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爱国情绪有时太过分狭隘。记得有次我在英国观赏来访的中国羽毛球队与英国队打比赛，中国领队询问我身旁的华侨朋友：“中英两国比赛，你支持哪一方？”那位华人先生答：“谁打的精彩，我就支持谁。”领队女士脸色不悦地给其扣了一顶政治帽子：“你怎么没有爱国心。”
有天我在大学里上华侨史课，老师讲东南亚国家那些热带民族都很懒惰，所以勤奋的华人在这些国家里都发家致富了，有些国家甚至一半的财富都控制在华人手中，而且渊源悠久的中华文化在亚洲也是最文明的，所以华人在东南亚的地位优越是高出当地人的头等公民。我听着刺耳，觉得如纳粹雅利安人种是优等民族一个论调。于是我忍无可忍地发言说：“我不同意这种种族歧视言论。首先不存在一种文明高于另一种文明，这就如同美国白人绝不能说自己的文明高于土著印地安文明，因为世界上所有不同民族的文明都是平等的。再者，你也不能诽谤任何一个民族是懒惰的民族，这是不公平的。最后，中国人在东南亚是头等公民这就更荒唐了，中国人一直严厉地谴责白人种族优越论，可私下里中国人却得意自己优越于其他民族，这不是文明人的态度”。我的话音刚落，顿时课堂里掀起一片声讨热浪。中国人纷纷痛斥我诬蔑、侮辱华人，他们说华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能够在异国他乡显赫起来的，这当然说明中国人比当地人勤奋、智商高。如今华人在一些国家里不仅控制着其经济命脉，而且还在积极从政。新加坡就是华人治理最有声有色的地方。于是我又问他们：“照你们的说法，若有一天西欧、北美的华侨在其侨居国财大气粗起来后，是否意味着这些国家里的唐人街文明将会凌驾于当地的西方文明之上？华侨也将成为优越于当地人的头等公民了呢？”有人回应道：“毫无疑问，中国强大起来后，海外华侨的腰杆才能硬气，其社会地位就会显著提高。”我惊呆了，中国人动不动就巴望自己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忽略不讲全世界民族、种族平等的观念。我相信，若在西方一个教师于课堂上公然宣扬自己的种族优越论，同时贬低其他民族，那么他的这番“失言”定会为其职业生涯蒙上阴影，甚至会被解聘。但中国人经常冲口而出什么农村人素质差、西藏人脏、新疆人粗野、非洲人丑陋、东南亚人懒惰等等，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种族歧视态度，这才是最可悲的。
至于西方白人，在中国虽说不存在肤色上被歧视的困扰，但我们仍然抱怨另一种意义上的种族歧视。最简单的例子，有次我在深圳罗湖口岸买一听可乐，售货员开口就要40元。我愤怒地冲着他骂了句：“去你妈的。”我离开时，听见围观者声援那个敲诈鬼道：“卖老外理所当然要价高点。”这一切令西方人怨声载道。我在中国的另一则滑稽经历是，西部一个风景区的公共厕所，门前墙壁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明码标着入厕价格：内宾小便五角、大便一元；外宾小便一元、大便二元。腹涨忍耐多时的我瞧见厕所便一个冲刺地奔了进去，窗口售票的老太太急得大叫要我先付钱而后入厕。我一边脚不离地往里奔，一边冲着老太太许诺：“出来马上付钱”。待我露面时，一直恭候于男厕门口的老太太张口就要我交出二元钱来。我瞪大眼睛审视着价目表，不服气地申辩：“为何内外宾价格不同，入厕也要厚此薄彼，这明明是对外国人搞种族歧视嘛”。于是乎，我只愿意按内宾价格交五角钱。老太太恼了反反覆覆念叨一句说辞：“外宾就得多交费，这是规定”。并一脸严肃地警告我，她的职责只管看门收钱，如果我不交足二元钱就不能放我走。
我在中国时常听到这样一个词叫：“内外有别”，但我知道中国另外还有一句成语那就是：“一视同仁”，我希望有朝一日中国能以“一视同仁”取代“内外有别”。尽管大家都知道，种族问题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里，迄今为止都是未能根除的一个老而又老的难题。
老外的香港八卦(皮诺 意大利)
19 97年香港回归中国时，我读大陆报刊的评论文章，一会儿称香港是“东方明珠”，一会儿又称其为中国的“百年国耻”。那么到底是“明珠”还是“国耻”，我糊涂起来。
在香港机场排队入境时，排在我前头的一对中英夫妇被卡住了。原来持英国护照的丈夫被容许免签证居留半年，而他身后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太太，则被告之只能留港七天。女官员盯着她返英的回程机票蹙紧眉头说：“你离开香港的机票是十天以后的，但你若在香港停留超过七天，警察就会把你抓起来。”那位中国太太的脸色腾地绯红起来，喘着气质询：“香港不是已经回归中国了吗？为何中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却限期停留七天，英国人反倒可以停留半年。为何歧视中国公民？”她说的是英语，顿时引起队伍中一些人的议论和同情，大家都很意外中国公民入境香港反倒比西方人困难。
安顿下来即往银行办事，吃了闭门羹才知晓，香港的节假日堪称世界之最，这个华洋杂处的都会，中西节日通通放假，圣诞、元旦、春节、复活节、清明节、中秋节一个不漏地全过。傍晚逛街前一位美国人告诫说，在香港闹市你不得不左右躲闪着曲线行进，因为港人没有给旁人让路的习惯。末了美国壮汉咬牙切齿地说：“哪天你若在报纸上看到我上法庭的新闻，那准是我在香港街头扑过去压死了几个愣头愣脑、不知礼让的港人。让他们领教一下不讲马路教养的恶果。”
在欧洲认识一位香港太太，曾是亿万港币身价的她炒楼亏本后，上门照顾一位英国老妇为生。我从未听她哀叹过命运，有次她感叹说：“人都是要谋生的，工作不分贵贱。我现在天天与英国老太太朝夕相处，英语已大有长进，总算学了一技之长，以前我只是个悠闲的师奶。”她豁达顽强的人生观令我敬慕。
在中环闹市，观赏街上的港仔、港妹如西方时装画刊上的模特一般时髦，不禁感慨佩服，尽管港人住房之窘困天下闻名，但他们清早迈出鸽子笼就会体面得一丝不苟，这是一个生活态度了不起的民族。港人遵纪守法的观念同样给我留下了良好印象。下班人流高峰时刻，公车站前的龙蛇阵50、60米远，巴士进站后数十人的队伍鱼贯上车安静有序。此景观在意大利一些城市是不可想象的，假若你有在意大利城市候车的经验，你就明白用不着劳神地去寻找队伍，当汽车进站时，你即会被不知从何冒出来的奔涌向前的人流所吞没。
有次我去一间只有一位医生与两位护士合作的私家小诊所，恰巧那天换衣服时忘记掏出来身份证。在诊所登记台前好说歹说护士小姐都铁板一块，坚持要我回去取一趟身份证。我允诺看医生后马上就付现金，或者你想更保险一些，我也可以先交上押金，这下你可安心了吧。护士表示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法律规定。我真敬慕香港人，眼下经济低迷私家诊所因收费昂贵更是生存艰难，可他们宁可丢掉生意也要一板一眼地遵纪守法。待我跑出门坐上的士，司机听我说是回家取身份证，很惊讶地问我为何不随身携带身份证，香港法律规定每人出街都得备好身份证，港人通常都是将身份证与信用卡放在一起的。进到居住的大厦，门房与我打招呼得知身份证遭遇后，也批评我对随身携带身份证的法律不该马马虎虎。这些都是普普通通的香港百姓，但他们对于做个守法公民的严肃态度，令我肃然起敬。
香港人捐赠善款的积极态度也令我难忘。星期天我在维多利亚山顶公园为残疾人协会募捐，捐赠10元者，就给其贴张小光荣牌。一位中年师奶(粤语太太的口头语)掏出张百元钞票，我一时找不开，她表示先去吃午餐有了零钱后再来找我。三个小时过去了，我料定该师奶绝不会为捐区区10元特地跑回来。就在我收拾东西即将下山时，那位女士出乎意料地返回我面前来了。她解释说山顶餐厅都是做游客生意餐费太贵，她特意跑到山下吃了碗28元的大排档面，想起允诺了捐款就又再次上到山顶。她捐了40元，正好是山顶餐厅一碗面的价钱。我好感动，她自己午餐都舍不得多破费，捐善款却如此慷慨。
香港朋友为我接风洗尘的晚宴后，我惊鄂地询问老友：“五人的晚餐没吃几盘菜，怎么结帐就近万元。”他解释：“那是因为有鲍鱼和鱼翅。”我吓了一跳，忙打听：“什么鱼翅，我怎么没吃到。”老友大笑起来打哈哈道：“怎么样，西方人开东洋荤，连鲍鱼、鱼翅都分不出来。那头一道就是鱼翅羹嘛。”我当即吓傻了说：“我明明吃的是玻璃丝呀。(英语里将中国的粉丝翻译成玻璃丝glass noodles )”老友更笑得开心起来，拍着我的肩头说：“那玻璃丝就是鱼翅。这回长见识了吧。”我生气地板起脸说：“下次聚餐，若有鱼翅请你先提醒我，我一定罢吃。”这回轮到老友呆愣在原地。西方人对屠杀鲨鱼就为了取其鱼翅深为憎恨，西方国家的海洋博物馆里，有些就展览着中国鱼翅罐头，谴责中国人这种野蛮的食欲。我们也很不解中国人对鱼翅的偏爱，不过是些吃不出什么味道细细的“玻璃丝”，值得为此微不足道的“口福”，残忍地去破坏海洋生物环境吗？以后在香港的日子里，每逢与港人聚餐，我都会谨慎地先打探清楚有无鲍鱼、鱼翅。
不久前一位房屋代理领我去跑马地看楼，路上他眉飞色舞地煽动说：“住在跑马地与大明星为邻居好幸运呀，出门就能遇见刘嘉玲与梁朝伟拍拖。”我觉得他太可笑了，那些歌星、影星与我有什么相干。怪不得香港街头的八卦杂志断市热销，市民对“揭秘”、“踢爆”明星的色腥隐私始终热情高涨。我就看不出香港的娱乐周刊有何“娱”何“乐”，一份周刊好几个月连载发动群众揭举明星秘闻的广告：经济低迷，二万人工(香港称工资为人工)的海关督察职位，竟有10多个博士、近500位硕士、3000多个学士去争。若去凑这份热闹，不如光顾时下名人蒲点(粤语，流行的观光地点)，如跑马地、太古广场、置地名店......，只要你探得城中名人明星的秘闻、绯闻、是非八卦，一经采纳，你即刻就有钱收，易过中六合彩。愈猛料愈价高，拍照为证更佳，最高可得10万港币报酬。为了做样板提示，广告上方整版刊载了9幅狗仔记者偷拍的明星隐私照，什么“机场直击，梁朝伟、张曼玉禁区私会”、“巴黎独家，爆12女星‘肉价’”等等。香港中文媒体被形容为“要钱不要脸”，还由于报纸的头版脸面常常是卖掉全版广告，见不到一条新闻，缺乏媒体做为新闻纸的尊严，这种牟利至上的作风全球独步。
有一种说法，说是最坚定的传统文化捍卫者，于海外侨民身上体现得最明显。因侨胞远离祖国故土、远离母语文化土壤，使得这群海外游子与故国分离时，原有的古典风格得到了极致保存。一位红遍西方、被誉为中餐厨神的港厨名言是：“我是中国广东人，我回到家乡时觉得自己比当地人更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一举一动更有中国人的味道。虽然我是在海外成长起来的。”对此本人深有体验。抵港第一天时，门房留给我的字条这样写道：“阁下有事敬请吩咐。”月初收到的电话、煤气等帐单，皆是阁下长阁下短的，观赏香港人写的中文句
子，总感觉飘着股古文气息。
有些香港人对男女授受不亲的意识仍旧相当坚持，甚至面对洋人也不愿网开一面。邻居法国小伙子来了位女性客人，没过两天大厦管理员便闻风而至，好笑的是该先生以往的坦荡皆无影无踪，探头探脑地缩在房门口不敢越雷池一步。窘了半晌才吞吞吐吐道：“这房间你租了，照说你接待客人纯属是个人私事。可是......可是她是位小姐呀，你这里可就只有一间房......”
我的运气就更不佳了。那晚打扫房间的大嫂，明察秋毫地探明我的香港女友随我进屋了。午夜时分听见敲门声，我慌忙从浴室里探出半个脑袋来请求：“给我十分钟就完事了。”港嫂听后脸憋得通红，越发一阵紧过一阵地狠敲大门。我无奈地再次湿漉漉地探出脑袋。港嫂这次则大义凛然地径自进屋闯入浴室。咦？姑娘哪里去了？未能活捉到鸳鸯浴的她，赶紧悻悻地对下身裹着浴巾滴着水狼狈愣在一旁的我随口扯道：“听说你这马桶出了问题。”随即拉了下马桶把手敷衍着：“现在没事了。”折磨得我啼笑皆非。
我曾与一位港妹拍拖了一年。分手时，她竟然说：“我们分手可以，但我想要欧盟国家护照。”如此实际真令我寒心，那一刻我对她感觉从未有过的陌生。与女友外出食饭一律都是我买单。对此她振振有辞：“这是我真心与你拍拖才让你来买单。若与一位男士外出饮茶，我看不上对方才跟他来AA制。那样就等于是给对方一个信号，我没相上他，没兴趣与其发展下去。一个大男人让小姐买单也太不潇洒了，要知道我们女孩子出来陪男人用餐前的打理准备是很费时费钱的，我们要换上刚上市的时装、搭配最流行的首饰，还要精心化妆，男人享受了与靓女相处的温馨后买单，实际上是物超所值。只有吃软饭的男人才要身旁的小姐买单呢。”女友还说香港人有一句俗语叫做：“贫贱夫妻百事衰。”几位香港女孩议论起艳星钟丽缇破裂了的异国婚姻，个个替其打抱不平。钟小姐的前西洋丈夫是位平凡的白领，薪水自然远不如影星太太。对此香港女人叹息钟小姐找男人没有眼光，众执一词的态度是“这种没本事挣钱养家的男人，要他有什么用。”
女友还宣称“女人有三样东西，即使自己有钱也不能给自己买，那就是房子、汽车和钻石。若女人自己置办这些东西，那就意味着她做为一个女人活得太失败了。”我听后震惊，不满港女不愿独立自主、反而向往依附男人的心态。若我妹妹耳闻这番巾帼气短的言论，定认为这是女权运动的悲哀和耻辱，甚至会可怜她们是有待解放的一族。
刚到香港工作时，起初当地同事与我聊天时显得相当害羞，常常仅拘谨地道声早安，有时顶多再客套上几句就走开了，这令我惊讶和意外。日子长了大家混熟后，香港同事才逐渐习惯与我无拘无束地谈笑风生。又过了几个星期，开始有香港人邀请我周末一同外出游玩，尽管那时我很忙但我不敢回绝，担心若我表示没空，港人会误解为我没兴趣与他们打成一片。来香港两个月后我已幸运地结交了几位不错的当地朋友，尽管香港朋友在我面前已成功地克服了“恐洋症”，但当他们遇见陌生的鬼妹时，大家的局促就又复发了。有天傍晚，三位港仔光临舍下，恰好有位北欧姑娘来此暂住。港男瞪着面前金发碧眼的洋小姐，个个都不好意思直视着对方交谈。于是他们转过身来向我打听：“她是哪国人呀？”、“她来香港是工作还是旅游？”、“她钟意不钟意与我们一道外出聚餐？”这种眼睛不瞅不睬当事人的交谈方式，对西欧人来说是极不礼貌的行为。当然我理解他们是因为害羞，我笑起来鼓励说：“她不是母老虎，有关她的问题，你们还是去问她自己吧，这是欧洲人的习惯。”
对于港人另一个印象深刻的方面是，每回我请求香港同事、朋友帮个忙时，他们从来不会对我表示：“No, I Can't.(不可以)”尽管有时我询问对方时，他们完全是答非所问云山雾罩地兜来兜去，始终不肯吐出一个“不”字。这令不了解中国客套规矩的老外困惑，误为香港人回答问题实在不着边际。我这些年恶补过不少中国文化，对中国人待人接物的礼仪有点上路，但我仍然不习惯一个问题得不到正面回答。故我向港人提问时会加上句注解，比如我会这样开口：“我想征询你的意见，若你不同意，就请痛快地告诉我，这样对我来说比较明确简单。”轮到香港人询问我的意见时，他们会说：“咳，皮诺，我想问你个问题，你会不会生气？”我诧异地回答：“怎么会呢？你尽管问吧。”我顿悟了，原来中国人开场白的敬语是这样的。于是下一次我也照葫芦画瓢地询问港人：“若我想知道你的看法，你会不会生气呢？你是否可以给我一个直接的回答呢？”
我的办公桌前摆了一幅妹妹的照片，香港同事端详着她好奇地打听：“这是你的女朋友吧。”我答：“她是我妹妹。”于是个个瞪起失惊打怪的眼神，低头看看照片又抬头端详着我探个究竟：“是你的表妹吧。”我又答：“是我的同胞妹妹。”受惊的港人，于好奇心驱使下继续往下挖：“你是在搞笑吧，你这么个金发碧眼的欧洲人，怎么会出来个......，我的意思是说，你妹妹看上去和你真大不相同。”我气定神闲地解释：“当然不一样啦，因为她爸爸是非洲人嘛。”港人这下彻底被我击呆了，讪讪放下照片一言不发地走开了。我心知肚明种族城府保守的中国人心中的潜台词会多么地对我妈不敬，一定私下里议论：他妈妈居然与黑人有一腿，一黑一白两兄妹可真够滑稽的。可能中国人还会由此产生偏见，看，西方人就是“鬼”，性生活乌七八糟，家里什么颜色的仔都有，真是个畸形社会。
有港人指着报章上的图片对我抨击西方的同性恋时发了如下宏论：“悉尼、旧金山是个肮脏的地方，遍地都是同性恋。男人跟男人搞、女人跟女人搞可真恶心，这些同性恋居然还在街头举行嘉年华化妆游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数国也真不讲伦理道德，居然允许一对同性恋结婚，北欧同性恋外交官的‘男妻子’，还公然享受外交官‘太太’的身份。咳！鬼佬毕竟是鬼佬，社会风气就是颓废。”我反驳对方说：“一个男人没兴趣与女人做爱，或一个女人爱上了另一个女人，这只是他(她)个人的恋爱取向，与异性恋者是平等的，纯粹是一个人的私生活。指责同性恋颓废了社会风气，根本是一派胡言。”如果西方人从未见识过中国夫妻公开亲吻搂抱，于是就此推测中国人从不做爱，中国人一定会嘲笑西方人对东方社会的荒唐无知。反之，中国人看不惯西方白人拥有黑人性伴侣，以及西方社会对同性恋者的宽容，由此下结论说西方人乱搞男女关系，同样是不客观的偏见。
有些西方人头脑中的香港概念颇滑稽古怪。我在夏威夷度假时，一对美国夫妻在当地的中国城边逛边发感慨：“这里的中国城简直就是个弹丸，香港的中国城可要大多了。”我在香港有位德国同屋，有天他抱怨港人的英语时评论道：“既然香港经历过英国一百年殖民地的洗礼，那为何香港人操的英语没有多少英国口音，反倒满口的广东味呢？”
我最看不惯那些在香港住了20、30年的西方人仍旧是中文白丁，曾好奇地打听他们拒
绝学中文的原由，有几位回答说：“在香港不懂中文照样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因为所有公文、街道甚至大排档的菜单都有英文，这里是个国际都市。”我又问：“若不会中文肯定影响你们融入当地人社会，交香港朋友就困难了。”对方笑起来道：“受过良好教育的港人都会讲英语，只有那些女佣不会英语，如今家佣的位置已被懂英语的菲律宾女佣占据了。”对此我始终不敢苟同。过了不久，有位中文盲的英国人向我抱怨他家有线电视出了故障收不到BBC台，他致电有线电视公司，无奈怎么都与对方谈不清楚。事后这位英国人嚷嚷道：“他们的英语太差了，我听不懂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我急忙问他：“你怎么不请一个香港朋友帮忙呢？”他叫起来说：“我哪里有什么香港朋友。”当时我心中的潜台词是：“咎由自取，谁让你抱残守缺地鄙视学习当地语言呢。遇到不方便的时候就只能大发脾气。”
香港人的风水观念根深蒂固，浅水湾富人区一栋大厦的半腰，突然没头没脑地开了一个正方形的天窗，据说是风水师的避灾杰作。香港人在大兴土木之前绝对要请风水师前来考察一番，西方人的建筑设计图常常会因风水师的几句金玉良言而被改动，为此西方建筑师抱怨港人因为迷信而不尊重他们的创意。不过我认为，既然风水是香港人的“根”，我们就应该尊重本地人的文化风俗，其实中国人数千年钻研的风水里面学问大了去了。香港风水师常建议普罗大众如何选择“旺宅”，及如何居家布置，香港人接受了风水师面授机宜的定心丸后，至少精神和心理都安定了许多，不必再光顾心理医生了。
由于我会“煲冬瓜”(广东口音“普通话”的谐音，听上去如“煲冬瓜”)，在香港的日子里总能畅通无阻。出门我常与熟人寒暄，他们大都是居家附近超市、银行、邮局里的职员，我喜欢香港街邻这种浓浓的人情味。见了面香港朋友总客气地夸赞我：“你的普通话真流利，比我们讲的还好还标准。”我便笑道：“普通话不是普通吗？如今都回归好几年了，你们得抓紧恶补普通话才能赶上潮流。”
随着香港回归普通话终于扬眉吐气了，商家都视大陆客为财神爷。有次我还临时当了回翻译。那是在电器店，店员会讲英语但不会普通话，而顾客粤语英语全听不懂。于是我便将店家的英语翻译成普通话，兴致勃勃地充当了中港两地华人的沟通桥梁。我的普通话成为独特的个人招牌，家门口的车仔面馆老板经常与我打招呼：“‘吸’(吃)过没有？”。我就边吃着面边指点他的普通话发音。周围人都夸赞我当地人缘好，我就学着中国人的谦虚劲说：“实际上都得归功于我嘴上的硬功夫。”
眼下香港经济低迷，马杀鸡女郎(妓女之意，香港街头流莺的口头语是冲着目标喊一声英语Massage，意思是按摩。)不得不以极具攻击性的方式揽客。夜晚我们这些单身外国男人，闹市里走过一条街来，常会遭遇到4、5位马杀鸡的邀请。对此，我都会用普通话对她们道声：“谢谢！不要。”每次我一吐出普通话，马杀鸡顿时呆若木鸡。然后有些缓过神来的女郎会追在我身后表示：“冲着你会讲国语，给你八折优惠怎么样。”还有一次更绝的经历，那晚我回家的路上，一位女郎突然蹿过来一把搂住了我的脖子。我惊惶失措地躲闪着求饶：“小姐，咱不开这种玩笑，好不好。”她听后当即愣傻了。我接着推辞说：“我不好这个。”这下她误会了我的意思，赶忙说：“阿，我明白了。那我也能保你满意，我可以帮你招个靓仔过来。”
香港操汉语的华人占96%以上，然而香港的教育多以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非母语教学引起极大争议，许多教育界人士力倡改革，但遭到不少学生家长的反对，他们担心母语教学会消弱子女的英文能力及影响其前程。这种仰视洋文鄙视母语的观念，致使一些土生土长香港人中文差劲的程度，连我这个鬼佬都替他们汗颜，也成为香港殖民社会的一个特色。我的一位香港朋友，自小到大都在香港本土接受教育从未留洋，但她读中文小说因为太吃力，常常看不了一、二页就读不下去了。她写份中文传真也是提笔忘字，一个劲请教我中文字，后来我不忍心看她遭罪，干脆让她英语口述我代劳写汉语，搞得这位女士很是难堪。她解释说，其父母自小重视培养孩子成才，总督促她学好英语，至于她的汉语如何父母则觉得无所谓。这位女士弟弟的中文情形就更惨了，弟弟在香港接受了18年的洋化教育后，望子成龙的父母又将其送到加拿大，如今定居加国的弟弟与母亲间鸿雁传书都困难，因为他不会写中文信而母亲则是英文盲，唯一与母亲联络的方式就是打越洋电话。两代人于文字上无法沟通，简直是家庭悲剧。
前几天我行在香港离岛海滨。忽瞧见海里一条小狗正乱扑腾挣扎着。视爱犬如家庭成员的西方人最看不得狗遭罪，我狂奔到岸边一条小舢板旁呼叫着：“我要用你的船。”船主也不示弱地回敬：“你要去哪里？先拿一百块钱来。”救狗心切的我赶忙上供了一张百元港纸。待将狗打捞上来后，我对船公说：“你看这么一折腾，我上班就快迟到了。你能否代我照料一下这可怜的狗，或者送它到宠物收养所去。”那老汉诧异道：“干吗送走呀？这是我自己养的家狗。”我一听忙问：“那你怎会让自家的狗落水不救？”对方回答：“这狗每天跳下去玩会儿，然后我再把它捞上来。”我来气了：“那你为何非收我一百块钱。”人家理直气壮地提高了嗓门：“是你自己疯疯癫癫地奔过来喊着要船，用船就得付租金呀，我当然不能白给你使。”
对西方人来说，香港著名花絮之一要算这里人对顶尖名牌的热衷。西方游客在香港会被领到山顶豪宅区，观赏一辆停在院子里的名贵罗尔斯罗伊斯轿车。更令西方人不可思议惊奇的是，此车的名贵并非仅车本身，吓煞人的则在于它显赫的车牌，车尾8888这四位不同凡响的数字价值，远远盖过了汽车的售价。而九龙半岛酒店，则以世界上收藏最多罗尔斯罗伊斯轿车著称。我对这种莫名其妙的奢侈相当不以为然，与其摆谱还不如用来赞助传播中国文化来得具价值和有意义。凡在西方读过汉语的老外都清楚，西方大学的东方学院里要算日语系最财大气粗，因为日本政府、财团为能够把自己的文化打入世界，常常不遗余力地投资。相比之下，两岸三地的中国人皆对资助海外中文教育反映冷淡，甚至与韩国人积极推广韩语走向世界的态度相比都相形见绌，这实在是很遗憾的事。
让老板开心，中国人的"大我"与"小我"(阿历克塞 俄罗斯)
港工作过8年的莫斯科朋友告诫说：“中国人日常上班，最重要的不是本职工作干得多么出色，而是如何取悦于老板。”抵达香港后，一位曾在加拿大科研机构共过事的香港朋友也对我说：“香港与北美办公室的工作环境不一样，在这里最要紧的是让你的老板满意开心。香港人称其为‘给老板擦鞋。’”
到香港一间大学报到后，我即开始领教系主任封建家长制的管理作风。起初我真是不理解，这位主任以往曾在美国工作过10多年，居然没能熏陶上丝毫的西方式开明做派，那些年的洋墨水都白喝了。事实上，系里同事们私下里给主任起了个外号“皇帝。”这位皇帝确实天天显现出一系天子之派头，比如通常在校园里遇见皇帝主任，你得赶忙颠颠地迎上前去主动请安。若你这个下属不积极抢先与其打招呼，那么主任大人就会假装没看见你躲闪开来。我从未见识过主任躬身问候过哪位下属早安。
我原计划来香港做三个月的短期访问学者，两个月后系里决定给我一份两年的正式工作合同，应该说这是件大喜事。香港大学的高薪远胜于日本及西方各国名列世界第一，能够在香港大学谋得一席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被形容为是中产阶级中的打工皇帝。我提出的条件是，若接受这份工作，希望系里能同意我每年夏天回莫斯科度假三个月。两星期后的周五傍晚，系主任通知我说，他不同意度假三个月的请求。他表示：“你可以考虑一下，周一必须答复我要还是不要这份合同，若过了周一还犹豫不决，就视为自动放弃。”周一早晨一上班我即回复系主任，明确表示不接受这份迫我放弃度假机会的合同。我的决定大出香港人意料之外，在场者个个惊呆了，他们不能想象一介“水深火热”中穷哈哈的俄罗斯人，面对80万港币的年薪居然无动于衷。
我离任前夕，系里又提出留任我继续工作的建议，我当然再次重复三个月回莫斯科度假的条件。这次系主任松口说：“我们没办法在合同里明确地加进这一条款，但可以找到变通的方式。我的办法是到时候允许你回国度假，但离岗期间的工资将被扣除。”我觉得这个折中方案值得接受，于是我便留了下来。第一年暑假我如愿回到莫斯科与家人团聚，到了第二年暑假前夕，我如常向系主任告假时，他却反悔了。我询问他为何撕毁以前的承诺？他振振有辞地反驳我说：“我只特许你第一年可以请三个月的假，第二年就不存在这项优待了。”我既吃惊又愤怒，他怎么可以如此戏弄我呢。我与他争论起来双方僵持不下。最后主任说：“你若坚持要走，那你写个请假报告来吧。”三个星期内我写了三份申请报告，每次都被主任退了回来，不予回复。我只得再次面见主任，他表示若我还不罢休就必须写份申请给校方。我立即照办了。三天后我去询问结果，主任说我还得再写一份申请给另一个部门，我二话不说又写了一次。就这样，接下来的两周内，主任曾三次要我重新写申请报告，我都毫不气馁地去执行。终于有天我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发现主任留下的一张便条，上书：“你的申请已阅。”我叩开主任的房门请教字条上的意思，主任反问我道：“你没看明白？”说着他拿起字条朗诵起来。我打断他说：“您的手谕我已经反复看过了，现在请您直截了当回答我，同意还是不同意我回莫斯科。我认为您单方面破坏我与您之间的口头协议，这是不公平的。”系主任总算看出来我是走定了，我回国后打算不打算再回香港倒是成了个问题。于是他终于放我回家，但要求我承诺度假后一定回来。
香港大学的系主任一手遮天，掌控着职工的工资、职称定级、研究经费和奖学金的使用。以往我在加拿大研究机构工作时，科学家所获得的研究基金都是由使用者支配，但香港大学的科研经费则握在系主任手中。系主任大权独揽的结果是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系里两位曾在美国工作过的同事，是员工里最具民主意识的“西方派”代表，并都是科研的带头人。由于这二位反对系主任的封建家长制，被系主任以“破坏工作的捣乱份子”罪名炒掉了他们。由此反映出香港大学长官意志体制的弊端在于，不支持独立思考、不支持个人创造性及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系里还有七位工作了几十年资格最老的教师，他们虽然无任何科研成果，但这些年一直都在勤勤恳恳地任教。系主任想打发他们走人，为此系主任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先找到校长汇报说：“我们系里开会研究过了，这七个老人应该被精简掉。”事实上系里根本没开过任何会议。校长听了系主任的陈述后表示：“既然你们系里已经集体讨论做出公决了，那就尊重你们的决定吧。”主任回来后召开全系职工大会，表情沉痛地向大家宣布说：“很遗憾，对不起各位，校方高层逼迫我精简机构裁员。无奈我只得奉命行事，这全是校领导的旨意。”七君子离去后，大家立即意识到他们尽管不是科研人材，但他们任教的学生占系里学生总数的50%，而系里的财政收入与学生数量的多寡密切相关。因系主任的个人意志从而导致系里的收入大幅减少，结果是系里雇不起交流学者、访问学者，以致于教师的工作量及科研课题都受到致命的影响。可悲的是系主任始终没有承认自己过失的胸襟和气量。
最近由于香港经济形势困难，政府消减了大学的财政资助，校方的新政策是两、三年之内各系要裁员20%，实际上我们裁掉了七位教师后已达到了校方的“瘦身”指标，但校方表示你们在新政策出台前自行辞退的冗员不算数，这次还得重新裁减20%的员工，大家都怨声载道。我们的系主任仍旧拒绝检讨他的过失，仍旧稳坐在系里的第一把交椅上。中国没有一个宽容国民认错的社会环境，而欧洲人的观念是，若一个人犯了错误，你知错、认错并不意味着丢人现眼。但中国人认为认错就是丢了脸，这种面子文化不仅影响中国人的反思检讨，甚至影响一个人不断完善其人格，更阻碍一个人、一个社会的进步。
我曾倡议系里员工每星期五搞一次早餐聚会，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各自教学、科研的心得。第一个周五早茶会上，我汇报了自己的科研现状；第二个星期五一位美国同事做了报告；第三个周五一位中国大陆来的访问学者发了言。到了第四个周五早晨，我们这几个外来人员都已表述过了，该轮到香港本地同事汇报了。可惜的是那个早茶会上香港同事个个沉默不语，无人愿意谈出自己的工作心得，早茶会最后就这样无疾而终。与聚会上沉默寡言情形相反的是，私底下传播同事的飞短流长却异常活跃，人与人之间都紧张地相互提防着。同事总喜欢抱怨其他人的工作条件、待遇比自己好，若我询问怎么个好法，他们的回答是：“那还用说，很明显就是好。”我又追问有什么具体的例子，他们表示：“具体情况就不便讲出来了，但可以感觉出来。”我与系里的美国、法国甚至大陆来的同事，聚在一起揣测香港人的这种“感觉”，始终未能破解。由于人人宁愿天天去“很明显地感觉”同事，于是到了全系员工大会上，要大家发言谈谈各自的意见、想法时，会场里始终鸦雀无声，个个表情冷漠，好像都还在沉思、“感觉”着，但就是拒绝道明自己肚子里那些“很明显的感觉”。
系里有些教师去外面讲学捞了些外块，系主任在全系大会上宣读了一个通知，要求挣了外块者上缴一部分所得给系里。我当即提出这种私法不妥，等于是变相征收所得税，无论是系里还是你主任都无权修改政府的个人所得税法律，任何机构和个人私自加税都是违法行为。系主任愣了半晌后表示：“你提醒的对，这个我忽略了，我们得尊重法律。所以我改为要大家以自动捐赠的名义缴纳30%的校外兼课收入，我马上起草一份自愿捐赠书，每位员工都要在上面签字，这样在法律上就万无一失了。看来我们还得建立起一个监督机制，让大家互相检举不上缴外块的员工。”我听了主任的这番高论惊得瞠目结舌。在场的员工则无人提出异议，我纳闷中国人怎么不懂或者不敢挺身维护自己的权益呢，这是多么的可怜可悲及奴性十足。让同事之间互相监视和鼓励暗地里打小报告，这也太恐怖了吧。
与香港人一起开会都堪称是“闷头会”、“哑巴会”，奇怪的是，中国人私底下交头接耳时个个都挺能高谈阔论的，一旦到了正式会议上领导征询大家意见、看法时，他们的舌头都好像被割掉了似的一片死寂。校方曾抛出来一个评定教师工作成绩的草案，按百分比将教师划分成三六九等。草案规定一个系要评选出5%的教师为突出成就的拔尖者；再评选出5%的优秀教师；还少不了评选出工作表现最差的5%者；其余都为一般中不溜工作水准的教师。这个闷在办公室里杜撰的、不切实际的百分点草案，一经公布立即炸了锅，毫无疑问这太荒唐透顶了。这就意味着一个系尽管实际上每位教师都很优秀，但不得不一刀切地按照校方定出来的百分比，只能报出5%工作有成就的教师，另外尽管系里也许不存在“南郭处士”，但都必须揪出5%个混饭者来达标。学校召开职员大会讨论此草案时，中国员工皆如常一样一片沉默是金，个个明哲保身。大会上，站出来表态提意见的全是外籍职员，外国人于是成为离经叛道、故意挑刺的麻烦制造者。会后我询问中国同事，你们明明满肚子牢骚、不满，有了表达的机会时为何却一言不发呢？他们回答：“干吗我要出那个头，又不是我个人的私事，中国有句古语‘枪打出头鸟’。”
去年政府的一个督察委员会要来大学考察我们教学、科研成果，为了准备过关，那些天全系教职员工的中心工作不是教学和科研，而是由系主任带头部署如何迎接政府官员。周六清早全系员工都停止放假集中到一间五星酒店，全封闭地开两天学习会。这种弄虚作假的情形其过分程度，连我在前苏联时期的科研机构工作时都闻所未闻。我们准备应考督察委员的项目包括，本系历史上的科研及教学成果，及系里未来工作的宏观计划。当然我相信全世界的大学应付政府的工作检查时，都会尽可能地夸张自己的成就，这是可以理解的常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系主任为了统一大家的口径担心有人说错话，他向每位分发了一份迎接检查的提纲，要求大家周末呆在酒店里背诵下来。看来我们系以往的历史是“不可以预测的”，此感叹源自前苏联的一则政治段子：“苏联，不仅未来是不可以预测的，更重要的是苏联过往的历史‘绝不可以预测’。”此言怎讲？因为前苏联的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勃涅日聂夫时代......，每个时期所公布的苏联历史都是不一样的版本。红场阅兵式上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合影，今天并排着8位，天知道几天后同一张照片上可能仅幸存7位甚至6位了。
为了本系历史成就“新版本”的万无一失，系主任亲自挑选了五位精英人物，重点培训他们如何应对督察委员的提问。在酒店大堂的全系大会上，系主任慷慨激昂地发言说，他撰写的提纲是系里工作的路线方针，每个员工都得认真领会其精神，尤其是回答督察委员的问题时，不能偏离提纲上的中心思想。末了系主任表示：“当然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但这个周末大家必须统一认识，都要下功夫牢记提纲里的统一答案。”周六大家闷头牢记系主任语录一天后，周日按计划本该是全系员工讨论工作、大家自由发言的时间。但是清早系主任检查五位精英背诵提纲的成绩后大为光火，斥责他们背诵的还不够流利、精确。为了达到“一丝不苟地不走样”，系主任责令五君子回房间继续面壁用功，所谓的自由畅所欲言大会连一分钟的讨论、发言机会也没有，一个小时的聚会里彻头彻尾的全是系主任一言堂。他不厌其烦地谆谆叮嘱大家，背诵他的语录是如何的重要，及应该从系里的大局利益出发“千万不能说错话”，不要随意发表“不负责任的议论”，更不能出风头谈什么自己的看法，只要照着统一答案去开口就万事大吉了。前苏联时代我们有一则民间段子：“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紧跟党中央的方针路线，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若原地踏步那是对党的不忠诚，若冒进跳跃同样是反动派。”
我们被释放后的周一晚上，我和几位从西方留学回来的年青同事，与校外一位朋友聚会。谈起备考政府检查的事，校外的朋友说媒体一定感兴趣这件新闻。我当即表示愿意与媒体合作揭露这个黑色幽默，但在座的其他同事都噤若寒蝉，纷纷劝我千万不能捅这个马蜂窝，事情闹大了对大家都不利。我气愤地表示系主任导演的这出荒诞戏，是对我们独立人格的侮辱，别说自由表达意见，甚至连提问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还算什么民主社会。几天后，系主任听闻我私下里散布不满言论，他找到我个别谈话。我先开门见山地询问是否有权提问，接着我提到在西方社会甚至变天后的俄罗斯，都未曾见识过本系种种不开明的气氛。系主任摆出中国人面对西方人指责时的惯常姿态说：“这里不是西方，我们有自己的国情，西方那套散漫的民主不适合中国人。中国人最重要的是团队精神，讲究牺牲小我，去完成大我。”最后系主任警告我说：“你经常与一些喜欢滋事的不良份子来往，这样不好，你会‘近墨者黑’，最好的办法是多接触那些勤恳工作、尊重上司的好员工。还有你今后最好还是别乱开口发议论，中国古语的忠告是祸从口出，你不了解香港的国情，在这里少说话为上策。当然你有自己的看法，但既然是个人内心的意见，那就让其留在心里就是了。系里决定了要大家统一口径、统一认识，每个员工都有责任去照办。”
我不耻下问香港同事关于“小我、大我”的东方哲学，因为所谓的“小我和大我”，在我看来都是一个“我”字，这本身就是概念混淆。香港人解释说：“此地的特点是，每个人都很自私，这种极端个人主义至上的态度，使得中国人总是一盘散沙。整治中国人缺乏集体主义精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领袖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样才能把众人统一起来、凝聚起来。”我听后悲哀地感叹，这种言论体现了殖民地和封建帝国的双重心态。
在我看来，中国人“小我、大我”的观念体现在日常生活里也充满了混淆，确切地说就是没有“大我”只有“小我”，即缺乏公德心。在香港街道上常能观赏到着条纹睡衣、睡裤者，简直是将大街当成自家的卧室了。在欧美，睡衣是绝对不能够穿出家门的，即使是在自家门里也不能着睡衣会见客人，否则都是不文明的行为。健身房里港人只顾“小我”的表现就更明显了，比如说那些健身器械，港人用完后便随地乱丢而不愿意归还原位，表现出无公德心和无秩序的民风。还有些人干脆坐在器械上歇息，霸占着位置为的是不想让别人用，以便自己休息后可以马上继续锻练。健身后冲凉时，墙壁上的挂钩理应一人用一个，但常常看到一个港人将三、四个挂钩全部都占上，一个挂上衣、一个挂裤子、还有一个挂背包，根本不考虑后来者的利益。每次我都不得不耐心地趋前询问：“请问你用完了吗？能不能让别人用一下？”这情景使我感觉港人不在乎自己的公众形象。大概所谓“大我”的概念，意味着中国人献身于与己直接相关的团体，这个团体“大我”包括家族、同事、邻居等亲友。当他们离开这个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团体“大我”后，其肩上的责任、义务便就随之卸掉了，陌生路人显然不是与己相关“大我”中的一员，因此也就没有义务去殷勤体贴这些“与己不相干者”，反正没有在自己熟人面前丢面子，这就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