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好谈的。事实摆在眼前。我就是对不起高建文了，怎么地吧。她有了，是儿子，肚子是尖的，你们自己看，而且老想吃酸。
我突然发现脚边摆着一个机会，你难道看不见这个可遇不可求的大好机会吗？我默默丈量了背包和我之间的距离（我进门之后就把它撂在吧台上了，包里的东西原封未动）；我摸了摸裤兜（小灵通塞在里头鼓鼓的）；我酝酿情绪，我默念台词，我哗啦——这是来真的了，注意——一站，冲那帮人的方向猛然大喊“你太过分了！”，精准地抓起背包，十步并作五步，一拧门，一摔门，乌拉！我踩着长绒地毯飞奔并频频回顾，顶开迎面而来的第一扇防火门钻了进去。
杨白马住B1021。那标间里有一张大床、一块竖在浴缸和大床之间的玻璃隔断、一个海景小露台。我们打去总台，叫来饭菜、啤酒。我们久别重逢、彻夜狂欢。第二天上午十点多我睡眼惺忪地回去找妈妈，胸有成竹地演了一场戏。他们太担心我，我演得太好，值得劳神的事太多——因此我轻轻松松混了过去就不足为怪了。
* * *
注释
[1]伍佰圆港币。
八 耗子
41
我就“意气用事”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我也道了歉，承认再怎么“伤心失望”也不该扔下生我养我哺育我的妈咪。然后我走了，拖着半空行李箱，划过天穹，重返隐没于阴冷浓雾深处的三角形左端。就像时间倒行了一截——一个倒镜——厚重冬衣倒退上我的身体，绿荫倒退为光秃秃的冬枝，漆黑恨意倒退为褐色焦虑。草莓上市了。接着是本地樱桃。接着是穿正装的、严肃的仲春放映了前述倒镜的倒镜：妈妈“负责任地”致电告知，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出生了。
“他们都叫我不要告诉你。”妈妈说，嗓门嘹亮得有点儿古怪。
“谁们？”
“你奶奶，你大姑妈，你小姑姑。但我觉得你应该知道知道。你自己说，他们对还是我对？”
弟弟。居然真的是弟弟呢。我送好弟弟宝宝一个乳名：耗子（Rattus rattus）。耗子用力挤开我的肋骨钻进去，躲在肺和肝之间一个难以名状的空间里，每天咬坏一些难以名状的东西。我装着耗子走来走去，我正在质变为椟子、盒子、奁子、匣子、筒子。我依旧在晚间七点至九点四十五分和其他并非容器的智人一起占满图书馆四楼（自然科学部）浅棕色的原木长桌，看巨型楼梯在光剑胁迫下笨重地屈膝，看走廊尽头的电梯门开开合合吞吐黑影。我依旧沿着昏暗过道（书页翻动、擤鼻子、闷咳和其他声音碎屑堆积在这里）迈向书架林立的图书馆之心（死人和活人的思想碎屑堆积在那里）；探寻之脸或犹豫之手静止在某两层书册之间，思忖着要不要将其中某册唤醒；轻点书脊的指尖；压低的视线；下沉的光与尘；这一切亦依旧如幽灵闪过了。九点四十五一到，依旧有流行乐放送，温柔地催促人们滚蛋。馆门口依旧贴满寻物启事：钱包。书。水壶。身份证。重酬。至高的敬意和感谢。也有过一张寻人的：“寻女孩：昨晚你坐我对面，穿粉色毛衣和牛仔裤，围巾流苏和麻花辫一同垂在翻开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上。是你吗？请跟我联系，手机：12345678910。”我依旧同李黎在启事乱葬岗下碰头，慢悠悠步行到食堂吃一顿简单夜宵，穿过人工湖，或仅仅沿大路作无味的漫步。
错了。并不能说“依旧”——自打耗子从天而降就无旧可依了，只有全新的与自我（及耗子）共处的体验。有时我一下子跳出意识水面，想：自我还能可憎到这个地步。耗子每天都在体内乱挠乱咬、拱来拱去；被它擦碰过的区域渐渐长出又硬又密的耗子毛。我把这些感受告诉杨白马。只告诉了杨白马。我在描述这些感受的过程中好像可以短暂地逃离，因此我日益沉溺其中，把句子搞得又长又复杂。我恢复了夜间的走圈，握着我的小灵通。我慢慢走，慢慢说，把破铜烂铁似的定语、状语、补语往句子里塞，像一个汉堡大师，以堆砌摩天汉堡闻名；我的长句长到魔幻的地步，常常绕田径场走完两圈还在同一个句子里头。后来我发现纸和笔对这类长句更有利，就转行搞起纸汉堡。
“如果停下不写，”我不停地写，“耗子就会把气口堵死。它在里面越长越大了，它的尾巴经常伸进我的气管，再穿过我的鼻孔㨃出去，我必须赶紧捂住口鼻免得被人看见。”笔尖与纸面的摩擦声填充了本应被恋人絮语填充的时间，唰—唰—唰，松烟不敌墨水，“我值得被爱吗？”一行掷入真空的清瘦小字。我的字似爸爸的字。可恨。这些形质：继承自爸爸的粗硬发质、平眉、厚耳垂、高鼻梁。猫脸、平胸、高挑身材和刻板表情则拜妈妈所赐。最好都铲掉，用一把油漆刀。只留下跟他俩都不像的单眼皮。我又跑进电话里问：“我值得被爱吗？”最后我需要杨白马反复地、变着花样地，乃至当面地回答这个问题以确认自己仍有被爱的价值。
同类问题妈妈也开始问，手从听筒里伸出来揪着我的耳朵问：“活到这个岁数，老天给我这个，有意思吗？有什么意思？”我通常塞一句“是没什么意思”就算完事。我还（被迫）女承父业，成为妈妈侦探病的第二任牺牲品，每天都有一份“你在干什么？你明天干什么？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套餐扔给我供我反复作答。
举例来说，当我简短回答“正在图书馆复习”的时候，我大概率没在图书馆复习，而是拎一个包（里头有够用三天的换洗衣物和日用品），正准备登上飞机，机票是妈妈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替我买的；现在我和爸爸一样坏了，只有那么一丁点不一样：一个是爱情，一个是奸情——也可能在妈妈看来都是奸情。我不再考虑这些问题，因为杨白马已然出现在接机口，英俊，光明，手握一支皱巴巴的向日葵。为了这一分钟，为了我发抖的手能窝进他手心合成一轮满月的这一分钟，以及蜷缩在稍远处、如摇摇马般震个不停的四千三百二十分钟，我愿意撒谎、撒谎再撒谎，掏（妈妈的）钱、掏（妈妈的）钱再掏（妈妈的）钱。
出租车司机青茸茸的后脑勺。一架摩天轮出现在窗外，其上彩灯醉眼般开闭开。它过去了。手垂在皮椅上，握在一起。我们愈发靠近热岛多褶的腹部，后者高举冷却的头颅，长尾和脚爪则被霓虹之湖浸泡。空出来的手摩挲裙摆花边：纱质的背叛之歌。一阵持续的明暗交接掠过他的睫毛。车厢已经燥热如烤炉。银勺在通往甜点的路上熔化作银水。我飞快且反复地想象即将在午夜边缘上演的事，那堆滚烫画面总以哆了哆嗦滚下意识悬崖的形式告一段落。摸摸那支向日葵。摸摸它喘息连连的舌状花，助它们散热。
“你寄的《白雪公主后传》，”他和我都相当熟悉的那条牛仔裤正在被他的膝盖顶紧，我的胸腔正在被我的心脏顶紧，“夹了两张机票，一张是你的名字，另一张——可能是——陈青青？陈晴晴？今年二月二日四点二十，热岛飞葫芦岛。”也许沉默的时间比正常更长，可我根本没工夫在意，光是我俩掌心输出的热量、湿液和暗涌已经足够让我心神摇曳。“陈庆庆，”他颠来倒去地捏我的手，终于说，“我表弟，我们一大家子去葫芦岛玩，座位不够了，我和他走另一班机。”
“哦。书和票我都带了，待会儿就还你。”
“票没用，扔了罢。”
出租车司机是个好玩职业，因为每天都能偷听趣闻。有一阵杨白马想找份私家侦探之类的工作。现在他端盘子，老一套。继续忍耐十来分钟之后我们到了。一片拉长的树影轻撩小区大门，往里是愈发猖獗的影子迷城，“香樟，石楠，桂花，广玉兰。”我一一指认，偷偷跳过认不出的那些。一堵老围墙在暗处复制我们的脚步声。屋门关上了。砰。我的心肝也这样颤了一下。
先是访客试探了那口假正经座钟，接着两场敷衍了事的淋浴让浴室水汽氤氲。我一边用毛巾揉搓湿发一边强装性感（偏着脑袋咬着嘴唇，新买的情趣睡衣太过老气），他点燃了五支胖胖的、用过的蜡烛，然后，然后，好似灵药，好似魔法，我要说什么来着？——不道德的夜间游戏驱逐了不道德的耗子，驱逐了爸爸驱逐了妈妈，也驱逐了盘旋不去的疑问（“蜡烛为什么是用过的？”）——我骑乘乳白鲸群驶向天涯海角，看，阿瓦隆正朝我们漂来，岛上遍生天蓝和鲜黄的鸢尾（西伯利亚鸢尾和黄花鸢尾，我猜），黄金废墟在稠如浓雾的花海间若隐若现，再见吧世界，我仍记得那阵芬芳的晕眩，那条炽热轻盈的天梯（你记得瓦迪斯瓦夫·波德科温斯基著名的情色大作吗？雪白少女搂紧口吐白沫、白眼乱翻的黑马——被血上头的画家本人用刀划烂了），后来那帮套白大褂的人告诉我那是催产素及促乳素疯狂释放、盆骨区肌肉收缩、大脑情感中心停止运转、生存本能让位给死亡本能或别的什么鬼东西，但对我而言那就是阿瓦隆，是苍白海浪托起的金色瞬间，是涌现于世界废墟之上的极乐仙境，它照亮后来的荒野，提醒我曾经快乐过——它提炼的快乐有多纯净、辉煌，它投下的阴影就有多嶙峋、灰暗。
42
早起的绿骑士收拾了岛屿边缘的糖纸、果冻壳和汽水罐。访客在被窝里睁眼，看见漆器般亮晶晶的麻雀在天井里追啄影子。“你再躺一下，”绿骑士说，套上缀满露珠的苔衣，“我去弄点吃的。”麦乳精的香味游进来，窗帘荡它的桨，一叠书最顶上的那本摇晃着背鳍。想四处观光吗？我们有人道主义广场、新古典主义建筑群、滔滔江水、第二好的博物馆。——不要，不想。——那也得去一趟超市，最多一个钟头，好为未来两天的穴居生活准备些补给品。——我们不情愿地暂离小岛，乘一条不可见的黑船。我垂涎碳酸饮料、棉花糖和黄桃罐头——都落入了购物车。还有青瓜、冻肉、潮乎乎的手心、意料之外的陈阿姨。“哦哟君君，”陈阿姨眼眉乱挑，激活了杨白马的小名，“又调女朋友啦？”女朋友问陈阿姨好，君君则得体地推着女朋友和小车滑出陈阿姨的势力范围，“下趟帮妈妈一道到阿姨屋里厢来——”五彩缤纷的蔬果区，冰冷腥臭的水产区，“又调女朋友是什么意思啊？”我盯着冰上陈列的死鱼，问出口，“老邻居，不知道多少年没见了，她搞不清楚的。”我的脸一度和冰柜一样冷，并非真的动气，只觉必须做做样子——他一路辩解，进入西点区后我识趣地拨云见日。他挑蛋糕时尽量不惊醒它们（也这样对待我身体的某些部位）。奶油蛋糕：发展食用之外的其他用途。越来越沉的车轮吱吱欢叫。像一对灌满糖水的新婚夫妇，同其他夫妇擦肩而过。其间妈妈打来电话，我捂着话筒支吾以对，“临时加了节课，”我张嘴就来，“不方便说话，得挂了。”妈妈痛苦的呻吟在我心头罩了五秒就被乳品区冷气吹散了。冰激凌，我们需要你。盒装骆驼奶，老老实实苦等你的有缘人吧。下一幕是厨子杨白马，穿性感竖条纹宽松睡裤，切一根茄子。我从后面对他的紧致腰身、温热小腹毛手毛脚。我们（又一次）滚倒在床时茄子还没切完。光阴飞逝如白马过隙。转眼天又黑了。一丝不挂、饥肠辘辘的杨白马连声求饶。
在那幅由混合材质杂糅而成的、象征我俩秘密生活的小尺寸编织画中，我不否认，性爱主题占了极大比重。廉价多彩的毛料为该主题代言，它们泛滥成灾、乱七八糟，不讲道理而且扎手；你也不能否认会有偶然的真心、意外的深情闪烁其间——蚕丝、手工蕾丝、天鹅绒细带和天然珍珠，可是啊，并未增加美感，只是徒添诡异，让人想起威廉·布莱克毛茸茸的《尼布甲尼撒》。富含道德成分的时刻在红晕冷却、震颤平息的憩潮期降临，那里的黑暗近乎亲情，似羽绒将我们覆盖；那里是墨字宇宙被炼金术士点化的一滴金液，摇摇欲坠，光芒万丈；那里我诉说，他倾听，诉说与倾听有血管和肌肤的包裹，有眼睛注视，有柔软似花蕾的口唇的抚慰……你来告诉我那是不是爱！
我们并排躺在一起。有时就是很冷静地躺着，轻轻贴着或不贴着。有时像两把叠起来的勺子。有时一个做另一个的蒲团。我们聊耗子，聊它如何把我当作走廊和广场乱窜。我们聊那个黄毛女人，她跟我一般大，中专毕业之后到处鬼混，做了专抢男人的马贼，我妈则是倒霉农民，“不要逼脸的女强盗，”倒霉农民狠狠咒骂。我们聊在南极埋了十七年的LC-130飞机、釜山空难。我们聊吹尺八的僧侣和博尔赫斯的黄金老虎好像他们真的和我们有关系。我们聊我妈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行为，比如她老说自己胃部有硬块，一直在电话里咒骂那个检查不出任何问题的医院，再比如她开始在凌晨给我打电话，抱怨失眠、楼上（楼上是封闭式花园）脚步声和僵硬发麻的下肢。我们抚摸彼此不再真实的肉身并忘了我们正在抚摸。一颗水珠重重地摔进水斗。我重重地摔进床褥。比莉·好乐迪的嗓音刮伤了墙壁。我们聊经纬仪和高脚杯、坩埚和木头车轮、我熟悉的幻梦和我不熟悉的人间。唯独没有聊他，也没有聊未来。仿佛我们早有预感、心照不宣：他和未来，我皆将失去。
关于那趟三天三夜景致单调的阿瓦隆之旅再没什么可说的了，除了“一件小事”：最后一晚的九点四十分，他接完“朋友急电”宣布要“出门一趟”，“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回来，”他边提裤子边说，眼睛盯着镜子，不停观察自己的四十五度侧脸。半裸的宁芙先是镇定地点头，又在房门咔嗒阖上后一跃而起，扑向那个觊觎已久的上锁抽屉。抽屉里并没有什么不伦日记，我也并未死于车祸像慈母黑兹；只有一堆成分复杂、似被临时拆迁至此的杂物。我重操旧业——你一定还记得鞋盒，记得我多么擅长寻宝和还原现场——我怀着考古学者的激情开采了整个屉子，我观察那些东西如同谢默思·希尼观察他的酸沼伙计：一本手写诗集，充斥着豹变的女体（糟糕兼肉麻，老实讲）；一叠燕尾夹夹好的发票收据，出租车、便利店、“微风花艺”、“小松鼠干洗”；两把（缠了少量长发丝的）滚梳；一件绛紫色钢圈蕾丝胸罩，我永远不会选择的款式；几张从什么地方剪下来的席勒人像画；一瓶余下三分之一的“情缘女士”（我没忍住，冲着空气按了两下喷嘴：茉莉、雪松、香荚兰）。我对着那个挖掘场沉思三分钟，心脏被一把捏紧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品到了骤集于舌苔的苦涩。很奇怪地，我突然迷信只有散步才能缓解这股陌生的不适。还原抽屉只花了五分钟。我带上小灵通，带上门，没有钥匙可带，惨淡的白皮英桐和它们无声的黑影沿街站着，锥形灯光一顶一顶撑开，街道安详，猫在车底钻来钻去，我第一次，但绝不是最后一次，想要杀人。
是啊，是啊，客观地讲那是一个美好夜晚，沁着暮春的清凉，兼得初夏的馨香。我，十八岁半的猫脸少女，身形修长，秘密的蓓蕾初放，于静夜独步……那个念头起来了，像是有人往我不自觉握拳的手里塞了一把刀子并喁喁低语：你是很可以也很应该用一用这把刀子的。我感受到它贴满老胶布的刀柄，是爷爷爱用的筋骨贴胶布；它是称手的、诱人的；它强烈央求去往某个温热的胸膛，一头扎进那个胸膛，扎进历历在目的血海、高压水管般乱喷的血管、橘红的肌肉与灰白的筋膜；它在我手心跳动，软中带硬，硬中带软。然后我看见杨白马在路尽处出现，他也终于看见我了（显得惊讶），问我怎么会在这里（显得关切），又抱住我因痛哭而抽搐的身体一下一下拍我后背（又惊讶又关切）。抽屉的事我只字未提。我解释说“我想妈妈了她一个人面对那些坏事好可怜”。我们彼此搀扶着回到阿瓦隆，仙雾散尽，只有我看见摩根勒菲在暗处展露她既是荡妇又是复仇者的邪恶真面……他吻了我，我吻了他，唉，结局总是相似：唯彻骨疲惫方能送我入睡眠之国——死亡的镜像、仿冒的归墟、日租的安魂所。
43
假如你追问下去，我很快就会吐露另一件“一件小事”。不同于和我的旅伴兼导游探索感官迷城的其他时刻，在得知抽屉秘密的当晚，我闯入了连杨白马也从未涉足的全新境域：一台直通极乐的厢式投币电梯，孤零零地、高傲地立于杳无人迹的荒野，四周积雪平整如新，半枚鸟爪印都不沾；投币口上赫然印着：痛苦。精彩啊精彩，梯顶海拔之高使我窒息。我的热忱带动他、激发他，他再反过来造福于我，简直无异于汁液四溅的水动力永动机了。其后的日日夜夜，即便我的旅伴不是他、不再是他，我仍一次又一次摸到那电梯门前如巴甫洛夫的狗，但——令人苦恼的是——痛苦币常常告罄，不是风化了就是稀释了。我沦为伪币制造者，沦为西西弗斯式园丁：不懈地搜刮更多痛苦以喂养电梯不断扩张的根系。
天亮之后，尽管他用繁文缛节公司[1]出品的“宝石小火车”诱惑我，尽管我确实被绿绒毯地面、宝石碎屑、金币星辰以及提示栏里持续更换的橄榄石、蛋白石、海蓝宝石、黄玉、电气石、黝帘石……迷住了一小会儿，我要说，沙漏中仅剩的一小撮沙还是成了情欲的贡品。微微透光的窗帘像瘀青眼皮，佩戴阴影和困意的眼皮，死者的眼皮；松青色大腿被汁液和迷雾击退又击退；皮肤缝成的星体中央一抹光散失了；冲湿床褥的大河掺着腥甜的酸味，载走了我们的脸和骨骼——真正载走我的则是一只合金巨鸟。杨白马站在“送客止步”标牌边向我轻轻挥手。那只手一直挥着，直到生活费再次到账、不可救药的欲望再次怂恿我去拥抱同样的三天，它才跟另一幕挥手画面重叠起来，彼此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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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盯着鱼头嘬妈妈。白惨惨的鱼头把妈妈的嘴嘬得长长的，把妈妈的脸蛋嘬得凹进去，把妈妈的眼珠嘬得凸出来。鱼头嘬出叽叽啾啾的亲嘴声。终于，鱼头放开妈妈，倒进鱼骨头堆睡大觉。
妈妈洗碗。小孩玩洗洁精泡沫。妈妈说：“你看见没？刚才奶奶没有帮你盛鸡汤，只帮家明和佑恩盛了。”洗洁精泡沫真像白云呀，在指缝间荡来荡去，“要是妈妈不去盛，不要甩肥皂泡怎么那么讨厌！你今天就喝不上汤了。”小孩说：“本来上我就不爱喝鸡汤。”妈妈说：“傻女，你奶奶一直偏心你不知道啊？”小孩玩洗洁精泡沫。妈妈说：“你奶奶喜欢孙子，不喜欢孙女，”妈妈甩筷子，水珠溅在小孩脸上，小孩笑了一下，“你奶奶也不喜欢妈妈，因为妈妈没有替她生个孙子。”小孩说：“那我也不喜欢奶奶了！”妈妈说：“嗨呀，可惜你不争气呀。”
妈妈把亮晶晶的碗碟排在不锈钢架上沥干。小孩走出去，和趴在地上的表哥、表弟一起玩小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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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一个我们时代的普通姑娘，习惯用以下任一方式缓解病变之爱引发的剧痛：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公然买醉；二、找一处幽闭所在，套一件负心人衬衣在心碎情歌帮衬下舔舐伤口或DIY新伤口。没有人知道她们事后是不是舒服点了。这很没劲，所以我不这么干。我是怎么干的呢？我可以在吱吱发响的上铺竟日仰躺，两腿沿着墙壁撑上去，撑上去，蹭了一脚跟白墙粉，就那样蹬直腿，歪着脖子看窗外木芙蓉晃动，听剪草机在某个方位突突作业。这是我发明的消遣术之一。它旁边挨着另一种消遣术，较好的消遣术：一幅接一幅地临摹《风景园林快速设计与表现》里的彩色插画。或，收集中世纪风玫瑰——在〇二年黑色的十一月之前我已经收集到鸢尾纹指针式、饼图式、指南针式若干套。我试图绘制〇一年的伊甸园（假设它真的位于哥贝克力山丘）风玫瑰但失败了。有一阵我沉迷古代园林，素描本里涌现了古埃及园圃、古希腊庭院、枯山水、柱式八种并岛姿诸样；翻过几页你会发现马的残肢断腿取代了残垣断壁，一摊摊用彩色墨水涂抹的“名驹毛色”离了附注小字（“帕洛米诺色”“亮骝色”“蓝花色”“星形斑”）就形同污渍；一头新疆细毛羊混在常见园艺害虫堆里；这件东西叫“涡卷形琴头”，那件东西叫“排须”；星盘；贯穿《西庇阿之梦》的银河；月亮脚踩幸运之轮，巨蟹与潮汐被她夹于腿间；夜曲，夜行和夜间定时仪；拥有“临海夏季餐厅”“冬季餐厅”和炼金术实验室的汶岛天堡平面图以及它优雅姊妹星堡的局部素描……我开始临摹百科全书插图，只为加快耗尽墨水和时间。时间第一次出落得如此面目可憎，它太多、太多了！到处乱爬就像闹蟑螂。上述伎俩不过是隔靴搔痒、坐以待毙，真正送来曙光的是一张野外实习申请表。
离浓雾城不远的一座“神山”被安排为实习目的地：中亚热带山地气候，原生林，孑遗种宝库，特有种乐园。我们已知一场大型认种考试将在这趟学术郊游的终点恭候，还是义无反顾提交了申请。寝室窄窄的过道里摊满了我们的行李箱包、我们的“博物学徒家当”——形似豆腐模具的标本夹啦，用于吸引夜行昆虫的白被单啦，便携式爬虫盒啦，简易展翅板啦，多多益善的拉链保鲜袋啦，厚若砖头的鸟类图鉴啦——当然也少不了望远镜、相机、防虫喷雾、应急灯、捕蝶网、帘帽、刷子镊子钳子……李黎执意揣上新买的鸟哨。只有赵静没报名，理由是“怕虫子”。
两辆大巴把叽叽喳喳的我们运往密林。我在车厢内提前寻获了意料之外的美丽物种：一个四年级师兄，大概率不是汉族，有匀称肩膀和紧致小腿，性感得像匹普氏野马。我忽略了于山脚奔涌的清冽激流、于山腰翻滚的怡人湿雾，忽略了大明松、长苞铁杉、领春木和更多前所未见的裸子植物，还有“中国紫薇王”（好不容易从唐朝活到现在）、石松地衣的迷梦、蛙鸣、杨白马的来电以及李黎意味深长的眼神，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博学多闻的师兄身上——我脑门上粘着一片汗浸的花瓣，他的手背划破了，下午的日光挂于树梢，湿泥和恐怖蚁群轻微地败了兴。一只死鸟，雪白的胸骨暴露出来，羽毛散乱，即将被食腐生物分解成软绵绵的小地毯。我们赶在天黑前归队，下榻某间装饰成山民之家的绿林客店，窗户就是一幅三十乘二十厘米挂画：勃克林式，受苦受难的流泪树人列队天涯。晚餐时间：叽叽喳喳的博物学徒们享用了好些山货，野山菌啦，蕨菜啦，蛹啦。夜间实习任务紧锣密鼓地接上——大部队出发去寻找蛾类和某种小型鸮了，我和师兄则紧锣密鼓地开小差——就是老一套吧，在如梦翕动的林苑深处，在星光消沉、夜雾低语的时刻，我们像两只误入猪笼草的小飞虫，一不留神就被湿液浸没了。小灵通又响了一阵。应急灯歪倒在蕾丝般的蕨丛中，光束直插夜空。蚊虫袭击我们裸露的皮肉。我抽空观察那张上下移动、憋得红红的陌生的脸：陌生引起了一瞬不适，但不适很快变形为好奇、期待或别的什么正向情绪。夜神和树液的清香；一只鸟儿在梦中发出轻笑；陌生人热乎乎的鼻息；风把感觉都聚拢起来，又使它们疲软地倒下……直到一阵噼噼啪啪的树枝断裂声突然拱进周近林薮，我们才手忙脚乱地挣扎起身，灭灯的灭灯，提裤的提裤，总算赶得及摆出一副“天呐我们发现了一棵重唇石斛！”的样子，等那帮慢吞吞的家伙（三号小队，包括两个同系同学、一个环设系同学和三个生物系同学）抵达并看见。
你会如何看待这种……即兴行为？它再次发生、多次发生、不断发生，终于从圣诞礼物晋级（而非降格）为家常便饭。对我而言，野外环境确实是具有奇效的唤起媒介；有人把这种情况归入“性反常”的“恋物”项，我倒认为这种思路过分老派了。对男性的宽松态度也不能用“收集癖”简单概括——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收集癖”，我深知自己对植物的收集癖更甚——我更愿意将它视作一种自我调节，一种应激反应：假如你的伴侣撒谎成性、搞七捻三，背着你同时和数量未知的异性深度交往，你要做的不该是大吵大闹兴师问罪，那太粗鲁；也不该是收拾心情抽身离开，那太消极；你要做的是自我调节——积极地、即兴地，找寄托。这将极大程度减轻对方的负担或罪恶感，也将极大程度地为双方节省时间精力以享受尘世欢愉。谁不爱阿瓦隆？无风之岛，极乐之岛，纯白的光明，颤动的寂静，灵魂安栖之地；不同于男性旅人的体验，岛屿之旅使我盈满（而非空虚）。我在即兴行为中顿悟：通往阿瓦隆之路千千条，不是非得骑着白马才能抵达。你看，我虽来自暴力之家，实则是美与和平的崇拜者。
我的认种考试不及格。师兄倒是及格了，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办到的。回程车厢里李黎从我旁边本属于她的座位上走了开去——事实上，李黎正是在那次野外实习之后同我断交。然后是孟小婉。然后是赵静。
46
有几次我跑到师兄租的小单间去。那房间又脏又乱，遑论美感。我曾逼视那堵布满黄褐色污渍的墙壁，冥思苦想“艺术的肮脏”和“真实的肮脏”之异同。我和师兄机械单调的关系在我（又一次）造访热岛的前一晚就结束了。我起飞，我降落，我兴高采烈地搜集杨白马的新罪证，铸造一袋又一袋崭新的痛苦币。我又起飞，我又降落。我又交了一个快乐伙伴并学了几句朝鲜语。我在旅馆房间接妈妈的电话，“你太矫情、太脆弱。”我直截了当地点评。杨白马寄来的小礼物堆在宿舍桌位上，桌面已经积起一层灰——十二寸植绒镖靶和六支闪闪发光的飞镖；四十二色铁盒彩铅；斜纹魔杖，顶端装饰着雏菊、熊脸、柠檬和星辰，浸在热水里一搅就能造出苹果味、香蕉味和橙子味的色素汤；羽毛球拍一副，羽毛球一筒；小型手电，在强制断电的午夜分外实用（我一直兢兢业业扮演那个立在漆黑楼道接听爱侣电话的女学生）——据此大约可以判断，他对我的快乐伙伴们一无所知，我在他心中还是那个幼稚、天真、好打发的傻子。谢天谢地。
有时我望着达利的画发愣。画里那些软趴趴的东西精准地摹拟了我心里某些软趴趴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说不上来。从我身上涌出非常、非常多的梦。我开始记梦。是的，就是从那时（〇二年秋天）起，现实世界明显地从日记本撤退——大撤退，大逃亡；取而代之的是梦境，是无根的、鬼魂般漂泊的妄语。我加入了一个只在魔市活动的记梦小组，和其中一名（恰好生活在浓雾城的）成员躺在一起做过几次梦。至于信——我早就不写信了。既不写，也不回。很难说那是不是一段好时光。它无疑是快乐的，甚至称得上是狂欢节般的；它有一种静谧气质：静谧而且纷乱，丰富，应接不暇。我被那片缤纷的静谧安抚，安抚得又聋又瞎，我快乐、轻盈。我没有负担，因为我犯不着听，也犯不着看。我问他们每一个：我可爱吗？其实我是想问：我配得到爱吗？他们大都气喘吁吁、火急火燎地答“可爱可爱可爱可爱”。他们根本不懂。
“我可爱吗？”我问杨白马。
那是些晴朗下午。我们彼此靠着，我们是静止的，那很难得。他漫不经心扫视书页。他询问妈妈的近况。她有好转吗？嗳，没有呀。然后我开始让某件往事起死回生。那么多年过去了，他仍是那些回忆的唯一听众。我可爱吗？他很慢地笑了。有时他抓住我的手腕说：“糖不能这么吃。你不准再吃了。”这样的警告使得时光突然倒流，或像是从未前进过。他曾吻我的膝头如舔碟中牛奶。“你爸近况如何？”“没有近况，”懒散地滚着，“我不知道，没有近况，没有联系。大概在替儿子取名字——张梨儿？张桃儿？大哥，你真是我们全家的好朋友。”有时我说：“那些破事只给我留下一颗痣那么小的阴影。”然后指给他看右腿内侧的那颗痣。有时我在他旁边做噩梦。有时我宣布：“我是绝不会出席他的追悼会的！”他赶紧捂住我的嘴。他说（只说过一次）他期待看见我变成一个孕妇，柔软的孕妇裙裹着一个隆起的春天，温顺地陷于椅中——还没说完就被我毒液四溅的诅咒打断了。“我爱你静待一个即将抵达的吻时，”他出门买菜，留给我一张写满字的小卡纸，“面庞被白色的专注笼罩，眼睑低垂至足以引发怜悯的高度；你焕发一种娴静的光泽：娴静是一双珍珠耳坠，衔住你的耳垂。”他和我一起接待我的“暗红色朋友”，将卫生巾称作“小床垫”（“让暗红色朋友睡个好觉”）。我们在渤海海滨邂逅了清淡的快乐：我爱溶入雾中的忧郁栈桥以及橙色屋顶和蔚蓝海面的童话式并列，同时对海水质量吹毛求疵：“你看它好像太咸、太硬、太冷淡。”首次以泳装扮相粉墨登场的我。“上岸之后围条浴巾吧。”突然变得保守的他。他轻托我的小腹，向我传授漂浮的窍门，而我划开去，把头塞进水底，“算了算了，我永远只能当潜水艇。”夕阳照看我们。或者没有夕阳，只有一场又一场降雨，他一手撑伞，一手搂我的肩：我总是全干，他总是半湿。
我们拥有过这些。我拥有过这些。你们称之为“爱”。我所不配拥有的。
47
国庆黄金周最后一天我扇了杨白马一记耳光。他往东走，我跳上一辆出租车。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 * *
注释
[1]Mumbo Jumbo, LLC，为个人电脑、游戏机和移动设备开发游戏的独立开发商，2001年创立于美国。
九 小孩
48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六日下午两点三十分，小吴叔叔开始念悼词：“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高建文同志。我代表我局对高建文同志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高建文同志的家属表示亲切慰问，节哀顺变。”
鞠躬。
小吴叔叔现在是吴副局长了，高建文同志，一九五八年出生于广东省陆丰市，四岁支持父母革命工作调动至省城，完成了小学、初中学业，十几年前我走路去妈妈单位午休，总在食堂见到他拿两个铝饭盒装饭菜，那时他三十不到，身材袖珍，秃肉头又软又亮，像是下一秒就要钻进森林采蘑菇，一九七五年九月高建文同志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赴流溪林场上山下乡，七七年十二月回城，成为省城汽车修理厂一名兢兢业业的车床工人，一九八〇年高建文又一次响应时代号召，投身咸水城建设大潮，成为我局一名敬业爱岗的人民公仆，死像是从天而降的一口洪钟——不是敲响的，是摔响的——吓了所有人一跳，使他们彷徨四顾、高声追问，“为什么？”他们追问，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一九八三年继承先烈的遗志接过父辈的火把，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工作出色、积极上进，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一九九四年荣获干部职称，翻页，高建文同志的一生是爱党爱国、勤勤恳恳的一生，她团结同志、以身作则，死发生了，但它一定不是发生在此刻，它是发生在此前的一年、两年、十年、三十年，它发生在死者诞生之初，发生在死者生身父母光滑的血管跳动的睾丸灰粉色的卵巢深处，它休眠、苏醒、成熟，长成柔软的隐头果——肉囊状的，爬满共生生物的，受到领导、同志、朋友、家人的一致好评，这样一位党和人民的好女儿，不幸于二〇〇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永远离开了我们，英年早逝，天地同悲！棺材黑得发亮，内衬一层白得发亮的化纤布，我能看见她指向天花板的僵白的鼻尖、僵白的百合（橙黄色花药，大概率是喇叭花组的Lilium longiflorum[1]），杜鹃泣血，百灵哀鸣，晴空一声霹雳，噩耗猛然当头，从此以后，家里失去了一位好女儿、好母亲，社会失去了一名好公仆，我局失去了一位好同志，青山不语，流水呜咽，这个小厅八十八平米，租一租八百六十块（每小时），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六啊八地拿彩头，“基本配置”——礼厅租赁介绍页上印着的——包括遗像框架、固定横幅直幅、背景饰墙、话筒、挽联架、饮水器及饮用水、茶杯、金属椅、发言台、签到台、绢花围花、遗体殡殓罩、影音播放设备、投影设备，还有“休息室”呢，高建文同志带着对亲人、同事的不舍，永远离开了我们，他们把她的一张影楼照放大成遗照，三十三岁的她正望穿朦胧的玫瑰色柔光对我微笑，那是她罕见的带妆时刻，那是一个不再存在的人不再存在的盛年，我听说有人替自己已逝的母亲在魔市置办了墓地，于是那位母亲得以数据的形式永存，一鞠躬，我的右鞋尖上有一道划痕，二鞠躬，三鞠躬，小吴叔叔塞好稿纸下去了，领哭的人机敏地掀起新的悲鸣之潮。
五天前他们在我家客厅开会。追悼会该在哪个城市办？他们开始数人头：省城有她的娘家人，有她二十二岁以前的朋友；咸水城有她的（前）婆家人，有她二十二岁以后的朋友。上官阿姨帮着一起数。是上官阿姨发现她的。上官阿姨立刻拨了两通电话：一通给爸爸，一通给我。爸爸的号码上官阿姨一直有，我的号码——妈妈写在遗书上了。灵车、丧服、花圈、寿衣、火化棺、骨灰盒、解秽酒酒楼选一选，单殓房要不要？围在一起叠元宝。沾了满手金粉。张新国非要包办，塞了几次钱，算他还有一点人性。那么张新国要不要请？（前）亲家要不要请？他们说姥姥接到消息身体摇晃两下就昏了过去。他们发给我一块粗麻布、一根粗麻带、一个黑袖章。袖章上的线头越扯越有，后来我不敢再扯，用剪刀剪齐算数。
49
能到的全到了，黑压压地从我眼前过，碰我的手，好像我是个门环。散得也快。浓酽酽的黑色散进人海稀释得什么都不剩。大姑妈小姑姑抱着我哭。佑恩弟弟大哭。家明哥哥发红的眼眶很干。我和他俩好久没见了。我和好些人、大部分人都好久没见了。他们长大的长大，变老的变老，一个个形状陌生地从我眼前过，仿佛某种大结局。人人都当面可怜我、背过头骂我。爸爸拿走了房产证，允许我在凶宅里免费住到嫁人。
起先我请了一个月假，后来又补交一学期休学申请。我一个人坐在屋里。那些来哭的、来嘘寒问暖的、来讨价还价的人都散尽之后，她又冒了出来，在楼梯上踩出轻响，在厨房开关碗柜。我坐在那里。她弄出的动静像绵绵细雨落在我身上。
我想她吗？想的。我的小学班主任夜夜在梦里巡逻，盯着我一遍遍默写她的遗书。
50
魏对我的人生观很感兴趣。那是非典之后第一个冬天，我情绪不太稳定，频繁梦见水母、窗帘和灌丛。我一直待在咸水城，不接辅导员的电话，也不回教务处的邮件，校方长达半年的自言自语终于以一份开除学籍公示书告终。我有什么所谓？妈妈留了许多钱，够多了，股票、保险、银行存款，为了把这些钱都弄出来我不得不（最后一次）耐着性子和各种机构、部门打交道；我发现有技巧的哭哭啼啼能有效激励男性办事员提升办事效率。那段日子我每天要吃三把彩色药丸，早饭后、午饭后、晚饭后。没多久三把减至两把，因为我再也做不到在正午十二点前醒来。姚医生（五十几岁，银灰卷发，冷酷的法令纹）声称“知道”一个严谨的志愿者社团，公益性质，问我要不要去了解一下。好啊我说。我坐在七位病侪（有这个词吗？）当中。“导师”告诉我有几位缺席了，但七或八差不多就是那一期的全部人数。“辅导课室”藏身维纳斯舞蹈学校，几十间练功房的其中一间。每周一次我和芭蕾舞学员们擦肩而过。她们天鹅的颈项从舞蹈服开得低低的后领一跃而出，束紧的发髻在连续不断的跳跃过后呈现慵懒散漫的状态。她们是一串带甜味的叹息，是你抓不住的氧气泡：掠过你，升向海面，使弯折的太阳令人绝望地摇晃起来。虽然我们的个人信息是严格保密的（他们承诺），但我坚信我就是那期年龄最小的那个。他们一方面敦促我们大搞羞耻感招魂仪式，一方面又对羞耻感挥舞的双刃剑甚为忌惮，因此设计出的“疗程”连美体塑身效果都达不到。他们坚持用英文称呼每一个辅导环节：“D for Dialogue”“U for Unique”“M for Meditation”“B for Bravery”……我和姐姐阿姨们要在两小时内把这些环节“过一遍”。“好，现在我们来过一遍。”“导师”说，拍拍手，好像下一秒我们就要散开、列队、对镜起舞。我们望着镜中自己：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老的少的美的丑的，像一批做坏了的陶罐。我故意浓妆艳抹使自己显得更老成的企图被“导师”识破了，他找我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些“沟通”发生在“团体辅导”结束之后，在随便哪间无人使用的更衣室里。一度我对“沟通”的兴趣大过于D、U、M、B任意一项或它们的总和，等到新鲜感所剩无几我便立刻退出，“接触下来还是不太认同他们的理念。”我乖乖巧巧地回复姚医生。我找了个驾校学车，魏是我的教练，也是我第二十六个快乐伙伴，他的记忆点是“痦子”和“左撇子”（每个快乐伙伴的记忆点额度都是两个，很公平）——记在那本从记录野外植物转行记录雄性智人的博物学家牌笔记本里。和魏的碰面不是在我家就是在他家。他离婚未娶，湖南口音，住廉租房。我当然还住在妈妈留给我、爸爸借给我的房子里，我认为我永远不会嫁人了。魏说我“看着像个幼师”。当时我们头一回躺在一起，在驾校边上一家快捷酒店的标间。那句评价算是勾勒出〇三年某个瞬间的我。
驾照到手之后我就和魏断了联系。他在我家门外坐了几晚，我隔着门骂他是“废物”和“穷鬼”，他回嘴，我俩对骂，他大脚踹门然后消失了。起初我还担心他会藏在哪个拐角里伏击我，于是出门（我不太出门）都随身带刀。可他没有。他就是消失了，永远地。妈妈留下的车（一台白色丰田小轿车）落满了灰，电池耗尽。我拜托某位小区业主（正好路过）帮忙换电池。你想多了，小区业主并没有成为第二十七人。
我开起了车。我喜欢滨海公路、嗖嗖快闪的高架桥墩、弧形路灯和塑料道钉的反光。我换了一套私密性很好的车窗膜，凌晨一点至四点的居民区小巷、天黑之后至天亮之前的郊野公园都是比较稳妥的临时泊车点。我攒了一堆违章停车罚单，那堆罚单又招来滞纳金。那阵子就是那样的，到处都给我寄信，纸的，电子的，多媒体的，到处都在催我、警告我、要挟我。那些信面目可憎、嗡嗡作响，同早年间的前辈们殊异。但也简单：撕成两半扔进垃圾桶，烦恼便烟消云散。我想起那台九四年的捷达——九四年的我坐在老房子客厅里看见缓缓驶入院子的橄榄色车顶，松了口气似的想到我们一家三口再也不用被大姑父的丰田大霸王或小姑父的三菱帕杰罗送回家。我想起大姑父有古典音乐和香水味萦绕的车厢，想起小姑父在车厢里粘了一座圣母子塑像和三幅圣母子挂像，想起爸爸的车厢永远空空荡荡、整洁如新（托妈妈的福）。爸爸是另一种人。他让十一岁的女儿开车玩，自己坐副驾握手刹（像个驾校教练）。老房子现在是幸福之家在住了——事业有成的丈夫，青春靓丽的妻子，人见人爱的嘟比嘟比荷兰猪宝宝——白兰树的时光歌剧将为那好儿子重演一遍。
而没人要的女儿拿到了驾照，开着死妈妈留下的小白车在夜路上横冲直撞。
生活凋敝下去，活页笔记本厚实起来。虽然我私底下不爱洗澡，可一旦需要走出门去我总会把自己收拾个熠熠生辉。我常常需要花五到六个小时收拾，因此除非事先约好，我只在夜间外出。上午则是绝无见到我的可能。世上还有什么人需要见我？姚医生、偶尔约我见面被各种理由拒绝的爸爸、永远在路上的快乐伙伴们。罗就是其中一位快乐伙伴。我们是在康宁医院认识的。
我在过道坐着等叫号。罗坐我旁边。他说他是病人家属，我说我是来处理PTSD的。我当然不是来处理PTSD的。我也不是一名景观设计师、不是二十五岁、没有“刚刚在体育馆附近跟完一个新case”。我穿薄长袖、高腰长裙，新洗的飘香的披肩发，若有似无的精致妆容。他苍白，略带忧郁，无论怎么看都脱不去杨白马的影子，只是眼睛小点儿、鼻梁矮点儿，身形偏瘦，小腹光溜溜的。我非常耐心地尝试了近二十分钟，他才终于哭丧着脸以诚相待：长期服用丙咪嗪害他遇到了一点麻烦。我们扯上被子垫高枕头，开始聊他的思觉失调症。我们从下午聊到黄昏。我们彻夜长谈。真是离奇。也许因为不再对那一小摊躲在被子底下的作废海绵体抱任何希望，也许因为杨白马在他脸上的返照，也许因为我长期服用的多虑平也开始发挥作用……我竟然从我们无为的赤裸中鉴辨出久违的安宁。我仍然是那个受PTSD困扰的景观设计师，当我大谈花园配色学和萨克维尔—韦斯特的西辛赫斯特雪园时，罗的安静令人放松，或许正是在那份安静的激励下我又马不停蹄地抨击了意式园林的刻板和法式园林的痴呆；“我从小就被爸爸毒打，他也打我妈妈，后来爸爸娶了别人，妈妈出车祸死了，一夜之间我失去了一切，我难以接受命运的残酷玩笑……”听我这么说，罗就开始轻拍我的头顶。我牵他去书房参观“我的藏书”，“诗、博物学、园林史。”我介绍道。我牵他去屋顶参观“我的花园”，但时值凌晨乌漆墨黑的，况且“PTSD和忙碌的工作使我疏于照顾花草”——因而并没有什么好看。在和罗相处的五十六天（那真是破纪录的）里，我不否认他的眼神时常空洞、笑容时常僵滞；他对长眠的海绵宝宝一顿猛搓后沮丧地抬头看我时，我不否认，我觉得反胃、打心眼里蔑视他；我背着他往笔记本里添了三个快乐伙伴的信息，我不否认；我也不否认他久久瞪视我的身份证又迅速放下的同时充满我脑海的不是羞愧，而是恶毒的快感——对，我完全承认；我也承认我曾幻想嫁给他，并在同其他快乐伙伴勇攀高峰的瞬间偷偷将他们的脸切换成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