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扎米亚金写作《我们》的20世纪20年代以来，人类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航天、生物、机器人等领域的成就或许早已超越扎米亚金的想象，但是，人类在技术时代所面临的窘境，即趋同性，或曰个性的丧失，却没有逃过先知扎米亚金的预见和预言。时至今日，无论个人还是集体，已经无人能离开电脑和网络，更可怕的是，我们居然已不再对这样的专制和集权抱有任何警惕和反感了。扎米亚金在《我们》中所描绘的技术专制下人的异化，正在我们身边迅速地变为现实。
在《我们》中，我们似乎还能读到另一种无处不在的专制，即情感的专制，更确切地说就是爱的专制。在小说中与男主人公D-503产生纠葛的有三位女人，即被分配来的性伴侣O-90、出于“革命”目的而来诱惑他的I-330，以及对男主人公一直怀有好感的丑女U。O-90因为爱D-503而产生“非法的母性”，甘冒被处死的危险怀上D-503的孩子；D-503因为爱上I-330而灵魂苏醒，愿意为后者付出一切；U一直钟情D-503，却没有获得任何回报。穿插在这三段爱情关系中的还有与主人公“共享”O-90的诗人R-13，同样被I-330所诱惑的警卫人员S和医生等人。爱与被爱的关系在小说中纵横交错，织成一张蛛网。爱与被爱，其实也就是占有和被占有，控制和被控制，统治和被统治。面对I-330，主人公感觉到了“屈服”以及这“屈服”带来的愉悦：“一块铁片被吸附到磁铁上时，估计也会因为像这样屈服于准确、不可避免的法则而感到愉快。同样，一块石头被高高抛起，在空中迟疑片刻，然后掉头落回大地时，必定也同样充满幸福之情。一个人最后痉挛一次，深深吸进一口气然后死去时，想必也能感到这种快乐。”（《笔记之十三》）小说中的I-330被塑造成一位仅次于“大恩主”的独裁者，她随意摆弄着她身边那几个木偶似的男性，目的是吸引他们参与她发动的“革命”。D-503曾认为“革命”不会再有，因为“最后一场革命”早已过去，I-330对此嗤之以鼻：既然没有“最后的、最大的那个数字”，“那又为什么会有最后一场革命呢？”（《笔记之三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她的“革命”如果成功，也将导致另一种新的专制。专制同样是绵延不绝的，没有最后一个或最后一种。当然，两种专制相互碰撞时，也会出现“征服和被征服”的问题，“自然地，征服了饥饿（从代数学角度说，也就是求得了身体福利的总和之后），联众国将进攻方向指向世界上第二个统治因素，也就是爱”。（《笔记之五》）
扎米亚金的这部小说以“我们”为题，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社会，“我们”就是联合起来的无产者，就是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象征，扎米亚金选择“我们”做书名，这无疑具有某种戏仿性质。不过在小说中，“我们”的概念却是飘忽的，游离的，随时转换身份的，它至少有过三种指涉，即联众国的所有国民、主人公和两位情人，以及“革命”群众。甚至连主人公都在小说中不止一遍地发问：“‘我们’是谁？我是谁？”（《笔记之三十六》）“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搞不清楚他们是谁，我们又是谁。”（《笔记之二十八》）他与I-330两人构成的“我们”，恰恰是与由联众国所有居民构成的“我们”相对的。而与“我们”相对的“我”则成为一个可疑的存在，如小说中所言，“我的”也成了一个“好笑的词”。值得注意的是，I-330这个“号码”（在联众国里“号码”等于“人”）中的“I”，据说就既指罗马数字中的“1”，也是英文字母中的“I”，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它都在暗示“唯一的自我”。在小说结尾处，被成功摘除想象力的主人公已重新成为联众国合格、忠诚的一员，面对I-330的遇害他不仅无动于衷，还豪迈地说道：“我希望我们获胜。不止如此；我坚信我们终将获胜。因为理性必胜。”（《笔记之四十》）于是，在联众国的庄严礼拜上，“我们欢庆的正是整体针对单一，全体针对个人的胜利！”（《笔记之九》）我们由此又读出了集体对于个体、“我们”对于“我”的专制，而这种专制往往并不是与某一特定的社会制度紧密相连的，对个性、自由和异端的压制和迫害，始终存在于人类历史的随时随地。专制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关键或许仍在于“我”自己面对专制的态度，以及“我”保持个性的决心和方式。
《我们》呈示、讽拟了不同层次的乌托邦，可它至今为止却主要被视为一部纯政治的反乌托邦小说，甚至仅仅是对斯大林体制的影射。对《我们》的这种简单化阐释，其原因就在于世界范围内长期存在的关于这部小说的意识形态化解读。《我们》写于1920年，当时虽未公开发表，却如扎米亚金所言，在数十年里都“始终是苏维埃批评的主要靶子”，将其作为“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社会体制的恶毒诋毁”。西方顺势拿过这一立场，竭力突出扎米亚金及其《我们》的反乌托邦（实为反共）色彩，在《我们》的英文版于1924年在纽约出版之后，尤其是在东西方冷战全面展开之后，西方对于《我们》之讽喻功能及其“现实意义”的鼓吹就愈加甚嚣尘上。扎米亚金并非一位意识形态斗士，这一点我们从他的传记史实中可略见一斑。他年轻时曾加入布尔什维克（这个俄语单词意为“大多数”），十月革命后又积极投身新兴苏维埃国家的文学文化建设事业，与高尔基交往甚密；1929年6月因《我们》在境外发表受到大规模抨击后，他愤而退出苏联作家协会，在高尔基授意下直接致信斯大林请求出国，结果奇迹般地获得批准，但在侨居巴黎期间他却拒绝一切反苏活动，这位在国内绰号“英国人”的西方化作家，到了西欧之后却坚决不接受“俄国侨民作家”之称谓，反而于1934年重新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并以苏联作家代表团成员的资格出席了世界捍卫文化反法西斯大会。扎米亚金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是试图“超越街垒”的，至少在小说创作中，他不是一位愿意绘制政治漫画、撰写政论宣言的作家。因此，仅在意识形态层面对《我们》评头论足，或许会妨碍我们进一步理解这部小说杰作的丰富内涵和复杂蕴意。扎米亚金在《我们》中试图诉诸的或许并不仅仅是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现实，而更可能是人类当下和未来的共同处境。人们不能靠乌托邦生活，人们的生活也不能完全没有乌托邦。人们常说，《我们》写的是“变成了现实的未来”，我们也可以说它指向的是“始终作为现实存在的过去”。
扎米亚金在《我们》中曾这样调侃他的读者：“唉！要是这只是一部小说，而不是我这充满X和-1的平方根、充满一次又一次堕落的实际生活，那该多好！不过，没准这样你们才高兴咧。没准你们，我不知名的读者们，和我们相比还只是孩子。我们是由联众国哺育成长的；所以，我们已经抵达人类所能到达的高峰。而你们，作为孩子，也许会高高兴兴咽下我即将提供给你们的所有这些苦药，只要它们是包裹在冒险的糖丸中呢。”（《笔记之十八》）《我们》是一个包裹糖衣的苦药，更是一个包装复杂的谜团。1922年，扎米亚金曾将他的一部童话集取名为《写给大孩子看的童话》。《我们》就其幻想性、象征性、多义性和元小说性而言，仿佛就是一则关于人类生存状态的“大童话”；而扎米亚金将包括我们在内的他的读者全都视为“大孩子”，他的理由或许就在于，我们往往过于单一的价值认同或美学取向就是一种心智不成熟的表现，这其中也包括对《我们》的单一解读和阐释。
（选自文集《文学的灯塔》，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
俄国文化中的“文学中心主义”现象由来已久，俄国文学家往往亦扮演思想家角色，在俄国思想史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索尔仁尼琴等作家的影响和地位似乎无人能及。俄国作家的思想传统在20世纪依然继续，尽管作家的思想空间曾一度遭到压缩；即便在一些不以鸿篇巨制、深奥哲理取胜的作家处，亦储藏着某些思想矿脉。人们先前普遍认为，普里什文只是一位“大自然歌手”和“抒情小品”作者，或一位儿童文学作家，虽然其读者甚众，但文化和思想层面的意义似乎不算重大。近些年来，随着普里什文的日记等过去未曾发表的文字逐渐面世，随着普里什文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普里什文的思想史意义。一篇题为《思想家普里什文》的论文开头便这样写道，“如今，那种长期存在的关于米哈伊尔·普里什文仅为一位地理作家、动物画家、‘大自然歌手’、艺术特写作家的评价已经完全成为过去”（作者为谢苗诺娃，载《人》杂志2000年第6期，第1页），而作为思想家的普里什文，其遗产及其价值理应得到更充分的发掘和整理。
一
在普里什文的创作和思想中，他那种亲近自然、天人合一的态度极具标志性，可被视为俄国人典型自然观之典型体现之一。所谓“亲人般的关注”（родственноевнимание），是他本人关于这一姿态的归纳，在我们看来，这一概念大致包含这么几层含义：
首先是作家对自然的满怀深情。在普里什文的意识中，大自然就是他温暖的家，自然界的万物均为他的亲人，他乐于在自然界中任何一个生物、任何一个现象之前冠以物主代词“我的”。他在《大地的眼睛》中的《我母亲的梦》一节里写道：自然就像他亲爱的母亲，离去的母亲化作自然，自然像母亲一样时刻关爱他，他也像眷恋母亲一样时刻眷恋着自然。
其次，这强调一种与自然“共同创作”的方式。在普里什文看来，大自然和人一样是有生命的，不仅动物和植物有生命，甚至连自然中的每一个存在和每一个现象都有生命。普里什文认为，具有思考能力的不仅有人，还有各种各样的生物，甚至连沼泽也在“按自己的方式思考”，甚至连沼泽里的小鸟姬鹬，“大小如麻雀，喙却很长，在它那若有所思的黑眼睛中，也含有所有沼泽欲回忆点什么的永恒、枉然的一致企图”。在大自然中，普里什文“学会了去理解每一朵小花在谈到自己时那种动人的简朴：每一朵小花都是一轮小太阳，都在叙述阳光和大地相会的历史”。他永远以平等的态度看待自然，因此，他才能遵从自然的“口授”，根据四季的更替来安排自己的作品结构，将自己的作品当成“大自然的日历”，他时时处处感受“大自然的智慧”，在自然中领悟生活的真谛。对于普里什文来说，自然就是他硕大的书房，自然就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另一方面，自然本身也存在巨大的创作潜力，小到一朵小花的花开花落，大到宇宙的形成演变，都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创造过程。将自然万物都看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创造过程，普里什文因此才希望通过自己的感悟和写作使“人的创作”和“自然的创作”相互呼应，让这两种创作相互结合。
最后，普里什文之写自然，其实同时也是写人，或曰最终还是写人。普里什文过于热衷自然，这使其创作曾引起非议，其中最著名、亦最让普里什文耿耿于怀的两个意见分别出自吉比乌斯和普拉东诺夫，前者指责他的文字“缺乏人性”，后者将其创作贬为“自然主义哲学”。如今看来，将普里什文创作中的“自然”与“人”相对立，实为对普里什文思想的一大误解，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终极目的，均欲在将自然当作“人的镜子”。他在《跟随魔力面包》中写道：“研究作为自然的民间生活形态，也就是在研究全人类的灵魂。”他又说，他的“现实主义”就是“在自然的形象中看到人的心灵”，“让自然替艺术家说话”。研究自在的自然，目的就在于研究人，正如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言：“普里什文面对自然的伟大的爱，源自他对人的爱。他的每一本书都充满对人亲人般的关注，也充满对这个人生活、劳作其上的那片土地亲人般的关注。因此，普里什文的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1〕普里什文说：“今天我感受的是自然界生命的整体，无须知道单个的名称。我感到同所有这些能飞、善游、会跑的生物都有着血缘关系。每个生命都在我心中留有记忆的底片，数百万年后才骤然从我的血液中浮出：只要看看，就会明白，这一切都曾是我生命中的存在。……我们和整个世界都有着血脉亲缘，如今我们正凭借亲人般关注的力量恢复这种关联，并借此在别样生活的人中，甚至是在动物和植物中，发现属于自己的东西。”〔2〕有论者将普里什文这一自然观称为与大自然的“共存共生，休戚与共”。与自然融为一体，天地人和谐共生，这是普里什文创作的动机和内涵，也是其自然观的特征和核心。
二
将普里什文的创作与“生态批评”理论做一个比照，我们不难发现，普里什文可以被称为世界范围内生态思想的先驱之一。
“生态学”的概念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于1866年提出，“生态文学”在20世纪中期才成气候，而“文学生态学”和“生态批评”的概念则迟至20世纪70年代方才确立。美国作家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1962）被视为世界范围内生态文学的奠基之作，但将普里什文20—30年代的一些著作如《人参》《灰猫头鹰》等与《寂静的春天》做一对比，可以发现两者间有许多相通的思想。普里什文虽然没有对使用杀虫剂等破坏自然的具体方式提出激烈抨击，但其作品包含的善待自然、敬畏生物的思想和情感却是显在的。普里什文晚年的《大地的眼睛》等作品，更是充满预言家式的生态观念和环保思想，即便这部在他死后才面世的遗作，亦比《寂静的春天》早问世了近十年。做这样的比较，决不是为了贬低卡森等人对世界生态文学和环境保护运动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仅仅为了说明，普里什文对于自然的态度和关于自然的思考也具有某种预言性质。更令人惊奇的是，普里什文进行这些思考的时空环境又恰好是那个主张征服自然、强调人定胜天的20世纪中期的苏联社会。
普里什文的生态和环保思想并不仅仅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他还是一位身体力行的自然保护活动家。他的作品《鹤乡》就记录下他的一段环保努力。在那片“鹤的故乡”，是排干沼泽发展生产，还是保持沼泽的生态原貌，不去惊扰鸟类的生活，这一抉择在普里什文处也曾是难题。从那些笔记中不难看出，普里什文起初对于排干沼泽持支持态度，因为这能为当地百姓的生活和劳动提供便利。但是，在他发现这里的沼泽里生长着一种古老的藻类“克劳多弗拉”之后，他改变看法，认为应该保持原有生态。为此，他在1928年7月8日的《消息报》上发表题为《Claudophora sauteri：论自然保护事宜》的文章，呼吁保护濒危藻类。为此，普里什文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误解：领导层认为他作为一位守旧的知识分子，不关心改善普通百姓的生活；当地百姓认为他是“为了自己享乐而替湖水说情”（指他想留住打猎的地方），同时也“为了让上面来的各级委员能继续在湖里打野鸭”。他曾遭到当地农民威胁，一些人甚至扬言要杀死他。这不禁让普里什文感叹：“我为克劳多弗拉水藻而奔波的全部旅程，如同堂吉诃德的旅行。”不过，普里什文的努力最终有了结果，几年之后，普里什文又以相同的题目在《消息报》发文（1934年11月11日），通报那片沼泽终于被划为保护区。或许正是由于这一事件，普里什文于1947年被推举为全俄保护自然协会莫斯科分会主席。
普里什文在担任该协会主席后发表的《保护自然》一文，是其环保观和生态观的集中体现。他站在自然的立场以充满同情的口吻写道：“实际上，我们的大自然中充满为存在而展开的斗争，要与死亡天使斗争，与病菌、细菌和各种病毒斗争，与长翅膀的、四条腿的和两条腿的敌人斗争。我们的大自然充满敌人，可这些人却在因为‘保护自然’这几个字眼而欣喜。显而易见，这个对人充满敌意的自然，与那个我们想要保护的自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相互对立的概念。当部长议会开始谈到自然保护问题时，大家很自然地都会理解为，这个自然就是苏联经济的原材料，就是某种地质宝藏，就是由海洋、土地和太阳构成的宝库。……人们要为文明的花园和公园取代野生的自然而哭泣，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此刻谈的是另一种哭泣：我们要哭泣的，就是人自身对于由海洋、土地和太阳构成的宝库之丰富性的非文明态度。”〔3〕
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除了善待自然、保护环境的一般观点之外，普里什文的另外两个思想也很独特、超前：其一是城市（指莫斯科）之“自然”的保护；其二是保护自然事业自身所具有的教育意义。将这两项任务结合在一起，普里什文进而指出：“儿童心灵的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孩子们与动物和植物的合理交往。孩子们自己去帮助动植物生长，这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毫无疑问，在莫斯科，自然保护的首要对象，应该就是儿童的生理和精神健康。”“我们应该对自然保护事业持一种特殊观点。在我们这里的条件下从事自然保护事业，我们就不仅要关注各种外在的财富，而且还要关注人本身，关注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灵健康这样一些财富。在我们的自然保护事业中，我们将把这一理想的自然理解为确保我们后代心灵健康的一个健康前提。”“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组织相应的自然保护事业：在这一方面，我们应当将其推上首位的并非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而是教育学家，是那些能够把青年引向自然保护事业的享有威望的组织者。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应该转向自然保护事业，我们州的每所中小学里都应该建起自然保护小组，每个区都应该成立分会，让我们的青年人开展广泛的自主活动，他们最终不仅一定能让歌唱的鸟儿飞回莫斯科，而且或许能把这座故乡城变成一座大花园。这样一来，自然与人、树木与城市之间持续了许多个世纪的斗争也将以和平而告结束。”〔4〕
普里什文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系统的生态学著作，但在世界生态文学和生态思想的发展历史中，他无疑应该占据重要一席。
三
普里什文创作中的宗教因素，或曰普里什文的宗教观，是近些年间“普里什文学”中广泛探讨的话题。受苏联解体后俄国社会宗教化思潮之影响，人们对“普里什文与宗教”这一问题的谈论似乎过于热烈，但这毕竟使人们关注到了普里什文创作和思想中之前涉猎较少的宗教侧面。
在普里什文一生中，其宗教观先后受到几位女性的影响。第一位是他的母亲。普里什文的母亲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是一位旧礼仪教派信徒，她身上那种像一切俄国旧礼仪派教徒一样既虔诚信奉东正教、却又对官方教会及其礼仪持有怀疑和警惕的态度，在普里什文身上留下一定痕迹。普里什文第一次北方之行时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北方地区俄国分裂教派的信仰和生活，后来的第三部 特写《在无形之城的城墙下》更是专门诉诸这一主题。普里什文对旧礼仪教派的一贯关注，也许与他母亲的信仰不无关系。第二位女性是普里什文的第一个妻子叶夫罗西尼娅·帕夫洛夫娜，后者是一位虔诚教徒，始终遵循严格的宗教礼仪，前往教堂做礼拜，对于普里什文的漠视教会礼仪，她时常表达不满和不屑，普里什文在1928年1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叶夫罗西尼娅·帕夫洛夫娜和我一起生活了25年，却始终认为我是一个‘不信教的人’，因为在她看来，只有坚持参加宗教仪式的人才能被称为信徒。”第三位女性是作家罗扎诺夫的女儿，普里什文居住在谢尔吉耶夫（扎戈尔斯克）期间，与同样居住在这里的罗扎诺夫的女儿塔吉雅娜·瓦西里耶夫娜·罗扎诺娃交往甚密，两人经常就宗教问题展开讨论，甚至发生碰撞。最后一位对普里什文产生宗教影响的女性是他晚年的妻子瓦列里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在他们两人持续十几年的共同生活中，瓦列里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强烈的宗教精神对晚年普里什文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普里什文晚年作品和日记中越来越虔敬的感受、越来越沉静的思考，或许就是这种影响的一个体现。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夫妇对宗教问题的思考，是在一个无神论甚嚣尘上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展开的。
在20世纪初的彼得堡，普里什文曾对神秘教徒的信仰和宗教生活很着迷，与彼得堡的神秘教派多有接触。在俄国宗教史中，正统教会和所谓分裂教派的对峙和斗争由来已久，自17世纪中期在大司祭阿瓦库姆与大牧首尼康之间爆发“大分裂”之后，形形色色的旧礼仪派一直存在于民间，处于地下秘密状态，且势力和影响力都始终非常强大。到了白银时代，沙皇政府和官方教会对非正统宗教势力的打压有所放松，还在1908年颁布《宗教信仰自由法》，于是，各种神秘教派纷纷浮出水面，其“神秘”的宗教理念、信仰方式乃至仪式，均引起当时俄国知识界广泛关注，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家都在作品中对其做过描写，比如别雷的《银鸽》。由于普里什文在当时给他带来名声的三部特写《鸟儿不惊的地方》、《跟随魔力面包》和《在无形之城的城墙下》中无一例外地都写到旧礼仪派教徒的生活，因此，在当时的彼得堡文学界，在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的宗教哲学学会中，普里什文被公认为一位神秘教派“专家”。普里什文也很为自己的这个角色而得意，于是更加热心地接触神秘教徒们，许多鞭笞教派人士是他家的常客，他与彼得堡神秘教派的领袖之一列格科倍托夫来往甚密，还曾把神秘教徒领到沙龙中去与彼得堡文人们见面。在这一时期，他受列米佐夫影响最甚，后者对神秘教派和宗教神秘主义的热衷和倡导，无疑也会让普里什文在这一方面更为用心。这一时期出版的两部文集《陈旧的故事》和《五花八门集》，其内容就大多是神秘派教徒之生活的反映。所谓“神秘教派主题”，从此便成了普里什文的创作母题之一。在彼得堡，普里什文与神秘教派的这种密切关系一直持续了两年多，这自然会对普里什文的创作产生某种影响，“无论普里什文的心理多么健康，与神秘教徒们的交往，对神秘教派世界观的着迷，在他那里还是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这对其世界观和风格的影响，要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更为强烈”〔5〕。
在普里什文生活于谢尔吉耶夫镇期间，小镇浓厚的宗教氛围也肯定会对他产生影响。这个小镇在俄国无人不知，因为著名的圣三一谢尔吉修道院就坐落在这里。在普里什文一生中，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住在一座修道院旁，更何况，这座修道院又是无数俄国东正教教徒心目中的圣地。与两位“宗教女性”终日相处，与圣三一修道院每天相见，这想必会加深、强化普里什文在宗教方面的思考。
然而，在了解了普里什文的“宗教”背景之后，我们再来整体地把握他的创作，却又似乎感觉不到过于强烈的宗教感。他对自然的崇敬，无疑具有宗教性质、带有宗教情感，但这种“自然崇拜”中却含有某种泛神论色彩；在倡导无神论的苏维埃时期，他却始终是个东正教徒，但这个姿态与其说是殉道式的，不如说是审美意义上的。普里什文创作的发现者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在《伟大的牧神》一文中关于普里什文如此写道：“他对这庄严的教堂礼拜并不感兴趣，对他而言，大自然中每天日出时分都要进行的那种礼拜或许更易理解，更为亲近。”〔6〕或许可以这样说，在解读普里什文的宗教观时我们也不应忘记：大自然就是他心目中的神，文学就是他的信仰。
四
“在对诗意源头的找寻中，我曾长久地将诗人的这种心灵状态称为亲人般的关注。但是，探究了这种关注的实质，并希望把这种关注与意识、意志、个性结合在一起，这时，我就开始将其称为一种行为方式了。”〔7〕普里什文在《大地的眼睛》中写下的这段话，把他的“亲人般的关注”和“艺术是一种行为方式”这两个概念联系了起来。所谓“艺术是一种行为方式”（исскуство как образ поведения），可视为普里什文之文学观和美学观的最重要表述。同样是在《大地的眼睛》中，有一节题为《诗歌》的文字对这一概念做了更充分的说明：“我奉献给人们的诗歌，是我的善良行为的结果，我的善良行为就是对我的母亲和其他一些俄罗斯好人的记忆。我完全不是一名文学家，我的文学只是我的行为方式。……也许，我们称为‘诗歌’的东西，就是我们个人那种释放创作力的行为方式。”
在其他许多场合，普里什文以不同的方式反复重申过这个意思，他甚至打算写一本题为《艺术是一种行为方式》的书，作为自己整个创作之总结。普里什文的这一命题里大致有这么几重意思：
首先，他在强调文学和艺术应该像生活本身一样朴实和真实。普里什文的文字总给人一种很平实、很亲切的感觉，让人觉得其作者是一个善良的老者，这也许因为普里什文初次发表作品时的确已是一位中年人，但更主要的原因也许还在于普里什文朴实的文风。普里什文的作品，无论是自然主题的随笔，还是自传小说、猎人故事或儿童文学，甚至日记，都以探究自然和生活中的真为唯一目标。就此而言，普里什文“基本是一个道德家”，这也是使普里什文的创作与俄国文学总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普里什文又与他非常敬重的托尔斯泰那样的道德作家不同，他自一开始就没有训诫、教导的姿态，不是传教士和说教者，作为作家的他只是不停地展示、启迪、感染和熏陶，而从不训诫、教导、强令或喝断。他用准确、细腻的语言充满爱意地描绘出一部壮观的“自然史诗”，但这部巨著中通常却没有什么奇迹，没有什么悬念，甚至没有爱情纠葛，朴实得如同大自然本身，平淡而又纯净得如同水和空气。
其次，他在倡导艺术和生活的相互统一。普里什文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像生活一样写作。”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一句：他一直在像写作一样生活。对于普里什文来说，创作和生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密不可分的整体。
最后，与此相关，“艺术是一种行为方式”，这其实是普里什文提出的一种人生态度。斯洛宁在谈到普里什文时指出：“他的生活方式同他的信念是和谐一致的。”〔8〕普里什文曾套用笛卡尔的名言说：“我写，故我在。”他用一生的创作来证明他对自然和人生的态度，同时，他又用自己一生的实际生活来佐证他在自己作品中提出的理念。
五
大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普里什文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这一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万物统一”（всеединство）的思想。这种统一可以是不同层面上的，比如人与自然的统一，即前文分析过的“亲人般的关注”概念；比如自然与文化的统一，即自然的存在与人类的意志之间的统一，存在的一切与人的创造之间的统一。为了说明这一世界观的内涵，我们在此引用《思想家普里什文》作者的两段归纳：
作为一位思想家，普里什文演绎了一种统一，完整的世界观，一种统一的哲学信仰，这一哲学信仰体现在他经常思考的那些问题之中，如自然与人、存在之“活的整体”、进化链的亲合关系、世界的递升发展、生活的创造和“未曾有过的一切”之创造、“亲人般的关注”、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人、恶向善的转化、“欣悦”、个性和不朽，等等。
普里什文世界观的关键词始终是“生命的创造”……这或是指大自然中不断进行的创造，人自身的创造……作为自然、作为符合人的利益的各种物质之组织的人的创作，或者用费奥多罗夫的话来说，就是大自然“将意志和理性引入自身”的调节。普里什文这些年间表达出的一个最重要思想，与俄国宇宙哲学的生物圈直觉论很接近，即所有这些创造潮流相互统一的思想，即自然之存在的创造过程、人类的意识、个性的引导意志这三者的相一致，换一种说法，也就是文化和自然相互综合的思想……如果说，俄国宗教思想界提出了神人的思想，神的激情与人的激情在拯救世界之事业中相互作用的思想，即神与人共同创造的思想，那么，普里什文则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提出了一个自然与人共同创造的方案。
人与自然“亲密共处”的理想，原本就是贯穿着普里什文整个创作的基本主题。在普里什文关于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中，有两个非常重要、但似乎还没有受到人们足够重视的特点：首先，就是普里什文对这两者之间某种“互动”关系的强调。在他看来，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同时也是精神层面上的。人不仅是“自然之子”或“自然之王”，同时也是“自然的灵魂”，没有人的自然，就像是没有人居住的房子，同样，疏远自然的人就是一个流离失所的无家可归者。“人活在大地上绝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统一。”〔9〕重要的是，在断定“一切皆在一切之中”的同时，普里什文更为强调的似乎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一切之间热烈的“对话”关系，没有人的自然就不成其为自然，同样，脱离自然的人也不成其为人，因此，恢复人的自然属性，就如同发掘自然中的人性一样，都成了普里什文关注、思考和追求的重点。
其次，则是普里什文在解读人与自然之关系时所体现出的某种神秘性。俄国文学和文化中向来存有对于大自然的崇拜，“母亲大地”“母亲河”之类的称谓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就是俄罗斯人内心的泛神论情结之体现。面对大自然，普里什文往往怀有敬畏之心，觉得其中包含无尽秘密，面对茫茫自然，人就是一粒“林中水滴”，而这滴水珠只有融入到自然这一“神的肉体”中去，才能实现生命，甚至赢得不朽。这样一来，人通过自身的创造，借助与万物融为一体，最终能获得宗教意义上的复活。普里什文说过：“要意识到造物主在创造世界时的完整和统一，意识到自己和一切生者与死者的联系。”〔10〕
普里什文的“万物统一”思想显然受到三位俄国思想家的影响，一位是俄国宗教思想家费奥多罗夫，一位是俄国科学思想家维尔纳茨基，一位是白银时代的哲学家索洛维约夫。费奥多罗夫的“父辈复活”学说和“共同事业哲学”理论均对普里什文产生过较大影响，在普里什文《恶老头的锁链》的手稿里，第六环的标题原来就叫《父辈的复活》。普里什文的“亲人般的关注”概念，其实就直接源自费奥多罗夫，后者曾用“亲人关系”（родственность）来指“人的世界统一感”。而维尔纳茨基的《生物圈》一书在1926年出版后不久，其理论就引起普里什文的热情关注和强烈共鸣，据普里什文夫人回忆：“比如在1937年，普里什文就着迷地阅读过杰出的苏联地球化学家维尔纳茨基的书。他读着这本书，‘就像童年时阅读惊险小说’。普里什文在这些天的日记中，将人的创造的实质定义为这样一种能力，即‘不仅具有人的时间感，还要具有星球的时间感’。”〔11〕维尔纳茨基以其宏大的哲学气魄和严密的科学思维，论证了整个地球生命都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生物圈，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正是在维尔纳茨基这里，普里什文为自己的“万物统一论”找到了科学根据。索洛维约夫作为“俄国现代哲学之父”，其“万物统一”学说更是普里什文思想的直接源泉。三位大思想家，一位以科学和理性的精神解读世界，一位从宗教和信仰的角度观察生命，一位将关于自然和世界的认识上升到哲学层面，试图调和认识和信仰，而普里什文则综合地继承了他们的学说，并将其落实在自己的创作和思考中。费奥多罗夫、索洛维约夫和维尔纳茨基又一同被视为“俄国宇宙哲学”（русский космизм）的代表人物，这一学说是一个集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为一体的关于宇宙的认识论，它认为宇宙是一个遵循同一规律发展的大系统，地球是其中平等的一员；而在地球上，同样，每一种生物都遵循共同的发展规律生存并进化。作为他们三人思想的继承者，普里什文也被视为俄国宇宙论哲学家之一，因为在他的作品中，“细节的精雕细刻，以局部代替整体的举一反三手法的运用，造成这样的效果：通过微观世界的现象来反映整个的宏观世界”，正所谓“从显微镜到望远镜”。普里什文自己也说过，“我关注的都是些细枝末节”，但从中却可以“得到一幅星球运动的图画”。普里什文的生物平等思想、自然与人同一的意识和“万物统一论”，无疑都为俄国宇宙哲学注入了新的内涵。
六
阅读普里什文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日记，可以发现他对许多思想和学说都曾给予持续的关注，他与之展开热烈对话的理论就有：罗扎诺夫的性别学说，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寻神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历史哲学，费奥多罗夫的共同事业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学说，詹姆斯的意识流，施蒂纳的个性实现论，尼采的超人论，维尔纳茨基的生物圈学说以及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等等。回顾一下普里什文的经历，再回忆一下他的文字，其实不难感觉到，与其同时代的俄语作家相比，普里什文的确很富有“理性”和“思想”，他甚至被人视为“地道的天生思想家”。普里什文去世之后，他的遗孀瓦列里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曾在一篇文章中专门探讨过普里什文创作中“艺术”和“科学”的关系，这篇题为《观察世界的艺术》的文章，其副标题即《从科学到艺术》。瓦列里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指出，普里什文“是从科学走进艺术的”，他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时读的是哲学系，他也的确听过许多哲学课，回国之后他当过农艺师，写过农学著作，这样的学术背景不可能不对他的艺术产生影响，因此，“可以不夸张地说，普里什文全部的文学工作，要么是认知生活的科学方式和诗歌方式这两者的对比，要么就是这两者的结合”〔12〕。她将“科学”和“艺术”喻作人观察世界的两只眼睛，将普里什文的创作归纳为“概念的诗歌”，她认为普里什文创作的意义就在于“科学”和“艺术”这两者的结合，以及这种结合所赋予其创作的思想力量。高尔基1926年曾致信《文学报》，热情推介普里什文，就是因为他在后者的创作中发现了“诗歌”与“知识”的结合：“这也就是在我看来最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我将此当作诗歌和知识这两者出色的、和谐的结合，只有一个热爱知识、充满爱意的人才能实现这样的结合。这是一种罕见的、令人羡慕的结合；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文学家，他能如此出色地、充满爱意地、精确细腻地明白他所表现的一切。”
与普里什文所表达的思想相比，其思想的表达方式似乎更为独特。有人指出，他的手法就是“富有艺术性的、看得见的思想形象”，也就是说，他的思想是形象化的思想，他喜欢借助生动、具体的形象来阐释自己的思想，他是一位用形象或意象来展开思想、演绎思想的思想家。还有论者指出，普里什文的思想更像是一种“心灵的思想”，普里什文曾告诫自己：“要避免没有心灵参与的思想。”这就是说，普里什文的思想是大脑和心灵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一种朴素的思想，是在具体生活层面上展开的思想。“普里什文的思想与生活一同增长，与生活天衣无缝地交织在一起；思想在生活，生活也在思想，生活经历流入书籍，在书中获得了自我意识，安顿了下来。”〔13〕普里什文最常见的文体是日记体随笔，这些文字短小精悍，而这种充满睿智警句的短文，正是自法国启蒙主义作家以来的欧洲思想家们最偏爱的体裁之一，普里什文在恰达耶夫、赫尔岑等人之后，在俄语文学中再次尝试并发展了“格言散文”这一文体。总之，充满“看得见的思想形象”和“心灵的思想”的“格言体散文”，这便是普里什文独特的思想表述形式。
严格地说，普里什文的思想似乎并不十分复杂艰深，然而，它却显得十分博大，浑然天成，这是一种既温情又理性、既科学又人文的大思想。更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下的普里什文研究中，我们才刚刚开始揭示作为一位深刻思想家的普里什文，普里什文的思想遗产及其思想史意义，还有待我们去做更深入的考察和理解。
（原载《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1〕《普里什文六卷集》，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56—1957年版，卷首页。
〔2〕《普里什文八卷集》，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82—1986年版，第3卷 ，第195页。
〔3〕《普里什文八卷集》，第5卷 ，第434、425页。
〔4〕《普里什文八卷集》，第5卷 ，第427—430页。
〔5〕瓦尔拉莫夫《普里什文传》，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
〔6〕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创作和批评》，慕尼黑维尔拉格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7〕《普里什文八卷集》，第7卷 ，第265页。
〔8〕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浦立民、刘峰译，第117页。
〔9〕《普里什文八卷集》，第8卷 ，第244页。
〔10〕《普里什文八卷集》，第8卷 ，第215页。
〔11〕《普里什文与当代》，莫斯科1978年版，第32页。
〔12〕《普里什文与当代》，第30页。
〔13〕库尔巴托夫《普里什文传》，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
伊萨克·巴别尔，一位在俄国、中国和整个世界都能引起强烈阅读兴致的作家，其生活跌宕起伏、布满谜团，其创作惊世骇俗、别具一格，他的生活和创作构成了关于20世纪俄苏历史一个时段的具有狂欢化色彩的文学记录。
一
巴别尔的一生充满许多奇特的变故和突转，甚至难解的谜团。他至少用过四个姓氏：他原姓“鲍别尔”，开始发表作品时曾署名“巴勃-埃尔”，最后选定“巴别尔”做笔名，他在第一骑兵军任随军记者时则化名“基里尔·瓦西里耶维奇·柳托夫”。他的生卒日期也不确定，俄语文学工具书中标明的巴别尔出生日期均为“俄历1894年7月1日，新历7月13日”，可巴别尔出生证上记下的日期却是“俄历6月30日”，以新旧历之间相差13天计，巴别尔准确的出生日期应该是“1894年7月12日”；巴别尔1940年1月27日在莫斯科卢比扬卡监狱被枪毙，但在巴别尔被恢复名誉时，官方告之巴别尔亲属的死亡时间却是“1941年3月17日”。
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俄苏文学史中，巴别尔显现出了某种悖论身份。20年代中期，巴别尔的妹妹、母亲和妻子相继侨居西欧，可坚持留在国内的巴别尔却能多次获准去国外探亲。1925年，他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在一年内先后推出，《骑兵军》更是在短时间里多次再版，他由此成为当时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可当时位高权重的军方领袖、曾任第一骑兵军司令的布琼尼却在《真理报》发文，指责《骑兵军》污蔑红军战士，幸有高尔基出面力挺巴别尔。一阵作品出版热潮过后，巴别尔却突然陷入所谓“文学沉默期”，他转而写作一些剧本和电影脚本，曾与爱森斯坦等人合作，还曾试图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成电影。1934年8月，他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发言。次年6月，他与帕斯捷尔纳克等人一同前往巴黎，出席“捍卫文化与和平国际作家反法西斯大会”。这两件事情表明，巴别尔在当时是一位颇受重视的“苏维埃作家”。之后数年，是20世纪俄苏历史上的“大清洗”和“大恐怖”时期，巴别尔起初似乎顺风顺水，还在莫斯科郊外的作家村佩列捷尔金诺得到国家给予的一套别墅。但是，1939年5月15日，巴别尔却在佩列捷尔金诺被捕，罪名是“反革命罪”和“充当法、奥间谍”，半年之后被枪毙。关于巴别尔遇害的原因人们至今不明究竟，有人说是巴别尔得罪了斯大林，因为斯大林不喜欢巴别尔在《骑兵军》中提起苏波战争；有人断言是巴别尔交友不慎，他的一些朋友当时都已被定为“人民公敌”；有人认为，一直偏爱巴别尔的高尔基于1936年去世，使他最终失去了庇护；也有人猜测，曾在秘密警察机构工作的巴别尔也许掌握了一些招致杀身之祸的内情。对于官方的苏联文学而言，巴别尔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究竟是红色作家还是所谓“同路人”，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个疑问，而巴别尔的结局则表明，他最终被当局当作了必须消灭的异端。巴别尔的身份和遭遇是充满悖论的，他仿佛是主流中的异端，又是异端中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