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会遭到驱赶或殴打，来自穿制服的人或者同行。但我不值得同情。有些街道和建筑很眼熟，我肯定来过，在过去，作为消费者或者游客。现在，我无法用原来的名字识别它们。我拼命相信它们内部还有别的目的，工作、生活、商业、娱乐等等，但这些目的渐渐不明朗，蒙上神秘色彩。它们像是一种进化后的生物。人们进去，人们出来，我猜想里面举行某种仪式，人们跟这种生物交换想要的东西。人们换到想要的东西了吗？
但我不会认为它有生命。我总是将它们看成摆件，或者那些无法挪动的障碍物，出现在我的卧室、厨房或者客厅里。偶尔也会是一件家具，床、大衣柜、桌子或椅子。人像家里的灰尘。
日期变得毫无必要。我捡到一个灰色行李箱，确切说，是一个人给我的，当时他正在丢弃它的路上。后来，我又捡到一个红色背包，JANSPORT，它躺在一张长椅上，对我说，来呀来呀。于是我拎起来走了。几百米后，我在里面找到口红、润唇膏、眉笔和小镜子。两片卫生巾，苏菲。一包奥利奥，保质期到2021年3月。一个胖塑料水壶，印着粉色的Hello Kitty。我嚼着奥利奥，意识到可能它不是别人丢的，但管它呢。我继续翻，在夹层里找到两张照片，一元人民币三张，五元一张。一张照片上有四个小孩，三个男孩一个女孩，站在一扇黄色的门前，三个男孩都在笑，只有最左边的女孩苦着脸。另一张照片里只有一个女孩，她站在上山的台阶上，扭过头笑。我认出她是那个苦着脸的小孩，这时她的年龄更小。或许这两张照片挺重要的，我想要不要还回去。但管它呢，我捏在手中，看了一小会，路过垃圾桶，准备丢进去。手在垃圾桶口停下来，缩回。我把它们放回包里。
哪里住起来更有安全感，夜里如果不得不住在地铁站如何躲避保安巡查，哪里更容易找到食物，哪些地方不要去，我从他那儿学会了足够多的东西，偶尔，我会猜想2020A后面的五位数。有几回我想去殡仪馆看看，他说过，无人认领的尸体会在公告栏贴一阵子，等人去领，但太麻烦了，这种长途旅行会让我又饿又累。
多数时候，我的大脑不思考，只对出现在眼睛里的事物做出反应。一棵树，一株草，一个光斑，一粒石子，墙面一块或深或浅的印记。一个人，蓝色或白色，汽车发出声音，角落里的桶，广告牌上的字。个别时候，我有幸丰收，吃下太多油水，躺在那儿，有精力陷入过去。不是回忆，是掉落。逝去的日子就像落下的水，那些障碍物显形了，无比清晰。让我误以为那时候有了清理它们的智慧，但我知道没有，它们不可清理，它们是一种绝症，它们不是一下子就在那里，它们生长，却不像钟乳石，它们弥漫。
有一次我想起那把我没见过的伞。黄色的皮卡丘伞，小港的好朋友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没多久陈家贝和李芍药打架，伞的辐条断了几根，连接伞柄的地方破了。小港很难过，抱着它流眼泪，陈家贝吼她，她的眼泪吓了回去。两天后，那把伞重新出现在餐桌上，小港撑开，皮卡丘的头顶戴着一顶斗笠，那些断掉的辐条，安上了竹子假肢。
很精巧，小港说，围着伞的尖尖编了一圈，皮卡丘像个渔夫。
我正在帮她梳头，iPad在镜子前放综艺视频，《新西游记》的一期，里面还有安宰贤。是她告诉了我这个名字。镜子里她只有嘴唇在动。
凭什么，她说，亲手把一切砸烂，挥洒暴力，把人伤成筛子，然后他觉得，又能轻易复原这一切。
镜子里我们身后的门半开着，好像随时有人走进来。她的头发越来越长，越来越厚，一把木梳正从头顶滑到她的背。她嘴角笑了一下。我脑子里是耙地的画面。犁好地后，卸下犁，挂上耙，拖拉机启动，在田野上一遍遍画圈，让土壤颗粒均匀，松软。这种时候需要有人站在耙上，好让那些耙齿下得更深。我站在耙上，身体前倾，扶住拖拉机后面的横杆。驾驶座上，父亲的后脑勺是一种类似拉拉秧的表情。天地广阔，土壤在脚下流淌，新鲜的泥土混杂根茎气息淹没柴油味。四下空旷，地平线有一些漂亮的锐角，不近视的话，几乎能看到远处的河堤。记忆提取一幅美好的田园景象，但太阳会晒得人头疼，睁不开眼，心情烦躁。
她说，好笑的是，他修那把伞时，大概还沉浸在父爱如山的自我感动中呢，然后趁着没人看到，别别扭扭地放在那里，假装他一点也不在意。
周围的一切经过镜子的还原，多出一种气质，好像它们都在呼吸。我想起一个广告，小时候看到的洗发水广告，一把梳子顺着一个女人的头发缓缓滑落。我松开手，梳子停在那儿。
可我确实喜欢那把修复后的伞，她说，一直盼着下雨，终于下雨了，我打着伞去学校，同学们都夸它好看，我说这是我爸爸做的，她们说你爸爸也太好了。哈哈，你听听，你爸爸太好了。她摇摇头，头发上光线晃动。她说，凭什么啊，他给我们那么多伤害，然后做这么一点事情，就成了别人眼中的好爸爸。
我放下木梳，它躺在桌面上，盯着iPad里的笑声，消化头发的味道。是偏甜的木瓜味。气垫梳似乎雀跃了一下，我拿起来，帮她打高颅顶。
她说，可是，我抱住那点好，一天天孵，它变得越来越霸道，甚至抵消了体积太不相称的坏。有什么道理，那点爱不过是他为了消除愧疚感施舍的。视频里那个喜欢露脸的导演，重重喊了声叮。她说，但它仍然越来越重要了，真让人生气啊。啊延续了好几秒，她张着嘴，保持怪兽表情。
后来呢，我说，那把伞怎样了。我抓起一把头发，思考适合她的原创发型。头发沉甸甸。
又被他砸烂啦，她说。
她抬手摸头发，我接过她的手，一直抚摸她的手背。手背上都是骨头，但摸起来很软，像番茄的叶子。我继续梳头发，用气垫梳。我给她说那个广告，我们讨论了一会那个洗发水是潘婷还是蒂花之秀，没有答案。蒂花之秀，青春好朋友，她说。我记不清这句广告词是不是正确。
真的很好看，小港说，黄色的皮卡丘，戴着斗笠，还眨着一只眼，像个乐呵呵的傻渔夫。
我努力寻找我的皮卡丘伞，想跟她炫耀一下，可怎么也找不到，因为我没办法回到另一些日子，那些日子变成一个面目不清的整体。或许这个整体就是我的皮卡丘伞，我的爱与伤害的废墟。它占据着那儿，我看到一些细节，但不足以代表它。我能够看见它，但无法回忆完整的它。甚至连靠近都有困难，但我又无法忽视。它静静待在不远不近的地方，看上去甚至不大。我不确定时间和记忆被它吞噬了，还是压缩了。它的形状并不清晰，它的颜色有一些深浅变化，让我误以为在流动。我觉得它没有重量，甚至空，但它压得人喘不过气。时间不会让它消散，不会让它变远，它就在刚出现的位置。我很想走进去，仔细审视那段生活。它就在原地，但这段距离始终固定，我无法突破。我能看到一个房间，一个院子，几位亲人，但只留下一两个表情和姿势，我听不到那些争吵了，可我还是察觉到那种压抑，并且疼痛。视频里所有人都哈哈大笑。
很快那些食物变成屎，我捧着胃和饥饿，留下一个空荡荡的脑子。试图想更多就会遇到阻碍，只剩下一些模糊的框架，诸如某些时刻我跟她说话，会在心中预设一个回答，但她给的经常是别的反应和回答。我希望从这种粗浅的印象里得到我们分手的答案，但没有力气分析出来。我想我从来不知道爱是什么，只是依赖对方的爱，给出反馈，激起一个爱的轮廓。或许这就是小港离开我的原因。她看透我无爱的本质。她知道我说出的每一句我爱你，都只是她自己的回声。于是她离开，真好，想到这个我无比轻松。是的，就该是这样。
日期确实变得毫无必要，但我还是能得到一些线索。每次醒来，都像睡了一百年。我知道肯定没有一百年，没有报纸过了一百年还这么新。垃圾桶上面，一份《新快报》，2020年1月13日。但肯定不是这一天，因为很快，我又捡到一份三天后的报纸。
我坐在圆形长椅上，圆心是一棵小叶榄仁树。阳光让人迷茫。对面另一棵小叶榄仁周围，几个老头大声争辩什么。其中一个手持拐棍，白发像两只角，身体搭在椅背上，如同马上要流下去的黏稠液体。说话时眼睛瞪圆，却不看说话对象，只用金属拐棍哐哐敲地面。一个穿牛仔裤的女人经过时，他忘记开口，一直盯着女人的屁股，眼球要掉出来。我担心血压会把他的脑子爆掉。
或许是周末，连阳光都充满星期天的味道。一个短发女人推着婴儿车，缓缓前行，旁边戴眼镜的男人划着手机屏幕。婴儿的眼睛直直看我。在开阔处，女人划桨般推一下婴儿车，松手，车子向前滑了几米，停下。女人舞蹈般走几步，像火烈鸟走在浅水。
看报纸的时候，我一直努力听鸟鸣，偶尔目光脱离纸面，尝试把听到的鸟鸣，准确地安在它的鸟上。
在开会，有一版是呼吁重视白领职业病，委员做起保健操。想着那个画面，我想笑，不过脸上的肌肉没有配合。海量视频信息纳入春运最强大脑，这和我无关。新春走基层，很多红火的笑脸，人们都在等待过年，最起码2020年1月13号是这样。近期降雨未能对澳大利亚林火产生显著影响，原来那场大火烧了这么久，不知道现在烧完没有。巴萨换帅呼声急，哈维有望接过母队教鞭，两个人的照片，巴尔韦德以手扶额，哈维抬头，目光坚定。我挺喜欢巴尔韦德，有时候场上局面不好，他蹲在场边愁眉不展，看起来很心酸。很久没看到梅西踢球了，我有点失落。
16号仍然在开会。有一版讨论垃圾分类，有个委员介绍，规划建设的垃圾分类设施，可满足未来二十年垃圾分类需求。希望建设得慢一点，因为我担心垃圾分类后，我可能找不到吃的。新冷空气到货，我尝试想起哪天降了温，没有印象。
两个女人走过去，其中一个突然回头，然后向我走两步，半蹲下来看我。黑色皮夹克，腰部漏一圈肉，黑色紧身牛仔裤。
何小河！
栗色头发，扎在头顶，脸很窄，眼睛倒映一棵树。她的眉毛画得很均匀。我思考了一会，想起来是乔慧云，她跟视频里的形象判若两人。另一个女人站在她身侧，穿一件暖灰色大衣，厚底靴，她摘下墨镜，挂在领口，脸颊反光。那个骑行UP主，百万粉丝，我想不起来她的名字了。她们像活在世间的神仙。
你怎么在这里，乔慧云说。她蹲下，重量集中于右脚，左脚脚尖后蹬，双手叠压在右膝盖。我哥一直很担心你，她说，还有佳佳姐。
我只有一个念头，于是马上站起来，拉着箱子离开。她拽住我的胳膊。她说，别走啦，你坚强点，我还等着你听我的歌呢。
我甩了下胳膊，她的手仍牢牢钳着。骑行UP主想要拉我另一边胳膊。乔慧云说，快，给我哥打电话。
手机已经拿出来了，我猛地一推，乔慧云尖叫一声，倒在地上。骑行UP主跑过去蹲下，问她还好吗。我靠近两步，想去扶她。几个人拦在我前面，其中一个推了我一下。他说，做乜嘢，咸猪手，扑街。我转身跑，没听清乔慧云向他们解释了什么。
我一直跑，经过人群和建筑。箱子跟着我，像一条听话的大狗。后来我忘记了为何要跑，但仍然在跑，一片平面的火抽空我的胸腔，失去空隙和骨头，我觉得自己是个湿塑料袋。我挺想停下来，但停不下来，终于，前边出现一个巨大的洞，我顺着惯性跑上台阶。一对穿白衬衫黑裤子的男女在下面讨论，可能是物业。行李箱的轮子像兔子的脚，一阶一阶往下跳。那对男女看我，男的想要对我说点什么，但没有开口。
敞开的防火门里，声音像失眠夜的白噪声，往来的人看上去都是有生活的好人们，地面上没有人的影子。我的右边有人走路，一个女人，双手抬在胸前，像刷完手后，走向手术台的主刀医生。她消失在防火门里的无影灯下，一个嘻哈男孩伸头，先看到我，然后看到卫生间，大步前行。
穿过一层薄薄的光影，我恍若掉入一场半梦半醒的仲夏夜，听见耳鸣和苍蝇。食物的香气混作一团，分不清源头，好似发酵后浑浊的热气。我抬头看繁多的光源，站在那儿，身边跟着我的行李箱，我们像等待抹去的影子。我的眼睛很疼，但没有眨一下。旁边一家叫探鱼的餐厅，门外有人坐着排队，两个正在聊天的人中的一个，盯着我，同伴推她的胳膊才扭开。门口的引导员一遍遍抬起脚后跟，嘴角练习往两边收缩。记忆重新工作了一下，我在这里吃过饭，但它已在时间里失去位置。旁边的防火门上贴着海印都荟城的广告，我挪过去，扭开，里面是一条空空的走道，一个清洁工的背影像虚肥的骆驼，推着垃圾车缓缓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