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霍乱吞噬众生命 名医清任救众生

这一年，时值夏秋交接的季节，一场全国流行的“暴发病”正悄悄的四处蔓延，京城更加严重，肆无忌惮的吞噬着人们的生命。

这个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呢？不知道是怎么传染的？更谈不上如何控制传染源了。过了百余年后才知道是霍乱病。

霍乱是急烈性传染病，传播极其迅猛，病人的粪便等排泄物污染水源或食物后引起传播的。

京城人口稠密，染上此病的人日益增多，一人染此病，传染全家，一家染此病，传染十家，十家传染百家。一家几十口人，能剩下几个人就纯属万幸了，全家人无一活命的不在少数。

朝廷为此发帑施棺，给那些因贫困无力掩埋者。一个多月下来，就发放了数十万两黄金，耗费了朝廷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此事引起朝廷上下震动，皇上下旨责令太医院三日内务必拿出治病的办法，否则以渎职罪论处。

太医院的太医们，接到圣旨后，各个胆战心惊，就像无头苍蝇似的纷纷翻看着医书，希望能在茫茫书海之中找到治疗这个暴发病的方剂。有一位平素喜好引经据典的太医，冥思苦想，隐约想起在哪一个方子里，有主治的病症和这个“暴发病”相似，突然间他想起是在宋朝太医院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的某一方子里见过，想到这里便兴奋地喊道：“快，快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找来。”

一个太医很快在书架上找到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众太医们纷纷围着翻看，终于在卷二治伤寒之“藿香正气散”的方子中看到；治伤寒头痛，憎寒壮热，上喘咳嗽，五劳七伤，八般风痰，五般膈气，心腹冷痛，反胃呕吐，气泻霍乱，脏腑

虚鸣，山岚瘴疟，遍身浮肿，妇人产前产后，血气刺痛，小儿疳伤，并宜治之……。

太医们这才松了口气，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一个有据可查，有方可依的治“暴发病”的药方，可以向皇上交差了。

次日早朝，太医院的院使呈上一份奏折，奏请皇上批示，皇上朱笔批示道：“火速照办”。

下了朝以后，太医院的院使马上吩咐太医们照方抓药，把药煎好，到附近给十个病人喝下，观察效果如何。可是用了三天的药，这十个病人未见十分明显的疗效，但也没加重病情。

按理说，太医院的太医们，可不是那些碌碌无为的庸医，从文才上讲，不比那些文官逊色，从医道上讲，更比那些普通郎中技高一筹。那么，这些太医们为什么谨小慎微，踌躇不前呢？

明朝永乐年间，一起因为太医照本抄方，使用经典方药治死了王贵妃。

有一天，王贵妃突然感寒发热、肚子疼，太医诊脉之后按照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伤寒论》，给她吃了一剂麻黄细辛附子汤。

王贵妃吃下这剂药后病情有所好转，但是第二天，王贵妃又突然出现了四肢厥冷及紫绀的症状。于是，太医又按照《伤寒论》给予一剂四逆汤，但是王贵妃喝药之后立即死亡。

朱棣听说王贵妃死了，竟然惊得目瞪口呆，半天没说一句话，过了很长时间才恢复常态。突然，他发疯似的跳着脚，大骂主治太医是废物，立即下旨把主治太医重责八十脊杖，然后就地砍头；并且下旨派锦衣卫把主治太医的父族、母族、妻族等三族的二百余人全部砍头；又下旨把举荐主治太医的官员吕某革职查办又杀死涉嫌下毒的吕氏妃子、宫女、太监、官员及其家属3000多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二吕惨案。

太医出了医疗事故就要人头落地，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明朝的二吕惨案杀人最多。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这句话就是出自二吕惨案，也是后人咒骂朱棣的杀人疯狂。

事后，朱棣把太医院院史找来，询问王贵妃的死因。

院史认为主治太医的处方无误，因为王贵妃感寒发热并且肚子疼属于伤寒少阴病，那么主治太医使用《伤寒论》的麻黄细辛附子汤是正确的。因为麻黄发汗、细辛逐寒、附子回阳。后来，王贵妃又出现了四肢厥冷及紫绀的症状，属于伤寒厥阴病，那么主治太医使用《伤寒论》的四逆汤也是正确的。因为四逆汤中的附子回阳、干姜温里、炙甘草调和脾胃。

听了太医院院史的解释，朱棣认为主治太医是正确的，但是杀了也就杀了。可是问题出在哪里呢？是啊，凡事都有原因！一个大活人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太医为什么要根据书本开处方呢？要知道，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伤寒论》是古代医生治疗时令病的法典，书中叙述的条文是不能违反的。

王贵妃的症状属于伤寒少阴病，那么主治太医就必须使用麻黄细辛附子汤；后来属于伤寒厥阴病，那么主治太医就必须使用四逆汤。然而主治太医不知道这些药物是不能用的，因为谁也不会怀疑书本的处方是害人的。

这要是把老百姓治死了，那么医生是理直气壮的。因为医生是按照《伤寒论》治病，没有违反操作规程，所以家属告到哪里也没用。但是主治太医偏偏碰上了皇帝，而皇帝不懂医学，也不管主治太医是否遵守了法典。皇帝的逻辑很简单，你把朕的老婆治死了，你就是废物，你就应当被杀头，让朕出口恶气。

所以，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虽说，据书本开处方治病，也有治死人的，但总比没有任何根据强。

太医们的脑袋是“别在裤腰带上的”，随时随地都有被仗脊、杀头的危险。这就不难理解太医们为什么个个谨小慎微，踌躇不前，谁也不敢“发明创造”随证处方，随证加减。更不敢“争强好胜”“出人头地”了。

此时在京城行医的郎中们，也纷纷各显身手，使出浑身解数来治疗“暴发病”，有的郎中用人参、白术、干姜、附子治疗“暴发病”，见有效果，就认为此病是因阳气衰微，阴寒内盛所致；也有的郎中用黄芩、黄连、黄柏、栀子治疗“暴发病”，见有效果，就认为此病是因三焦热盛，火毒所致。

王清任却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他从病人发病的情况、症状中，发现极普遍的现象，也是容易让人忽略的现象。凡得此病的人，不论是男女老少，都是同一表现、同一症状；起病突然，以剧烈腹泻开始，继以呕吐，持续几个时辰，一般无发热、腹痛和里急后重（有别与‘拉肚子’），腹泻每日数次至数十次或更多，初为稀便，后为水样便，呈黄水样或清水样，再后为米泔水样便。呕吐为喷射性，初起可混有食物残渣，后呈米泔水样。和明朝吴又可著《温疫论》一书提出的，对传染病的称呼“疫病”的病因是“非其时而有其气”。“疫病”是“感天地之疫气”致病，观点十分相似。因此，王清任认为此病系“瘟毒”所致，瘟毒烧练血液，雍塞气血通路。既是瘟毒，就应解毒，既然气血不通，就应活血。王清任便自拟“解毒活血汤”和“急救回阳汤”两个方子，用来治疗此病，效果显著。但也要辨证应用，前方用于初病正气未伤时，吐泻未转筋者；后方用于病重时出现的眼眶塌陷，汗出如水，肢冷如冰的亡阳症，即使有舌干口燥，大渴饮冷等假象，亦不必畏忌，的确作到辨证精严，见真胆雄。

王清任用这两个方子，把许多从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救下来。但是，传染源未得到控制，得病的人越来越多，“知一堂”能治好这个病的消息，就象这个“暴发病”一样不胫而走，迅速传开。京城周边省、县的病人拖家带口的犹如潮水般的向京城涌来。

“知一堂”的屋里屋外，挤满了等着看病、抓药的人。“知一堂”的三个抓药的伙计和一个学徒的，再加上两个制药工，就连胡掌柜和张顺都一起上阵，抓药的抓药，包药的包药，收钱的收钱，忙得他们是满头大汗，口干舌燥，水都顾不上喝一口，从早忙到晚，一连忙了三天，病人不见少，反而越来越多，人满为患，应接不暇。

王清任一看这种情况觉得不行，这样下去费力费时不说，一天从早忙到晚，只能让几百个病人吃上药，那成千上万的病人因不能及早的服药，而使病情加重甚至死亡，必须想一个切实可行的法子，以解燃眉之急。

到了点灯时分，店铺上板的时候，王清任跟大家伙商议道：“这几天，大家都忙乎累得够戗，各位辛苦了！大家也看到了，尽管我们这样劳累，这样辛苦，可还是不赶躺，病人太多了，我琢磨出一个办法，用咱们炒药的三口大锅，把药在咱这直接煎好，分给病人每人一碗，我估摸着，一锅能煎出二百多碗，二三得六，一次就能煎出六百多碗药，那么，一天煎五次，就能让三千个病人喝上药。一是能让病人及早的服药，二是解决了外地的病人煎药难的问题，你们说这个办法行不行？”

制药工李来福说道：“东家说的这个办法行是行，可是咱们库存的药，只能用两三天，现在又不是办药的季节，上哪儿掏腾那么多药材啊？”

王清任接着说道：“这个我来想办法。”

胡掌柜若有所思地说：“这个办法倒是个好办法，可是药钱怎么收啊？”

王清任说出了让大家都意想不到的话：“从明天起，治这个病的汤药就不收钱了。”

胡掌柜惊呀地说道：“东家，这恐怕不行吧？这样咱损失可就大啦？”

王清任说：“我记得，顾炎武有一句明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往大了说，我们这是为了国家出力，损失小家，拯救‘大家’，往小了说，我们这是为了治病救人，佛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损失点银子又算了什么哪！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啊？”

大家伙被王清任这种正义感、责任感所振奋，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道：“东家你太仁慈了，积德行善，作了件天大的好事，只要药能供得上，我们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多煎几锅药，多治好病人，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们都听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