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两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甚至过分正常。房间里有只苍蝇四处嗡嗡叫着，像是在告诉我们这里没发生过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我开始思考工作，以及那些负责打孔的新工人们。我得记得告诉他们加热封口机上的螺丝钳掉了。我知道如果我说出这些，如果我说出“打孔”这个词，那么一切就又回到原来的样子，永远，阿门。
我们明天得跟新工人谈话。
嗯？阿尔比不是星期三培训他们吗？
是啊，不过那些……
我就快要说出“打孔”，“打孔”这个词从我喉咙底部潮湿的黑暗中涌起，我扭曲着脸就要吐出G[2]这个音。这个瞬间，那只嗡嗡乱叫的苍蝇跌跌撞撞地扑到我耳边，出于动物本能，我凶残而不加思索地扇过去，打翻了台灯。台灯硬生生地摔碎了，溅得满地的碎片显得那灯足有原来的十二倍那么大。最后，灯泡像烟花般炸开，安静坠落，渐渐熄灭。我们什么都没说，但是黑暗的突然回访成为了一个问题，像挑起的眉毛般等待着。接下来不管我做什么，不管我说什么，都将决定着我的人生。我没有说“打孔”，但是那个G卡在我的喉咙里，聚拢起声音。
我咆哮了。
维克托立刻转向我，把他的脸贴住我的脖子。新生活就这样在一声咆哮后，轻易地到来。
* * *
[1]原文为Ecstasy，所以称为E计划。
[2]原文中“打孔”为grommeting，因此发音是以G开头的。
这个人
某人感到兴奋。某人在某处兴奋得发抖，因为有惊人的事情将要发生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已经为此打扮了一番。这个人期待着，做着梦，而现在一切就要成真，这个人却几乎不能相信。但相不相信都无所谓，信念与幻想的阶段已经过去，事情真的真的正在发生。只需举步向前，鞠躬行礼。或许还要下跪，像被授予爵位那样。一个人几乎绝不可能被授予爵位。不过这个人可以下跪，被佩剑轻叩两边肩膀。或者，当事情发生时，这个人更有可能正在车里或者商店里或者塑料雨篷底下。也可能在上网或者打电话。可能是一封回复过来的邮件说：你被授予爵位。也可能是一通长长的、欢声笑语的、闹哄哄的电话录音，这个人认识的每个人都对着听筒说话，他们都说，你通过了测试，这不过是个测试，我们只是开个玩笑，真正的生活要比这好得多。这个人释然地大笑起来，把录音倒回去找聚会的地址，这个人认识的每个人都在那里等着拥抱这个人，欢迎她重归生活。这真叫人激动，而且这不只是梦，这是真的。
他们都在公园里一张野餐桌边等着，这个人以前曾经开车经过无数次。他们全部都在。气球被绑在长凳上，过去在公交车站站在这个人旁边的女孩挥舞着一面横幅。每个人都在微笑。有那么一会儿，这个人差点被这番场景吓到，但是在这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里垂头丧气可不好，于是这个人振作起来，加入了人群。
老师们来了，这个人甚至都不擅长那些学科，而老师们亲吻了这个人，并且宣布放弃自己所教的那门课。数学老师说，数学不过是另外一种说“我爱你”的有趣方法。但现在他们就直接说我爱你，化学和体育老师也这样说，而且这个人知道他们真是这样想的。太神奇了。也有浑蛋、白痴和蠢货们不时出现，他们都像是做了整容手术，爱摧毁了他们的脸。英俊的蠢货和蔼可亲，丑陋的浑蛋贴心可爱，他们把这个人的毛衣折好，放在不会弄脏的地方。最好的是，这个人爱过的每一个人都在。就连那些离开的人也在。他们握住这个人的手告诉这个人，要假装发疯开车离去并且再不回头是多么艰难的事。这个人几乎不能相信，这看起来太像是真的了，这个人的心早就碎了又愈合了，现在这个人不知道自己该想些什么。这个人快疯了。但是每个人都安慰这个人。每个人都解释说绝对有必要知道这个人是多么坚强。噢，看，那个医生开的药曾经让这个人暂时失明。还有那个男人在这个人穷困潦倒时付给这个人2000美元与她做爱三次。这两个男人都出席了，他们看起来彼此认识。他们都带了枚小小的奖章要佩戴在这个人身上；这是巨大的荣耀和力量的象征。奖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大家都欢呼起来。
这个人突然想要查看一下邮政信箱。这是个古老的习惯，即使从现在起所有事情都好得不得了，这个人仍然想要信件。这个人说她去去就回，这个人认识的每个人都说，好，不着急。这个人跳进车里开去邮局，打开信箱，里面空空如也。即便今天是星期四，众所周知的收信日。这个人非常失望，回到车里，完全忘记了还有野餐这回事，开车回家，查了查语音信箱，没有新的留言，还是旧的那些“通过了测试”和“生活会更好”。也没有电子邮件，可能是因为所有人都在野餐。这个人看来是不会再回去野餐了。这个人意识到待在家里意味着要无视自己认识的所有人。但是待在这里的欲望太强烈了。这个人想要洗个澡，然后在床上看会儿书。
这个人在浴缸里摆弄着肥皂泡，聆听着成千上万个泡泡同时破裂的声音。这几乎是一个流畅的声音，而不是无数个细小的声音。这个人的乳房差不多刚刚露出水面。这个人把肥皂泡堆到乳房上，摆出各种奇怪的形状。现在每个人一定都已经意识到这个人不会再回去野餐了。每个人都错了；这个人不是他们所以为的那样。这个人扎进水里，头发像海葵般动来动去。这个人可以在水底下待好长的时间，但仅仅是在浴缸里。这个人想会不会有一个在浴缸里屏气的奥林匹克比赛。如果有这样的比赛，这个人一定会赢。一枚奥林匹克奖牌会把这个人从所认识的每个人的目光里解救出来。但是没有这样的比赛存在，所以也不会有救赎。这个人为她毁掉了自己被每个人爱的机会而哀悼；当这个人爬上床时，悲剧的重量仿佛压在她的胸口。这重量让人感到安慰，差不多是一个人的重量。这个人叹了口气，闭上眼睛，睡着了。
罗曼史
她说，我们就是这样与动物区别开的。睁着眼睛，这样能看到布。我们的脸上都遮着块白色餐布，光线渗透进来。在里面看起来还更明亮些，仿佛餐布能过滤掉房间里其余部分的黑暗——从物件与人们身上释放出来的黑暗射线。导师一边说话一边四处走动，这样她就像是无处不在。她的脸和卷发被遗忘了；只有声音和白色的光芒，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就像是真相。
你永远不会是世界的一部分。她站得非常近。
人类在脸的前面那一块小小的区域里创造了自己的世界。现在她在房间那头。
为什么你们认为我们是唯一会亲吻的动物？她又靠近了。
因为我们的脸前面的那块区域是我们最私密的地带。她吸了口气。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是唯一浪漫的动物！
我们安静地在餐布底下思考。她怎么会知道？那么狗呢？狗能感觉到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一百倍吗？但是我们看不到彼此的眼睛，无法达成怀疑的共识。而她的声音里怀有激动人心的确凿，使人不由自主地相信她。既然你可以让手指成为手的一部分，为什么要缩回手指呢？这就是手！当然！手指和手是一回事，它们的差别就像是镣铐。我看见光线正穿透餐布。
你面前小小的世界是一个幻觉，浪漫本身是一个幻觉！
我们倒吸一口气。但这口气也吸得慢半拍，我们是慢组的。连分餐布这种事都搞不定。最后我们决定先拿上自己那块，剩下的传递下去。
浪漫不是真实的，餐布下的世界也不是。但因为你是人类，你永远不能掀起餐布。这样你或许就能学会如何成为最浪漫的女人。这是人类力所能及的事：浪漫。你们现在可以拿开那块布了。
我们觉得自己或许做不到，因为我们是人类，但餐布还是滑落下来，讲堂似乎比之前更暗了。我希望我们现在可以是另一种动物，那种可以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的动物。但是布只是一个隐喻，而我们是四十个在星期天早晨聚集在一起试图变得更浪漫的女人。一个女人的头上依然盖着餐布，她大概是睡着了。
我们努力学习，因为我们想要得到成果。我们彼此做对方的镜子，我们吸进去不，吐出来是。我们用手握住自己的脚踝，假装它们是其他人的脚踝，然后我们试图奔跑，假装是其他人在试图奔跑，是其他我们所爱的人在试图离开。我们抓住他们的脚踝，我们吸进去不，吐出来是，我们松开脚踝，四十个女人绕着讲堂奔跑。然后我们围拢起来坐下，谈论起费洛蒙和其他各种迷惘。
记住，你们不需要让整个世界变得浪漫，整个卧室都没必要。只要你们面前那块小小的空间就行了。这是块很容易操控的区域，即使上班族女性也会认同。因为当他看着你的时候（或者她——浪漫绝无偏向！），他必须要透过你面前的空气。那片空间被污染了吗？它是玫瑰色的吗？它是雾茫茫的吗？午休的时候思考下这些问题。
我们吃着三明治，透过面前的空气彼此打量着对方。空气看起来清澈，但或许并不是。我们喝着免费苏打水，拼命思考这个问题。这可能会改变一切。
我起身独自站到走廊里，把脸贴住墙壁。墙是木质壁板的，闻着有股尿味，很多东西都这样。浪漫。我的公寓。浪漫。我的本田车。浪漫。我的皮肤状况。浪漫。我的工作。
我转过头，把另一半面颊贴向墙壁。
铃声把我们召集回去做总结讨论。浪漫。我从未拥有能聊得来的朋友。浪漫。灵魂。浪漫。其他星球上的生活。浪漫。我望向走廊尽头。有人在那里。是特里萨，镜像呼吸练习时我们曾经是搭档。我们同步自己的呼吸，再切分节拍，然后我们讨论彼此的感觉以及哪种更浪漫。正确答案是切分节拍更浪漫。
我走过走廊，看见特里萨正挨着张椅子坐在地板上。这是个不好的信号。这样会越来越糟，人最好就是坐在椅子里，饿了就吃，睡醒了就起床工作。但是我们都曾经有过这样糟糕的时候。椅子是为人准备的，而你并不确定是否是为你准备的。我在她身边蹲下。我抚摸着她的后背，又停下来，觉得这样可能太亲密，但停下来又显得冷漠，于是我轻轻拍打她的肩膀，这样我的手就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触碰到她的，另外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我的手不是正在拍向她，就是正要离开她。我拍的时间越长，就越艰难；我过分在意拍打的间隔，无法找到自然的节奏。我觉得自己像在敲打一只康加鼓，一想到这个，我就拍出一个小小的恰恰恰的节奏，而特里萨哭了起来。我停下来拥抱她，她也回应了我。我把一切都弄糟了，特里萨的悲伤又降到了下一个等级，而我在那里与她汇合。那里泛滥着共同的悲伤，我们抱头痛哭。我们能闻见彼此的洗发水和我们用的洗衣粉的味道，我闻出来她不抽烟，而她爱的那个人抽，她也能感觉到我很大只，但这不是生来如此，也不会一直如此，只要等我再次找到自己的出路。我们牛仔裤上的纽扣碰来碰去，我们的乳房交换着陈年旧事，它们被过度使用或者未经挖掘，有时洪水，有时饥荒，有时不管不顾，随波逐流。我们哭湿了彼此的衬衫，哭泣像灯塔般在前方引领着我们，寻找新的被遗忘的悲伤，这些悲伤在多年前就礼节性地死去，事实上却没有死，只要一点点水就会复活。我们爱过不该爱的人，然后嫁给其他人为了忘却那不可能的爱，或者我们曾经对着世界的大锅喊出一句你好，又在得到任何人的回应前就拔腿逃跑。
永远在逃跑，永远渴望回头，永远越离越远，直到最后，成为电影里的一幅场景，一个女孩在屏幕里对着世界的大锅喊出一句你好，而你只是一个与丈夫坐在沙发里看电影的女人，他的腿搁在你的膝盖上，你却想要起身上厕所。有许多如此普通的事情会让我们哭泣，但哭泣的最大理由是为了浸湿面前的那片空气。这就是浪漫。不是坠入爱河，而是在分享我们肩膀、胸口和大腿间的空气。大片大片的空气。我们渐渐慢下来，停止哭泣，在一段长长的静默之后，我们互道再见，各自分开。喜悦的到来像是从夏威夷吹来的暖风，吹干我们的眼泪，扫清我们重返现实世界的道路。能一起待在椅子旁边可真好。我们握着彼此的手，哈哈大笑，假装的尴尬渐渐变成真实的存在。
特里萨轻快地拍拍身后的灰，仿佛刚刚只是跌了一跤。我也把羊毛衫的袖口拉了下来。我们穿过走廊回到讲堂的时候，正赶上帮忙收拾椅子。要把这些椅子堆起来并无章法可言，所以一不小心就弄出很多椅子堆来，重得举不起来，又没法彼此交叠在一起。于是不同高度的椅子堆都孤独地杵着。我们收拾起皮包，走向各自的车。
一无所求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我们都是孤儿。我们觉得自己像孤儿，应该得到孤儿们所获得的怜悯，可实在尴尬的是，我们有父母。我甚至还有两个。他们绝不会放我走，所以我没有告别；我就收拾了一个小包，留下一张纸条。在去皮普家的路上，我兑现了我的毕业支票。然后我坐在她的门廊等她，假装我只有十二岁，或者十五岁，甚至十六岁。在所有这些年纪里，我都向往着今天；我甚至想象着坐在这里，最后一次等待皮普。而她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她的妈妈会放她走。她妈妈有双巨大肿胀的腿，这是一种严重病情的征兆，而且她还整天过量使用大麻。
我们要走了，妈妈。
去哪儿？
去波特兰。
你能先帮我做件事吗？你能把那里的杂志递给我吗？
我们像无依无靠的人一样急切地想要开始自己的生活。要找到一间公寓很容易，因为我们没什么要求；我们只会惊叹，这是我们的门，我们的破地毯和我们的蟑螂虫害。我们用纸横幅和中国灯笼来装饰房子，合用原本就摆在屋子里的古董床。这对于我们中的一员来说非常刺激。我们中的一员一直爱着另外一个人。我们中的一员生活在永恒的渴望里。但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认识了，似乎注定只能像孩子那样睡在一起，或是像是在性革命前就在一起的老年夫妇，面对新玩意儿面红耳赤。
我们为找工作而兴奋不已；不管去哪里都要填上一张求职表格。而当我们被雇用做家具打磨工人时，又无法相信竟然有人能整天干这个。每件被我们想当然认为是这个世界本身的东西，其实都是别人的劳动成果。每根人行道的横线，每块咸饼干。每个人都得为破地毯和门付钱。我们吓坏了，赶紧辞职。一定还有其他更体面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时间来思考自我，想出一个有关我们是谁的理论，再配上音乐。
心里抱着这样的目的，皮普想出一个新计划。我们决心要实现它；一连三个星期，我们写啊写，不断给当地报纸投发广告。最后，《波特兰周报》刊登了出来；这不是公然的卖淫广告，但我们的读者自然会明白它的意思。我们把目标瞄准爱女人的富婆。真有这样的事吗？我们当然也接受有存款的普通女人。
广告刊登出来才一个月，我们的语音信箱就被弄爆了。每天我们都要在上百个男人里筛选那个愿意为我们付房租的特殊女人。可是她姗姗来迟。或许她根本不读免费周报的广告。我们焦虑起来。这是我们在不自我妥协的前提下赚钱的唯一手段。我们能把失业食物券当租金付给房东希尔德布兰德先生吗？我们不能。他会喜欢皮普的祖母借给她的旧相机吗？他也不会。他希望我们用传统方式付钱。皮普严肃地开始在录音留言里翻找一位绅士。她听留言的时候，我望着她男孩子气的脸，意识到她很害怕。我想着她糕点般的小屁股，两腿间错综的温暖世界。我祈祷那是个衰老的男人，只想要看我们穿着内衣跳来跳去而已。突然，皮普咧嘴一笑，写下一个名字。利安娜。
正如利安娜在电话里描述的那样，公车把我们放在石子车道的尽头。我们告诉她我们的名字是阿斯特丽德和塔卢拉，我们希望“利安娜”也是个假名。我们希望她穿着吸烟夹克，或者戴着长围巾。我们希望她熟悉阿娜伊斯·宁的作品。我们希望她不是电话里听起来的那样。不穷，不老，不随随便便付钱给任意一个愿意开车到尼黑勒姆这个人口只有210人的地方来陪伴她的人。
皮普和我沿着石子路走到那幢小小的棕色房子前。已经闻见一股难闻的烹煮食物的气味。一个皱着眉的女人来到门廊。我们带着优越感无法辨识她的年纪，我们在生活中从不曾留意衰老的身体。她或许和我妈的姐姐一个年纪。而且跟林恩阿姨一样，她穿着紧身裤，宝蓝色的紧身裤，以及一件宽大的绣花纽扣衬衫。我的头脑因为紧张害怕而膨胀。我看着皮普，有那么短暂的一秒，我觉得在我生命的宏图里，她并不特殊。她只是一个在跳河的时候把我绑在她腿上帮助她下沉的女孩。然后我眨眨眼睛，又再次爱上了她。
她挥挥手，我们也挥挥手。我们挥着手走向她，直到近得可以说你好，于是我们说你好。现在我们靠近得足以拥抱对方，但是我们没有。她说，进来吧，里面漆黑一片，没有孩子。当然不会有孩子。皮普像我们事先说好的那样立刻要了钱。开口索取总是令人难堪。我们希望自己像壁画一样，一无所求。可是就连壁画也需要修复。利安娜招呼我们坐下，说我们比她想象得更年轻。我们坐在一张旧的皮革沙发上，她离开了房间。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房间，杂志堆得到处都是，家具像是从汽车旅馆搬回来的。我们不看着对方，也不去看任何反光的物件。我只好盯着自己的膝盖。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她去哪里了，然后慢慢地，我能够感觉到她就站在我们身后。我意识到的时候，她的指甲正要穿过我头发。我不觉得她性感，但现在我明白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懂。好戏开始了，每过去一秒钟我们就更接近终点。我对自己说长指甲等同于财富；想起财富总能让我平静下来。我假装自己闻到香水味。如果我们都用了昂贵的洗发水会怎么样。如果我们整天开玩笑，什么都不在乎会怎么样。我的头脑放松下来，做起那套想象自己成为甜心的练习。我的思维已经慢到无法为其他任何工作运转的速率。每四秒里只有一秒是活着的，一个小时里只有十五分钟有意识。我看见她穿着件不怎么干净的吊带衬裙站在我们面前，我死了。我看见皮普脱下她的鞋子，我死了。我看见自己正捏着她的乳头，我死了。
在长长的回家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我们像是两个往相反方向飞去的风筝，线却拽在一只手里。我们刚刚赚来的钱也在那只手里。皮普在路上买了一包薯条，于是我们的房租又少了1.99块。很显然我们应该多要一些。皮普把钱装在一个信封里，写上希尔德布兰德先生。我们分开站着，身上有瘀青，闻起来像利安娜。然后我们背转身去，各自抽紧所有痛苦的细小绳索。我去洗澡。正要踏进浴缸时，我听到大门关上的声音，脚步停在空中；她走了。有时她会这样做。当别的情侣争吵或者和好的时候，她会离开我。我一只脚踩在浴缸里，等着她回来。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长到我明白她今晚不会回来了。但如果我一直等下去，如果我赤身裸体站在这里一直等到她回来会怎么样？如果是这样，等她走进大门时，我可以结束这个姿势，蹲进已经冷掉的水里。我以前做过这种奇怪的事情。我在车底下藏好几个小时，等着被找到；我把同样的词语写上七千次，试图使时间变形。我研究着自己在浴缸里的姿势。浸在水里的脚已经起皱了。当夜晚到来的时候我会有怎样的感觉？她回家以后要等多久才会走进浴室？她是否会明白她一离开时间就停止了？而即使她真的意识到我为她做了如此不可思议的壮举，又怎么样？她从不感恩也从不怜悯。我飞快地洗了个澡，用夸张的动作缓解身体的麻痹。
我在我们狭小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完全没想过要出门；没有她在，我在城市里会找不到方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我不能做，所以过了一会儿，我躺倒在沙发上，开始做这件事。我闭上眼睛。在泛黄的记忆里，我们差不多是六到八岁的样子。我们躲在她妈妈那张折叠沙发的罩子底下，或者在我的双层床的上铺，或者在她家后院的帐篷里。每个地点都有自己的优点。不管我们在哪里，总是皮普先在我耳边轻声说，跟我做吧。她很快压到我身上；我们用胳膊抱住彼此的后背。挨着对方小小的髋骨揉搓自己，以产生摩擦。当我们找对地方的时候，一种洞穿全身的晕眩会突然到来。
在我就快要找到感觉的时候，空中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这个声音轻轻地持续着，使我分神。我抬头去看。五只中国纸灯笼正在我头顶一齐轻轻摇摆。我伸出手时，突然意识到为什么会这样，但已经来不及收手。我碰了其中一个灯笼，蟑螂从底下的洞里涌出来。往下掉的时候还在爬。它们着地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不管落在哪里都要占为己有。落地以后它们没有摔死，甚至想都没有想过要死。一溜烟地就跑了。
皮普终于回家以后，我们都同意利安娜的活不值那个钱。但几天后，我们在《德州巴黎》[1]里看到娜塔莎·金斯基。她穿着件长长的红毛衣表演窥视秀。我认为只要哈利·迪安·斯坦顿不出现，这个工作就显得特别简单，但是皮普不这么想。
想都别想。我才不干。
没你我自己也能行。
她气坏了，开始洗盘子。我们从不洗盘子，除非想要寻开心或自暴自弃。我站在门廊里看着她擦拭已经发硬的面条，试图终结我们的沉默。事实上，除了我的父母，我并没有学会去恨任何人。我怀着爱意站在那里。我甚至不是真的站着；如果她突然走开，我就会跌倒。
我不会去做的，别担心了。
你听起来很失望。
我没有。
没关系；我知道你想让他们看。
谁？
男人们。
不，我没有。
如果你去做了，我就再也不能与你在一起了。
这大概是她对我说过的最浪漫的话。说明我俩住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们一起长大，是彼此唯一认识的人，而是因为其他什么。因为我俩都不希望男人盯着我看。我告诉她我永远不会去表演什么窥视秀，她放下手里的盘子，说明她已经不在意了。但我还是在意。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只触碰过对方三次。
1. 她十一岁时，她的叔叔企图猥亵她。当她告诉我时，我哭了，而她一拳打在我下巴上，我蜷成一团，待了四十分钟，直到她掰开我的身体。她把我的膝盖从胸口拉开时我始终闭着眼睛，我能感觉到她注视着我的身体，我也知道如果我一直闭着眼睛，就会发生些什么，然后真的发生了。她的手滑进我的紧身裤里，四处摸索，直到找到那个她自己身上也有的地方。然后她像动物般粗暴地晃动着手指，迅速给了我一个熟悉的高潮。当事情结束的时候，她叫我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知道她指的是跟我在一起，还是她叔叔的事情。
2. 十四岁时我们第一次喝醉，在差不多九分钟的时间里，一切看起来皆有可能，于是我们接吻了。这件事情仿佛再正常不过，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期待着更多的吻，或许还可以交换戒指和挂坠之类的。但任何事情都没有改变。我们继续保持着过去的样子。
3. 在我们高中的最后一年，我短暂地有过另外一个朋友。她是个普通女孩，名叫塔米，喜欢史密斯乐队。我绝不可能爱上她，因为她跟我一样可悲。每天她都告诉我她在想着的每件事，我猜想大部分女孩在一起时都这样。我也非常渴望谈谈我自己，却不知道从何说起。这方面她总是远远超过我，从她根据梦境而写下的诗歌的细节里就看得出来。所以我只是瞎玩，随意模仿着皮普。而皮普并没有太在意塔米，她只是对于普通的友谊感到稍许迷惑。
你们在一起都做些什么？
没什么。听听磁带什么的。
就这些？
上个周末我们做了花生奶油饼干。
噢。这听起来有意思。
你是在挖苦我们吗？
不是，真的挺有意思。
所以我再去塔米家玩的时候，她也来了。这让我有些紧张，因为塔米的父母总是在身边。父母们一般都不明白皮普是怎么回事，她看起来更像是男孩而不是女孩，母亲们因此而显得轻佻，父亲们则觉得哪里不对劲，像是受到威胁。但是塔米的父母正在看电影，我们进来的时候只是心不在焉、头也不回地挥挥手。我们像预想的那样听听磁带。皮普问是不是要一起做花生奶油饼干，但塔米说她没有准备好材料。接着她躺倒在床上，问我们是不是一对，还是怎样？一种骇人的空洞填满了房间。我盯着窗户，然后在脑袋里重复着那个词语“窗户”，我已经准备好要无限地重复窗户窗户窗户，但是突然，皮普回答了。
是啊。
酷。我有一个同性恋表亲。
塔米告诉我们她的房间很安全，我们没有必要假装，然后她给我们看一张她表亲寄来的荧光粉红贴纸，上面写着“去你妈的性别”。我们都静悄悄地看着那张贴纸，理解它的两层意思——至少有两层意思，或许还有更多。塔米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好像皮普和我一读到贴纸上大胆的命令就会顺从地推倒对方一样。我知道我们温顺地坐在床边让她失望了。皮普一定也感觉到了这个，因为她突兀地把胳膊搭到我肩膀上。这从未发生过，多么合情合理，我完全僵住了。然后我非常缓慢地把身体重新调整到一个平常的姿态。我叹气的时候皮普只是眨眨眼，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腿上。塔米注视着这一切，甚至微微点头算是默许，然后把注意力转回到音乐上。我们听着史密斯乐队、地下丝绒，还有方糖合唱团。皮普和我一动都不敢动。一个小时二十分钟过去以后，我的背开始疼，我麻木下流的手仿佛已经跟身体的其他部分失去联系。于是我礼貌地为自己找了个借口。
浴室布满尘埃的温暖让我愉快。独处令人突然肆无忌惮。我锁上门，对着镜子做出一系列不受控制的怪异动作。我发狂地对着自己挥手，又把脸扭曲成癫狂的令人憎恶的表情。洗手的时候把手当作孩子，轻轻抱着一只，再抱另一只。我感受着自我的爆发。科学上把这样的痉挛称为告别演出。而这种感觉很快消逝。我用一块小小的蓝色毛巾擦干手，回到卧室。
在我看到这一幕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了。我知道我会看到她俩像这样躺在床上，我知道我会不知所措，我知道她们会弹开然后擦嘴。皮普不会直视我的眼睛。我再也不会跟塔米说话。我知道我们都会从高中毕业，我知道皮普和我会像计划的那样住在一起。我还知道她不想以那种方式要我。她永远不会。她会想要其他女孩，任何女孩，但不是我。
既然我们付了房租，就应该有权利向房东提一提蟑螂的事。他说他会派人过来看看，但我们最好不要抱太大希望。
为什么？
哎，又不仅仅是你们的公寓；整幢楼都遭了殃。
那或许你得派他们来把整幢楼都处理一下。
那不管用；它们会从其他楼里过来。
整个街区都这样？
整个世界都是。
我告诉他那算了吧，在他听到皮普敲锤子的声音前赶紧挂了电话。我们在重新装修；确切地说，我们在搭一个地下室。我们的公寓很小，但天花板很高，头顶上有块格外撩人的空余空间。皮普觉得嬉皮士才住阁楼，所以即使我们的屋子在二楼，她还是画了张设计草图，让我们能够住在天花板低矮的底层，如果觉得压抑，就从梯子爬到地下室去。我们会把重的东西放在下面，像是冰箱或者浴缸，而其他的一切都放在楼上。我们俩在脑海里把地下室勾勒得很完美。那里有一股潮湿的岩石气味。温度和光线从天花板渗透进来。那上面就是家。晚饭在上面等着我们。
决定要搭建地下室的重要理由之一，是我们能搞到免费的木头。皮普认识一个女孩，她的爸爸经营着贝里曼木材供应厂。她叫凯特·贝里曼。她比我们小一岁，在皮普外婆家隔壁的私立高中念书。我从没见过她，但我很高兴我们能利用她。我们实践着一种非常宽松和零散的阶级斗争形式，允许任何种类的偷窃。无论是从精神层面还是从历史角度来看，每个人，每桩生意，每个图书馆、医院或者公园都从我们这里偷走过东西，因此我们永远都在努力夺回属于我们自己的。凯特费劲地把大块夹板从她父母的旅行汽车后备厢里拖出来的时候，她或许觉得在这场赔偿战役中，她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她把东西放在我们楼后面的小巷子里，走的时候按三下喇叭。一听到她的信号，我们就溜出大楼，假装散个步，有时甚至还停下来买个苏打水，然后才仿佛心血来潮地决定随意漫步到小巷子里。我们拖着木板上楼，非常确定骗过了所有人。我们总是能够蒙混过关，但这也意味着总有人在留意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独。
每天早晨，皮普都会列一张今天我们需要做什么的清单。第一条通常是去银行，那里有免费咖啡。后面几项往往含糊不清——研究一下失业食物券，图书卡？——但这张清单依然能让我感觉温馨。我喜欢看着她写，知道有人在操控着这一天。晚上我们讨论如何装饰地下室，而白天则进展缓慢。我们最不缺的就是木板；它们靠在墙上，斜在沙发上，像没有训练过的狗。
当皮普决定我们需要一个托架时，我们正试图把一根柱子钉在厨房的油毡地板上。
你确定？
当然。我给凯特打电话，她会带来的。
她不是在学校吗？
没关系。
皮普打完电话去冲澡。我继续锤长钉子，使长钉子将柱子固定在地板上。柱子稳固了。我感到满足。它经不起任何重量，但是它自己站在那里，几乎跟我一样高，我忍不住要给它起个名字。它看起来该叫格温。
门铃响了，皮普湿着身体跑去开门。是凯特。我坐在厨房的地板上抬头看她。她穿着一身校服，手里并没有拿着托架。或许她把它们藏在裙子里了。
托架呢？我问。
凯特看看皮普，眼神里闪着惊恐。皮普握着她的手，转向我，说，我们有些事情必须要告诉你。
我顿时打起寒战。我的耳朵太冷了，不得不用手捂住它们。但我立刻意识到这让我看起来仿佛是要遮住它们，害怕听到什么似的，像只不愿意听到坏事的猴子。所以我搓搓手掌，问，你们的耳朵冷吗？皮普没有回答，但是凯特摇摇头。
那好，继续说吧。
凯特和我要一起去她父母家住。
为什么？
你什么意思？
嗯，我很肯定凯特的爸爸在你偷了他那么多东西以后，不会希望你住到他家去的。
我会去贝里曼木材厂工作赔给他。我甚至还可能会赚够钱买辆车。
我想了想。我想象着皮普开着辆福特T型车，戴着护目镜，围巾迎风飘在身后的样子。
我能不能也去贝里曼木材厂工作？
皮普突然发起火来。拜托！
干吗？我不能去吗？如果不能的话就说我不能。
你根本没懂我在说什么！
什么？
她举起凯特的手，与自己的扣在一起，在空中晃动。
我的耳朵突然发烫，像是沸腾起来，我得用手在脑袋两侧扇扇才能让它们冷却。皮普已经受够了；她抓起她的背包，冲出公寓，凯特跟在她身后。
我不能让她离开这幢楼。我奔下大堂，扑在她身上。她把我甩开；我用胳膊死死抱住她的膝盖。我号啕大哭，不是动画片里面的那种——而是真正的号啕大哭。如果她走了，我会变成哑巴，像是那些目击了可怕暴行的孩子。除了那些孩子，没有人会理解我。皮普把我的手指从她的小腿上掰开。凯特蹲下来帮她，她的皮肤布丁般的触感让我恶心，想要刺破它，我往她的胸口撞去。皮普抓住这个机会奔下楼梯，凯特紧随其后。我手里抓着凯特的羊毛衫。然后我追上她们，眼睁睁看着她们钻进凯特的车里。在车子开走前，我闭上眼睛把自己横倒在人行道上。我躺在那里，这是我最后一线希望——或许皮普会同情我。我听到她们的车空转着。我聆听着车辆和来往行人在我身边小心经过的声音。我几乎能够听到凯特和皮普在车里的争吵，皮普希望下车来帮我，凯特则催她快走。我祈祷着把脸颊贴住地面。有高跟鞋咔嗒作响朝我走来，然后停下；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的声音，问我是不是还好。我轻声说我没事，默默希望她赶紧走开。但这个女人坚持着，所以最后我睁开眼睛叫她走。凯特的车已经不见了。
我把电话机拉到床上，睡了三天。时不时醒来，我会睁开眼睛，直到回忆起发生的一切，才又跌回到昏沉里。在梦中，我知道自己正在挖一条通往她的隧道——如果我挖得足够深，就能找到她。我越是往前爬，隧道越是狭窄，直到变成一团打着死结的头发，只能用力撕扯。
第三天下午，电话铃响了。我把电话从被子底下拉出来。我希望她从听到我声音的那一刻起就知道，我正在死去。我打了个招呼，那么懦弱，那么悲惨，像鹅卵石一样穿过语言。我说，你好。
是房东希尔德布兰德先生打来的。在奇怪的，另外一种，科幻的现实里，又该付房租了。一个月之前，我们才刚刚掀起过利安娜肮脏的睡裙。我挂上电话，环顾四周。我的柱子还站在厨房里，乖巧地沉默着。一个高高的桌子般的危险搭建物在房间中央摇摇欲坠。这是楼上的第一个平方英尺。我在底下爬来爬去，想象着皮普和凯特正与贝里曼夫妇一起吃晚饭。皮普常常描述这样的场景。我们每次经过一幢漂亮的房子，皮普都会幻想只要房子主人知道她还是单身，就会邀请她与他们同住。她觉得自己是一个迷人的流浪儿，是有钱母亲们的小宠物。这是一个骗局。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骗人的。没有什么真的重要，也没有什么能够失去。
我走进浴室，把一捧捧的水浇在脸上，这很简单。事实上，我能做任何事情。我脱下睡觉时穿着的牛仔裤和T恤衫。光着身体蹲在地板上，用一把美工刀把裤腿裁了下来。再穿上的时候，裤子变得那么短，短得不能再短。我又把T恤剪开，把那行“如果你爱爵士乐”扔在地板上。而那句“按喇叭”勉强盖住我的小乳房，但是，嘿。嘿，我正在离开公寓。我正在走向大堂，邻居家门口摆着一小篮放了些日子的苹果，旁边写着，“给我的邻居们，请拿一只吧”。嘿，我饿坏了。我拿起一只，然后门开了。我从没真正见过这位邻居，但现在我知道她是个捡破烂的，一个上了年纪的捡破烂的。她穿着的那件毛衣我知道是她从门廊里捡来的。那是凯特的羊毛衫。她叫我再拿一只苹果，接着请求我拥抱她一下。我一手拿着一只苹果，用力地拥抱了她。上个星期我还害怕触碰到她，但现在我知道，我能做任何事情。
我没钱坐车，只好走路。距离远得不可思议。就算是一匹马奔到那里也累坏了。鸟飞过去，能被称为迁徙。但这没什么难的，只是要花些时间而已。穿着条超短裤和一件上面写着“按喇叭”的半截T恤穿越城市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人们甚至都没有看清T恤上的字就乱按喇叭。我总是觉得自己会被箭或者枪从背后射中，但什么都没有发生。而这个世界并没有比我以为的更安全；相反，它实在太危险了，我几乎全裸着走路却仿佛正正好好，如同车祸，每天都在发生。
我去的地方在购物中心里，夹在一家宠物商店和一个支票兑现处中间。我问柜台里的男人他们还招不招人，他给我一张夹在写字板上的表格叫我填写。我交回去的时候，他盯着看了会儿，眼睛却根本没有转动，我不禁想他大概不识字。他说如果我九点过来的话，今晚就能开始。我说，太好了。他说他叫艾伦。我说我叫格温。
我在购物中心里闲逛了三个小时。宠物商店关门了，但是透过窗户能看到里面的兔子。我把手指按在玻璃上，一只古典垂耳兔疲惫地朝我蹦过来。它用一只眼睛看着我，然后换另外一只。它的鼻子颤动着，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它认出我来。它以前就认识我，像是我过去的某个老师，或者我父母的朋友。兔子的眼睛看穿了我的衣服，嗅到我疯狂而悲伤的急迫，猜到我不是去干什么好事。然后我站起来，拍拍膝盖，走进那家“偷窥先生成人录像商店和其他”。
那个“其他”部分在商店背后。艾伦把我跟一个名叫克里斯蒂的女人留在那里。她坐在一把绿色的塑料阳台椅子里，穿着粉红色的奥史考士牌背带裙。看着背带裙上结实的金色纽扣，我心想，或许我熟悉的一切其实都属于隐秘的色情的地下世界。她带我走进小隔间，然后把假阴茎、瓶子和珠链都塞进阿迪达斯运动包里。阿迪达斯。她的工具全摊在一块旧的花毛巾上，我猜想这毛巾闻起来一定是一股我外婆的味道。外婆。克里斯蒂把毛巾裹在一个小小的空果冻罐头外面。
这是干吗用的？
小便。
就连小便都是标价的。她给我看价目表，还有那个可以塞钱进来的槽口。她抬着手，告诉我窗帘怎么卷起来。她用清洁剂和纸巾把电话听筒擦干净，叫我永远不要把它搞脏。接着，她飞快地把稀疏的长头发扎成马尾，把阿迪达斯背包往肩上一甩，走了。
商店变得非常安静，像个图书馆。我坐在绿色的塑料椅子上，调整T恤和短裤。荧光灯亘古永恒地嗡嗡作响。我抬头看着它们，想象着是它们取代了星星，悬挂在漫长的世界文明中。它们经历了冰河世纪和尼安德特时代，如今在我头顶嗡嗡作响。我站起来，走进我的小隔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摊在毛巾上的；我甚至都没有毛巾。我只有一把公寓的钥匙。如果我今天赚不到钱，就得一路走回去了。晚上。还穿成这样。我在这种独一无二的处境里，必须得给出一场绝妙的现场秀，才能保证我的个人安全。
我练习把电话从听筒架上取下来。我做了五次，一次比一次快，就好像别人会因为这个技巧而付钱给我似的。我想了想我能够对着话筒说的话。除了赌誓的词语外，我从来不说这样的话。我试图把它们都想得性感些。我试图对着话筒性感地说出来，但结果说的都是吞吞吐吐的喃喃自语。如果我说不出来怎么办？那该多尴尬？男人会把钱要回去，我就不能坐公车了。我惊慌失措地在一句长长的咒骂里把我知道的所有脏字都塞了进去：吮鸡巴蛋的妓女婊子，舔下体的操蛋家伙。我挂上电话，至少我还是能说得出口的。
我在塑料椅子里坐了超过三个小时。这期间，两个不同的男人走进商店。他俩都从录像带架子上偷窥了我，但没有走到后面来。第二个男人离开以后，艾伦从柜台后面对我大喊。
这已经是你放走的第二个了！
什么？
你要主动些！别只管坐在那里。
明白！
二十分钟后，一个穿着黑色运动衫的男人走进来。他从杂志架子上打量我，我起身朝他走去。他的衣服上印着银河系的图案，一个箭头指着个小圆点说，“你在这里”。这个男人抬头看到我，假装很惊讶的样子。我想象着他出于本能地在女士跟前摘下帽子，但他并没有戴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