这菜每天是不是能卖得快点？”于是我好奇地追问眼前张口就WTO的少年：“WTO怎么影响了你的生意？”他呆了半晌后答：“你没看报纸吗？WTO来了就是狼来了，人人都要有危机意识。”我又问：“你怎么不上学呀？”少年面无表情地盯着熙熙攘攘的马路回答：“学习不好。”他扭头看见我仍关切地盯着他，就补充说：“我现在能自食其力养活自己，像高尔基一样读社会大学。”我好奇地请教：“谁是高尔基？是你的老乡吗？”少年这下得意地仰面大笑起来解释：“高尔基是前苏联一个伟大的作家。我爸告诉我的，他那辈子人苏联的事都懂。”
与这位立志读社会大学的少年相比，眼下中国青年倒是更热衷于留洋。城市里的留学中介生意都红红火火的，我发现许多中介代理的所谓法国大学，大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私立大学，且收费昂贵。而那些在法国名望卓著的公立大学是免收学费的，每年仅收相当于一千多元人民币的杂费。而这些欲想出国深造的中国人，都交付给留学中介一万元人民币的手续费。背后的情况如何呢？实际上这些中介代办，他们每介绍过去一名自费留学生，国外的大学就会从该名学生的学费中提取10%-15%，做为回扣奖励给中介人。不言而喻留学中介是项发财的生意。我也遇见了以往在欧洲认识的中国朋友回国来“抓人头”，每年办去国外20、30名中国自费留学生，轻轻松松而且是风风光光地就发达起来了，再无需像以往那样窝在唐人街中餐馆里出卖苦力了。
其实法国有些私立大学的文凭等于垃圾，毕业后这些文凭是不好意思示人的，更别期望用这种见不得人的学位找工作了。我的中国同屋告诉我，中文里对这类学校有一名词叫“野鸡大学”，或“克莱登大学”，此典故据说出自大学者钱钟书先生的名著《围城》。领事馆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有天一中国青年来面试，其流利的英语能力令洋人颇赏识，于是建议他待有了托福或雅思证书后再来申请学生签证将会顺利通过。该青年走后一个小时即返转回来，领事馆官员十分诧异，便再次重复了刚才的劝告，提醒他若无英文成绩的情形下坚持签证将毫无疑问地会被拒签。但对方仍坚持今天就希望得到签证结果。明知会失败却硬要去碰壁，这是咋样的神经。转不过弯来的洋人于是将中秘请过来解围，望中秘能用中文再次对其晓以利害。无奈那青年始终不改初衷。事后中秘为洋官员指点迷津，原来该青年交了至少一万元的中介费，在恍然大悟无需中介代理只要自己握有优异的英文成绩单，就可凭自己的实力获得签证的提示后，心里的算盘一拨拉，便匆忙赶回来决定今天先拿到拒签证明，以便以此为据向中介讨回中介费，然后即将中介下岗。
中西方礼仪风俗上的差异，可从一则杜撰的笑话谈起。传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曾会见江青，尼克松出于西方人的礼仪客气地赞美江青很漂亮。江青却急忙笑着摆摆手说：“哪里！哪里！”身旁翻译译过去的英语是：“WHERE?”尼克松大惊失色，随即无可奈何地补充：“您通身上下哪里都漂亮。”
与中国朋友聚餐，我掏出烟盒在中国人面前晃了晃询问他们是否要烟，众人都客气地
拒绝了。于是我便自顾自地跑到阳台上去喷烟吐雾。回屋后得知中国朋友批评我不懂得敬烟。我同样诧异地问：“你不是刚刚拒绝了吗？”对方侃侃而谈：“你这哪里叫敬烟呀。中国人都是将烟塞到对方手里再殷勤地为人家点上火。”显然我那西方人的礼貌方式在中国遭遇到了危机，通常西方人认为若你拒绝就意味着你不需要，他们绝不会多问你一次，那样等于逼迫你从事不情愿的行为。在西方人看来尊重对方的意愿才是礼貌上策。为了不在中国人面前露怯我决意入乡随俗，下一次我便麻利地拷贝了中国人的敬烟方式，早早地将烟抽出来拱手举到中国朋友眼前，立即再将打火机点上火伺候着。后来我也学会了双手将自己的名片恭敬地托着奉上的礼仪。中国的许多风俗我通过勤学苦练，加上吃一堑长一智，现在我对于与中国人交往的规矩，大致已心里有谱得八九不离十了。
与中国女孩谈情说爱(托尼 澳大利亚)
我认识女友萧萧的过程，如琼瑶阿姨的肥皂剧情景。周六傍晚北京动物园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中式英语，人山人海)的公车站，我一番拼搏总算挤了进去。车内大家如罐头里的沙丁鱼般粘在一堆，令我极尴尬不安的是，我胸前贴着位矮我一头的姑娘。这可如何是好。下午刚看过报纸上痛斥“洋咸猪手”的新闻，深圳公车里一美国青年酒后耍流氓，当众扒开一中国少妇前胸的钮扣朝里看风景。“胸袭”事件直闹到中国外长召见美国大使，向其提出外交抗议。可眼下我就“搂抱”着位中国姑娘，现正恰逢“洋咸猪手”事件敏感时刻，中国人正处于群情激忿的风头上，我这倒霉的手若稍出差错，那可就......。
别怪我杞人忧天。99年5月，中国住南联盟大使馆遭美国飞机轰炸，为此我曾如池鱼一样被殃及过。那天我与一外企的中国女职员，到美国大使馆门前观望中国青年游行示威。一群人瞧见我后便嚷嚷道：“这边站着个美国鬼子，我们过去报仇雪恨呀。”游行队伍激昂地挥着小旗子高呼着抗议口号围了上来，众人纷纷要求我表态。我忙申明自己是澳州人，并表示很同情中国人的遭遇。这时有人开始往美使馆里掷石块，旁边一小伙子分给我一块，我慌里慌张地拒绝了。我意识到今天过来看热闹的行为太鲁莽了，于是我们决定撤退。逃到友谊商店门口一辆出租车前，那司机一见洋鬼子便喊：“我不拉美国鬼子，现在国难当头。”然后又斥责我身旁的中国小姐说：“咱们国家都落难到这份上了，你还与洋人胡搞，真不是东西。”那些天我的一位丹麦朋友出街时，T恤背后总贴着张告示：“我是丹麦人。”
眼下面对睹在我胸口上的姑娘，紧张得后背冒凉气，这该死的“洋咸猪手”真不知藏到哪里才放心。我思忖着也许先道个歉不失为上策。于是我赶忙皮笑肉不笑地裂嘴说：“小姐，真对不起，我这么大块头挤着你，十分冒犯。我也是没辙，你看，我实在动弹不得。”那姑娘对我能吐出北京话十分地好感。她笑起来挺大度地说：“没事，天天上下班挤车，都久经锻炼了。”我悬着的心总算踏实了。我俩就这么蓝眼睛瞪着黑眼睛，实际上依偎着这么近我仔细瞧了，她的眼睛不是黑色的而是棕褐色的。我俩的姿势令我觉得挺不安的，便开始没话找话地与她搭讪起来。聊起来后那姑娘似乎对西方的博物馆特感兴趣，没完没了地向我问东问西的。我就顺嘴邹开了：“下次我拿来西方博物馆的画册给你看，你能不能留给我你的电话。”从实招来，当时我是动了贼心，我觉得她比巩俐、章子怡都漂亮，当然巴望再有机会见面啦。
于是画册做为切入点，我与萧萧开始了日后的段子。
不久我即意识到，在内地与中国女孩谈恋爱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实际上我挺欣赏毛泽东老先生的教诲：“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必须亲口尝尝。”这要是打算一辈子选择与梨子为伴，我当然要先试试是否合口味。反正我与萧萧在北京朝阳租了套民房过起了家家。首先每天夫妻双双把家还，就遇到了严峻的考验。北京的民宅电梯是我见识过最独具一格的，居然有专职人员把守着，为了体现这里是一个工作岗位，电梯里还摆有办公桌，开电梯的大嫂坐在桌后面喝着茶，为了不站起身，她手里举着一根木棍戳戳点点着楼层按钮。头一回见识时，我差点笑出声。我至今闹不懂，为何北京居民不能独自乘电梯。北京的电梯还有上下班体制，住户早来了点、晚归了点都不伺候。开电梯的大嫂更是位福尔摩斯级的侦探，楼内每位成员的底细她都心中一册档案，电梯间就是此楼的路透新闻集散地和发布处。头回当我拉着萧萧的手迈进电梯后，电梯大嫂以其职业观察家的眼神盯着我俩好一会儿打量，在西方阴着脸一言不发地公然审视旁人是绝对冒犯对方的。我终于熬不住电梯嫂的卫生球眼珠了，于是我僵硬地挤出来一个微笑。这下电梯嫂冲着萧萧开腔了：“他是哪国人？”我已习惯了关于我的私人问题中国人不喜欢直接来问我，常常是转过脸去咨询我身旁的中国人。萧萧答“澳大利亚人”。大嫂警惕性极高地跟了一句：“结婚了吗？”萧萧低头不语。我想象不到后果的严重性，冒失地脱口实禀：“我们还没打算结婚呢。”电梯嫂的脸色立马严峻起来，然后就不再搭理我们了。此后我与女友并肩出入时，楼内邻居盯着我俩的眼神令我十分不自在。为此我学会了一个中文词叫“遭白眼”。
女友若独个等电梯时，围在周围的邻居便七嘴八舌地活跃起来了。楼下张先生好心规劝萧萧说：“那么多中国好小伙随便找哪个不好，还是血浓于水的自己同胞跟你情投意合一条心。别跟老外搅在一块，早晚肯定会被洋人给甩了，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萧萧问他见识过几对异国鸳鸯，又见识过多少失败的跨族婚姻？该先生避开问题语气激昂地声称：“听说不少嫁过老外的女孩，过几年离婚后都幡然悔悟痛改前非，转回来重投中国男人的怀抱。”到头来都是听说。李嫂接着搭腔了：“如今这青年女孩，什么丢脸的事都做的出来。国格人格都不要了。”吴妈叹口气谆谆道：“那些老外在咱们这停个一年半载地就抬腿跑了，甩下了你可怎么办呀。这将来哪个正经男人还敢娶一个与老外有过一腿的女孩呀。你这污点就再也洗不掉了。”王姐倒是最开明，显然瞧不起那些小市民没见识。她理直气壮地给萧萧打气说：“找老外就是高。我那侄子花了一万多块钱给中介这才办成留学。要是找个老外结婚，一夜间就移民国外了，西方‘户口’就轻而易举地到手了。即便以后离婚了也值，这是条捷径。”李嫂接了话茬替萧萧着急：“那你得赶紧催那老外领结婚证，省的夜长梦多。”自始至终未有何人提及爱情。
在我们住宅小区里，许多大楼的出口处总贴着一些巴掌大的纸条，上书：“办证”或者“性病”，下面是一组手机号。有天清晨我与萧萧照常手挽手地出了大楼门，一位中年妇女迎面过来热情主动地与我俩打招呼，与楼里邻居们的冷脸相比这倒是稀奇事。她凑过来神秘地询问：“办证吗？便宜。”我好奇地问：“办什么证？”她利索地回答：“什么证都能办，学生证、毕业证、学位证书。噢，对了，我可以帮你们办个结婚证书，优惠你们，300块钱就行。”我道声：“谢谢，不要。”接着往前走。她追上来再次诚恳地献殷勤说：“要是想看性病，我也有路子给你们找到大夫，包治包好。”说着就往我手里塞了一张名片。我真怀疑清早自己仍在做着恶梦，居然遇到如此神经的人和神经的事。女友告诉我，这些人都是非法兜售假证件的或者地下庸医，墙上那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字报就是他们的广告。
平日我与女友外出用餐也有不少故事。有次在一间酒店里晚餐，经理小姐极力推荐我们吃蟹肉炒蛋，说是一定得尝尝今天的特色菜，并不厌其烦地左夸右夸了半天，在小姐的坚持下我们便同意了。餐后送过来的买单500多元，原来那盘蟹肉的价格是290元，这种近乎欺诈的推销方式，绝对是不文明的。事后萧萧说：“谁让你是老外呢。不宰你宰谁。”另一次在街头一间大众化餐馆里，我们午餐后的买单300多元，买单上没有饭菜、酒水的明细帐只有一个总数。我掏出钱夹来正要结帐，恰好女友上洗手间回来，她一看买单便皱起眉头要小姐拿菜单过来，萧萧将桌上的菜对着菜单一一核对价格后，发现店家多要了我们一倍的价钱。我将经理叫了过来，生气地斥责这种不道德的经营，经理一个劲道歉说那位服务员是新来的，不熟悉饭店业务，他一定会扣发当事人本月的奖金。出门后女友说：“要不是我及时赶过来，你又当了一回冤大头。经理的那番开脱谁信呀，若不是经理授意的，一个小服务员量她吃了豹子胆也不敢。”
我与女友上街或与中国亲友聚会时，她就会显得十分委委缩缩，做贼似的。与她在外国朋友圈子里时的大大方方判若两人，她那“中国人的自豪”顿时无影无踪了。逛街时若我拉她的手，她会立马警惕地四下观望着甩开我。我高兴时趋前吻她，她更是冷冰冰地将脸扭开。她还给我立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禁我在外面对她动手动脚，说中国人看不惯老外沾便宜吻中国女孩。我不服气地争辩说在公园、街头瞧见亲热的爱侣们不少嘛。萧萧说中国人之间当然没事啦。你一个老外对中国女孩亲昵，就是遭中国人恨。我俩一同外出旅游更困难，有次与萧萧乘火车去天津，隔座一位汉子恶狠狠地直视着靠在我怀中打盹的女友。然后轻蔑地一撇嘴道：“还真有这种下贱女孩。要是十年前敢和老外乱搞，一准让这破鞋蹲大狱。那多解恨。”这些日子来我真是受够了中国人对中外情侣的狭隘偏见，恶毒地玷污人间美好的爱情，还算什么礼仪之邦、文明古国。忍无可忍的我撂下萧萧凑到那汉子面前，正色警告他：“你再敢辱骂我的女友一句，你立马就会知道什么叫后悔。”到了天津一间大学，我们先是投奔外事楼，看门的大爷说可以给这位老外开房。可是这都深更半夜了，你一个中国女孩非要和老外同住，多不正经呀。再说这里是外事楼，内宾得去招待所。于是我们又转奔到招待所。值班大嫂的回答正好反过来，说这里是内宾招待所，外宾必须回外事楼。“你们想开一个房间同住。哎哟，看上去好端端的一个姑娘，怎么这么不要脸呀。”大嫂阴阳怪气地唠叨个没完。当时都过了晚上11点了，没辙，最终逼得洋鸳鸯、土鸳鸯必须分居，花了两处房费。
自萧萧与老外男人搅到一起后，中国亲友们没少开导挽救她。众执一词的态度是，明摆着外国货就是不如国货来得安全可靠。中国女孩就是应该“爱祖国”用“国货”。西洋人仅仅是图新鲜、异国情调找一个东方姑娘，过不久厌倦了最终还是回过头去找他们自己白人。这种论调特令我气愤，或许还埋藏着弱民族害怕洋人的自卑感。我想不明白，中国人认为西方男人是色狼的偏见，为何如此根深蒂固。另一个麻烦是，中国亲友、甚至路人皆好奇洋男人与中国男人有怎样的差别，兴致勃勃地打探黄脸婆与洋男人是如何相处的。尤其渴望探究金发碧眼、通体黄毛的洋雄性，云雨之欢是否强过中国男子。白种男人床第上如何“龙腾虎跃”，总撩起中国人没完没了的猎奇心。从未与洋人打过交道的女士，并不妨碍她们直截了当地怜悯我的女友：“洋人如狼似虎的，你怎么能经得起折腾。”随即暧昧地笑起来。萧萧的一位女同学打来电话表示了她的愤慨：“我最讨厌中国女孩与外国男子搞在一起，非我族类。外国人有什么好？光是他们身上那些明晃晃的汗毛就让人受不了。”我觉得这是种族歧视。为何一个中国男人娶了西方女人，中国人会赞叹他有本事，为中国爷们提气。倘若一个中国女孩找了老外，她就是有损人格、国格。这是典型封建的男尊女卑嘛。还有一怪现象，若一个白人表示讨厌看见白种男子与黄种女孩搞在一起，周围人会指责他存在过时了的种族偏见。中国人也会义愤填膺地认为这是典型的歧视中国人。相反，如果一个中国人说同样的话，大家却会赞赏他充满民族气节，不崇洋媚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