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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两人匆忙穿上衣服，都窘得说不出话来，送我回房间的路上，他也没有开口。到了门口，他才说：“对不起，我应该控制自己。”我心里一阵刺痛，不想听他道歉，说后悔。可他又说：“我该等到我们洞房花烛的时候。”这时，我激动地停住呼吸，不禁哭出声来。他抱住我，对我说要与我永生永世做爱人，我也跟他一样，发誓永生永世相爱，两人只顾谈情说爱，冷不防传来住在我隔壁于修女的声音：“嘘！”我们俩都不做声了，还听见她在嘟囔：“一点也不考虑别人，连鸡都不如……”

第二天早上，我觉得自己好像换了个人，心里又是喜悦，又是担忧。于修女曾经说过，胡同里那些姑娘，哪个是妓女一眼就能看出来，妓女的眼睛像小鸡一样。我搞不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说她们眼睛变红了呢，还是说变小了呢？别人看我的眼睛也能觉出我的秘密吗？我一进大厅吃早饭，就看到大家都在，围成一圈，很严肃地在交谈。我一走进去，似乎所有的老师都抬起眼睛，盯着我看，满脸震惊和悲伤的神色。随后开京摇着头说：“坏消息。”我吓得脸色苍白，四肢无力，就算想跑我也跑不动。他们会把我踢出去吗？开京的父亲不答应我们的婚事吗？可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谁说的？谁看见我们了？还是说谁听到了？开京指着科学家们的短波收音机，大家又回头去听广播。我不禁想：难道连广播里都在说我们俩的事了？还用英语说？

开京终于告诉我真相，坏消息并非是说我们的事闹出来了，我却没有感到丝毫的庆幸。他说：“日本人昨天晚上发动了进攻，就在北京附近，大家都说这回一定是要打仗了。”

我听见广播里一口一个马可·波罗如何，马可·波罗如何，就问：“这马可·波罗是什么？”

于修女说，“说的是马可·波罗桥。倭寇已经攻占了这座桥。”听到她用这种蔑称说日本人，我觉得很惊讶。平时在学校里，正是她教学生们不要用脏话骂人，哪怕是说我们讨厌的人也不行。于修女接着说：“他们朝天放枪，说是演习。因此我们的队伍就回击他们，给这帮骗子个教训。后来有个倭寇失踪了。说不定那胆小鬼吓跑了呢，可是日本人说一个人失踪就足以构成宣战的理由了，”于修女翻译广播里的英文，很难搞清楚哪是新闻，哪是她的评论。

“这个什么马可·波罗桥，”我说，“到底在哪儿？”

“在北边，宛平，”格鲁托芙小姐说，“离火车站很近。”

“可那是芦沟桥啊，离我们村四十六里地，”我说。“他们什么时候给桥改了名字？”

“六百多年前了，”格鲁托芙小姐说，“马可·波罗赞美过这座桥，人们就叫它马可·波罗桥。”大家都继续说打仗的事，我却在想着，为什么我们村里没一个人知道桥这么多年前就改了名字。“日本人朝哪边开进？”我问。“朝北进北京呢，还是朝南到我们这儿来？”

这时大家突然不讲话了。一个女人站在门口，明亮的日光从她背后照过来，她站在黑影里，我看不出是谁，只见她穿着见长袍。我听见她问：“刘茹灵还住这里吗？”我眯起眼睛看。会是谁呢？已经有这么多事让我困惑不解了，如今又来了这么个人。我朝她走了过去，心里的迷惑渐渐变成了一种猜想，猜想又变成确信。是宝姨。我常常梦到她的鬼魂回来。如今就像在梦中一样，她能开口说话了，脸上也没有伤疤，正如在梦中一样，我扑向她，终于，这一次，她没有将我推开。她张开双臂叫道：“你果然认出你亲妹妹了！”

晨露渐渐变成了霜冻，那个冬天，我们结了两次婚，一次美国式的，一次中式婚礼。美国式那场婚礼上，我穿了格鲁托芙小姐给我的白婚纱，那是她为自己的婚礼准备的，可一直没机会穿。她的恋人在大战中死去了，因此这是件不祥的衣服。可她给我的时候，眼睛里充满了幸福的泪水，我又怎么能拒绝呢？中式婚宴上，我穿的红裙子，顶着红盖头，都是高灵帮我绣的。

宴席之后，学生和朋友们把我们抬进洞房。洞房正是我跟开京头一次亲热闹出笑话的那个房间。如今这个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没有老鼠，没有尿渍，没有跳蚤，也没了干草。一个礼拜之前，学生们把墙上新刷了一层黄漆，房梁刷成了红色。他们把雕像都推到边上。为了让三位智者不再盯着我们看，我用绳子挂了条布帘把雕像挡在后面。我们洞房那天晚上，学生们在屋外闹了很长时间，说笑话逗我们，笑得很放肆，还放鞭炮。最后他们闹累了离开，终于我和开京作为夫妻，第一次单独相对。那天晚上，一切百无禁忌，我们尽享床笫之欢。

第二天，我们应当去拜见公婆。因此我们沿着走廊过两个门，来到了潘老师住的房间。我向他鞠躬，给公爹敬茶，叫他“爸爸”，大家都笑这套礼数。随后我还开京来到一个小神龛前面，我把宝姨的相片放在相框里，摆在里面。我们也为宝姨倒上茶，然后焚香，开京叫宝姨“妈妈”，向宝姨许诺会照顾我的家人，包括我的先祖在内。“如今我也是您的家族一员了，”他说。

突然，一阵冷气从我脖颈窜了下去。为什么？我想到了我那位死在猴嘴洞里的先人。是因为这个缘故吗？我记起了那些我们始终没有放回洞里去的骨头，还有那个家族的毒咒。这时候想起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呢？

“世上没有什么毒咒，”后来开京对我说。“那些都是迷信，迷信就是没事瞎担惊受怕。唯一的毒咒来自你无法释怀的担忧。”

“可那些都是宝姨告诉我的，宝姨很聪明的。”

“她是自学成才，只接触到那些旧观念。她没机会学习科学，像我一样去上大学。”

“那为什么我父亲会死了呢？为什么宝姨会死呢？”

“你父亲是死于事故，宝姨是自杀的。这还是你告诉我的。”

“可是为什么老天会这样安排？”

“这并不是老天的安排。根本没有为什么。”

我是那么地爱我的丈夫，因此我试着接受这些新观念：没有毒咒，没有厄运，也没有好运。当我看到天边起了乌云，开始担忧，我告诉自己这是毫无道理的。当风水转了方向，我试图说服自己，这里头根本没有什么玄机。有那么一阵，我过得很快乐，没有那么多无谓的担心。

一个春天的下午，学生们正在演戏。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威尼斯商人》中的一幕，戏是道勒小姐翻译成中文的。学生正念到“跪下，开始祈祷吧”。就是那一刻，我的生活彻底地改变了。潘老师冲进了大厅，粗声喘息着大喊：“开京他们被抓走了。”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渐渐消瘦了。高灵强迫我吃东西，可我什么味道也尝不出。我总是想起猴嘴洞的咒语，我把这事告诉了高灵，只告诉她一个人。于修女主持祈祷会，祈求奇迹发生，求共产党部队快点打败日本人，好让开京，老董和小赵都快点回到我们身边。潘老师整天在院子里散步，眼睛因为白内障蒙上了一层阴翳。虽说仗没打到山这边来，格鲁托芙小姐和道勒小姐还是不允许学生外出，走出院门外。她们都听说了许多吓人的故事，说日本兵如何强奸少女。她们找到一面很大的美国国旗，把旗挂在大门上，仿佛这旗是一道符，可以保佑我们不受邪魔侵袭。

这三个人失踪以后过了两个月，于修女的祈祷一半得到了应验。那天一大早，三个人从大门走了进来。格鲁托芙小姐敲响大钟，通知大家。大家马上争相大叫，说开京，老董和小赵三个人回来了。我匆忙跑过院子，跑得太急，摔了一跤，差点崴断了脚脖子。我和开京紧紧拥抱，不禁喜极而泣。他的脸瘦了，也黑了；头发和皮肤散发出烟火气。他的眼睛也不一样了。我记得当时我想，他的眼光黯淡了。现在我想，那时候，他已经失去了部分的生气和活力。

“日本人攻下了这座山，”他对我们说。“把我们的部队打散了。”就这样，于修女才知道，原来她祈祷的奇迹还有一半没有实现。“他们会来找我们的。”

我烧热了洗澡水，让他坐在窄窄的木头澡盆里，我用布帮他擦身。随后我们进了卧室，我把格窗用布钉上，让屋里暗下来。我们躺下，我们一边做爱，他一边对我轻声絮语。我全身的知觉都激醒着，不敢相信我此刻就在他的怀里，他的眼睛正看着我。他说，“没有什么毒咒。”我使劲地听着，逼自己相信我听得到他说话。“你很勇敢，你很坚强，”他又说。我想反驳他说我不想这么坚强，可我早已泣不成声，说不出话。“你改变不了的，”他说。“你天性如此。”

他亲吻我的眼睛，亲完这边换另一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你真的好美。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①”他说啊，说啊，直到我保证说我相信他，直到我再也无力承受更多的爱抚。

那天晚上，日本人果然来找开京，老董和小赵。格鲁托芙小姐很勇敢，她宣布自己是美国人，日本人无权进入孤儿院。日本人根本不理会她的抗议，他们直闯进来，他们马上要走进学生们藏身的房间时，开京和另外两个人走了出来，教他们不必再找了。我冲上去想跟他一起去，却被拦了下来。

过了几天，我听到大厅里传出痛苦的喊声。高灵红着眼睛来找我，我阻止她，不让她说，其实我心里早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尽力让开京活在我的心里，我的脑海里。再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使劲让自己相信他的话：“没有毒咒。”最后，我终于让高灵把真相说了出来。

两个日本军官没日没夜地审讯他们，想让他们说出共产党的部队到底去了什么地方。第三天上，他们让大家排成一行，有开京，老董，小赵，还有三十个村民。一个士兵手持刺刀站在旁边。那个日本军官说，他要再问他们一次，一个一个问。然后，他们一个一个地摇头，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去。在我的脑海里，有时候开京是第一个倒下去的，有时候他是最后一个，有时候他在中间。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没有在场。可是唯一的能把这场面从我的脑海中抹去的方法，就是躲藏到我的回忆中去。在回忆中一切都很安全，他跟我在一起，他吻着我，一边对我说：“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接骨师之女》第二部 骨

高灵说要不了多久日本人就会来把我们都抓走，所以我不必急着自杀。要死不如大家一起死，黄泉路上也不孤单。

潘老师说我不该把他一个人丢下，一死了之。不然，这世上还有谁能作为亲人给他养老送终呢？

格鲁托芙小姐说孩子们需要我给她们做榜样。如果我也放弃了希望，这些孤女还能有什么希望呢？

可是，最终使我坚持忍受人间的苦难，活在这个世上的，却是于修女。她说，开京死去要上基督教的天堂。如果我自杀了，上帝就不允许我去见开京。在我看来，基督教的天堂就好像美国一样，远在天边，住满了外国人，凡事得遵照他们的规矩。照他们的规矩自杀是不允许的。

因此我活了下来，等着日本人回来抓我。我常常去看潘老师，给他带去些好吃的。每天下午，我都走出校门来到山坡上。山坡上有许多石头堆起来的小坟堆。多年以来死去的孩子都埋在这里，开京也葬在这里。我在房间里找到几片龙骨，都是开京最后几个月挖出来的。那些都是些古代动物的骨头，不算是很有价值。我拿起一片骨头，用一根粗针在上面刻字，把骨头变成像宝姨早先给我的那块甲骨文一样。我刻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刻完一块又一块，手上停不下来。我要记住这些话。就这样，我像品尝美味一样，一点点咽下我的悲伤。

我把这些甲骨带到开京墓前。每次放下骨头的时候我都说：“开京，你想我吗？”沉默许久之后，我接着讲给他听这一天来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哪个孩子生病了，哪个孩子表现特别聪明出色，我们如何用光了药物，他不能回来给学生们教地理是多么可惜，如何如何。有一天我只好告诉他说道勒小姐今天早上没能醒来，她很快就要来，长眠在他的身旁。早餐的时候，格鲁托芙小姐说：“她去得很安详，回到主的身边去了。”她说得很轻松，仿佛很高兴事情这样发生，可是一说完，她马上紧紧闭上嘴巴，嘴角露出两道深深的皱纹，透露出她的伤心。对格鲁托芙小姐来说，道勒小姐就像是母亲，姐妹，是老朋友。

道勒小姐死了以后，格鲁托芙小姐开始制作美国国旗。我觉得，她制作国旗的心情，跟我为开京的墓献上甲骨是一样的，她也是为了留住一些记忆，生怕自己会遗忘。她每天都要绣颗星或是缝上一条颜色。她先把布条染成红色和蓝色，然后缝在一起。她还教学校里的学生也一起来制作国旗。没过多久，我们这座老庙的外墙上，就飘扬起五十面美国国旗，后来变成一百面，二百面。人家若不知道这里是座住着中国孤女的育婴堂，定会以为里面有许多美国人在举办爱国聚会。

一个寒冷的早晨，日本军队果然聚集到我们院子里来了。虽说那天并不是礼拜日，我们依旧集中在大厅里作礼拜。我们听到砰砰的枪声，跑到门口，见厨子跟他老婆两个人都趴倒在地，鸡在满地乱跑，啄食撒了一地的谷子。本来挂在门口的一面大美国旗如今倒在地上。女孩子们哭了起来，以为厨子和他老婆死了。但是我们随后看到厨子身体动了动，小心地转头去看身后是什么人。格鲁托芙小姐推开众人冲到前面，我想，大家可能都以为她会冲上去教日本人住手，因为她是美国人。可是她却要我们大家安静。随后大家都安静不动了。我们都把手捂在嘴巴上，防止自己叫出声，然后眼看着日本兵“砰砰”得放枪，把其他的国旗都一面接一面打倒在地，要是谁没打中，还大声批评一句。打完了国旗，他们又开始开枪打鸡。被打中的鸡先是飞跳起来，叫一阵子，然后才倒在地上。最后日本兵带着死鸡离开了。厨子和他老婆站了起来，剩下的几只鸡小声咕咕叫着，憋了半天的女孩子们终于放声大哭起来。

格鲁托芙小姐叫大家都回到大厅里去。进去以后，她声音颤抖地告诉大家，说她几天前从收音机上听说，日本人袭击了美国，美国已经对日本宣战了。“有了美国人站在我们这边，中国很快就会赢得着场战争的胜利。”说完，她教大家跟她一起鼓掌。为了让她高兴，我们都面露微笑，假装大家都相信这是个好消息。那天晚上，格鲁托芙小姐把她从北京联合医学院的朋友那里听来的其他消息一并告诉给教师和厨子夫妇。

“北京人的骨头失踪了。”

“毁坏了吗？”潘老师问。

“谁也不知道，四十一个远古人类的骨头完全失踪了。骨头本该用火车运到天津，然后通过一艘美国船从天津运到马尼拉，但是船沉了。有人说装骨头的箱子根本没有搬上船。他们说日本人截下了火车。他们以为箱子里不过是些美国兵的东西，因此就把箱子扔到铁道上，让火车碾碎了。如今谁也不知道到底真相如何。不管怎么说，都是坏消息。”我听着她的话，觉得自己的骨头仿佛都被掏空了。开京所有的心血，他最后一次到考古坑，牺牲了生命——这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我想像着那些细小的头骨片跟鱼儿一起漂在海水里，慢慢沉到海底，鳗鱼从上面游过，沙子渐渐将它们埋在下面。我又看到骨片被当作垃圾扔下火车。军用卡车的车轮碾过，把骨片轧成比戈壁滩上的砂石大不了多少的碎片。我觉得那些骨头就像是开京的骨头。

第二天，日本人来把格鲁托芙小姐带到战俘营去。格鲁托芙小姐早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可她没有试图逃跑。“我决不会主动离开我的学生，”她对我们说。她的衣箱早已理好，她带上了旅行用的帽子，帽带系在脖子上。五十六个女孩子站在大门口，哭着跟她道别。“潘老师，别忘了上使徒课，”她临登上卡车车厢前，回头叫道。“别忘了告诉其他人，教他们传福音。”我觉得她的告别词很是奇怪，别的人也一样迷惑不解，最后，还是潘老师揭示了她话里的秘密。

他带我们来到大厅，来到一位使徒的雕像前。他拧动雕像的手，里面露出一个洞，那是他和格鲁托芙小姐挖的，他们把金银钱财和在北京的毕业学生名单都藏在里面。过去的一个月来，他和格鲁托芙小姐两个人一直在忙着这件事情，天天干到深夜。她在每尊塑像里都只藏了一小部分自己多年的积蓄。这么一来即便日本兵发现其中一尊里面的钱，他们这些不信教的人，也不大会从几百座塑像里找到其他藏有钱财的神像。

万一育婴堂一带环境变得很危险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些钱把学生带到北京去，每次带四五个人分批走。到了北京，他们可以投奔从前的学生或是学校的老朋友。格鲁托芙小姐已经跟这些人取得了联系，他们都同意，若是时机到了，我们只需要通过无线电通知他们我们什么时候到，他们愿意帮助我们。

潘老师给我们每个人——老师，帮工和四个年纪较大的学生——分配了一座使徒像，教我们分其中的救急款。打从格鲁托芙小姐离开的那天起，潘老师就教我们练习，记住哪座塑像是哪位使徒，塑像里哪个部位木头挖空了藏着钱。我以为每个人只要记住自己负责的使徒像就可以了，可是于修女说：“我们应该大声叫使徒的名字，呼唤他们来保护我们的财产。”我们不得不反复诵读这些名字，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彼得，马太，约翰，雅各一，雅各二，安德烈，腓力，多马，西门，达太，巴多罗买。叛徒犹大没有塑像。

格鲁托芙小姐离开我们以后，大概过了三个月，潘老师决定我们也该走了。日本人知道山里藏着共产党，很生气，想通过屠杀附近村里的人把共产党引出来。于修女告诉我和高灵，说日本兵对许多纯洁少女犯下了无法言喻的罪行，有些孩子才只有十一二岁。各地都有这种事发生，天津，通州，还有南京。“有些女孩他们没当场杀死，后来她们自己都不想活了，要自杀，”她又说。我们想像得出那种种惨状，即便于修女没有明说，我们也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算上四个年纪比较大的学生，我们一共有十二个顶事的人。我们用无线电通知格鲁托芙小姐在北京的朋友，他们说京城沦陷，但局势还算是稳定，让我们等他们的消息。因为火车并不是每天都开，若是我们在路上被困，分散在不同地方成好几天得等着怕是不妥。潘老师给我们排了顺序：第一组由王嬷嬷带队，她们可以告诉大家路上情况如何，再后面是四个大点的学生带领孩子们走，再接着是厨子老婆，王老师，厨子，高灵，我，于修女，最后是潘老师。

“为什么你留最后？”我问他。

“因为我会用无线电。”

“你也可以教我用无线电。”

“还有我，”于修女和高灵也说。

我们争执不休，都抢着要留到最后。为了把危险留给自己，我们都很不客气地互相批评。潘老师眼睛不好，一个人留下不行。于修女耳朵不好。高灵脚不好，还怕鬼，一慌就乱了阵脚。虽说我也有种种缺点，可最后却决定让我留到最后，好让我尽量长时间地陪在开京墓旁。

如今我总算可以坦白，最后那几天我真的是吓坏了。我负责四个孩子：一个六岁，一个八岁，一个九岁，一个十二。虽说自杀的念头令我感到片刻的安慰，但坐以待毙却令我神经紧张。每当一群孩子离开，育婴堂里都越发显得又大又空，人的脚步声也越来越响。我生怕日本兵会来，发现了无线电，把我当成间谍，严刑逼供。我给孩子们脸上抹上灰，教她们，万一日本人来了，要把头脸抓破，假装有虱子咬。每个小时我都要向耶稣和如来佛乞求一遍，别管哪路神仙，保佑我们就好。我给宝姨的照片上香，去开京的墓，跟他坦白诉说我心中的恐惧。“我的骨气哪去了？”我问他。“你说我性格坚强。我的坚强都哪去了？”

最后剩下我们几个，单独呆了四天以后，听到无线电里传来的消息说：“快来，火车开了。”我赶紧去告诉几个孩子。这时我总算见到奇迹出现了，只不知这是西方上帝保佑呢，还是中国神仙帮忙。我惟有谢天谢地，幸好几个孩子都肿着眼睛，眼角还流绿脓。她们眼睛只是有点轻微感染，但看上去十分吓人，谁也不会想去碰她们。我很快想出主意来打扮自己。我把早上我们喝剩的粥倒了一些出来，把稀的米汤倒出来往脸上，脖子上，手上抹了个遍。米汤干了以后，我就变成了个粗手粗脚，相貌难看的老村妇。我又把剩下的米汤倒到个暖瓶里，里面又倒上些鸡血。我命孩子们把鸡窝里剩下的鸡蛋全拿来，连臭蛋也要，都放进篮子里。就这样，我们打扮整齐，走下山坡，去火车站。

我们出门才走了百来步，就见到一个兵。我放慢了脚步，就着暖瓶喝了一口。那个兵站住不动，等我们走近了才拦住我们。

“你们去哪里？”他问。我们五个人都抬起头，我看得出他脸上流露出恶心的神情。孩子们抬手抓头。我未曾开口，先朝手绢上咳嗽一阵，随后把手绢折一折，特意让他看见上面沾着血痕的痰渍。“我们到集上去卖鸡蛋，”我说。我们举起篮子给他看。“您要不要来几个？”他马上挥手叫我们过去。

走出一段距离之后，我又喝了一口米粥鸡血汤，含在嘴里。我们又被拦下来两次，我两次都大咳特咳，吐出肺结核病人特有的血痰。身旁的小孩子瞪着满是绿脓的眼睛抬头看着。

就这样，我们到了北京。我从车窗里看到高灵在站台接我们。她斜眼看我下车，好容易才认出我。一走上来，她嘴巴张得老大，惊问：“你是怎么了？”我最后又往手绢上咳嗽一口，吐口血。“哎呀！”她大叫着退后一步。我立刻开怀大笑，笑得都停不下来了。我乐疯了，终于可以松口气，总算安全了。

高灵跟我抱怨：“这些天来我都担心死了，你就知道开玩笑。”

我们把孩子们安置在从前学生的家里。接下来的几年里，有的结了婚，有的去世了，有的把我们当作义父义母来拜访。我和高灵住在瓷器口老墨店的后房。还请潘老师和于修女来跟我们同住。至于说高灵的丈夫，我们都但求那家伙早已送了命。

如今墨店是张家的了，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怒火中烧。宝姨死了这么多年以来，我很少想到这位棺材铺张老板。现在他整天支派我们多卖快卖，吆东喝西。就是这个人杀害了我的父亲和外公，给宝姨带来了无尽的苦难，毁了她的一生。可是我转念又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离敌人越近，就越有机会。我决定在墨店里安顿下来，一来这样比较方便，二来我也可以寻找报仇的机会。

1945年战争结束后，格鲁托芙小姐终于从战俘营放出来了，可是病得不轻。我们四个赶紧跑去看她。她住在一个叫赖利夫人的朋友家里。我们一进门，就看到格鲁托芙小姐瘦得几乎不成人形。从前我们总是开玩笑说西洋女人喝牛奶，所以奶子特别大。可现在格鲁托芙小姐瘦得厉害，脸色也差。她坚持要站起来欢迎我们，我们坚持让她坐着，不必跟老朋友客气。细看她脸上胳膊上肉皮都松了。从前红色的头发现在变成灰白，也稀了。“你怎么样？”我们问她。

“还好，”她面带微笑，兴致不错。“你们都看到了，我还活着。日本人饿不死我。可蚊子差点要了我的命。我生了疟疾。”

学校里有两个小孩子生疟疾死了。可我没告诉格鲁托芙小姐。我们有的是时间，坏消息留到以后再说不迟。

“你得快点好起来，”我说。“我们回去把学校重新办起来。”

格鲁托芙小姐摇头道：“那间老庙没有了。被毁了。我听另外一个传教士说的。”

我们大惊。

“树木，房屋，一切都夷为平地，全都没有了。”旁边的赖利夫人点头说。

我很想问问墓地怎么样了，可没说出口。我心里的感觉，就跟知道开京死了那天一样。一想到开京，我不禁想记起他的模样。可我只能记起他墓上那些石头。他活着的时候我爱他有多久？他死了以后，我伤心难过又有多久呢？

赖利夫人接着说：“等我们在北京找到房子，马上就把学校办起来。可眼下我们得让格鲁托芙小姐快点好起来，对不对，露丝？”她一边说，一边轻轻拍格鲁托芙小姐的手。

“只要我们做的到，”大家抢着说。“我们都愿意帮忙。我们热爱格鲁托芙小姐，把她当成母亲姐妹一样。您尽管开口，需要我们做什么？”

于是赖利夫人说，格鲁托芙小姐得回美国去，到旧金山去看大夫。她得先到香港，然后穿越太平洋。这一路上，她需要有人陪伴。

“你们谁愿意跟我走吗？我可以安排签证。”

“我们都愿意去！”高灵立刻回答。

格鲁托芙小姐面露尴尬。我也看出来了。“我不想麻烦太多人，一位就可以了，我想。”她说。随后她叹口气，说她累了。她得躺着休息。

她离开房间以后，我们几个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启口，讨论谁该帮格鲁托芙小姐这个忙。这可是去美国呀！我们都知道，格鲁托芙小姐不但是请我们帮忙。也是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一份去美国的签证。但是只有一个人能得到这个机会。我仔细考虑去美国的事。在我心利，美国就是基督教的天堂。开京就是去了那里，在那里等我。我知道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是去美国对我来说，就意味着有希望找到幸福。之前我遭遇了种种不幸，去了美国就可以把过去的毒咒，我的坏出身，统统抛到脑后。

我听到高灵说：“应该让潘老师去。他年纪最大，最有经验。”她忙不迭得跳出来提议，说明她也想去。

“有什么经验啊？”潘老师说。“我恐怕帮不上什么忙。我老了，字得有我巴掌这么大，还得哆哆嗦嗦捧到眼前来，我才看得见。再说了，我一个男人陪伴女士旅行总归不妥。万一她夜里需要帮忙多不方便哪？”

“于修女，”高灵又说。“那你去。你这么聪明，什么都难不倒你。”高灵又跳出来了！她想必是很想去，所以心急火燎地提议别人去，让人家跟她推让，说不如她去的好。

“人家不踩死我，就算我运气了！”于修女说。“别闹了。再说，我不想离开中国。说实在的，虽然说我对格鲁托芙小姐和我们这些洋人朋友怀着基督徒的友爱之情，我可不想跟别的美国人混在一道。甭管打不打内战，我还是宁愿留在中国。”

“那就让茹灵去，”高灵说。

事到如今，我能说什么呢？我只得跟她争辩：“我决不能离开我公公，还有你。”

“不，不，你不必陪我这个老头子，”我听见公公说。“我一直想跟你说，我可能要再婚了。没错，我是要结婚了。我知道你会怎么想。老天爷都要笑我荒唐，我也觉得好笑。”

“您要跟谁结婚？”我问。我想不出他怎么会有时间去会女人。他平时都呆在店里，只是偶尔出门处理零碎事物。

“她就住在我们隔壁。就是原先隔壁书店家的寡妇。”

“这么一来，我看很清楚了嘛，应该让茹灵陪格鲁托芙小姐回美国去，”于修女说。“要不了多久，潘老师就要娶新媳妇，被老婆支派的不亦乐乎，茹灵没必要非留下来不可。”

高灵很是犹豫了一会，才说，“没错，这样安排最好。就这么定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故作大方地说，“我可不能抛下亲妹妹不管。”

“我算不上是你亲妹妹，”高灵说。“你先去。你去了以后，再当保证人送我出去好了。”

“啊，瞧，我就知道你想去！”我忍不住点破她。反正现在大局已定，我这么明说出来也没什么影响。

“我可没这么说，”高灵说。“我是说万一将来局势变了，我非走不可的话，再教你送我出去。”

“那何不你先出去，过后你给我当保证人呢？你若留下来，你那个丈夫还不使劲折磨你，把你揉搓够了才算？”我是真心诚意的为她担心。

“可我也不能抛下亲姐姐啊，你不是也不肯抛下我吗？”高灵说。

“别跟我争了，”我对她说。“我比你大，你得听我的。你先去，过一个来月我就去香港，等着你给我寄保证书，我再走。”

高灵本该推让，说应该让她留在香港等。可她没有。她只是问：“只要一个月就可以给别人当担保了？有这么快吗？”

尽管我根本不知道这行不行得通，到底要过多久新移民才能给别人当担保，可我还是说，“说不定连一个月都不用呢，”我心里还以为她会答应等在后面。

“真有这么快啊，”高灵惊叹。“要是真能这么快就接你出去，我先走也成，不过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赶紧离开我那个死鬼老公。”

就在这时，赖利太太回来了。于修女宣布说：“我们决定了，让高灵陪伴格鲁托芙小姐到旧金山去。”

我震惊之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天晚上，我反复地想，自己究竟怎么会失去了这个宝贵的机会。我很生气，觉得是高灵耍了我。可转念一想，我跟她姐妹一场，也为她高兴，她一走，就能够离开福男了。我就这么翻来覆去地想，两种念头来回翻腾。临睡前，我想明白了，这就是命。不论发生什么事，这就是我的新命运。

《接骨师之女》第二部 香

每天晚上，当我回到我在香港栖身的房间，躺在小床上，都得捂块湿毛巾在胸口上，借以消暑。小屋里闷热得要死，连墙壁都在出汗，我还不能开窗通风，因为我住在九龙地区鱼市场街上。房子并不面朝市场，朝着市场的那一面散发出清晨海洋的气味，咸湿刺鼻。我住在九龙城里，紧挨着一条臭水沟，地势低，晚上鱼贩子一桶一桶的水泼下去，把鱼鳞鱼血内脏什么的都冲到这边来。我呼吸到的空气散发出死亡的气味，那股恶臭一吸进来，就好像有人把手伸进我肚子里，把五脏六腑全挖出来一样，教人恶心得要命。打那以后，所谓“香港”的“香”，在我印象里，就是这么股气味。谁又能料到，我在香港苦熬了两年多光景，才最终踏上了开往美国的航船。来到这块没有鬼魂也没有毒咒的大陆。

《接骨师之女》第三部

露丝觉得出来，虽说唐先生从未见过茹灵，却已爱上了她。唐先生说起茹灵，仿佛自己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她，连茹灵的亲女儿也不如他。他八十岁了，经历过二次大战，中国的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还有一次心脏搭桥手术。当年他在国内是位著名作家，但在美国，因为作品没有英文译本，他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是亚特的一位语言学专家同事把他介绍给露丝的。

“她是位坚强的女性，而且非常坦率，”唐先生有一次在电话里对露丝说。露丝把母亲的文稿寄给他，请老先生把稿子翻译成英文。“可不可以寄给我一张她年轻时候的照片？如果能看到她的形象，对我的翻译可能会有所帮助，更好地传达她用中文表述的含义。”

露丝觉得这个请求很奇怪，可还是答应了，她把茹灵高灵两个小时候跟母亲的合影，还有茹灵刚到美国时候照的一张相片扫描了发给唐先生。后来唐先生又要宝姨的照片。他说：“她非常与众不同，自学成才，性格直率，在她那个时代，很有点大逆不道。”露丝差点脱口而出，问他知不知道宝姨是否是茹灵的亲生母亲？可还是忍住了。她想一次读完全部的译文，不要这么一点点的来。唐先生早说过，他需要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我不想一字一句按字面意思翻译出来了事，我想尽量措辞自然些，又要保证把令堂的意思准确传达出来，毕竟这是你们的家史，要传给子孙后代知道的，所以不好有错误，你说是不是？”

唐先生做翻译这段时间，露丝就住在母亲家里。亚特一从夏威夷回来，露丝就告诉他，自己决定搬去跟母亲住。

“这好像有点突然，”亚特看着她收拾东西，一边说。“你肯定自己并不是冲动行事？请人帮忙照顾你母亲不好吗？”

怎么回事？是过去半年以来露丝没把事情的严重性表露出来？还是亚特根本没留心？他们两人之间沟通如此之差，露丝觉得很失败。

“我觉得你请人帮忙照顾两个女儿倒更容易些，”露丝说。

亚特叹口气。

“对不起。因为我帮妈妈请的帮工总是辞职不干，我也不能老指望高灵姨妈或者别的人来照顾她，偶尔一天半天倒还罢了，长此下去也不是个办法。高灵姨妈说，跟我妈住一个礼拜，比她孙子们小时候，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忙活还要累些。不管怎么说，她现在总算知道医生的诊断没错，给我妈喝多少人参茶也没用了。”

“你肯定说不是因为别的事？”他跟着露丝来到小书房，追问道。

“什么意思？”她一边把磁盘笔记本等等从书架上拿下来，一边说。

“我们，你和我之间，是不是有别的问题？除了你母亲的精神问题，难道你就不想谈谈别的事情吗？”

“为什么这么说？”

“你有点——我也不清楚——有点特意疏远我，也许还有点生我的气。”

“我精神紧张。上礼拜我才看清楚她的真实状况，我吓坏了。她的生活危险重重，比我想像得要糟糕得多。况且我这才知道，她的病早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我一直没注意到。也许已经六七年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没留心——”

“就是说你去那边住跟我们俩没什么关系？”

“没有，”露丝说得很坚决，随后语气软了一点：“我也不知道。”沉默良久以后，她又说，“我还记得，你曾经问我，我打算怎么处理妈妈的事。我觉得很受伤。没错，我打算怎么办？我觉得事情都得我一个人来背。我尽力想做好，结果就是这样。也许我决定搬出去的确跟我们俩有关，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我们俩之间出什么问题，跟我妈的问题相比，都是第二位的。眼下我只能集中精神处理这一件事。”

亚特面露犹疑之色。“那好吧，什么时候你觉得愿意谈谈……”他没有再说下去。露丝见他那么苦恼，差点忍不住要安慰他一番，说什么事都没有，教他大可放心。

露丝搬来同住，茹灵也显得十分怀疑。

“有人请我写本儿童书，里面要画动物插图，”露丝说。她现在已经习惯了跟妈妈撒谎，丝毫不觉得负疚。“我希望你来画插图。你来画插图的话，我们俩一起在这里工作，会更方便些，你这里比较安静嘛。”

“什么动物？要多少？“茹灵很兴奋，好像等不及去动物园的小孩子。

“你想画什么都行。由你决定，画国画。“

“好吧，”自己即将对女儿的事业成败起到决定作用，茹灵显得很高兴。露丝叹口气，既为骗过母亲松了口气，又觉得很伤感。为什么自己早没想到要请母亲帮忙画插图呢？当年母亲手也稳当，心智健全的时候，她就该请母亲画画。见母亲那么尽心尽力，拼命要对女儿“有用”，露丝很心痛。没料到这么容易就能让母亲高兴起来。茹灵无非是要做个对儿女有用的母亲。仅此而已。

每天，她都要走到书桌前，花十五分钟的时间来磨墨。幸好许多动物都是她以前画熟的了——像鱼，马，猫，猴子，鸭子这些，她只凭记忆落笔，自然而然就画出来了，虽然说如今笔画抖得厉害，可还有当年的影子。但是茹灵一旦试着画自己不熟悉的动物，手上就跟脑子里一样糊涂了，然后露丝就跟妈妈一样沮丧，还要尽量掩饰。每次茹灵画完一幅，露丝总要称赞一番，然后把画收走，再说出一样新的动物请妈妈画。

有的时候，露丝饶有兴味地听着母亲叨唠，想弄清楚每次她讲的时候情节改了多少，每当母亲一字不落又讲一遍，她觉得很放心。可是有的时候，露丝被迫听母亲唠叨，又很恼火，这种恼火带给她一种奇妙的满足感，仿佛一切都没有变，什么问题都没有。

“楼下那个丫头整天吃爆米花！烧糊了嘛，火警就响了。她不知道。我闻得出来的！臭死了！就知道吃爆米花！难怪她瘦得皮包骨头。她还跑来跟我说，这个不好用，那个不好用。就知道抱怨，还威胁我‘惹上官司，违反规定’……”

夜里，露丝躺在自己的旧床上，仿佛又回到了青春年少的时候，只不过换了个成年人的样子。她既是从前的自己，又不是。又或者有两个不同版本的露丝，露丝1969和露丝1999，一个比较天真，另一个感觉敏锐，一个依赖性强些，另一个比较独立，两个人都心怀恐惧。她既是母亲的孩子，如今母亲变得像孩子一样，她又要担负起母亲的职责。这么复杂，就像中国人的名字和汉字，同样的偏旁部首，看似简单，却有着多种多样的组合变化方式。还是她幼年时候睡的那张床，少年时临睡前的种种思绪历历在目。那时的她孤零零一个人，心痛地想着以后会怎么样。跟童年时一样，她倾听着自己的呼吸声，一想到母亲的呼吸终有一天会停止，心中充满了恐惧。她越是意识到这一点，呼吸就越是费力。每吸一口气都要好大的气力，呼气却容易，放松即可，可露丝生怕自己一松手，就会失去母亲。

每星期有好几次，茹灵和露丝两个会跟鬼魂说话。露丝总是主动把收在冰箱顶上的旧沙盘端出来，说要给宝姨写信。妈妈的反应总是很客气，就像人家请她吃巧克力：“哦！那就……来一小点。”茹灵向宝姨询问，这本儿童书会不会让露丝一举成名。露丝让宝姨说茹灵会一举成名。

有天晚上，露丝举着筷子，刚要跟妈妈继续她们的占卜游戏，却听到妈妈说：“你跟亚特为什么吵架？”

“我们没吵架。”

“那你们为什么不住一起了？是因为我吗？是我的问题吗？”

“当然不是。”露丝冲口而出，声音有点大的过分。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她看一眼露丝，仿佛什么都瞒不过她的眼睛。“很久以前，你刚认识他，我就跟你说，为什么要先同居？你这么做，他永远都不会跟你结婚。你还记得吗？哦，现在你想了，啊，妈妈说的对。跟他同居，他只当我是剩饭剩菜，随便可以丢掉的。别不好意思。老实说吧。”

露丝不无懊恼地记起，妈妈的确说过这些。她手上不停地忙着把散落到盘边的沙粒拂回盘里，心里既为妈妈还记得这些事而惊讶，又为母亲这么关心自己而感动。茹灵说亚特的那些话倒也未必全对，但她的确是探到了问题的核心，露丝是觉得像剩菜一样，什么都没得挑了才找到自己。

露丝跟亚特之间的确是出了大问题。在这段尝试分居时间里，露丝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话说回来，这不是分居是什么？分开之后，她越发看清楚，自己已经习惯了，哪怕对方不提出要求，她也会主动妥协，迎合他的感受，这已经成了自己的情感模式。有时候她以为，任何一对爱人，不论婚否，都得达成这样的妥协，不论是主动为之也罢，勉为其难也罢，非如此无法共同生活下去。那么，亚特有没有迎合过她的感受呢？就算他做过，露丝也不曾感觉得到。现在两个人分开了，露丝觉得很轻松，没了束缚。正是她当初想像，若是母亲哪天没有了，她会有的感觉。可是眼下，她只想紧紧守在母亲身边，仿佛母亲是她的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