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构建《终结之诗》中的这个整体隐喻，茨维塔耶娃采用了一整套独特的诗歌语言。首先是多变的格律和节奏。俄国研究者伊万诺夫在题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终结之诗〉的格律和节奏》的论文中细心地梳理出《终结之诗》中所采用的十余种格律，如常用的抑扬格、扬抑格、抑抑格、抑扬抑格和扬抑抑格，还有比较罕见的混合格和三音节诗格变体，也就是说，茨维塔耶娃在一部诗歌作品中几乎运用了俄语中所有的诗歌格律形式，而且，所有这些格律还与不同的音步搭配，即分别搭配两音步、三音步和四音步，从而组合出变化多端的诗歌格律。不过，伊万诺夫同时也发现，《终结之诗》尽管存在“格律的多样”，却也具有“节奏的一致”〔6〕。
这种“节奏的一致”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独特的句法和词法。《终结之诗》一如茨维塔耶娃的绝大多数诗作，诗行简短，一般不会超过四音步，诗节也很洗练，诗人甚至会用一个单独的词来构成一个完整的诗行，甚或一个完整的诗节，比如第六章 中的“那些书”（книг）和“回头”（глядеть）。茨维塔耶娃别具一格的移行形式也在《终结之诗》中得到充分展示，她常常把一句诗、甚至一个单词一分为二，这大约就是布罗茨基在评论茨维塔耶娃的语言风格时所言的“语义移行”。这些句法手段相互呼应，使得全诗自始至终保持着进行曲式的运动感和近乎迫不及待的跳跃感。布罗茨基这样评说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句法：“我首先指的就是她句法上的空前绝后，这种句法允许她，更确切地说，是强迫她在一行诗中把所有的话都彻底倾诉出来。”“很难找到另一位诗人，能如茨维塔耶娃这般巧妙、高超地运用停顿和截断的音步。”与独特的句法相互配合的，是茨维塔耶娃别出心裁的词法。斯洛宁说：“她喜欢采用追溯词根的方法。她通过去掉前缀，改变词尾及一二个元音或辅音（有点像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者）而成功地解释各种词语的原始意义。她巧妙地运用了语音学，从声音的接近中得到词语的新意义。”〔7〕她喜欢使用最高级形容词，有些还是她自造的最高级形容词，如“超无意义的词汇”“超自然的废词”“在这最基督的世界”等；她会用一个连字符来关联两个单词，或拆开某个单词，以凸显新的含义，如第十章中出现的两个单词：сквозь-сном，茨维塔耶娃将“сквозь сон”（睡梦中）这个词组用连字符连成一个名词，而且使其以第五格的形式出现；рас-стаемся，茨维塔耶娃把“分手”这个动词分解开来，以突出其中的“一次”和“一百”的附加意义，因此在这个词后面才有了“我是百分之一？”的问句。顺便说一句，茨维塔耶娃这些如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说的“像饱满的谷粒一样生动而又沉甸甸的俄语”〔8〕，很难在任何一种语言的译文中获得等值的再现。
布罗茨基在《悲伤与理智》一书中曾称弗罗斯特的长诗《家葬》为“一段芭蕾”，是“双人舞”，茨维塔耶娃的《终结之诗》无疑也是这样一出对手戏。戏剧因素对于长诗的渗透，在茨维塔耶娃的《终结之诗》中有明显的表现。长诗中不时出现两位主人公的直接引语，就像剧本中的台词，而且，“这种对话酷似网球比赛，词句像来回飞舞着的网球”（斯洛宁语）；长诗中还多次出现被置于括号内的舞台提示，如“（鹰一样环顾四周）”“（断头台和广场）”等。广义地说，《终结之诗》整部长诗就是两位主人公的舞台对白。此外，长诗中的舞台“背景音”也此起彼伏，如汽笛、雷霆、笑声、交谈、手指的鼓点、耳朵的轰鸣、厂房声音洪亮、红色过道的哗啦声、空心的喧嚣、锯子穿透睡梦、脚掌的叹息、接缝的崩裂、妓女的笑声等等。这些声响与主人公简短的对话形成呼应，也是长诗舞台效果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使我们联想到茨维塔耶娃说过的一句名言：“帕斯捷尔纳克在诗中是看见，我在诗中是听见。”〔9〕
多变的格律和急促的节奏，洗练的句法和陌生化的词法，紧张的对话和戏剧化的冲突，所有这些诗歌手法合为一体，共同营造出一种极度的紧张感和不和谐感。一位《终结之诗》的研究者将这部长诗的总体美学风格定义为“临界诗学”，这既是就诗中澎湃着的极端情感而言的，也是就表达这种情感的极端语言手段而言的。使全诗始终保持这种张力的，还有无处不在的矛盾对立。列夫济娜在题为《茨维塔耶娃〈终结之诗〉语义结构探微》的论文中详细罗列了这些对立面，如“男性与女性”“右与左”“高与低”“干与湿”“自我与他者”“近与远”“主与次”“封闭与开放”“内与外”“幸福与不幸”“爱与不爱”“水平的爱和垂直的爱”“生与死”“灵与肉”等等，并考察了它们相互之间对应、倒错和中和的复杂关系。可以说，正是这些对立面的冲突和转换，构建并阐释了《终结之诗》中的“生活与存在”的总命题。
茨维塔耶娃在《终结之诗》中运用的诗歌语言表现手法是有意为之的，是符合此诗的特定主题的，但它们却又并非完全是专为这一部作品量身打造的，我们注意到，这些语言特征在茨维塔耶娃这一时期的其他作品中也有所体现，甚至贯穿茨维塔耶娃一生创作的始终，只不过，在《终结之诗》这部长诗中，她的这些高度个性化的诗歌手法终于找到了最恰当的题材，获得了最充分的体现。
四
《终结之诗》写成之后发表在布拉格的俄国侨民文学辑刊《方舟》1926年第一期上，《方舟》的发行量很小，这部长诗因而在当时并未引起大的反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终结之诗》的价值和意义却逐渐凸显出来，获得了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评价。布罗茨基在开始写诗时偶然读到以地下出版物形式流传的《山之诗》和《终结之诗》，他在与沃尔科夫的谈话中说道：“从那个时候开始，在我读到的俄语作品中，再没有谁能像玛丽娜那样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了。”〔10〕温茨洛瓦也说：“茨维塔耶娃布拉格时期的两部长诗，几乎可以说是她创作的一个峰顶。它们位于20世纪俄语长诗的最高杰作之列。”〔11〕斯洛宁在其《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一书中写道：“她的两首长诗《山岳之诗》（即《山之诗》——引者按）和《末日之歌》（即《终结之诗》——引者按）都是描写爱情、爱情的错综复杂、不同情感的对比，以及遭受分离折磨的痛苦。它们措辞剧烈，感情深沉，辞藻华丽……无可置疑，这些都是20世纪俄国诗歌中最优秀的作品。”帕斯捷尔纳克则更是语气坚决地称《终结之诗》为“全世界抒写爱情的最佳长诗”。
如今，在我们看来，茨维塔耶娃《终结之诗》的价值和意义至少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它是茨维塔耶娃本人诗歌创作的巅峰之作。茨维塔耶娃一生的创作大致可以划分为这么几个阶段，即由《黄昏纪念册》（1910）和《神灯集》（1912）构成的起步期，以《里程碑》（1916）和《俄罗斯之后》（1922）两部诗集为头尾的成熟期，流亡境外的“捷克时期”（1922—1925）和“法国时期”（1925—1939），以及返回苏联后的短暂时光（1939—1941）。在她的一生中，“捷克时期”被认为是她创作的高峰期。茨维塔耶娃于1922年8月1日来到布拉格，1925年10月26日前往巴黎，她在捷克生活了三年多时间。在捷克的生活曾被茨维塔耶娃视为放逐和磨难，然而在到了法国之后她才渐渐意识到，“捷克时期”原来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当然，茨维塔耶娃在捷克的三年生活是颠沛流离的，捉襟见肘的，但当年30多岁的茨维塔耶娃风华正茂，在不断搬家和操持家务的同时，在恋爱和生子之余，她却一刻也不曾停止写诗，在三年三个月时间里共写下139首长短诗作，平均每周一首，显示出旺盛的文学创造力，可以说，“捷克时期”是茨维塔耶娃创作中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而在她捷克时期诗歌创作的最高峰，则正是这部《终结之诗》。布罗茨基称茨维塔耶娃为“20世纪第一诗人”，而《终结之诗》或可称为“20世纪第一诗人的第一长诗”。
其次，《终结之诗》是一部地道的“20世纪长诗”。所谓“20世纪长诗”，是比照传统的“19世纪长诗”而言的。以拜伦的《唐璜》、普希金的《叶夫盖尼·奥涅金》等为代表的“19世纪长诗”大多表现为“诗体的叙事”，其中有着统一的情节和统一的格律，而到了茨维塔耶娃写作《终结之诗》的20世纪20年代，世界诗歌中却突然出现一种新的长诗形式，或曰长诗写作的新范式，其特征总体说来，就是篇幅和体量的缩减，故事情节的淡化，抒情性和主观性的加强，作品呈现出碎片化、印象式、象征性等趋向。温茨洛瓦在对茨维塔耶娃的长诗进行分析时曾对这种新型长诗做过这样的归纳：“典型的20世纪长诗没有一个发展的情节，而由一系列的片断（且常常是自传性的）构成，它时常是韵律交错的，其极端的形式近似组诗，就像在库兹明作品中那样。各种不同的、复杂的手法，其中包括一致的、虽说时而是非常隐蔽的潜台词，赋予了这种长诗以语义上的统一。”〔12〕前文提及的伊万诺夫的论文，其对《终结之诗》的格律和节奏进行研究的目的也就是证明：“茨维塔耶娃的《终结之诗》是一部属于20世纪的俄语长诗，它通篇用相互交替的不同格律写成。这种结构在普希金、莱蒙托夫的长诗和其他19世纪的长诗中十分罕见，19世纪的长诗（除少数例外，比如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大多只用一种格律。”我们注意到，在茨维塔耶娃写作《终结之诗》的前后，勃洛克写出《十二个》（1918）和《报复》（1921），马雅可夫斯基写出《穿裤子的云》（1916）和《关于这个》（1923），帕斯捷尔纳克写出《施密特中尉》（1925—1927），T. S.艾略特也写出《荒原》（1922）。茨维塔耶娃在写作《终结之诗》之前肯定读过《十二个》，因为勃洛克是她最喜爱的诗人之一，而帕斯捷尔纳克的长诗则是在《终结之诗》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虽没有证据表明茨维塔耶娃在写作《终结之诗》时对《关于这个》和《荒原》有所耳闻，但这三部长诗在结构和基调上的相近却常被研究者提起。众多杰出诗人在长诗写作范式方面这种“不约而同”的尝试，可能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索，而且，长诗体裁自身的这一变化也是与世界范围内现代派诗歌的生成密切相关的，理解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茨维塔耶娃的《终结之诗》在世界诗歌发展史中显明的“路标转换”意味。
最后，在布拉格的文学历史中，《终结之诗》和茨维塔耶娃布拉格时期的其他诗作一样，也应占有一席之地。这部长诗的情节发生地是布拉格，也写于布拉格，就某种意义而言它也是布拉格这座城市的文学产物之一。茨维塔耶娃在《终结之诗》中描绘过的“终结之路”如今也已被辟为一条旅游线路，引来许多文学朝圣者重走。在翻译《终结之诗》的过程中，笔者曾多次漫步于《终结之诗》中描写过的滨河街，那里的路灯和桥、咖啡馆和牛奶铺，就像道路两侧的佩伦山和伏尔塔瓦河一样，近百年来几乎原封未动。茨维塔耶娃的长诗《终结之诗》将长久地留存于布拉格的文学神话中，一如布拉格的滨河街长久地留存于这部长诗中。
（原载《世界文学》2019年第3期）
〔1〕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里尔克《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刘文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76页。
〔2〕布罗茨基、沃尔科夫《布罗茨基谈话录》，马海甸、刘文飞、陈方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45—46页。
〔3〕萨基扬茨《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生活与创作（中）》，谷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3页。
〔4〕茨维塔耶娃《未刊作品选》，莫斯科1997年版，第282页。
〔5〕温茨洛瓦《宴席上的谈伴》，巴尔托斯·兰科斯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页。
〔6〕维·伊万诺夫《茨维塔耶娃〈终结之诗〉中的格律和韵律》，载其《诗歌理论》，科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178页。
〔7〕斯洛宁（斯洛尼姆）《苏维埃俄罗斯文学》，浦立民、刘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77页。
〔8〕帕乌斯托夫斯基《文学肖像》，陈方译，敦煌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74页。
〔9〕《茨维塔耶娃七卷集》，埃里斯·拉克出版社1994年版，第6卷 ，第366页。
〔10〕布罗茨基、沃尔科夫《布罗茨基谈话录》，马海甸、刘文飞、陈方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11〕温茨洛瓦《茨维塔耶娃的〈山之诗〉、〈终结之诗〉与〈旧约〉、〈新约〉》，刘文飞译，《世界文学》1998年第4期，第142页。
〔12〕《世界文学》1998年第4期，第142页。
茨维塔耶娃女儿的回忆录《缅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女儿的回忆》（谷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我心目中的茨维塔耶娃的形象。我曾在博士论文中探讨茨维塔耶娃的创作个性对布罗茨基的影响，也翻译过她的诗文，自认为还比较了解她，尤其是对她作为主角之一的《三诗人书简》（再版时更名为《抒情诗的呼吸》）一书的翻译，更让我得以一窥她的内心世界，不知不觉中，我形成了这样一种关于茨维塔耶娃的印象：她特立独行，激情似火；她敢作敢为，粗犷豪放。然而，在女儿笔下，茨维塔耶娃却显示出了她从外形到内心、从个性到举止的另一侧面。
我们见过许多茨维塔耶娃的照片，从年轻时的美貌高雅到年老时的不修边幅，但无论哪个年龄段的照片，她不知为何都给我留下了壮实厚重、甚至颇为剽悍的感觉，可是《女儿的回忆》一开头便这样写道：
我母亲，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个子不高，只有一米六三，体形跟埃及男孩子相像，肩膀宽阔，胯骨窄小，腰身纤细。少女时的圆润，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变得结实、消瘦，有贵族气质；她的踝骨和脚腕部位又硬又细，走起路来，步子轻快，举手投足动作频率极快，但是并不猛烈。当着人的面，感觉有人在看她，甚至频频注视她的时候，她会有意识地放慢脚步，尽力显得更温和。那时候，她的手势会变得小心谨慎，有所节制，但是从来不会拘谨呆板。
这里的“纤细”“消瘦”“温和”“谨慎”“节制”等词，于我而言都具有某种颠覆意义，它们折射出了茨维塔耶娃婉约细腻的一面。
茨维塔耶娃的传记作者往往都会提及茨维塔耶娃像阿赫马托娃一样不善家务，生活能力较弱，对孩子的关注似乎不如寻常的母亲，可是通过她女儿的眼睛我们却看到，茨维塔耶娃同样是一位忍辱负重、含辛茹苦的伟大母亲。作为杰出诗人的茨维塔耶娃，本可以靠诗歌为生，她五岁开始同时用俄、法、德三种语言写诗，18岁时出版的诗集《黄昏纪念册》赢得古米廖夫、沃洛申、勃留索夫等众多大诗人的齐声喝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诗歌创作也的确成了她的生存方式，即便在国内战争的严酷环境里她都能靠朗诵自己的诗挣钱。（听众常常有红、白双方的士兵！）但在自流亡至离世的近20年时间里，茨维塔耶娃在生活方面始终捉襟见肘。茨维塔耶娃的同时代人在回忆她时，大多都会提到她“极度的贫困”。女儿也写到了家庭的窘境，字里行间处处渗透着辛酸，她写到茨维塔耶娃“很早就出现了白发”（《她是个什么样的人？》），“玛丽娜对于时髦服饰看都不看一眼，原因很简单：昂贵，高不可攀……她已经永远脱离了时尚！”（《柏林》）茨维塔耶娃的女儿在回忆录中引用了瓦连金·布尔加科夫的文字：“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家里的环境，不是一般的困苦，简直就像贫民窟一样。”她还引用了萨洛梅娅·安德罗尼科娃-加尔佩恩的话：“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像茨维塔耶娃那样贫困。”但与此同时，女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在逆境中拼尽全力养家糊口的母亲。长期与丈夫分离的茨维塔耶娃独自抚养三个孩子（小女儿后来不幸夭折）：她会提着口袋去向熟人或邻居乞讨几个土豆；她被迫变卖最后的物品，却因为“不会卖东西，总是受人欺骗，要不她就可怜人家，把想卖的东西白白送人”（《给叶·奥·沃洛申娜的信》）；她去旧书摊卖书，却总是卖掉的书少，买回来的书多；她曾给人织毛衣，尽管她其实并不擅长此活……在女儿的记忆中，母亲只做两件事：操持家务和写诗。女儿记得母亲的双手：“日常生活的操劳使她的双手永远是那么粗糙。”（《萨莫特拉斯胜利女神》）茨维塔耶娃一生无业（如果写诗不算一项“职业”的话），她1918年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的短暂逗留，“是她一生当中唯一供职的单位，或者说是她尝试上班的一次失败经历”（《1919年5月1日》），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她却给疏散至鞑靼共和国的作协机构写下了这样一份申请：
文学基金会理事会：
我请求担任即将开设的文学基金会食堂洗碗工工作。
玛·茨维塔耶娃
1941年8月26日
茨维塔耶娃要求获得这份工作，就是为了养活儿子穆尔（格奥尔基·埃夫隆）。两天后，茨维塔耶娃在叶拉布加小镇自缢身亡，原因之一据说就是没能获得这份“洗碗工工作”！这张字条奇迹般地被保存下来，后来落到丽季娅·楚科夫斯卡娅手里。这几行文字饱含着辛酸和血泪，散发着时世的残忍，同时也渗透着茨维塔耶娃伟大的母爱。
关于茨维塔耶娃的情感生活，很多人也颇有微词。有人说她曾把她同时代的男性诗人“轮流”爱了一遍，有“研究者”津津乐道于她的同性恋私生活。作为女儿的阿里阿德涅自然不便过多涉略这一话题，甚至会刻意回避或掩饰，但是在她的笔下，我们毕竟能看到她关于父母情感生活的真实描述。茨维塔耶娃比丈夫谢尔盖·埃夫隆大两岁，在女儿眼中，父母的关系更像一场姐弟恋，不仅是年龄上的，而且也是精神上的。但这份感情是纯真的，恒久的。女儿写到父母当年的爱情信物“红玛瑙”：在科克捷别里的海滩，两情相悦的玛丽娜和谢尔盖在一起挑选好看的石子，“玛丽娜心中暗想：如果他能找到一块红玛瑙宝石，我就嫁给他！说来也巧，这样的红玛瑙他立刻就找到了，是用手摸索到的，因为他那双灰色眼睛一直凝视着她绿莹莹的明眸，他把挺大的一颗红玛瑙宝石放到她的手心里，粉红色的玛瑙晶莹剔透，她一辈子带在身边，留传至今，堪称神奇……”（《她的丈夫。他的家庭》）这枚玛瑙后被镶嵌在茨维塔耶娃一直戴着的那枚戒指上。女儿还满怀深情地写到父母当年在莫斯科的戏剧活动（《瓦赫坦戈夫剧院》），两人别离后在柏林车站的动人相拥（《柏林》），全家三口在捷克乡间一起阅读文学作品的温情场景：“让人难忘的还有那些夜晚，有时候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过晚饭，把桌上的食品和碗碟全都端走，用湿抹布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庄严的煤油灯摆放在中央，透过玻璃罩释放出柔和而明亮的光，圆形的白铁灯罩——就像反光板，我们舒舒服服坐在桌子旁边；谢廖沙给我们大声朗读从布拉格带回来的书籍。”（《搬上阁楼》）茨维塔耶娃当初出国，是为了追随丈夫，一部俄国作家辞典中的“茨维塔耶娃”词条的作者就这样写道：“她的流亡不是一个政治举动，而是一位爱恋丈夫的女子之行为。”她后来的回国，也同样是为了与丈夫和女儿团聚。茨维塔耶娃的不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源自她对丈夫和家庭的忠诚。而她的那些情感逸事，则更多是柏拉图式的，至少从初衷和本质上看是柏拉图式的，比如她1926年与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间的书信罗曼史。我们赞同谷羽先生在《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生活与创作》〔1〕一书的译后记中所说的这样一段话：“茨维塔耶娃每次恋爱，最终都转化为真挚的诗篇，因此可以说她向缪斯无私地奉献出了自己的心灵。”
阿里阿德涅认为母亲“天生具有双重性（绝非两面性）”（《搬上阁楼》），她的回忆录就更多地让我们在特立独行的茨维塔耶娃之外又看到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女诗人。女儿的视角是独特的，或许是不无偏袒的，但我们无疑更愿意相信女儿眼中的茨维塔耶娃性格的真实性，更愿意接受由阿里阿德涅塑造出的这个温情细腻、忍辱负重的茨维塔耶娃形象。
《女儿的回忆》一书的扉页上印有茨维塔耶娃的这样四行诗：
在严酷的未来，
你要记住我们的往昔：
我是你的第一个诗人，
你是我最好的诗。
这是茨维塔耶娃当年为年幼的女儿阿里阿德涅写下的诗句。这里的“第一个诗人”和“最好的诗”固然是诗的隐喻，可它们同时也是写实的，是茨维塔耶娃母女一生关系的真实写照。换句话说，茨维塔耶娃始终像写诗一样养育孩子，或者说，她始终像养育孩子一样写诗。
阿里阿德涅是茨维塔耶娃的长女，茨维塔耶娃在20岁时生下她这第一个孩子，母女俩出生在同一个月，即9月（而茨维塔耶娃与丈夫埃夫隆则出生在同月同天，即俄历9月26日）。茨维塔耶娃给孩子取名“阿里阿德涅”，这个名字取自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阿里阿德涅。阿里阿德涅是克里特王弥诺斯的女儿，她帮助雅典英雄忒修斯杀死半人半牛怪（忒修斯用阿里阿德涅给的线团边走边“放线”，后沿此线原路返回，成功逃出迷宫），之后却被忒修斯遗弃；她后与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爱情也无果而终。母亲在给女儿取名时，大约没料到她也会把这个名字的“悲剧性”带给女儿。阿里阿德涅一生不幸，四五岁时便遭遇革命和内战，后又随母亲流亡，漂泊异乡；1937年返回苏联后不久，她便因“间谍罪”被捕，先后两次被流放，直到1955年才获自由。自出生起直到返回苏联，除了在捷克上寄宿学校的短暂数月，阿里阿德涅与母亲几乎形影不离，她分担着母亲的重负，与母亲相依为命，搀扶着母亲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1942年，身在劳改营的阿丽娅在茨维塔耶娃离世一年后才得知母亲的死讯，她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内疚地写道：“如果我跟妈妈在一起，可能她就死不了。我们一起生活，她背负沉重的十字架，我能跟她分担，苦难再深重，也不至于压垮她……”
阿里阿德涅无疑继承了母亲的天赋，甚至可以说，阿丽娅的才气并不亚于母亲，她自幼聪明过人，四岁识字，五岁便开始“写作”，即写诗写日记。爱伦堡在其著名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写道，他去茨维塔耶娃家做客，却见“一个十分瘦削而苍白的小姑娘走到我面前，信任地紧靠着我低声地说：‘多么苍白的衣服！多么奇异的宁静！怀中抱着百合花，而你正在漫无目的地瞧着……’我吓得浑身冰凉：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丽娅当时才五岁，可她却朗诵起勃洛克的诗来了。”阿里阿德涅曾说茨维塔耶娃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写诗，都必须写诗，因为对于母亲来说，“写诗是难以更改的习惯（黑体为原文所有——引者按）”（《柏林》），母亲显然也把这个习惯遗传给了女儿，或者说，她让女儿也养成了这个习惯，甚至可以说，她把这个习惯强加给了女儿。《女儿的回忆》收录了阿里阿德涅幼时的一些笔记，这是六岁的她写下的两段文字：
我的母亲完全不像母亲。母亲总是欣赏自己的孩子，通常也喜欢别人家的孩子，可是玛丽娜不喜欢小孩子。……她常常发愁，动作敏捷，爱好诗歌和音乐。她写诗。她能忍耐，往往忍耐到极限。她也爱生气。她总是匆匆忙忙出门去什么地方。她心胸博大。声音温柔。走路步子很快。玛丽娜的手一直戴着戒指。玛丽娜夜晚读书。她的眼睛几乎总有一种嘲笑的眼神儿。（《我的母亲》）
我们沿着一条灰暗的小路走向一座山丘。山顶上有座大教堂，在蓝天和白云衬托下，教堂显得很美。走到教堂跟前，我们才发现，教堂上了锁。我们朝教堂画了十字，然后坐在台阶上。玛丽娜说，我俩就像坐在台阶上的乞丐。……四周很辽阔，但是远处的景物看不清楚，因为有一层雾。我想跟玛丽娜说说话，可是她说，希望我不要打扰她，我就走到一边去玩了。（《四叶草》）
这些笔记所体现出的观察力和文字表达力让人惊叹，这种能力的养成自然要部分地归功于母亲的教育和影响。可以构成旁证的是，茨维塔耶娃十分看重女儿的“创作”，曾精心抄录这些笔记，甚至设法将它们发表出来。茨维塔耶娃1923年在柏林出版诗集《普叙赫》时，曾收入七岁女儿所写的20首诗；她还将女儿少时的笔记与自己的散文编在一起，组成文集《尘世特征》。也就是说，从很早的时候起，茨维塔耶娃就把女儿当成了自己的文学知音和写作伴侣。《女儿的回忆》记录下了茨维塔耶娃与年幼女儿的这样一段对话，茨维塔耶娃当时试图对七岁的女儿解释什么叫作“化身”：
“爱是概念，爱神就是化身。概念是一般化的，概括性的；化身是有锋芒的，尖锐的，具体的！把所有东西汇聚到一点。你明白吗？”
“哦，玛丽娜，我听明白了！”
“既然听明白了，你就给我举个例子。”
“我怕说不准。两个词都很难理解。”
“没关系，没关系，你说吧。说得不准确，我就告诉你。”
“音乐是概念，声音就是化身。玛丽娜，多么奇妙啊！功勋是概念，英雄就是化身。”
《女儿的回忆》一书的序者将这对母女形容为“两个势均力敌的交谈者”，她还这样再现了茨维塔耶娃母女捷克流亡时期的“日常生活”：“她们母女俩的日常作息时间是铁定不变、雷打不动的。阿丽娅跟妈妈一样，很早就起床，她知道，她该做什么事。母亲做早饭的时候，阿丽娅要收拾房间，拿‘房东的扫帚’扫院子，打水，取牛奶。吃完早饭，她要刷锅洗碗。做午饭之前一段时间，母亲坐下来写作。‘我也写自己的日记，哪怕只写几行也好……’母亲打开她的‘捷克’草稿本，阿丽娅翻开属于她的日记本。”想当年，在革命后饥寒交迫的莫斯科，母女俩就曾身披毛毯坐在屋里“写作”，茨维塔耶娃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精神生活有进展，我写诗，写剧本。阿丽娅写她的笔记。”巴里蒙特因此感叹说：“这母女俩，更像是两姐妹，生就的诗人心灵，力图摆脱平庸的现实，在幻想之中自有生活。”写作，成了茨维塔耶娃母女在艰难时世的主要生活内容，也是她俩最佳的精神交流方式。正是就这一意义而言，阿里阿德涅在回忆录中写道：“是的，我是妈妈的心灵之子，是她的精神寄托，在爸爸不在家的岁月，我代替了谢廖沙（即阿里阿德涅的父亲埃夫隆——引者按），是她真正的支柱。在各种各样的天分当中，我被赋予了最为罕见的一种，妈妈需要什么样的爱，我就能用那样的方式爱她。我从一出生就知道应该懂得的那些知识，不用教，光凭听，就知道草怎么样生长，星星怎样在夜空中成熟，我能猜出妈妈的痛苦以及最初的源泉。”（《搬上阁楼》）
可以说，女儿阿里阿德涅就是母亲茨维塔耶娃的某种自我投射或自我复制，是茨维塔耶娃创作出的又一部艺术作品。茨维塔耶娃当初教女儿识字背诗，让女儿写诗记日记，或许未必一准有着明确的目的，即将女儿培养成一位大诗人，但她无疑是在千方百计地让女儿成为一个懂诗、爱诗的人，更有可能的是，茨维塔耶娃完全是在凭借她诗人的本能教育孩子，塑造女儿，把自己强大的诗人情感和艺术个性投射给阿里阿德涅，从而让女儿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茨维塔耶娃二世”，茨维塔耶娃诗歌精神的继承人。阿里阿德涅在捷克上寄宿学校时所写的一篇作文曾令校长万分感动，校长一把抱起她来，大声喊道：“我不知道妈妈写得怎么样，女儿——简直就是普希金！”（《搬上阁楼》）茨维塔耶娃把女儿塑造成一首诗，塑造成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即对文学和文化拥有挚爱和忠诚的人。
阿里阿德涅成人后，也一度想摆脱母亲的巨大阴影，这其中既有同样具有天赋的名人之后代往往会有的那种难以充分显露自我的无形压力，也有茨维塔耶娃强大个性给始终任劳任怨的女儿造成的束缚，阿里阿德涅当初不顾母亲反对毅然返回苏联，其中一定有着谋求自己物质和精神独立的内在心理动机。但在劳改营里度过十几年岁月而终于获得真正的自由之后，女儿却把自己的所有时光和精力都献给了母亲和母亲的诗歌。如果说，茨维塔耶娃在阿里阿德涅返回苏联之前的25年间始终在不懈地按照她自己的方式塑造诗意、诗性的阿里阿德涅，那么，在1955年获释后直到去世的1975年，阿里阿德涅却始终在顽强不屈地为复活她的诗人母亲而奋斗。她广泛搜集母亲留下的一切文字以及与母亲相关的所有资料，她与母亲生前的友人通信，撰写关于母亲的回忆录，编辑母亲的作品集，为出版母亲的作品四处奔波，《女儿的回忆》一书的序者在谈到阿里阿德涅时公正地指出：“实际上，她是向苏联读者介绍茨维塔耶娃诗歌的第一人。”正是由于女儿的努力，母亲的诗歌遗产得以重见天日。通过对诗人母亲的捍卫和宣传，阿里阿德涅·埃夫隆这位诗人的女儿也对包括茨维塔耶娃创作在内的整个白银时代诗歌的复兴做出了自己宝贵的贡献。
茨维塔耶娃称阿里阿德涅为她“最好的诗”，阿里阿德涅则在回忆录中写道：“玛丽娜不写诗的时候，年幼的我会说：‘诗累了。’”（《帕斯捷尔纳克》）这对诗人母女，作为诗的“化身”的母女，在因为诗歌而遭受的厄运和磨难中相依为命，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相互塑造，最终构成了20世纪俄语诗史中一座不朽的双人纪念碑。
（原载《新京报》2015年10月17日）
〔1〕安娜·萨基扬茨著，谷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900年7月31日（新历8月13日），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病逝于莫斯科郊外的乌兹科耶庄园（今莫斯科工会大街123a号），年仅47岁。这位逝于20世纪元年的俄国哲学家，其思想却构成俄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分水岭之一，他因此成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20世纪思想家；他生命的最后一站乌兹科耶（Узкое）在俄语中意为“狭窄庄园”，而他的精神遗产却穿越时空，在俄国产生了持续而又广泛的影响。
一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1853年1月16日（新历28日）生于莫斯科一户真正的书香门第，其父是俄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索洛维约夫（1820—1879），29卷本的史学巨著《自古以来俄国史》（1851—1879）的作者，1871—1877年的莫斯科大学校长；其母出身大贵族，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著名哲学家斯科沃洛达（1722— 1794）的后裔。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哥哥弗谢沃洛德和妹妹波里克谢娜均为作家，著名的象征派诗人小谢尔盖·索洛维约夫（1885—1942）是他的侄子。
在莫斯科读完中学后，16岁的索洛维约夫进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系学习，两年后转入文史系。他很早便体现出对哲学和宗教问题的浓厚兴趣：“我自幼年起迷恋宗教问题，我在14～18岁经历了多个阶段的理论否定和实践否定。”〔1〕他在大学苦读诗书，热衷哲学和历史，同时也迷恋占卜和招魂术等“玄学”。索洛维约夫1873年大学毕业后留校，在哲学教研室工作，同年迁居谢尔吉镇，在圣谢尔吉修道院的神学院听课一年。1874年，索洛维约夫完成题为《西方哲学的危机（驳实证论者）》的硕士论文，对西方的实证主义哲学提出质疑，指出了西方哲学中唯理论和经验论这两种认识论所具有的片面性。答辩于1874年11月24日在彼得堡大学举行，索洛维约夫完成答辩后获哲学副教授职称，继续在莫斯科大学授课。1875年6月，索洛维约夫前往英国，在大英博物馆研究印度哲学、诺斯替哲学和中世纪哲学，其间突然在内心听闻“索菲娅的神秘召唤”，于1875年10月16日启程前往埃及，于夜宿沙漠时分得见索菲娅显容。1876年回国后，索洛维约夫在莫斯科大学执教逻辑学与古代哲学史课程，此时与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希特罗沃（1848—1910，出嫁前姓巴赫梅杰娃）相识，他与后者的恋情持续很久，却未成眷属。索菲娅·希特罗沃是诗人外交官希特罗沃的夫人，彼得堡沙龙的女主人，她年长索洛维约夫五岁，在结识索洛维约夫时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索洛维约夫将她视为智慧女神索菲娅的人间化身，视为能赋予他创作灵感的缪斯，终生钟情于她，矢志不渝。
由于厌倦莫斯科大学教授间的钩心斗角，索洛维约夫于1877年辞去教职，前往彼得堡，任国民教育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同时在彼得堡大学和高等女子学院做讲座。他的系列讲座《神人类讲座》赢得广泛欢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都曾是他的听众。索洛维约夫在彼得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密切交往，两人曾结伴前往奥普塔修道院，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在她的《回忆录》中曾忆及他们两人交往的温暖场面。在彼得堡期间，索洛维约夫的世界观逐渐形成，他展开积极的政论写作和哲学著述，他两部重要哲学著作均写于这一时期，即《完整知识的哲学本原》（1877）和《抽象原理批判》（1880），他借此建立起他的“万物统一”（всеединство）哲学体系。1880年4月6日，他以《抽象原理批判》作为博士论文在彼得堡大学完成答辩。1881年3月28日，他在公开演讲中呼吁宽恕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刺客，引起当局不满，之后被迫离开大学和国民教育部，在28岁的年龄上宣布“退休”，从此开始他所谓的“流浪生活”时期。索洛维约夫始终没有家庭，没有居所，大多居住在友人处，或旅行国外。但是在这一时期，他关于社会、政治和宗教的思考甚多，成果甚丰，学术影响也甚大，他提出了他的“神权政治乌托邦”理想。他相继推出的重要著作有：《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演讲》（1881—1883），《生活的精神基础》（1882—1884），《大争论与基督教政治》（1883），《俄国的民族问题》（1883—1891），《神权政治的历史和未来》（1885—1887），《俄国与欧洲》（1888），《俄罗斯理念》（1888），《俄国与普世教会》（1889）等。
1891年，他应邀主编著名的《布罗克豪斯-埃夫隆百科全书》的哲学部分，撰写词条130多篇，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的“重返哲学”。同年，他爱上又一位名为“索菲娅”的女性，即索菲娅·米哈伊洛夫娜·马尔蒂诺娃（1858—1908，她的公公就是在决斗中杀死莱蒙托夫的军官马尔蒂诺夫），为后者写下一组情诗，据索洛维约夫称，他在马尔蒂诺娃的脸上最后一次看到智慧女神索菲娅的神采。在生命的最后十年，索洛维约夫对“神权政治的未来”颇为失望，转而关注哲学、伦理学和美学，写出大量著作，如《自然之美》（1889）、《艺术的普遍意义》（1890）、《爱的意义》（1892—1894）、《善的证明》（1894—1897）、《理论哲学》（1897—1899）和《关于战争、进步和世界历史终结的三次谈话》（1899—1900）等，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1898年，索洛维约夫再度前往埃及，或许是为重温当年目睹索菲娅显容时的感受，回国后他写下长诗《三次相会》（1898），此诗的副标题“莫斯科—伦敦—埃及，1862—1875—1876”便交代了他在不同地点（莫斯科的教堂、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埃及的沙漠）、不同时间（1862年、1875年和1876年）与索菲娅女神的三次神秘相会。
索洛维约夫一直过着“流浪”生活，并长期斋戒，这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他还喜欢无节制地使用松节油，认为松节油的气味能驱除一切病魔，他称之为“索洛维约夫香水”，但松节油有毒，对肾脏尤其有害，故马科夫斯基在《白银时代的帕耳那索斯山上》一书中断言：“这种‘驱魔松脂’让他送了命，他用松节油慢慢地毒死了自己。”1900年夏，索洛维约夫来到莫斯科，将其翻译的柏拉图著作送交出版社。7月15日，他感觉身体不适，便让人送他至友人特鲁别茨科依家的庄园乌兹科耶。两周后，索洛维约夫去世，死因是动脉粥样硬化、肝硬化和尿毒症共同导致的机体衰竭。
索洛维约夫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在俄国思想史上的意义却持久而又深远。在我们看来，他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被公认为俄国现代哲学的奠基人，他创建的万物统一哲学为俄国现代哲学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其次，他率先提出并思考了关于俄国历史命运和发展道路的“第三条道路”；最后，是他试图融哲学、神学和文学为一体的创作追求和创作方式也具有深刻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
二
索洛维约夫是俄国第一位职业哲学家，也是第一个建立了完整哲学体系的俄国哲学家，他也是白银时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因此，他如今被誉为“俄国现代哲学之父”。索洛维约夫哲学的核心命题，就是他的“万物统一论”。不到五旬即离世的索洛维约夫，其创作活动持续了30年，这30年又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即19世纪的70、80和90年代，第一个十年主要是对西方哲学的抽象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质疑，第二个十年主要是对其神权政治乌托邦学说的构建，在最后一个十年，索洛维约夫则返回哲学，将注意力置于历史哲学、道德哲学、美学等理论哲学领域。然而，若将索洛维约夫的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可以发现其中贯穿的主题就是“万物统一论”，索洛维约夫不同时期的思考，似乎都在自不同角度、不同范畴对这一主题进行添加和阐释。索洛维约夫提出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哲学概念，如“索菲娅”“永恒温柔”“神人类”“完整知识”“有机逻辑”“神权政治”等，均与“万物统一论”有着程度不等的直接关联。
索菲娅是索洛维约夫宗教哲学的核心命题之一。“索菲娅”一词在希腊语中有“母性”“知识”“智慧”等意，因此它又有“智慧女神”之称，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世纪的哲学中，索菲娅被理解为智慧的特殊显现或具象的智慧，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关于实质的知识”，荷马称之为“关于创造的理性能力”。西方文字中“哲学”（философия/philosophy）一词的词根就是“索菲娅”（--софия/--sophy），“哲学”的意思也就是“爱智慧”。索菲娅以“工师”的身份出现在《圣经》中，被当作神的创造意志：“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工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在拜占庭和古代罗斯，索菲娅作为“神的智慧”的观念得到发展，俄国东正教中根深蒂固的圣母崇拜亦为这一发展的体现和结果之一。索洛维约夫对这一概念和形象进行再创造，赋予其新的内涵，使其成为一个哲学概念和思想史术语。索洛维约夫将索菲娅视为“神的身体”和“世界的灵魂”，视为神的绝对统一中与逻各斯并列的另一构成：“索菲娅是神的身体，是充盈着神的统一原则的神的物质。在自身之中实现了这种统一或具有这种统一的基督，作为一个既是普遍化的又是个性化的神的完整统一有机体，它既是逻各斯也是索菲娅。”〔2〕“如果在神的存在物里，在基督里，第一个被产生的统一就是神自身，是作为积极力量或逻各斯的上帝，如果在这个统一里我们拥有的基督是神的存在物自身，那么第二个被产生的统一就是人类的原则，是理想的或正常的人，我们给它一个神秘的名字——索菲娅。”〔3〕在索洛维约夫一生的不同时期，他对索菲娅的理解有所不同，实际上，他的索菲娅概念是相当模糊和庞杂的，据洛谢夫归纳，索洛维约夫关于索菲娅概念的阐释竟有十种之多，从绝对的神的存在到理想的人类，从神秘的宗教象征到具体的诗歌形象。但无论如何，将索菲娅理解为神的人性构成、人性显现或人性存在，即“永恒温柔”，将索菲娅视为物质和观念的合成，是物质化的观念，或观念化的物质，是神的世界和自然世界之间的中介，这应该是索洛维约夫一个始终不渝的命题。更为重要的是，索洛维约夫还强调了这一形象的俄罗斯民族属性，他在《俄国与普世教会》一文中写道：“我们祖先的宗教艺术把‘智慧’同圣母和耶稣基督紧紧联系在一起，同时又与这两者有显著区别，把它描绘成一个特殊的神的形象。对于我们祖先来说，它是隐藏于低级尘世的可见事物背后的神圣本质，是复活的人类的光辉灿烂的灵魂，是大地的天使和保护神，是神的未来的和最终的体现。”“这样，除了把‘智慧’看作是个别的神或人——圣母和圣子而外，俄罗斯民族还喜欢把‘智慧’理解为神和普世教会的社会体现。”〔4〕在索洛维约夫之后，谢·布尔加科夫、弗洛连斯基、别尔嘉耶夫、别雷等人继续不断挖掘、丰富这一概念，使其成为俄国宗教哲学，乃至整个俄国文化的象征符号之一，从而构建起所谓的“索菲娅学”（софиология/ sophiology，又译“智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