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资平自传》

作者：张资平

内容简介：

本书是张资平的另一部自传，自述他从黄龙到五色的经历，是《脱了轨道的星球》一书的补充，将自述的内容延续到他21岁考上留日官费及在日本最初的一段时间艰难求学的过程。我的故乡是广东梅县。在前清，称为嘉应州。嘉应州是直隶州，辖有四县。但它自身也直辖有相当面积的区域。辛亥革命后，改这直辖区域为县区。故认真说来，嘉应州和梅县是不能混称的。因为现在的梅县，在地域上说，只是从前的嘉应州的一小部分。这县区再细分为三十六堡。在梅城的东门外，离城约三里多路，有一所小小的乡村，名叫三坑约，属于三十六堡中之一的东厢堡，我就是在这三坑约，——一个半乡半市的村里生长的。

一

我的故乡是广东梅县。在前清，称为嘉应州。嘉应州是直隶州，辖有四县。但它自身也直辖有相当面积的区域。辛亥革命后，改这直辖区域为县区。故认真说来，嘉应州和梅县是不能混称的。因为现在的梅县，在地域上说，只是从前的嘉应州的一小部分。这县区再细分为三十六堡。

在梅城的东门外，离城约三里多路，有一所小小的乡村，名叫三坑约，属于三十六堡中之一的东厢堡，我就是在这三坑约，——一个半乡半市的村里生长的。

我所住的屋非常宏大，名叫留余堂，是我的高祖所建造的。容积也很宽，有似一所兵营。至今凡属我高祖系统的子孙，约三百余人，都容纳在这所破旧的老屋里。这是在岭南极平常的族聚而居的现象。

在这家老屋的环近，无山无水，风景至为单调。并且气候非常恶劣，在夏季是赤日当空，酷热不堪，在冬季虽不见怎样寒冷，但因雨水很少，常常降霜。建筑已经不适于卫生，（因讲风水而朝西建筑，在北首又不植防风林，是其一例。）防寒设备则可谓全无。而我们在岭南的普通人家，在冬期最多只穿一件短棉袄，故在严冬的早晨，我们是非常痛苦的。

对于这样类似沙漠的故乡，我仍然禁不住要常常思恋。第一大原因，当然是因为先人的坟墓在那边。并且我的生命最初期的十六年是在那村里消费过去的，从十七岁那年起，其间虽然有几次回到故乡去，但停留的期日非常之浅（短），可以说是和这个足令人怀恋的故乡永别了吧。

一想念到故乡，便会感伤到自己数十年来的漂泊。所以我不想提起故乡的事来说，也不愿意倾听从乡里出来的人向我说故乡的事。

当我五六岁的时候，喜欢和村童一起顽（玩），东走西跑，有时跟他们走到离我的住家两里多路的饶公桥桥下的小河里去泅泳，有时又跟他们走到约一里多远的关爷庙里去攫明圣经。对于“学而”“先进”一句也不能记忆，而对于“汉寿亭侯……”的明圣经反背诵得非常熟口。

老祖母担心着我会迷失道路，不能回来，故她常教我说：

“你要记着，若你迷失了道路，有人问你是那地方人时，你便说，我是广东省，嘉应州，东厢堡，三坑约，留余堂，张××的第三孙儿！”

童年时代的我，在一年中，有七八个月是打赤脚，三四个月穿木屐，其余有鞋袜穿的期间，多则一个月，少则二十多天，那即是过年、过节和有庆吊应酬的时节。我穿的是什么呢？除凉秋九月以后直入冬期须穿棉衣夹衣之外，由四月初（旧历）至八月杪，我是或打赤膊，或穿一件单衣度过去，天热时，我的全背部都发生痱子，痒不可耐，那里穿得上衣服。在这五六个月间，也只有两条深蓝色的夏布裤儿对换。我因为时时扯起前面的裤腰来揩鼻水，经久之后，那个裤腰的一部分，便变成一块硬布箔了。

我因为营养不良，苍瘦得非常可怜，常披着一头的棕色头发，真是蓬头垢面。所以同族的伯叔和堂兄弟们，也不把我当族人看待，而只当我是外来的一个小乞丐。

我生长世家，而竟穷至这个样子，读者或许不会相信吧。但是事实如此，没落了的大家庭的子孙，多数流落，本是很平常的现象。在村里，我的祖父是一名增生，我的父亲也是一名秀才，表面上似乎是可以当当绅士，但实际上，这些功名反限制了他们的职业范围。我的祖父只靠一点祖尝，要养活一大家人，当然是家事日趋崩溃。

到了我九岁那年，我的父亲不能再忍受失业的痛苦，决意赴南洋谋活了。我的祖父也因为年老了，希望我的父亲能够帮他把家事负担下去。所以他允许了父亲转变方向了。在祖父原意是仍想叫父亲出省赴乡试，博取一名举人的。到后来受了经济的压迫，他知道这一途是绝望了。

父亲往南洋去后，我更受苦。当我五岁的时节（其实尚未满四周年），祖父要我破学。父亲遂开始教我念《论语》，一直念到八岁那年冬，居然念完了《诗经》。不过书里的一个字义也不懂。

九岁那年春，我改进了村里的一家蒙塾“公孚当”，塾师是一个族人，大家叫他做燕卿先生。在那时代，各蒙塾的门首都贴着“某某书馆”的红条子。“公孚当”是一家歇闭了的旧当店。张燕卿也在门壁上贴上了“张燕卿书馆”的红条子，但一般仍叫这家蒙塾做“公孚当”。

我和一位堂兄同进这家蒙塾，还是燕卿先生向我的祖父招揽来的生意。最初他表示十分的欢迎我们，说我们是“书种”，是“将门之子”，几年之后，秀才是包拿得过手的。可是到了后来，看见我那样的顽皮，便常常骂我不像留余堂人，骂我只配当一个牧童了。我想我巴不得能够有一只牛给我看呢，那样念死书，有什么意思！

这年，是辛丑年，冬十月，祖父逝世。父亲在南洋漂泊至大霹雳，才接到祖父身故的消息，赶回家来时，已是残冬的时节了。

父亲由南洋只携回两百余元，还不够祖父的治丧及营葬的费用。到了壬寅年的荒月（即由正月杪至六月中旬收获期止），家中一贫如洗，差不多一天三顿稀饭都不能维持了。加以旱魃为虐，这年的上半期全无收获。指望着有一点祖尝可以值收的，也终成画饼了。家里的衣服，（其实就没有几件值钱的衣服，）可以典当的也典当尽了。一大家人，每两天半就需要一块钱的糙米。父亲那时只二十八岁，接着祖父之后，管理家事。又因初由南洋回来，很少交际，走出市场上去，没有许多认识的人。所以想向外通融，也不可能。

在我们村里，虽然也有许多农民种稻。但是主要的农产品还是菸叶和芋薯。一般都以米食为正统，而以芋薯为杂牌。祖母不知从那家邻舍赊得了些便宜的芋薯来准餮（？）。不敢多耗米粮，最多，只烧一大锅的和米汤相似的粥来送这些杂粮。

父亲刚从南洋回来，社会对他，尚无信用，故他对于今后的生活，还没有作一个通盘的计划，也无心教我们读书，仍然把我和一位堂兄送到“公孚当”来。

在这里，有一段有趣的插话。张燕卿先生是瞎了左眼的老童，他仍然很努力去赴童子试，想博得一个附生，以增高他在村中的声誉。但是，一般的批评是纵令他的文章好，学问饱，但学台老师也决不会为国家录取这个半残废的老童了。

燕卿先生虽然是一个和厚的人，但有时也未免感情用事，先入为主，处罚学生，常多偏颇失当的地方。不服输他的学生，因为他瞎了左眼，便背后骂他：“单边哥，没凳坐！”当然，我对他也是无好感的。因为他日常对我的批评是：“行动越轨，性质顽皮，头脑迟钝，面貌不扬！”有时还叫我担板凳到他面前去给他打屁股。在那时，我虽然只是九岁，但亦知道是受了一种侮辱。

到了十二月的中旬，我们从“公孚当”把桌椅搬回家里来了。我以为从此可以从张燕卿先生的威压之下解放出来了，从此可以和他脱离师生的关系了。有一天下午，北风吹得很紧，祖母把十文小钱给我，要我到“公孚当”旁边的的一家小豆腐店里去买四块豆腐干。我买了四块豆腐干后，远远地望见燕卿先生带着红风帽朝这边走来。我想骂骂他消消一年来打我的屁股的气愤。于是我向着他高叫起来：

“张燕卿，单边哥，没凳坐！”

叫完了两次，便拔脚飞跑，逃回自己家里来。但到了第二年春，才真悔恨自己之有这样的轻举妄动。因为过了新年，父亲又对我们说：

“还是回‘公孚当’，去再混一年吧。”

照族谱上的系统，燕卿先生要叫我们做叔父。这位老侄儿，到了开学后的第三天，擎着一根竹板，走到我的书桌前来，在我头上敲了三下，算报复了我骂他“单边哥”的仇。

“我虽是你的侄辈，但是老师还是老师。将来你入学中举时，我还得坐首席呢！”

他的态度这时是很诚挚的。他的这样轻的责罚，也叫我喜出望外。首先我以为一定要挨几十板的屁股呢。

在“公孚当”两年，只是念死书，完全等于失学。到了壬寅年的十一月杪，因为有一个同学打了我，父亲便叫我把书桌搬回家里来了。父亲的意思是，我在“公孚当”差不多隔天就要和同学吵闹或打架，不如早日放学回来，可省是非。但燕卿先生则以为是父亲怪他没有处罚那一个同学，因此生气而叫我搬学的。他几次托人来向父亲说，他可以处罚那个同学，而明年他也决意不在“公孚当”坐蒙塾了，希望父亲送我回“公孚当”去，等到腊月中旬再搬回去不迟。

张燕卿先生到底是一个善人。在中国的善人尽都是境遇坎坷的。燕卿先生和我的父亲都是在那个时代没落中的intel-ligentsia。

癸卯年，父亲在家中教我读《左传》。在这时候，改科举为学校的声浪非常之高。本年的科考因有位堂叔和堂兄入了学。父亲说，只有明年一年有科考，过后便取消科举了。他要我们开笔写文章，——“义”和“论，”——和练习小楷。父亲是在做梦。我想，明年我纵令会写文章，并且也只十二岁，怎么会进场考试呢？

但是父亲真个叫我们开始学写文章了。第一次出的题目是“父母唯其疾之忧义”。同时也叫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写字，大楷和小楷同时并进。父亲也不限时刻，不分昼夜，一有空暇，便为我们讲释《左传》和《四书》，而讲前者的次数多于后者。第一次讲给我们听的是，郑庄公的故事。未审是何道理，我当时对于《左传》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我因为读《左传》，曾创作了许多有系统的图表以资记忆，大得了父亲的赞赏。

甲辰年，父亲也决意出来教蒙馆了。他在邻村的廖屋岗，开设了蒙熟。照例也在学塾的外墙上，贴上了一张长方形的红条子“张××馆”。我望着这个条子，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愉快。但看父亲的神色，似乎是无可奈何般的。于是我又闷闷不乐了。其次，我还因为“张××馆”四个字和父亲争论了一次。因我看见其他的蒙塾多用“书馆”两字，何以父亲只用一个“馆”字，那不是和城市里的什么和珍馆、清华馆等席店（酒楼）没有区别了么？

“你懂什么！”

父亲苦笑着对我说。随后他解释给我听。在外面，如汕头、香港、上海等大埠的校书住家，都是写“××书馆”或“××书寓”。所以书馆这两个字要不得。父亲又说，最好是不贴那样的条子。但因为招报学童，又不能不贴这样的招牌。

在这村里，因为有三家蒙塾，所以进父亲的学馆来的，只有二十多个学生。学生的束修是由他们的家长随意捐题。过了正月半后开馆。到了二月杪或三月初，有所谓议关。即是请学生们的父兄到来吃一餐晚饭，请东家们中的一人执笔写关。即是由他们联合起来关聘这位塾师的意思。当塾师的当然不便启口要求东家们多捐束修，所以需要一位执笔的人为之代言。可怜父亲第一年在廖屋岗所得的束修金只有五十四元半。有几个由贫农家中来的破学的儿童名为捐题一元的束修，其实到了年终，只收到五角。故父亲常笑着叹气说：

“替人家看一年的牛羊也不止这一点点的工银啊！”

但是打听了一下其他的两家蒙塾的束修全额，只有值四十元左右。然则父亲的蒙塾，在这小村中，还算是占最优的地位。

第二年父亲的学生增加至二十五六人了，束修全额也增加至六十余元，近七十元了。

在祖父当家的时候，父亲只是一位少爷，并且是进了学的少爷，又因没有职业，每天只是和那些有功名热的老童或秀才们交游。结果学会了抹牌的习惯。但不是麻雀，只是一种我们故乡所特有的纸牌（叶子）。他输了钱，便把衣服拿到当店里去。最值钱的是圆领（前清秀才穿的制服）。父亲是常靠这件制服来做金融的周转。但到后来他觉悟了，故有赴南洋谋生的决心。自祖父死后负了一家的责任了，父亲不会再到赌场中去了。而蒙塾的束修又增加了十余元。因此我们的生活便也改善了些了。

但是父亲还是喜欢买彩票。他以为单买一二张票（每张一角五分），按公算计，极少中彩的可能。父亲对于数学颇有研究，他考究了一种买彩票的科学方法，——即是用与代数里面Combination相似的方法——以之游说族人，集资买三四百张的彩票，这比较有中彩的可能，即不能中头二彩，亦有三四彩可以弥缝。第一次果然发生了效力，即投资二十余元而得奖达五十余元之多，——足与父亲坐一年蒙塾所得报酬相匹敌。——于是不单震动了全留余堂，也诱惑了全农村。第二次加股的人便突增了。

父亲的这种平民化的经济方法，特别是买彩票性质与赌博相类似，不免引起了他的叔父和堂兄们，所谓绅耆的侧目。但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的这种调剂金融的方法，似乎比士劣的包揽诉讼要光明磊落些。

那年学台又来了。但父亲审查了一下我们一年来的成绩，确无投考的资格。他便放弃了要我做一名秀才的野心了。

父亲渐次和城市社会发生了关系，金钱的周转比从前灵活了许多。有许多家商店可以记帐赊货品给我的父亲了。

那年冬我们总算穿上了新制的粗蓝布的大褂儿了。

但是父亲的样子似乎是一天疲劳一天。他那时候，只有三十二三岁而苍老得似五十许人。

在廖屋岗的两年间，《左传》继续着念至“定公”了。父亲一方面教我们念《左传》，为我们改削文章，一方面又要教我们习算术。因为他看见了由北京城礼部颁发下来的小学课程中，是有读经、讲经、历史、地理、算术等科目。为子弟的日后出身计，非赶紧灌注一些这类科学的知识进去，将来恐怕要落人之后。故父亲又找出一部《瀛环志略》来讲给我们听。至于历史，他不惜重资买了两大部《御批通鉴辑览》来叫我们赶快念下去。父亲对于我们的希望这样急，而他的苦心则决不是当子弟的人所能领会的啊。

乙巳年，即父亲在廖屋岗的第二年，在我们城里，陆续地开办几家小学堂。听说明年即要开办全州的最高学府——官立中学堂了。

父亲受了新学潮流的推动，知道对于子侄的教育，再不能像科举时代由他一手包办下去了。然则等到明年春李嘉应五属官立中学么？第一恐怕考不进去。纵令考上了，而每年每人二十元大洋的学费，对于父亲实在一种极大的威吓。因为若我和一位堂兄一同考进了中学，每年单学费一项，就要大洋四十元，还要制服、膳、宿，在当时真是骇人听闻。父亲坐蒙塾一年间的收入究几何啊？

因为我们求学的问题，父亲恐怕有几星期没有好好的睡觉吧。

“一、七、三、九、五”是蒙塾出课题的日子，即是说，在每月中，逢初一、初七、十三、十九、廿五便不念书，由塾师出课题或对子给学生们去做。父亲虽然仍按“一、七、三、九、五”的日子出课题，但我们所作的义和论，多压积着没有加以改削了。因为父亲实在太忙了。

二

因为有一位从堂兄在美国浸信会附设的学校里读书，父亲像有所解悟了。他以为新学纵令如何的新，也新不过外国人。因为新学章程是从外国人那里抄来的。于是父亲决意送我们进美国教会所办的学校了。

在官立中学未开办之前，在城里本有一所中国绅士和德国人合办的学校，名叫“务本中西学堂”。这“中西”两字是指学堂里的课程是中西兼备的意思。后来德国教士们由“务本中西学堂”退出来，另办一个“乐育中西学堂”。因此，美教会所办的学校也取名“挝会中西学堂”，后改“广益中西学堂”。

我于丙午年，即一九○六年（亦即光绪三十二年）春，进了这家广益中西学堂了。

教会的学校不收学费，只收三元的书籍费。教会在第一年发给我们的书籍有：（一）《新约全书》，（二）《赞美诗歌》，（三）《笔算数学》，（四）《地理问答》，（五）《Beginning English》。至国、经、史另请一位老廪生杨少屿先生担任，教本无定，由杨先生随意选讲，有时讲四书，有时讲古文析义，有时讲《左传》。各种木版古籍则由各人自备。

英文、算术、地理是由美国人教授，讲授时间都堆到上半天。下半天差不多是无课可上，只有杨先生的讲古书，也只消半个钟头就可了事。并且也没有规定从那一点起至那一点止，马马虎虎。

响了十二点，两三位白种人教师便都回家去了。我们住堂的学生，也各自生火，洗米，烧午饭吃。吃过了饭，便这里一堆，那里一堆，或捉迷藏，或说笑话，或寻“中，尔，乃，反，及”，真是乱七八糟，全校差不多是陷于无政府的状态。和我们同住堂的，只有杨先生。他一来怕得罪了顽皮学生，二来他吃了饭是定规要睡一点半点钟头的午觉的。故他对于学生们的瞎闹，唯有装痴作聋，不过闹得太厉害的时候，也不免要踏出房门首来说一声：

“你们太嘈了！”或“你们太不成话了，等下我要告诉汲牧师罚你们啊！”

汲牧师（Rev. Giffin）在这个广益中学是校长格。有些老成一点的学生也和汤先生一样，要睡中觉。他们常打着呵欠，帮杨先生高声地骂我们一班顽皮的学生。

杨先生是一位好人，不过脾气大一点，多数学生都不欢喜上他的课。这有三大原因。第一是进了这个“中西”学校，一般学生都把全力倾注于英文和数学之上，而忽视国文了。第二因为杨先生没有口才，只会照字义讲解，没有半点发挥，声音又那般的低小，一点提不起精神。第三因为在学生中，国文程度参差不一，有的觉其过深，无能理解，有的又觉其太平凡了，没有半点兴趣。我那时在级里，国文算学是在十名以上的。所以也常跟着那些大学生闹起脾气来不上杨先生的课。有时想躲，躲不及了时，只好在课堂门口站一站足，口里不住地说“热啊，热啊”，表示我站在这里凉一凉后，就会进来听讲。等到杨先生不注意的时候，我又溜了。还有些滑稽的高级学生，只是站在课堂外的檐廊下，一面摇蒲扇一面倾耳静听杨先生的讲释，听了一会，又摇摇头，叹叹气。

天气渐次进了炎夏的领域，我和几个同学常走到学堂后面的小河里去洗澡。有一天下午，我打着赤膊，只穿一条湿裤，水淋淋地走回学堂里来。一踏进门，就看见杨先生已经睡好了中觉，高坐在堂上讲学了。我在这瞬间，欲逃不可，欲进又不能了。读者试想像一下，我当时的样子也难怪杨先生要痛骂我了吧。他切着齿，伸出指头来指点着我说：

“你真是无缰之马！”

预想不到杨先生赐我以这样的佳名。我要感谢他才对呢。嗣后，“无缰之马”便成为我的绰号了。

杨先生虽然骂了我，但仍未能恢复他的信望。听他的课的人，仍然是一天少一天，并且那班高级学生也赠了他一个绰名，“木版字典”。由此可以知道我们在那时代追求“西学”之热烈。特别是英文，当时尽都以英文为至圣无上的科目，不分昼夜，都在朗诵英文。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也普遍了全校。张香涛宰相虽在提倡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但我们一般同学的见解却完全和他相反，视中学为臭虫，为虱子，为蚊蚋，为骷髅，为粪坑里的爬虫！

每星期只有五天功课。星期六是美国教师们的安息日，因为第二天的礼拜日，他们要倾全力于他们的主要工作，——宣教。

每天下午三点以后，汲牧师又会走来教我们练操，——徒手体操，蹴足球，及赛棒球。棒球在中国，不知何以这样地不发达。中国之有棒球，恐怕是以二十五六年前的我们的学校为嚆矢吧。

这里要补述一件事。即我的父亲在这年也离开了廖屋岗，而当了汲牧师夫妻的中国文教师，每月薪金大洋六元，——在那时约当美金三元，——美国人固然刻薄，但和廖屋岗蒙塾的收入相较，似乎又胜一筹了。

到了三月里，教我们的算术和地理的一位美国教师，——名惠文，即Whitman的译名，——要归国了，汲牧师便叫父亲代了惠文的课。最初，我担心父亲担不下来，但终究担任下去了。后来我问父亲，何以敢答汲牧师担承这个责任。父亲说，那些算术地理是至粗浅的功课。那班牧师们只知有宗教，——新旧约，对于普通科学也未见得有怎样的深究。

因为父亲每天要来学校上课了。我们又和在廖屋岗时一样，每天仍然得着父亲的指导。

第二第三两年，学校搬进城市里，校名也删去“中西”两个字，至于功课则和第一年差不多，只加上了简陋的博物、格致（物理）等功课罢了。

第四年学校又迁回乡间，靠近美国教士们的住宅，这固然是于他们比较便利，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学校设在城市里，环境太坏了。

我们初进“广益”时，有十几个同级者，到第四年，只剩四个人了。汲牧师极希望我们领浸礼，做他们教会的信徒。但在乡间，风俗习惯尚极纯朴，都误认一领了洗礼，便必须当一个禁欲主义者。所以不愿在习惯上受种种束缚的人，都无决心加入教会。我们深信教会里的信徒，尽是上帝的儿女，耶稣的友人。但在教会学校多念一年书，便发觉教会内部的虚伪，就连宣教师们的言行，也不能一一和圣经里的教条一致。其他中国信徒再无用说了。

乡中有一个姓何的泥水匠，年六十余岁了。他每天要由早至晚激烈的工作，才可以获得三角多钱的工银。但这工银的三分之二，要为鸦片而耗费，一般人都骂他不该抽大烟，他们并不原谅他所以每天能继续劳动十一个小时，完全是靠抽大烟的力量。宣教士的夫人们和独身的女宣教士们常深入农村去宣扬天道。到后来这个老何也居然常来教会里听教了，但我推他的来意，完全是想在教会里或宣教师的住宅觅一个有永续性的工作，同时也过信这些洋人是过多洋钱所有者，一定能很慷慨地周济贫民。他因为有这种种的幻想，便要求领洗礼了。其实他听说教，尚不满二星期呢。宣教师对他说，如要领洗礼，必先戒绝鸦片。老何答应不抽大烟了，但他继续着吞烟泡子。因为他之抽大烟，有二十余年的历史了。只听见牧师说抽鸦片是犯罪，没有听见他们说吞烟泡子也是犯罪。他所以很无邪地坐在教会里，戴着老花眼镜，一面低声念新约，一面吞烟泡子。到后来，给美国宣教师发觉了，责备他不该还在吞烟泡子，更不该在上帝的面前吞烟泡子。

单吞烟泡子，已经不能满足他的烟瘾，常常周身软痛，鼻涕交流，不住地打呵欠，他放弃了烟枪半个月以上了。但美国的宣教师对于他的职业，还没有半点的表示，老何当然很失望了。

他想，连烟泡子也戒绝了它吧。真个戒好了烟后，或许外国的牧师们会帮助自己呢。他一连三天摒绝了烟泡子。但第一天便病倒在床上了，第二天身体麻木了，第三天大便流血了。

老何终于进了天国！并且进得非常的痛苦！我当时想，假如他不受宗教的诱惑，——否，不受外国人的经济后援的幻想之诱惑，——则他仍然在做工，仍然在抽大烟，仍然在过他的平稳的生活吧。因为受了那种诱惑，他失掉了职业，也患病了，并且要借债度日，结果也送掉了性命！

他从教会得了些什么报酬呢？当他的妻子草草地埋葬他的时候，西洋人全部总动员，加上宣道学校的一班学生，在他的草坟前唱了几首赞美诗，也为他做了两次的祷告。全村的人们都觉得老何有这样的光荣，死得很值得了。

我们虽然为老何而得着半天的休假，但觉得老何死得非常可怜，同时也恨牧师们之伪善及不近人情。

留余堂的从堂兄弟们本来有许多来进广益学堂的，但到后来，都转入官办的学校了。有的出省去进省立方言学堂，有的在本城转入官立中学或官立师范。只剩下我们二三个堂兄弟仍留在这家教会学校里，于是也不免感着孤寂，父亲对我们的升学问题又发生苦闷了。

在当时的部章是在高等小学毕业可以奖廪、增、附；在中学毕业可以奖拔、优、岁；在高等学堂（大学预科）毕业可以奖举人。父亲虽然在说这些功名不比从前郑重了，但是给礼部部章规定了，纵令不郑重，但总不能否定它。他人的子弟在数年之后，尽获得了这些功名回来，只有自己的子弟是白身，这个忧虑，对于父亲也似乎是一种威胁。到后来父亲获得了一个结论，即“和捐班一样，只要有钱，便有功名”。

父亲因为没有这许多钱送我进中学，而高等，而大学，故不再作“叫我们从正途出身”的梦了。他想，最好是送我投考官费的学校。

在当时，也听见热心新教育的岑云阶总督兴办了很多学堂。在陆军方面，办有将弁学堂或武备学堂，是一种陆军速成学校，最后改办陆军小学了。其次是陆军测绘学堂。这两校是军事性质的，一切由政府供给，算是官费学校。此外是优级师范，可免学费膳宿费，其他自备，此可以说是半官费的学校。但是优级师范于去年招考过了，要四年之后才招收新生，并且我们的普通科学程度也还不够；而父亲又有偏见，以为陆军学校毕业之后，必须上前线去服务，危险较多，禁止我志望陆军小学。结果他以为投考测绘为最适宜。第一，我的数学程度很好，适于习测量；第二，测绘学堂是官费的学校；第三，不如陆军学校有直接的危险。但他没有想到由测绘学校毕业后，出路最少。不过在当时饥不择食而最大的目的还是在官费和生命的安全。父亲只生我一个人，对于我的就学问题，也难怪他在战战兢兢深谋远虑啊。

己酉年（宜统元年，亦即一九○九年）春，我还在广益学校四年级肄业，父亲要我出省去投考测绘学堂。但是结果失败了。我做了一个败军之将，再回到广益学堂来，补足了半年的功课，便告结束了。在程度上说，是略胜过高等小学的毕业生。

到广州走了一趟回来的我，不单对于广益学校意兴索然，就连对于官立中学和初级师范，也看不起了。这是因为我在省城看过了许多堂皇宏伟的学堂。内容怎样，我不知道，单就校舍的外观上说，就足令我倾倒了。这当然是青年学生谁都有过这种虚荣的经验。青年常以自己所进的学校建筑如何伟宏夸示于人。他又常以自己的教师是如何的有学问夸耀于人。他不知道前者只是一种传舍，而后者正多不可靠的。纵令有几个名流，他们也是为捞几个铜板而来，并不是为青年的学业有如何的诚意和热情。呜呼，古之人尚如此，今之人更无用说了。

过了新年，是庚戌的新正了。

“今年怎样办？进东山师范好么？”

父亲这样地问我。东山师范是本州官立初级师范，在那时只办了一班本科，一班预科，一班附小。

“那个像龙船寮般的学堂，我不愿进去。”

龙船寮是什么呢？在城东校场上，有所关帝庙，即是我小时常去偷取明圣经的所在。在关帝庙左边也有一所粗陋的小庙宇叫做龙王庙。再在龙王庙的左边，有一栋泥砖建筑的矮狭的长廊，目的是在安置在一年间只在端阳节前后数天得人看重的龙船。平时一般无家可归的乞丐们，便都聚集在这长廊下寄宿了。故到后来，龙船寮的定义，转化（Aufheben）为无产贫民窟的意义了。

我以龙船寮比拟东山师范，确实太刻薄了些。官立中学以明伦堂为校舍，似乎比东山师范堂皇些。但东山师范的校舍亦是旧日的东山书院，建筑也还不错，并且靠梅江河畔，背山面水，风景宜人。我之以龙船寮拟东山师范，大部分还是象征它的内容。

但是过了元宵节，留余堂的堂兄弟们出门的出门，进学的进学了。在这样的现象之前，我的心情实在有些和看见姊妹们嫁的嫁了，订婚的订了婚，只有自己尚未觅得夫婿的处女一样！

到后来，无可奈何，终于出嫁到我心目中的“龙船寮”里去了。但是对于省垣的学校害着很重的相思病。我想，最少父亲该给我到广州去读书。那是何等可怀恋的广州啊！我想出省读书，几乎要想到发狂了。这种热情，我在“脱了轨道的星球”里面约略述过了，兹不再赘。

东山师范的功课有经、史、地理、算术、几何、体操、图画、博物、教育、心理、伦理等。占最多时间的是经学，读经六小时，讲经六小时。我们的经，读至《左传》了。我是读过了一遍的，便不发生兴趣了。我最觉奇怪的，是要在讲堂里由教师监视着每天朗诵一小时的经书。学生多了，声浪异常混杂，到后来，大家只是放开嗓子，喊一阵吧了。坐在后面的，不是躲着看山歌本，便看小说。有的是传递纸条以代替交谈，或傻笑，或做鬼脸。

不满三个月，我对于东山师范便厌倦了。

三

父亲终究不会骗我。当进东山师范时，他对我说，省城有合适的学堂可投考的时，一定送我出省，决不叫我在“东山”读满五年。

我于四月初复出省城投考清华学校。同伴有一个从堂兄弟名秉仁的，考清华的经过也在“脱了轨道的星球”里面略述过了。这里不再加赘说。因为提学司把复试延期至那年的冬期，我不能久等，在九月初，便考入高等巡警学校了。

一般的学校的管学官是提学使。但是高等巡警学校却是属民政部管辖，故管学官是巡警道，——今日的省会公安局长。属于学部的学堂的学生们都说，高等巡警学校毕业后等于往日的佐杂，没有科名的奖励，至高等学堂优级师范、法政学堂等，都有奖励举人的希望的。

我以才满十七岁的青年来进高等巡警学堂，确是不甚适当的。但是除此之外，别无学校可就的了。

在高等巡警学堂所习的学科更加是面目一新。除了粗浅的英文和算术之外，天天都在课堂里抄黑板。这是因为第一讲义的印刷来不及，第二在学生们之间，方言不同。最初有几位教授来上课要求学生笔记，他们都说广州话，外府的学生，——特别是我们从东江来的潮梅学生，便要求先生们用正音教授。广州的学生说，学堂设在省会，应当用省城话。外府的学生说，学堂是国立的，应当用全国通用的正音。虽有些广州教授是会说正音的，但也不甚好，大部分的广州教授都不会说官话。结果他们唯有叫我们在教室里每小时抄三黑板的讲义。

我们有谈海的法学通论，陈融的大清律例（陈先生不称大清律例，而称为现行刑律），叶夏声的刑法，谭燮尧的行政法（全抄日本某法学博士的），章叔通的大清会典（讲义是黎庆恩编的）。此外英文、算术由湖南的罗君毅担任，体操由一个满人名玉珂担任。

在中国人教授之外，尚有一位日本教授，姓大胁，名菊次郎。他教授我们级里的国家学。他第一次上课，带着一个姓黄的通译同来，最先介绍他是东京帝国大学出身的法学士，其次教训我们求学要如吃饭，必须先加充分的咀嚼，不可囫囵吞枣地吃下去，若不消化，反会生病的。他说有许多同学是徒逞暗诵文章，而不求理解科学的内容，结果是浪费了时间和精力。最后他演讲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

对于这些法政科学，我一点也不发生兴趣，并且还讨厌先生们的讲义编得太不通了。第一，句子拖得太长；第二，“的”字用得过多；第三，“场合”、“法人”、“引渡”、“勿论”等新词句也穿插得太频繁了。在当时“劳働”两字仍然是非常新奇，并且对于“働”字也觉得讨厌，以为“人傍”是无必要的。

更令我惊异的是谭燮尧先生的行政法。他把日本人的著作一字不改地抄了过来，讲义里有“北海道厅”，有“台湾总督府”，有“递信省”，有“大藏省”，有“枢密院”，有“元帅府”。假如在今天仍提出这样的讲义来叫学生们笔记，那末包管早给学生们打破了脑壳。的确，当时的谭先生太不该了，他应当在“行政法”之上冠以“日本”二字才对啊。

但是上了半年的课，我对于这些法政功课也居然发生兴趣了，尤其是大胁氏的国家学和陈融氏的现行刑律。大胁氏对于教授很尽职。陈融氏之现行刑律讲义确是用了一番苦心编成的。此外的教授，尽是剽窃日本人的著述，拿来换银毫而已。

到了第二学期，即是可纪念的辛亥年春，在我们级中，又增加了统计学、监狱学、行政警察、司法警察、国际公法等科目，统计学由大胁氏担任。监狱学由廖维勋氏担任，在当时的广州，氏有唯一的监狱学专家之称，其余的功课仍然是由那些住日本不久的在私立大学专门部混了二三年就回来的留学生担任，把日本人的著作翻译过来，叫我们笔记而已。记得有一位骆鸿翔先生，他担任司法警察，是极和气的先生。不过他什么科学都可以教。他会教国际法，也会教刑法，他会教国法学，也会教民法。总之，凡是法政学科，他都能担任。所以学生们替他起了一个绰名，——洛士利杂货洋行。

这些学科对于我的影响，非常之大。读者试想想，在当时的我，是一个初中程度尚未完备的，仅满十七岁的青年，而跟着那班老童、老秀才、老廪生们在这间特别的学堂里习法政科学，目的为什么呢？想毕业后，在警界上谋一官半职而已。预算我二十岁，便可以来当一名维持社会安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警官。其实同级之中尚有比我更年轻的，才从高小毕业出来获奖了廪生的十五六岁的童年。

“二十岁成年了。该出来独立求活了。”

这是在当时的一般的思想。过了二十岁仍要靠父亲吃饭觉得是很可耻的一件事。我有时也碰着去年同考测量学校的朋友。他们都兴高采烈有官费可靠，无须再累家中的老父了。回顾一下自己，每月仍须父亲把他的汗血的一部分寄来给我，在省城鬼混，——进这样徒有形式、内容腐败的学校，而对于在故乡的老父，还常常唱高调，且扯谎，每一反省，心里便有说不出来的难过。

因有上述的情形，我求出路的心非常之急，巴不得把三年并作一年，快点毕业。按学校的章程，每级成绩在前五名毕业的，可以入巡警道署当随习科员，每月支薪壹百贰拾毫（即小洋十二元）。十二元，在当时的我们，是莫大的薪额啊。因为有这点希望，我对于校课颇为留心。不过望了望全级的同学，觉得他们个个都是可怕的劲敌，欲在八十人的同学中，竞争第五名以上的成绩，恐怕不容易呢。

一面求学，一面在思索毕业后要怎样地去活动。故在那时代只十七八岁的我，在精神上竟像三十岁前后的人了。

因为不能久等清华的复试，我才决意投考高警。当时父亲尚未十分表示肯定，只是说，考上了时，再看。但进校之后，父亲在家中又对人说，高警如何好如何好了。想到父亲的这点苦心至今犹会使人垂泪。父亲也很心急，希望我能早日出社会来服务，藉所得的报酬来帮他整理家事。他称赞进高警之适当。因高警有三个条件合了他的意。第一是性质和法政专门部相似，不是普通的教练所那样简单，低级；第二是期限只需三年，而不收学费；第三是毕业后尚有“赐同七品小京官出身”的名誉。由今日的眼光看来，父亲的思想确也有点腐败。但他是那时代的秀才，对于功名还是表示崇仰，并且住在乡间，很难和革命的思潮接触。他只骂西太后不肯变法，不准立宪为失策。父亲似乎赞成效法日本行君主立宪。不过他又秘密地为我们讲释过邹容的《革命军》。对于“枪指吾胸，刀加吾颈，吾敢曰满人之虐待我”，亦曾拍桌对邹容致敬。这是表明在封建崩溃期中，智识阶级（intelligentsia）的徘徊，而没有一定的见解，同时因敷衍生活而斩伤了进取的勇气。

同级的同学有些怎样的人物？在这里也不妨分析一下吧。

满州旗人…………………5％

候备佬子弟………………10％

高小毕业…………………50％

老童生……………………20％

廪秀班……………………5％

其他………………………10％

我是属于最后一项，举凡从中学或其他学校退学出来的，及各地教练所的毕业生，亦归入此类中。

最初，我当这些同学，在竞争试验上，一定是我的劲敌，最少，他们的国文程度一定比我高，而法政各学科正是需要国文为补助的。故我心里虽然想和他们竞争第五名以上的成绩，但总有点胆怯。

第一学期的成绩发表了。我的成绩列第十名，平均点数尚未满八十分，这使我心里有些郁郁不乐。又看见考第一名的陈君，是比我小一岁的高小毕业生。我便想那些年纪比我大的廪秀们压在我的头上还可恕。给这些小孩子们考在我的前面，却有点不好意思。读者诸君试想想，我在当时的头脑是如何的顽固啊。那时候，我若能作上表的统计，就不难决定高小毕业生才是最新进的英俊，也是在我们级中占最多数的份子。我自己呢，是准高小毕业生，只差没有得廪、增、附的奖励而已。

我有一个从堂兄也同我一路进了这个高警学堂，他是从中学官立中途退学出来的。有一天，快要到第二天学期试验的一天，他对我说：

“那个考第一名的陈君太傲慢了！只会暗诵讲义，有什么了不起？这趟，你努力一下，把他拖了下来吧！”

陈君本是一位很沉静老成的青年。平心而论，我的气质实在比他浮躁。对于校课我只闹才子脾气，不甚注意，而陈君之天资精力均不错，且很努力，当然由他独占鳌头。

“欲由第十名一跃而占第一名，不容易吧。”

我无论如何没有自信，只笑着摇头。

“一点不难。你的国、英、算三门都比他好。跳上去吧。”

他在我的屁股上拍了一下，这才岂有此理。

我虽不表示我愿意去和陈君竞争第一名，但我暗暗地进行我的工作了。在暑期前二星期，我努力去熟读那些现行刑律、大清会典等。“熟极生巧”，这句话真是不错。我在这时候才会悟这些法政科学亦是具有科学性的。国家学和宪法有许多相通之点，刑法和现行刑律差不多是大同小异。而行政法和大清会典是可以互相比较参照的。不过前者是日本的行政法，而后者是清朝的行政法而已。一经触悟，自己便产生出批判力来了。我打倒了陈君，夺得了锦标，不是在熟读讲义，而是在我的幼稚的，——其实是大胆的批判力，并且在答案之后，还附加些老古词藻上去，作余波的唱叹。教授们便给我的文章笼络住了。

一直到我出国为止，我都占住了我的级首席，而陈君也扎住了他的副首席。级中再无人能夺他的第二名的荣冠了。

从那时起，我便目空一世，看不起同级的同学了。后来细心地观察他们的行动和气质，才知道他们尽是好人，——无邪的青年，只是染有一点少爷公子的习气，不能刻苦用功而已。但是，不问他们是满人，或候补老爷的少爷，尽是可爱的青年。

我不相信只有这些功课便达到了法政科学的大成，而在这级里考第一名便尽了天下的能事。我想，最少，我习这些功课要赶上那些教授们。最初，我决意学习法律，特别是刑法，准备当刑名师爷或律师。我对民法，亦感着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