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洛宁第一次向茨维塔耶娃约稿时曾告诉她，《俄罗斯意志》编辑部所在的木炭市场1号曾是莫扎特的下榻之处，据说在1787年，莫扎特在楼上一间阳台朝向内院的房间里写成了歌剧《唐璜》，茨维塔耶娃闻之大为振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答应与你们合作。”斯洛宁在他的回忆录中一本正经地写道：“我直到如今依然坚信，正是莫扎特影响了她的决定。”在这幢小楼的墙面上，如今可以看到一尊不大的莫扎特头像浮雕。
六
在茨维塔耶娃布拉格时期的生活中，如果说斯洛宁在创作上对她帮助最大，那么在生活上对她搀扶最多的人，无疑就是捷斯科娃。
安娜·捷斯科娃（1872—1954）生于布拉格，两岁时便随父母迁居莫斯科，父亲在莫斯科一家啤酒厂任厂长，安娜·捷斯科娃在莫斯科上学，在她12岁时，父亲在一场车祸中丧生，她和母亲、妹妹后来被迫返回布拉格，中学毕业后成为教师。她终身未嫁，却将情感投向俄国文学，将包括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作品在内的大量俄国文学、哲学著作译成捷克语。茨维塔耶娃来到布拉格时，捷斯科娃是捷俄友好协会负责人，对俄国和俄国文化充满友好感情的捷斯科娃，为在布拉格接待和安置俄国侨民做了大量工作。她对茨维塔耶娃的帮助更是无微不至，她张罗举办茨维塔耶娃诗歌晚会，亲自翻译茨维塔耶娃的作品，对茨维塔耶娃有求必应，提供接济，送去食品和衣物，在茨维塔耶娃离开捷克去巴黎之后，她仍为诗人着想，甚至发起成立了一个“帮助茨维塔耶娃委员会”。
茨维塔耶娃这样描写捷斯科娃的相貌：“头发花白，举止端庄，没有欲望的叶卡捷琳娜，不，比叶卡捷琳娜更好！内在的威严。两只平静如水的眼睛像两汪天蓝色的湖水，中间的鹰钩鼻子像是山脊，头发像银色的皇冠（冰川，永恒），高耸的脖子，高耸的胸口，一切都是高耸的。”照片上的捷斯科娃的确相貌端庄，圆圆的脸庞与茨维塔耶娃倒有几分相像。捷斯科娃年长茨维塔耶娃20岁，她对茨维塔耶娃的关照几乎是带有母性意味的，而茨维塔耶娃对捷斯科娃的态度也十分坦诚，甚至不无撒娇和任性。她们两人的关系能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得益于捷斯科娃保留下了茨维塔耶娃写给她的140封信，捷斯科娃在去世之前将这些书信捐给了布拉格的国家文字博物馆。1969年，这些书信部分面世；2009年，它们被悉数编辑成书，书名为《感谢长久的爱的记忆：茨维塔耶娃致捷斯科娃书信集》，由莫斯科“俄罗斯道路”出版社出版。茨维塔耶娃给捷斯科娃的第一封信写于1922年11月2日，是对捷斯科娃要求她前来参加文学晚会所做的回应，最后一封信则写于1939年6月12日，是她在返回苏联之前对捷斯科娃的告别，她们两人的通信持续近17年，而17年正是茨维塔耶娃流亡生活的总长，也就是说，她俩的通信伴随了茨维塔耶娃流亡生活的始终。
茨维塔耶娃致捷斯科娃的书信如今已成为最珍贵的茨维塔耶娃研究资料，茨维塔耶娃布拉格时期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活动，茨维塔耶娃离开布拉格之后对这座城市的眷念和“神化”，都集中地体现在这些书信中。在离开布拉格前夕，她在给捷斯科娃的信中这样写道：
您来和我们告别吧。我温柔地爱着您。您来自另一个世界，那里只有灵魂才有价值，是梦境或童话的世界。我很想和您漫步在布拉格，因为布拉格就本质而言是那样的城市，那里只有灵魂才有价值。我爱布拉格，仅次于莫斯科，并非因为“亲缘的斯拉夫血统”，而是因为我自己和她的亲缘关系：因为她的混合性和多灵魂性。我想我会在巴黎写布拉格，不是因为感激，而是出于喜爱。（1925年10月1日）
去往法国之后，茨维塔耶娃对布拉格的情感却逐渐增强，她在给捷斯科娃的信中一次又一次地写到布拉格，“布拉格之后”的“布拉格主题”始终贯穿在她的书信中，一如她在“俄罗斯之后”（她一部诗集的名称，也是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对于俄罗斯的眷念：
布拉格是一座神话般的城市：那里是礼物的世界，是枞树的世界。（1925年12月19日）
我还是更喜欢布拉格，更喜欢它的宁静，尽管有嘈杂，或许是透过嘈杂的宁静。（1925年12月30日）
我非常想去布拉格。您或许能在捷俄友协举办一场我的晚会，把我介绍给我完全不认识的捷克人，我们可以在布拉格漫步，总之，那该有多么美妙啊。（1926年9月24日）
您会来车站接我，想想吧，多么美妙啊！让我们一起来实现这个梦想吧。任何一片海洋都不会让我如此高兴，如同我此刻想到了布拉格。（1927年10月4日，复活节）
布拉格！布拉格！我从未挣脱她的怀抱，我始终在扑向她。……有人（不是您，是其他人！）会对我说：“您的布拉格。”而我将狡猾地、却又内心坦荡地回答：“是的，我的布拉格。”（1927年11月28日）
今天我想起了布拉格，花园。花园和桥。夏日的布拉格。这座城市给了我什么，使得我如此地爱她？（1929年6月19日）
哦，我多么思念布拉格啊，我当初为什么要离开她呢？！原以为只是离开两个星期，可是却离开了13年，到11月1日就整整13年了……（1938年10月24日）
我经常在电影中看到布拉格，始终觉得她是我的故乡城，我更经常地收听她的T.S.F.（电台），永远能听到亲切的话语和音乐。这个地方比地图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更令我激动。（1939年1月23日）
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茨维塔耶娃，自然无法像捷斯科娃那样完整地保存对方的信件，捷斯科娃写给她的信仅留存11封。茨维塔耶娃应捷斯科娃之邀参加她来到布拉格后的第一场文学晚会，时间在1922年11月20日，地点在哈尔科夫街35号的“俄罗斯恳谈会”，这个地方离十月布拉格作家驻地仅百步之遥。茨维塔耶娃和捷斯科娃大约就是在这个地方首次见面的。
七
到布拉格之前，徐晖便说要介绍我认识一位布拉格的茨维塔耶娃研究专家，在布拉格一家名叫“雾”的中餐馆里，我终于见到了她。她名叫加琳娜·瓦涅奇科娃，是一位80多岁的俄国老太太，但刚一见面，她就让我们用俄语中的爱称称她“加里娅”。中餐馆的老板菲利普是加里娅的学生，在查理大学跟她学过俄语，菲利普也曾留学中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对于“茨维塔耶娃的布拉格”这一话题同样很感兴趣的菲利普，便在他的“文学咖啡馆”里安排了一场报告会，邀请加里娅和我发言。
加里娅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先说起她来到布拉格的原因。当年，在加里娅的故乡乌拉尔，还是少女的她遇见一位留学苏联的捷克小伙子，小伙子生有一双蔚蓝色的眼睛，所学的专业又是不无浪漫色彩的地质学，这两样东西迷倒了加里娅，她便义无反顾地跟随捷克小伙子来到了布拉格。加里娅在发言中多次重复“蔚蓝色的眼睛”和“地质学家”这两个词组，同时把微笑的目光投向听众席里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头儿，老头儿也每每用微笑的目光做出回应，他的眼睛眯成了一道缝，已很难断定其中的颜色。这就是加里娅的“地质学家”，查理大学地质系教授米尔科·瓦涅切克。
来到捷克后，加里娅一直在查理大学教俄语，直到退休。到布拉格后不久，她在查理大学图书馆偶然读到一部茨维塔耶娃诗集，深感震撼，而她之前在苏联居然对这样一位杰出的俄语诗人一无所知。从此，除了地质学家及其蔚蓝色的眼睛之外，她又有了另一个迷恋对象。在捷克的数十年间，她不懈地搜寻一切与茨维塔耶娃的生活和创作相关的资料，遍访茨维塔耶娃的遗迹，研究茨维塔耶娃的创作。她策划了捷克国家博物馆的茨维塔耶娃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展（1992）、圣因德里赫教堂的“天上的拱门——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通信”特展（2003）、斯拉夫图书馆的“捷克人致茨维塔耶娃”特展（2004）、捷克美术学校学生茨维塔耶娃作品插图展（2004）以及“茨维塔耶娃的布拉格”图片展（2012），她发起成立了捷克茨维塔耶娃学会（2001），茨维塔耶娃在布拉格两处故居的纪念铜牌的设立也都有加里娅的功劳。前文提及的《茨维塔耶娃致捷斯科娃通信集》一书，也是加里娅编辑和资助出版的；她还编了一本“旅游手册”，题为《茨维塔耶娃的布拉格旅游指南》。加里娅的作为令人动容，她几乎以一己之力描绘出了茨维塔耶娃的布拉格生活史，也奠基了捷克的茨维塔耶娃学。加里娅还经常参加世界各地与茨维塔耶娃相关的活动，我回到北京后不久接到她的一封电子邮件，说她刚去了一趟俄罗斯，参加在茨维塔耶娃最后的长眠之地叶拉布加举行的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荣获俄方颁发的茨维塔耶娃研究贡献奖。
我在加里娅之后发言，称加里娅有一位“布拉格的茨维塔耶娃”，我们同样也有一位“中国的茨维塔耶娃”。我介绍了中国的茨维塔耶娃译介情况，如汪剑钊先生编选的五卷本《茨维塔耶娃文集》、谷羽先生翻译的三卷本《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生活与创作》、我翻译的《三诗人书简》等，也谈及茨维塔耶娃在中国诗人和普通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学者的茨维塔耶娃研究成果和现状。
加里娅把她编的指南带到会上，标明200捷克克朗一本，我们赶紧多买了几本。在我们分手时，加里娅主动提出要领我们去看茨维塔耶娃在布拉格郊外的住处。
八
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在加里娅的带领下，我们驱车前往弗舍诺雷。这是位于布拉格西南方的一个村庄，它和周围的若干村庄连成一片，原是布拉格市民的别墅区，布拉格人会在周末或假期来此度假。在茨维塔耶娃来到布拉格时，这里已成为俄国侨民的聚居地。
沿着并不宽敞的高速公路驶向郊外，四周风景如画，公路两边一个接一个的广告牌上千篇一律地张贴着巨幅捷克国旗，开车的小伙子解释说，公路管理部门担心驾驶员开车时看广告分心，从而引发交通事故，便决定用国旗来覆盖所有广告，如此一来，倒是营造出了一片浓烈的爱国主义氛围。
俄国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国贵族、白军和知识分子及其家属流亡境外，当时刚刚摆脱奥匈帝国而独立的年轻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却向俄国流亡者敞开了热情的怀抱，1921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展开著名的“俄国救助行动”，由国家财政拨出大量资金，即所谓“马萨里克奖学金”（马萨里克是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资助对象不仅有生活困难的难民，也有青年学生，捷克政府甚至在布拉格创办了好几所用俄语教学的大学，使得布拉格一时竟有“俄国的牛津”之别称。据统计，当年约有三万五千名俄国流亡者获得工作机会，四千名俄国大学生获得奖学金，数百名俄国文化人士按月领取津贴，茨维塔耶娃也是其中之一。捷克政府的“俄国救助行动”使布拉格成为俄国流亡者心向往之的福地，而布拉格郊外的弗舍诺雷，则因为相对低廉的生活开支吸引来大量俄国侨民。
茨维塔耶娃一家的第一个落脚点是诺维德乌尔，1922年8月3日，也就是抵达捷克后的第三天，茨维塔耶娃和女儿被埃夫隆领到这里，住在一位护林员的农舍里。加里娅领我们走近院门，敲打木栅栏，院里响起狗吠声，女主人应声而出，与加里娅热情拥抱，加里娅显然来过这里多次，与房东已成为熟人。房东就站在栅栏旁与加里娅交谈，不时呵斥一下身边那条黑狗；与女主人交谈的间隙，加里娅也不时转身朝向我们，她指了指正对栅栏的窗户：“茨维塔耶娃当年就住那间房。”她指了指远处的山崖：“茨维塔耶娃最喜欢爬这座悬崖。”她指了指小村四周的树林：“茨维塔耶娃喜欢到林中散步，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最后，她指了指栅栏门口的一棵树，这棵歪脖子树的根部紧贴着地面，像是一张木凳：“茨维塔耶娃经常坐在这里看书写作。”她俩谈了许久，女房东却丝毫没有让我们进屋的意思，其实，如果茨维塔耶娃当年就难以在这间农舍里拥有一条木凳，一张书桌，那么如今那里面也就的确不会再有她的任何痕迹了。
我们乘车驶向弗舍诺雷车站，沿一条狭窄的道路穿过这座很大的村庄。即便在今天，这座村庄也显得有些萧条，房屋低矮，墙面斑驳，庭院很小，在茨维塔耶娃的时代这里可能更破落，倒是能与俄国侨民的落魄处境构成呼应。加里娅左顾右盼，不停地“导游”：“茨维塔耶娃在这里住过，但是房子已经毁了。”“快看，就是那间房子，山坡上的那间，茨维塔耶娃在那儿生下了儿子，生下了穆尔！”“这就是著名的博仁卡别墅，奇里科夫和安德列耶娃当年的住处，茨维塔耶娃常来这里参加文学晚会。”来到弗舍诺雷车站，加里娅在下车之前又说：“我们刚才走的这段路，就是茨维塔耶娃母女每周送埃夫隆返回布拉格时走过的路。”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当时在查理大学哲学系学习，每个周末来这里与妻女团聚，周一早晨返回布拉格，茨维塔耶娃和女儿总要把他一直送到车站。我们车行这条路用了十多分钟，茨维塔耶娃母女当年徒步来回，大约要走一两个小时，那时，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丽娅只有十岁。
阿丽娅是爱称，她的全名是阿里阿德涅·埃夫隆（1912—1975）。阿里阿德涅是希腊神话中克里特王的女儿，她先后与忒修斯和狄奥尼索斯相爱，均遭遗弃，她曾赠忒修斯以线团，帮他逃出迷宫。茨维塔耶娃给女儿取了此名，没想到女儿后来果真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那位克里特公主的命运。阿丽娅继承了母亲的文学艺术天赋，很早就开始写诗、记日记。茨维塔耶娃曾在组诗《给女儿》中写道：“我是你的第一位诗人，／你是我最好的诗。”阿丽娅与母亲相依为命，从莫斯科到柏林，再从布拉格到巴黎。她在巴黎学习绘画和艺术史，成为一名美术编辑，后在1937年返回苏联，不久被捕，坐牢20年，20世纪50年代获得自由后，她以整理、宣传母亲的文学遗产为使命，并撰写了大量回忆文字。在回忆录《缅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女儿的回忆》中，阿丽娅在描写了当年她和妈妈一起送爸爸去车站的场景之后深情地写道：
我想，在玛丽娜到过的所有车站中，在她送过人或接过人的所有车站中，她最称心的就是这一座，弗舍诺雷小站，这是一座整洁的郊外车站，人很少，遮阳棚下有几个小花坛，花坛里是微微垂首的金莲花；站台两端有两个路灯；信号灯；铁轨。
玛丽娜常乘火车去布拉格。等车的时候，她站在路灯旁在内心与帕斯捷尔纳克交谈。她的思绪随着奔驰的列车飞向病榻上的里尔克，或飞向相距不远、却难以抵达的魏玛。
在这个站台上，玛丽娜在心中推敲着她的长诗。两条铁轨把她的思绪引向远方。那里是俄罗斯。
令人惊讶的是，眼前的铁路小站与阿丽娅的描写、与当年的老照片几乎如出一辙，时间在这座铁路小站上几乎停顿了，就连阿丽娅见过的金莲花也依然在“微微垂首”地开放，似乎就这样一直开放了将近一百年。突然，一列崭新的双层客运列车从我们身边隆隆驶过，丝毫没有减速，列车就像一道彩色的拉链，把茨维塔耶娃的时代和我们所在的站台拉合了起来。
紧挨着车站，就是弗舍诺雷村的图书馆，与图书馆馆长熟悉的加里娅经多方努力，把她的“茨维塔耶娃博物馆”设在了这里。所谓“博物馆”不过是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看模样像是这家小图书馆的门卫室。走进小屋，墙上的茨维塔耶娃肖像让人震撼，这幅占据一面墙一半的照片因为小屋之小而显得更加巨大，茨维塔耶娃的目光似乎充斥着小屋的所有空间。加里娅一一打开巧妙地悬挂在墙上的多个展板，指着上面的照片，向我们介绍茨维塔耶娃的一生，尤其是茨维塔耶娃在弗舍诺雷的生活和创作。若将那些展板同时展开，小屋就绝无任何人的立足之地了。小屋的上方有几层搁架，摆放着加里娅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茨维塔耶娃的作品或关于茨维塔耶娃的研究著作，其数量之少也令人心酸。这无疑是世界上最小的茨维塔耶娃博物馆，也极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一家文学博物馆！
加里娅打开留言簿让我们留言，我用俄语在上面写道：
尊敬的加里娅：
请允许我以茨维塔耶娃的名义向您致敬，感谢您为她所做的一切！
——一位中国的茨维塔耶娃译者
我们在弗舍诺雷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去拜谒茨维塔耶娃在这里居住最久的一个住处。茨维塔耶娃一家在这片区域也同样是颠沛流离的，三年时间里租住过的地方就不下七八处，这处故居离车站不远，沿一道山坡上行，也就两三百米。如今这里的住户可能也不喜欢被打扰，加里娅轻轻敲了敲院门，无人应答，她竟然有些如释重负地对我们说：“没人！”于是，我们便将所有注意力投向了悬挂在斑驳院墙上的那块纪念铜牌，铜牌上刻着一幅线条画，画着一头狮子和一只猞猁，这是茨维塔耶娃留给丈夫埃夫隆的一张便条，因为他俩相互为对方取了“狮子”和“猞猁”的绰号。纪念铜牌上用捷克语写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1923年曾生活于此。”
乘车返回布拉格市区，汽车的轰鸣声中，耳边却响起了茨维塔耶娃在给捷斯科娃的最后一封信（1939年6月12日）中所说的话。当时，茨维塔耶娃已决定返回苏联，在离开法国前夕，她却在向捷克、向布拉格道别：
17年的生活就要结束了。当时我是多么的幸福啊！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请您记住这一点！——就是莫科罗普西和弗舍诺雷，还有我那座亲爱的山。
九
布拉格是一座享誉世界的文学城，这里的“文学纪念碑”随处可见：旧城广场上有捷克民族语言文学的奠基人胡斯的巨大雕像，我们住处附近的查理广场上也坐落着多位作家和诗人的造像；大街小巷里，以哈谢克的小说《好兵帅克》命名的连锁餐馆随处可见，赫拉巴尔与克林顿见过面的金虎酒吧人满为患；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塞弗尔特就出生在布拉格的日夫科夫区，由哈维尔、昆德拉、克里玛组成的“捷克文坛三驾马车”自20世纪下半期起更让布拉格成为世界文学的中心之一。在布拉格，一些非捷克语作家也同样受到推崇，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卡夫卡，卡夫卡几乎成了文学布拉格的符号和象征，这里有卡夫卡博物馆、卡夫卡书店、卡夫卡咖啡馆，各种各样带有卡夫卡头像的旅游纪念品几乎出现在每一家商店，每一个商铺。另一位德语诗人里尔克也在布拉格得到怀念，在他就读过的德语学校旧址的墙壁上就镶嵌着一座他的雕像。
里尔克的这尊雕像，是捷克茨维塔耶娃协会提议建造的，然而，在文学的布拉格，作为诗人的茨维塔耶娃却似乎是被低估的。与里尔克和卡夫卡相比，茨维塔耶娃的确只是布拉格的匆匆过客，里尔克和卡夫卡虽然只用德语写作，但他俩毕竟都是土生土长的布拉格人。早在1916年，茨维塔耶娃的一首诗就被译成了捷克文，这也是茨维塔耶娃的诗作第一次被译成外文；1927年，茨维塔耶娃写给里尔克的《你的死》一文被捷斯科娃译成捷克文，这也是茨维塔耶娃的散文首次被译成外文。然而，茨维塔耶娃似乎始终没有成为一位被捷克读者广泛接受的诗人。或许，茨维塔耶娃的“俄国诗人”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妨碍。在茨维塔耶娃来到布拉格时，捷克人对俄国是充满好感的，“俄国救助行动”的开展就是一个例证。捷克作为一个中欧小国，却是斯拉夫主义的倡导者和践行者，18—19世纪之交的捷克语言学家约瑟夫·东布罗夫斯基（1753—1829）被公认为“斯拉夫学之父”，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捷克画家慕夏（1860—1939）的巨幅组画《斯拉夫史诗》曾风靡东欧，捷克国家图书馆中的斯拉夫图书馆直到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好的斯拉夫学资料库。但是，地处欧洲中部的小国捷克，毕竟像是一个在拉丁文化和斯拉夫文化之间来回摆动的钟摆，时而倾向俄国，时而亲近德国。在被德国吞并之后，德语和德国文化在布拉格占据统治地位，像茨维塔耶娃这样的俄语诗人自然会被排斥；而在捷克斯洛伐克于二战后再次赢得独立之后，受苏联体制影响，茨维塔耶娃所属的俄侨文学也不可能在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得到官方认可。东欧剧变之后，捷克社会中生发出的仇俄情绪似乎也连累到了茨维塔耶娃。我在网上读到查理大学一位俄国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题为《玛丽娅·茨维塔耶娃与捷克文学界》，论文作者就对茨维塔耶娃没有学习捷克语、不愿接近捷克文学而颇有微词。我在查理大学的一间酒吧与捷克科学院斯拉夫研究所的两位研究人员交谈，他们无意之间流露出的对于茨维塔耶娃的态度也让我大吃一惊，他们认为：茨维塔耶娃看不起捷克，认为这里是乡下，她有些居高临下；她在捷克的生活其实不太困难，捷克政府的救济足够他们一家生活，只是茨维塔耶娃不会过日子；茨维塔耶娃离开捷克后还一直在领取捷克政府的救济金；茨维塔耶娃在创作中也很少写到捷克人……我忍不住提醒他们：可是她在她的诗歌中写到了布拉格！
是的，单凭茨维塔耶娃写下的《山之诗》和《终结之诗》，她就有权被称为“布拉格诗人”，单凭她的组诗《致捷克》以及她写给捷斯科娃的书信，我们就不难判断出她对捷克和布拉格的一片深情。就对布拉格的文学呈现而言，茨维塔耶娃做了与里尔克、卡夫卡、昆德拉等人相同的事情，只不过布拉格人尚未意识到，或暂时还不愿承认这一点。茨维塔耶娃毕竟在布拉格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茨维塔耶娃毕竟也让布拉格在她的诗歌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在布拉格的文学神话中，在将布拉格文学化的神话中，茨维塔耶娃也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十
捷克人的斯拉夫乌托邦意识或多或少也体现在市中心一家咖啡馆的名称上，即斯拉维亚咖啡馆，因为“斯拉维亚”就有“斯拉夫大地”或“斯拉夫国”之意。这座咖啡馆开张于1881年，据说一直保持原样，已成为布拉格最古老的咖啡馆。咖啡馆开在最繁华的商业街，又紧邻布拉格最重要的文化场所——民族剧院，离查理大学和科学院也不远，因而成为布拉格世代知识分子、文化人和艺术家的聚会场所。
这座呈“L”形的咖啡馆位于民族大街与斯美塔那滨河街交会处，一面正对着富丽堂皇的民族剧院，一面敞向风景秀丽的伏尔塔瓦河，而河对岸就是佩伦山，这里无疑是看山看河的绝佳地方。不过，对于一家“咖啡馆”来说，这里似乎过于宽敞明亮、过于色彩缤纷了，巨大的玻璃窗就像一幅幅活动的画面，远处的红顶古堡建筑群和苍翠的佩伦山在近处的伏尔塔瓦河河面上留下斑斓的倒影，河上的几座大桥像是摆在镜面上的积木，隆隆驶过的有轨电车的红色车身不时切割着民族剧院的巨大立面，剧院的绿色屋顶和屋顶上的金色雕塑也会在窗玻璃上留下复调般的反光，每个窗口上方悬挂的红色遮阳伞更使咖啡馆内洋溢着一派喜庆，散落的红色光斑似乎随着乐手奏出的钢琴曲在忘情地舞蹈。
茨维塔耶娃当年也来过这里，斯洛宁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写到他与茨维塔耶娃在这间咖啡馆里一连聊了两个小时。我们坐在咖啡馆里喝啤酒，吃冰激凌，只见不远处临窗的座位上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她正与对面的中年男性交谈，神情有些激动，幅度很大地做着手势，男子指了指墙上悬挂的哈维尔造访这家咖啡馆的大幅照片，那女子略微转过身来，面容竟有些像布拉格时期的茨维塔耶娃，只见她摇了摇头，似乎在有些不屑地说：“还不是因为他后来当上了总统。”
（原载《十月》2019年第2期）
1926年3月的一天，帕斯捷尔纳克偶然读到茨维塔耶娃的长诗《终结之诗》，他在3月26日写给茨维塔耶娃的信中详细描述他阅读这部作品时的感受，还引用了诗中的许多诗句，称“这些诗句都是有生命力的，这些天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耳畔”，在信中，五体投地的帕斯捷尔纳克不禁向茨维塔耶娃发出这样的赞叹：“你是一个巨人，一个恶魔般巨大的演员，玛丽娜！”数年后，帕斯捷尔纳克在写给里尔克的《一封作为跋的信》中再次提及《终结之诗》：“那天早晨，我第一次读了《终结之诗》。我偶然得到了这部长诗的一份莫斯科手抄本，毫无疑问，长诗的作者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许多信息来往于我们之间或正在半途中。然而，在那天之前，我竟然对这部长诗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后来接到的《捕鼠者》。因此，早晨读完长诗后，我仿佛仍处于这部长诗扣人心弦的戏剧性力量所造成的迷惘中。此刻，我激动地读着父亲的信，知道了您的50诞辰，知道您高兴地接受了父亲的祝贺并回了信，突然我意外地读到了当时还令我不解的一个附笔，说我不知怎么竟为您所知。我站起身来，离开了桌子。这是一天里的第二个震撼。我走到窗边，哭了起来。”〔1〕茨维塔耶娃的《终结之诗》和里尔克的认可，构成了帕斯捷尔纳克一天里受到的“两次震撼”，使他意识到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和意义。
一
《终结之诗》与茨维塔耶娃的另一部长诗《山之诗》一样，是茨维塔耶娃“布拉格之恋”的诗歌结晶。作为一位个性独特、激情四射的诗人，茨维塔耶娃自然会引起许多人的爱慕，而她自己更是飞蛾扑火式地投入过一场又一场的恋爱，比如她对勃洛克和沃尔康斯基的近乎恋父情结的爱，她与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三角书信罗曼史，她与曼德尔施塔姆的“莫斯科漫步”、与马雅可夫斯基的“巴黎漫步”、与米尔斯基的“伦敦漫步”、与维什年科（“赫利孔”）的“柏林漫步”，她与巴赫拉赫的姐弟恋，她与帕尔诺克的同性恋，等等。然而，她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场恋爱，可能还是她与罗德泽维奇的布拉格之恋，能让我们做出这一判断的，就是“有诗为证”的《终结之诗》以及作为其姐妹篇的《山之诗》。
康斯坦丁·罗德泽维奇（1895—1988）是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埃夫隆在布拉格查理大学的同学。他的确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男子，他的长相与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埃夫隆有些相似，甚至与帕斯捷尔纳克和里尔克也有些相似，这些男性的面容都很接近布拉格查理大桥上那尊令茨维塔耶娃念念不忘的“布拉格骑士”雕像，即那种带有阴柔成分的男性面孔，但与茨维塔耶娃深爱的那几位不无腼腆、犹豫甚或羞怯的男性不同，罗德泽维奇据说是个拼命三郎，他对茨维塔耶娃的诱惑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他“阳刚”的一面。这段始于1923年8月的罗曼史也仅持续数月，在冬季便开始暗淡了。
一场失败的爱情催生出一部成功的诗作，当然，我们在阅读《终结之诗》时也要注意到茨维塔耶娃的生活文本与诗歌文本之间的差异。茨维塔耶娃的《终结之诗》是对她与罗德泽维奇“最后一次约会”的描写，但这又是一位诗人关于人类情感的深刻体验和形象归纳；《终结之诗》的确是茨维塔耶娃个人的忧伤和痛苦的抒发，但这更是她用诗歌诉诸人类存在之悲剧命运的艺术尝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罗茨基曾说道：“就拿《山之诗》或《终结之诗》来说吧，她写的就是广义的分手，而不是和现实中某个人的分手。”〔2〕就像不应把《终结之诗》的抒情女主人公完全等同于茨维塔耶娃一样，我们也不能把诗中的“他”完全等同于茨维塔耶娃布拉格之恋中的罗德泽维奇。茨维塔耶娃的传记作者安娜·萨基扬茨就提供了这样一个附注：“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创作这部长诗的时候，继续跟康斯坦丁·罗泽维奇（即罗德泽维奇。——引者按）保持联系。”〔3〕
二
我们现在就来读一读这部长诗，全诗分十四章，共734行。
第一章 （10节，40行）给出男女主人公最后一次约会的场景：下午6点，天空“比铁皮还锈”，街边的电线杆像十字架，赴约的女主人公远远地看到男主人公“就像命运”一般站起身来。这一章中的关键词是“过度”，起初这个词以副词形式出现，在男主人公的举止和神态中有太多的“过度”（преувеличенно）：“过度地平稳”，“过度地恭敬”；他吻了我，像吻女皇的手，像吻死人的手，周围响起的汽笛声也“过度地单调”，像“狗叫”；最后，副词变成名词（преувеличенность），状态变成本质，女主人公感觉到周围的一切就是“在死亡的时刻，／生活的过度”。而站直身体的“命运”及其“过度”给出一种不祥的紧张感，预示着即将给出的艰难决定，即将到来的“终结”。
第二章 （8节，33行）是关于“家”的讨论，一句“回家”激发了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归、有家不愿归的女主人公关于“家”的强烈感受，在这一章的30余行诗中，“家”（дом）和“回家”（домой）这两个单词先后出现达10次之多！而诗人给出的结论却是：“家，就意味着离家／入夜。”第三章（6节，27行）写两人走在滨河街上，河水像厚布，像铁的条带，像死人的面容，女主人公却依偎着它，像歌手依偎乐谱，盲人依偎墙角，梦游者依偎屋檐，但走在身边的恋人却像死神，于是，“我的右侧似已麻木”。在第四章（5节，45行），诗节被拉长，从之前的四行一节拉长至八行一节，最后一节多达13行，营造出一种嘈杂和凌乱的感觉，因为这一节的场所是两人坐下来交谈的咖啡馆。“话已说尽”的他俩还在尝试交谈，每一小节的结尾都重复出现的“商业的……”和“舞会的脂粉”，构成一种由庸俗的声音和浓烈的气味交织而成的场景。第五章（13节，58行）、第六章（34节，124行）是交谈的继续，在爱与不爱的质问中，两人的爱情观开始产生冲突：“殿堂”（храм）和“伤疤”（шрам）这一对韵脚的对峙让人震撼，一如茨维塔耶娃在《山之诗》中用“山”（гора）和“痛苦”（горе）构成的那对韵脚。男主人公认为爱情是“肉体和血”，是“一张床”，女主人公却认为爱情是“拉满的弓”，是“深渊”，是“欲望的山顶”，其结果必然导致分手和死亡，而“死亡不需要任何装置”，包括“毒药”“铁轨”“子弹”等等。第六章是全诗篇幅最长的章节，也是情节发展的高潮，是冲突的顶点，是摊牌的时刻。男主角送给女主角“悲伤的离别荣誉”，像举起高脚杯；送给她“血腥的分手荣誉”，像送上花束，于是，他俩“彼此已是灵魂”，“彼此已是幽灵”。紧张急促的简短对话依然继续，在这一章的中部，规整的四行诗节突然被三行诗节所打断，使得横亘在两位主人公之间的不和谐感在诗中同时获得了视觉上和听觉上的呈现。女主人公强忍着“不哭泣”所体现出的决绝，反而更加重了分手时的悲剧氛围。第七章（8节，33行）以“然后是滨河街”开头，滨河街再次出现，这应该是两人的返程了，是“最后的滨河街”。路还是那条路，人还是那两个人，但两人的行走已经“像相互躲避的邻居”，“像吓人的犯罪同伙”，眼泪像“咸水银”，反射着“所罗门的大月亮”，路边的柱子引诱脑袋去撞击，相挽的手像电流，“他像灵魂躺在我手上”，“他像手躺在我灵魂上”。
第八章 （21节，79行）写“桥”，这座“桥”位于这部长诗的中心，将长诗的上下两部分割裂开来，或曰联系起来，单独构成一个诗节的“桥”（мост）一词具有画龙点睛的意义。男女主人公一同走上的桥既是一种联结也是一种阻断，既是一种过渡也是一种分界，“是假定，一连串的居中”。走在桥上，像是乘船渡过忘川，扔进河水的硬币没有声音，没有反光，像沉入梦境。桥构成一个特殊的舞台，男女主人公紧贴着走在桥上，肋骨贴着肋骨，上帝造人的传说于是重新浮现，两人依偎，“像蛋黄紧贴蛋白，／像极地人紧裹毛皮”，像双胞胎，像攀援的藤蔓，像寄生的虱子，但愿桥永远没有终结。第九章（9节，38行），过桥后的两人走上人行道，相互已经“离得真远”，布拉格街道上用黑白石块铺成的人行道就像国际象棋的棋盘，“我们就是棋子！／有人在把我们挪动”一句已成为名句，爱情在这里被降低至宿命论的低谷，同时也被提升至存在主义的高处。在第十章（24节，82行），漫长的分手在持续，两人路过一间牛奶铺，生出“共同的、拼合的／颤抖”，因为这也是两人经常碰面的地方，是“我们的岛屿，我们的殿堂”，每天清早来约会，就像“一起来做晨祷”。两人的分手，也包括向这间牛奶铺的分手，走过牛奶铺，抒情主人公在思考“分手”这个“超无意义的词汇”，“超自然的废词”：“分手，是头顶的雷霆”，“分手，就是下坡”，“分手，就是分开走，/／我们，原本连体出生……”第十一章（18节，56行）开始将“终结”具体化，城市与郊区的界限是一种终结，因而出现了“最后的路灯”；但与前面出现过的“伤疤”（шрам）一词构成头韵的“接缝”（шов）一词，却成为一个关于“分手”的新意象，象征一种人为的切割，同时也隐喻一种藕断丝连的痛苦，“爱情就是接缝”，是“伤口”，但“不是绷带，不是盾牌”，更像是坟墓。第十二章（12节，48行）继续“郊外”的主题，诗人将焦点置于“外”字，即诗人在生活中的外在身份和另类处境，诗人像茨冈人，像犹太人，具有流浪的天性和被逐的宿命。这一章的突出之处，就是频繁出现、几乎每一小节都有的“警句”诗行，如“继母不是母亲！”“生活就是城郊”“到处都是郊外！”“生活就是无法生活的地方”“生活，就是犹太大屠杀”“只有皈依者才能存活！”“诗人，就是犹太人！”这些当年曾对帕斯捷尔纳克等人产生强大冲击的诗句（它们与帕斯捷尔纳克的《生活是我的姐妹》等诗显然也具有互文关系），早已成为俄语诗歌中的名句。
在第十三章 （9节，38行）出现的男人的泪水代表“终结的终结”，女主人公的委屈和怨恨因此似乎有所淡化，她开始意识到她可能并“没有损失”，因为，“你的泪水”就意味着“我的胜利”，“我已拥有一切”。作为结尾的第十四章（8节，33行）中却突然出现一个谐谑场景：三位妓女看到男主人公流泪后发出爽朗的笑声。男人的泪是“伤痕”，是“战士／勋章上的耻辱”，却是“我／皇冠上的珍珠”，“因为共同的哭泣／胜过梦境”。在一个表示分割（分手）的破折号之后，全诗的最后一节写“他”的消失：“没有痕迹和声响，／像一艘沉没的航船。”
三
茨维塔耶娃这部长诗题为《终结之诗》，其关键词自然就是“终结”。诗中所写的“终结”，自然就是男女主人公的分手，是他俩爱情的终结。茨维塔耶娃和罗德泽维奇的布拉格之恋是一场失败的爱情，是一场爱情的悲剧，诗中的女主人公因而就像古典悲剧中的女主人公，在反复地体味、品尝爱情的痛苦，在执拗地诉说、展示她的悲伤。但是，在用诗歌诉诸爱情悲剧这一传统主题时，茨维塔耶娃却运用了诸多独特的艺术方式，体现出诸多独特的文学风格。
《终结之诗》全诗都建立在一个巨大隐喻的基础上。这部长诗共十四章，这可不是一个偶然的数目，而是茨维塔耶娃有意为之的设计。她在关于此诗的写作计划中直截了当地写道：“在写一部分手之诗（另一部）。完整的十字架之路，展示每个阶段。”〔4〕立陶宛诗人温茨洛瓦在他的《茨维塔耶娃的〈山之诗〉〈终结之诗〉与〈旧约〉〈新约〉》一文中对茨维塔耶娃的这一设计做了更为具体的说明：“在最终文本中，长诗分作十四章。这个初看上去并不具宗教含义的数字，实际上包含这一意义：它恰好是与十字架之路、即天主教传统中苦路的十四个阶段相呼应的。”〔5〕也就是说，茨维塔耶娃在诗中把她道别爱情的过程比作耶稣背负十字架走向他各条的苦路。尽管《终结之诗》中十四个章节的内容并不完全与苦路十四站的情景一一对应，但背负十字架一步步走向受难地的耶稣，却无疑就是长诗中一步步走向分手的抒情主人公的象征，她的十字架就是她的恋爱对象，更确切地说，就是她的爱情。茨维塔耶娃在给巴赫拉赫的信中曾这样定义爱情：“爱情，就是受难。”在茨维塔耶娃给罗德泽维奇的一封信中，她也说她“也许是头一次寻求幸福，而不是伤害，想索取，而不是给予，想生存，而不是毁灭”，也就是说，在她的意识中，爱情往往不是幸福、索取和生存，而是伤害、给予和毁灭。在同样是写这场不幸爱情的另一部长诗《山之诗》中，茨维塔耶娃将她经常与罗德泽维奇一同攀登的布拉格佩伦山当作爱情的象征，将她与罗德泽维奇的相爱比喻成登山，但在携手登上爱情之山的峰顶之后，相爱的人却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原路返回，这就意味着注定要走下坡路，越来越低；要么追求更高，这就意味着从山头跃起，短暂地飞向高空。或许正因为如此，茨维塔耶娃才在《山之诗》中让“山”与“痛苦”押韵，才一遍又一遍地写到“山的痛苦”：“据说，要用深渊的引力／测量山的高度”，“山在哀悼（山用苦涩的黏土／哀悼，在离别的时候），／山在哀悼我们无名的清晨／鸽子般的温柔”；“山在哀悼，如今的血和酷暑／只会变成愁闷。／山在哀悼，不放走我们，／不让你爱别的女人！”“痛苦从山开始。／那山像墓碑把我压住。”在《终结之诗》中，茨维塔耶娃继续着、强化着“爱即痛苦”的命题，她通过一个个场景，一个个细节，一个个心理感受，反复地描写分手的痛苦，如她自己所言是在展示受难途中的“每个阶段”：街边的约会处，滨河街，咖啡馆，桥，河，人行道，牛奶铺，山，郊外……她在诗中聚焦众多场景和细节，使它们成为内涵饱满的意象，比如：比铁皮还锈的天空，伸出指头的柱子像十字架，挂着挑衅的睫毛，比冰更绿的恐惧，厚布似的水流，笑声像廉价的铃鼓，爱情是伤疤中的伤疤，爱情是拉满的弓，拳头里攥着的破手帕像一条鱼，离别的手势像从我的骨头上撕下肉，最后的话语像铅弹击中胸口，编成发辫的手势，滴落的咸水银，像蛋黄紧贴蛋白一样依偎，像藤蔓和虱子一样依附，人行道像棋盘，我们是被挪动的棋子，分手是空心的喧嚣，是夜莺和天鹅的呻吟，是头顶的雷霆，是下坡，是两个沉重脚掌的叹息，爱情就是接缝，命运的靴子踩踏液体的黏土，最后的路灯，雨像稠密的马鬃抽打眼睛，诗人就是犹太人，最后的泪水，最后的路灯，最后的滨河街，他消失像一艘沉没的航船……诗人受虐般地品味着爱情苦路上的痛苦，把她的忧伤注入她遇见的每一个对象，从而营造出一个拉长的、复杂的组合隐喻。如此一来，一部描写失恋的诗作便上升为一部关于人类情感，乃至整个人类存在之悲剧性实质的形象概括。但是，与《山之诗》中女主人公发誓要进行“记忆的报复”的结尾不同，《终结之诗》的最后却突然出现了男女主人公“共同的哭泣”，而且还“透过雨”，雨水和泪水构成关于大洪水的联想。茨维塔耶娃在开始写作这部长诗时曾设想过多个题目，如《分手之诗》《最后一面之诗》等，但她最终选定了“终结”这个更具概括意义和象征性质的词。与“终结”构成呼应的，是诗中大量出现的形容词“最后的”，如“最后一颗钉子”“最后一个请求”“最后的话语”“最后的滨河街”“最后一趟”“最后的桥”“最后一笔过路费”“最后的血”“最后的路灯”“最后的泪”等。需要说明的是，在俄语原文中，《终结之诗》（Поэма Конца）这一标题中的“终结”一词是以大写字母开头的，这是在暗示我们，“终结”本身就是长诗中另一个隐在的主人公，它作为一个硕大的象征，构成“爱情苦路”这一整体隐喻的核心。这对恋人分手途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朝向“终结”的迫近，同时也是对“终结”的消解；“终结”既指爱情的终结，世俗生活的终结，甚至世界的终结，但“终结的终结”也意味着新的开端，亦即灵魂的净化、爱的复活，乃至存在的无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