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洛斯基《俄国哲学史》，贾泽林等译，第111页。
在20世纪初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化中，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占据一个重要位置：作为俄国宗教哲学的代表人物，作为宗教存在主义和人格主义理论的奠基者，他是那个时代刚刚开始成熟的俄国现代哲学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作为伊万诺夫的沙龙“象牙塔”的主持人之一，作为革命前后作家协会的三位领导人之一，作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新路》《生活问题》等杂志的主编，他积极投身于后来被他自己定义为“俄国文艺复兴”的白银时代文化活动，流亡德、法之后，他又将白银时代的文化薪火传播到欧洲，从而成为那个灿烂文化时代最突出的“幸存者”之一。在中国，别尔嘉耶夫是知名度最高的俄国哲学家之一，他的《俄罗斯命运》和《俄罗斯思想》两书也早已有中译本，并一直是被广泛阅读的外国思想名著。通过对他的这两部代表作的阅读，我们不仅可以对别尔嘉耶夫的思想有一个大致了解，同时也能加深对俄国的民族性格、文化结构和历史命运的理解和认识。
一
《俄罗斯命运》是别尔嘉耶夫离开俄国之前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在他被驱逐出境之前于1921—1922年在彼得格勒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和《复兴的终结》两书，其写作年代其实在《俄罗斯命运》之前），而《俄罗斯思想》则是他最后一部完成了的著作（在《俄罗斯思想》之后写作的《人的王国和恺撒的王国》一书没有完成），这两部著作分别是别尔嘉耶夫早期和晚期创作的总结之书，它们跨越30年的时间，跨越俄国和法国之间的空间，构成一种独特的呼应。
在俄国思想史中，别尔嘉耶夫以睿智的思维、独特的个性和多产的创作而著称，但同时，他在思想探索过程中的多变，他的理论所体现出的某种折中主义色彩，他的观点所包含的某些矛盾，也是常常被人提及的。别尔嘉耶夫思想的多元，或许部分地来自他复杂的传记，他在自传《自我认知》中不无伤感、又充满自信地写道：“我经历过三次战争，其中两次是世界大战，我经历过两次革命，一大一小，我经历过世纪初的精神文化复兴运动，然后是俄国共产主义、世界文化的危机、德国的政变、法国的崩溃和被占领，我经历过流亡，我的流亡生涯至今仍未结束。我痛苦地领略过一场反对俄国的恐怖战争，而我至今还不知道，世界性的动荡将以何种方式结束。对一个哲学家而言，我有太多的意外：蹲过四次监狱，两次在旧制度下，两次在新制度下，被判处流放北方三年，有过一次永远流放并移居西伯利亚的审判，被逐出自己的祖国，或许，我将在流亡中结束一生。同时，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我和许多事物都有关系，但实际上，在深层次上，我不归属于任何事物，根本不献身于任何事物，仅有创作例外。我不仅对社会问题怀有兴趣，而且还时常为它们操心，我拥有‘公民’情感，但实际上，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我是非公益的，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各个社会团体也从来不把我看作地道的自己人。我永远是一个精神土壤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
从少小时的家庭影响和教育背景上看，别尔嘉耶夫就有一种“综合性”的继承：父亲一方的俄国文化和东正教传统，以母亲为代表的法国文化和天主教传统，合成了别尔嘉耶夫的世袭文化基因；军人家庭的氛围和武备学校的尚武风尚，以及德国哲学的深邃境界和宗教精神的神秘王国，这反差极大的两个世界同时构成了少年别尔嘉耶夫的生活天地。别尔嘉耶夫后来的一生传记，也似乎就是这类反差的进一步强化和外化：他是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但是他后来的思想历程却被列宁不无讽刺地称为“从马克思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进化”；他是一个清醒的、充满怀疑精神的哲学家，可他却在晚年“回归东正教”，其面对宗教的“虔诚”在众多俄国知识分子中引起反感，甚至愤怒；别尔嘉耶夫的思想和行为中都体现着强烈的“酒神精神”，但所谓的“基督教理想”却又是他的终极目标；作为一位活跃的思想家，他与白银时代的许多大家都有过非同一般的交往，但出于思想上的分歧，他却先后与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谢尔盖·布尔加科夫等人决裂；他是巴黎俄国侨民界的思想领袖之一，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对苏维埃俄国的好感，却使他被侨民界视为“叛徒”……许许多多的概念都可以用来界定别尔嘉耶夫的哲学，如“宗教哲学”“自由哲学”“个性哲学”“人格主义”“文化哲学”“末世论”“宗教存在主义”“新宗教意识”“神秘主义的现实主义”“普世主义”“合法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而他本人也相应地被冠上了形形色色的“复合”称谓（有些也是他的自称），如“20世纪俄国的黑格尔”“忏悔的贵族”“自由的囚徒”“自由的圣徒”“自由精神的骑士”“红色哲学家”“躁动不安的先知”“信教的自由思想者”，等等。所有这些概念和称谓，都再好不过地体现了别尔嘉耶夫及其思想的综合性质和折中主义性质，如果要给他的哲学下一个比较贴切的定义，那也许就是“宗教存在主义和人格主义基础上的个性和自由的哲学”，别尔嘉耶夫曾将俄国哲学的特色归纳为“对知识和信仰的调和”，作为一位俄国哲学家的别尔嘉耶夫，其哲学似乎正是这样一种调和的样板。
《俄罗斯命运》和《俄罗斯思想》这两部分别写于20世纪之初和中叶的书，都体现了别尔嘉耶夫思想的这种包容性。《俄罗斯命运》是一部论文集，它有这样一个副标题：《19世纪及20世纪初俄国思想的若干基本问题》，此书以历史为经，以若干问题为纬，是对俄国思想发展史的一个梳理。《俄罗斯思想》则是一部以百余年间俄国思想发展史为描述对象的史著。写作《俄罗斯命运》时的别尔嘉耶夫是一位风华正茂、驰骋文坛的领袖型知识精英，而《俄罗斯思想》的作者已经是一位在异国他乡咀嚼人生和岁月的老年哲人；《俄罗斯命运》似乎是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面对祖国和民众发出的警言和预言，而《俄罗斯思想》则像是在宁静的岁月中对智性历史的总结和归纳。然而，将这两本有诸多不同的书对照阅读，我们却发现，这两本书中关于俄罗斯民族性和俄国文化的论述却是基本相同的，考虑到其作者充满变化和否定的思想历程，考虑到横亘在两书之间的30余年时间，这个发现是令人惊讶的。而在两书的内容中最少遭到作者修正的，就是作者对俄罗斯民族矛盾性格的归纳、对俄国东西方属性的界定以及对俄国历史使命的沉思。
二
《俄罗斯命运》是在20世纪初对俄国多舛命运的一种思考，在文集里的几十篇同旨文章中，作者对俄罗斯民族的心理特征、俄国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俄国社会的历史和未来做了一番独到的论述。
在别尔嘉耶夫看来，俄罗斯民族的长处和短处、优势和劣势，俄罗斯命运之路上的坦荡与坎坷，全都来自俄罗斯民族根深蒂固的内在矛盾。理解了这些矛盾，也就理解了俄国，理解了俄国之命运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20世纪中期写作的《俄罗斯思想》中，他仍在继续着这样的思考。
俄国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国家，就是对于别尔嘉耶夫这样的俄国思想家来说，它也依然是一个“难解的谜”。在《俄罗斯命运》和《俄罗斯思想》两书的开头，他竟都引用了俄国诗人丘特切夫那段著名的诗：
无法用理智认识俄罗斯，
无法用普通的尺子丈量；
她有着独特的身材，
你只能去把俄罗斯信仰。
但是，别尔嘉耶夫决心去打开这个封闭着的俄罗斯灵魂的秘密，他发现了俄罗斯民族诸多的矛盾性。对于这样一种所谓的“矛盾性”，别尔嘉耶夫在文中还先后使用过许多不同的概念，如“二律背反”“悖论”“极端性”“两极性”“对立性”“两重性”“双重信仰”“二元结构”“矛盾组合”“双重性格”等等。在别尔嘉耶夫看来：
首先，一方面，俄国是一个最无政府主义的国家，俄罗斯人是最无政府主义的人民，俄罗斯人向来不善治理国家，几乎所有的俄国思想家、作家和政论家，无论其倾向如何，都具有天生的无政府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俄国又是一个最官僚的国家，俄国创建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帝国，在俄国，一切都会转化为政治的工具，为了国家、政治的利益可以牺牲其他一切利益，数百年来，俄罗斯人的血和汗几乎全都用于巩固和捍卫国家，而无暇顾及个性的发展和自由的创造性生活。结果，最缺乏国家意识的人民却建立了最庞大的帝国，最具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民却成了官僚政体最恭顺的臣民，一个天性自由的民族却仿佛不去追求自由的生活。
其次，一方面，俄国是一个最少沙文主义的国家，俄罗斯民族从未像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那样充满自信和傲慢，俄罗斯人向来缺乏足够的民族自豪感，甚至羞于承认自己是俄罗斯人。另一方面，俄国又是世界上沙文主义色彩最为浓重的国家。俄国一直是民族冲突最多、民族压迫最甚的国家之一，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影响不仅遍及俄国，而且超越了国境。俄国在世界大战中的表现使它时常保持有“欧洲救星”“各民族的解放者”的良好感觉；俄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俄国东正教教会的意识形态中有集中、充分的体现，“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学说在俄国思想史中也一直很有市场。
最后，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民族性格中也发现了这类二律背反。在《俄罗斯思想》的最后，别尔嘉耶夫写道：“应当记住，俄罗斯人的天性是完全极端化的。一方面，是恭顺，是对权利的放弃；另一方面，是由怜悯之心激起的、追求正义的暴动。一方面，是同情，是怜悯；另一方面，是潜在的残忍。一方面，是对自由的爱；另一方面，是对奴役的接受。”自由和奴性，浪游和停滞，这两者之间巨大的差异，也许是由于俄罗斯灵魂中阴阳成分的尚未糅合。
这究竟是民族性格的尚不成熟，还是外来影响与民族本质的相互抵触呢？
别尔嘉耶夫罗列的这些矛盾在每一民族中都程度不等地存在，只不过在俄国，其对立的色彩尤为鲜明罢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诸如此类的矛盾背后还隐含着两个更大的俄罗斯式矛盾，即东西方的矛盾和上下层的矛盾。东西方的矛盾是地理的，文化影响上的，是横向的；上下层的矛盾是历史的，社会结构上的，是纵向的。这一横一纵两大矛盾构成一个硕大的十字架，许多个世纪以来，俄国就背负着这沉重的十字架在自己的命运之路上艰难地前行。
三
别尔嘉耶夫对于俄罗斯民族种种二律背反现象的罗列，对于这些现象背后隐含着的文化矛盾的揭示，其目的有两个：一是论证俄罗斯民族独特的历史使命，一是显示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成熟。
写作《俄罗斯命运》时的别尔嘉耶夫，置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之中，这位厌恶军事和战争的前武备学校学生，在战争年代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体现出了他身上的“军人气质”，他认为，这场震撼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大规模战争对于俄国来说恰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崛起机会，因为“战争的伟大纷争，应该导致东方和西方的伟大联合”，这时，俄国的特殊作用和价值便会凸显出来。到别尔嘉耶夫写作《俄罗斯思想》的年代，他显然已经意识到，他当年关于俄国将通过世界大战在欧洲和世界“出人头地”的设想没有实现，至少后来的结果与他当年的设想是不完全吻合的。在《俄罗斯思想》中已经看不到他对战争的热情期待了，对俄国在欧洲和世界的“决定性角色”的热烈鼓吹也已然降低了声调，但是，关于俄罗斯民族肩负着独特的历史使命，关于俄国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所应该发挥的联结作用的立场，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着的，在时隔几十年之后他又申明当年的一些观点，而其中关于俄国是“东西方”（Восток-Запад）的概念更是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在《俄罗斯命运》中，别尔嘉耶夫写道：“俄国置身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中心地带，她是东西方。”（《欧洲的终结》）“只有在东方和西方这个问题的范畴内，俄国才有可能意识到自我，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她置身于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中心，可以被定义为东西方。”（《创造性的历史思维之任务》）而在《俄罗斯思想》一书的开头，作者几乎原样地重申了这一概念：“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国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巨大的东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的灵魂中，永远有东方和西方这两种因素在相互搏斗。”在这个概念之前，还有这样一段话：“俄罗斯民族是最高程度上的两极化民族，它是若干对立面的并存。它可以使人迷恋，也可能使人失望，它那里永远有可能发生意外的事情，它最能激起对它的强烈的爱和强烈的恨。这是一个正在引起西方各民族不安的民族。每个民族的个性就像每个人的个性一样，都是一个微观世界，因此其中必定包含有各种矛盾，但是程度却有所不同。俄罗斯民族就其极端性和矛盾性而言，也许只有犹太民族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正是这两个民族具有强烈的弥赛亚意识，这并非偶然。俄罗斯灵魂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也许与这样的背景有关，即东方和西方这世界历史中的两大潮流在俄国发生着碰撞，产生着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在别尔嘉耶夫看来，地处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地理位置既给俄国的命运带来某种不幸，导致俄罗斯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上的矛盾和分裂，但与此同时，它却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凸显了俄罗斯民族独特的历史使命，将极大地提升俄罗斯民族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
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命运》关于世界大战将消弭东西方之间的裂痕、俄国因此将获得复兴的预言没有应验，但他的《俄罗斯思想》关于东西之争仍将贯穿整个20世纪俄国的说法倒是被历史所印证。在别尔嘉耶夫关于俄国的东西方属性的界定、关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评说、关于俄国“命运”和“思想”的思索中，如今能给我们以启示的不仅是那些睿智的观点，而且还有他那种冷静的态度和理智的精神，还有他包容的立场和综合的气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走一条“文化之路”：“在俄罗斯精神中的确存在着一种对极端和极限的追求。而文化之路却是一条中间道路。对于俄罗斯命运而言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在保持其精神的所有特性、所有独立性的前提下，她能否为了文化而自律。”
（原载《外语与翻译》1996年第2期）
在中学时读鲁迅，碰到“阿尔志跋绥夫”这个佶屈聱牙的姓氏，反复念了好几遍，终于记住了这位俄国作家；做研究生时读俄国文学史，几乎在每一种俄国文学史中都遇见对小说《萨宁》的批评和抨击，却一直没有机会直接阅读阿尔志跋绥夫的这部名作。苏联解体之后，大批遭禁的作家和作品得到“释放”，阿尔志跋绥夫和他的《萨宁》也终于浮出水面，来到我们面前。
一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阿尔志跋绥夫生于1875年5月24日。少时的阿尔志跋绥夫过着恬静的乡村生活，在家乡的学校里读了五年书。据说，他的家乡，哈尔科夫省的阿赫特尔卡（今乌克兰境内），是一座风景十分美丽的小城。小城四周是一望无际的草原，静静的沃尔斯克拉河从城边蜿蜒流过，几乎每一户人家的屋后都有一个直抵河边的花园，对岸的小山上还有一座静静的修道院。也许是受自然美景的熏陶，阿尔志跋绥夫很早就立下当一名画家的志向，后来，阿尔志跋绥夫进入哈尔科夫美术学校。然而，他在美术学校只学了很短一段时间，最终也没能成为画家，但少时的志向对他的文学创作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阅读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我们可以感觉到，优美的风景描写是其最突出的特色之一，而且，作家几乎将他所有的人物和事件都放置在他自幼起就熟悉的生活场景之中，他笔下的自然就是他故乡的山水。此外，他从绘画转向文学，这中间还有一个偶然的契机，作家本人后来在札记中曾这样写道：“童年时我曾想做一个猎手，但也不反对做军官，后来长时间幻想做一名画家，而成为一位作家则是相当意外的。这是因为，哈尔科夫的一家报纸发表了我的一个短篇小说，并付给我八个卢布，我用这钱买了颜料。后来，我又缺钱，就又写起了小说，这样一来，学画就让我感到枯燥，于是我就转向了文学。”〔1〕阿尔志跋绥夫写小说的原始动机，是为了赚钱去买绘画的颜料。
在这之前，还有一件不幸的事件对阿尔志跋绥夫未来的文学生涯产生了影响。16岁时，也就是1894年春天，由于对生活感到绝望，阿尔志跋绥夫曾开枪自杀。他伤势严重，生命垂危，后奇迹般地活了过来。我们不知道，促使他举起枪来自杀的那些思想斗争和矛盾心理是否也是促使他拿起笔来写作的推动力，但自杀前后的强烈感受却是他久久难以忘怀的。没等伤愈，他就将那些感觉和体验写进一个短篇小说，这篇具有“生活素材”和真实感受的小说不久就顺利地在哈尔科夫的《南疆报》上刊出（《一个军官讲述的故事》，1895年1月27日）。后来，自杀事件和自杀者持续不断地出现在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中，有人竟说：“很少有哪一篇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没有关于死亡及其注定的不可避免性的悲哀思索。在他的长篇和中篇里，死亡几乎成了主角。”〔2〕
从画家到作家，从自杀的体验到文学的实践，阿尔志跋绥夫完成了一次跨越。而画家的独特视角和自杀者的独特感受，却都在他的整个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被视为其作家个性和创作风格中最重要的构成。
二
在家乡小试文笔之后，阿尔志跋绥夫去了彼得堡。1901年，阿尔志跋绥夫在彼得堡的《俄国财富》杂志上发表短篇《帕沙·图曼诺夫》，受到好评，他从此成了一位职业作家。他连续发表小说，在文学界广交朋友，还曾尝试组织一个旨在反对“文学将军们”的青年作家团体，他主持过《教育》杂志的文学栏，与许多文学名流进行论战，在文坛很是活跃。但是，给他带来巨大声誉，使他一时成为整个俄国文学生活之中心的，还是长篇小说《萨宁》。
《萨宁》写成于1902年，但是直到1907年才得以发表在《当今世界》杂志9月号上。这部需要其编辑用五年时间来“读懂”的小说，在社会上自然也难以获得一致的评价，然而，《萨宁》在俄国白银时代所激起的轩然大波仍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几乎每份杂志和报刊都刊登评论文章，几乎每位文坛知名人士都公开表态，几乎每个百姓都会在日常谈话中提及《萨宁》。有人写道，1907—1908年，“似乎，不是米·阿尔志跋绥夫写就了萨宁，而是萨宁写就了米·阿尔志跋绥夫”〔3〕。一方面，小说似乎同时受到两个对立思想阵营的抨击，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认为它思想落后，保守的右派人士又认为它有伤风化；可另一方面，《萨宁》被成千上万的读者疯狂地阅读，青年学生们纷纷成立半地下性质的“萨宁主义者小组”“自由爱情同盟”之类的组织，小说中的主人公萨宁更是成了众多青年的仿效对象，被视为真正的“当代英雄”，甚至连当时的黑社会组织“黑色百人团”也将萨宁及其作者树为自己的旗帜。各种模仿《萨宁》的作品层出不穷，后被批评界归纳为“阿尔志跋绥夫风格”（арцыбашевщина），其主要特点就是对“性问题”的公然关注，对社会的冷漠态度，以及对革命性变革前景所持的怀疑目光。正因为如此，在一部俄国作家辞典中便有了这样的说法：“《萨宁》在1907年出版后获得了丢丑的知名度。”〔4〕
关于《萨宁》的争论，其实都是围绕其主人公萨宁展开的。小说以主人公的姓氏为题，它从萨宁返回故乡写起，到他乘火车离去结束，写的是萨宁在家乡那段时间的所作所为。他少小离家，其性格是在家庭之外养成的，没有任何一个人监督过他，没有任何一只手管教过他，这个人的灵魂是自由自在地形成的，就像旷野里的一棵树。他不仇恨任何人，也不为任何人而痛苦；他对一切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他最常见的神态就是漫不经心的微笑和略带嘲讽的冷笑；他光明正大地追求享乐，毫不遮掩地袒露心胸。他与农夫的孙女一起过夜，月夜在河面的小船上占有了美丽的女教师卡尔萨维娜，甚至对自己的妹妹丽达也能生出一阵阵冲动；他揍了军官扎鲁丁，粉碎了犹太青年索罗维伊契克的信仰，直接导致这两个人的自杀；他讨厌周围几乎所有的人，甚至自己的亲人，面对熟人的死亡，他每每无动于衷，认为“世界上又少了一个傻瓜”；他身材高大，健壮有力，为所欲为，与此同时，他又很孤独，很无聊，漂泊不定。这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超人”。鲁迅在谈到《萨宁》时说：“这书的中心思想，自然也是无治的（即无政府主义的——引者按）个人主义或可以说个人的无治主义。”〔5〕
关于这样一个形象，众说纷纭，所谓的“萨宁性格”（Санинщина）也被提了出来，并成为当时一个引用频率极高的词汇。由于这一形象出现在俄国1905年革命之后，也就是俄国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失落和沮丧的年代，因此，它就被看成是俄国文化精英之整体“堕落”的象征。激进派的文学家否定《萨宁》，并因萨宁形象所具有的消极意义深感不安。高尔基在《个人的毁灭》一文中写道：“如今由精神贫困的人们组成的画廊被阿志巴绥夫（即阿尔志跋绥夫——引者按）的沙宁（即萨宁——引者按）可耻地完成了。应该记住，沙宁已经不是市侩意识企图给日趋没落的个人指出一条生路的第一次尝试了，在阿志巴绥夫这部作品出现之前，就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劝告：人应该用变成走兽的办法来简化自己的内心生活。”〔6〕沃罗夫斯基在《巴扎罗夫和萨宁》一文中将这“两个虚无主义者”进行比较，并得出这样的结论：“萨宁的特征的总和，意味着对平民知识分子半个世纪的传统的背叛，首先是对为被压迫阶级服务的背叛——在社会生活中，对义务的无上命令的背弃——在个人生活中。”〔7〕另一位激进派批评家奥尔明斯基说得更直接：“《萨宁》的实质就是用‘伏特加和美女’的口号去取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8〕
于是，萨宁作为一个堕落的、“反动”的形象，似乎已被永远地钉在俄国文学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在翻译《萨宁》的过程中，我却也渐渐地读出了萨宁形象的某些“积极”意义。在20世纪之初，浓烈的世纪末情绪在俄国知识界弥漫，人们在失望中挣扎，在彷徨中求索，于是，作为一种反拨，尼采和叔本华的“自由意志”理论和“超人哲学”赢得空前共鸣，萨宁的形象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中出现的，因此，这一人物体现出的气质和性格，也是知识分子步出思想困境的一种选择，一种方式。另一方面，萨宁身上所体现的个人主义，其实也是俄国知识分子个性觉醒的一个新标志，超越党派和集团的利益去合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在与周围环境的冲突中捍卫自我存在的价值，这本身就是一种选择。退一步说，在两个阵营尖锐对立的时候，像帕斯捷尔纳克所言的那种“超越街垒”的方式，未必不是一种明智的立场，更何况时间后来又证明了，那场街垒战并没有带来很多的积极后果。在小说中不难看出，萨宁虽然不可爱，有时还很不道德，可他周围的人，除了几位女性之外，似乎都还比不上他，扎鲁丁和军官们的愚蠢，尤里的虚伪，梁赞采夫的浅薄，诺维科夫的怯懦……而且，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极端自私的，萨宁至少在真诚和果敢上超过了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位。当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塑造出巴扎罗夫的形象之后，社会上一片哗然，当时，革命民主派批评家曾出面肯定巴扎罗夫形象的进步意义，认为在巴扎罗夫的“虚无主义”中包含着对现实的不满，对变革的渴望；50年之后，自由派批评家又几乎采用与革命民主派批评家同样的方式，在将萨宁与巴扎罗夫做了一番比较之后，认为萨宁形象的塑造是一个“新的发现”，由此，关于萨宁是“20世纪的巴扎罗夫”的说法就流传开来。萨宁和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一样，既是一种苦闷、失落，乃至堕落的象征，同时也体现着某种抗议，蕴含着某种积极意义。
三
除《萨宁》外，阿尔志跋绥夫的重要作品还有《帕沙·图曼诺夫》（1901）、《旗手戈洛洛波夫》（1902）、《兰德之死》（1904）、《人浪》（1907）、《工人施维廖夫》（1909）、《绝境》（1910）等，他还写有多部剧本，此外，他从1911年起在报刊上发表随笔性文字《作家札记》，持续不断地一直写到逝世，最后积累成厚厚几大卷。
将阿尔志跋绥夫的创作当成一个整体来观察，可以在其中发现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作为作家世界观中的重要构成，在阿尔志跋绥夫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有着深刻的渗透，其作品中的人物张扬个性，追求个性的自由和个人欲望的充分满足，他们的活动营造出一个享乐主义的欢乐场景；另一方面，一种浓重的悲观氛围又始终笼罩在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中，他的主人公们要么像工人施维廖夫那样时刻处在被围捕的恐惧之中，要么像《萨宁》中的尤里那样感到绝望，就连萨宁自己，也同样不时地感到无聊。《萨宁》中的人物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仅自杀者就有扎鲁丁、尤里、索罗维伊契克三人，而起过自杀念头的人就更多了，谢苗诺夫、丽达、柳丽娅……在另一部长篇《绝境》中，阿尔志跋绥夫更是一口气写了七个主人公的自杀！他的作品，几乎成了一个“自杀者俱乐部”。悲观与乐观，欢乐和绝望，这两种对立的因素在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中构成一个奇异的统一体。阿尔志跋绥夫一套文集的序言作者这样写道：“当然，死神那阴暗、恐怖的身影自然也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这创作时而是节日般明朗的，阳光灿烂的，时而又是沉重忧愁的，毫无出路的。与此相关，他同时代的批评家们的意见也分为两类：一些人惊叹他是一个崇拜太阳的作家，一位爱情和永恒欢乐的歌手；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属于报丧者和掘墓人，是不道德的死亡传道者，是人类道德的毁灭者。”〔9〕苏联早期有一部剧作名叫“乐观的悲剧”，或许，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题目来概括阿尔志跋绥夫的整个创作。
我们可以认为，将两种因素串联起来的是这样一个通俗的逻辑：人注定要死，因而要及时行乐，正所谓“人生几何，对酒当歌”。然而，我们更应该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阿尔志跋绥夫本人的个性这两个方面来考察这种“悖论组合”的原因。
阿尔志跋绥夫所处的时代，是俄国知识分子空前彷徨的时代，“到民间去”的运动无果而终，国家的专制统治让人窒息，浓重的世纪末情绪还未散去，1905年革命的失败又使许多人“向右转”，后来，就是残酷的世界大战和动荡的十月革命。这样的社会和时代背景，直接导致那一时期许多作家创作中悲观成分的加重。对阿尔志跋绥夫的“颓废倾向”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并因自己乐观浪漫的风格而被视为阿尔志跋绥夫之对立面的高尔基，就和阿尔志跋绥夫一样也曾尝试过自杀；认为阿尔志跋绥夫“非常有天赋”、却又因他“将恶带给了许多人”而感到愤怒的托尔斯泰，最终自己也在绝望中“出走”。对现实的失望，使人们更关注自我，同时，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也极易产生并成气候，它们在文学中的反映，往往就是阿尔志跋绥夫式的挑逗和亵渎。这种由内心真诚引发的玩世不恭，在绝望中生成的嬉笑，被细心的俄国大诗人安年斯基准确地定义为“感伤主义的漫画”。
像在每一位作家那里的情形一样，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风格，包括他创作中体现出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他的个性和遭遇。阿尔志跋绥夫三岁时，在县警察局当过局长的父亲就去世了，却将结核病作为“遗产”留给了他，原籍波兰的母亲独自带大阿尔志跋绥夫。未遂的自杀使阿尔志跋绥夫终身受病痛折磨，他很早就耳聋，后来又几乎失明。这一切使他养成一种既敏感又封闭、既胆怯又无羁的个性，在文学界，他以好斗和无礼著称，而这反过来又恶化了他的生活和创作环境。在《萨宁》发表前后，他数次被居住地的政府机关驱逐（如1901年被逐出彼得堡，1908年被逐出雅尔塔和塞瓦斯托波尔）。由于《萨宁》中的“渎神”言论，俄国主教甚至要将他革出教门，对他发出诅咒；而《萨宁》造成的“风化”问题，使阿尔志跋绥夫多次面临吃官司的危险；1923年，由于不堪言论和人身的不自由，阿尔志跋绥夫离开莫斯科，流亡到母亲的祖国波兰，四年之后，他在华沙于贫病交加之中去世。作家的生活经历对作家个性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而作家的个性无疑又会影响到作家的创作风格。在一篇文章中，阿尔志跋绥夫将自己创作中的“矛盾”看成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始终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因此，“重要的东西，并不是作家描写的那些东西，并不是他似乎揭示出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真理，而是他本人的个性，因为个性是伟大而又独特的”（《契诃夫之死》，1907）。在阿尔志跋绥夫“乐观的悲剧”中，我们仿佛窥见了作家的个性及其演变过程。
总之，优美、灿烂的景色描写和细腻、阴暗的心理描写相互交替，极端的个人主义哲学和俄国文学传统的现实责任感此起彼伏，欢乐的感官享乐态度和对整个存在的深刻怀疑精神处处对峙，这一切共同组合成了阿尔志跋绥夫小说的整体风貌。
四
第一个将阿尔志跋绥夫及其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的人就是鲁迅，“阿尔志跋绥夫”这个拗口的译名也正是鲁迅先生的首创。在同时代的外国文学中，鲁迅最看重俄国文学，认为在其中可以看见“被压迫者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而在同时代的俄国作家中，鲁迅似乎又是非常偏爱阿尔志跋绥夫的。1920年，鲁迅从德文转译了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即《工人施维廖夫》），译文在《小说月报》1921年第7～12期连载，后又出单行本，该单行本的出版时间甚至还早于鲁迅自己的第一部 小说集《呐喊》。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中，鲁迅对阿尔志跋绥夫这篇小说做了这样的归纳：“人是生物，生命便是第一义，改革者为了许多不幸者们，‘将一生最宝贵的去做牺牲’，‘为了共同事业跑到死里去’，只剩下一个绥惠略夫了。而绥惠略夫也只是偷活在追蹑里，包围过来的便是灭亡；这苦楚，不但与幸福者不相通，便是与所谓‘不幸者们’也全不相通，他们反帮了追蹑者来加迫害，欣幸他的死亡，而‘在另一方面，也正如幸福者一般地糟蹋生活’。”〔10〕《工人绥惠略夫》写于1908年，写在《萨宁》发表之后，讲的是一位在革命失败后遭到追捕的工人革命者，在逃亡途中四处遭遇冷漠，甚至被他立志为之献身的民众所出卖，最后，在剧院中被抓到的他，绝望地举枪向观众胡乱射击。为民众斗争的人却得不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鲁迅在这里看到了问题的所在，看到了“改造国民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也许正是这一点，促使鲁迅动手翻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不过，使阿尔志跋绥夫如此迅速地来到中国的，还有一个偶然的原因，鲁迅自己后来在1926年谈到这段“有点有趣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也对德宣了战，战后“自然也要分得战利品”，那便是上海德国商人俱乐部中的德文书，教育部派人去整理这些书，鲁迅也是其中的整理者之一，他在那些书中发现了一本德文版的《工人绥惠略夫》，爱不释手地读过之后，便翻译起来。鲁迅自己调侃道：“‘对德宣战’的结果，在中国有一座中央公园里的‘公理战胜’的牌坊，在我就只有一篇这《工人绥惠略夫》的译本。”〔11〕
在《工人绥惠略夫》之后，鲁迅还翻译了阿尔志跋绥夫的三篇作品，分别是短篇小说《幸福》和《医生》，以及散文《巴什庚之死》。《幸福》写一个丑陋的妓女为了获得几个卢布，甘愿脱光衣服在雪地中忍受一个变态者的棍击，当她遍体鳞伤地走进夜茶馆，想到了“吃，暖，安心和烧酒”，内心便“已经充满了幸福的感情”。《医生》写一个犹太医生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违背医生的天职，拒绝抢救那个迫害过犹太人的警察厅厅长。《巴什庚之死》是一篇悼念文章，鲁迅是从日文转译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巴什庚（通译巴什金）是阿尔志跋绥夫的好友，他俩不仅文学趣味相投，还是同病相怜的患难兄弟——都一直饱受肺病的折磨。巴什金的死亡使阿尔志跋绥夫既体验了深切的哀痛，也感觉到了死神的迫近，在那篇散文中，他的这些体验构成一段感人的倾诉。
在鲁迅所涉及的外国作家中，他翻译作品数量最多的，他评论频率最高的，当首推阿尔志跋绥夫。这首先是由于，阿尔志跋绥夫作品的内容符合鲁迅当时的“口味”，写主人公与环境的对立，写主人公近乎绝望的抗争，这也是鲁迅本人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其次，从个性和文风上看，鲁迅和阿尔志跋绥夫也有相近之处，他俩的为人和作文都个性极强，爱憎分明，敢说敢做，主张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乃至复仇。两人的语言也都清丽，冷峻，有入木三分的力度，属于鲁迅先生自己所言的“激愤”文字。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后期对阿尔志跋绥夫的评价有所改变，曾举《萨宁》为“淫荡文学盛行”的例子〔12〕，并在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里“看见了绝望和荒唐”〔13〕。
正是由于鲁迅的推崇和译介，阿尔志跋绥夫较早地受到了中国读者的关注和喜爱。在鲁迅的翻译之后，阿尔志跋绥夫的《巴莎·杜麦拿大》（即《帕沙·图灵诺夫》）、《血痕》、《朝影》、《宁娜》、《夜》、《战争》等作品，都相继被译成中文。1930年，他最重要的作品《萨宁》几乎同时在中国出版了三个译本，译者分别是郑振铎、潘训和伍光训，在中国也掀起了一股“萨宁热”。不过，这几个译本都是从英文转译的。
（选自阿尔志跋绥夫《萨宁》，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1〕《阿尔志跋绥夫三卷集》，莫斯科特拉出版社1994年版，第1卷 ，第9页。
〔2〕《阿尔志跋绥夫三卷集》，第1卷 ，第5页。
〔3〕《阿尔志跋绥夫三卷集》，第1卷 ，第14页。
〔4〕尼古拉耶夫主编《俄国作家传记辞典》，莫斯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卷 ，第49页。
〔5〕鲁迅《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见《鲁迅译文集》第1卷 ，第188页。
〔6〕高尔基《论文学》（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9页，缪灵珠译文。
〔7〕沃罗夫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62页，韩凌译文。
〔8〕沃罗夫斯基《论文学》，第231页，韩凌译文。
〔9〕《阿尔志跋绥夫三卷集》，第1卷 ，第6页。
〔10〕《鲁迅全集》，第10卷 ，第168页。
〔11〕鲁迅《华盖集续编·记谈话（培良）》，见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编选《鲁迅与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5页。
〔12〕《二心集·〈艺术论〉译本序》，1930年。
〔13〕《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1932年。
翻开漓江出版社新出的扎米亚金的《我们》（殷杲译，2013），见《译序》第一段便是：“说到《我们》，仿佛成了惯例，必定要先抛出这句话给它定位正名：20世纪三大反乌托邦作品，正是尤金·扎米亚金的《我们》（1920—1924）、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和乔治·奥威尔的《1984》（1949）。”从《译序》的后文看，译者也是按照“惯例”对《我们》进行阐释的。扎米亚金的《我们》是一部抨击政治集权的反乌托邦小说，这无疑已成定论。
上班途中，坐在北京地铁四号线上阅读《我们》，我读道：“每天早晨，同一时刻，成百万个我们像六轮机一样精确地同时醒来。同一时刻，成百万个我们像一个人一样开始工作；然后，成百万个我们像一个人一样，又在同一时刻结束工作。同一秒钟，由时间表指导着，一百万只手被联并进一个单一的身体，我们同时将汤匙举到嘴边；同一秒钟，我们共同出门散步；同一时刻，我们齐步走进礼堂；同一时刻，我们一道进入进行泰罗式体操的大厅，然后在同一时刻，我们齐齐上床睡觉。”（《笔记之二》）放下书来环顾四周，只见车厢里挤满“我们”，我便觉得其中一定有与我“同时醒来”的人，又见“我们”几乎全都在看手机，几乎一模一样的iPhone，一模一样的手机新闻，或一模一样的手机游戏……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们》中那段关于政治专制社会的想象讽拟场景在我们这个技术专制时代似乎已经成为现实！于是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这部写于近百年前的小说或许还可以有其他的读法。
《我们》无疑是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但问题在于，乌托邦不仅是政治的和社会的，而且也可能是经济的或技术的，甚至是物质的或情感的。比如，现代化乌托邦的命题就像小说中写的那根吊在拉磨驴子眼前的胡萝卜，诱惑着人类不停地奋力前行，却不知所谓“进步”有可能就是一次次的重复和循环。阅读《我们》，“大恩主”（小说中译为“无所不能者”）的专制若隐若现，而机器的暴力却无处不在。作为技术专制之基础和手段的机器，其实也和任何一种图腾一样是我们自己想象、设计并制造出来的，然后再被我们心甘情愿（或并不十分心甘情愿）地膜拜着，臣服着。在小说中的联众国，建筑物是“永久玻璃”，一切运动和活动都呈现为“机械芭蕾”，灵感是“一种已经灭绝的癫痫症”，“一千年前的人类”（小说情节发生在距扎米亚金写作年代的一千年之后）被视为“野人”，一堵“绿墙”将两个世界分割开来：“直到绿墙全部竣工，人类才正式摆脱原始人的身份；这堵墙使我们机器般完美的世界和非理性、丑陋的树木、鸟类和野兽的世界分离……”（《笔记之十七》）在这个技术伊甸园里，人们“用数学作曲”，使用“音乐生产机”和“人造和声”；将人们隔离开来的是“电流篱笆”和“高压电墙”，惩处异端的手段是“电流鞭”和“气钟罩”；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心脏不过是一个“泵”，手也只是一个“仪器”。于是，“我观察着典型的泰罗体制中的工人们如何弯下腰、直起身、灵活地转身，像一个巨大发动机里的杠杆一样有规律地操作。……一切都仿佛融为一体：像人一样的机器和像机器一样的人”。（《笔记之十五》）这里提到的“泰罗体制”，其创始人是所谓“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又译泰勒），他被小说主人公称为“古代天才中最睿智的一位”，就是因为他善于将人当成机器来严格地管理。而那些最终被摘除了想象力的人，再被称为“人”便不恰当了，“这些不如说是装着大轮子的钢铁机器人，靠某种看不到的机制驱动。他们不是人，只是一种有点像人的机器”。（《笔记之三十二》）作为技术专制之象征的“积分号”（小说主人公D-503是其主要的设计和制造者之一），其使命就是给其他星球上尚处于原始愚昧状态的生命套上“逻辑的枷锁”，送去“数学般精确无瑕的幸福”，“若是他们尚且无力领悟这一点，那么我们的任务便是强迫他们接受这种幸福”。（《笔记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联众国里秘密兴起的那场“革命”，其口号竟然是：“打倒机器，打倒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