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绝妙的现场秀有兴趣吗，先生？
是噢。不错。
他跟着我走到商店后面。我们分开了一会儿，重聚在小隔间里，中间隔着层拉了帘子的玻璃。我听到尼龙搭扣的钱包被打开，二十美元轻轻掉进锁着的塑料盒子里，然后帘子升了起来。他已经把阴茎掏出来了，一只手握着电话。我拿起话筒。但正如我所害怕的那样，我完全说不出话来。我瘫痪地站着，仿佛站在冰冷湖泊中的一块石头上。我从不擅长跳入其中，放开一样东西去接纳另一样。我可以整天站着，任凭其他孩子永远跑在我前面。他上上下下套弄着，真是一幅奇怪的场景，绝不是你每天都能看到的；事实上，我以前从没见过。他对着电话说了些什么，但我没有听清。尽管我们挨着那么近，通话质量都不太好。
不好意思？
你能把衣服脱了吗？
哦。好的。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不要在陌生人跟前脱衣服。实际上是文明准则的第一条就是穿着衣服。即便是一只鸭子或者一只熊，只要穿上衣服也会显得体面些。我脱下牛仔短裤，把T恤拉过头顶。现在我光着身体站在那里，像是一只熊或是一只鸭子。男人无情地专注地看着我，苍白的乳房，两腿间的一捧毛发，他的目光来回游走。他不时检查一下我是否也同样在看他。我认真地盯着他的阴茎，希望能让他满足，但是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是否喜欢我所看到的。我再次站在了那块石头上，孩子们在下面把水溅得我满身都是，大叫着，跳啊！但是我知道跳下去就跟寻死一样，我将不得不放弃一切。我想了想我拥有什么。她没有打来过电话，她不会打的，我孤身一人，我在这里——不是什么抽象的意思，不是在地球或者宇宙的某处，而是真的在这里，赤裸地站在这个男人面前。我把手放在两腿之间，说：你那又大又硬的玩意儿真让我兴奋。
凌晨五点，我坐着公车在夜晚滑翔。公车只是一种形式，我真的在空中飞行，我有九或者十二英尺高，比大部分人都高。我能飞，我能跳过那些轿车，我能饥渴地、温柔地、羞怯地、严厉地说出“鸡巴”这个词，我能飞。我的口袋里还有325美元。单腿站在浴缸里直到她回来不仅仅是让时间停止的方式，还是让她回来的仪式。在她回家之前我就是格温。
我买了件青柠色的长睡衣，一根用来给自己破处的假阴茎，和一顶栗色波波头式样的假发，我叫它埃朗。我痛恨这个工作，但又很高兴自己能胜任。我过去相信自己有珍贵的内心世界，现在不了。我曾以为自己是脆弱的，但其实不是。这就像是突然之间擅长起运动来。我从来不关心橄榄球，但如果能参加全国联盟大赛确实棒极了。我围绕我那永远湿漉漉的下体讲冗长而曲折的故事。我打开身体的每个部分，我告诉客人我想他们，于是客人就变成常客，常客又变成跟踪犯。我学会在公交车到站的那刻才走出门，飞奔过那些潜伏在停车区的人，挥手大喊，星期四见！
而我太想她了。
有一天晚上公车来迟了，一个客人尾随我来到马路边。他在公车站挨着我站着，我没有理他，他就开始吐口水。一开始他吐在人行道上，接着随意吐在半空中。我感到细小潮湿的唾沫星子吹到我的脸上，不由得紧闭嘴唇往后退了退。他也一样，往后退了退，继续对着空气乱吐。他的骚扰基于一种我看不懂的逻辑，使我失去了判断力，我不能判断这是在威吓还是在犯傻，直觉告诉我应该回到商店里去。我走了两步开始奔跑，在身后砰地甩上门。但是偷窥先生并不是个安全的避风港，我不能永远躲在这里。我叫艾伦去外面看看那客人还在不在。他还在。艾伦就不能叫他走吗？艾伦觉得不行，因为：a）他并没有触犯法律，b）他是个好客人。艾伦觉得我应该打电话叫个朋友或者叫辆出租车来接我。
我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我惊讶于这一切就那么自然地发生了。我一般会想象自己中毒或者是被车撞了。某个官方的人，警察或者护士会问我说，有没有什么人需要他们打电话通知，我会喘着气报出她的名字。她在贝里曼木材供应厂工作，我会这么说。现在情况没有那么悲惨，但也涉及人身安全，更要紧的是，给她打电话并不是我的主意。是我老板艾伦让我这么干的，几乎算是命令。
我飞快地打给贝里曼木材厂，心神不宁的，假装自己是那种想要咨询有关锯条替换问题的人。但是当电话铃开始响起来，我的知觉膨胀了，听不到除了铃声与心跳声之外的一切声音。
贝里曼木材供应厂，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我想要找皮普·格里利。
请等一会儿。
一会儿。两个月。一生。一会儿。
你好？
是我。
噢，你好啊。
这一点也不好。这个“噢，你好啊”。我不该是那个得到这样回答的人。我把假发摆摆正，对着空气微笑，像是对着那些解开皮带的客人一样，我让眼睛也充满笑意，仿佛一切都映射出美好时光。然后我重新开始。
嘿，我这里碰到些麻烦，你能帮我个忙吗？
嗯？怎么了？
我现在在这个叫作偷窥先生的地方工作。外面有个变态一直不走。你能开车来接我吗？
她沉默了一会儿。我几乎能够听到偷窥先生这个名字在她脑子里振动的声音。这名字勾勒出一个眼睛大得像口钟的男人。她终其一生躲避这位偷窥先生，现在我却在这里与他一起玩。我要么是叫人讨厌，要么是愚蠢透顶，要么是其他什么，要么是出人意料。我屏住了呼吸。
她说她大概能去借辆货车，她要二十分钟后才下班，问我能不能等一会儿。我说行吧。
在货车里我俩谁都没有说话，我也没有看她，但很多次我都能感觉到她正迷惑地看着我。我通常会在回家前换衣服，摘去假发，而这天晚上我没这么做是对的。我望向窗外，寻找其他也爱着他们司机的乘客，但是我们都伪装得很好，我们假装无聊，祈祷交通不要太糟。当她过去的家跃入视野时，她突然往左急转弯，问我想不想看看她现在住哪里。
你是说凯特家？
不是，那件事情最后没成。我住在一个同事家的地下室里。
好啊。
这个地下室称得上是“未完成”。都是灰，四处扔着木板，孤零零地摆了一张床和一些牛奶纸箱。她晃着手电说，这里每个月只要75美元。
真的啊。
是啊，整间房间！这里有超过1500平方英尺，我想做什么都行。
她带我在房梁间来回走，描述着她的计划。楼上的马桶在冲水，我几乎能看到她的同事在我们头顶走动。他停下来，沙发嘎吱作响，电视机被打开了。播放的是新闻。她把手电吊在一个挂着的绳圈里，微弱的光束照在她的枕头上。我在床上伸伸懒腰打了个哈欠。她注视着我的整个身体。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待在这里，如果你累了的话。
我只想打个瞌睡。
我得打扫下房间。
你打扫吧，我睡一会儿。
我听着她扫地的声音。她越扫越近，把床垫周围都扫了一遍。然后她放下扫帚，爬上床与我躺在一起。我们躺着，屏气凝神，很久很久。终于，楼上的男人咳嗽起来，掀起一波能量。皮普调整了一下她的肩膀，这样她T恤的边缘擦到了我的胳膊；我动了动腿，不经意地用我的脚踝抵住她的小腿。又过了五秒钟，时间像是重低音鼓的鼓点，我们三个都一动不动。接着他在沙发上挪了一下，我们立刻转向了对方，嘴对着嘴，手急切地握在一起，甚至有点痛。起初仿佛有必要表现得粗暴，模拟愤怒，绝不妥协。可是一旦我们纠缠搏斗至夜幕降临，打开电筒，我惊讶地看见她温柔的注视。
所以我并不是我。而皮普还是皮普。因为可以肯定的是，我自始至终都戴着假发。我相信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并且我觉得自己是对的。这顶假发和我甚至都没有哭的事实，尽管我那么绝望地想要大哭，想要告诉她我过得多么悲惨，想要抓住她让她保证永远都不再离开。我想要她求我辞职，然后我会想要辞职的。
但她没这么做，事实上，偷窥先生是必不可少的。每天晚上她开贝里曼木材厂的货车来接我，把我带回她家，与我做爱。每天早晨我回到家，摘下假发，挠挠汗湿的头皮，让脑袋能在坐公车去上班前的两小时里透口气。我像这样度过了美妙的八天。第九天，皮普提议在我开工前一起去吃个早餐。
我很想去，但我得要回家做准备工作。
你看起来棒极了。
可我要洗头。
你的头发看起来也棒极了。
我摸摸假发，大笑起来，但是她没有笑。
真的，看起来很棒。
我们的目光交汇，彼此产生出敌意。这当然是顶假发——我知道她明白这一点——但是她突然决定要戳穿我。我想象着我俩正在决斗，高高举起精致的花剑。
那好吧，我们去吃早饭吧。
我之后可以送你到偷窥先生。
好的。谢谢你。
谁都知道就算一个人的全身涂满油漆，只要脚底不涂，他就不会死。这么一件小事就能杀死一个人。我一直戴着那顶假发差不多有三十个小时，一边还要脱衣服，摇摆，呻吟，我开始感到热，实在太热了。到了中午，汗水从脸颊两边淌下来，但是男人们络绎不绝，生意好得不可思议。我走的时候，艾伦甚至拍拍我的背，说，好样的，冠军。皮普正在货车里等我，但是走去停车场的路感觉漫长而陌生。我以为那是个客人正蹲在他的轿车旁边，但不是，那只是一个正在把什么东西塞进车厢里的普通人。他喃喃自语着，这就对了，我们带你回家。
皮普直接把我带上床，甚至从她楼上的同事那里借了支温度计。但是她没有提议我摘掉假发，我即使发着烧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握着把枪站在空地上，而我看都没看就知道自己两手空空。但是只要假装有把枪我就能赢。我说砰砰，让她朝我开枪，我就能赢。如果我就这样以格温的名义死了，那么剩下的我是不是还能继续活着？而剩下的我是什么？我想着这个问题睡过去，在黑夜里挖掘隧道，不断撕扯打结的头发，直到假发掉下来。早晨我没有再戴上假发，皮普也没有问我感觉怎么样；她能看出来我没事了。她没有送我去上班，我俩都知道她再也不会去接我了。
我坐在荧光灯下的绿色塑料椅子里。这是特别缓慢的一天。仿佛世界上所有的男人都没空自慰。我想象着他们在外面做着正经事，处理犯罪问题，教他们的小孩侧空翻。这是我八小时工作时间的最后一个小时，我连一个秀都没有做成。简直诡异。我看看钟，又看看门，开始在它们之间下注。如果接下去的十五分钟里没有客人来找我，我就要大喊艾伦的名字。十五分钟过去了。
艾伦！
怎么。
没事。
现在只剩下二十分钟了。如果在接下去的十二分钟里没有人来，我就要喊“我”，不管所用的词是“我”“本人”还是“自己”。七分钟以后，门响了，进来一个男人。他买了一盒录像带就走了。
我！
怎么啦？
没事。
还有最后八分钟。如果没有客人进来，我就要喊出“辞职”。意思是说不要了，够了，我要回家。我盯着门看。我每呼吸一次，时间每过去一分钟，它都有可能打开。一。两。三。四。五。六。七。八。
* * *
[1]维姆·文德斯1984年的电影，男女主人公分别是哈利·迪安·斯坦顿和娜塔莎·金斯基。
我吻了一扇门
既然我知道了，事情就很明显了。忽然之间，我所记起的一切都包含线索。我记得那件好看的蓝色羊毛大衣，上面有扁平的银扣子。太合适她了，完全贴合她的身体。
你是从哪里搞来这件大衣的？
我爸爸买给我的。
真的？太酷了。
今天早上刚送到。
是他挑的？他怎么能挑到那么酷的东西？
我不知道。
这似乎很不公平，埃莉诺长得那么漂亮，又是顶尖乐队的主唱，还有一个会从奢侈品商店买好看衣服给她的爸爸，那些衣服简直为她量身打造。我爸爸没有送过我任何东西，但他有时候会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给他介绍个工作。
我不过是个服务生。
那给服务生打下手的人呢？
打杂的？
对！
我们没有打杂的。我自己收拾桌子。
你可以让我来干；这样会节约你很多时间。
听着，我没法给你钱。
我问你要钱了吗？我是想要一个工作！
现在我没法答应你。
我不需要钱；我想要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我得挂了。
只要50美元就行。我得交电费。
害羞的美洲豹乐队在文化宫演出时，埃莉诺的爸爸来看她，我在那里遇见他了。他帅得不可思议，威风凛凛。而她在他身边一言不发，说真的，他的存在使她显得不那么有趣了。以至于当她踏上舞台时，她微弱的存在简直显得傲慢，她怎么能想象真有人会愿意听她唱歌。她唱：
他看起来像扇门。
他尝起来像扇门。
当我吻他的时候。
我吻了一扇门。
她标志性的单调唱腔，以及出了名的缺乏表演风采——在那天晚上都索然无味。她一点都不酷。她只是班上那个被要求当众朗诵的古怪女生。我从后台看着她，站在她爸爸的旁边，揣测着他的胳膊是不是正挨着我，还是不过是我的想象而已。没错，我在与他调情，不仅仅是那一会儿，而是整个晚上。他对我说的话我至今还每天对自己说。他说：男人总是被那些比他们高大的女人吸引。但是现在我更懂了，我在这句话前面加上“在天堂里”。在天堂里，男人总是被那些比他们高大的女人吸引。而且所有死去的狗又都活了过来。那个夜晚结束时，埃莉诺和她的爸爸开车把我放在我家门口，我感到嫉妒和困惑，就好像他选择了她而不是我。当时我没有想得那么清楚，我事后才进行了心理分析。
等到《霹雳心》专辑做出来时，我跟她已经不再是朋友。不是因为那个晚上，而是因为我与马歇尔上了床。我亲吻他牛仔裤前襟时告诉自己说，他不是她的男朋友，但我知道她觉得乐队里的两个男孩都是她的。他的阴茎很长，而且向下弯曲，所以我可以躺在他背上操他。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但是千真万确。如果我画张图你就更好理解了。
你以前这样做过吗？我问他。
没有。
你骗人！
真的，我都不知道还能这么做。
那我教会你了！以后你就可以一直这么做。
是啊。我想大概女孩会觉得这样更舒服些。
真的？噢，天哪，对不起。你想停下来吗？
你快要高潮了，还是怎么样？
我想快了。
好的，没事。慢慢来。
不，算了。我们换个姿势吧。
是马歇尔与我聊起埃莉诺的。我有超过一年没有见过他了，那段时间里我遇见吉姆，并且或许已经怀上了阿普丽尔。我俩站在斯皮勒斯唱片店灵魂乐的架子前说起这些。
她跟父母住在一起？为什么？
不是她父母，他说，只有她爸爸。她父母离婚了。
怎么会？她还好吗？
唉，不好，当然不好，与他住在一起以后就没好过。
她病了？
不是。你见过她爸爸吗？
见过，在文化宫的演出上。
那你知道他的事情了吧。
什么事。
他和她相爱的事啊。
什么？
天哪，你不知道？
什么？
他跟她妈妈离婚，是为了与她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读高中那会儿她住在兰彼得。
这算什么为什么。
这就是原因。她读高中那会儿，他们像夫妻一样住在一起。
我不相信。不会，她怎么不告诉我。
对不起。
她为什么不告诉我？
很抱歉。
噢，天哪。她跟他住在一起？是这样吗？
我不知道。没有人跟她聊过。
但多半是这样，是吧？
是啊，多半是这样。
现在我再拿出那张唱片时，它就像是一支剑，一把锤子。《霹雳心》。这是她自我了不起的证明。她用自以为最好的最独特的声音唱出来的独一无二的自我。乐队在一起两年；那是她仅有的远离父亲独自居住的两年。而据我所知，马歇尔和萨尔是仅有的两位听她倾诉过的人。仿佛她从地狱里爬出来，就为了做这件事，做一张专辑，然后再回到地狱。但我凭什么这么说。或许那里根本不是地狱。或许她真的很想回去。马歇尔告诉我说他们还在一起；住在米尔福德港。他在加的夫演出的时候她来了。当他问起她是否仍旧在唱歌时，她笑笑说，仍旧？你真会恭维我。
理发店男孩
我走了二十七步，然后停下来。正挨着刺柏丛。兰·根美容沙龙在我跟前，我家大门在我身后。我没有广场恐惧症，我并不是真的害怕离开屋子。但是我从屋里走出二十七步左右，恐慌袭来，正好在刺柏丛附近。我研究过，发现那不是真正的灌木，并且我推翻这个理论，竭尽全力不转过身回家去，即使这意味着我得永远站在这里。兰·根美容沙龙的门打开时，我正嚼着不能吃的灌木果子，走出来一个小男孩。可能是兰·根的儿子，比利·根。也有可能兰·根根本不是一个名字，只是从“美容沙龙”或“美甲店”翻译过来的。小根靠在门口，我待在我的第二十七步。他像是在等我往前走。我们都在等着。当他明白这永远都不会发生时，他朝我喊。
我有一条狗！
我点点头。它叫什么？
男孩看起来有些沮丧，于是我意识到他并不是真的有一条狗。我很荣幸能被选为相信他有条狗的人。我正是合适人选；他选我算是选对了。最后，他欢呼着，保罗！我尽职地想象着保罗：它与男孩一起奔跑，爱着男孩，男孩喂它食物。
你有狗吗？保罗的主人问着，向我走来，停在一个随时会被车撞到的地方。
不要站在马路上。
他走过来，站到我跟前，并没有质疑我的行为。
你有什么宠物吗？他问。
没有。
连一只猫都没有？
没有。
为什么没有？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照顾好宠物。我经常旅行。
但你可以养一只非常小的不容易饿着的宠物。
我知道所有不太容易饿着的宠物，我的生活里充斥着它们。我再也不想要任何依赖水和暖气活着却没有排泄物的弱小宠物，弱小到等它们死了的时候，我只会健忘地埋葬它们。如果我要带新宠物回家，那将会是一只饿坏了的大家伙。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我没把这些告诉男孩，因为我只是他的狗信徒。
你建议我养什么宠物呢？
蝌蚪。
蝌蚪长大会变成青蛙。我不能在家里养青蛙，会到处跳来跳去。
哦，不会，不会的，蝌蚪很小！不过你需要一个鱼缸。
但蝌蚪会变成青蛙的。
不，不会！那是另外一种鱼。
什么鱼？
一种小鲤鱼。
我随他去了。在我的想象中，男孩与狗玩耍的地方旁边又多了一个鱼缸，里面有一条没什么胃口的小蝌蚪。它游来游去，时刻准备着跳跃，准备感受背上的空气，准备经历惊心动魄的巨大改变。它永远游来游去，保罗也永远不会死，但男孩和我只是站了一会儿就已经变了。男孩越来越无聊，这是成长的模式。我越来越抑郁，这是我自作自受。这是美好的一天，有人对我倾吐他自己的愿望。而我已经看到了结局：男孩的衬衫上印着卡通人，这些卡通人正在离我而去，他往前走一步，它们就往后退一步。他走到我跟前，抓紧我胳膊说，我能看看你的房间吗？
我松了口气。就算被弄疼也好。我完全理解在为别人付出的同时，也必须伤害他们。能够找到一个借口那么快回家真是太棒了。我在身后关上门时，思考了一会儿法律条文。有关带不知道姓名的孩子回家的法律条文。但我确实知道他那条想象之狗的名字。我觉得我能叫出保罗的名字而不必承认我知道它不是真的。当法官告诉我那男孩没有狗的时候，我会表现得非常惊讶，失望，甚至受伤。我会哭一小会儿。或许这个男孩会因为对我撒谎而被送进监狱。我看着他那双好看的网球鞋，知道他能应付得了。而我呢，正相反，我穿运动衣向来不像样，监狱生活会要了我的命。
他在我的客厅里走来走去，摸着那些曾经对我来说意味深长，如今却无足轻重的东西。我有很多抽象艺术作品。他的指甲划过它们。他从地上捡起一本书，用两根手指拿着。书名是《保持爱与亲密存活于恋爱中》。我正逐字翻阅。目前我读完了“保持”那部分，刚准备开始读“爱”。我担心等我读到“恋爱”的时候，我已经忘记了“保持”，更不要说“存活”和其他词语了。他像这样用两根指头拿着书，走进厨房，小心地把书放在厨房地板的角落里，我说谢谢你，他点点头。
你有帕马森茄子吗？
我说我没有。我们挪到了卧室。他坐在大床上，踢掉鞋子，胳膊和腿像星星一样摊开着躺倒。我把梳妆台上的刷子摆摆正，又默默把发蜡塞进抽屉里。我不想让他以为我是那种会抹发蜡的人，因为我真的不是。这是一个朋友留在这里的。这样不是很好吗？我有一个朋友，她带着发蜡过来，然后留在这里？如果他要问起我就这么说。如果他打开抽屉的话。
你应该搞个双层床，这样你的地方会更大，他说着，假装被床和墙壁间的狭小缝隙吸了进去。
我要那么大的地方干吗？
他不可思议地站在床和墙壁之间。我从没想过要打扫那里。
你不想要个双层床？
嗯，我觉得没必要。
你可以找朋友来过夜。
但这个床很大，他们可以和我一起睡在上面。
他长久地奇怪地盯着我，然后我的脑子像勺子一样弯了。如果他们像在船上一样有自己的双层床，谁还愿意与我挤一张床？我问他默文斯百货商店里有没有双层床卖，他说他觉得有，但我最好先打电话问问。我与默文斯百货商店通电话时，他打开了我的梳妆台抽屉。我脸红了。他拿出发蜡，往手上喷了很多，飞快地把他那头闪亮的黑头发往后梳去，然后照照镜子。他看起来就像是站在大风里。我们互相微笑着，因为他的模样看起来好极了。默文斯百货商店说双层床只要499美金。男孩说他觉得这个价格很合理。他说如果他有钱的话，他愿意为双层床付1000万美金。
我们走回门口，因为他说他得回去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带着歉意，好像没他我就活不下去。我说这样最好了，因为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当我说“许多工作”的时候，我把手张开比画着所有的工作。他看着我手掌间的距离，问我会不会拉手风琴。我能感觉到我手里的手风琴，如果我说会，他该多么惊讶。我说不会，这时一只枕头自己从沙发上掉了下来。这常常会发生，我不去管它。但男孩抬了抬眉毛，我知道我得救了。我虽然不会拉手风琴，也没有双层床，但是我有那些枕头。它们会自己挪动。我打开门，他连再见都没有说就走了。我看着他穿过马路走到兰·根美容沙龙。他关上门。我也关上门，聆听着吸气的声音。那是地球以快得不能想象的速度飞奔离开房间的声音。当所有的生物都在这场飓风般的旋涡里逃命时，它却哈哈大笑——从未试过这样嘲讽的大笑。我偷偷看向窗外。刺柏丛上方，只有灰色烟雾四处弥漫。我拉上窗帘让它们叠拢起来。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盯着厨房地板角落里的书看了一会儿。把发蜡的盖子盖好。床单已经弄皱了。我抚摸床单褶皱形成的地貌。那里有起伏的河谷山川。那里有平坦的沙漠苔原。那里有座城市，在那座城市里，有个美容沙龙。我脱掉鞋子，钻进被窝。喃喃自语，闭上眼睛，我闭上了眼睛，假装现在是夜晚，整个世界都围绕着我，沉睡着。我告诉自己，我呼吸的声音其实是全世界所有动物在呼吸的声音，甚至全人类，甚至那个男孩，甚至那只狗，都在一起，都在呼吸，都在地球上，在这个夜晚。
在2003年做爱
她的一只刺绣靠枕上绣着“在2002年做爱”。在沙发的另一头，还有一只荷叶边的靠枕上用蓝色绣着，“在1997年做爱”。我猜想还有更多，但我尽量不去找。我不想看到一只绣着现在年份的靠枕。如果没有这么一只，我也不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等她丈夫时，她问了我一些礼貌的问题。
他说你很有天赋，你是自学的吗？
是的，但我真的只是刚刚开始，还有很多要学的呢。
好吧，听起来你像是开了个很好的头。
谢谢你。
过了一会儿，她仿佛有些恼怒，恼怒他不在，而我却在。我认为如果他再不出现，我就得走了。我的心一沉，因为除了这次见面，我对于自己的未来简直毫无打算。一年来，我每天对着电脑上他的名片写作。现在我写完了，他说写完了就给他打电话，我就打了，现在轮到他做出行动。要怎么处理我是他的分内事。他会怎么做呢？面对写完书的才华横溢的年轻女人，男人会怎么做呢？他会亲吻我吗？他会请我做他的女儿、妻子或者保姆吗？他会把我和我的书送去某个地方等待下一步吗？他会抚摸我的腿让我哭吗？他的妻子和我都等着知道。她比我更不耐烦。我愿意永远等下去，她则只给他五分钟。我们沉默地等了五分钟，然后她站起来说，好吧。我抬头看看她，微笑着。假装自己是从另一个国家来的，完全不懂她的肢体语言。她抿着嘴唇，低头看看自己的手。
他可能已经打电话去你家里重新约时间了。
我点点头，但是我知道他没有往我家里打电话，因为我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搬了出来，塞进了我的车，就停在他家大门口。我已经准备好离开。重新约时间毫无意义，我可以在车里等或者在屋里等，但我没什么其他可做的。我还是更愿意在屋里等。
你像平时一样该干吗干吗，就当我不在好了。我说。
她看着我，思索着可曾遇见过这么蠢的人。我不在乎。反正贴在我电脑上，放在我车厢后座的不是她的名片。
我平时都在写作，她说。我有些怀疑，但可能是真的。可能她会写信给她姐姐，或者夏天把装毛衣的大盒子放进阁楼前，在盒子上写上“毛衣”。
你在写什么？
我几年前写过的一本书的续集。
哦。那第一本书叫什么？
《倾斜的星球》。
她轻柔而礼貌地说，料定我一定听说过。我站起来，感觉双腿发麻。我本没有打算在他回来前站起来，但是现在我正站在著名作家马德琳·英格身边。我环顾客厅。这是马德琳·英格的客厅。“在2002年做爱”，“在1997年做爱”。或许屋里的每间房间都放着一堆这样的靠枕，时间追溯到六十年代。我看着她裁剪妥帖的棕色长裤，心想此刻他或许正在与她做爱。当你达到某个饱和点，做爱就变成了永不停止的震颤。他迟到了，这是他与她做爱的方式，而她想要写作，却不得不招待我，这是她与他做爱的方式。我只是马德琳·英格与她丈夫之间做爱的一部分。“在2003年做爱”的小小的一部分。我突然清晰地意识到，我的计划并不完善。我告诉她，我真的很喜欢《倾斜的星球》，期待看到续集。她感谢了我，说她很肯定他一定会打电话给我。她把我送出门廊。我的车就停在那里。我们看着我的车。里面塞满了东西，有些东西甚至支出车厢。她握了握我的手，我朝车子走去，希望自己可以怀着一种知道要走向哪里的信心，永远这样走下去。我走向我的车子。
当你不知道要去哪里的时候，就真的不想开车。车里应该有个原地驾驶选项，像踩水一样。或者至少有个灯能在刹车灯之间闪烁，可以打开以表示你没有目的地。我觉得自己像是在愚弄其他司机，我只想说出真相。但是我越开就越觉得自己真有地方要去似的。我高难度地左转弯，除非不得已没人会这样做。有时候我绕着一个街区不停地左转，当我回到最初的十字路口时，失望地发现所有的司机都是新面孔。这不像是圆圈舞，最后你会神奇地回到原先的舞伴那里，在与世界上所有其他人跳过舞之后再次找到他，你哈哈大笑，头晕目眩地松了口气。而司机们转了一圈就继续上路了，有些人此刻已经在工作，或者半路去了机场。事实上开车或许是与跳舞最相反的事。我想，既然我已经写完了书，去见了这个在一年前给我承诺如今却不在家的男人，我是否要用我的余生想出各种错综复杂的方式使自己抑郁呢。
大部分如我这般处境的人会去她们的男友家。她们在那里大哭，接过纸巾，哭得更厉害，从不停下来想想，她们真的应该快乐地大笑才对，因为她们的男朋友是与她们生活在同样现实层面的生物体。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的整本书都在说这个主题，马德琳·英格的丈夫还曾认为它大有前途。现在我最不想提的就是这个，所以我就简单跟你说说。
我十五岁时，一个暗影在夜晚闯入我房间。它很暗，却会发光，这是它诸多需要你发挥想象力的真相的第一个。它不是人的形状，但是我立刻知道除了看起来不像，其他任何方面它都像是一个人。这说明我们的外表并不是使我们成为人类的主要原因。
我立刻知道它是个性捕手，它让我震颤不已，我穿着睡袍感觉不自在，那睡袍不过是一件宽大的T恤。这就是为什么你得穿着内衣上床。我害怕了，但不是你打定主意宁可死都不敢动一动或者喘口气那样。我盯着那个影子，谋划着跳下床，抓起地上的牛仔裤。我这么想的时候还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如果你是一团发光的暗影，那么所有人类的动作与你的快速移动相比都是慢动作。黑暗笼罩住我时，我只是稍稍抬了抬手。这一部分我延伸出去写了一整个章节，因为我知道马德琳·英格的丈夫会因此而兴奋不已。总的来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它操了我。它整个进入我的身体操了我。黑暗在我身体里，我能感觉到它在发光，像是教你如何舞动的乐曲音量。前一个周末，我第一次性感地跳舞。我的屁股与节奏以某种方式连接，预示着我激动人心的未来。但我没有想到这一切会以这样的方式如此迅速地发生。之后，我意识到或许是我的舞步太有力，把它从宇宙的角落里呼唤出来。我并未如此要求，只是总有一些时刻，我们的信号不只是发送给房间里的男孩，而是发送给宇宙万物。
有人说我编造这样的暗影故事，是为化解更真实的强奸犯所带来的伤痛。如果这样的理论吸引你，我可以推荐一些很好的案例研究，那些案例里的女孩就这么做，她们撒谎。如果说第一次我很害怕，那是因为我不知道经历过这样的欢愉竟还能活下来。我以为自己正在用生命做交换。感觉青春欲望膨胀到了非人性的比例。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知道堕落意味着不止死一次，而是很多很多次。像长笛一样下坠一千万年，由穿过的空气演奏出乐音。落地时没有思想，只有一颗破碎的心。后来我们依偎在一起，我害羞又腼腆。我伸手穿过它，问会不会弄伤它，但我不会伤害到它，我只会让它疯狂。它不时渗透回我的身体，我睡一小会儿，醒来时害怕它消失不见。而它还在那里，庇护着我，使我盲肠手术的伤疤愈合得更完整。
你还能做什么？
爱你。
但你还会什么其他把戏吗？
不会。
我是你的唯一，对吗？
你是宇宙里最美好的。
我？
是啊，遥遥领先。
我的性情就跟所有与其他高中男生约会的女孩一样。我们的心思不在那里。没人能伤害到我们的感情，因为我们的感情在其他地方，在学校之外，在北极光之中。我在文件夹里画它，它是桃心里的一块污渍。我和一块污渍在两颗连在一起的桃心里。我和这块污渍以及我们半人类半污渍血统的孩子。上床前我会化好妆，早些年我还换上可爱的睡衣，到了高中最后那段时间，我就直接倒在床上，光着身体等待它。我们在血液里交谈，如果我想要听到它的声音，我就在那台塑料卡西欧电子琴上按下升F大调和中央C键，从按键底下传来遥远的静电声，像个超出波段使用车载电台的卡车司机。这份爱情中有着令人畏惧的渴望。它会吮吸我的乳头，我的嘴唇因为饥渴而肿胀，我也想要吮吸。我开始相信拥有我比我所得到的一切都好。现在我知道这并不是事实，但是你要记得，我严格来说还是个处女，我从未亲吻过任何人。
这个故事结束于我的大学时代，那会儿我变得愤怒，不屑一顾，渴望一个真正的男友。暗影哭泣着，悲伤得不可自已，只有空气会那样哭泣，我怀着强烈的同情，但只针对我自己。我非常肯定这段恋爱违背了我全新的女性主义观点，而潜意识里却是我对那个叫老二的东西无以复加的好奇。暗影做了它唯一能做的事情：它答应以人类的模样出现在我面前。它会变成一个叫史蒂夫的男人。
我约你出去的时候你会答应吗？它问。
会。
即使我很难看，而且你也不喜欢我的性格？
是啊。
不，你不会的。
我会的！
你只是这么一说，因为你赶时间。
好吧，如果我赶不上巴士可不是我的错。
再见，宝贝。
再见！我的背包在哪儿？
在柜台上。
哦。再见！
差不多一年以后，我真的遇见一个叫史蒂夫的男人。他是我一个朋友的父亲，正被癌症折磨。我帮她照顾了他两个月。有时，当她离开房间时，我靠在他的床边，轻声说你好，他也轻声说你好，我会握着他的手，我们就这样待一小会儿。他不是我的暗影。但是当我揉搓着他正在死去的胳膊时，我感觉到里面有什么东西以积聚起来的速度飞快移动。所以他的绝大部分已经加快，而他却不得不以可憎的慢动作死去，因为人类都是如此。在他弥留的日子里，我与我的朋友一起守夜，我俩都迷失在绝望里，播放我们觉得他会喜欢的音乐，但谁真的知道呢。为真实而放弃美妙实在是个可怕的错误。史蒂夫死了以后，我中断了与他女儿的友谊，搬出宿舍。我出于恐惧开始写作。我以为我可以遗忘，或者假装遗忘，或者假装在假装，或者长大。那个被我的大学导师，马德琳·英格的丈夫评价为大有前途的小说片段最初是为了证明。有一天我会把这份手稿交出来，史蒂夫会点头说，是的，升F大调，是的，中央C，是的，你终于找到了我，坐到我的膝盖上来，宝贝。
我想我或许可以绕过马德琳的屋子看看他的车有没有停在前面。不这么做的话，我就只能放弃成为作家，重新开始其他职业。如果在到达屋子之前我能想到另一个职业，我会掉头去追寻。我把车开得很慢，这样每个人都能看出来它在思考。它在为我谋划职业。我看看窗外，想要知道行人们望向车子的时候会以为我是谁。但他们根本不看我的车，他们只看着自己的内心。他们想着自己和自己的车；他们匆忙地做爱。他们迈出每一步都好像这不会是他们的最后一步，还真不是。他们没有抬头盯着我的车前灯低声说，“特需助理”，就这样，当我绕回马德琳那个街区拐角时，我仍然计划成为一个作家。
那是他的车。但是它提早出现了；而且停在他自己那个街区另一头的一幢房子前。可能人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我有些担心自己和自己的前途会掌握在一个不记得自己家在哪里的男人手里。我毕业已经一年了，一年的时间足够他的生活土崩瓦解。马德琳肯定得为他做所有事情。哦，马德琳。而他坐在车里。我听说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大脑会退回到预燃发动机状态，甚至不记得怎么开门。当我走向他时，我感到自己的新职业有了着落。我将成为马德琳·英格的丈夫的护士。在我的帮助下，她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写续集。我会做一个好女儿能做到的一切，不过得付我钱。被需要的感觉太棒了；我朝着车走去。
起初我以为他膝盖上有只猫，接着我发现那是特里萨·洛德斯基。大学三年级时我们都上过古代中国哲学课。她没有毕业，但现在我明白，从某种意义来说，她毕业了。特里萨·洛德斯基非常非常漂亮，但她有一个同卵双胞胎姐姐，保利娜，比她又要美上许多。如果你把她们的脸放在一起，试图一点一点找出区别，你做不到。不过每个人都知道。看特里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看看她是不是保利娜。如果不是，就转过头去；如果是的，就多看一会儿。这肯定是特里萨，她找到了自我。
在我知道他没得阿尔茨海默病的那一刻我就该走的。但是我的怀里一阵刺痛。我是一个俯瞰世界的天使，俯瞰着世界上的一辆车，俯瞰着两个人类成员，俯瞰着他们的灵魂，以及他们灵魂背后的空洞。她抬起头来，我们的目光交错，她记得我也上过古代中国哲学课。马德琳·英格的丈夫张开嘴，我能看得出来他要开始用五个疑问词中的一个：谁，什么，为什么，哪里，或者几时。
什么？
那个女人。
什么女人。
她已经走了。
她看见我们了？
是的。她上过古代中国哲学课。
什么？
我们一起上过那门课。
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你认识她？
我得走了。
操！这乱套了！她看见我了吗？
没有。我要走了。
她还在外面吗？
没有，她已经走了。
人们如何能够放手？我的书像长手套一样抓住我深爱过的暗影。手套里有一只苍白的小手，从没学过如何握住皮肤。它那么生涩，看上去湿漉漉的。我注视着每个与我擦肩而过的路人的眼睛。食物看起来奇怪得不可思议。孩子们以为我也是个孩子，要与我玩耍，而我既不能玩耍也不能工作，我只能思考着为什么。为什么人们要活着。我每星期都逐条阅读分类广告。地产，招聘，法律咨询，家政服务，旅行，音乐市场，约会，女人和男人彼此寻找对方和自己，投机，汽车。我把范围缩小到重型摇滚三人组寻找优秀的节奏吉他手，或者持证医疗社工安杰拉·米切尔提供全身大脑心灵世界整合理疗。我选定了安杰拉·米切尔，因为重型摇滚三人组想要找一个有经验的gigger[1]，我不是很确定那是什么。但是我坐电梯去安杰拉的办公室时，轻声对自己说“有经验的gigger”，这让我平静下来。我希望安杰拉·米切尔没有夸大她的广告。我想象着一系列针对我和暗影的咨询/会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