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里的三面镜子全碎了，碎片撒了一地，墙边还有更多，零零落落的。肯定是那个男孩干的，她想。那个男孩。他的那个男孩。他带走了食品柜里所有的食物，还把一切都砸得粉碎。他把巧克力饮料也都带走了？她从床上坐起身。家里有股难闻的味道，酸酸的，腐败的。她穿上袜子，穿上鞋。这时她又听到了他的声音：他又出现了，偷东西，砸东西，吃东西。她站起身——她很生气，觉得自己再也无法继续忍受了——她扶着床边的护栏走出房间。她走到门口。门口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别忘了钥匙”。于是，她拿上钥匙，出了门。看到屋外的暮色，她有些吃惊。她原本以为此时还是早上。尽管如此，她还是提醒自己，现在，她应该专注于自己的新想法。她绕过堆在门口的垃圾，穿过杂草丛生的草坪，走到门口的栅栏前。栅栏现在开着，她走到了小径上。她走路时摇摇晃晃的。她看了看自己的脚和脚上潮湿的拖鞋。然后，她沿着小径继续前进，走到了隔壁女人家门口，按了按门铃。一切都发生得很快。她既没有感觉到疼痛，也没有呼吸困难。女人来开门时，洛拉问自己，现在做的到底是不是正确的事。
“您好。”洛拉说。
那女人只是静静地打量着她。她看起来是如此苍白、干瘦，很明显，她要么就是病了，要么就是个瘾君子。洛拉不禁有些担心，不知道那女人听到自己的话会如何反应。
“您的儿子在我家偷东西。”
她的黑眼圈看起来深得可怕。
“他把整个食品柜都吃空了。”
那女人的眼底闪过了一道光芒，这让她的表情显得更冷酷。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她吸入的空气，远远比像她这么瘦小的女人所需的多得多——然后，她背过身去，掩上了门，好像洛拉想闯进她家似的。
“女士……”
“而且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做了。”
“我儿子已经死了。”
她的声音听起来冰冷、机械，就像是电话的自动答录机发出来的。洛拉问自己，怎么会有人拿这样的事胡说八道，还丝毫不会良心不安。
“您的儿子就藏在我家，他还打碎了我所有的镜子。”她用坚定有力的声音说道。她一点都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
那女人向后退了一步，她的手握成拳，紧紧地抵着自己的太阳穴。
“我再也受不了您了。我再也受不了了！”那女人喊道。
洛拉把手伸进口袋。她知道自己正在口袋里寻找一件重要的东西，但她想不起自己到底在寻找什么。
“请您冷静。”洛拉说。
那女人点点头。她叹了口气，放下拳头。
“洛拉。”那女人说。
这个女人怎么会知道她的名字？
“洛拉，我的儿子已经死了。而您病了。”她又往后退了一步，洛拉觉得她像是喝醉了，像是个已经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您病了。明白吗？您总是像今天这样来按我家的门铃……”她的眼中盈满了泪水，“总是，总是。”
女人按了两次自己家的门铃。那声音很吵，在她脑中嗡嗡作响。
“您总是来按门铃，”她又重重地按了一次门铃，这次她用了很大的力气，大到几乎要把手指都折断了，随后，她又狠狠地按了一下，“来告诉我我的儿子还活着，就藏在您家里，”她突然提高了音调，“我的儿子，我亲手埋葬了我的儿子，就因为您这个愚蠢的老太婆没有及时报警！”
她猛地把洛拉推出门外，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洛拉能听到她在门后哭泣。她大喊着叫她走远点。屋子深处又传出一声砸东西的声音。她停在原地没动，盯着自己的拖鞋。这双拖鞋太湿了，甚至在水泥地上留下了一摊水迹。她走了几步，想看看地上的水迹到底是不是自己弄的，这时，她抬头看了看天，忽然意识到彼得森医生的节目就快开始了。就在这时，她又忽然意识到自己来这里到底是干什么的，于是，她走上两级台阶，按响了门铃。她等待着，专注地听着，但她只能听到屋子深处传来的阵阵声响。她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拖鞋，鞋子很湿，这时她又一次想起，彼得森医生的节目就快开始了。于是她慢慢地走下台阶。她走得很慢很慢，边走边计算着怎么样才能既不引起呼吸困难，又能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家。
*
然而，对于超市事件，洛拉却始终记忆犹新。事情发生时，她正在罐头食品区找一种新产品。超市里很热，因为超市的工作人员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控制空调。直到现在她还清楚地记得那些产品的价格。比如，一个金枪鱼罐头要十比索九十分。当她突然感受到一阵强烈的尿意，必须立刻去厕所的时候，她手里拿着的就是金枪鱼罐头。就在这时，她看到了那个女人，就站在不远处的乳制品货柜旁，正专注地挑选着酸奶。那女人四十多岁的样子，非常臃肿，看着她大腹便便的样子，洛拉忍不住想道，这样的女人能找到什么样的伴侣，她还在想，如果她像那女人一样只有四十多岁，她肯定会想办法控制一下自己的体重。这时，她感受到了一阵更强烈的尿意，比平时强烈得多，洛拉意识到她憋不下去了，必须立刻找地方解决。又一阵强烈的尿意令她一惊，她下意识地松开了手，手中的金枪鱼罐头滚到了地板上。她看到那女人转身朝她看来。她担心已经有尿流出来了，这令她觉得恶心。她使劲地憋着。过去她从未遇到过类似的事——她感觉到一股涌出的热流，便对自己说，可能只漏了几滴尿，她穿着裙子，别人根本看不出来。就在此时，她看见了他。他坐在那女人的手推车里看着她。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认出他来。一秒钟以前，他仅仅是个普通的小孩，两三岁的样子，正坐在手推车的座椅上。直到她看到他看向她的双眼——深邃的眸子闪着光芒，直到她看到他有力的小手——紧紧地抓着手推车的栏杆，她才确信，那就是她的儿子。这时，一股温热的尿液浸透了她的内裤。她笨拙地向后退了两步，而那女人正向她走来。当时还发生了另一件事，她不会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既不会告诉他，也不会告诉医院的医生。她还清楚地记得这件事，那天发生的一切她都不会忘记。在那女人看着她的时候，她在那女人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脸。这不是在照镜子。那女人就是三十五年以前的她。她很确信这一点，这个事实让她感到毛骨悚然。她看到那个肥胖、邋遢的自己正朝她走来，脸上带着与她脸上一模一样的反感和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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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森医生还在那里，和往常一样在电视机里注视着她，他正在介绍一种罐头食品。她站在电视前，一手撑着桌子，一手拉下裙子的拉链，想把裙子脱下来。但裙子紧紧贴着她的身体，她得用手使劲往下扯，才能把它脱掉。那个男孩正坐在他的扶手椅上。直到此时，她才看见他。两人对视了一会儿。洛拉不知道男孩在想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想他。她只知道自己饿坏了，而那二十四盒奶油桃子味的酸奶已经不在冰箱里了。这时她想起了那些巧克力饮料，她看到自己在厨房里、在黑暗中大勺大勺地舀着那些巧克力饮料，把它们送进嘴里。这么久以来，吃掉那些巧克力饮料的都是她自己？这可能吗？他知道吗？他去哪儿了？她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仿佛来自某个深处。这声音是如此沉重，使得她脚下的地板都晃动了起来。之后，这声音又响了一次，沉重而昏暗，来自她身体的内部。那是她空洞的呼吸声，仿佛一头史前巨兽正在她体内痛苦地敲打着。她本能地意识到，这就是她一直以来寻求的东西。她扶着墙壁，慢慢地滑坐在地上。她试图将注意力集中在疼痛上。因为，如果这就是死亡，此刻的疼痛就是它最后的助推剂了。这就是她想要的全部，这么多年来，她一直祈盼着死亡的到来，但它却只带走了他。如今，最后一刻终于来临。她的心脏猛烈地跳动着，捶打着她的胸膛，使她体内的怪物变得更加不安。外界的声音消失了。她听任自己浸没在这片寂静的黑暗中，不适感渐渐远去了。这时，她看到一幅无声的画面。那是一个炎热的午后，在祖父母的乡间别墅里，她用双手提着蓝色的裙子，上面印满了野生的花朵。她又看到了另一幅画面。那是他第一次做饭给她吃。桌子已经摆好了，李子烤肉散发出阵阵香气。忽然之间，洛拉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体中，她又一次感受到了疼痛。她能感到一股股刀子一般的气流在自己的皮肤上来来回回地割着。她又感受到肺部传来的尖锐刺痛，这时她明白了：她将永远无法死去，若要死去，她必须回想起他的名字，而他的名字也是他们的儿子的名字，那名字就写在箱子上，就在离她几米远的地方。但地狱的深渊已经打开，所有的文字、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光明都飞速离她远去，远远地离开了她的身体。
四十平方厘米
我婆婆让我去买些阿司匹林。她给了我一张十块的钞票，告诉我怎么去最近的药房。
“你真的不介意跑一趟吗？”
我摇摇头，朝门口走去。她刚刚跟我说的那个故事还萦绕在我的心头，我想要想点别的，但屋子太逼仄了，我得绕过那么多家具、那么多架子和那么多摆满装饰品的柜子，很难再分散精力去想别的事。我走出门，穿过昏暗的走廊。我没有开灯，因为我更喜欢电梯门打开时会照进走廊的自然光。
我婆婆在壁炉上摆了一棵圣诞树。那是个用煤气加热的壁炉，是用石头搭建的，每次搬家她都坚持要带上它。那棵圣诞树矮小、干瘪，绿得很假。树上挂着几个红色的圆球、两个金色的花环，还有六个圣诞老人，看起来像是被集体吊死在树枝上。我每天经过这棵树时都要停下来看它好几次，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也常常想到它。我会想到，我母亲以前买的圣诞花环要比这棵树上的蓬松、柔软得多，还会想到，树上那些圣诞老人的眼睛没有画在脸上凸起的位置，也就是说，没有画在它们该在的位置。
等我走到药房，店门已经关了。已经十点一刻了，我得找一家晚上开着的药房。我不熟悉这片街区，但又不想打电话给马里亚诺，于是，我顺着车辆行驶的方向，试着朝离我最近的那条大道走去。我得重新适应这座城市才行。
去西班牙以前，我们退了原来租的公寓，把没法带走的东西都打包了。我母亲从她工作的地方拿来四十七个箱子，这些箱子本来是用来装门多萨出产的葡萄酒的，我们需要这么多数量的箱子来打包。有两次，马里亚诺留下我和我母亲独处，她又问我到底为什么要走；但我一直没有回答。一辆搬家卡车把我们所有的箱子送到了行李寄存处。我现在会想起这件事，是因为我几乎可以肯定，在一个写着“浴室用品”的箱子里，有一板阿司匹林。但是，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后，我们还没去拿箱子。我们得找个新的住处，而在找新的住处前，我们得把之前用掉的钱赚回来。
就在不久前，我婆婆跟我说了那个可怕的故事，但她在讲述时显得很自豪，还说有人该把这个故事写下来。这件事发生在她离婚之前，发生在她卖掉房子，赞助我们去西班牙之前。讲完故事后，她的血压降低了，还觉得头痛得要命，只好拜托我去买阿司匹林。她觉得我很想念我的母亲，但她不明白为什么我不想打电话给她。
我看到一个街区以外有一家药房，就在大街上，我等着信号灯变绿，穿过马路。这家药房也关门了，不过门口贴着一张晚上营业的药房的名单。如果我的方向感没错，穿过卡兰萨车站的铁轨后，在圣菲大道的另一侧就有家药店。但要去那里还得再走四个街区，而我已经离家很远了。我想，要是马里亚诺这时候回家了该有多好，他肯定会问他妈妈我去哪儿了，而我婆婆就得告诉他，晚上十点半，她派我去了一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街区，为她买阿司匹林。想到这里，我又自问，这有什么好的？
我婆婆是这么开始讲述这个故事的，她站在她家餐厅的正中央，她丈夫出去工作了，但很快就会回来。她的四个孩子也出门了，一个跟着爸爸去工作，还有几个在学校。前一天晚上，她又和她丈夫大吵了一架，还提出要离婚。他们家的房子很大，但她已经失去了对这个家的掌控。负责清扫的女佣正在工作，但她已经记不清壁橱里有什么，也不确定食品柜里是否缺了什么。一家人坐在桌边吃饭时，她的孩子们总要取笑她的吃相。他们嘲笑她吃鸡时大口大口啃骨头的样子，嘲笑她总要吃两份甜点，嘲笑她总在两颊塞得鼓鼓的时候去喝水。我很孤独，她在心里想，我的孩子只相信他们的爸爸。
我沿着第一条街道向前走，到了路口却发现这是一条没有出口的死路，到了下一个街区，我又遇到了同样的状况。我想找个人问问路。我遇到了一个女人，她十分怀疑地打量着我，说，再走两个街区，就可以沿着地下通道走到圣菲大道的另一侧。
那天，我婆婆就站在餐厅中央，她看了看自己的手，决定了下一步该怎么做。她抓起大衣和钱包，出门叫了辆出租车，来到利伯塔德街。那天下着暴雨，但她知道，如果此时不完成这件必须完成的事，那她一辈子都完成不了。下车时，她的凉鞋被雨浸湿了，积水一直漫到了她的脚脖子。她按响了路边一家金店的门铃。她看着店主穿过金碧辉煌的橱窗，朝她走来。我猜想，他打开门时一定从头到脚地打量了她一番，看到一个被淋得湿漉漉的人走进自己的店，他心里一定很不高兴。店里的空调开得很足，冷风吹着她的后颈。
“我想卖这只戒指。”她说。她以为把这枚戒指摘下来会很难，因为这些年来她胖了不少，但她的手是湿的，戒指一下子就滑了下来。
店主把戒指放在一个小小的电子秤上：“我可以给您三十美金。”
她犹豫了一会儿，说：“这是我的结婚戒指。”
店主回答：“它就值这个价。”
此刻，我走下地铁口，穿过通道，好去到大道的另一头。走到分岔路口，看到墙上张贴的海报，才想起我以前曾来过这个地方几次。在我的右手边，再下两层楼梯，就是地铁站，而我的左手边就是出口。或许是因为我觉得地铁站里会有药房，或许是因为我想再回忆回忆这个地铁站的样子，我选择走向右手边，走下楼梯。我愿意在这种事情上浪费时间，因为这有助于我向前看，有助于我继续生活，毕竟，整整一个半月，我什么都没干。于是，我朝地铁站走去。我身上有一张地铁卡，还能用，我刷卡进了站。这时，一辆列车正好进站，车轮在刹车时发出了尖厉的声音，随后车门齐齐打开。站台上没几个人，因为地铁十一点就停止运营了。有个人从第一节 车厢探出头看了看，可能是安保人员，正在揣测我到底要不要上车。列车驶远后，我在一条没人坐的长凳上坐下。车站内一片寂静。这时，长凳那边有什么东西动了动。是一个坐在地板上的老人。他是个乞丐，他的双腿只剩下两截残肢，膝盖和膝盖以下的部分都消失了。他在看轨道对面的洗发水广告。
我婆婆收了钱，她告诉我，离开金店时她一直抚摩着自己空荡荡的无名指。雨已经停了，但人行道上还有积水，湿漉漉的凉鞋弄得她的双脚很难受。几天后，她用口袋里的那三十美金买了一双新凉鞋，但她一直没有勇气穿上。卖了戒指后，她又拖了二十六个月，才终于离了婚。她在餐厅里跟我讲了这个故事，一边讲一边涂着指甲。她说我们不必急着还她钱，她不缺那笔去西班牙的旅费，我们想什么时候还给她都行。她说她很想念她的孩子们，但她知道他们都各自有事要忙，她不能一想他们就给他们打电话，那会很讨人嫌的。我想，我必须听她说话，这是我的义务，因为我住在她家，因为她失去了价值三十美金的结婚戒指，这令我感到很愧疚。因为她坚持要给我们烧饭，每次我们洗完衣服，她就非得帮我们烫，因为她从一开始就对我很好。她还说，她问C室的邻居讨来了周日的分类广告专栏，帮我们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新公寓，因为她觉得我们现在住的这间不够亮堂。我愿意听她喋喋不休，因为我没有其他事情可做；我看着她，因为她就坐在那棵圣诞树前。最后，她说她很喜欢跟我聊天，像今天这样，像两个朋友一样。她说她小时候会在厨房里和母亲聊个不停，她说要是她母亲还在就好了。她停了下来，于是我又翻开了我的杂志，这时她又开口说：
“向上帝祈祷的时候，我会这样说：‘上帝啊，请尽您所能地帮助我们吧。’”她长叹了一口气。“真的，我从来不祈求具体的东西。听了那么多别人的故事后，我已经学会不再为他们祈求对他们来说‘最好的’东西了。”
就在这时，她说她的头很痛，很晕，问我能不能帮她买几片阿司匹林。
又一辆列车驶离站台。那个乞丐看了我一眼，问：
“您也不打算乘车吗？”
“我需要我的箱子。”我说。此时我忽然想起了它们，于是我知道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知道了我为什么还坐在凳子上。
但我婆婆还说了些别的。一句傻话，却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她说，拿着三十美金走出那家店，她却回不了家了。她有打车的钱，记得家里的地址，也没有别的事要做，但她就是回不了家。她走到街角的公交车站，坐在铁制长椅上，就那么一直坐着。她看着往来的行人。她不想，也不能思考任何事，她不能做出任何决定。只有她的身体机械地看着、呼吸着。她陷入了一段循环往复、永无止境的时间中，公交车来了，又走了，车站的人走空了，又挤满了。每个等车的人都带着东西。他们把自己的东西放在手袋或公文包中，夹在胳膊底下，提在手里，或放在地上，夹在两脚之间。他们就这样谨慎地看管着自己的东西，而他们的东西则牢牢地支撑着他们。
那个乞丐朝我爬来。我不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但看到他爬得那么快，我不禁吓了一跳。他散发出一股垃圾的味道，但他看起来很友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街道导览。
“您想要您的箱子，”他说着，打开那本导览递给我，“但您不知道怎么走……”
尽管那是一本旧版的导览，我还是找到了城市的地铁线路图。从雷蒂罗站到宪法站，从中央车站到查卡里塔站。
我婆婆说，她记得当时发生的一切，甚至能准确地说出车站里的每个人带的每一样东西。但她手里什么也没有，所以她哪儿也去不了。她说她就坐在四十平方厘米的空间中，这是她的原话。很久之后我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很难想象我婆婆会说这样的话，但这确实是她的原话，她说她就坐在四十平方厘米的空间中，这就是她的身体在这个世间占据的全部空间。
那个乞丐等着我。有那么一秒，他垂下了眼睛，于是，我看到他的眼皮上还有一对画上去的眼睛，看起来就像是挂在圣诞树上的圣诞老人的眼睛。我知道我应该站起来，我知道一到行李寄存处，我就能找到我需要的那个箱子。但我不能这么做。我甚至连动都不能动。我要是站起来，就会不可避免地看到自己的身体所占据的空间。我要是看地图——那乞丐此刻又把地图凑向我，仿佛想让我看得更清楚——就会发现，我无法向他指出我想去的地方，因为，在整座城市中，竟没有我的容身之所。
不幸之人[1]
我八岁生日那天，我妹妹——只要别人不关注她，哪怕只有一秒钟，她都无法忍受——一口气喝下了满满一杯漂白剂。那年阿比才三岁。她先是笑了笑，随后，可能是因为恶心，才痛苦地皱起了脸。妈妈看到了悬在阿比手上的空杯子，脸色霎时变得跟她一样苍白。
“阿比——我的上帝啊！”妈妈一直重复着这句话。“阿比——我的上帝啊！”又过了几秒钟，她才开始行动。
她使劲摇晃阿比的肩膀，但阿比毫无反应；她对着阿比大喊大叫，阿比也没有回应。她跑去给爸爸打了个电话，等她跑回来时，阿比还站在那儿，那个杯子依然悬在她手上。妈妈一把夺下那个杯子，把它丢进水槽。她打开冰箱，倒了一杯牛奶。之后，她愣了一会儿，看看那杯牛奶，又看看阿比，看看那杯牛奶……最后，她把装着牛奶的杯子也丢进了水槽。爸爸就在附近工作，很快赶回了家，他坐在车里，看着妈妈又重复了一遍丢牛奶杯的蠢事，然后他按着喇叭大喊起来。
妈妈把阿比抱在胸前，像一道闪电似的冲了出去。屋子的大门、门口的栅栏和车门都大开着。爸爸又开始猛按喇叭，已经坐进车里的妈妈大哭起来。爸爸对我大喊了两次，我才明白，他是在叫我去关上这些门。
就在我关上车门、系上安全带的瞬间，我们已经风驰电掣般地驶过十个街区。但等我们开到大道上，却发现那里的交通已经完全瘫痪了。爸爸一边按喇叭，一边使劲大喊：“我要去医院！我要去医院！”我们周围的车纷纷移动，奇迹般地为我们让出了一条通道。然而没走几步，就又堵车了。爸爸在一辆车后踩下了刹车，他没有再按喇叭，而是开始用头撞起方向盘来。我从来没见他做过这样的事。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忽然直起身，通过后视镜看着我。他转过头来，对我说：
“把你的短裤脱下来。”
我穿着学校的制服。我的短裤都是白的，虽然想到了这一点，但那时我并不能理解爸爸的用意。我紧紧地抓着座椅，维持身体的平衡。我看了看妈妈，她大叫道：
“快把你那该死的短裤脱下来！”
于是我脱下裤子。爸爸一把从我手中夺走那条短裤。他摇下车窗，又开始按喇叭，一边按一边把我的短裤举出窗外。他把那条短裤举得高高的，一边喊叫一边继续按着喇叭，整条街上的人都转过头来看他。那条短裤很小，但白得足够显眼。一辆救护车从后一个街区鸣着警笛朝我们驰来，它很快追上了我们，开始替我们开路。爸爸继续挥动着我的短裤，直到我们到达医院。
车在几辆救护车旁停了下来，我爸妈立即下了车。妈妈没等我们，抱着阿比径直冲进医院。我犹豫着要不要下车：我现在没穿裤子，想看看爸爸把我的短裤扔在哪儿了，但那条短裤既不在他手上，也不在前排座位上。爸爸从外面把他那侧的车门关上了。
“快点，快点！”爸爸说。
他打开我这侧的车门，抱我下了车。随后他锁上了车门。我们走进医院候诊大厅时，他在我肩上拍了拍。妈妈从走廊尽头的一间房间走了出来，对我们招招手。她正在跟护士说明情况，看到她开口说话，我不禁松了一口气。
“你在这儿等着。”爸爸说着，指了指走廊另一头几张橘红色的椅子。
我坐了下来。爸爸陪着妈妈走进诊室，我在外面等了好一会儿。我也说不清具体有多长时间，但感觉十分漫长。我紧紧地并拢双膝，想着在这短短几分钟内发生的一切，想着万一学校里的男孩看到了刚才的那一幕，看到了我的短裤在空中挥动该怎么办。我向右侧过身，上衣卷了起来，我的屁股碰到了冰凉的塑料椅。一个护士在诊室进进出出，所以，有时我能听到我爸妈的争吵声。有一次我稍稍探了探头，看到阿比在一张担架床上痛苦地活动着，于是我知道，她还死不了，至少今天死不了。我又等了他们一会儿。这时有个男人走了过来，坐到了我的身边。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你好吗？”他问。
我想说“很好”，如果有人这么问我妈妈，她总是这么回答，哪怕一分钟前她刚说过我们快把她给逼疯了。
“好。”我说。
“你在等人吗？”
我想了想。我没在等任何人，至少，等人不是我现在想做的。于是我摇了摇头。他又问：
“那你为什么在候诊室坐着？”
我意识到这其中有个巨大的矛盾。他打开放在膝盖上的包，在包里不慌不忙地翻找着，过了一会儿，他从钱包里拿出了一张粉红色的小纸片。
“在这儿！我就知道它肯定在某个地方。”
那张小纸片上写着一个数字，“92”。
“可以拿这张纸换一个冰激凌。我请你。”他说。
我对他说不用。我不能拿陌生人的东西。
“可这是免费的呀，是我赢来的。”
“不用了。”
我看着前方，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
“随你的便吧。”他说，看起来并没有生气。
他从包里拿出一本杂志，开始做上面的填字游戏。诊室的门又一次打开了，我听见爸爸说“我不能允许这种蠢事发生”。我还能想起这句话，是因为爸爸每次和人争吵都会以这句话结束。那个男人似乎没有听到爸爸的话。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说。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又自言自语道，“我该做点什么呢？”他停止填空，放下铅笔，惊讶地看着我。我没有看他，只是自顾自地点点头。我知道，自己又一次引起了他的注意。
“可是……”他说着，合上杂志，“有时候我真搞不懂你们女人。既然今天是你的生日，你来这个候诊室干什么呢？”
他真是个观察入微的男人。我在座椅上调整了位置，挺直了身体，但是，即便我挺得笔直，也只能够到他的肩膀。他笑了笑。我理了理头发，说：
“我没穿裤子。”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今天是我的生日，但我却没穿裤子，我的脑子里一直想着这件事。他还盯着我，可能被我的话吓到了，也可能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我意识到，尽管不是故意的，但我刚才说的话有点没教养。
“但今天是你的生日。”他说。
我点点头。
“这不公平。人在生日那天可不能不穿裤子。”
“我知道。”我说。我说得非常坚决，因为我终于意识到阿比搞出来的这场闹剧把我置于多么不公平的境地。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随后，他看向了面向停车场的窗户。
“我知道可以在哪里搞到短裤。”他说。
“哪里？”
“问题解决了。”他说着，收起手头的东西，站起身。
我犹豫着要不要站起来。当然是因为我没穿裤子，但也是因为我不确定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他看了看门口的登记台，举起手跟坐在台子后边的人打了个招呼。
“我们马上就回来，”他说着，指了指我，“今天是她的生日。”而我则在心里祈祷：“看在上帝和圣母玛利亚的分上，千万别提短裤。”他没有继续说下去，只是打开门，对我挤了挤眼，我意识到，我可以信任他。
我们走到了停车场。站着的时候，我还不到他的腰。爸爸的车还停在救护车旁边，一个警察正烦闷地在它附近打转。我停下来看了看他，他一直看着我们，直到我们走远。风在我的双腿之间吹着，又吹起了我上衣的下摆，我必须紧紧地抓着衣服，还得夹紧双腿走路。
他回头看我有没有跟上，正好看见我在跟自己的衣服作斗争。
“我们最好贴着墙走。”
“我想知道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别那么婆婆妈妈的，达令[2]。”
我们穿过街道，走进一家商场。这是一家很糟糕的商场，我妈妈肯定不会走进这种商场的。我们一直走到商场的尽头，那里有一家很大的服装店，这家店真的很大，我妈妈肯定也不会来这种店的。进门前他对我说“别迷路了”，然后向我伸出了手。他的手很冷，很柔软。他像出医院时对登记台的工作人员打招呼那样，对店里的柜员招了招手，但没人理会他。我们穿过一排排的衣服。这家店里除了卖连衣裙、裤子和T恤衫，还卖各种工作服：头盔、清洁工穿的那种黄色小马甲、家政清洁女工穿的罩衣、塑料靴子，甚至还有一些工具。我心想，他的衣服会不会就是在这里买的，他会不会用这里卖的那些工具呢。这时我又想到，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在那儿。”他说。
我们站在密密麻麻的男式和女式内衣中间。要是我伸出手，就可以够到满满一柜子巨大的短裤，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短裤，而且每条只卖三比索。这些短裤每条都有我短裤的三倍大。
“不是这些，”他说，“是那些。”他带我往前走了几步，那里的短裤更小一些。“看看这些短裤……你想选哪条呢，我的小姐[3]？”
我看了一会儿。几乎所有短裤都是粉色和白色的。我指着一条白色的，那是仅有的几条不带蝴蝶结的短裤。
“这条，”我说，“但我没有钱。”
他凑近了一点，在我耳边悄悄说：
“不用钱。”
“你是这家店的老板吗？”
“不是。但今天是你生日呀。”
我笑了。
“但我们得好好找找，确保找到想要的。”
“好的，达令。”我说。
“你别说‘好的，达令’，”他说，“我怎么也变得婆婆妈妈的了。”话音刚落，他学起了我在停车场紧紧抓着衣服下摆走路的样子。
我被他逗笑了。这时，他停止打趣，向我伸出两只拳头。等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点了点右边那只，他才摊开手。里面空空如也。
“你还可以再选一次。”
我又点了点另一只拳头。他摊开手。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认出那是一条短裤，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黑色的短裤。那是一条给小女孩穿的短裤，上面有白色的心形图案，但它们很小，看上去就像一个个斑点。短裤正面画着凯蒂猫的图案，就在那个通常有个蝴蝶结的位置，我和我妈妈都不喜欢蝴蝶结。
“你应该试穿一下。”他说。
我把这条短裤紧紧地护在胸前。他又一次向我伸出手，我们一路走到试衣间，里面好像没有人。我们探头进去看了看。他说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进去，因为这些都是女试衣间。他说我得自己进去试。他说的很有道理，除非是很亲近很亲近的人，否则就不该让他们看到你穿短裤的样子。但要一个人进试衣间，我又有点害怕。我更害怕等我出来时，外面一个人也没有。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他。
“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他弯下腰。这样他就差不多能平视我了，我甚至还比他高了几厘米。
“因为我被诅咒了。”
“诅咒？什么叫被诅咒？”
“有一个女人，她很恨我，所以她诅咒说，在我下一次说出自己名字的时候，就会死掉。”
我想这可能又是一个玩笑，但他说得很认真。
“你可以写下来啊。”
“写下来？”
“如果你把名字写下来，就不算说，而是写了。如果知道你的名字，我就可以叫你，这样我一个人在试衣间就不会那么害怕了。”
“但我们不能确定呀。如果对那个女人来说，写下来也算说出名字的一种方式呢？如果她的意思是，只要我让别人知道了我的名字，不管用的是什么方式，都会受到诅咒呢？”
“她怎么会知道？”
“因为没人相信我。因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倒霉的人。”
“这不是真的。她不会知道的。”
“我对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们都盯着我手里的短裤看了一会儿。我想我父母那边应该快结束了。
“可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说。
我这么做多少有故意的成分，但我那时确实感到委屈，眼中盈满了泪水。于是他很快地抱了我一下，他用双臂环抱着我的背，抱得那么紧，我的脸深深地陷进了他的胸膛之中。然后他放开我，拿出杂志和铅笔，在封面右上角写了几个字，他撕下写了字的部分，对折了三次，把它递给我。
“不要读出来。”他说着站起来，轻轻地把我推进了更衣室。
我沿着走廊走过四个空的试衣间，才鼓起勇气钻进第五间。我把那张纸藏在上衣口袋里。回头看了看他，我们都笑了。
我试了那条短裤。简直完美。我提起上衣下摆，看看穿在身上的效果如何。实在，实在太完美了。我的感觉前所未有地好。爸爸永远别想让我把这条短裤脱下来，任由他在救护车后挥动。退一步说，就算他真的这么做了，我也不怕被同学看到。那个女孩的短裤多漂亮啊！他们只会这么想。多完美的一条短裤啊！我发现自己根本不想脱下这条短裤。我还发现，这条短裤上没有防盗扣。短裤上有个小商标，一般防盗扣都会钉在那儿，但这条短裤上没有。我又对着镜子欣赏着自己，然后，我忍不住了。我拿出那张纸，打开看了。
我走出试衣间，他不在我们刚才分别的地方，但就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在一排排浴袍边上。他看着我走出来，注意到刚才在我手中的短裤已经不见了，对我挤了挤眼。这次，我主动向他伸出了手。他握住我的手，比之前握得更紧，这让我很开心。我们一起走向出口。我信任他，相信他知道该怎么做。相信一个被诅咒的男人、一个世界上最倒霉的男人知道该怎么做这种事。我们走过收银台，向门口走去。一个保安正看着我们，一边整理自己的腰带。我想象着这个无法说出自己名字的男人就是我爸爸，这让我备感自豪。我们穿过店门口的防盗门，朝商场出口走去，我们继续沉默地朝前走，一路穿过楼道，来到大街上。就在这时，我看到了阿比，一个人站在停车场中央。妈妈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就在街对面，正在朝街角张望。爸爸也在，从停车场向我们走来。他急匆匆地走到了之前在我们的车边打转的那个警察边上，指了指我们。一切都发生得飞快。爸爸看见了我们，他大声地喊着我的名字，几秒钟之后，那个警察和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另外两个警察向我们扑来。他放开了我的手，但在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里，我的手依然悬在空中，伸向他的方向。警察将他团团包围起来，粗鲁地推搡着他。他们问他在干什么，问他叫什么名字，但他一言不发。妈妈一把抱住我，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我。我的白色短裤就挂在她的右手上。就在这时，她发现我身上穿着别的短裤。她猛地一下掀起了我的上衣，就在那里，当着所有人的面，她做了这样一件粗鲁又出其不意的事情，而我不得不退后几步以防摔倒。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妈妈看到我穿着黑色短裤，顿时破口大骂：“婊子养的！婊子养的！”爸爸则朝那个男人扑去，想要揍他。保安手忙脚乱，试图把两人分开。我在上衣中搜寻着那张纸片，把它塞进嘴里。我一边努力地吞咽那张纸片，一边在心中默念他的名字，念了好几遍，确保我永远不会忘记。
* * *
[1]原编者注：本书初稿获第四届“杜罗河岸国际短篇小说奖”时，未收录《不幸之人》一篇。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决定加上这篇曾获2012年“胡安·鲁尔福国际短篇小说奖”的作品。
[2]原文为英语：darling，下文同。
[3]原文为英语：my lady。
出走
三道闪电照亮了夜空，照亮了几个脏兮兮的阳台和楼宇之间的隔墙。雨还没开始下。对面阳台的落地窗开了，一个穿着睡衣的女人出来收衣服。这一切发生时，我正坐在餐桌边，坐在我丈夫对面。我们已经沉默不语了很长时间。他用双手捂着一杯已经冷掉的茶，红通通的双眼依然坚定地看着我。他在等我说出我该说的话。但是，我觉得他知道我要说什么，正因如此，我反而说不出口了。他的毛毯扔在扶手椅下，茶几上放着两个空杯子、一个塞满烟蒂的烟灰缸和几块用过的手绢。我必须说出来，我心想，这是我应受的惩罚。我整理了一下用来包住湿头发的浴巾，又重新系好浴袍上的绳结。我必须说出来。我又对自己说。但这对我而言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在这时，不知怎的，我的身体开始行动了。事情是一点点发生的，我还没能搞懂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就开始了：我将椅子向后一推，站起身来。接着，我往边上走了两步，远离了他。我必须说点儿什么，我想。与此同时，我的身体又前进了两步，我靠在碗柜上，双手扒拉着碗柜的木板以维持平衡。我看了看出去的门，但我知道他还在看我，所以，我只好努力地克制自己，不去看门的方向。我深吸一口气，将注意力集中起来。我又朝前跨了一步。他什么也没说，于是我鼓起勇气又跨出一步。我的平底鞋就在这附近。我仍然抓着碗柜的木板，同时伸出双脚，把鞋朝自己身边拨，然后穿上了鞋。我的动作十分缓慢，从容不迫。随后我松开手，又向前踏了一步，踩到地毯上。我屏住呼吸，大跨三步穿过起居室，走出家门，关上了门。昏暗的走廊中只有我急促的呼吸声。我把耳朵贴到门上听了一会儿，想听听屋里的动静，比如他推开椅子站起身来，或者朝门边走来的声音，但屋子里一片死寂。我没带钥匙，我心想，但我不确定是否应该为此担心。除了浴袍，我什么也没穿。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意识到了所有的问题，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此刻这种异常的警觉状态反而令我舒了一口气。走廊里的日光灯闪了几下，随后整条走廊被笼罩在一片淡淡的绿光中。我走向电梯，按下按钮。电梯立刻到了。门开了，一个男人探头朝外张望，一只手还停留在电梯按钮上。他热情地做了个手势，请我进去。电梯门关上时，我闻到一股薰衣草的香味，他们可能刚刚清洁过电梯。在离我们头顶很近的地方，电梯顶灯发出温暖的光芒，多少给了我一点安慰。
“您知道现在几点了吗，小姐？”
他严肃的声音令我感到迷惑，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一个问题，还是一句责备。这是个身材矮小的男人，身高只到我的肩膀，但他的年纪比我大。他可能是大楼的物业工作人员，或者是来做些专业修理工作的维修工，但我认识这栋楼的两个管理员，而这人我却是第一次见。他几乎没有头发，身上穿着一条很旧的工装裤，里面是一件熨过的干净衬衫，这让他看起来很清爽，或者说很有专业人士的样子。他摇了摇头，可能是在否定自己。
“我妻子要杀我。”他说。
我没有问他什么，我对此不感兴趣。我很高兴下楼时有他做伴，但我不想听他倾诉。我沉重的双臂无拘无束地垂在身体两侧，我忽然意识到，我现在很放松，从公寓里走出来的感觉真好。
“我不想告诉您。”那男人说着，又一次摇了摇头。
“非常感谢。”我说。我又笑了一下，生怕他以为我这句话有什么恶意。
“我不会告诉您的。”
我们在门厅点头告别。
“祝您好运。”他说。
“谢谢。”
那男人走向了停车场，而我则朝出口的方向走去。天色已晚，但我不清楚到底几点了。我走向街角，想看看科里恩特斯大街上还有多少人和车，几乎万籁俱寂。我靠在信号灯柱上，取下了包在头上的浴巾，把它搭在胳膊上，又把头发向后拨了拨。这周的天气又湿又热，但这会儿从查卡丽塔街吹来了一阵凉风，还带来一股香气。我朝那儿走去。这时，我想到了我妹妹，想到了我妹妹做的那些事，我想找个人一吐为快。会有人对我妹妹做的事感兴趣的，我很想把那些事告诉他们，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我隐隐盼望的事。可能是因为在听到喇叭声的一秒之前我刚好在想他，那个电梯里遇到的男人，因此看到他开车靠近，看到他的笑容，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愉快。我想：也许可以跟他讲讲我妹妹的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