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我坐在她宽大柔软的椅子里，盯着一幅橘黄色圆圈套圆圈的抽象印刷品时，我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最后她问我为什么来，我说一年多以前我与男朋友分手了，后悔至今。她用无限同情的表情威吓我，我立刻大哭起来。我迅速想了想她有没有可能收养我，或者雇我做她的助手，或者成为我的同性恋人。我擤了擤鼻子，她问我有没有看过音乐剧《南太平洋》。
我在电视上看过一次。
你还记得里面有一幕女人们洗头发的场景？
不记得了。
她们唱了一首短短的歌，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
“我要把那个男人从头发里洗去。”
哦。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我想是的。
你还有什么其他想聊的吗？
嗯，我一直在想或许我应该去找个工作。你觉得有必要吗？
当然。
特需助理的任务是辅助特需老师们教育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巴克曼学校雇佣我的时候正在过渡期。原本这是一所为各种残障儿童服务的学校，而如今有显著身体缺陷的孩子已经被送去洛根教育中心。洛根为坐在轮椅里的学生准备了很好的娱乐设施以及“软房间”，这些学生在那里可以离开轮椅，并被鼓励做自由身体运动。他们被提醒说运动不只是从A走到B，而是微妙和具有情感的，而且他们都是新动作的发明者。每个月都有一组微软研究员去看望他们。研究员脱去鞋子，躺在地上，听任一切在他们周围发生。显然电脑触摸板就是这样发明的。我们每个星期都听说洛根的故事，这让我和我的学生觉得自己毫无优势。我们要不读得太慢，要不读得太快却无法理解，我们太紧张而学不会，太高兴而学不会，太愤怒而学不会；学习总是不得要领。
高年级学生被允许把橘红色瓶子装的利他林和阿得拉放在他们的课桌里，他们也可以因为任何事情举手离开。利他林的副作用是头痛、焦虑、睡眠紊乱、易怒、抑郁、肠胃失调，以及恐慌。我被派给那些需要额外阅读技巧辅助的学生。我知道自己要去往哪里：每页的最后和后面一页的开头。我觉得我能永远读下去，因为没有什么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了。我是被定义的耐心，被拼写错误的耐心，被缓慢念出来的耐心，一个字母接一个字母，t被发成shh的音[2]。
春天，一个叫欧布利的特殊教育学校由于石棉问题关门，于是巴克曼不得不收留所有欧布利的师生。我们有多余的房间，因为部分学生去了洛根，但这依旧是一场噩梦。孩子们很快适应，老师却像亲家一样彼此憎恨。我们都确信自己的方式是正确的，员工食堂的告示板上贴着无穷多的请愿书，提议在打铃前自由活动而不是排队，或者支持草书。我是支持草书的，我把名字签在支持草书的告示板上，然后离开食堂，回到我的教室。我清理了讲台，在黑板上写下PUEBLO。写O的时候我屏住呼吸。我写得非常非常慢。有人敲了敲教室门。O写好了。我放下粉笔，朝门口走去。哦，怦怦跳的心脏。哦，屏住的呼吸。哦，我怎么会知道。我打开门。他的头发是沙棕色的，比我高一点。他有张动物的脸庞，一张长颈猫鹿的脸，不用开口就道明一切。他的穿着随意却恰到好处，松松垮垮地覆盖住裸露的身体。他说很抱歉他迟到了，我说，没关系，你来了就好，我拥抱了他，他的黑暗瞬间在我周围膨胀，轻声说着，你好，甜蜜注入了我的血液。他挣脱开，这个少年挣脱开拥抱，但他的眼睛像手一样抓住了我的视线。他递给我一张纸条。
亲爱的老师：
请原谅史蒂夫·克劳斯的缺席。他在欧布利的最后一个星期感染了支气管炎，所以四月未能与其他学生一起加入巴克曼。他现在康复了，会补上漏掉的功课。
感谢。
玛丽莲·克劳斯
他思维并不敏捷，那又怎样。他模糊不清。他是需要我的少年，就像我也曾经是需要他的少年一样。所以我帮助他。我坐在他的课桌旁，一起推进段落，苦苦朗读词语，把词语编织成毫无意义的人类的句子。忽然，语言变得一文不值。说你是我的幽灵情人阐明不了什么。我当然立刻就试过了。我带来我的书，那本并不会引领我走向职业写作生涯的书，他朗读完整的序言时我紧张地坐在他身边，所有放弃、索求和致辞都献给他，我的暗影。我帅气的、青春的、稍稍孤僻的旧情人，未来的情人。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来测试你的理解能力，好吗？
好的。
这本书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吗？
是的。不，等等——不！不是。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哦，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接着我又想这或许是脑筋急转弯。
不是，这些都是真正的问题。
嗯。
所以作者说：“我十五岁的时候，一个暗影在夜晚闯进我的房间。”她在说谁？谁是那个暗影？
谁？
嗯。是她的爸爸？是你？是谁呢？
唔……我不认为书的这一部分已经给出了答案。
没错，我们不知道。
这确实有点脑筋急转弯。
对不起。
我们有些分歧。我了解他，在内心深处，他也了解我，这取决于我作为特需助理是否提醒他。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安妮·莎利文。会有一个突破性的时刻，就好像安妮把水浇在海伦·凯勒的脸上，[3]然后海伦在安妮的手上拼写出了“水”这个单词时，起初很慢，后来越来越快，有欢笑也有眼泪。海伦·凯勒写下这个时刻：突然，我产生模糊的知觉，像是什么被遗忘的东西，或是记忆复苏的兴奋；语言的秘密呈现在我的面前。只是我们要去揭示的并不是语言的秘密，而是秘密本身，它先于语言，依旧被遮蔽于迷雾中。我看见黑暗在他身体里打转。我看见他课间休息打篮球时脚不着地。他不时飞起来。不像一只鸟，却微妙地像是一个人。
当然，作为特需助理，我只能做这么多。我可以祈祷。当我注视着他的眼睛时，我祈祷，我的祷告词是，你好，你好，你好。有时我会听见暗影的回应，我不得不把膝关节抵住大腿才能让它们挨着我而远离男孩。这个男孩令人不可抗拒。他把头发从出汗的额头往后捋的模样，他身上矿物的味道，他手里握着一支铅笔，握着一支铅笔，握着一支铅笔，他的手！我们过去的恋爱很简单，那是情人们的梦，在梦境里彻底消耗彼此。现在却有了额外的东西，这个男孩，这种刻骨铭心的感觉，想要操他的感觉，就像他在我十五岁时操我一样——直至其他星系。
我不由得想这是我靠近暗影最近的距离。所以不久之后，我不再那么努力帮助他阅读。我发现阅读无法促进我们的关系。不是每个人都得那么文学，有若干伟大理由抵制语言，而其中一项便是爱情。这个男孩的残疾是暗影在以它的方式说我爱你，我在这里。我试图满足于此，同时男孩自己也开始爱我。这真是惊心动魄的甜蜜。我猜想这就是我在高中时错过的东西。他看看我，又移开视线，再看看我，再移开，他弄断了铅笔尖，说操，脸刷的红了，又看看我的腿，再看看地板。他狠狠地盯着油毡地板看了许久，毫无疑问他也注意到了其他东西，他的年轻老师的乳房和臀部，以及他想对它们做的事。我看到他正在偷看自己的裤裆，想藏到课桌底下，再没比这更令人喜欢的场景了。
只有一个办法能让这事发生。学生正走在回家路上，老师开车经过，问要不要载他一段。男孩看看他的老师。阳光闪进他的眼睛，他眯了眯眼，万物静止，地球上仅有的动静便是阳光的闪烁与男孩的眯眼。就连小鸟都一动不动。老师暂时被阳光与眯眼麻痹，但这并不足以拯救男孩。她斜过身去打开副驾驶座的车门，这个动作结束了男孩的青春，他老了。
要我送你回家吗？
都行。
你有规定的回家时间吗？
没有。
你有想去的地方吗？
我们可以停车。
最初的六个月，我总是游走在持续的惊愕状态里。我看着其他情侣，心想他们怎么能够如此平静。他们明明手牵着手，却好像没牵一样。而史蒂夫和我手牵手的时候，我总忍不住一直低头去看，惊讶不已。那是我的手，我一直拥有的同一只手——但是，看啊！它握着的是什么？它握着史蒂夫的手！谁是史蒂夫，我的三维男朋友。每天我都想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当你停止渴望，当你感到快乐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我猜想我会永远快乐下去。我不会因为渐渐感到无聊而把事情搞砸。我之前已经这样做过一次。
事情有些复杂。事实上他不知道我们之前曾经约会过。但结果证明这也没什么。我们的血液里都是爱。他把我们之间的感觉称为“怪异”，我也没什么要补充的。我亲吻着他大腿的后侧，它们就唱起歌来。他伸手把我拉到他的背上，我躺在那里，像是躺在海滩温暖的沙粒上。就像这样。这就是一切。这就是万物的意义所在。
还有年龄差异的问题。当你和比你年轻很多的人约会时，便开始留意到其他有同样问题的情侣。你遇见和比自己年轻或者年长十五岁甚至二十岁的人约会的人。你和他们聊天。
我觉得这是种挑逗。
我也这样想，我绝不再约会与我同龄的男人，至少比我小十岁才行。
史蒂夫比我小十岁，我觉得他喜欢我比他老。
他当然喜欢。所有男人都幻想年长的女人。这是恋母情结。
是啊。但是感谢上帝我比他妈妈年轻。
我就没有。盖布的妈妈四十岁。
哦，你多大？
四十三岁，你呢？
二十四岁。
我们学着保持谨慎。而其实没有人真的在意除了他们自己以外的其他任何人，这对我们有好处。他们确认一下你没有杀死什么人，什么他们认识的人，然后他们就回到自己的话题，思索如何在与自己的关系中取得真正的突破。人们总是在突破，就像大门乐队的歌《突破（到另一边）》。但我真的有过，我突破过两次，我觉得宇宙是多孔的、激进的，你可以挑逗它，你甚至可以与它胡闹。而一直以来，我依然是特需助理。我到处帮助孩子。开发他们的核心能量，引导他们。就算教不会他们识字，也至少让他们体会终极的欢愉。我希望有一天他们所有人都懂得爱。我希望女孩们可以挺起胸口无畏地走进黑暗。我希望男孩们能稍微安分守己些。坐在后排的那群男孩从不认真听讲。他们传递纸条，甚至都不愿意把纸条折成尽可能小的方块。纸条像大白帆一样在教室后排漂流。这实在叫人生气，我想要羞辱他们，直到他们再也不敢传那么大的纸条。不然人们为什么要发明折纸？我径直走到教室后面，抓起我看到的第一张白帆。它甚至都没有对折。上面写着：凯特琳给史蒂夫·K口交。
没有写我的名字，我或许本该松口气。但我没有。我倒吸了口气。我对于这个时刻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我的大腿瓦解成一波波痉挛，突然之间我理解了人们为什么喜欢枪，不是为了射击，天哪不是，我是个彻底的和平主义者，只是为了拥有。知道它就在那里。如果我的抽屉里有一把枪，我现在就能想着它，它会让我平静下来。我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怒斥那些男孩。但是因为我没有枪，所以我走到了凯特琳的课桌前。我看着她的圆脸，叫她到走廊来一下。要把空气一丝不苟地具化成精确的声音很难。她站起来走在我前面穿过教室。我经过史蒂夫身边时，他低着头像个惹恼了老师的十五岁男孩。凯特琳和我站在门廊里，闻起来有股发蜡和烂香蕉的味道。
你给史蒂夫口交了吗？
哪个史蒂夫？
史蒂夫·K。
噢，我还以为你说的是另外一个史蒂夫。
史蒂夫·冈萨雷斯？
是啊。
我说的不是他。你是他的女朋友？
史蒂夫·冈萨雷斯？不是啊。
我说的是史蒂夫·克劳斯。
噢，是的。我们在约会。
她的头发扎成两股法式小辫，穿着一件上面写着“汤米姑娘”的运动衫。她一点都不怕我。她问我的耳环是从哪里搞来的，我说是我阿姨给我的圣诞礼物，她说她圣诞节连个屁都没有得到，然后我们走回教室。我没有看史蒂夫。我不知道是他主动，还是暗影对少女有偏好，我甚至都不知道当我对自己说出“暗影”时，我在说什么。我把发烫的脸颊在黑板上贴了几秒钟，然后我写下“平静”这个词语。这是作为特需助理的唯一好处，你可以在任何你想要的时候，在黑板上写下“平静”两个字。谁会抱怨呢？这就是平静。它会帮你写下来。
这天早晨我在邻居修剪树木的声音中醒来。我告诉自己，只要我一起床，他就会停止修剪。树越变越小。很快就只剩下树干了，他不得不去地底下修剪树根，我却还是爬不起来。树根也没有了，他要挖穿地球，我告诉自己，等他从中国出来的时候，我就起床。这花了他一整天的时间。我哭泣着，不受控制地蜷紧又松开。我因为头痛而翻滚，像一块只为呻吟而生的肌肉，但是当我的邻居到达熔岩地心时，我一动不动。我筋疲力尽地放空，仿佛在为天花板做全身检查。我能感觉到他正要从上海的街道下面钻出来，让我害怕的是，我饿了。这是身体在表达希望。当他钻出地面、步入中国的空气，我坐了起来。他对着空气犁地，穿过树叶，然后是云朵。我的邻居一直挖到另外一个空间。他切断银河，穿过星星和星尘。他绕着宇宙兜了个巨大的圈。然后扑通一声静静落下，回到他的院子里。我拉开窗帘，看到他正拿出洒水器。天暗了，如果他看见我，我就能活下去。抬头，抬头，抬头。他抬起眼睛，就好像这是他自己的主意，于是我挥了挥手。
注意：尽管马德琳·英格真的写过一本书叫《倾斜的星球》，但是这个故事里套用她名字的角色是完全虚构的，她丈夫的角色也是。
* * *
[1]形容做派或者行为像白人的黑人。
[2]指“耐心”（patience）中的字母t在逐步缓慢念出时被发成shh的音。
[3]海伦·凯勒（Helen Keller，1880—1968），美国作家、教育家。代表作有《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走出黑暗》等。据说在她开始学习时，家庭老师安妮让她感知事物，并在她手上写下词语。
十件真实的事情
这些女人中有几个真的是缝纫高手，你不由得想，她们为什么还要来参加初级缝纫班？我倾向于认为那是因为她们的自我评价太低。她们看起来尽在掌握，生来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剩下的人感觉自己笨手笨脚，但是内心深处，她们的自我认知扭曲反常。至少我了解自己的技术水平。我真的是个很糟糕的缝纫工。然而有趣的是，我还不是班里最糟的，我隔壁那个矮小的亚洲女人才是。我很肯定她以后会是个真正的缝纫高手，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衣服都是亚洲女人做出来的，而且，谁会更擅长做一件和服呢，是我，还是某个中国人或者日本人。好家伙，她是不是灌输给了我一些种族歧视观念。她是正试图做一件和服风格的袍子吗，还是她觉得我们在做狗窝？我一度被她弄得极其分心；我惊讶于她对所有指导的理解。比如老师说，修剪多余的布料，这个女人便小心地把她的粉红色法兰绒对折起来，用针别住，然后坐坐正，等待下一步指示。如果所有的事情你都对着干会怎么样？她怎么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做完？为什么没有人来管管？我要不要做些什么？我又该怎么做？但是有一天老师走过来，叫我拆掉最后五个缝口，我简直要叫出来，我的缝口？至少我的缝口是为两足动物准备的，怎么不看看她最后五个缝口？老师像是立刻读懂了我的心思，把手放在那个女人的肩膀上说，苏，你真是个艺术家。于是苏笑起来，老师也笑起来，她们一起大笑。所以随便吧。显然，我一无所知。但没关系，我不是为了学习缝纫来参加这个班的。我有我自己的理由。
他以为我完全不懂电脑，我却足以知道他整天都在发邮件。我知道电子表格和电子邮件之间的区别。他甚至都不把电脑的声音关小些，我整天都听到那句“你有新邮件”。我还不得不假装这是算术的声音。他与我待在一起时不拘一节，所以我知道他几时收到火辣性感的邮件以消解心脏的狂热。我并不想显得诗意。但我能看到他的心脏正隔着他的衬衫口袋剧烈跳动。我了解这个男人，他盯得我紧紧的。我是他的秘书。
他曾经租了两间办公室，自己一间，另外一间小小的给我。但是之后他又说最近手头紧，我们要合用一间办公室。手头紧。他计算13加72。2加3等于5，查看一下邮件，1加7等于，查看邮件，8，查看邮件，最后得到总数，他妈的我到底是谁，总数85。他就是这样分割他的一天的，用最痛苦的方式，一刻接着一刻。一个更强大的男人会直接毙了它，结束它的苦难。而一个更好的会计师会自己干活，而不是雇用另一个稍微便宜一点的会计师，并且对差异视而不见。你表现得很吃惊，但是你肯定知道。会计师们总这么干，印度餐厅也一样。豆腐乳酪？点得好。然后服务生把点的单交给厨子，厨子再交给打杂的，打杂的一路小跑穿过街区，从另外一家简陋的印度餐厅里点了豆腐乳酪外卖。这就是为什么越昂贵的餐厅要花越长时间才能端出食物。都用在路上了。这么说来，我就是那个打杂的，是我雇了真正的会计师，分给他屈辱。为什么有人会这样做，克服种种麻烦假装成一个会计师，不假装不是容易多了嘛。因为你已经无法脱身，你说你会做，于是你就不得不去做，接着他们还都指望着你去做，那还不如就去做吧。我估计他在第一次约会时告诉她自己是会计师。接着他印了名片，上面写着“里克·马拉索维奇，会计师，236-4954”，他给了她一张。然后他为了这个号码搞了一台电话，又为电话搞了一张桌子，再为了桌子搞了一间办公室，接着是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俩都在为她打工。
我想知道她是谁。她是否有着惊人美貌？她是否太无知，不配知道真相？或者她是否也是骗子，这是他俩合伙一起干的？我不相信心理学说的，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你自己。这太不对了。我们是社会动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其他人，因为我们爱他们，或者我们不爱。她从未来过办公室，有时候她会打电话来。通常他会让我告诉她，他不在。
里克·马拉索维奇办公室。
达娜，我是埃伦。
你好啊，埃伦。
（里克点头就表示他在，摇头表示他不在。）
里克在吗？
他不在。要我带个话吗？
能让他在回家路上顺便帮我拿一下花朵精华素吗？
花朵精华素是什么？
是一种从花朵里蒸馏提取出来的药剂。
像是玫瑰水？
嗯，差不多，不过是粉红色的猴面花。
这药有什么用？
克服身体的羞耻感。
哦，我会告诉他的。
（或者还有一次）
你好，里克在吗？
他不在，要我带个话吗？
你能让他尽快打电话给我吗？
哪里着火了？
什么？
什么事那么着急？
我无所事事。
哦，我会告诉他的。
所以这些年来我开始了解她。不同于我了解他的方式；我没有日复一日看着她的涓涓汗水流进流出。但我们就像常春藤一样只要有空间就生长。她仿佛为我留着空间；她从不在可以找碴离开的沉默间歇里离开。她从不询问，也从不退避。这正是我看重的品质，不退避。有的人得在他们面前摊开红地毯，他们才能往前步入友谊。他们看不到四周向他们伸出的小手，无处不在，如同树上的叶子。
里克·马拉索维奇办公室。
达娜，我是埃伦。
你好啊，埃伦。
里克在吗？
他刚刚出去。要我带个话吗？
你能不能告诉他我要晚些回家？
怎么了？
我要参加一个初级缝纫班。
在哪里？
成人教育中心。
好的，我会转告他。
这是一只伸出的手，女人干燥的摊开的手心，而我握住了它。我早早回家，赶在上课前再打量一下自己的房间。我想要用她的眼睛来审视一切。把一个新人带入我的生活之前，我常这么做；我想要感知一下自己是谁，好让他们更容易地了解我。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透过一个有身体羞耻感和对缝纫有兴趣的人的眼睛观看。我把厨房里的东西换了换位置，把我最好的毛衣随便扔在床上。我掸了掸电视机上的灰尘，再把书桌上的纸弄弄乱。她不会来这里，但是见过她之后，我会回到这里，我知道我将感激自己的先见之明。
我没法立刻知道谁是埃伦，因为上课前我们没有玩名字游戏。过了一定的年纪，他们就放弃名字游戏了，这对像我这样喜欢围成一圈谈论自己的人来说，多少有些遗憾。我希望有这样一个班级，我们可以一直围着说话，一圈又一圈，直到最后我们说完了关于自己的一切。这个班坐成一排排，很难看到所有人的脸。教室里放着十四台胜家牌缝纫机，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有一台。不知怎么的，我并不太喜欢机器；我脑海中浮现出针线，女人们坐在一起，一边缝线一边聊天。我猜想那样才更像是缝纫聚会。但是老师走来走去看我们每个人用缝纫机缝出直线时，我侧耳聆听，前面那枚柔软的棕色脑袋喃喃自语着，她搞不定线轴穿线，她把“线轴穿线”说得像是“粉色猴面花”。一枚亲爱的棕色脑袋，温柔的棕色头发，亲爱的亲爱的头发，亲爱的温柔的脑袋。第二天上班时，我重新打量他，试图从他身上找到一些优雅，找到能让那种温柔着陆的东西。或许它就在那里，就在那里，而我作为一个多多少少有些恨他的人，只是无法透过自己的视角看到而已。
接下来的周末，我去布料商店买红蓝相间的格子布，我离开商店时，她正迎面从车里走出来。我停下脚步，又意识到她认不出我，因为上课的时候我坐在她身后。我让她走了。我看着她像自然纪录片里的动物一样，自在地走进商店。第二天上课时，她拿出一块最惊艳的布料。上面有羽毛的图案，地球上所有不同种类的鸟儿的所有不同种类的羽毛。从我坐着的地方看过去，它们就像是照片一样。能做到吗？把照片印在法兰绒上？我想象她绕着世界飞行，为所有的鸟儿拍照。它们聚拢在她身边，它们教她飞翔，她穿过身后的空气，一点都不害怕。这个星期她还是搞不定线轴，跟我一样。苏把自己的线轴整个拿了出来，放在地上。她不用线轴，自信无比。这个苏啊。
埃伦先接近我。事情总是这样的，因为我个子大。小东西总是朝大东西靠拢，就拿大海和河流来说，小东西与大东西合而为一。我们没有合而为一，但是我们在课后彼此做了自我介绍，我说我是她丈夫的秘书。我告诉她是她启发了我参加这个班，我希望我们能够彼此了解。在诚实的基础上建立友谊很重要。她点点头，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很迷人。我不是要在这里谈论女同性恋，尽管我并不反对这个，而且我猜想如果一个女人在我面前的烛光里跳一段特别缓慢又有技巧的脱衣舞，有些微妙的身体接触，我可能会被勾引。我对新事物保持开放，但目前的情况不是这样。第二堂课以后，我们一起回到我的屋子。我带她参观了一下，当她瞥进我的卧室时，视线落在了我那件最好的毛衣上，我每天都重复把这件毛衣扔在床上。她说，真温馨，一种温馨的感觉围绕着我们。当她看到我乱糟糟的桌子时，她说她的也是这样，而且电视机上没有灰尘，以及我很容易去爱。人们只是需要一点点帮助，因为他们已经太习惯于不爱。这就像是在陶土上做个记号，好让另一块陶土与它粘在一起。
我用浓缩果汁来做橙汁，还教给她从一只真的橙子里挤果汁兑进去的技巧。这样能消除冰冻的口感。她为此惊讶不已，我大笑着说，生活就是这样简单。我的意思是，你在这里，生活变得简单，等你走了，就又艰难起来。这一天过得像个生日，我们的第一个生日，而我们自己就是礼物，被一次又一次地打开。我们试穿了彼此的鞋子。我的鞋差不多是她的两倍大，仿佛还不错。这不仅仅是我的鞋子；这是我的脚，也是我身体所有其他的部分。她的胳膊挨着我的胳膊，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胎儿挨着一个孩子。她说她或许还在长个子，我们又把腿挨在一起，它们同样也根本就是两个尺寸，我们的好奇心像玫瑰般盛开，我们想知道，我们真的想知道，有关彼此还不被了解的一切，我们如何相同，我们如何不同，或许没有人像我们这样。我们想在黑暗的水中激起闪电，哪怕只有一秒钟，也要看看水底的整个世界，那里有颜色和形态各异的一亿种生物。此刻向我们展示生命吧。我们把肚子和嘴唇挨在一起，它们也是不同的尺寸，但我的嘴唇差不多与她的耳朵一样大，而她的胳膊抱住我的腰时感觉很长，更重要的是，很温暖。我们沉默着，注视着对方。望进彼此的眼睛太危险了，但我们正在这样做。你能注视另一个人多久？当你不得不再次想起自己之前，这就像是把画笔浸回去吸收更多墨水。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无须更多的墨水，也没有理由需要任何其他东西，因为她和我一样好，和我一样住在这个地球上，和我一样经历痛苦。她移开视线，把床单拉到下巴。
之后我倒了更多橙汁，教她如何做橙汁冰块。但她说她已经知道怎么做了。她穿上了她的裙子和袖珍鞋子。突然已经很晚了，从我坐着的地方看过去，我能看到灰尘开始重新聚集在电视机上。我或许再也不会给电视机掸灰了；我没有理由这样做。这让我感到剧烈的悲伤，于是我拿起一块布，立刻开始四处掸灰，我这么做的时候，她说，我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我说，什么？她说，你还会碰女人吗？我停下来。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个答案，我只能认同。我说，不，应该不会，除非有人跳缓慢而有技巧的脱衣舞，即使这样也应该不会。她说，我也是，我不再掸灰，把抹布折成小小的方块，握在手里。接下来我感觉自己喝了太多的橙汁，果酸正在摧毁我的胃，以及我其余的部分。我静静坐在那里，试图维持人形，不释放任何气体。我低头看着自己粗壮的大腿，它们让我想起她的丈夫。她正在收拾她的钱包和钥匙。我直起背来，向她走了两步，说，我现在要告诉你关于你丈夫的十件真实的事情。我举起一根指头。第一：他不是一个真的会计师。她说她已经知道了，其他九件事是什么。我说实际上只有一件，其他的都是些相关细节。我问她有没有想到过印度餐厅的类比，她说，你是什么意思？我解释了一下，她问我是不是在说种族笑话，我说，不是的，这是一个秘密的事实。但是我们不再对秘密的事实感兴趣，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真相。
她离开以后，我站在客厅中间，我觉得只要我愿意，站在那里多长时间都没关系。我以为自己会渐渐感觉无聊，但是我没有变得无聊，只是变得更糟糕。我依然抓着那块抹布，我知道我只要松开它，就又能挪动身体了。但我的手像是为了永远握住这块抹布而造。我当了他三年的秘书，每一年都是由无数个时刻组成，如果不是为了她，所有的时刻都难以忍受。现在已经很明显了，我们，或者至少是我，是为了她而工作。就像是母亲为养活孩子而工作，丈夫为妻子而工作。我感到地基开始摇晃，我对自己说，快跑！但是我不能跑，不能从这个我花了三年建造的地方逃走。我握着抹布，听任所有东西掉在我头上。我的膝盖弯了，我扑倒在地板上。我用英语哭泣，用法语哭泣，我用所有语言哭泣，因为全世界的眼泪都是一样的。世界语。
第二天我出于好奇去工作，像是人们在战后回到村庄想看看还剩下些什么。胶带座还在那里，我的椅子和桌子、他的椅子和桌子也在。但是其他东西都不见了。一切无法察觉的东西都不见了，在它们原来的位置，只剩一个糟糕的会计师和他的秘书。他中午走到我桌边说，埃伦告诉我说你们俩有一个小小的tête-à-tête[1]。我盯着他的袖子，好像那是他的脸似的。我没想到事情会变得那么糟，羞辱会在杀戮中起舞。我甚至不知道“tête-à-tête”是什么意思。我想立刻辞职，想剪光自己全部的头发，还有他的。我想把我们的头发都剪了，混在一起点火烧掉，然后再辞职。但我没有做这当中的任何一件事。
最后一天上课，提供水果潘趣酒，我们都穿上了自己做的袍子。我们把袍子从缝纫机上取出来，熨烫好，套在自己的衣服外面。我们看起来像是一群彼此熟识的女人。早晨一起醒来，伸个懒腰，披上袍子。苏格兰格纹袍子，桃红色袍子，她的羽毛花纹袍子。我站得离她远远的，她站得离我更远。我转向另一个女人，摸着她腰间的带子，问她怎么能把包角处理得那么笔挺。她说她用了枚大头针，就那么简单，她能教我怎么做。她把我腰带的末梢放在她的膝盖上，开始挑出包角。每一个动作带来的微弱震颤都通过腰带传递到我的腰肢；我希望埃伦在看。空气里流动着法兰绒的温柔；模糊了成人教育中心的冷漠气氛。两个女人正温柔地擦拭着把潘趣酒溅在自己身上的第三个女人的胸口。一群更年轻的女人在互相编辫子。而我与埃伦之间的那块油毡地板依然保持着平整和光洁。然后苏突然拿着袍子从洗手间里赤裸地走出来。她发现她没法穿上那件袍子，因为那根本不是一件袍子，那什么都不是。所有女人都停下来，陷入沉默，埃伦和我迅速地看了对方一眼。我们想起彼此的裸体，像是空气里的一阵抽搐。她的眼神里没有歉意，也没有爱意或者关心。但是她看到我了，我存在着，肩头的压力消失了。不费吹灰之力。苏大胆地穿过房间，把她那团法兰绒放在地板中央，仿佛一个粉色的蜂巢或是一只巨大的郁金香球茎。所有女人都围坐过来，如同围着火焰，我们都知道最好不要去触碰，却无法移开目光。
* * *
[1]在法语里的意思是“私会”。
手指操
我爸爸在去世前教给我他的手指操。这是能让女人高潮的手指运动。介于我本身就是个女人，他说他不知道这操对我来说是否也管用，但这是他能给我的全部嫁妆。我知道他的意思：他指的是继承物、遗产，不是嫁妆。一共有十二个步骤。他像打手语一样在我手上比画。它们差不多就是速度和压力的各种不同组合。有些花哨的动作是我想都没有想到过的。我猜想这些都是他在出海的时候学的。一次速度和方向的突然逆转。手指保持一个节拍的静默，紧接着进行长时间的快速抽插，他称为“剥皮”。我一直想要用笔记下来，他就嘲笑我说难道紧要关头我还要掏出笔记来看吗。你会记得的，他说，然后他在我的手掌上用干燥的手指重复了剥皮动作。感觉像是在做手部按摩。他无比自信。我无法想象自己怀着这样的自信单独使用这套操。他说，你会让某个女人非常非常快乐。但是我知道我从未让任何人非常非常快乐过，等到我要去做的时候，我只能想象让爸爸也加入我们。但他大概已经死了，而且我猜想她会是个同性恋，根本不愿意他碰她。我将不得不自己做这套手指操。我得决定她到底喜欢第六节 还是第七节。她能经受得住那个顿拍的强度，并且享受接下来剥皮所带来的快速愉悦吗？我不得不聆听探索。我爸爸说，不单要听她的呼吸，还要观察她后腰那一小块皮肤的湿度。汗液是你的密探。这一刻她还干燥得像只猫，到了下一刻，她就像开普敦一样洪水泛滥！不要犹豫等待，不然你会错过那艘船，跳上去，只管向前，向前，向前。
每天早晨当我想要鼓励自己积极向上时，便想起他的这句话，这是一种巨大的安慰。我知道有一天，我会遇见一个特别的人，我会有个女儿，然后我会把他教给我的东西再教给她。不要犹豫等待。只管向前，向前，向前。
Mon Plaisir[1]
这样很可爱。
我知道，但不要这样。我想剪个到下巴那里的波波头。
你不想剪得再稍微短一点吗？如果我剪到这里呢，到你耳朵这里？
你觉得这样更好？
也不是，但是这样的话，你就能再剪掉大概十英寸左右的头发，我们会把头发拿去爱心假发。这是个为那些没有头发的儿童做假发的慈善机构。
你为那个慈善机构工作？
不是。
那我还是想要剪那种波波头。
要不你可以让头发再长一英寸，然后你过来，我帮你剪个波波头。这样我们谁也不吃亏。
不行，我就得今天剪。这是我余生的第一天。
哦。上个星期我也有过这样的一天。
真的？发生什么了？
我醒来以后想着，这是我余生的第一天。
然后呢？
我开车去上班了。
哦。
是哦。
我们给孩子们一些新头发吧。
我丈夫看到这个新发型，露出那种我们中的一个忘记我们是谁时会流露的神情。我们不买速溶可可粉，不说悄悄话，不买霍尔马克贺卡，也不相信霍尔马克式的礼节，像是情人节或者婚礼。总的来说，我们尽量远离无意义的事情，我们喜欢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在我们心中排列前三位有意义的事情是：佛教、合理饮食、内心风貌。理发与修剪手指甲脚趾甲归在同一类，同样在这一类的还有修剪草坪。我们并不太情愿修剪草坪，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与邻居之间不必要的矛盾。邻居们喜欢把灌木修剪成可笑的动物形状。卡尔注视着我的样子，仿佛我是邻居中的一员，而我的头发是可笑的动物形状。接着他继续抄写巴里·门德尔松的达摩讲义，这个人差不多算是当地的宗师。我丈夫免费为我们常去的禅宗室抄写这些讲义。有时候讲座很长，他得花上十五个小时来抄写。但他觉得很值，因为当抄写好的讲义出现在松木谷禅宗网站上时，他可以说：这是我写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
我回到卧室，为了不弄乱我们的床单，我在地板上躺下。从我躺着的地方，能看到床底的灰尘和旧杂志，它们让我想起一个关于蚂蚁的纪录片。在地下也有完整的文明世界，就跟我们地面上的城市一样活跃。我们已经不再性交了。我不是抱怨，这都是我自己的错。我躺在他身边，试图向我的阴道发送信号，但这就像是要从一台没有安装有线的电视上收看有线频道一样。我的头脑要求性爱，而我的阴道只是在等待着下一次不得不小便的时间。它觉得它生命的所有职责就是小便。
八点卡尔去打太极拳，但是提早回家了，因为老师没来。来了个代课的，卡尔觉得那家伙是个冒牌货。
你是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太极拳老师？
他是个喜剧演员。他一直在逗大家笑。
哦，我还以为你的意思是他跟街尾那人一样，是个骗子。
他还用美国名字来称呼所有的招式。
但如果一个真的喜剧演员到街区来教太极拳不是很奇怪吗？就好像鲍勃·霍普来教太极？
他把云手叫作“猴爪”，我可不要付十四美元一堂课去学什么“猴爪”。
我们早早上床，我问卡尔想不想要吮吸我的乳房，他不想。吮吸也是我们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之一。有点像是佛教和合理饮食，但又不完全是。事实上，吮吸在另外一个分类里。那个分类里的其他事情可能还有：
我对无所名状的事情无以表达的愤怒。
以及：
还有“更上一层”，而我必须要达到的感觉。
卡尔或许还有些其他可以加入这个清单的事情，那些事情可以被称为：“我们不明白而且也肯定不会去讨论的重要的事情。”关灯前，我们在床上看了很久的书。我读了一篇有关自闭症的文章。这年头似乎到处都是自闭症。如果我有个孩子，而他开始把纸片撕成一小片一小片的，我不用花上几年才知道真相。我会立刻想，天哪，我孩子得了自闭症，我得马上着手解决。但是我不会有一个自闭症孩子，我不会有孩子；我已经太老了。不是那么那么老，勉勉强强。一个有毅力的女人可能还会尝试，但对于像我这样的女人来说已经太晚了。
我早晨七点醒来，对自己说，这是我余生的第二天。这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一种漂泊的感觉。就好像船在两天前起锚，我此刻正在航行。我试图留意所有东西，像观光客那样，即使一切都熟稔于心。我以前这样做过；事实上，四年前是我让卡尔和我自己都关注起健康来。先是用全麦面包做三明治，然后是我从未真正掌握过诀窍的太极拳，再然后就是佛教。在最初嘲弄的拒绝之后，卡尔全身心地接受了整个生活方式。有时候我想他实在是太讨厌我的新爱好才不得不出于挑衅而加入我，就像是在说：你跑得了，但躲不了。我还像过去梳长发一样梳理着我的短发，一不小心梳子就敲到肩膀。这是一种微妙的全新的陌生感，而我像守护蜡烛般守护着它，希望它能够引领我抵达一种更新、更陌生的陌生感。或者我可以累积许多小小的新路径，叠加成一条宽阔的崭新大道。这样想着，我开车去了鞋店。我挑了一双完全不是我的风格的鞋子。女店员与我一起盯着我那双在黄色系带布鞋里苍白的露着青筋的脚。
需要我帮你把鞋子装起来吗？
不用，我就穿着出去好了。
我不建议你这样。
是吗？
嗯，我一般会先在房间里穿着鞋子走几天。这样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我还能退回来。
这真是个好主意，每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人们总喜欢把生活搞得更复杂。
我知道我就是这样的。
在房间里试鞋子，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穿出去。
第三步呢？
第三步？你自己决定。
我穿着新鞋开车去治疗，下车前又脱了下来。我每次走进露丝的办公室，稠密的乌云就从我的心头飘走，展现出一片错综复杂的风景，一座灰茫茫的小镇，一个注定消亡的城市。我总是瘫软在这里，露丝不得不用问题把我拉出来，比如，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是什么？
我们可能再也不会做爱了。
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嗯，我觉得我或许再也不想做爱。我甚至都不在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