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旅居澳州的中国女性，于华文媒体公开对中西男子品头论足。她的“二八”理论认为，西方男伴比中国男伴有魅力得多。十个西方男子中八位床上功夫出色，两位马马虎虎；十个中国男人中仅有两位称得上马马虎虎，其余皆为糟糕。引起众华人男士们的群起围攻，抗议书雪片般纷至沓来。据报载五百多位男士愤怒集会抗议要求平反，强烈要求女方对自己的论点拿出证据。电视台的现场问答，华人男士质问她结论从何而来？“你到底试过多少个西方男人、多少个中国男人？”、“让我们上来试试。”还有一条滑稽的责难是“没有爱国精神”。事后该女士表示，她评论的是中国男士的综合素质，并非只针对床上功夫。这番火上浇油的补充再次掀起轩然大波，指责中国男士性功夫欠佳已惹恼众怒，如今又添油加醋综合素质不行，太可恶啦。其实无论指责性能力还是综合素质，都毕竟只是一位女士的个人见解，一家之见，一些华人男士如此敏感大动肝火令人诧异，成为海外新闻。同样的问题西方男士显然豁达得多，西方男子常开玩笑，说是一位白人女子倘若和一个黑人男子有过一夜情后，她就再也不会回头，再不愿投入白人男子的怀抱了。这显然比“二八论”要来得露骨，但从未听闻有白人男子急火火地要求平反，亦未听闻有何高人请缨上台比武一展雄才。
不少华人男士对于“黄阴”与“白阳”的交合，一律极其反感，认为让洋人占了中国人的便宜，甚至上钢上线指责她们有失中国人的尊严。一位中国女性与其西方丈夫离婚后，竟发觉中国男同胞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极排斥她这个“被洋人抛弃了的女人”。尤其是她的一对混血子女，更令其中国情人一瞧见就如鲠在喉般地难受。她始终没能找到有勇气娶她的中国男人，即使有的中国男友自己不在乎，但他承受不了来自其父母、亲友的压力。华人社群里，对这位女同胞异国婚姻的破裂存在着十足的偏见。最多的感叹是：“看，到底被老外甩了不是。这就是洋奴的下场，自找倒霉。”这令西方人气愤，一单离婚个案，一件十足的家事，这种家庭破裂的悲剧每天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发生着，与种族问题扯不上边嘛。为何一旦轮到女主角是中国女人时，就会立刻被提升到“受洋人欺负”的阶级仇、民族恨的高度上来了呢？后来这位女士又嫁了位不在乎她“失过足”的老外。为此她感叹：“一个中国女性若与老外有过一段情后，那你就意味着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我与萧萧同居一个月左右时，房东太太得到电梯大嫂的通报后赶上门来。进门先寒暄了句：“吃着呢。你给他做中国饭呀。他吃的惯吗？”这位房东太太是位下岗工人，如今靠坐地收租谋生。萧萧告诉我，房东居住在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里，全院子三户人家。房东太太经常嘴里嘣出来的话是：“我们院子里没有一位上班的。”她的邻居们不是下岗了，就是提早内退在家闲赋着，要不就是厂子不景气开不了工，还有退休老人。实际上对于这些中年的老北京们，社会上不是没有工作给他们去做，报纸上的招聘广告也满多的，但他们都有理由不去。比如，卖早餐他们嫌天不亮就得起床受不了，看车棚又嫌一天耗在那时间太长，要不就嫌工作地点太远，上下班太花时间。等等。而那些坐办公室的差事，人家又要求会电脑、外语，要不就要求40岁以下有大专学位。故房东和她的邻居们就只好继续这么下岗着了。眼下房东太太招呼打过之后，话题便转到正事上来了。她一脸正色地问：“我说你们领证了吗？要是没领，我可不敢留你们。赶上扫黄严打，查我一个窝藏嫖娼卖淫罪，我担待不起这份风险不是。”得，我们就此被扫地出门。
我只得带着我的“梨子”回澳大利亚去尝了。
一个鸡蛋的自白(雅各布 德国)
二十年前，妈妈曾在中国超市买了大白兔奶糖，令我惊喜的是中国糖纸可以吃，这是我对李小龙的功夫以外印象最美好的中国事物，后来才知道那叫糯米纸。我高中毕业后曾在泰国小学教过一段书，班上有一个8岁的女孩，她告诉我她是华人。我说你的名字是泰国的，你是不是泰国籍？她回答是。于是我说：“那你应该是泰国人呀。”女孩坚决地纠正我说：“我不是泰国人，我是华人。”这个小故事使我对华人有了最初的深刻印象。
上次与你郭莹一起在英属直布罗陀游览，你与当地导游的对话令我更深地领教了中国心。记得当你出示自己的英国护照时，直布罗陀导游立马惊喜地说：“哇，你也是英国人。”你当即纠正他说：“我不是英国人，我是英籍华人。”然后你询问直布罗陀的前途归属问题。导游表示：“全民公决的结果是，95%以上的居民都愿意继续做大英帝国的臣民，反对西班牙人接管直布罗陀。”你盯着对方递过来的英国海外公民护照时，好奇地追问：“你的护照封面注明了直布罗陀字样，与英国本土公民的护照有区别。你们本来是西班牙民族，你们为什么不愿意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呢？你们难道不怕被扣上卖国贼或者直奸(中国叫汉奸)的罪名？”然后你下一段感慨更令我记忆犹新：“香港回归前夕，中国大陆媒体公开的民意调查显示90%的香港民众都‘盼回归’，并热切期待着‘明天更美好’。然而香港、西方媒体‘不记名’、‘不留案底’的追访结果恰恰相反，只有10%的港人拥护回归。港人更表示大家都是在用脚投票，最明显的就是‘97大限’汹涌的移民潮，使得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州一些城市的房地产，被港人新移民爆炒了起来。”
我的第一节中文启蒙课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早晨老师一进门首先道了声：“你们好！”在座的同学皆面面相觑。然后老师写下了一个“哭”和一个“笑”字，要我们猜猜看哪个字是哭，哪个字是笑。庆幸的是，大部分同学都猜出两个口下面伴着一滴眼泪的是哭，这个初战告捷小小的成功，令大家对中文一下子兴趣大增。后来我读到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形容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发无天)。”我开始对中国俗语、成语着迷起来。但是有次一个中国男人给我讲：“好汉打落牙和血吞”时，我又觉得中国人好奇怪，牙齿岂能往肚里吞，太不卫生了。显然我对中国文化还得慢慢入门，然而最令我头痛的要算中文量词，简直故意跟外国人过意不去。每一件物品都有自己固定的量词，比如一张桌子、一条狗等等。量词整得我头昏脑胀，我上门去询问一位中国朋友，若我照搬英文规矩通通只说“一个”行不行呢？这样就可以省不少劲呢。中国人笑道：“你小子这是想偷懒，当然你不用量词中国人也听得懂，但那不是中文呀。”得，我没救了，只有契而不舍了。
现在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你，我的中文多么出色。前不久我游览周庄时，一人力车夫夸奖我的中文讲得流利时说：“你的普通话比我的还要标准，你也会说德国普通话吗？”不过我的满脑子中文有次也闹出来笑话。平日里无论在街头、酒吧一些地方，总会遇到个把鬼鬼祟祟者偷偷摸摸地对我嘀咕一句：“哈罗，小姐。”或者“哈罗，Miss。”我厌恶极了。那天我正在逛上海襄阳路市场，一位大妈在我背后喊了句：“娼妓到了。”我吓坏了，假装没听见急急地躲开。没想到那女人居然追上前来，站在我面前又大声喊起来：“娼妓到了。”这不是故意羞辱我吗，我火了起来，冲其回敬道：“大白天的，你也太离谱了。一口一个娼妓、娼妓的，就不怕巡逻的公安人员。”大妈听了一愣，周围的人也都哄笑起来，打趣说：“你这中文好到连英语都忘记了，她说的是Change Dollars，换美元。”
我的切身体验是，东西方人在性格及处事准则等方面许多都需要沟通。有次在伦敦听一位中国人演讲，他的开场白是“洋人不可交”。他接下来举例说，他曾用人工呼吸救活了一位英国贵族。事后英国人来信致谢，末尾邀请他两个月后共叙下午茶。中国先生叹气道：“英国人对救命恩人不过是Offer you a tea(供你一杯茶)而已。”从而得出英国人生性孤寒和不讲情意。我觉得这是中国人不理解西方人的待人原则，相信这位英国人肯定对自己的救命恩人于内心里是感恩戴德的。但西方人对任何人都没有酬谢重礼的习俗，更不会轻易登门拜访对方，怕打扰人家的私生活，故一道喝茶是最妥当的感谢和交友方式了。
我与中国人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发生在留学生楼。那时正赶上中国住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国飞机轰炸，三名中国记者殉职。那是一个举国激愤的下午，四位中国大学生举着大字报跑来留学生楼，他们正往墙上张贴时，我恰巧进门来。看了大字报后我表示同情中国人悲愤的心情，相信全世界也都为中国人遭遇的悲剧难过。但我同时表态，坚决不同意他们在“我的家门口”张贴抗议书。我说：“要贴你们随便在门外贴，但门内就是我的家，你们不可以侵犯我的私人领地和私人生活。”四位年青人一听我反对他们抗议美国人的霸权行径，当即热血沸腾起来。挥舞着拳头冲着我高喊“抗议北约，抗议西方人的侵略。”我也摆出绝不让步的架式，坚持要他们将大字报摘下来。我说：“我不能容忍你们来我家里闹事。要抗议你们先必须退出我的家门，站到楼外面你们要贴什么、喊什么就有自由了。”这时人群越聚越多，中国人个个怒火中烧。有位18、19岁的女孩开始冲着我尖叫：“我们中国有五千年文明，你们那时还在饮血茹毛。”我最烦中国人动不动就搬出五千年文明来教训外国人。我当即不示弱地回敬：“欧洲有七千年文明，不幸的是，眼前我正在领教你们的文明。”小姑娘显然对欧洲七千年文明头一回听说，不吱声了。就在我与中国同学的僵持越来越紧张时分，几位西方同学冲过来将我拖回房间，我们身后是一片中国人的拳海及滔声震天的口号。第二天清早，门外出现了一张指名道姓抗议我的大字报，他们遵守游戏规则贴在了楼外，我绝不干涉。
一位来华任教的美国女教师，给她班上的中国学生提了这么个问题。一个丈夫连同其母亲、太太及幼儿一同跌进了河水，当时的情形只允许这位丈夫救起一个人来，那么你认为他理应先去搭救谁？即刻全班同学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人说理所当然应先救母亲，此时正是报效老人养育之恩的关键时刻。另有同学的见解是救孩子最要紧，孩子代表着希望与未来......，等等许多高尚理论。大家都踊跃发言后，女教师的眉头皱了起来，不满地大声责问：“你们中间居然无人愿意拯救自己的太太，为什么？”同学们面面相觑一片寂静。女教师继续侃侃而谈：“我认为最值得先去搭救太太，因为母亲年事已高她已临近走完人生之旅；幼儿尚小还不足以感受巨大的痛苦。然而当妻子在与你共同经历了这场灾难，劫后余生必然会使你们之间更加相依为命、患难与共，并且你们将还会再有孩子的。”显然家庭成员关系的次序划分上，中西文化的差异尽显无疑。照中国孝字当头的儒家思想，年长者祖父母、父母在家庭中是当之无愧的首位；排在第二位的是子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绝不能断了香火；然后就是兄弟如手足，大家同根生；最后才轮到夫妻关系，妻子是客人需相敬如宾。在西方则不同，受基督教一夫一妻制的影响，其编排顺序是：夫妻、儿女、父母、兄弟姐妹。按圣经的说法，神创造了男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太太联合成为一体，夫妻为家的基础。或许这就是不同文化传统背景的熏陶，导致截然不同伦理价值观念的各自体现。
做为一个鸡蛋在中国的典型经历是这样的。在街头当你刚一吐出“你好。”礼仪之邦友善好客的中国人立马会惊喜地夸赞：“你的中文真流利。”紧接着的标准问题会是：“你是哪个国家人？来中国多久了？”若我回答是德国人。中国人就马上说：“宝马、奔驰车，太棒了。”我发现当中国人说英文时，无论这位的英文功底多么深厚也常常会将“He他”和“She她”混淆，还有中国人回答英文的否定问题时，“Yes”和“No”的运用常常被颠倒。比如我问：“你昨晚没去夜校吧？”中国人的习惯回答是：“Yes，我没去。”而正确的英文应该是：“No，我没去。”数字也是中外交流中的一个麻烦，因为英语里没有“万”这个概念，故每次与中国人倒腾大数字时都是“剪不断，理还乱”，中英文互译后报出来的数字结果一次与一次都不同，最后常常得搬出阿拉伯数字来收拾残局。
我做为自由撰稿人常为欧洲媒体写些中国报道，外出采访中国机关、厂矿时，我都会与一位中国同事搭伴前往。因为我发现若有西方人光临，中方每每显现出十分地兴奋热情，受到国际媒体重视被视为一项荣耀。但见面寒暄后实际交谈起来时，中方人员就会偏过脸去一直冲着我的中国搭档倾谈，显然他们觉得对着自己人讲话才更随意和便于沟通，这时我在一旁就成了个陪衬。我采访过几十位企业家，往往一见面这些人首先会告诉我，他们的儿子或女儿正在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留学。中国企业家留给我的印象还有，他们相当缺乏国际市场、国际经济以及国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信息和知识。比如广东的一位女企业家，她曾聘一间美国咨询公司为其产品打入西方做市场顾问，为此她付出了一大笔公关活动经费，最后事情却不了了之。女企业家提起此事一肚子愤愤不平，斥责洋人不讲感情及背叛朋友。中国人在与西方商人打交道时容易犯幼稚错误，中国人常喜欢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善良愿望出发，从而太相信人情大过买卖，私人友谊大过合同，这样的观念使得中国人在与西方人谈生意时，最后吃亏于西方人商业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上，对于西方人来说任何口头承诺、私人交情都不算数。
另一位山东企业家，向我炫耀他高薪聘请了几位海归精英。我吃了一惊，坦白地告诉对方，四、五万人民币的月薪，在国外类似的职位不可能得到如此高薪，这位民营企业家听后显现出鄂然。难怪海归们如今都流行回国捞银子，在西方他们普普通通，回到国内立马成了香饽饽。中国报刊常提到，海外中国学人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条件和高薪，毅然回归报效祖国，为此我常常哑然失笑。西欧大多数中产阶层，如教师、医生、工程师、科学家、政府公务员等，年薪一般合30、40万人民币，这是指未付收入税之前。每个国家征收所得税的标准不同，一般介于工资收入的30%-40%，扣除所得税后实拿到手的月薪往往只相当于一、两万元人民币，而国外中产阶层的薪水高低差别并不悬殊。中国报刊称家庭年收入10万元人民币就可算中产阶层，比较而言，进入西方中产阶级行列的标准则比中国容易。中产阶级在西方是占其人口90%以上的巨大阶层，上至议员、银行高层；下至餐馆及酒店经理、领班，甚至技术工人、电工、汽车维修师等，皆可自豪地称自己是中产阶级一分子，连政府总理回归布衣后，他也就回归到中产阶级阵营里来了。西方社会自二次世界大战后不断扩大化了的中产阶层，即所谓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结构，成为“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基础及良好社会秩序的保障。若一定要细分起来，应有高中低三类中产阶层，不过一般不存在此称谓。当然高级金融业者、高级会计师、律师都属于金饭碗阶层，收入比普通中产阶层要高出一倍甚至更多，但这些高薪人士所占的人口比例很少，在德国年收入20万欧元以上者(指税前)，全国只有不到10万人。
临来中国前夕，曾在中国呆过的西方女士对我说，你们这些西方男人在大陆和台湾可是交桃花运呢。
刚到上海时有过这样的经验，若我拒绝了一个中国女孩的求爱后，就很难再成为普通朋友，这令我非常困惑。比如，我曾与一位女孩因“意外事故”，在其他团伙成员都未能赶到的情形下，我与她并肩看了场电影，隔不久又同泡过几次酒吧、逛过夜市等等。女孩由此认定这些全是与老外罗曼蒂克的约会，可我却始终懵懵懂懂。直到女孩迫不及待地拉埋天窗，我自然惊得魂飞胆破。恼羞成怒的女孩哭声穿云裂石、寻死觅活，悲愤地斥责洋鬼子欺侮了她，玩弄了她的感情。情急之下那女孩委屈地吼道：“我们在一起这么久......”我更是吓得摸不着头脑。
不少在中国留学、工作过的西方男人都能抖落出一些艳遇，时下有些中国女孩上赶着与洋人谈情说爱，如同渴望西方名牌一样时髦兴奋。你的语言交流女伴，不知哪天会突如其来地表白看上了你。对于这些逢场作戏的邂逅，西方男人并无多少刻骨铭心。我实话实说曾与20多位南北女孩交往过，通常我会对她们坦诚相告，我无意结婚，她们大都欣然接受，当今的中国女孩再不是西方人想象中含蓄传统的老模样了。如今新新人类将与金发碧眼的西方男子上床，视为荣耀和享受，甚至成为向伙伴们吹牛的身价。最好的例子就是异国情爱写真这几年风靡大陆，文文都酸得一塌糊涂，洋男人外型的魅力及性威猛一再被颂扬。故事中西洋白马王子形象都是典型的公式化，无外乎金发碧眼、通体黄毛、无与伦比的翘屁股和大的吓人的西洋玩艺儿，而且动不动就将“我爱你”挂在嘴边。典型中国人模式里的西方人形象( the Chinese idea of Westerners.)。事实上，大多时候都是中国女孩上赶着追我，中国宝贝给我最深的感受是，特偏爱浪漫的甜言蜜语，甚至直截了当地质询我：“你爱我吗？”生搬硬套西方廉价小说和好莱坞情片，令人啼笑皆非。实际生活中“我爱你”这句台词，西方人是不太轻易出口的。还有的中国女孩抱怨与我缠绵这么多日子，也从未听我表达过什么心颤的甜言蜜语。因为我认为爱意味着重大承诺，绝不可不负责任地当做调味品。中国人的中西恋爱版本中，情圣老外急扯白脸地将首次碰面的女方带到五星级酒店销魂，都是些天方夜谈的杜撰，根本不合西方人的游戏原则。另一印象是，中国女孩对浪漫存在着绝对错误的概念。在她们的头脑中，浪漫等于腻歪歪的柔曲、烛光、洋酒、飚车、豪华晚宴。除了热衷追求这些所谓的“西洋情调”外，中国女孩又是相当实际的一族，她们很在乎我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品牌的汽车，及我的职业地位、收入如何等等，她们都会将这些在内心里逐一掂量。
谈到性事，当然有的中国女友床上的表现颇不谋其政，她们最经典的招式就是呆若木偶地躺倒在床上，以为“藏香肠”是件很简单的游戏，以致于男士只得自我独脚打乒乓球(like playing table tenis by yourself: hard work.)相当辛苦。这与许多西方女性在床上强调控制局面积极配合，简直天上地下。不过有的西方男人另有见解，他们偏爱海外出生全盘西化的华裔女孩，认为比西方女性有过而无之不及，其床上的卓越情调更加奔放无所顾忌。有些西方女性在与男伴相处时，会拒绝某些“不可思议”、“不雅”的动作，认为有辱女权，而新一代“香蕉”(外黄内白的意思)女孩，从不在床上争女权。
我与上一个中国女友四环素牙同居了三个月，女友说她小时候闹病经常服四环素，于是落下个四环素牙，70年代出生的那一辈不少人的牙齿都烙有时代特征。我与四环素牙间的恩恩怨怨，很有一些鸡毛蒜皮的感慨。首先在西方人家庭里，礼貌即使是夫妻间也不能省略马虎。女友刚搬过来同住时，她进我的房间总是砰地一下推门即入，我则请求她先敲门听到我的回答后再推门。一起吃饭时，我觉得她喝汤太“声情并茂”，就忍不住唠叨：“安静，可不可以不出声。”女友生气地抱怨：“喝汤不出声，那叫吞汤，多好的汤也让你搅得一点滋味都没尝着。”还有我告诫她：“当你口中含着食物时千万别讲话，这是基本的餐桌规矩，即使只有我俩面对面时也不可以忽略。”记得有次几位老相识聚会，女友顺手拿起身旁人的报纸看。我马上提醒她：“你没经人家同意就随便动别人的东西，这不礼貌。”为此她觉得我特事妈。可这些“罗里罗嗦的繁文缛节”都是我打小养成的，若突然让我蔑视这些“教养”，那我也无法接受。我觉得一家人也得互相尊重，中文不是就提倡相敬如宾嘛。
有天我对女友逗趣道：“上帝问我有何愿望。我答，我希望架一座连通柏林到上海的彩虹桥，因为我的女友住在上海。上帝沉思了一下说，‘这个太为难我了，来说说你的第二个愿望吧。’于是我又说，我的女友常念叨，说我什么时候从她的‘Yes’中读出‘No’来，从她的‘No’中读出‘Yes’来，那时候我便读懂了她。上帝呀，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应如何去做。上帝这回呆了半晌后才发话‘还是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想要那座彩虹桥吧。’”我与女友一同过日子一律AA制，对此她很不习惯。她的闺中密友也替其抱打不平说：“傍个香港老板当二奶，人家还给租房子和每月发生活费呢。找老外就是花头经多，真不实惠。”早听说中国妇女于50年前就已撑起“半边天”了，为何我的宝贝对于“半边天”买单却如此不满，这也太男女不平等了。与女友痛下决心分手起源于早餐上的决裂，每早赖在被窝里，一想到下半辈子就会这般被冲天的稀粥咸菜气息熏醒，便不寒而栗。早餐桌上的熏肉、香肠、外加煎蛋是天经地义一天欢愉的开始，少了这些人生岂不变了轨迹。
中国人习惯地认为西方人都是性格奔放外向，这是典型地对西方人的刻板误解。实际上我是一个颇内向、害羞的人，然而中国人对于西方人也会害羞，表现出极大的惊异和不认同。“外国男人还有害羞一说，这不可能呀。”中国人顺嘴就这么说。于是“不应该害羞的西方男人”，在中国人眼里任何事情都应积极主动。有次一位中国男士要我帮忙约他钟意的女孩出来玩，我说我可不能替你打电话，我是个很害羞的人。这位中国朋友认为我耍弄他，冲着我说：“开什么玩笑，外国男人还懂得什么害羞。”另一次我对一位小姐表示，与不熟悉的人相处我比较腼腆，谈话不多。她同样显现出不可思议的神情，生猛的西方男人与女孩子相处理应极具进攻性。
西方人对中国人印象的共识是，中国人与他人亲热的寒暄方式，常常是喜欢打听对方个人情况及家庭背景。比如中国人想了解一位新朋友时，通常会从以下问题入门：“你今年多大了？”“结婚了没有？”“有没有女朋友？”“想不想在中国成家？”“你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你有几个兄弟姐妹？”、“有没有孩子，为何不想要孩子”等等，这类在西方人眼中纯私人的问题，这使刚到中国的老外认为中国人太过好奇和包打听。但中国人看待这件事的角度不一样，中国人认为这类问题不是干涉他人隐私，恰恰是想表现出他们的亲热与关心，聊一聊双方的家庭是发展最初友谊的一块敲门砖。
中国人的善意还时常体现在为了满足洋朋友一解乡愁，总会兴冲冲地领我上麦当劳解馋。我不是美国人，对美式快餐深恶痛觉斥之为垃圾，我自己从不光顾，不过中国朋友的美意我深为领情，故我在中国上麦当劳都是与中国朋友一道去的。我自己最钟情的则是路边摊贩的大棚，一顿汤、饭、菜俱全的晚餐才不过7、8块钱。这些食摊都是热热闹闹的，我一下子就迷恋上那里的融洽气氛，边吃还可以边与摊主一家玩上半天，光顾食摊成为我夜生活的一部分。每次我一下楼，那些摊主朋友就远远地招呼我了，有时还免费送我一碗馄饨，要我尝尝他媳妇的手艺，回回我的肚子都撑得挪不动窝。这些普通的中国百姓给了我许多温情，我尤其欣赏和敬慕他们平凡达观的生存态度。我的白领朋友听说我总在摊上填肚皮时，都很惊诧地表示“我们从不去那里。”他们批评食摊太脏，说我“非闹肚子不可”。可惜的是，一天午夜我照常下楼吃夜宵时，那些小吃摊忽然一下子全部无影无踪了，无处消夜的我，心里感觉空荡荡的。后来听朋友说是为了整治市容市貌，将其全部清剿了。我颇不理解，觉得食肆被整顿走与市容市貌扯到一起有些滑稽。西方城市里的街头食摊都是当地著名一景，不仅方便了市民体现了该城市的人情味，还吸引了外来游客观光品尝当地风味。实际上我对中国大城市街头的咖啡馆、酒吧之昂贵相当意外，其消费与普通中国百姓的工资不成比例。上海、北京、深圳街头的咖啡馆里，一杯咖啡40元，一壶茶35元。尤其是不久前我在首都机场咖啡厅里，一瓶超市里两块钱的矿泉水竟然售价28元，一听街头上3块5的椰树牌椰子汁敢卖38元，这也太离谱了，我只好罢喝。然而一杯茶或是咖啡，无论在伦敦、巴黎、巴赛罗纳、柏林亦或纽约街头的咖啡馆里，其价格都近似，约合15元人民币左右。西方的咖啡馆、茶室都尽量网络普罗大众做为自己的客人，但在中国上咖啡馆成为有钱阶层的特权，我觉得不对劲。
几乎每个中国朋友都问我：“你为何来中国生活。”一些青年人还说，我们都巴望去西方呢。我总解释，我喜欢中国，这里是一个充满生气和趣味盎然的国家，我在中国渡过的时光非常有价值。我的中文如今能自如地与中国邻居、朋友谈天说地，一些中国人成为我知心的密友，这是我自打上第一课中文时就期盼的目标。还有许多数不清的小事，令我陶醉和感动中国浓浓的人情味。在沈阳旅游时，我瞧见公园湖畔一鹤发童颜的老者用毛笔沾着湖水在砖地上挥洒书法，身旁一个6、7岁的小男孩专注地模仿着。此情此景犹如一幅中国古典水墨画般地优美，我看得如醉如痴。我居室楼下拐角处的小卖部，头一次上门买可乐时，我自己打开冰箱摸摸哪一瓶最冻。第二天、第三天我都故伎重演，待第四天我再次光临时，女主人已将一瓶最冻的可乐举到我面前了。此后她对待我如家人一般，特意每天留一瓶最冻的可乐等着我上门，每次我一探头她就立即笑盈盈地招呼我喝。
我生活在上海这座国际化的都市，亲历了当今世界上最有吸引力、发展最迅猛的国家一年年可喜的变迁，这一切在欧洲都是不可想象的。在西方我每天重复着千篇一律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然而在上海，我的每一天都意味着一个未知的神奇，每天都体验着从没令我失望过的新鲜。清晨出门时，我无法猜测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有趣事情在等待着我，令我为之着迷。特别是采访中国企业家，每一位的奋斗经历都是一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写照。随着对中国越来越熟悉我就越发地迷恋上了她，这就是中国无穷无尽的魅力。
一个香蕉的自白(朱迪 美籍华人)
来中国第二年我的汉语已长进不小，毕竟生为华人自小耳濡目染汉语。我自豪地称自己的汉语是不鸣则以，一鸣惊人，一但开口后我所吐出的汉语绝对没有洋味。80年代许多消费上的事都是中外有别。一次我在酒泉买回北京的火车票，售票员硬要我按外宾的价格付款。我不服，争辩说我是华人应享受内宾的价格。售票员也一脸强硬地回应说：“那你得拿出证明来，才能按国内人的票价。”我理直气壮地表示：“当然有证明，我的脸就是最好的证明。谁都能一眼就看出我与你是一样的华人。”我与售票小姐争来争去一番后，终于是我最后服输了，乖乖地转到另一专门的外宾窗口，付了双倍于内宾的价格才购得票。
20年前在内地人眼里，上海意味着令人向往、顶尖摩登的洋都市。我去新疆旅游时，在乌鲁木奇街头一维族老汉的哈密瓜摊前边挑拣边打听：“这哈密瓜是哪里产的？”那老汉一本正经地答曰：“上海产的。”周围人都被逗笑了。大伙打趣地问他：“哈密瓜不是哈密的特产吗？怎么成了上海货呢？”维族老汉神气自若、坚定地重复着：“就是上海哈密瓜。”另一次我与一金发碧眼的英国女士在河北农村观光，田埂上一位看上去80岁左右的老翁正蹲在地里忙活着。我们用英语边走边聊着，接近老汉身旁时，他欠起身来发话了：“你们是上海人吧，我听见你们在说上海话。”英国朋友愣了一下后忙附和道：“对，对，我们就是上海人。”老翁得意地说：“就是嘛，我听出来你们的口音是上海话。”不知这老翁从未见识过外国人还是他老眼昏花，居然将一地道白人误认为上海人，我们讲的英语也成了上海话。我问英国朋友为何对人家撒谎说自己是上海人。她答：“这么大把年纪的一老翁，今天第一次开眼见识了上海人，了不得的还是他自己一猜就猜对了，待会儿他一定会对家人邻居夸耀自己的见闻，吹牛他今天一眼就瞧出来了两个上海人。若你去纠正他，老人多失望。鼓励一下他的自尊心嘛。”
我长着华人脸汉语也朗朗上口了，但不识字的烦恼令我一上街就头大。记得第一次买东西因我尚认不清人民币，付账时就被售货员训斥开了：“快一点呀，磨蹭什么。”她把我当成中国人给骂了。学校小卖部的商品都摆在柜台后面的货架上，我念不出商品名，只好比比划划地要人家拿。售货员不耐烦了问：“你到底要什么，说名字呀。”这时候每当我窘得脸红到脖子根坦白不识字时，对方总瞪着我的脸瞧怪物似的愣愣地相上一阵。有时人家还会关切地问：“不识字，你是不是近视眼呀。”一次我去买面霜，询问小姐产品的性能。小姐掏出来一张说明书说：“自己看吧。”我一下子就傻了，坦诚相告看不懂。小姐来了句：“真看不出你这么体面的人居然不认识字。”然后就好心地拿过说明帮我读起来。就这样每次我告诉中国人自己多么文盲时，同胞们皆会吓一跳接着便十分惊异地问：“这怎么可能，你这么年青没上过学吗？50年前连农妇都进过扫盲班呢。”当我解释自己是美国华人时，中国人仍觉得怪怪地并固执地表示：“美国华人也是华人呀，你怎么会没学过中文呢。”在中国人概念里，只要是华人，不管你生活在世界的哪个角落，生下来就天经地义地应该学习方块字。若连自己的母语都不懂看，岂不是数典忘祖。还有不少时候，头次我跟中国朋友解释过我是地道的文盲，他们一番不可思议地感叹后，下一次见面时便又忘了我是文盲这回子事，再次指给我看中国字。
做为一个文盲去饭馆吃饭是个严峻的考验，我最省事的法子就是冲着服务员背诵肚子里藏的几个菜名，若赶上人家没有这些食谱，那我便采取第二招，闷头瞪着菜谱猜起字谜。比如我认出来一个牛字，那么我就赶紧点牛字菜，至于是陈皮牛肉还是红烧牛肉什么的我一无所知，到了嘴里是个啥风味就只能听天由命了。我还认识鸡、鸭、豆腐和菜这么几个字，至于什么口味的鸡鸭、什么品种的蔬菜，只好端来什么就吃什么，没资格挑拣。有时碰上我运气好能看懂麻婆豆腐、上汤豆苗，我便毫不迟疑地叫下来，所以通常上饭馆吃什么、吃多少全凭当时我能蒙出来多少字。还有时我盯着菜谱越猜头越大，便干脆请教服务员：“你们今天有什么特色菜呀？”每回问人家这句话时我内心都犯嘀咕，因《纽约时报》上一著名大厨撰文告诫食客，在餐馆点菜的头一大忌便是，切勿点该餐馆隆重推介的“Today's special(今日特色菜)”，因那通常是该餐馆这几天堆积卖不出去的剩货，急需今天处理掉。果然服务员一听我让她来推荐，忙利索地报出来一串菜名，我听懂了什么就叫什么。
我与美国朋友外出旅行也常逗事连篇，身旁的老美好友听说写中文样样了得。在浙江郊外美国人用他那口流利的普通话拦住一中年人问路，那男人见一个白脸对着他讲话，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鬼子会汉语，居然没听懂老外说些了什么。我只得又重复了一遍，这次他总算听懂了华人的中国话。然后美国朋友请他在地图上帮我们指点出来，他又是不理睬老美扭过脸来对着我解释起来。显然他觉得对一介白人讲汉语是很滑稽和不合逻辑的，我自然看不懂地图上的汉字，而这时一旁的美国朋友已在地图上圈出来了。这下那男人总算看出门道来了说：“闹了半天，这老外懂中文。”在杭州火车站，美国朋友问咖啡厅小姐去上海的火车在哪个站台发车。小姐听后同样转过脸来冲着我说：“告诉这老外，去上海的火车在三站台，时间还早，他可以多喝一会儿咖啡。”老外开口讲中文，对面的中国人就是感觉不对劲，不搭理老外而是转回头来疑惑地问我“这老外说什么呢？”这类笑话常见。惹得我的美国朋友戏说中国人一见老外开口讲中国话，就跟见识猴子开口讲人话了似的吃惊和转不过弯来。当然个别北京出租车司机，对于不愿拉的活也拒绝听懂老外的普通话。一位欧洲朋友抱怨，有次他要去天安门，但司机表示听不懂“外语”。老外申辩：“我跟你说的是中国话呀”。那司机边絮叨“我听不懂外语”边一踏油门跑了。这一点上我就比白人占便宜多了，没遇见过何人抱怨听不懂我的中国话。另外的滑稽怪事是，不只一次中国朋友发感慨：“啊呀，真奇怪，你说的外语我就听得懂，那些老外说的外语我就听不懂。你们说的外语还真是不一样。”这令我和“老外”们都很诧异，我也是与生具来讲一口美式英语呀。我想这大概是心理作用，中国朋友面对一介白皮肤的老外冲其讲英语时，他们可能由于恐惧和心慌由此影响了听力。
做为一介华裔，在中国过日子要比那些金发碧眼的老外享受许多便利。比如在秀水摊贩街购物，我就荣幸地享受“国民待遇。”即使是侃价，洋人得从五倍高的价格侃起，而我则被当做本地人优待，可以从三倍的价格往下侃，最后拎回来的东西常常比老外合算不少。更重要的是我比洋人更容易与中国同胞打成一片，相处时比较放松及互相容易交心，中国人常把我当自己人看待，不会有所谓外事活动的拘谨。因此我交往的中国朋友比周围洋人多，毕竟我们都是一脉血缘的同胞嘛。再就是我做为华人登门拜访中国朋友显得颇轻而易举，主人会显现出家常味来，我自然对中国人的规矩自小就上路，因而宾主间其乐融融。若带上门来一老外，那气氛顿时就没了自家人的随意，主人就得特别照顾一下外宾来访。一般老外头次来华都得恶补一番中国的风俗礼仪，我呢则如回娘家般地如鱼得水，不存在洋人在异乡的文化休克痛苦。
有些中国人总觉得我的模样像个假洋鬼子。有次在西安一间旅馆，清洁老太太端详着我好奇了半天，终于忍不住发问：“你是哪里人呀？”我报家门说是美籍华人。她马上说：“啊呀，我说的呢，你看上去就是四不像、怪怪的模样。”我说：“我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她恍然大悟道：“呦，所以你就长成这副中不中西不西的鬼模样了。还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看，吃外国菜长大的连中国脸都变形走样了。”其实我长相像我妈，我妈是地道的湖南人。我猜想这可能是因我说话的语气腔调，再加上表情、举止、神态与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有些差异，令大陆同胞在感觉上就产生错觉了，觉得我简直是半土半洋的一怪物。我在美国的老妈也闹过同样的笑话。有一中美混血儿，一副洋人嘴脸，其父是曾来中国湖南工作过的美国传教士。该传教士公子在湖南生活了半辈子，当他移民美国后，我妈瞧见此人写的中文字条后惊奇道：“哎，你还会写中文字。”我说：“妈，你有没有搞错，他不就是中国人嘛。您看他长着一张美国脸，就觉得他不应该会汉字。”
中国人常常喜欢问：“真正的美国人究竟是什么样子？”这真把我给问蒙了。我发现，每当我自我介绍是美国人时，中国人的反应都是一致的：“你怎么是美国人，你明明是中国人嘛。”我只得告诉中国人没有一个标准的美国人概念。比如说，我就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不是中国人，当然我也会说自己是华人但不是华侨。美国既然是个移民国家，那么无论华裔、日裔、韩裔、印度裔、阿拉伯裔、爱尔兰裔、英国裔、德裔、意大利裔、非洲裔、南美裔，犹太裔等等，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共同组成了美利坚民族，对脚下的国土有归属感，再不是什么侨民而是这片新大陆的主人。当然在这个种族大熔炉里各个族裔仍固守着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传统，比如土著印地安人，他们有美国政府划拨的保护地，在那里印地安人仍坚定地捍卫着本民族的风俗。另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还生活着一些源自西北欧的雅美士裔，这些雅美士人至今仍拒绝使用电灯、电话，仍旧以马车为交通工具坚拒一切现代文明。美国人中还有从不进医院就医服药的基督教科学派信徒，以及不喝茶、酒坚持自己独特家庭结构的摩门教徒等等。尽管来自世界不同角落的移民，在宗教、信仰、哲学观、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差异巨大，但大家都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无论如何无法确定什么样的美国人算得上是真正、标准的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的人口分布状况很不平均，有些州98%都是白人，靠近墨西哥的加州南美裔则占了很大比例，而密西西比、佐治亚州有些地区又是黑人居民众多，纽约就更是闻名全球的人种博物馆大都会。然而我发现中国人观念里的所谓美国人，指的仅是白皮肤美国人，不管他是西欧白人、犹太白人还是东欧白人，哪怕此白人才刚刚移民到美国，中国人也会认为这个白人比我更美国人。
在不认同非白种美国人的观念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一次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给非白人学生开了一个会议，会上有些在外交界任职很长时间的美国外交官告诉我们：“你们要有思想准备，若你不是白人，那你在外交界的前途将会很黯淡艰难。因为美国政府受到亚洲、非洲地区一些国家的压力，若派往上述某些国家的美国外交官不是白人，那里的人会向美国政府反映‘请你们派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来。’由于受到对方的抵制，因此迫使我们不会派一个非白种美国人代表美国前往一些国家。”现实就是这般残酷，一个刚踏足美国的欧洲白人，他毫无疑问地会被某些发展中国家认可为“美国的化身”，倘若一介有色人种，尽管他的祖辈可能二百年前就已经是美国公民了，但当他抵达一些国家赴任时，仍不被当做“真正的美国人”。比如说在中国就是如此，任何一介白人，中国人都认为他的一举一动皆意味着是正宗美国人的作派。
克林顿访华时随行的翻译很糟糕，一些日常的中文句子他都搞错了。美国华人听了此公的译文后，都抱怨为何派这么一个脓包担当此重任。但就因为他是白人，若是一个华裔的话，中方会说这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人嘛。我就亲历过这种尴尬，我担任口译时，中国人似乎不放心我的美国英语是否纯正，是否真能把他们的话翻译成标准英语。中国人担心的是，你的样子是和我们一样地道的中国人，你又能讲一口没有洋味的北京话，怎么看你也不像个美国人，因此你一介华人不可能了解真正美国人的思维，也就不可能把你当做美国的代表。我与白人朋友交流中国的生活经验时，白人朋友常常很惊叹我的遭遇。比如在学校附近的邮局，每回我取包裹时都颇费周折，营业员总要求我去另一柜台再开一次票，然后站在一旁等着。而我的白人同事则从未被要求开什么票，职员小姐一见是白人，当即就笑脸相迎麻利地为外宾办妥了一切。在宾馆、商店等公共场合，华裔美国人很容易察觉出，服务员对华裔没有对白人“外宾”那么殷勤有礼，由于经常碰到这类低白人一等的待遇，华裔大都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心理伤害。
再谈谈令我不知所措的中国人的人情概念。来到中国后我才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美国人，因为我的思维及行为都是彻头彻尾的美国化。我的观念里，我不能为任何一个亲友去做一件不正当的事。一天一位女士来访，拜托我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她说：“你从普林斯顿来，你能不能帮我的孩子进普林斯顿疏通一下关系。”我跟她解释美国是法制国家，不讲关系学，找门道并不灵光，你的孩子只要按通常的程序申请就可以了。事后她抱怨平时对我那么好，又经常送礼物给我，到了关键时刻用得着我的时候我却袖手旁观，觉得交我这个朋友太吃亏了。我在中国遭遇的人情债常折磨我的心灵为之痛苦。另一次，一位妈妈拿了份美国中学的入学申请表登门，她是一个人过来的，甚至没将申请到该校就读的儿子带来。那是一份学校考察该生作文能力及了解新生背景的调查表，上面有“你最喜欢什么书？”、“在你的生活中对你影响最大的人物是谁？”等等。这位妈妈坦然地要求我一手伪造此申请表，我当即严拒了，她的孩子若来此欺诈方式，那就不该有资格进这个学校。出于中国国情考虑，我很客气地表示，我怎么知道你儿子都喜欢什么书，他的思想爱好是怎样的。那女士督促说：“你全权做主，随便编几句不就行了”。我很气愤，她把我当成骗子了。即使我自己的孩子，我也不允许他这般不诚实，欺诈行为在美国是极为卑劣可耻的。那女士见说不动我，便生气地斥责我不给她面子，随即起身出去了，至今再没来过一个电话。中秋节时我致电问候她，她也拒绝听我的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