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和隔壁的男孩有关吗？你觉得他和这件事情有关系吗？”
“这和他有什么关系？”
“他们就是敲打我们的栅栏的罪魁祸首。他和另外一个男孩。他们前几天来过一次，想要进门，说是要还一件工具。”洛拉想要停顿一下，让信息逐渐升级，但如今这些话都压在她的肩头，使她不堪重负，只能一股脑把它们都说出来。“我没有给他们开门，但他们还是想办法从后门钻进来了。他们溜进车库，乱翻东西。你没用钥匙把车库的门锁上。你该去看看车库里的钻孔机和电焊机还在不在。”
“钻孔机和电焊机？”
她点点头，尽力控制着自己的呼吸。在她开始说话前，她根本没有想到过钻孔机和电焊机的事情，但他们两个人都知道，这是他们所有的工具中最贵的两样。他看向车库的方向，她知道，自己已经成功地使他警惕起来。她想象着他在车库清点工具的画面，把缺少的工具一件件记下来，而她站在一旁，在电话本中寻找警察局的号码。然而，他并没有起身，只是重新拿起餐具，取了一块鸡肉，送进嘴里，说：
“扳手。”
他的话应该还没说完，洛拉盯着他。
“是用来修理厨房的水槽的。他的妈妈在修水槽，我就把扳手借给她了。”
“但你什么都没跟我说。”
“是好几天前的事了。在他们刚搬来的时候。”
“他们刚搬来那天？”
“是的，”他说，“就那天。”
等到他去洗澡，洛拉去了车库，想亲自检查一番，但她忽然意识到，自己既不记得车库里有哪些工具，也不知道它们都在哪里。她甚至不知道扳手到底长什么样。何况，车库是家里唯一一个归他管辖的地方，她很怀疑那里会又脏又乱。她在想，他会不会在掩护那个男孩，出于某种她不知道的原因。这个想法在她心头挥之不去。她摸了摸围裙口袋里的清单，心想，到了晚上，她得更冷静地回想、分析所有的事实。她必须做出某种决定。
*
第二天上午，她又打包了一个箱子。箱子里塞满了旧的办公用品、墨水干了的笔、泛黄的笔记本、硬化了的橡皮，还有过去几年的电话黄页。她很确信，那些贫苦的人用得上这些东西，尽管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但总有一天他们需要用到它们。她甚至整理了他装在电话架上的小桌子，那是他用来整理发票的，还拿走了几样她在小桌子上发现的东西。她还想把那个小小的希腊石膏胸像也拿走，他把它放在起居室的桌上当镇纸用，但没有找到。她知道，有时候她会忘记自己曾经打包过什么东西。毕竟东西那么多，所有重担又都压在她一个人肩上，有时忽略一些细节也情有可原。上周她不得不重新打开一个装鞋的箱子，因为她一疏忽，就把他所有的鞋都打包了。家里剩的毛巾不多了，从走廊上那面大镜子，可以瞧见毛巾架上空空荡荡的，有些难看。浴室抽屉里也没有牙刷和梳子了。更糟糕的是，她现在不得不用他的旧梳子梳头。
中午时分，她把箱子捆起来，贴上一个标签，写上“文具”。之后，她想找他帮忙把箱子拿到车库去，她找遍了家里所有的房间，也没有看见他的身影。不在车库里，也不在菜地里——她通过房间的窗户确认了这一点。她想到，他从来不会连招呼都不打就出门，因为要是他突然消失，她会紧张死的。她随时可能需要他，她每时每刻都依赖于他。她穿过起居室，走向大门。她打开朝街的那扇门，看到他倒在地上。在发出尖啸声前，她打了个怪嗝。她紧紧地抓着门框。他坐了起来，背靠着墙面，手掌按着前额。洛拉用力地吸着气，直到攒足了力气，才叫道：
“上帝啊！”
他开口说道：“我没事，别害怕。”他看了看自己染上了血的手掌，他的额头上有一个小伤口。“我想我是突然低血压了，不过已经稳住了。”
“我去叫医生来。”
“等会儿吧。我现在想先进屋躺一会儿。”
她帮他铺好床。给他拿了一杯茶，还从走廊的书架上拿了最新两期的《国家地理》杂志，放在他的床头柜上。做这些事的时候，她专注于保持合理的节奏：要尽可能快，但也要小心，不能让动作影响到她的呼吸。她知道这是他的时刻，她必须做些什么来安抚他。但这会儿他可能已经吓坏了，只顾得上考虑自己，却忘了她还需要有人照顾。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情况确实严重。洛拉已经到了极限。他睡着后，洛拉用最后的一点力气走回起居室，瘫倒在扶手椅上。她得好好休息，快快恢复气力，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
栅栏后面排水管那儿传来的声音把她吵醒了。她立刻扭过头，想透过窗户往外看，结果抽筋了，只好把头回正。虽然她什么也没看到，但她知道在外面的是谁。她看了看电视上面的时间，现在是下午四点二十分。她听到邻居家女人高跟鞋的声音，她正沿着小路走向隔壁的房子。接着响起了关门声。她想起了扳手的事。她握紧双拳，将胳膊向两侧伸展。这是彼得森医生在电视上教的锻炼方法，是用来防止肌肉萎缩的，她在伸懒腰时会做这个动作。现在，痉挛的感觉消失了，她感觉自己再次夺回了对身体的掌控权，至少是部分的掌控权。她专心致志地想象着那把扳手可能长什么样。她环顾四周，看到自己穿着的是那双绒面绣花的软底拖鞋，看到她春秋季的大衣挂在门口的衣架上，就在对讲机旁边。看到所有东西都按她的意思摆放得井井有条，她感到很满意。于是，她站起身，穿上大衣，打开朝街的门。此时她才搞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很明显，这会是一个十分明智的解决方案。
她走到隔壁房子的门前，敲了敲门。她等了很久，女人才打开了门，午睡积蓄的能量几乎都在等待中被消耗了。这下，一切对她来说将变得更加艰难。女人一下子就认出了她，请她进门。洛拉勉强笑了笑，接受了她的邀请。她往里走了几步便停了下来，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该说什么。
“您想来杯茶吗？”那女人边问边走向厨房，“请随便坐，”她在房间的另一头喊道，“家里有点乱，请见谅。”
屋里的墙面已经斑驳、脱落。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张桌子、三把快散架了的椅子和两把扶手椅，扶手椅上面铺着透明的布，固定在两侧的扶手上，以防脱落。女人拿着一杯茶回来了，请她坐在扶手椅上。那两把扶手椅看起来不太舒服，而且一会儿从上面再站起来会很困难，洛拉想，但她还是接受了对方的好意。那女人行动很迅速：她拿来一把椅子放在洛拉身旁，这样洛拉就能把茶杯放在上面了。这时，洛拉看到窗边的地板上堆着很多杂志和报纸。这些已经没什么用的东西占据了太多空间。
“如果您需要的话，我有些箱子，”洛拉说，“这些箱子很结实，我把东西分门别类，再用这些箱子装起来。”
女人跟随着洛拉的视线，看向堆在地上的杂志和报纸。
“我不需要，谢谢。不过，请告诉我，您来这里是为了什么事？是关于我儿子吗？昨晚他没有回来，我担心坏了。”
洛拉马上准确理解了她的意图，她又回想起了下午从栅栏传来的声响。女人仿佛在等待着某种信号。她走到洛拉对面的那把扶手椅旁，坐了下来。
“看起来您像在生我的气。拜托了，您有我儿子的消息吗？”
洛拉知道自己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是仍需要小心行事。
“不。不是为了您儿子。我想问您一件事，是一件重要的事。”
洛拉盯着眼前的茶，对自己说，一定要慎重地处理这件事情。
“我想问问您有没有扳手。一把用来固定螺丝的扳手。”
女人皱起了眉头。
“就是那种修理水槽的时候会用到的扳手。”洛拉说。
也许那女人不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一把这样的扳手，也许她压根不理解她到底要问什么。她看了看厨房，又转头看向她。
“我知道您想说什么了。您丈夫上周借了我们一个类似的工具。但我儿子前天就把它还回去了。他还了——不是吗？”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不确定。”
女人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我想知道那把扳手在哪儿。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洛拉搅拌着手中的茶，取出茶包。“其实这事和那把扳手没有太大的关系，我想您能明白的。我的意思是，我可不是为了找扳手而找扳手。”
那女人点了点头，看起来，她正努力想要理解她的话。洛拉向厨房的方向看去，她沉默了好一会儿，直到听到有人问：
“您还好吗？”
她完全忘记了疼痛和痉挛。她的呼吸声很轻，几乎没有任何声音。此刻，她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观察这个尚属陌生的空间上。光线从厨房那边照过来，照到她们俩身上。
“请问您怎么称呼？”洛拉问。
“我叫苏珊娜。”
女人的黑眼圈很重，从她的眼睛开始往下蔓延，看起来甚至不像是真的。
“苏珊娜。我能看看您的厨房吗？”
“您觉得我没有归还扳手？您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
“哦，不，不。请别误会。是为了另一件事。是……我该怎么跟您解释呢？像是为了证实一种预感。就是这样。”
女人看起来不太乐意，但还是站起来朝厨房走去，在门口等着洛拉。洛拉把茶杯放在椅子上，撑着两侧的扶手站起身来，随后，她又拿起那杯茶，朝女人走去。
厨房明亮宽敞，尽管食品柜看起来很不牢靠，但厨房里的水果和几口红色的锅子给这个空间增添了一种令人愉悦的亲切感。洛拉想，这里很干净，整理得也井井有条，甚至比她自己的厨房更讨人喜欢。无意间，她吸入了过多的空气，发出了尖锐的呼气声。她知道女人正盯着她看，不禁有点不好意思。她想到了他。此刻他可能已经醒来了，发现她不在家，他肯定吓坏了。
“女士，您在找什么？”女人问道。她的态度并不咄咄逼人，相反，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
洛拉回头看了看她。她们现在离得很近，分别站在门的两侧。
“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
“请说。”
“听起来可能会很怪，但是……”
女人交叉着抱起双臂。两人面面相觑。看起来，她还没做好准备。
“您认为会有人给您的儿子喝巧克力饮料吗？”
“您的意思是？”
透过窗户，洛拉能看到自家的花园。现在，她在呼吸时需要更多的空气，于是，她又发出了紧张时才会出现的尖啸声。不过，她正尽量压低那种声音。
“巧克力饮料，”洛拉说，“粉末状的。”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控制呼吸了，尖啸声在厨房里回响着。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女人说。
有什么东西遮挡了她的视线，仿佛四周的白墙正铺天盖地向她压来。她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重重地捶击着她的胸膛。洛拉又一次发出了一声尖锐、骇人的呼啸。她正试图把手里的茶放到桌子上，她的心脏又重重地捶打了她的胸膛，她晕了过去。
*
她又可以呼吸了。这仅仅给她带来了生理上的宽慰。她仍然闭着眼睛，尽管还处在黑暗中，但她知道，自己还活着。这本来是个多好的赴死的机会呀。然而，她还是没有死。她已经用了那么多呼唤死神的方式，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能奏效。很明显，迎接死亡的力量正一点点地从她的指缝间溜走，而她对此无能为力。她睁开双眼。她正躺在房间里，但却是在他的床上。《国家地理》杂志还在她昨天放的老地方。她叫了他一声，便听到厨房传来的声响和他沉重的脚步声，接着，他出现在了房间门口。
“我昏过去了。”她说。
“但你现在没事了。”他走进来，坐在她的床上。
“我怎么没睡在自己的床上？”
“我们觉得最好让你躺在远离窗户的地方。”
“我们？”
“你摔倒的时候，隔壁邻居扶住了你。是她帮我把你抬回来的。”
“那个男孩的母亲？”
她看着自己的手掌。上面有一处小伤口。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是你自己走到她家去的。”
洛拉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记得，但她宁愿听他说。至少这次躺在床上的不是他了，事情也算恢复了正常。她又看了看手上的伤口，稍微用力按了按，想知道会不会痛。
“那个男孩呢？他在吗？”
“不在。”他说。
她想着那个女人，想着她们突然中断的对话，想着扳手和巧克力饮料。又一次，她的脑中警铃大作。她想坐起来，却发现根本使不上力气。他扶着她起身，在她背后放了个靠垫。她没有向他倾诉自己的不安，只是听任他摆布。
*
有些事洛拉已经记不清了，但超市事件却始终原封不动地留在她的脑海中。超市事件，还有那个没有一点用处的医生的拜访。他总是问她：“女士，您今天感觉如何？”提问的时候，他总是看着他，因为他们两人都不指望她回答这个问题。这个蠢货到底还有什么疑问呢？
有时候，在他们问她这个问题的时候，她的脾脏会突然一阵刺痛。她没有做任何剧烈的动作，但是，她知道，过不了多久她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然后那种令人讨厌的尖啸声就会出现，充满整个房间。
“您可以列个清单，这可能会对您有帮助。”有一次医生对她说。
这家伙多聪明啊，洛拉暗想。要是她的双手在颤抖，她就会把手交叠着放在膝上，以防他看见。
“为什么要列清单？所有的事我都能记得清清楚楚。”话音刚落，洛拉就看到眼前的两个男人互相交换了眼神。
他们像对待一个傻瓜似的对待她，是因为两个人都没有足够的勇气告诉她，她就快死了。她知道这不是真的——她就快死了的这件事——但有时候，她喜欢想象自己的死亡。这是他应该承受的代价：等她死了，他才会意识到她对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才会意识到那么多年以来，她一直在照顾他。她很想死，这么多年以来她一直想死，但是，日渐衰弱的只有她的身体。这种衰弱不会把她带去任何地方。他们为什么不敢告诉她呢？她希望他们能对她说实话。她多么希望她真的快死了啊。
*
她睁开双眼。他的手表上显示的时间是三点四十分。她很确定，她又听到了某种声音。她心想，会不会又有人闯进了她家，就像那天晚上一样，有人潜入了花园，尽管第二天上午，他并没有在花园里找到任何入侵的痕迹。她慢慢地爬起来，以免吵醒他——很明显，她必须独自解决这件事——她穿上拖鞋和睡衣，向走廊走去。那个声音一直在重复，现在她听得清清楚楚。什么东西在敲击浴室的窗户。洛拉心想，可能是有人在投掷小石子，扔到了浴室窗户的磨砂玻璃上。她走进浴室，没有开灯，贴着墙慢慢靠近窗户，等待着。那声音又响了两次，这下她确信了，一定是那个男孩。她回到房间，把窗开了一条缝。这是一个颇具战略性的位置。声音响了五次之后，她已经能猜到石子是从哪儿来的了。就在几米开外的地方，在房子的那头，围栏的下面，就在那棵把她家的花园和那个女人家的花园隔开的女贞树下，那里有一条小沟。此刻有个人正躺在那道沟渠中。丢石子的就是那个男孩，虽然她没看到他，却对此非常笃定。他丢那些石子是为了叫他吗？洛拉把身体的重心换到另一只脚上，以防感到不适。到了这个岁数，为什么她还得忍受这种事。在这个时间，他是绝对不会出来的，因为这既愚蠢又危险。而且，他和那个男孩毫无关系。她必须忘记那个男孩，忘记和那个男孩有关的事，她就这样对自己重复了好几遍，她提醒自己，她还有她的清单，还有清单上那些有待完成的任务。
*
可能是因为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这天她做事时的动作比平时更迟缓了。不管是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提高声音喊他，还是准备超市的购物清单，都让她筋疲力尽。但她仍在想方设法，试图推进自己手头的工作。他也帮了她的忙，虽然做得还不够，但至少完成了他分内的任务。他做了早饭，帮她开了电视，还把拖鞋拿来了。她边看彼得森医生的节目，边把清单打开看了好几次。到了午休时间，她想回自己的床上休息。他帮她换了床单。无须她开口，他就知道该把换下来的床单放在哪儿，也知道该去哪儿拿干净的床单。他们睡了个好觉，等再起来的时候，感觉精神多了。他又拿了几个箱子来。上周他拿来的三个箱子已经打好包，贴好标签，放进车库了。她看到他望着堆成摞的箱子，皱起眉头。看起来他像是在问自己，打包这么多箱子到底有什么意义，但他自然永远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就像他也无法回答为什么过了保质期的食品就一定要扔掉，哪怕它们闻起来并没有任何异样，他也无法回答为什么一定要在晾衣架上把衣服拉开、摊平，明明之后还需要再专门熨烫。他不会关注到这些细节，所以只好由她来负责，保证面面俱到。他在看那些箱子的时候皱起了眉头，或许他只是在思考有关菜园或是车子的事。她站在他的身后，等着他。洛拉已经习惯等待了。但是，看到他弯下腰阅读标签，她不由警觉起来。不是因为她在箱子或者标签上写了什么，而是因为他突然对这些箱子产生了兴趣。他转身看着她。她想着应该说些什么。她想到浴室里还有一个打好包的箱子，她可以让他把箱子拿到车库去。她可以让他去超市，购物清单已经写好了，就放在电视机上。她可以让他做很多事，但她始终没想好该说哪一件。这时候他开口了：
“他们找不到那个男孩了。”
她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直暗自期盼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有那么一会儿，她甚至觉得有点愧疚。
“昨晚他也没回家。现在都已经到中午了。”
她想到了发生在熟食店的抢劫案，想到敲击栅栏的声音，想到那把扳手、那些巧克力饮料，还有那把凳子。那是他们的凳子，那男孩在菜园和他聊天时就坐在这张凳子上。但她说的却是：
“你就没有什么想放进箱子打包的东西吗？”
他转头看了看那些箱子，又重新看向她。
“比如什么？”
“我阿姨去世后，我母亲花了一年来打包她的东西。人可不能把这种事推给别人去做。”
他看向菜园，她想到这可能就是他拥有的一切了，不禁有点同情。像他这样的男人拥有的东西很可能连一个箱子都填不满。
“你觉得他会不会出什么事了？”他说，依然看着菜园的方向，“有时候，在这个时间，他会从这里经过。”
她紧紧地握起了拳头，又赶紧松开，想掩饰自己的冲动。她手掌的那个伤口在隐隐作痛。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他终于说了。他终于主动提到那个男孩，用一种如此心不在焉的方式，害得她根本没法妥善应对。“他和那个男孩。”他的叙述是那么的含蓄，“他们找不到那个男孩了”。这么长时间以来，他常常在菜园里和那个男孩碰面。他表现得好像她早就知道了这件事一样。之前，他就是不把这个事实说出来，但现在，他却突然把一切都摊到了台面上。那个男孩的整个身体曾经只属于他，他一直隐瞒着他的存在，直到现在。她深深地吸了口气，放任呼气时发出的声音在他们周围回荡。她拿起之前放在箱子上的胶带，朝厨房走去。她正努力地积攒着力气，以应对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
他在房间和走廊里做事，她则埋头在书房整理最后一个箱子。他发出的声音和平常不太一样，她听得出来，他在做的不是平时常做的那些事。她有点担心，想探头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他对家里的事情并不是那么了解，时常需要她的指点，但他刚才说了关于那个男孩的事，她现在理应和他保持距离。他应该明白，他刚才的行为很不像话。因此她没有动弹，听任他忙忙碌碌，甚至在他出门时也没跟他说话。这天下午他都在菜园里忙碌，直到傍晚时分才回来。她看到他拿着凳子和工具回来了，此时她已经订好了晚饭，为了避免跟他打照面，她便径自去了起居室。她打开电视，坐在扶手椅上看起了新闻报道，与此同时，他走进车库，把手上的东西放在那儿。她睡了一会儿，之后他进来了。她听到车库和厨房的门开开关关的声音。她能感觉到他就站在她背后，在离她两米远的地方停住了。她一边继续看电视，一边等待他说些什么。她很确定他有话想说。她想象着他正搜肠刮肚，组织着道歉的措辞。她给他时间。她正想从口袋里把清单拿出来看一眼，却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她不禁屏住呼吸。那是有人摔在木地板上的声音。由几声撞击声组成的一记闷响。她回过头，看到他倒在地板上。他的身体怪异地弯折着，呈现出一个极不自然的角度，仿佛身体内部的什么突然停止了运转，甚至没给身体留下倒地的时间。过了一会儿，她看到一条细细的血沿着地板蔓延开来。
*
洛拉打电话通知了熟食店的女人。那女人叫来了一辆救护车，救护车的司机又在随行医生的要求下打电话报了警。他们把尸体装在一个灰色的袋子里带走了。她想要陪着他，跟着救护车走，但两个警察坚持让她留了下来。他们让她坐在扶手椅上，其中一个警察开始问她问题，边问边记录，另一个警察去了厨房，想为她泡一杯茶。洛拉沉默地听着警察的问题，还有时不时从厨房传来的声响——开水壶在火上沸腾的声音，食品柜的门打开和关上的声音。她疲惫地坐着，半闭着双眼。她在想一些事。巧克力饮料就在盐和调味料的后面。他可能还没从菜园回来，他骨头摔断的声音可能只是午觉时的一场梦，他此刻可能还站在她背后，等待着。有好几次她差点就睡着了，对她来说，眼前这个反复叫她名字的警察根本不重要，另一个在厨房里的警察也是。但她又一次听到了他骨头碎裂的声音，就在她的背后，于是，胸口剧烈的疼痛将她唤醒，强迫她再一次开始呼吸。她忿忿不平地意识到，她依然活着。他死在了她眼皮子底下，死得这么轻而易举，丢下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座房子里，只有那些箱子给她做伴。在她为他做了一切之后，他就这样永远地抛弃了她。他跟她提了关于那男孩的事，剩下的秘密都跟着他一起进了坟墓。现在，她甚至都不知道该死给谁看了。她空洞、尖厉、刺耳的呼吸声在起居室中回响，吓得那警察不敢再说话，只是关切地望着她。另一个警察也站在一边，手里端着茶。他们俩都坚持认为她不能独自留在屋子里。洛拉意识到自己得回到现实，想办法把这两个男人请出家门。她小心翼翼地呼吸着，试图把一切都隐藏起来，避免再发出那种噪声。她撒谎说他们请了一位女佣，她第二天一早就会来的。她说她现在需要睡一会儿。于是，警察走了。她走进厨房，找出那把她洗碗时他会拿来放在水槽旁的凳子。这是唯一一件她能凭自己的力气挪动的东西了。她拿着凳子走进起居室，把凳子放在墙边，就在他倒下的地方附近。她坐下来，等待着。警察已经把放在这里的家具都挪到了一边，地上的血迹也已经清理干净了。她面前的这块地板湿漉漉、空落落的，像冰块一样闪闪发亮。
*
天色渐晚时，她的背开始痛，一阵强烈的麻痒感在她的双腿蔓延。她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打开手中的清单。清单上写着：
把所有物品分门别类。
捐献非生活必需品。
打包重要物品。
专注于死亡本身。
不理会他的干预。
她明白，有些事情已经变了。她不知道现在该做什么样的决定。即便如此，她仍在呼吸着，仍有源源不绝的氧气进入她的肺。她试着坐直，确认自己仍能支配自己的身体。清单上有三十七个字，她需要慎重地对待每个字。然后，她拿出笔，划掉了最后一行。
*
夜里，她走进房间，准备睡觉。正要睡下时，她听到门铃响了。尽管她的脑子转得很慢，但她还是意识到，有什么危险而特别的事情正在发生。她爬起来，扶着床沿下了床，走回客厅。她没有开灯。这时，她听到门外传来一声敲击声，这让她又一次回想起骨头碎裂的声音。过度的疲惫使她有点头昏脑涨，但她也因此没那么害怕了。她从大门的猫眼向外看去。栅栏外，有个暗影在对讲机边等待着。是那个男孩。他用左手扶着自己的右臂，他的右臂好像在痛，或者受伤了。男孩又按了一次门铃。洛拉拿起对讲机听筒，深吸了一口气。
“请开门，”男孩说，“请开门！”
他看着身体右侧的墙角，看起来是被吓到了。
“钻孔机在哪儿？”洛拉问，“你以为他没发现钻孔机不见了吗？”
男孩又一次看向了墙角。
“我能进车库吗？”他发出了一声呻吟，但洛拉觉得那是装出来的，“我能跟他说话吗？”
洛拉挂上听筒，以最快的速度朝车库走去。因紧张而分泌的肾上腺素使她的身体能够快速地根据情况做出反应。她用钥匙锁住了通向后花园的门，随后又锁上了所有的窗户。接着，她走回房间，把房间里所有的窗户也都锁了起来。门铃又响了一次。再一次。最后一次。然后就再无声息了。
*
第二天早上，警察局的人给她打了个电话。是个负责行政管理的年轻人，他接到命令，要确认她一切安好。他意识到是自己把她吵醒的，便在电话中向她道歉。年轻人说，她丈夫的尸体现在在停尸房，今天下午就会被送到殡仪馆。他说，如果她需要的话，可以联系专门负责丧葬事宜的机构，在周六上午为他举办一场悼念仪式，他们可以帮忙直接把尸体送到那里。洛拉挂了电话，走进厨房。她打开冰箱，又把它关上了。她想起彼得森医生的节目该开始了，便走到客厅坐了下来，但她已经没有力气打开电视了。
*
他留下了一个箱子。洛拉在车库里发现了它。箱子就在地上，在面向菜园的门前，正对着其他箱子——她的箱子。它比其他的箱子都小。它很轻，里面装的应该不是他收藏的《国家地理》杂志，里面装的应该也不是一把扳手或者一盒巧克力粉，如果是的话，箱子应该再轻一些。她把箱子拿到起居室，放在桌上，就放在她的清单边。箱子的正面贴着一个标签，就是她平时用来给箱子分类时贴的那种。他的名字就写在第一道横格线上，她大声地念了出来。
*
几乎没有什么是能够保留下来的。她从房间里看到，菜园里只剩下一些番茄和柠檬。门前花园里的芝麻、风铃草和杜鹃花也都凋谢了。门口栅栏旁的信箱里塞满了信件，但现在再也没人会把它们拿进来了。她喝光了家里的酸奶，吃光了饼干、金枪鱼罐头和一袋袋的面条。写字台的第一个抽屉上贴着一张纸，写着“钱放在这里”。他的床头柜上还有一张一模一样的——“钱放在这里”。一周以来，她一直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钱，为了付钱给那个负责丧葬事宜的男人——他处理了所有该处理的事务，因此，她足不出户就办完了丧事，还要付钱给熟食店的男孩，在他给她送鸡肉来的时候。写字台抽屉里的钱用得已经差不多了，于是，她用粗头记号笔划掉了写在那张纸上的字。门口堆了几袋垃圾，因为清洁工没法越过栅栏进来把它们拿走。还好天气很冷，垃圾不会太快腐坏。总有些紧急的事情要处理，这使得她很难重新集中精神，想清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从而做出决定。她已经在清单上加了一行。“他死了。”她问自己，是不是应该把这条列在另一张清单上。但重要的是搞清楚哪些事需要时刻牢记，哪些事不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列在清单上的每一个条目都有它们的价值。想到他已经死了，她才能忍受家里的凋敝。有时，在她埋头干事的时候，在她花费数小时给东西分门别类、贴上标签的时候，或者，在她看了太久电视的时候，她仍会习惯性地抬起头，听听他的动静，判断此刻他正在家中的哪个位置，猜测他正在干什么。
一天晚上，她正坐在电视机前，突然听到从浴室传来的阵阵声响。听起来像是石头砸在窗玻璃上的声音。这是不是就是她上次听到的那个声音？出于某些原因，这声音让她想起了那棵把她家花园和邻居家女人的花园分开的女贞树，还有那道沟渠。声音仍在持续着，在一段时间内，声音一直不停地响着。洛拉差点要被这个声音害得分了心，但某种新的预感让她想起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事。她感觉到这种预感让自己的身体进入了紧张状态。她调低电视的声音，用一只手扶住自己的膝盖，另一只手撑住扶手椅的靠背，艰难地将自己的重心向前移，站起身来。站起来后，她走进车库，开了灯。悬在天花板上的两盏大灯照亮了车库里的箱子。车子停在车库外，他最后一次开车回家后，它就一直在外面，现在，除了箱子，车库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她看着所有的箱子，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完成的打包工程竟是如此浩大。她想起刚才从起居室一路走来时经过的家具，意识到那些家具几乎都已经空了。她看了看自己身后的工作台。之前，这个工作台里塞满了钉子、绳子、电线和各种工具。而现在里面也已经空空如也了。她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整理了这些东西，也知道自己是如何整理的，但有那么一瞬间，她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是另一个人打包的，不禁吓了一跳。这时她想起，之前有那么几次她想收拾车库，但走到那里却发现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她想起，有一次她打开浴室的柜子，却吃惊地发现里面已经空了。她还想起了那些堆在门口的垃圾，还有衰败的菜园。她的呼吸又开始急促起来，她试图集中精神、保持冷静。她发现在所有箱子中，有一个明显与其他箱子不同，比其他的都要小一些。她从来不会用这种方式贴胶带，她在贴胶带时总会沿着硬纸箱的边线，以防止过重的箱子散架。她走近那个箱子。箱子上贴着一个标签，就是她在打包时用的那种标签，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于是她又想起来了。想起他已经死了，想起这个箱子是他打包的。这时，她又看到一张纸条，贴在更靠下的地方，是她的字迹，写着“不要打开”。但她不记得自己到底有没有开过这个箱子，也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一种警告。也许她记不起来的事还有更多。看来除了那张清单外，她还得多列几个清单，把她不该忘记的事情都记下来。她走回厨房去拿她的记事本，记事本就在它该在的地方，谢天谢地。就在她准备走回车库时，她忽然停住了脚步。冰箱上贴着一张纸。那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页，上面写着“我叫洛拉，这是我的家”。那是她的字迹。她听到一个刺耳的、幽灵般的声响在她体内颤动着。随后她才意识到，那是她自己的呼吸声。她紧紧地抓着灶台的边沿，缓缓地挪到了她洗碗时用的那张凳子旁，面对着窗户。她能看到停在车库外的车子，还能看到花园里的树。她在想，一秒钟以前，这棵树是不是还没有这么大。她在想，那个男孩是不是就躲在树后，想趁着她疏忽大意溜进屋子。面对危险，她意识到自己还要继续这种生活，她得自己做完所有的家务，打扫屋子、采购、倒垃圾。她必须独自面对这世上的一切，与此同时，他却在隔壁的房间里睡觉。
*
什么事才是重要的？她很饿，但她很快就把饥饿抛诸脑后了。她走进车库，又走回起居室，坐在他的扶手椅上。她从地上捡起两本《国家地理》杂志，问自己杂志怎么会在地上。她听到有人敲门——外面有人，这人可能之前也来敲过。她拿着杂志去开门，这样一会儿她才不会忘记去开门前她正在做什么。是隔壁的女人。看着她的样子，洛拉再一次在心里感慨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重的黑眼圈。女人问她一切是否都好。洛拉需要想一想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她又想起之前几天她是怎么过的。她想起了那个男孩。想起他会和那个男孩共度一整个下午。她想起了发生在熟食店的抢劫案，想起在那之后男孩就失踪了。她也想起了那些箱子，想起多年以来她一直期待着死亡，但她现在依然活着，甚至在他离世以后，她还独自活着。
“您需要帮忙吗？”女人问。
洛拉微微弯下腰，捂住了胸口。但她立马又抬起了眼。
“我病了，”她说，“很快就要死了。”
“看出来了。”女人说。
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女人后退了一步，随后又转向洛拉，她问道：
“您之前说可以借箱子给我……您现在还有吗？”
“箱子……”
洛拉想着那些箱子，思考着自己有没有多余的箱子——并没有——思考着此刻怎么做才最合适。如果说女人要箱子是为了搬家——要是他们能搬走，那真是再好不过——她可以腾出几个已经打好包的箱子给她，让她以后再还。但如果女人要箱子是为了做其他事，如果她只是想占有这些箱子，把这些箱子捐掉甚至烧掉，她就再也要不回这些箱子了。
“您要箱子是为了干什么？”洛拉问。
“我想把我儿子留下的东西收起来。”
“您的儿子不和您一起住了吗？”
“洛拉，我儿子已经死了，我已经跟您说过好几次了。”
洛拉体内有一个结突然被解开了，她能感到它正在慢慢消散，就在胃附近，像一粒一直卡在喉咙里、最后终于溶解了的药片。她想到了巧克力饮料，想到了那把还留在他的菜园里——就放在枯叶之上——的凳子。然后，她看到了自己手中的《国家地理》杂志，便问自己他是不是又把这些杂志翻乱了，而她又得忍受他的邋遢和无序。
“他们在那道沟渠里发现了他的尸体。”女人说，洛拉不明白女人为什么要用这种眼神看自己。“您真的什么都没听到吗？连警察来的动静都没听到？”
她每朝前走一步，洛拉就得朝后退一步，再这样下去，两人就都在屋子里了。这是个危险的局面。
“有人打电话报警，说我儿子已经在沟里躺了好几个小时，但警察赶到时已经太晚了。”
洛拉把没拿杂志的那只手放进口袋，摩挲着那张已经揉皱的清单。直觉告诉她，上面多了些新的内容，她想不起来自己又写了些什么，但要是此刻把清单拿出来看，又显得太不礼貌。
“我本来以为是您。”女人说。
洛拉等着她继续往下说。女人则充满疑虑地看着她。
“您指什么？”
“是您看到我儿子倒在沟渠里。”
“您到底是谁？”
“您不需要知道我是谁，您只要记得那些箱子就好。”
洛拉摩挲着口袋里的纸条，她真的需要看一下她的清单。
“我不能把箱子借给您。所有的箱子都已经装满了。”洛拉回想着箱子里都装了些什么，她想起来了。她想起了他——上帝啊，他已经死了……
“总之，我本来以为是您报的警。”
洛拉又被搞糊涂了。
“抱歉，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洛拉拿出清单——她实在忍不住了——她展开纸条，看了一遍。清单上写着：
把所有物品分门别类。
打包重要物品。
专注于死亡本身。
他死了。
女人又朝前走了一步，她则朝后退了一步。这下两人都进屋了。出于本能，洛拉推了那女人一把，那女人往后倒去，她试图向后退到第一级台阶上，却没踩稳，在后两级台阶上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洛拉关上门，插上门闩，静静地等待着。她在寂静中等了一分钟，专注地盯着门把手，之后，她又等了一分钟。什么都没发生。两分钟对她来说已经很长了，她的膝盖和脚踝都开始隐隐作痛，后背也疼得厉害，但她还是坚持了两分钟。随后，她用尽全身力气，透过猫眼观察外面的情况。女人已经不在了。她拿出笔，在清单最后加了一条：
隔壁的女人很危险。
然后，她把清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发生了那么多大事后，清单上的头两项显得没那么重要了。于是她划掉了它们。现在的清单上写着：
专注于死亡本身。
他死了。
隔壁的女人很危险。
要是有什么事想不起来，就等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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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声响把她吵醒了，她没有立即睁开眼睛。她觉得自己做得很对，因为这不只是一次简单的闯入事件。声音不是从前门的栅栏那儿传来的。那声音很轻，很近，就在房间里。她对自己说，如果睁开眼睛，可能会看到一些可怕的东西。于是她全神贯注地控制着自己的眼皮，牢牢地闭着眼睛。她已经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她多么希望死亡只是死亡啊，既不用遭罪，也不用别人可怜她。这时，木头地板上响起有人走动的声音。很明显，房间里有人。是他吗？不，她在心里对自己说，他已经死了。她睁开双眼。那个男孩正站在床脚边。她看不见他的脸，只能依稀辨别出他的轮廓。她想问他是怎么进来的，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她不知道这是过度惊吓导致的，还是男孩在进门后对她做了什么手脚，使她无法开口讲话或喊叫。男孩环抱着双臂，慢慢地坐到了床沿边。洛拉必须移开脚、蜷起腿，才能不碰到他。她觉得男孩看起来比原先更瘦、更苍白了。他看着她，他的脸漆黑一片，她根本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每次，在这个男孩试图吓唬她的时候，他在哪里呢？洛拉什么也没做。男孩站起身，朝厨房走去。他发出的声响还在继续。她听见他跌跌撞撞的走路声，两次撞到了家具上。她听见他一一打开食品柜的门，又一一关上，最后一扇门被关上了，一切又恢复了寂静。他找到巧克力饮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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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能看到木头的纹理。她闭上眼睛，又再次睁开。她正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她躺在地上干什么？她摸了摸围裙口袋，想确认清单还在里面，却没有摸到它。与地板接触的那一侧身体隐隐作痛。她慢慢地坐起身，试着活动双腿。一如往常，疼痛还在继续。她走向厨房。走廊里放着一些垃圾，就靠在空架子旁。她穿过厨房，走进车库。车库里的箱子比她印象里的还要多，她想，可能是他背着她在偷偷打包呢。她把手放进口袋，感觉到了手指上的纱布。她抽出手细看。她右手的食指、大拇指，还有左手的手腕上都裹着纱布。纱布已经被染成了红色，血迹干涸之后的暗红色。她觉得很饿，便又回到了厨房。在水龙头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往右转打开，往左转关上”。水龙头左侧一张纸上写着“左”，右侧一张纸上写着“右”。厨房案板上有一袋牛奶，牛奶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把牛奶放进冰箱”。牛奶旁边有一张清单，但不是她那张记了重要事务的清单。这张清单上写着“要把袋装牛奶放进碗里，以免洒出来”。她不确定包装袋里是否还有牛奶，于是她没再继续往下看，把清单扔进了垃圾桶。这时，她听到背后传来某种低沉的声响。那声音很轻，但她能够听到，因为她一直很警觉，而且，她对这个家再熟悉不过。她又一次感受到了那个声音，这次是从屋顶传来的。然后又是一次，这次要近得多，几乎完全包围了她。那声音来来回回，像是某种难听且深沉的鼾声，就好像屋里有个巨型动物正在呼吸。她看了看屋顶和四周的墙壁，还探头朝窗外看了看。随后她想起，她听到过这个声音，她顺着记忆努力回溯着，暂时搁置了她原本想要干的事。她对自己说，不能再像这样分心下去了。她原本到底想干什么来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