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
今年天气怪得很，入冬以来，雪一拨接着一拨，没皮没脸地下啊，下啊！下得一寨人毛焦火辣。人家都说，冬天的瞌睡好睡，我睡不着，天不亮，上下眼皮就合不拢了。我去过几次地里，麦苗都看不见了，只有白茫茫一片。雪薄的地方，能见到一丝一丝晃眼的绿色，等雪化了，就该给麦苗上第一道肥料了。
日子很乖巧，有礼有节往前蹿。老大依旧每天起来修猪圈，猪圈有些岁数了，还是老大他爹带人夯的，那阵子老大才刚会撒着脚丫子走路，偏偏倒倒的，像个鸭子；老二还在我怀里，啜着乳头，腮帮子起起伏伏，吃饱了，还舍不得撒嘴，硬拔了，就哭，一张脸被眼泪淹得明晃晃的，像刚耙好的水田。和我一样，猪圈也老迈了，猪圈是半边墙垮塌了，我呢，左脚风湿性关节炎，不光水分被抽走了，好像还越来越短了，一直喝药酒。老大说了，把猪圈的墙补上，就带我去看腿，还说，顾家堡有个苗人的草药，烫热了往腿上一敷，最多半年，就能撒开跑了。我不太相信，也不知道老大是从哪儿听来的。
这几日，雪更大了，从早到晚落，连停下来歇歇的意思都没有。这样一来，除了整两顿饭吃，其他活是干不了了。老大不投降，还是找事干，从竹林里砍来两根竹子，剔枝，破开，除筋，剩下薄薄的篾条，拉条矮凳坐在屋檐下，开始编撮箕。
把饭上到甑子里，趁着蒸饭的空隙，我拉条凳子坐在院子里，看老大编撮箕。
老大编得很慢，梳辫子样的，眉头蹙着，不时抬起头看看远处肥嘟嘟的田野。篾条走一圈，他就歇下来，眼睛盯着不远处的两层小平房，一动不动了。平房是村委会的，里面有村长，还有部电话，电话是黑色的，像块焦煤。每个月十五，我和老大的心思就全在那部电话上了。
老二是个守时候的娃娃，准是那天下午，太阳卡在门口那棵老核桃树第三个丫杈上，村长就会站在平房的坝子边喊：“平姑，老二电话。”那是叫我呢，老大老爹名字最后一个字是“平”字，所以村里比我小一辈儿的，都叫我平姑。
这时候，不管我和老大手里摆弄着啥子活计，都会马上丢开，一前一后朝村委会那头跑。和我一样，老大也有一只脚是坏的，右脚，前些年钻煤洞子给砸的。一起下井的其他五个人都把命留里边了，老大的命是捡回来了，可媳妇娶不上了。倒是说了几门，一对脸儿，女方就缩脚了。不怪人家！想想，拖着一条腿，快三十五了，我要有个闺女，也得掂量不是。
老大比我跑得快，但是每次他都让我跑前头，高高低低跟在我后头跑。也让我先和老二说话。我说话啰里啰唆，每次都是那些话，多穿点衣服啊，晚上盖好铺盖啊，要和人家好好相处啊，煤洞子有啥响动要快点跑啊，……都是些翻来覆去重复的话，不过老二耐性好，在电话那头一个劲儿地答应。老大就笑我，说老二大人了，咋还像交代个嫩娃娃样的。我就笑着骂：长齐天高，在老娘眼里头，你们都是盘豆芽菜。我笑，老大笑，村长也笑。老大也在电话里头跟他兄弟说话，每次都一样，那头喊声哥，这头哎，那头又喊一声哥，这头又哎，然后就啪嗒了。村长就笑着骂：跑得吭哧吭哧的，来了就哎两声，接的哪样鸡巴电话？
三个月了，村长都没有喊过了，每到那个日子，我就看着太阳慢慢落进树丫杈，再看着太阳顺着树干滑下去，就是听不见村长的喊声了。老大还去问过村长，是不是电话坏掉了。村长说，什么都能坏，就是电话不能坏，上级的精神就是从电话线里淌出来的，让它坏了，村里不就瞎了，村长也成瞎子村长了。
我心慌得很，瞌睡本来就轻，丁点儿响动都能把我惊醒过来，睡着了也是恍恍惚惚的，脑壳里全是老二的影子，晃啊晃啊！一会儿见他领着个看不清面目的女娃回家来了，我就笑，呵呵地笑，想那该是老二耍的女朋友；一会儿又看见他站在我面前，脸上全是血，哭着喊着叫妈，我伸手去牵他，够不着。他在一个斜坡上，慢慢往下滑，滑下去很远了，只能见着一个黑点，我伤心了，就坐在土坡上嗷嗷地号哭。最后依旧是要哭醒的，伸手一摸，半边枕头全是湿的。
不光我，老大也心慌，尽管他把自己的心慌躲得格外地严实，我还是能瞧得出来。半夜里，我只要把耳朵竖起来，就能听见他屋子里的叹气声，还能听见大门响。我就爬起来，拉开大门，老大蹲在檐坎上，两手拢在袖筒里，嘴上叼根纸烟，吧嗒吧嗒地抽。老大平时不抽纸烟的，这阵子却抽上了，定是心里有事，放不下了。平时做事，老大也没有了一贯的专注，老走神，前几天削块门闩，篾刀把手拉出了好长一条口子。
我忍不住时就会叹气，盯着老大问：“都三个月了，老二咋不来电话了？”
老大就笑笑，他的笑一点不自然，嘴巴像是脸上硬拉出来的一条口子。他对我说：“兴许是忙了，赶着出煤，忘了。”
鬼才信，老二的脾性我晓得，是把习惯守得死死的那种人，连尿炕都一直尿到十一岁。粮食精贵那些年，乡下人一上饭桌，哪个不像刚从牢里放出来的，顾不得脸面，都顾着肚皮。老二不这样，总是慢条斯理的，把碗里的饭先扒出一个坑，夹些菜放进坑里，覆上饭，拍平，筷子伸进碗底，撬起一坨四四方方，慢慢送进嘴里。我就想，莫非这狗东西前世是个地主，我见过以前寨子里头李大地主吃饭，就这模样。我只是想，不太说，那阵子他老爹还没死，每次吃饭都开黄腔：“狗日的，你这是吃饭还是埋人？”老二也不恼，偏着脑袋看看他老爹，依旧固守着他的慢条斯理。
今晚吃完饭，老大绷不住了，丢下碗跟我说，想去厂上寻老二。我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前些日子，尽管知道事情不妙，但有老大不太牢靠的安慰撑着，终究觉得还会有很多可能。老大一提出去厂上找人，说明他都对那些可能性也不抱希望了。老大的话像根尖细的缝衣针，轻轻就把我薄皮的希望给戳破了。
我就骂：“砍脑壳的徐老二，当初说不让进煤厂，不让进煤厂，猪油蒙了心的，就是不听，还花口花嘴地说，上的是外县的正规大煤厂，管安全的就好几十号人。钻煤洞子的谁不知道，那就是埋了没有死的。”
老大白了我一眼，说妈，不要骂得这样难听，老二不会出啥事的，不就是忘了往家里打电话吗？我也给老大几个白眼，还骂他：“就是你，当初也不拦着点，他不知道钻煤洞子的厉害，你还不知道啊？”老大不吭声，任由我骂，我骂够了，没声了，老大才伸直腰杆说：妈，我去收拾一下，明天就去找老二。我不吱声，装着不理他。他站起来把饭桌清理了，才转回自己的屋里去。
我一直围在火塘边，煤块快燃尽了，加了些块煤，又熊熊燃烧起来。老大在自个儿的屋子里，搞得叮叮咚咚响。我不想让他去寻老二，老大脚程不好，天气又坏，我怕老二没寻回来，老大又出啥事。
想想，我推开老大屋子的门，他正弓着腰在床底找寻着啥，背包放在床上，隔得远远的，我看见床上还摊放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我眼睛不太好，得凑拢才能看个真切。我往里迈了两步，看清了，那是支枪，火药枪。
枪是老大老爹留下来的，那阵子我们村子家家都有长长短短的火枪。别的地头，农闲是一年里最困难的时候，青黄不接，家家户户都泡在清汤寡水里头。我们村子就不一样了，农闲一到，男人们就提着枪进老林子了，饭桌自然就肥腻了，人人吊着一截油肠子，红光满面。后来政府不让打猎了，枪也上缴了。有胆儿大的，长枪上缴了，把短的藏了起来，老大老爹也一样。去年老大还提着它追过偷牛的强盗，其实，我知道的，这支火药枪啊，唬唬人还行，派不上实在用场，撞针都锈掉了。
老大把脑袋从床底下搬出来，看着我，我把床上的火药枪抓起来，问他：翻腾出这根没用的废铁干啥？这是演的哪一出？老大憨憨笑一笑，说出门在外，保不准遇上个疙疙瘩瘩的，带上它，给自己添点胆儿。我说这撞针都没了，能唬着谁啊？老大把枪放进袋子，说妈，这你就别管了。
我说：老大，要不我们不找了，兴许过些日子老二的电话就来了。
老大说：不行，得找，悬吊吊的日子没法过。
我还想说话，看见老大的脸像坨冰疙瘩，我把话咽回了肚里。
我睡不着，白亮亮的光从窗户透进来，把窄窄的屋子映得模模糊糊的。脑壳里头像装了一锅糨糊，啥都搅和在一起，捋不清个子丑寅卯来。我想我的老二，出门三年多了，没日没夜在煤洞子里钻，钻出来的那点钱，都如数寄了回来。都说，娘想儿，想断肠；儿想娘，扁担长。我的老二不是这样的，他想着娘呢！明天，老大也要出门了，我在心头多念几遍阿弥陀佛，求菩萨保佑我一对儿子能在年前从远处的雪地里走回来。圈里的鸡开始叫头遍了，我又开始埋怨他们死去的老爹了，四十出头的人，看上去硬实得不行，说没就没了，留下了两个娃娃和数不清的苦日子。等我到了那头，我要好好和他吵一架，扎扎实实骂他一顿。
天蒙蒙亮，我爬起来，转到厨房撬开火塘，烧了一锅水，得给老大煮碗面，下多一些，油也要多放，得把面汪起才行。老大得先赶到镇上坐车，好长一段路呢！不多放点油，饿得快。
老大端着面蹲在门槛边吃，他吃两口，就抬头看着我，一脸的不放心，话也多，变得跟我一样啰唆：妈，记得喝药酒，断顿的话，效果就不好了；妈，晚上记得关牢门窗；妈，记得不要去拎重活，等我和老二回来干；妈——
我就吼：啰唆得很呢！咳，你妈又不是傻了，快吃，快吃，趁着热。出门了，万事都要小心，做啥都要思量再三，不要和人争长论短，看好自己的东西，不管能不能寻着老二，过年前一定要转回家，晓得不？
老大也笑：啰唆得很呢！咳，你儿又不是傻了。
我们彼此就笑一回，我就是觉得脸上的肉被扯得酸酸的。
老大把旅行袋往肩上一甩，出得门来，又开始落雪了。老天没有一点庇护我们家的意思，不出门吧，她还歇会儿；看见你要出门了，就慌不迭开始纷纷扬扬了。
老大扯了一些稻草，挽起来，绑在鞋帮上，这地头，冬天人们出门都有这个习惯，主要是防滑。看着老大弯腰绑稻草，我喉咙有些堵，想下到院子里，给他掖掖棉衣，扯扯衣领，嘱咐几句，虽说那些话都说过好多遍了，还是想再说一遍，怕他给忘了。我刚想说话，老大转过头，说的还是那些话，记得喝药酒啊，记得关好门啊。
比我还啰唆呢！我说。
我走了，妈。老大说这话的时候脸上起来了一层凝重，他鼻子抽抽，走了，走到院子边，环顾了一下院子，又折回来，把石磨下的几个老黄瓜搬到石磨上堆放好，才迈开步子走了。这次他没有回头，穿过门口的小路，转上通往外面的大道，雪花开始密集了，他的影儿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在一片白茫茫里，收缩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
菩萨，求你保佑，如果我一对娃娃能在年前顺顺当当回家来，我把年猪猪头许给你。
该给老大掖掖棉衣的。最后我想。
在路上
看见他的时候，雪很大，将他搅入了纷纷扬扬的慌乱中。
走近了，我才发现他的一只脚有点瘸。他先看见了我瘫在路中间的货车，然后看见了我。一看见我，他的眼睛就亮了，像骤然拧开的手电，两道光上下欣喜地打量着我。然后他把肩上的旅行袋一甩，径直朝我走来。
走了几步，他放缓了脚步，也许他发现，我的脸色不像脚边的那堆火样地热气腾腾。
其实，我比他还兴奋。五天了，我拢共见到两个活物，一个是昨天傍晚从林子里跑出来的一只野兔，另一个就是他了。五天来，除了车刚陷进深坑时骂了几句脏话，接下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渴了咽一捧雪，饿了烧两个馒头啃。每天就盼着有人来。直到第三天也没见着一个人，我才算明白了，这样坏的天气，还敢驾着货车在颠簸的山路上拉煤的，不是穷疯了就是他妈的有病。
说来说去，我还是吃亏在自己的强盗性格上。本来想，趁雪停的当口，再拉一趟。我算过账，这个天气，只要胆子大，一趟能抵平时三趟。刚出门时还好，太阳把天地间晒得眼泪滴答的，一进黄昏，老天心肠就变硬了，几趟风过，雪又下来了，最后，在这个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地头，我的货车和黑夜一起被冻住了。
冻了五天，身体快僵硬了，心却变得软软乎乎的了。每个夜晚，我蜷缩在冰窖样的驾驶室里想，要能见着一个人，我肯定会大哭一场的。
说实话，当他的影子从远方的风雪里偏偏倒倒过来时，我的喉咙就变得硬邦邦的了，我特别想朝他挥着手大声喊，可恶的矜持却让我装得像天气一样有性格，我故意不理会这个乡下人。
他喂了一声，我嘴唇动了动，声没出来。长时间不说话，上下嘴唇粘在一起了，渡出点唾液润了润，两片嘴唇才不情愿地分开。
嘴唇分开了，我还是没说话，索性转回火堆边坐了下来。
“不装你会死啊！”我骂了自己一句。
还好，他不会装，满脸荡漾着笑，搬块石头放在火堆边，刨掉石头上的雪，屁股移上去，面部紧了一下，应该是太冰了，看着我，笑容很快又回到了他的脸上。
“咋了？”他看着顶着一头白的货车问。
我白了他一眼，想继续沉默，没忍住，他妈的，实在太想说话了。
“陷进去了。”我说出的话像挂在树梢上的冰凝子，连我自己都打了一个寒战。
他伸出两只手，平抬着放在火堆上，还不时搓搓，烤了一会儿，说快燃尽了，这火。
我鄙夷地看了他一眼，说我没瞎，看得见呢！要烤啊，自己钻林子捡柴去！他脸上忽然爬出一层尴尬，也没话，吃力地撑起身子，往林子里去了。等他左摇右晃出来，地上的火堆已经没了苗儿，只剩烟了。重新坐下来，他把柴一根根折断放上火堆，低下头凑过去呼呼吹，直到火苗腾腾了，才直起腰来。看见我一脸的冬瓜灰，他没话找话，照例先笑笑，说：烧这种地躺柴火，中间一定要空，空了，气儿就能进去。他还想说，见我不搭理，才噤声了。
天空像个被扯破的盐口袋，停不住了，我和他窝在马路边的石窝子里头，守着一堆火，一会儿看天，一会儿看地，实在没看的了，就相互看看。可眼神刚一碰头，就弹开了。
该是正午了，雪稍缓了一些，更远处的天底下，还有橘黄色的光，应该是阳光。按说见着阳光了，该有暖意才对，可我不行，上下牙直打架，衣服掖了又掖，都快掖成皮了，还不行。我知道，是饿了，饥和寒就是一对双胞胎，要不咋说饥寒交迫呢！我驾驶室里还有几个石头样的硬馒头，我不想吃，一是出去的日子见不到头，死活得留点来救命；二是实在咽不下去了，尽管放在火上烤过了，可还是硌得喉咙生疼。
我朝远处看，他也朝远处看，该是午饭的光景了，我饿得实在有些扛不住了，眼前的景致老晃悠，像驾驶着一辆没有刹车的卡车，心慌得很。我费力爬起来，从驾驶室取出一个干馒头，折根树枝，掐头去尾，把馒头穿起来伸到火上烤。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把脑袋歪向一边，我把意图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为啥只烤了一个馒头，吃独食呗。别看只是几个破馒头，可是此刻啊，这就是金宝卵了，是能救命的。
馒头渐渐焦黄了，有味道在空气中流淌。这味儿，前几次闻着还香，现在不成了，闻起来喉咙就痒痒，再想想咽着它的感受，五脏六腑立刻风雪漫卷。
我打了一个干呕，想忍，没忍住。
“吃我这个吧！”他从袋子里取出几个瓦耳糕。
本想客气两句的，没忍住。
瓦耳糕还软和着呢！往火上一烤，香气立刻弥漫开来。
吃完柔软的瓦耳糕，我坚硬的面孔也变得软和了。
这时候他站起来，说他该走了，他得在天黑之前赶到南山煤矿。我就笑，他说这有什么好笑的吗？我说从这里到南山煤矿还有八十公里呢！四个轮胎的汽车都得抖抖索索爬一整天，就你那两条腿啊！再加上这样的天气，天黑之前赶到？你以为自己是神行太保啊！
他摇摇头，样子安静得像一面冰封的湖面。
“不行，我得去。”他说。
我说：“冰天雪地的，还这样猴急，那儿有钱等你去捡啊？”
他说：“我是去找我兄弟的。”
“晚点到就找不着兄弟了？”我讪笑。
他忽然变得很严肃，直勾勾看着我说：“我兄弟怕是丢了。”
说完，他转身走了，一对脚印慢慢往前延伸，一深一浅。
走出去没多远，他又折回来，把几个瓦耳糕递给我，我慌忙推回去，他又推回来，喘着气说：“我到了矿上就能寻摸着吃的，你这儿啥时候能出去没个准儿，还是你留着吧！”
我心口一热，从车子被冻在这里的那天开始，我第一次感觉到心里头暖和。这种暖和不是烤火烤出来的那种，烤火只能烤热表皮，烤不热心窝子。
他重新折进风雪里，我忽然起来了一种难得的高亢，我想就是使尽呆力，也要把卡车从雪地里拔出来。
“回来！”我喊。
“干啥？”他问。
“帮我把车拔出来。”
我围着车打转，认真查看四个轮胎的位置，我让他去林子里薅些树枝来，我趴下来把轮胎下的雪屑和泥浆刨开，找块石头将陷进深坑的轮胎前方凿了一个豁口。
我钻进驾驶室，他抱着一捆树枝站在车轮后，我说，我把车往后退一点，坑子里出现空隙，你就迅速把树枝全塞进去。他点点头。
汽车在半山腰发出一阵怪叫，耸动了几下，又稳稳停在了深坑里。
我骂了一句，跳下车。见他站在轮胎后，我想笑，这次算是忍住了，轮胎卷起的泥浆，将他涂成了一只硕大的瓢虫。
雪终于在黑昼快完成交替的时候停住了。
我们围在火堆边，火光映着他的脸，他的脸上有层薄薄的悲戚，手里那根棍子，不停地捅着火堆，火堆就炸开一团一团的火星，在暗夜里乱窜，像无数慌乱的精灵。
“你兄弟在煤厂上挖煤？”我问他。
他点点头。
“你咋知道你兄弟丢了？”我问他。
他仰起头，透过火光，一字一顿对我说：“我兄弟已经三个月没打过电话了。”
我就笑，说你晓得个球，煤厂上那些人，来来往往的，说不定早走了。
他摇摇头，沉默了一阵，才说：“我兄弟的性格我晓得，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让家里知道的。”
吃下去的东西很快就被呼呼的北风吹没了，火苗依然熊熊，前胸像块烙红的铁板，后背却是浸骨的冰凉。我半闭上眼睛，怕仅剩的一点气力让风给刮跑了。他忽然叹了一口气，把手里扒火的棍子往火堆里一扔，开始低声嘀咕，样子不像是说给我听的，也不像说给他自己听的，像是说给过往的寒风听的。
“我兄弟老实得很。”他说。
“这年月，哪里还有老实人？老实人早死绝了。”我说。
“哪会死绝哟！我这辈子，见着的都是老实人，我本村的二伯，老实得像块墓碑，遇上啥事都那表情，好像天生就没有喜怒哀乐样的，说来都不会有人相信。他儿子看上了一门亲事，还把女的带回家来让他看看，姑娘有模有样，可我二伯死活不同意，也不说啥子理由。还是有一次喝了点酒，才给我老爹说了实情。他说那女娃长得太好看了，一进门他就东想西想的，他悄悄骂了自己，骂了也不顶用，脑壳里还是想，刨都刨不开，他就不敢同意这门亲事了，怕自己后半辈子活在胡思乱想里头。”
他说到这里，又捡起一根树枝开始扒火，火星四溅中，他接着说：“饿饭那几年，生产队一袋苞谷不见了，有人说曾看见他在仓库边晃荡过，就把他绑了，问他，他承认了，差点就被打死了。若干年后，偷东西的人临死前把这事应承了。当年打他的人就给他道歉，说对不起他，打错了。又责怪他，说不是自己干的，为啥要承认呢？他说他偷了的，心里头有过这个想法，既然有了想法，就算是强盗了。”
我本想咧嘴笑笑的，没笑出来，好像很好笑，仔细想想，一点都不好笑。
他像是累了，把旅行袋拉过来垫在脑袋下，侧过身，把后背留给了火堆，眼睛则对着远处的莽莽苍苍和模模糊糊。
我做梦了，我开着一辆崭新的货车奔跑在一条宽阔平整的大道上，道路两边有等待收割的麦田，空气里还有麦穗的清香，还有阳光，毫不吝惜地普照大地，橘色的大道上，各式各样的车辆来来往往，擦肩而过时，还不忘摁下喇叭，喇叭声很大，一声接着一声，震得鼓膜发麻。
睁开眼，天亮了，我还真听见了喇叭声，没有梦里那样悦耳，破破的，仿佛被撕裂了一般。这是老东风的喇叭声。直起身来，我看见车了，一眼我就认出来了，老黄的车，左边门撞的那个坑还在。我曾问过老黄，为啥不去修修。老黄就咧嘴，露出一排黄牙说修个球，脱保好些时候了，反正不影响开关门。我晓得，老黄是舍不得钱。老黄的日子不好过，闺女在青岛上大学，老婆瘫痪在床。老黄在钱上从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的，你看他那口黄牙，就是劣质香烟熏出来的。
能在这样的天气还出来玩命，只有老黄这号人了。
我撑起来喊：“老黄，你狗日的还真不怕死啊！”
老黄把脑袋从驾驶室伸出来，一咧嘴，拉开一线醒目的黄，开始诵读老三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了人心不足而死，就比鸿毛还轻；为了老婆孩子而死，比泰山还重。”然后他接着喊：“这种天气你还出来跑，是不是活腻了？你狗日的死了，就比鸿毛还轻；老子死了，就比泰山还重。”
我就佩服老黄这一点，日子过得邋里邋遢，说起话来还不忘记引经据典。
我几步跳到他的车门边，使劲拍了拍他脑袋，说你要再不来，我要么就活活饿死，要么就占山为王了。
老黄往火堆边瞅瞅，说，哟！还没落草，就有兄弟入伙了。
我说是一过路的，也往煤厂上去。
熟练地套上钢索，老黄的老东风在前头一哆嗦，我的货车终于可以继续在凶险万分的康庄大道上奔驰了。
雪又来了，铺天盖地，像被惹急了一般。
他坐在副驾驶，低头搓着衣服上的泥渍，汽车高高低低，他也高高低低，不小心脑袋就磕在车顶上了，磕出一声哎哟，伸手揉揉，又低头继续搓。
我把香烟和火机递给他，他摆手，说不抽烟，想了想他又说，心里头堵得慌的时候才抽两支。我说我是让你给我点一支呢！他哦一声，慌忙帮我点上一支。我吸了一口，呛得难受，断烟好几天了，烟是老黄给的。我就骂，老黄这狗日的，这种烟，迟早把肺抽烂。
猛吸了两口，我问他：“你讲究还多呢！心头堵的时候才抽烟，你现在心情好得很咯？”
“好啊！”他笑，“你看，这车爬得突突的，我离我兄弟越来越近了。”
“找到兄弟了，有啥打算？”
“一道回家过年，老娘在屋里头等着呢！”
车在山脊上小心翼翼地爬，雪越下越大，放眼四望，没有一户人家，群山面无表情。黑夜也隐伏在山那边，正跃跃欲试呢。
他忽然说：“半夜三更还在路上跑，家里会担心吧？”
“嗐！哪儿有家啊！老婆早死了。”我呵呵笑。
他半天没说话，过了半天我又说：“倒是有个相好的。”
没声儿，我转头看，他正闭着眼养神呢！
一路上，都是我一个人唠唠叨叨，说了好几箩筐的话，我发现把心里话掏给一个不相识的人，倒也是件很舒坦的事情。
车转过一个弯，我指着远处告诉他，那就是南山煤厂了。他应了一声，猛然绷直身子，焦急地拉开车窗，先是伸出半截脑袋，最后伸出半截身子。
“看不见啊！”他的声音让风给扯得支离破碎。
我没理会他，想这样大的雪，还有即将迎面扑来的黑夜，能看见才怪呢。
终于近了，一片偌大的煤场子，黑着脸摊放在天地间，四周都是高高的山岭，纯洁地雪白着，这样，天地就黑白分明了。煤场子上还有十几辆等待装煤的铁疙瘩，全都静默着。
把车停放好，跳下车，他先抖了一下酸麻的腿，然后把旅行袋往肩上一扛，眼睛直勾勾看着我。我指了指煤厂后面的两排简易平房，说你去那里问问吧，挖煤的都住那儿。
“你呢？”他问。
我说我先去问问，能不能装上煤，能装上的话，你还是搭我车一道回去吧！
他一咧嘴，笑得花团锦簇。
他一瘸一拐穿过煤场子，风裹挟着雪花，劈头盖脸砸下来。头上是沉沉的天幕，脚下是宽阔的煤场子，他的模样就更小了。
我摸出一支烟，风太大了，点了几次没点着，抬头看了看天，又看看他正远去的背影，我忽然有种难抑的悲伤。
煤匠们
每次经过那个巷道，我就想，里面的四个人现在该是啥样了。也许变成了干尸，也许就剩下一堆骨架了。
情形自然是凶险的，我每晚都会在梦里重复一次，醒来就是一身汗水。本来哈，我该感到庆幸的，毕竟我还能吃饭、睡觉、挣钱，还能在电话里听听远在老家的老婆孩子的声音。记得刚来煤厂那阵子，一堆人蜷在火塘边瞎吹牛，说这个世界上啥子最重要，个个声音大，脸红脖子粗，你说票子，他说位子，还有说好看的女子。两年下来，不争了，都经历过生死后，才发现还能喘气才是最重要的。
煤洞里头那些要人老命的情景，我差不多都见过了。冒顶、片帮、顶板掉牙、透水，样样要人命，挨上了，死相都邋里邋遢。
出事前，就有一小块地方出现冒顶，我还检查过，发现顶棚支架有些歪斜了。我就给安全员报告，狗日的安全员当时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嗯嗯应付几句了事。知道迟早要出事，没想到来得这样猛，一班人收班了，准备升井，我们前面的几个刚走进主巷道，只听见身后一阵闷响，回头一看，“关门”了，里面还有四个收拾工具的兄弟。我们一帮捡了命的没有慌，这样的经历不是没有，大家都百炼成钢了，除了一个去报告，其他的立马回身刨。刚开始大家还卖力，慢慢动作就慢下来了，在堵得死死的巷道面前，肉巴掌显得格外地渺小。
接着有一个人哭了，再接着大家都哭了。
每次都哭，哭压在巷道里的，也哭我们自己。
接下来的事情，和以往一样，矿上管事的下来，看了看，请两个懂行的老矿工目测一下冒顶的程度，派几个工人守在巷道口，看里头还有没有活物。守了一天，没听见动静，把巷道一封，井下的事情就算完了。
和井下的轰轰烈烈相比，井上的事情就平静隐秘多了。名字自然要抹去，大家都要忘掉属于这个人的点点滴滴。自然，我们都能领到一笔钱，不过是分期的，现在只能领到一半，另外一半得事情没有出头才能领到，据说要等好几年。厂上还给这钱取了一个名字，叫辛苦费。也有不想领这钱的，不领可以，厂上保卫部五六个大块头随便找个借口，弄到你领钱为止。
我也拿了钱，揣了几天，老做噩梦，慌忙寄回老家了。
下工了，我就坐在高高的煤堆子上看太阳。我喜欢嫩黄的阳光打在身上的感觉，我怕哪天下去就上不来了，眼睛里全是黑暗，想再看一眼太阳也没机会了。我还看月亮，月亮虽说冷冰冰的，但它敞亮，遇上月圆的日子，夜晚也能看得很远，连最远处山上那棵松树的影儿也能看清楚。我就怕伸手不见五指的感觉，心慌气短的。我其实不怕死，敢下井挖煤的，谁没点胆色。可我怕死得没有生趣，你想，死前连周围啥模样都见不着，真是没劲得很。有一天我能死在初春的阳光下，一身新衣，没有井下那张墨黑的脸，从我身边经过的人都能看清我的面目，周围有刚刚冒头的嫩茅草，最好还能望见远处升起的炊烟，两眼一闭，留些新鲜的印象死掉，我就知足了。
接连好些日子，都见不着太阳了，那雪片，亡命地飘啊飘，远山近水都变得胖嘟嘟的了。没有太阳看了，阳光也透不下来了，就窝在屋子里，一堆煤火，五六个人，围得严严实实的。偶尔年轻的几个也耍耍纸牌，都心不在焉的，耍着耍着就感觉没意思了。就这样，沉默密密匝匝地堵满了一屋，间或起来一声长叹，像屋檐下悬吊着的冰柱子。
我躺在床上，听着这个世界点点滴滴的声音，火塘边有人挪动凳子发出的声音，显得干枯杂乱；屋顶上雪团砸在雪地上的声音，却是异常地蓬松舒展。闭上眼，脑子里就开始有了轰隆隆的垮塌声。我心慌意乱，赶忙睁开眼，一侧身，就看见了那张床，空空荡荡，以前睡在上面的那个人，已经睡在了另外一个地方，他再也听不见板凳移动和雪团掉落的声音了。
他叫徐老二，这是小名，大名我不知道，他跟我说，他头上还有个哥哥。小伙子话少，闷声不捯气的，干啥都一板一眼的。比如起床第一件事是叠被子，要知道，这帮挖煤匠没一个干这事的；还有就是吃饭特别慢，仿佛一颗一颗数着吃，甭管饭菜好孬，吃相都让人着急，有时候我都生出来上去踢他两脚的想法；再有就是每个月十五下午三点，就会跑到煤厂办公室给家里打电话，雷打不动。有一次肚子疼，在床上一个劲儿打滚，到了点，翻起来，捂着肚子咬牙切齿就往办公室跑，打完电话，回来继续打滚号叫，惹得一屋子人目瞪口呆。
现在他没了，我再听不见他鲜花盛开般的呼噜声了。
嘎吱一声，门推开了，风雪把一个汉子送了进来。
他站在门边，把肩上的旅行袋往脚尖前一撂，拍打拍打身上的雪屑，笑笑，跨过地上的包包，对着火塘边一帮人一欠身，问：“请问我兄弟在吗？”
没人说话，火塘边几个，晒蔫的玉米棒子样，卷叶收筋，无精打采，全都懒懒地举着脑袋，看着立在屋子中间的人。
好半天才有人问：“谁是你兄弟？”
“他叫徐明亮。”左右扫了扫，他又慌忙补充，“哦！小名徐老二。”
此刻，我才知道他的大名。想一想，真是笑死人，徐明亮，多亮堂的名字，却死在一团黢黑中。
火塘边没人接话，无精打采仍在继续，仿佛焦枯的玉米地里过来一阵风，一层难见的涟漪后，一切又归于平寂。
他依旧固执地立在屋子中间，先前笑容像散开的莲花白一样，慢慢就卷心了，面部缩成了一个问号，盯着火塘边的人看了好久，最后连问号都折弯了。
我们认不得你兄弟，你去后面的办公室问问吧。有人终于说话了。
其实早该说这句的。
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老家的花灯戏，每次都一样的板眼。
第一次有人这样问，是一个月前，只是那天没有雪，还有点花花太阳。进来的是个女人，四十多岁，进屋就问：我男人在吗？因为是第一次，应付起来还不那么顺滑，有人甚至还起身给女人让座。后来厂上知道了，把让座的骂了个底朝天，祖宗十八代都捎上了。厂上指点迷津：话越少越好，态度越冷越好，眼神越耷拉越好。还说，有找人的来了，直接让他到厂办公室。
经历了好几次，大家都自然了，连搭腔的人都固定了下来。
他点头说了声谢谢，弯腰提起包，转身出去了，小心翼翼地带上了门。
他一走，屋子里情绪更黏稠了，火塘边的头埋得很低，差不多都耷拉到火坑里去了，两三个躺在床铺上的，把头扭过去对着墙，大家都不愿意自己的脸让别人看见。风从窗洞子里吹进来，虚虚的，探头探脑。
慢慢地，涌进屋子的北风把屋子里的黏稠稀释了，脑袋重新举了起来，像得了露水滋润的禾苗。大家动作也丰富了一些，还有伸懒腰的，两手高高举起，咧着嘴，吞吐着淤积在心底那股心虚的气息。靠左的小个子还提起水壶往洋瓷水杯里加了些热水。
我腰有些酸麻，想起来活动一下，刚套好衣服，一股冷风扑面而来。
他重新站在屋子里，样子像块冰坨坨。
“我兄弟到底在哪里？”他的笑容不见了，五官挤成了一团。
所有的目光都定在了他的身上。
“厂上说他三个月前就走了，是不是？”他又问。
屋子里的人相互看着，慌慌的，以前可没有这一出呀！回马枪的事情没遇上过。
他往前跨了一步，声音也粗了：“我兄弟是不是出事了？”
离他最近的瘦猴有些心慌气短，下意识轻轻摇了摇头。
“不可能！”他吼了一声，冲过来从小个子手里抢过那个洋瓷水杯，高高举起，指着上面的一棵松树说，“我兄弟的，松树顶上脱了一块漆。”又一把薅过瘦猴挂在床沿边的衣服，大声说：“第三颗扣子不是塑料的，金属的，我妈给缝上去的。”
他把衣服夹在腋下，水杯里的水往地上一泼，愤愤走了，走到门边，他转头黑着脸说：“我妈给的东西，我兄弟绝对不会落下的。”顿了顿他又说：“我找他们去，看他们还怎么说。”
砰的一声，砸得房门来回晃荡。
我打了一个冷战，有人开始嘀咕：“日你妈，贪小便宜嘛！出纰漏了吧！”
我在火塘边坐下来，身子往前凑了凑，没感到一点暖意，反而感觉后背更冷了，冷飕飕的。
大约一支烟工夫，办公室就传来了喊叫声，还有拳脚和棍子打在身上的声音。开始还高亢，渐渐就低沉了，最后完全没有了声息。
瘦猴坐在屋角，砰砰的击打声让他的眼皮跟着有节奏地跳动着，仿佛是他挨了打。其他人依旧木木地坐在火堆边，他们的表情像秋天收割完毕的土地一样荒凉。等喊叫声停止了，才掖掖裹在身上的棉衣。
我蹲在煤堆上，掏出一根纸烟，点了几次没点上，风有点大，手还有点抖，背过身来，甩了甩手，屈腿弯腰，才算把烟点上了。
雪收了，太阳算是出来了，有半边还躲在淡黑色的云堆里，缩头缩脑，羞羞答答。
他躺在煤场子边的雪地里，远远看去像个死人。瘦猴出来看过一次，说还没死，看见他手还在动呢！我盯着他看了好半天，也没见着他有啥动静。我想他怕是死去了，心里就想，动一下呀，快动一下呀，哪怕一小下下，只要证明你还活着就成。
好久，我这丁点儿希望都冻僵了。瘦猴这王八日的肯定又胡说八道了。
回到屋里，所有人都盯着我，眼神简单明了。
我狠狠瞪了他们一眼，骂：“看个球，肯定是死了，瘦猴子，你是啥子眼神，死活都分不清楚？”猴子一扭脖子说：“真看见他动了，说瞎话我全家死绝。”
老马抱着铁皮火管，斜着眼，很有经验地叹气：“现在有碗热汤，兴许能缓过来，迟了，老命就算丢在这儿了。”屋子里开始了长久的沉默，半晌，瘦猴才嗫嚅：“厂上打人，谁敢吭声，还喝热汤？只怕是喝热汤的活过来了，送热汤的就该完蛋了。”
那一晚，雪花飘了一夜。
躺在床上，我不敢闭眼，一闭眼就是噩梦。房子里没有了以往的呼噜声，间或还有人叹气，都把心思捂在被窝里了。
下半夜，我忽然心口痛，是那种要命的绞痛，换了几个姿势都不行，我干脆爬起来，披上我那件掉了皮的黑皮衣，往矿上办公室走去。
风很大，顺着两排屋子的空隙蹚过去，我逆着风，站在门口，办公室灯还亮着，几个人围在火炉边耍纸牌。
刚伸出手准备敲门，我手抖了一下。
在这里，没有谁敢做出头的鸟。大家都努力弓着背，把脑袋埋进裤裆里，都是父母养的，也有热血沸腾的时候，可一想到老家那几张脸，热血很快就冷却了。也是，生生死死、磕磕碰碰见多了，就祈求菩萨，只要霉运不落到自己头上，每天都能见到新鲜的太阳，就高高福在了。
好长时间没冲动过了，心里那潭水都长青苔了。
妈的，不知道咋回事儿，死水忽然冒出了几个气泡。
一咬牙，我拍响了门。
拍开门，管事的揉着惺忪的眼睛问啥事。
我说我心口疼。
他说我给你找点止痛片。
我说你们就放那人一马吧，只要你们点头，我负责打整他，要晚了，命就怕没了。
管事的瞪着我，半天才说：他一进来就打砸抢，我们这是正当防卫。如果不怕明天躺在那里的人是你，你尽管去管他好了。
我还想说话，两个人过来挽起了袖子。我慌忙退出来，把刚刚翘起的那根尾巴夹好。顺着风往回走，我一阵难受，好容易憋出来的那点勇气，一阵风过就消失得干干净净了。裹紧衣服，我蹲在煤堆上看着他。雪很大，雪夜下，只能见着一个白色的凸起。
我说我也干不了什么，就多给你念几遍阿弥陀佛吧！菩萨要真有双天眼，该不会不管不问吧！
天没亮，我听见瘦猴站在门口喊，他的声音满是惊奇。
“狗日的不见了。”
我连衣服都没有套，几步跳出来跑到煤堆，放眼望去，坝子里有一个陷下去的人形。
小镇
下半夜了，我在做梦呢！又梦见他了，神气活现地站在我面前说：等攒足了钱就娶你。我才不相信呢！就算在梦里头，我也不相信，他的话哪里有准头？跟他好的这些年，我没想他的金，没想他的银，就想他能给我一个准信。可只要一提到这事，就算他骑在你身上，都能一骨碌翻下来，恶声恶气地吼：少提这事，我心里有数。他吼我也吼：我就奇怪了，一提这事你就上火，你要真有牵绊，我不怪你，你老婆早死了，无儿无女，光杆司令一个，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啊？这时候他就哑火了，缩在椅子里狠命地抽烟，烟雾浓得我都看不清他的脸了。
我的梦被拍醒了。竖着耳朵听了听，我知道他来了，这是他拍门的方式。我套好衣服，下楼来抽开铺子的门板，他立在门边，身后披着漫天的风雪。
这一刻，我的喉咙有些发硬。没见着他的时候，从早到晚地埋怨；一见了，就只剩委屈了，恨不得捶他几拳，骂他几句，然后温顺地倒在他怀里。那样啊，再大的风、再大的雪也奈何不了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