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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哈维（Javi）是哈维尔（Javier）的昵称。
家中惯例[1]
威曼先生正在敲我家的门。我已经熟悉了他的拳头重重地落在门上的声音，每一下都很慎重，一直响个不停。于是，我把手中的碗放回水槽，朝花园望去：果然，衣服又被扔了一地。我暗想，事情怎么总像这样依次发生，连最反常的事也不例外。思考时，我在脑中谨慎地搜索着恰当的词语，精准地调整着词序，仿佛要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大声说出来似的。洗碗的时刻最适合思考，一打开水龙头，我就能理顺脑中凌乱的思绪。然而，顿悟一闪即逝，要是我关上水龙头，准备把它记下来，所有的词句就消失了。这时，威曼先生的敲门声又响了起来，甚至比刚才更响。威曼先生并不是一个暴躁的人，他只是个可怜的邻居，被妻子折磨，不知生活该如何继续，但是，他仍艰难地与命运做着斗争。威曼先生的儿子去世时，我参加了悼念仪式，当我向他表示慰问时，他冷冰冰、硬邦邦地抱了我一下，跟其他几位客人聊了几分钟后，才回来低声对我说：“我刚知道是哪些孩子弄翻的垃圾桶。已经没必要为这事操心了。”他就是这样的人。只要他妻子把死去儿子的衣服丢进我们家的花园，他就会来敲门，把那些衣服一一捡走。我儿子——按理说他已经能算是家中的男主人了——说他们简直疯了。这事每两周就会发生一次，每当威曼先生来敲门，我儿子就会表现得很不耐烦。而我得去开门，帮他把衣服捡回来，拍几下他的背，在他保证没什么大问题、都已经解决好了的时候点点头。但是，他离开不到五分钟，我们就能听到他妻子的咆哮。我儿子觉得，肯定是威曼太太打开衣柜，又看到了儿子的衣服，才大发雷霆。“他们是在耍我们吗？”每当这轮混乱再次重演，我儿子就会说，“下次我就把这些衣服全都烧了。”我穿过玄关，威曼先生站在门口，右手搭在额头上，几乎遮住了他的眼睛。看到我出现，他疲惫地放下手臂，开始道歉：“我本不想来麻烦您，但……”我打开门，他走进屋，熟门熟路地走向花园。他走开后，我从冰箱里拿出新鲜的柠檬汁，倒在两个杯子里。透过厨房的窗户，我能看到他在草坪上四处搜寻，绕着天竺葵捡起散落一地的东西。我走了出去，带上了纱门，因为我不想打扰他的收集工作，想为他保留一点隐私。我慢慢地靠近他。他直起身，手中拿着一件毛衣。他的另一条胳膊下夹着一大摞衣服，看来他已经把地上的衣服都捡起来了。“这些松树是谁修剪的？”他问。“我儿子。”我回答。“修得很好。”他说着点了点头，望着那排树。那是三棵矮小的松树，我儿子将它们修剪成了圆柱形，虽然有一点人工的痕迹，但我得说，非常独特。“喝杯柠檬汁吧。”我说。他把衣服都夹在一条胳膊下，我把杯子递给他。时间还早，太阳还不是很晒。我用余光看着我们的水泥长凳，就在前面一点，现在这个时间坐在上面不冷不热，坐一会儿就能忘掉几乎所有烦恼。“威曼……”我说。我叫他“威曼”，是因为这听起来比“威曼先生”更亲切一点。我想说：“听我一句，把衣服扔了吧，这是您妻子唯一的愿望。”但谁知道呢，也许把衣服扔出来的是他自己，事后他又后悔了，这样的话，就是他在折磨他的妻子，每次都看见他把这些衣服找回家，威曼太太该有多难受啊。也许他们已经把所有的衣服装进一个大袋子，试图把它扔掉，但清洁工又找上门来，把衣服还给了他们，就像上次他把我儿子的旧衣服还回来一样。“女士，您为什么不把这些衣服捐掉呢？要是我把它们装上垃圾车，这些衣服就派不上任何用场啦。”那袋旧衣服至今还堆在洗衣台上，这周总得想办法把它扔到什么地方去，得尽快。威曼等待着，等待着我开口。阳光照亮了他长长的、稀疏的白发，他两颊边花白的胡须和他清澈而忧郁的双眼——这双眼睛在他脸上显得格外的小。我什么也没说，我相信威曼先生能猜到我想说什么。有那么一会儿，他垂下了目光。之后，他一边喝柠檬汁，一边盯着自己家的方向，一棵女贞树隔开了两家的花园，树后就是威曼先生的家。我想说点有用的话，告诉他我看到了他的努力，再笼统地提出一些乐观的对策。他转过头来看着我。看起来，他似乎能预知这场尚未开始的谈话的未来走向，正打起精神，试图理解。“如果有什么东西没地方放……”我说到一半，未说出的字消逝在空中。威曼点点头等待着。上帝啊，我心想，我们正在对话。这个男人十年前曾把扎破的球拿来还给我儿子，还曾剪掉我家的杜鹃花，就因为它们越过了两家之间根本不存在的分界线，如今，我竟然在和这个男人对话。“如果有什么东西没地方放……”我看着他胳膊下的衣服，重新拾起话头。“请说。”威曼先生说。“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东西，但是，如果是这样，就需要挪动其他东西，腾出位置来。”要腾出位置，我心想，所以，要是有人能把洗衣台上的那袋旧衣服拿走，我会很高兴的。“是的。”威曼明显是想我继续往下说。我听到有人进门的声音，威曼也许不会在意，但对我来说，那声音意味着我儿子安然无恙、饥肠辘辘地回到了家。我朝长凳跨出一大步，随即坐下了。我想，被晒得暖烘烘的水泥长凳或许对威曼先生也有好处，于是我为他腾出了一点位置。“把衣服放下吧。”我对他说。他乖乖地照办，四处寻找放衣服的地方。威曼能做到的，我想，当然能做到。“放在哪儿？”他问。“放在那排树边上吧。”我说着，指了指那几棵矮松树。威曼先生照我说的放下了衣服，拍了拍沾在手上的草叶。“请坐。”他坐了下来。现在，我该对这位老人说什么呢？他身上的某种东西鼓舞着我，促使我继续。这种感觉就像我把手放在水龙头下，感受着水从手上流过，这种平静让我能挑选词语，整理词序，让每件事情按照既定的顺序井井有条地发生。威曼似乎越来越期待我开口，仿佛在等我下达行动指令。这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责任，让我不知如何是好。他清澈的双眼湿润了，这令我确定，我们之间确实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默契。我肆无忌惮地打量着他，没给他留下丝毫私人空间，因为我不敢相信这种默契真的存在，也不能承受这份默契的重量。我已经让威曼先生坐下了，现在我想说些什么来解决问题。我将柠檬汁一饮而尽，同时搜肠刮肚，想找到一句响亮、有效的咒语，或一句对所有人都好的口号，例如：“您扎破了几个球，就给我儿子买几个，事情就了结了”，“要是您哭的时候不把柠檬汁放下，您的妻子就不会再扔衣服了”，或者“晚上把这些衣服扔在松树顶上，要是第二天是个晴天，问题就能解决”。上帝啊，凌晨时分，抽一天最后一根烟的时候，我也可以把旧衣服扔掉，我应该把旧衣服和其他垃圾混在一起，这样清洁工就不会上门还衣服了。我就应该用这种方式处理我儿子的那些旧衣服，这周就行动。快点说些什么来解决问题。为了不打乱刚才的思路，我又一次对自己说。我已经说过很多话了，这些话起到了它们的作用。靠着这些话，我留住了儿子，赶走了丈夫，而这些都是我在洗碗的时候在脑中组织的。此刻，在我的花园里，威曼已经喝完了杯中的柠檬汁，他的双眼中不再有泪水，仿佛刚才的眼泪是被酸出来的，或许这杯柠檬汁对他来说太酸了，我想。或许有时起作用的并不是言语本身，有时，把在脑中组织好的言语说出来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是的。”几秒钟前威曼先生说，这个“是的”意味着“继续说”，意味着“请讲”。此刻，我们两人坐在一起，坐在水泥长凳上，身侧各放着一只空杯。此时我脑中忽然浮现了一幅画面，产生了一种期待，我希望我儿子打开纱门，向我们走来。他光着脚，年轻的身体有力地踩着草坪。他气我们，气这个家，气这个一切都千篇一律、按同样的顺序反复发生的家。他向我们走来，身躯越来越显伟岸。他体内充满了力量，威曼和我等待着他的到来，毫无畏惧，甚至有些渴望。他高大的身躯有时会让我想起我丈夫，我忍不住闭上双眼。他离我们只有短短数米的距离了，他的身影几乎将我们遮没。然而他没有碰我们。我又睁眼看了一眼，我的儿子转身走向了矮松树。他愤怒地抓起树下的衣服，把它们统统塞进一个袋子里，随后，一言不发地沿着来路返回了。他背光的身影渐行渐远，越来越小。“是的。”威曼说着，叹了口气。这不是他第一次重复“是的”。这个“是的”更具有开放性，让人不禁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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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一气呵成，没有分段。译文遵循了原文的格式。
空洞的呼吸
列清单是计划的一部分：洛拉担心自己已经活得太久，而她之前的生活又太过平淡无奇，不足以应对生命即将消失这个事实。她总结了几个朋友的经验，得出结论——即便已步入晚年，死亡依然需要致命一击。某种肉体上或情感上的推动。而她自己根本无法做到这点。她想死，但每天早晨她仍会醒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她所能做的，只有尽力朝那个方向安排一切，逐渐缩短自己的生命，削减自己的生存空间，直至它完全消失。这就是她为什么需要这个清单，这样她就能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每当她打消了这个念头，或者偶然改变主意、分心、忘记她在做什么了，她就会看看这份清单。这是一张很简洁的清单：
把所有物品分门别类。
捐献非生活必需品。
打包重要物品。
专注于死亡本身。
不理会他的干预。
清单可以帮她厘清头脑，但却没法改善她糟糕的身体状态。她现在站五分钟就受不了，而且，脊柱问题还不是她唯一的困扰。有时，她会突然上气不接下气，需要吸入比平时更多的氧气。在这种时候，她会尽全力大口吸气，呼气时，她会发出一种低沉、刺耳的声音，这声音太怪异了，她始终不能接受那是她发出来的。要是晚上她从床上起来，走去厕所，或者从厕所走回床边，在一片漆黑中，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一只史前生物正对着她的后颈呼气。这声音产自她的肺部深处，是生理需求的必然结果。为了掩盖这个声音，呼气时，洛拉会吹口哨，那是一段掺杂着苦恼与无奈的旋律，充满怀旧感，慢慢地，这旋律也成了她的一部分。重要的事情都在清单上了，每当她情绪低落、不想动弹的时候，她就这样对自己说。除了那些，一切都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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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沉默中共进早餐。他准备好所有食材，按洛拉喜欢的方式烹调。用全麦面包烤的吐司，两种水果，切成小块后拌在一起，分成两份，一人一份。桌子中间放着糖和白奶酪。她的咖啡杯旁放着低卡路里的橘子果酱；他的咖啡杯旁放的则是红薯味的果酱和酸奶。报纸是他订的，但她会看其中的健康和福利专栏。他把报纸对折，放在餐巾旁，便于她早饭后阅读。要是她在手中握着黄油刀的时候看他一眼，他就会把吐司盘推到她手边。要是她盯着桌布上的某个点出神，他就随她去，因为他知道她正在想一些他无法干预的事。她看着他咀嚼、喝咖啡、翻阅报纸。她盯着他不再充满男子气概、不再白皙细腻的手，盯着他锉得过分短平的指甲，盯着他业已稀疏的头发。她对他的外表没什么想法，也不做任何评价。她只是看着他，用那些她从未仔细计算过的数字来提醒自己：“我已经跟这个男人结婚五十七年了”，“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吃完早餐后，两人把餐具放进水槽。他会给她搬来一张凳子，让她坐在上面，这样，她洗碗的时候就可以把手肘搁在水槽边，不用弯下腰了。他当然可以负责洗碗，但她不想欠他什么，所以他也只好由她去了。洛拉慢慢地洗着碗，想着当天的电视节目表和她的清单。她把那份清单对折后放在围裙口袋里，打开时纸面中央会有一道十字凹痕。她知道这张纸很快就要破了。有时候，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洛拉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洗完碗之后，她会察觉到自己还没做好准备迎接新一天，于是，她会反复擦拭小勺上金属和塑料之间的污垢，挑出糖罐最上层因为接触到水分而结块的糖，清理氧化了的水壶底座，除去水龙头旁的水垢。
有时候，洛拉也会亲自下厨。他会帮她把凳子搬到厨房里，准备好她指定的食材。她不是不能走动，如果真有什么重要的事，她也能走，但脊柱的毛病和情绪的问题使她不管做什么都十分费劲，所以她宁愿省下这个力气，等到他没法帮她了，再亲自上阵。他负责缴税、修整花园、采购，以及发生在家门外的所有事情。她会列好清单——另一张清单，购物清单，他采购时就照着买。有时漏买了东西，他就得再出门一趟；有时多买了东西，她又会质问那是什么，花了多少钱。
有时候他会买一种巧克力饮料，是粉状的，可以用牛奶冲泡。他儿子在生病前常喝这种巧克力。他们的儿子多年前就已经去世，那时他甚至还没长到食品柜那么高。随着儿子的离世，他曾为他们带来的一切全都消失了。对她来说，失去儿子就意味着失去了整个世界。她把食品柜里的玻璃杯全部砸在地上，光着脚踩在玻璃碴上，血从厨房流到浴室，从浴室流到厨房，又从厨房流到浴室。直到他回来，才设法使她平静下来。从那以后，尽管并不划算，但他买的巧克力饮料都成了小包装的，每份二百五十克，装在一个硬纸盒里。巧克力饮料不在她列的购物清单上，但她从不提他买巧克力的事。他把巧克力饮料放在食品柜顶层，藏在盐和其他调料后面。某天，她发现他在一个月前藏起来的盒子不见了。她从没见他冲泡过巧克力粉，事实上，她完全不明白这些巧克力粉为什么会消失，但她宁愿不去问他。
他们吃的都是健康食品，都是洛拉坐在电视机前，根据电视上的建议精心挑选的。他们每天早餐、午餐和晚餐吃的食品都在电视上打过广告，据称，这些食品富含维生素，低卡路里，还是非转基因食品。有时——尽管不太常见——她会让他买一件新产品，等他回到家，她会翻遍所有袋子，找到那件新产品，坐在窗边就着光线仔细阅读它的成分说明。她很清楚，健康的食品中应该含有哪些成分，又不该含有哪些成分。优秀的医生和营养学家经常在电视上提醒观众要关注食品的成分，十一点的节目里的彼得森医生就是其中一员。要是洛拉发现某种食品中有可疑的成分，或者不符合广告里的描述，她就会拨打客服热线，向负责人投诉。一次，接到投诉后，那家公司没有退钱给她，而是在第二天寄来了一箱奶油桃子味的酸奶，一共二十四盒。那周他们已经买了足够多的酸奶，酸奶的保质期又很短。所以，每当她打开冰箱，看到酸奶占据了如此多的空间，就不禁苦恼。要是他们不能及时喝完所有的酸奶，就得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过期。她对他提了好多次，向他说明这件事的复杂性，希望他明白，他必须做些什么，因为她对此已经无能为力。一天下午，她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其实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就是每次打开冰箱时都能看见那些酸奶，她再也忍受不了了。那天吃完午饭后她独自喝了咖啡。尽管事后意识到自己竟为这么一件小事大发雷霆，她暗暗感到羞愧，但一想到自己找不到任何解决方法，又缺乏抗争的手段，她就感到愤怒。最后，他把那些酸奶都处理掉了。她什么都没问，只是把凳子搬到冰箱前，打开冰箱门，用凳子顶住，然后，坐下来，擦拭冰箱隔板，重新整理存放在里面的东西。为了掩盖她呼吸时发出的低沉、刺耳的声音，她一边做着大幅度的动作，一边吃力地吹着口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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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并非只通过新闻来了解天下大事，通过厨房的窗户，她也能观察外面的世界。他们居住的街区变得越来越危险。越来越穷，越来越脏。他们这条街上至少有三座已无人居住的房子，房前的花园里杂草丛生，满是损毁了的信件。到了晚上，只有街角的路灯还会亮，但光线被树荫掩盖，只能照亮一小块区域。总有一群明显是瘾君子的年轻人，整晚整晚地坐在离她家仅有几米开外的街沿上，直到天明。有时他们会大喊大叫，扔酒瓶子。前几天，这群人还从她家栅栏的一头跑到另一头，撞得铁栅栏像木琴一样叮当作响，那时候夜已经深了，她正准备入睡。于是，她呼唤睡在另一张床上的他，想让他起来管管。叫了好几次他才醒。他起身坐在床头，并没有出去跟那群人交涉。两人沉默着，听着外面的动静。
“他们会把栅栏弄坏的。”她说。
“他们只是孩子。”
“正在破坏我们的栅栏的孩子。”
但他依然没有从床上起来。
栅栏自然是新邻居搬进来之后才装的。一周前，有人搬进了他们家隔壁的房子。那天，一辆装满东西的卡车停在了那幢房子门口，车子一直没有熄火，也没有人从车上下来。洛拉放下了手中的活儿，在窗前观察着。她对自己说，要小心行事：仅从这家人的样子判断，并不能确认这幢房子是他们买下的还是租的。终于，卡车的一扇门打开了。洛拉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她感到非常苦涩，就好像这家人在那十五分钟里一直在犹豫，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毁掉她的一天，最终他们决定：毁掉它。先从车上下来的是一个苗条的女人，从背影判断，她一时误以为那是个年轻女孩，因为她披散着长发，穿着也很随便，女人关门时她才看清，对方差不多有四十岁了。卡车熄火了，车门又一次打开，下来了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与此同时，一个魁梧的、穿着蓝色工装裤的男人从另一侧车门走了下来。这家人没带多少东西，也许房子本身就是带家具的。她看到他们从车上抬下两张单人床垫、一张桌子、五把椅子——所有的东西都不配套——还有十几个袋子和行李箱。男孩负责搬运零碎的物品。女人和男人负责搬运剩下的东西，他们时不时就如何卸下和挪动它们讨论一番。最后，他们总算把整辆卡车上的东西都搬了下来，男人连招呼都没打，就把车开走了，在把车窗摇上去之前，他甚至都没做个告别的手势。
那天晚上，洛拉和他说了这件事，试图让他明白搬来的这家人对他们来说是个麻烦。两人争论了起来。
“你为什么对别人有这么多偏见？”
“总得有人操心这个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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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拉家的后院里有一块稍稍比地面高的小园子。他在小园子的尽头划分出一块区域，种了两棵李子树、两棵橘子树和一棵柠檬树，他还开辟了一个小菜园，在里面种植番茄和香草。他下午会在那儿劳作几个小时。那天，她想要叫他，便从厨房的窗户探出头，正好看见他蹲在将他们家与邻居家分隔开的木栅栏旁。他在和一个站在栅栏外的小男孩说话。可能就是新邻居家的孩子，但她不是很确定，因为从她的位置很难看清楚。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洛拉一直等着他主动解释当时的情况。这是一件新鲜事，而所有的新鲜事都应该在吃晚饭的时候被提及。这是他的工作，通报每天的新鲜事，而晚饭时间又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时机，所以，洛拉才会在晚饭时间关掉电视，并且询问他这一天过得怎么样。于是，洛拉等待着。她又一次听他讲了那个老掉牙的波克的女朋友的事，他经常会在银行遇到她。她又一次听他发表了关于超市的评论，他明知道，自从发生了那场意外，她再没有踏进超市一步，也不想再听到任何和那个地狱般的地方有关的事。她还听他讲了市中心在清理下水道，所以实施了交通管制，部分街道无法通行，他还说了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其实就算他不说，她也能猜到，他对所有事的看法都如出一辙。但是，对于那个男孩的事，他却只字未提。她暗想，也许这不是两人第一次在她家后院交谈，这个想法令她顿时警觉起来。
接下来的几天里，她时刻保持警惕，她发现，只要他一走向后院，男孩就会跑过来。看到他们在一起，她很不好受，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就像看到那二十四盒奶油桃子味的酸奶占据冰箱的空间一样。
一天下午，他正在菜园劳作，男孩又出现在了栅栏的另一边，他坐在一张凳子上。他们的凳子。男孩说了些什么，两人齐声大笑。一次，她正好站在窗边，站在窗帘后，她突然想起了那些巧克力饮料，顿时一惊。她意识到，有什么正在逐渐脱离她的掌控，这是她迄今为止从未考虑过的情况。她走到厨房，打开食品柜，挪开盐和调料瓶。那盒巧克力饮料已经开封，没剩下多少了。她想把盒子拿出来，又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厨房是她的领地。厨房里的一切都是按照她的要求打理的，这个家的厨房完全在她的掌控之下。但巧克力饮料却和其他东西不同。她摸了摸包装上的画，看了看后院。她什么也做不了，也无法说清自己当下的感受。她关上食品柜，出来时随手带上了厨房的门。她一路走到起居室，跌坐在扶手椅中。她的动作很缓慢，但那已经是她的身体所能允许的极限了。她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了那张清单。万幸那张清单还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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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在天气足够干爽、温度也足够适宜的情况下，她也会去房前的花园查看他们种的芝麻、风铃草和杜鹃花。他负责给家里所有的植物浇水，但房前的花园是他们家的门面，街上行走的人都能看见，需要更加精心的照料。所以，她会尽心照顾这些花草，检查土壤的湿度，修剪花朵。那天上午，她正好在花园里，隔壁的女人和男孩从小径上走过。女人微微点头向她示意，但洛拉没有勇气回应。她呆呆地站着，看着他们走过，两人都穿着大衣，背着背包。她需要评估一下这种新形势，这意味着，要是她在这个时间点出来料理植物，就有可能碰到他们。她需要更多的空气。她深深地吸了口气，照着医生教她的方法控制着呼气的速度。她回到家，关上门，插上插销，跌进扶手椅。她知道，这种情况很危险。她专注于呼吸的节奏，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之后，她在身下摸索了一会儿，用遥控器打开电视。不管怎么说，还是应该遵照清单上的计划行事，她心想，应该继续把所有东西分门别类地打好包。她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她知道自己大限将至。熟食店的女人也知道。有时候她连做饭的力气都没有，就会打电话叫熟食店送晚饭来。送水工也知道。她订购了五升矿泉水，储备在厨房里，送水工来送货的时候，她对他说了自己的情况。她向他们解释自己呼吸的时候为什么会那样，她的肺部充氧机制有什么问题，会造成哪些影响，会带来哪些危险。有一次，她还给送水工看了自己的清单，送水工似乎深受震撼。
但事情还是不对劲：日子还在继续。这是为什么呢？她的目标已经如此清晰，但她每天仍会醒来。这很不寻常，也很残酷。洛拉开始考虑最糟糕的可能性：或许实现死亡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而她还没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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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负责去超市采购的还是她，一次，她在化妆品货架上找到了一款几乎不含添加物的护手霜。除此之外，这款护手霜还含有真正的芦荟精华，只要一打开盖子，就能闻到那股清香。她花了不少时间和金钱，尝试过好多不同品牌的护手霜。现如今，她要求他购买另一款护手霜，价格是原来那款的一半，质量相当糟糕。她可以要求他购买原来她用的那款，并不需要为此加以解释，但这样一来他就会知道她曾经在护手霜上花了多少钱了。她有时候还挺怀念这些小东西的，因为她再也不会去超市了，而他明知道她讨厌听到和超市有关的事，还非要在晚饭时讲个不停。自从发生了那次事故，自从经历了那个不吉利的下午，她就发誓再也不去超市。那次事故对她来说是为数不多的、至今仍历历在目的记忆，每次想起来，她就感到羞愧难当。他也还记得吗？他是不是只知道他赶到现场时看到的情况？还是说，目击者们已经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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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了看钟。此刻是凌晨三点。他正睡在她身旁的床上，一起一伏地呼吸着。他并没有打呼，但他的呼吸很沉，分散了她的注意力。洛拉立马意识到，自己别想再睡了。她睁着眼睛躺了一会儿，直到积攒起足够的力气才开始活动。她穿上睡袍，走进厕所，在马桶上坐了好一会儿。她想了想自己能干些什么：洗脸、刷牙或者梳头？但是她知道，自己现在并不想做这些事。她离开厕所，走向厨房。穿过走廊时她并没有开灯，在黑暗中，她隐约看到了他收藏的《国家地理》杂志，还有存放床单和浴巾的柜子。站在厨房门前，她问自己，来厨房到底是为了什么。她走进厨房，找出火柴，点燃煤气灶。随后，她关了火。她打开食品柜上方的灯，拉开几扇柜门检查了一番，以确保当天的食物储备充足。她挪开调料瓶，看到了那盒巧克力粉，是新的，还没有拆封。她感受着自己的呼吸——依然平稳；她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迫切感——必须有所行动，但她还没想明白具体该做些什么。她斜倚着灶台，平静地呼吸着。门前的花园隐藏在一片夜色之中。街上两盏路灯中的一盏已经坏了。她看到了一辆车，然后，她注意到，邻居家门前小径的灯也是关着的。一个黑影在街上移动，几秒钟之后，这个黑影出现在了她家的花园里，就在正对厨房的那棵树后。洛拉屏住呼吸。她迅速向后退了一步，伸手按下墙上的开关，关了灯。面对这种紧急事态，她的身体变得敏捷起来，行动时也没有一点痛苦，但她选择不去关注这些。她在黑暗中屏息凝神，紧盯着那棵树。她就这样等了好一会儿，慢慢地，她放松下来，直到确信外面并没有任何人，才安心地开始大口呼吸。就在这时，背着光，她看到，有人正试图把自己藏在黑色的树干后。毫无疑问，外面有人。她孤身一人在厨房里，努力地维持呼吸、挺直身体；他却仍然沉浸在梦乡中。她思索了一会儿。此刻，她离那盒巧克力粉是那样近，不需要再多走一步就能够到它。就在这时，她忽然想到，来者可能是隔壁家的男孩。她把窗稍稍拉开了一些。对面的狗在栅栏后吠叫着。数秒过后，黑色树干后的身影仍一动不动。于是，她朝后退了五步，走到厨房门边，在这个位置上，她还是能看到那棵树。她拿起对讲机，按下通信键。她呼吸时发出的尖啸声通过窗户，从花园外传了进来。她挂了电话，但颤抖的手仍然攥着听筒。过了一会儿，犬吠声渐渐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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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那件事发生在一个很热的日子里。那天的事洛拉已经有些记不清了，但有一点她记得清清楚楚。她晕倒是因为太热了，而不是因为发生了那件事。结果医生来了，救护车也来了，场面过于夸张，令她不免感到羞耻。超市的收银员和保安认识她那么多年了，每周她起码要和他们打两次照面，她原指望他们在那种情况下能更支持她一点，但他们只是静静地看着，目瞪口呆、一脸蠢相，仿佛从没见过那种场面一般。现场还有一些她看着很眼熟的顾客，还有一些邻居，他们先是看着她倒在地上，然后又被抬到担架上。她并不是个健谈的人，和这些人也没有建立什么真正的友谊，事实上，她也并不想和他们成为朋友。正因如此，发生的一切才让她感到羞愧，因为她根本没有机会向那些人解释事情的原委。一想到这点她就觉得痛苦，回想起那天的细节，她更是难受，当他们把她抬进救护车时，她闭上了眼睛，不想知道车上那两个医护人员是怎么看她的。他们——他和医生——让她在医院住两天，做例行检查。他们给她做了一大堆的化验和检查，却从来没问过她的想法。他们填写各种表格，对她做各种各样的解释，显得格外殷勤，然而，事实上，他们只是在浪费她的时间，损耗她的耐心，尽可能地收取更多的医疗费用。她很清楚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她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选择权，一切都是他说了算，而他又是那么的天真，那么的顺从。确实，有些事情洛拉已经记不清了，但这一点，她记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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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有人闯入了花园。早上，他刚把她叫醒，她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件事告诉他。昨天晚上，她把电视机调到静音，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此时此刻，屏幕上，有两个女人正在一个宽敞明亮的厨房里烹饪一只鸡。她一直觉得坐在扶手椅里很舒服，但现在她却不这么觉得了。她感到浑身疼痛，连动一下都很困难。他既没有问她是不是在那儿睡了一晚，也没有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只想知道她有没有吃药。她没有回答。于是，他把药盒拿了过来，又递给她一杯水。他一直看着她，直到确保她吃了药。吃完最后一颗药后，她说：“我跟你说了，昨晚花园里有个人。你应该去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一切正常。”
他看了看外面的街道。
“你确定？”
“我看到他了。躲在树后面。”
他套上夹克，走了出去。她通过窗户注视着他。他沿着小道向栅栏走去；他在那棵树旁停住了，从那儿朝街上看去。她觉得他没有遵照她的指示好好检查。他什么都做不好，她想，这个男人活了一辈子，一直就是这样，而且，现在她得完全依靠这个男人。她拿起起居室的对讲机——就在门边上，然后，她听到自己的声音从门外的扩音器里传了出来：“在树的那边。在树的那边。”
她看着他又走了几步，靠近了那棵树，但他靠得还是不够近。他四处张望了一番，然后就走了回来。
“你应该再去看看，”他进门时，她说，“我很确定，我看到那里有人。”
“现在那里没人。”
“但昨晚有。”她说，无可奈何地听任尖锐的呼啸声从自己的肺部迸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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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她把箱子打好包，在能看见的五个侧面都贴上了标签。他进房间看了看，看到客厅里一摞摞的箱子，便自告奋勇，说要把它们拿到车库去。他说，这样可以把房间腾出来，而且，真到了那个时候，从车库把箱子拿走会方便得多。
“拿走？”她问，“拿到哪儿去？只有我能决定这些箱子的去处。”
如果把箱子拿走能令他开心的话，她可以允许他把其中的一部分拿到车库去，但是只能拿那些无关紧要的。重要的箱子都得放在家里。
她一天最多只能打包一个箱子，而且她不是每天都在打包。有时候她只是在给物品分门别类，或者计划一下第二天要干什么。今天她整理的是冬天的旧衣服。之前，她已经把破旧的衣物装进塑料袋里了，她花了好几个礼拜才完成这项艰苦的工作，而他则负责一点一点地把那些衣物带走，在他开车去市中心或者超市的时候。今天，洛拉在整理最后一批打算捐掉的毛衣。这些衣服都是纯羊毛的，很占位置，要两个箱子才能装下。随后她用绳子把箱子捆了起来。打包完两个箱子后，她突然感到一阵奇怪的眩晕，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些什么。她朝窗外看去。她忘了自己在做什么，于是，她打开清单看了一眼，便又都想起来了。她走向他，让他拿把椅子来，放到花园里。他正忙着把毛巾从晾衣架上一一取下，折起来收好，听到她的要求，他停下手中的活，看了她一会儿。
“我不需要向你解释为什么要在外面放一把椅子。我就是要。”
他把手中的毛巾放在桌上，回头看着她。她穿着睡衣，那是一件粉红色的长袍，她还穿着羊皮软底拖鞋，那双鞋穿得太久，已经破了，但依然干干净净的。她拿着她的清单，还有一支圆珠笔。
“你想把椅子放在哪儿？”他问。
“门廊那里，面朝街道。”
她跟在他后面，确保他拿的是她想要的那把椅子，确保他出门时不会撞上木质的门框。在他拿着椅子走出去，把椅子转向阳光时，她就在旁边等着。然后，她倒在椅子上，发出沉重的、带着啸音的呼吸声，她终于能把后背靠在椅背上了，在此之前，她已经忍受了好几秒的疼痛。她又打开了她的清单，但却没再看它。此时已经接近正午，邻居家的女人和男孩很快就会从门前经过。她专心致志地等待着，直到渐渐入睡。
*
一天下午，他去了市中心办事，那个男孩来了，按响了她家的门铃。她从厨房窗口探出头去，立刻认出了他。他和另一个与他年纪相仿的男孩在一起，就站在门前的栅栏后。两人正在窃窃私语。她犹豫了一会儿要不要让他们进来。她看了看钟，估计他应该快到家了。于是，当门铃再次响起时，她下定决心，拿起了对讲机。在开口说话前，她先歇了一会儿。她有点紧张。和往常一样，首先在花园里响起的不是她说话的声音，而是她的呼吸声。那两个男孩看起来很以此为乐。
“请讲……”洛拉说。
“老奶奶，我们来还老先生一样东西。”
“你们要还什么？”
两个男孩互相看了一眼。洛拉看见邻居家男孩的手里攥着个东西，但她看不清那到底是什么。
“一件工具。”
“你们晚点再来吧。”
另一个男孩开口了，声音低沉，态度恶劣。
“让我们进去，奶奶。”
他的手里也有个东西，看起来又大又重。
“你们晚点再来。”
她放下听筒，站在原地。她可以通过厨房的窗户看见他们，但他们可能看不见她。
“哎，老奶奶，别这样啊。”另一个男孩说着，用手里的东西敲了三下栅栏。
洛拉认出了这个声音，这就是那天晚上她听到的敲栅栏的声音。两个男孩等待着。等到他们意识到她不会再理他们了，才转身离去。而她靠在门边，等着自己的呼吸声逐渐平缓。她对自己说没事的，他们只是通过对讲机讲了几句话。她不喜欢那两个男孩。那两个男孩可能会……她又沉思了一会儿。她知道自己正逐渐接近某个结论，这个结论虽然尚未完全成形，但她有种强烈的预感——她知道自己的大脑是怎么运作的——她知道这是个预兆。就在这时，她猛地抬手捂住了胸口。她听到了第一声动静，是从房子另一头传来的。她朝另一边的房间走去。她注视着自己移动的双脚，极力控制着它们的速度，与此同时，她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克制着自己的呼吸，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发出声响。她知道他们在那里。她得控制好自己的身体。尽管心里已经有所准备，但当她走进房间，通过窗户看到那两个男孩几乎已经在她家后花园里时，她依然大吃了一惊，仿佛她从未预想过这个画面。两人从铁丝网下钻了进来，现在正在花园的尽头。邻居家的男孩走进了菜地。洛拉躲在一侧的窗户后。她看着他们继续往里走，几乎要走到房子门口时，他们停住了，此时他们距她只有几米远。他们推了推车库的门，发现门是开着的。车库是他的领地，他理应确保关好门的。恐惧使得她无法动弹。她听到他们在翻检那些木头家具，把抽屉打开又关上。那声音尖厉刺耳，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她在想，怎么才能让他意识到，他们能进来都是他的错，怎么才能让他意识到，和他在菜园里聊天的那个男孩是个贼，而他之前一直把时间浪费在这个贼身上。她的呼吸声越来越重。她担心他们会听见她的动静，但她没法阻止这事发生。车库里传来更多的声响，随后，她听见门关上的声音。她看着他们离开后花园，穿过铁丝网，向对面的房子走去。她没看清他们是否拿走了什么。她倒在床上，把脚塞进毛毯，像婴儿一样蜷成一团。她的心跳过了好一阵子才恢复正常，但她依然保持着这个姿势，她打算就这样等着他回来，好让他第一时间就能意识到她很不好。她决定，到时候就算他问，她也什么都不说。要是他有耐心，总会遇上一个能将此事开诚布公的好时机，等时机到了，她就会说出一切。与此同时，她还决定了另一件事。日子已经够艰难了，她决定不再给自己增添负担。她打算暂时搁置打包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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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拉清清楚楚地记得医院的那个医生。虽然她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就算隔着一段距离，她也能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他来。他不像彼得森医生那样在电视台工作，他是另外一种医生，是负责最后一类医疗保险的医生。那份医疗保险是他选的，在他们两个退休的时候。
“女士，您今天感觉如何？”医院里的医生来她家看过她三四次，每次都会问她这个问题。他总是一副很热的样子，洛拉能闻到他身上的汗味，她觉得这对一位医生来讲不是个优势。但这还不是最困扰她的一点。最困扰洛拉的是，病人明明是她，但医生提问时却看向他，很明显，医生非常信任他，只相信他的判断。有时候，洛拉会幻想自己敏捷地从椅子上站起身，对他们说些“你们自便，我还有别的事要做”之类的话。但是他们需要她参与这场大戏，她总是这么对自己说，她还提醒自己，和他过了一辈子，其中有一半的时间她都不得不努力保持耐心。
“女士，您今天感觉如何？”她的肺很疼，背部也痛得厉害，而且，只要她走得稍微快了一点，脾脏就痛得像有人在用刀子扎似的。但对这个医生来说，这些都不重要。他的问题针对的是另一件事。另一件跟洛拉的健康状态没有一点关系的事。要是她把她的病症一件件告诉彼得森医生，估计他会目瞪口呆，她遭受着如此多的不幸，却没有得到任何治疗。彼得森医生会积极地帮她寻找解决之道的。但是此刻注视着她的这两个人——医院的医生，还有他，尤其是他——只关心在超市发生的事故，以及所有和那场事故有关的事。事故前的征兆，事后医院的检查结果，事故带来的影响。全都和那场事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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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食店的女人有一次对她说，过度焦虑不好，要试着让自己变得更加积极、更加乐观。人们常常对她说类似的话，洛拉也很喜欢听他们说。但她知道这些话并不能帮到她，因为她面对的是比死亡还要可怕的困难。很难在电话里把这点解释清楚，不过，熟食店的女人态度很好，尽管她连一点忙也帮不上，但她的耐心会让她感觉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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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几天，那个男孩时不时就来找他，胳膊下夹着一个折叠凳，他们的折叠凳。他展开折叠凳，坐着看他干活，有时他停下来休息，两人就会交谈几句。有一次，他假装拿他的园丁铲去挖男孩的腹部，逗得男孩笑了起来。那几天，洛拉特地留意了他在去购物时是不是多买了些巧克力饮料。并没有。她还会特别留意晚餐时他的沉默。他什么都没有说。有时候，他的沉默会让她平静下来，于是，她就会把男孩的事放到一边，她甚至怀疑那只是自己一时的偏执。然而，到了第二天，她又能在同样的地方看到那个男孩，她的呼吸声又会再次响起，回荡在被几扇窗户封闭起来的起居室内，仿佛警铃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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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形势顺着她的意思发展了。熟食店被抢了。事情是他告诉她的，那时他刚好在熟食店买晚上的菜。洛拉没有给熟食店的女人打电话，她觉得现在并不是个好时机，尽管两人在讨论与她的死亡有关的话题时建立起了亲密的友谊。那天晚上，他们吃的又是鸡，吃晚饭时，他提起了那场抢劫案。这可是谈论那个男孩的大好时机，这样就能打破他一直刻意保持的沉默。开启话头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之后的陷阱，毕竟提起熟食店抢劫案这个话题的就是他自己。她耐心地等待着。他提到熟食店的女人在货架下藏了把武器，提到她的手臂受了伤，还提到了救护车。他说那女人表现得非常勇敢，还解释了为什么他觉得那女人的女儿表现得就没那么好。他还告诉她，警察花了多久才赶到现场，他们是如何询问目击者的，等等。洛拉默默地听着，她已经习惯了等待。他每讲三四句话，她就在脑中用一句简明扼要的话来总结，在沉默中修正他那种拖沓得令人恼火的描述方式。她只能忍受他的拖沓。这时，两人都沉默下来，一段长时间的沉默过去后，她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