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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福康公主的婚姻，不论对公主本人，还是对李玮，无疑都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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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公主列传》。

晁岳佩

多福多寿的庆寿公主

（一）“皇恩浩荡”

庆寿公主，仁宗赵祯第十女，母亲周贵妃。周氏从四岁随姑母进宫，被赵祯宠妃张贵妃收为养女。张贵妃于皇祐五年（1053年）病故。在此以前，赵祯虽曾生过几个儿子，但都相继夭折。为传宗接代，解决皇位继承人问题，赵祯广泛与后宫宫女接触，一段时间内就有十人得到皇帝宠幸，当时称为“十阁”，周氏也是其中之一。从周氏怀孕之日起，赵祯就满怀希望地盼她能生个儿子，内侍省已准备了一大批金帛器皿等杂物，准备在皇子降生后，由皇帝赐给大臣。嘉禧四年(1059年)五月二十五日，周氏临盆，又为赵祯生下一女。赵祯尽管很失望，仍迁周氏为才人。受宠幸的其他宫女也要求提高地位，赵祯命中书省发布诏书，满足她们的要求。但中书省认为，这些宫女本来都没有妃嫔称号，现在也没有理由一起加封。诸宫女在赵祯面前请求不已，他正与她们打得火热，自然无法拒绝，遂直接用诏书的名义封她们为才人。为此，同知谏院范师道上疏说：“礼义就是要限制情爱，常人自然很难遵循礼义之道，只有明君贤主才能如此。最近听说许多宫女都以周氏为由要求封号，而陛下以诏书的名义满足了她们的要求。周氏既生公主，迁封有由，诸宫女却以什么理由迁封？宠幸太过，则会生出怠慢之心；若恩泽没有节制，则会生出更多的怨气。况且这样也使财政支出大量增加，一名才人的俸禄，每个月就需百户中等之家的赋税收入，这还不算年节等名目的赏赐。特别是迁封诏书不经过有关部门，更非盛世之事。”赵祯对此没有答复。公主一出生，就为一大批“阿姨”带来了福利。

公主周岁，封庆寿，后晋封惠国。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赵顼（史称神宗）即位，惠国长公主晋封许国大长公主。熙宁八年(1075年)九月，赵顼颁诏：大长公主已到出嫁年龄，有关部门查访有性情温良、相貌端正的世族子弟可供选配者，令乘马驰赴京师候选。十二月，决定许国大长公主嫁崇信军节度使钱惟演的孙子钱景臻。授钱景臻为左军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按北宋制度，驸马都尉没有授大将军衔者，只因赵顼是为姑姑选婿，故特别优待。明年二月，因许国大长公主婚期已近，朝廷大臣在商议制度时，提出：陈国长公主（英宗女）嫁王师约时，陛下曾专门颁诏，废除以前驸马都尉与父同辈之制，令公主对公婆行礼。今

许国大长公主出嫁，也应依此。但赵顼认为：朕在宫中见到大长公主，每次都要下拜，即使皇太后也与她叙姑嫂之礼，故不可与朕诸妹相同。大长公主乃仁宗之女，礼仪也应与兖国公主嫁李玮同。三月一日，许国大长公主与钱景臻举行结婚典礼，除皇后因正在服丧外，宫中其他妃嫔全部送到宫门外。同一天，朝廷颁诏

许国大长公主晋封韩国，十四日举行了隆重的册封仪式。十六日，驸马都尉钱景臻被任命为秀州（今浙江嘉兴市）团练使。

从史书记载看，钱景臻大概比较平庸，既无政迹可述，也无劣迹可言，正史、野史及私人笔记都极少提及。庆寿公主虽然年龄不算大，但其辈份很高，对哲宗、徽宗而言，她是姑祖母，尽管丈夫没有功勋，仅凭其地位，已足使全家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终北宋之世，生儿育女、为儿女请求官职和封号，便是公主的主要活动。元丰五年(1082年)正月，公主长女特封宜春郡主。七年九月，公主长子钱忱被任命为庄宅使。钱景臻对皇帝为儿子赐名表示感谢，神宗则明确说是看在公主的情面。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公主长女与侍禁卢统定亲，经公主请求，诏增加月俸二十贯。至十二月成亲，公主又为女儿申请到一笔赏赐。五年，公主上奏，说儿子钱忱已经十六岁，请求补一使职，并且不要出京，即在京师中挂一使衔，不必上任，又可领到俸禄。朝廷遂任命钱忱为庄宅使、文州（今甘肃文县）刺史。

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朝廷颁诏：“朕恭惟仁宗皇帝以神器大宝属于英宗，保宗社万世安固之基，为天下得人，泽渐夷夏，知人睿哲，辉焕无前，图报忱诚，不忘寤寐。燕国大长公主（即庆寿公主，在哲宗时晋封燕国）乃仁宗皇帝爱女，庄静和懿，徽柔惠恭，动容周旋，率由仪矩，秉心淑谨，迪德肃雍，不有优异褒嘉，何以仰酬圣德？疏封两国，超越典彝，可特晋封秦、魏两国大长公主。”①至于公主是否如诏书中所说如此贤惠，史料有缺，无从考知，但徽宗为公主晋封是为报仁宗之恩，却有历史渊源。仁宗没有长大成人的儿子，最后只好领养了堂兄弟允让的第十三子宗实为皇子，宗实就是后来的英宗。仁宗没有儿子，也没有兄弟，而堂兄弟却有不少，其后代更有一大群，仁宗选择了宗实，的确事出偶然。英宗传位神宗，哲宗、徽宗都是神宗的儿子。若无仁宗领养宗实，神宗、哲宗、徽宗，自然也就没有了做皇帝的资格。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徽宗才由衷地感谢仁宗。爱屋及乌，仁宗的女儿遂成为报答圣恩的对象。

正因为如此，庆寿公主才能够不断提出新的待遇要求，并一般都能获得满足。原来，庆寿公主作为大长公主，每月享受月俸一千缗，晋封两国，又增加月俸二百缗。不久，庆寿公主又提出，晋封两国，应该与亲王改换节度使衔一样，享受推恩待遇，即为其家属加官。朝廷很快批准三人加官。公主第三女与已故驸马都尉李玮的养子李嗣徽定亲，特封信都郡主，月俸、侍应人员及其他待遇均与姐姐相同。崇宁五年，朝廷再次对庆寿公主进行加恩，第五女特封同安郡主，第七女特封齐安郡主，第八女特封建安郡主，第九女特封文安郡主。公主本人又于政和三年（1113年）改封令德景行大长帝姬。公主的亲生儿子钱忱历邕州（今广西南宁市南郁江南岸）观察使，迁武宁军观察留后，任泸州（今四川泸州市）节度使，至钦宗时加检校太保。在北宋末年，庆寿公主的家庭已发展为一支庞大的皇亲国戚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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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帝系八•公主》。

（二）颠沛流离

从北宋中期以后，朝廷政局长期动荡不安，历王安石变法、元祐更化以及变法与反变法的几次反复，朝廷中的高级官员往往不断随之变动，如王安石和司马光等人都经受了数次贬逐和追封，部分与政治有牵连的皇亲国戚也随着政局变化受到影响。大概庆寿公主的丈夫钱景臻和儿子都没有参与真正的朝廷政事，公主本人更把政治视为与己无关之事，故政局变动对她（他）们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而地位却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似乎政局动荡、国家安危与其完全无关。但当金兵攻到京师城下时，皇亲国戚们的地位才出现了真正的危机。《宋吏•公主列传》载：靖康二年(1127年)，诸帝姬全被金兵掠走，庆寿公主因是先朝皇帝之女，金人不知，故得以留住汴京（今河南开封市）。但这里有可疑之处。金兵在逼迫宋宗室北迁时，是按照已经降金的宦官提供的名单按图索骥，几乎无一漏网，庆寿公主既然享受优厚待遇，似也不应被遗漏；当然，也或可能因为她与现任皇帝关系较疏，年龄也比较大，得以幸免。如果据《宋史•外戚传》载：钦宗赵桓为钱忱加检校太保，钱忱“寻纳节”，又似可推断钱忱一家在金兵到达汴京前已经逃亡。因为，赵桓即位是金兵到达前不久，数日后，徽宗赵佶便率领宗室人员出逃，京师大批富人也南下避难，如果钱忱是在这时辞去节度使职衔的，便很可能是就此逃离汴京，并没有再回来，不论真实情况如何，庆寿公主一家能在汴京沦陷时幸免北迁，应该说是很幸运的。

靖康二年三月，徽宗、钦宗及宗室人员被金兵押解北迁。当时，徽宗诸子中只有九子康王赵构因未在京师幸免于难。五月，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市）宣布即位，是为南宋高宗，改元建炎。赵构即位不到两个月，就颁诏：徽宗时改公主称帝姬，今仍复称公主，令德景行大长帝姬改封秦、鲁国大长公主；驸马都尉钱景臻已经去世，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依例赠太师，其子钱忱、钱恺、钱愕，作为仁宗的外甥，仍复原职。庆寿公主一家何时赶到南京，史无记载。

但这时的形势极不稳定，金兵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南宋小朝廷实际控制的范围极其有限。为避免靖康之难中宗室全部沦于敌手的局面再现，赵构宣布：宗室人员都应南迁江淮，若有愿留下者，听其自便。大概这时庆寿公主一家刚安顿下来，没有马上南下。建炎二年秋，金军再次大举进犯，宋师四方告急，南宋小朝廷也准备南迁。大概庆寿公主考虑到随从朝廷逃亡目标更大，遂上奏提出要到“名山福地烧香”，实际上也就是要单独逃亡，自己选择最安全的地方避难。赵构自然应允。公主一家在逃难途中，遇到土匪张遇的抢劫，次子钱愕被害，财物损失很大。赵构在扬州时，庆寿公主又去朝见一次，因朝廷和她的家庭都处在不断流亡之中，自然很难按时领到应该享受的月俸及其他待遇，而逃亡途中没有经济来源又难以维持生活。为此，庆寿公主提出随时随地可以支付钱粮的要求。只要承认公主的地位，这种要求便不无合理性。赵构颁诏：“秦、鲁国大长公主本身请给，令所至州军于诸司钱内应付；不足，即许截拨上供钱。”①总之，只要是属于官府的钱，庆寿公主都可从中支取自己应该享受的部分。庆寿公主得到这个答复后，举家逃往距金兵最远的地方——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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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帝系八•公主》。

（三）泽及子孙

绍兴三年（1133年），南宋小朝廷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已相对稳定，庆寿公主遂又带领她的家庭从福建赶到这里。自靖康之难以来，赵宋王朝虽死而复生，但始终危机四伏，挂衔官职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意义，故庆寿公主在此期间没有为儿孙求官。朝廷既然安顿下来，则意味着俸禄有了保障，尽管做官并非是为了权力，但却可以享受优厚的政治、经济待遇。从此，庆寿公主又开始了为后人“造福”的事业。赵构在对待庆寿公主的问题上，也继承了徽宗的观念，认为：秦、鲁国大长公主乃仁宗之女，是朕的曾祖姑；仁宗深仁厚泽，涵育海内，大长公主所以能够如此健康长寿，完全是因仁宗的圣德恩泽所致，故应特别尊重。赵构在宫中接见大长公主，每次都亲自迎接，并首先问候。公主提出：长子钱忱已事奉四朝，自任节度使也有十七年，希望朝廷能够优赐推恩。也就是要求再为钱忱加官。至于钱忱自从领俸禄以来，到底做了哪些有益于国家和朝廷之事，是不必提起的，至少有历事四朝的资历。赵构颁诏：钱忱是仁宗的外孙，近随秦鲁国大长公主来朝，理应优宠“以慰其母心”，令三省、枢密院讨论迁官。钱忱为此加开府仪同三司，封开国公，原享受食邑五千五百户，实封一千五百户，加食邑五百户，实封三百户。尽管只是虚衔，没有职权，却有实际待遇，何况在多事之秋，职权往往意味着麻烦，而虚衔则不必过问政事；或许大长公主为儿子请求的正是这种有职无权的官衔。当时，大长公主有三个儿子，其中，只有钱忱是其亲生，而钱愕、钱恺都是钱景臻之妾所生，故大长公主往往只给钱忱请官求禄。有一次，赵构当面对大长公主说：“大长公主寿考如此，乃仁宗皇帝四十二年深仁厚泽，天下爱戴，钟庆于长主；在家待遇诸子，宜法仁宗之用心，须是均一。”①即批评大长公主对三个儿子不平等相待。尽管如此，为了报答仁宗传位英宗之恩，赵构还是尽量满足了大长公主的要求。

对钱家无功受禄，朝廷大臣也颇有异议，有时也会导致大长公主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绍兴八年十二月，朝廷颁诏，授钱忱之子钱端礼直秘阁。这时有大臣指出：“因秦鲁国大长公主入见，陛下为照顾宗族利益，已迁其子钱忱为开府仪同三司，位比王公，仪仗、侍卫都超越定制。今又任命其子端礼直秘阁，似乎恩宠太过，臣颇疑惑。端礼没有丝毫功劳报效朝廷，不应得到这种地位。若此事传至四方，必引发讥讽朝廷之议。臣曾听到真宗皇帝对近臣说过：‘皇室亲戚为族人求恩，多有过当。朕念群臣努力尽心报效朝廷，或在边防之地，任职多年，若无显著功绩，都不能进一资一级。若对亲族请求一一满足，则颇不公道’。当时陈尧叟因此对曰‘如秦国长公主（即太祖之女昭庆公主，至道三年晋封秦国）为长子求刺史之职，要求每年为其他儿子迁官，陛下对此就没有答复。此事传出，中外之人都知道陛下推公道以御人，不别亲琉’。臣还曾听说，在神宗时，知谏院杨绘提出：‘皇后的兄弟向传范不应领安抚使之职，因这样以后将无法杜塞外戚侥幸求进之源。当时任枢密使的文彦博认为：向传范多次担任知州、知府之职，此次晋安抚使，并非是因外戚关系’。但神宗说，‘谏官的这种意见很对，可以阻止以后有妄求官职者’。向传范最终也只做到密州（今山东诸城县）观察使。何况现在正是艰难时期，官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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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帝系八•公主》。

位是激励人们效忠朝廷的重要手段。臣愿陛下念祖宗成训，不要将官职、名位轻易与人”。这番话说得合情合理，又抬出祖宗成训，高宗赵构只好收回成命，改任钱端礼为严州（今浙江建德县东北梅城镇）通判。

绍兴十二年，大长公主又为钱恺请求迁官，朝廷刚刚颁诏批准，就有大臣提出批评：“陛下为使宗族和睦，违心满足了钱氏的要求，然而此事超越旧制，不可为法。钱氏要求迁官，提出与潘长卿、潘粹卿相比，实际上潘氏请求迁官，是因钱氏已树立榜样于前。现在，秦鲁国大长公主和秦国康懿长公主（哲宗之女，详见《一心为子孙求官的康懿公主》）都已为儿子求迁过，并都获批准，不为不均。若朝廷再答应大长公主的请求，则会引发相互攀比，永无穷尽。此例一开，对后来者又如何拒绝？愿陛下遵循太祖之训，效法真宗所为，拒绝大长公主的要求。”赵构也担心皇亲国戚们攀援不已，没有为钱恺加官。

绍兴十二年（1142年）十一月十四日，秦鲁国大长公主去世，享年八十六岁。赵构为其停朝五日，亲自前去吊唁，表示重视。谥“贤穆”，后来又加谥“明懿”。

大概在大长公主临终前，又向朝廷上了最后一封为儿女后代求官的上疏。绍兴十五年，朝廷颁诏满足大长公主的这一心愿：儿子钱恺和已有官职的孙子四人、曾孙三人更转一官，尚未有官职的孙子四人补宣义郎，曾孙三人补承奉郎，女儿的丈夫魏端臣补忠训郎，儿子钱恺的妻子王氏特封感义郡夫人，孙女二人并封恭人，玄孙荣祖补承务郎，孙女女婿刘度补保义郎，并且本族中还可有异姓享受文武恩泽各三人。大长公主之死，为她的后人们提供了进身之阶。

晁岳佩

皇权和夫权笼罩下的德宁公主和宝安公主

宋仁宗赵祯没有儿子，在晚年选择了堂兄弟濮安懿王允让的第十三子宗实作为皇位继承人，即后来的英宗。当宗实被正式立为皇子时改名赵曙。赵曙即位时已三十二岁，有三子三女，其中有两个女儿分别封为德宁公主和宝安公主。

（一）名士尚主，驸马升行

在为德宁公主择偶以前，英宗赵曙就多次提到唐代公主所嫁多为当世名士。言下之意，自然是希望自己的长女也要以名士为择偶对象。公主欲嫁名士，而已经成名之士往往年龄不合适，故只有在尚未成名但又颇有希望成为名士的青年进士中选择。王师约与父亲王克臣都是进士出身，其曾祖王承衍又是太祖女儿昭庆公主的驸马都尉，自然门第也高贵，故被选中。赵曙首先让王师约到宰相府接受对诗考试，通过后，又令其将所作文赋数篇送呈自己审查。赵曙感到满意，召见王师约，授驸马都尉称号，与德宁公主定婚。赵曙除照旧例赐给王师约玉带等物外，又加赐《九经》、笔砚等，勉励他不要荒废了学业。明确以文化名士为公主择偶对象，这在宋代是第一例。但王师约实际上并不以诗文见长，后来终未能跻身于名士之列，辜负了赵曙为女儿择偶的初衷。

治平三年（1066年）十一月，德宁公主进封徐国，与王师约举办了结婚仪式。次年正月，赵曙驾崩，赵顼（史称神宗）即位，诏徐国公主晋封陈国长公主。宋制，凡公主出嫁，为充分体现皇族的无比尊贵，驸马都尉在自己的家族中都应提高一个行辈，即算作祖父的儿子，与亲生父亲平辈。这样做的真实意图是，驸马既然与父母平辈，则公主不需向实际是公婆的兄嫂行跪拜礼，也就没有了侍奉赡养的义务；驸马以祖父祖母为父母，这些老人或已故去，或不愿看到孙媳对自己称公婆，一般也不会和公主住在一起。于是，公主实际上就没有了参拜和侍奉公婆的义务。一般来说，驸马家庭在实际上也不敢要求公主按照民间传统去做媳妇，但这样的称呼显然是与传统上的伦理纲常相矛盾的。也就是说，这种制度实际上体现着伦理纲常受到了皇权的嘲弄。赵曙既然表示要以文化名士作为选择驸马的对象，自然也知道文化名士一般都出身于最注重伦理纲常的士大夫家庭，升行制度必然招致他们的反感。他大概意识到这种制度的不合理性，或者出于为公主自身家庭幸福考虑，曾表示对此要作修改。但他在短短的四年皇帝生涯中，除太皇太后一度垂帘听政外，他又长期患病，有时精神失常，实际上并未真正处理过多少政事，就驾崩去世。赵顼在即位的第一个月，就颁布诏书说：“朕过去侍奉先帝时，曾听他这样说过：‘在旧制中，士大夫子弟与公主结婚，都要升行，以便使公主不承担侍奉公婆的义务！这种制度虽相沿已久，其实很不恰当。朕时常想起这个问题，深感不合理，有时为此睡不着觉。岂能因富贵之故，就破坏人伦长幼之序吗？！应告知有关部门，废除此制，以激励民间的社会风气。’朕初次听到先帝有这种想法，就由衷地感到敬佩。但先帝不幸患病，这种意图未能得到贯彻落实。朕既然曾亲闻旨意，岂敢不尽心实施？中书省和门下省可具体研究颁诏文件，以落实先帝遗旨；自陈国长公主开始，就废除升行旧制，并要定为永久性的制度。”数日后，朝廷正式颁布诏书：“令陈国长公主行见公婆之礼，王师约不再升行。永远废除升行制度。”赵顼即位时才二十出点头，凭青年人的勇于进取精神，对相沿已久的旧制进行了彻底改革，对宋代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公主出嫁后的家庭生活自然也随之有所改变。

宋初制度，皇帝的姐妹（即长公主）有事向皇帝上疏，不自称妾，只用封号。驸马都尉与公主虽为夫妇，是皇帝的姐夫或妹夫，但毕竟是皇帝的臣僚，故上疏都要自称臣。王师约于熙宁四年(1071年)上疏认为：“自来长公主凡有奏章不称妾，考诸典礼，不太妥当。不论男子或妇人，向皇帝上疏自古都称臣妾，臣、妾之义实相对应。现在皇室中的皇伯、皇叔等近亲上疏都自称臣，大长公主、长公主和公主也理应称妾。家人之礼不宜用于朝廷。建议自大长公主以下，上疏都要各以封国名号下称妾。”从今天看来，这种意见实在没有意义，但它却能进一步提高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故被朝廷采纳。这一制度自然也从陈国长公主开始实施。

陈国长公主于元丰八年（1085年）病逝，追封燕国大长公主，谥“惠和”。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追封秦国。徽宗时加封魏国，再加韩魏国，又改封魏楚国，政和年间（1111-1118年）改封惠和大长帝姬。

（二）恪守妇道，中外称贤

宝安公主，英宗赵曙次女，生于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母亲是宣仁圣烈高皇后。赵曙自即位不久就生病，始由皇太后曹氏垂帘听政，后虽亲政，实际上也很少亲自主持工作；高氏作为皇后，从不参预政事。赵顼即位，年少气盛，立志要彻底改变自真宗以来积弱积贫局面，富国强兵，起用王安石变法。高氏作为皇太后，虽然对变法措施颇不以为然，但为了尊重儿子，也为坚持母后不干预朝政的原则，很少对朝廷大事发表意见。赵顼死后，赵熙（史称哲宗）幼年即位，高氏受先帝遗嘱委托，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高氏执政后，起用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一大批在神宗朝受排挤的名宿旧臣，贬斥了章停等变法派人物，基本恢复了仁宗朝的施政方针，史称“元祐更化”。对高氏的政治主张，变法派和保守派评价差别极大，但就其个人品德而言，则少有异辞。仁宗皇后曹氏，既是她的姨母，又是她的婆母，她对曹氏始终尊重。英宗从一个普通的皇族子弟一跃而为皇帝，高氏从未因地位变化而改变其为人处世的态度，历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始终如一。历代皇后都为本家族争夺利益，高氏则始终坚持不循私情，并对自己家族成员严格要求；历史上许多皇太后都曾把持朝政，控制儿子，高氏则始终坚持三从四德原则，尊重丈夫和儿子处理朝政的权利，即使在垂帘时，也时常为神宗的某些作为进行解脱，把政绩归功于皇帝。高氏成为有宋一代最负盛名的贤明皇后，被世人誉为“女中尧舜”。宝安公主没有参政机会，但也继承了母亲的贤惠素质，在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中深受母亲言传身教的影响，也成为宋代屈指可数的贤惠公主之一。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赵祯驾崩，赵曙即位，十三岁的宝安公主与姐妹们同日受封。治平四年（1067年）初，赵顼即位，宝安公主晋封舒国长公主。熙宁二年六月，舒国长公主与武胜军节度使观察留后、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王恺之孙右侍禁王诜定婚。王诜能诗善画，符合英宗为女儿择名士为婿的遗愿，王诜的祖先是宋初著名大将王全彬，门第也高贵，故能入选。王诜授左卫将军、驸马都尉。七月，舒国长公主改封蜀国，拟定成婚日期。为显示对妹妹婚事的高度重视，赵顼特命宰执大臣去观看长公主的嫁妆。从此，公主出嫁前，由宰相观看嫁妆，遂形成惯例。成婚之日，宫中妃嫔和朝廷中封有名号的夫人由皇后亲自率领，一起把长公主送到宫门以外。

在德宁公主以前，因升行之礼的限制，公主在出嫁后很少和婆母一起生活。即使像仁宗之女兖国公主嫁给李玮后，与李母一起生活，结果闹得双方都非常不愉快，最后被迫分开，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升行之制有关。赵顼修改了升行之礼以后，公主参见并侍奉公婆也随之成为必然之事。蜀国长公主结婚时，王诜之父早已去世，母亲卢氏寡居。长公主继承了母亲严守妇道的传统，对卢氏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为就近照顾婆母，长公主特意与卢氏住得很近，每天都亲自给婆母挑选最精美的食物送去。在卢氏生病期间，长公主每天都到床前侍候，亲自为婆母煎药喂药。自宋兴以来，没有一位公主像她这样关心照顾婆母，许多人家听到这些事迹后，都把她奉为作儿媳的楷模。

蜀国长公主不仅关怀照顾婆母，对自己家族的亲人也非常关心。赵顼对姐妹们的赏赐非常优厚，长公主的住宅及日常生活用具都异常华美，但长公主对此似乎丝毫不感兴趣，在照顾婆母的余暇，时常为不能侍奉母亲高太后而闷闷不乐。在气候干旱季节，赵顼曾主动降低生活标准，并经常向上天祈祷。长公主得知后，说：“我的一切都出自皇帝赏赐，也理应与皇帝一起分忧。”太皇太后病故，赵顼对这位祖母非常有感情，在服丧期间，瘦了许多。长公主说：“我与皇上乃同胞兄妹，他为祖母服丧如此悲伤，我岂能纵情歌舞。”立即遣散歌儿舞女三十人。蜀国长公主喜欢阅读古人的文章，也愿意写一些读书笔记和书信，对别人也都以诚相待，故当时“中外称贤”。

蜀国长公主继承了母亲尊重丈夫的品质，对王诜所为从不干预和约束。王诜在生活中比较放荡，曾先后娶了八房小妾。长公主此时还很年轻，对此自然非常反感，但她从未流露不满情绪，只是把烦恼埋在自己心里。长公主恪守妇道，不问政治，也不过问丈夫政治上的得失。

王诜既然能诗善画，自然多与当世文人名士交往。王诜本人未能在诗画方面做出显著的成绩，却因与文人名士交游而获罪。赵顼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著名文学家苏轼曾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后来终因反对王安石把持朝政而被贬出朝廷。因赵顼非常喜欢苏轼的文章，也赞叹其才华，故处分不算太重。变法派中的某些人感到不满意，又对苏轼发起攻击。御史中丞李定说苏轼“本无学术”，浪得虚名，却自恃才高，公开抵触变法，因意见不被采纳，就把朝政说得一无是处，请求严加处罚。御史舒直则断章取义摘取苏轼的某些诗文，附会为诽谤朝廷；而且还说苏轼“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①御史何正臣也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②苏轼为此再度被贬官，因正遇朝廷大赦，得以保留原职。变法派们因未达到目的，不久又开始对苏轼发动新的攻击，并株连一大批人。舒亶上奏说：“驸马都尉王诜，接受并收藏苏轼讥讽朝廷的文字，暗中向苏轼馈赠钱物，在与苏轼同党王巩交游时，泄露宫廷机密。王诜在亲自听到苏轼诽谤皇上的话后，不仅没有立即向朝廷陈奏，反而暗中为苏轼施行贿赂，并秘密与其饮酒游乐。王巩因交结逆党已被贬黜，而王诜与其同罪，不但不进行自我反省，却仍然暗中与他们保持联系。王诜作为皇亲国戚，深蒙皇恩优遇，却与奸人结为朋党，实罪不容诛。”舒亶同时指控司马光、范镇、曾巩、刘敏等二十二人曾收藏过苏轼的诗文，建议一同严惩。按苏轼的诗词文章在当时可称天下独步，一般人都非常喜欢，变法派们却把收藏苏轼的文字作为罪状，未免过分。尽管苏轼的一些诗文中确有批评变法、讥讽朝政之意，但其出发点仍是旨在维护赵宋天下的长远利益，与变法派们只是政见不同，并非反对朝廷。仅因政见不同，变法派们便欲将其置之于死地，更属过当。因此时正是变法派得势之时，凡舒亶提及的人皆遭贬黜。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朝廷颁诏；驸马都尉王诜与苏轼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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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续资治通鉴》卷74。

结，并携带小妾与其出城宴饮，特贬两官，令其停职反省。这时，如果蜀国长公主出面向哥哥求情，王诜可能会减轻处分，但她没有干涉。

元丰三年四月，蜀国长公主突然病重。为了减轻妹妹的思想负担，赵顼颁诏让王诜官复原职，并允许其参加朝见，希望妹妹能为此病情有所好转。但在长公主生病期间，王诜不仅没有给妻子以更多的关怀照顾，甚至在长公主面前去与其他小妾发生性关系。为争宠，小妾们也经常对长公主进行攻击。长公主尽管待人宽厚，但面对这些事，自然不可能无动于衷。她又不愿暴露丈夫的阴私，心情更为郁闷，病情也不断恶化。至五月中旬，高太后去看望女儿，长公主已昏迷不醒。待苏醒过来后，长公主自诉不能好转，母女抱头痛哭一场。本来处处以仁道待人，却换来如此结局，怎能不令人痛心。赵顼去看望妹妹，亲自给她诊脉，并端粥喂她。长公主这时还不愿使兄长担心，勉强吃了一些。当赵顼问她有什么要求时，长公主仍然对皇上饶恕丈夫表示感谢，而对王诜的胡作非为只字未提。第二天，蜀国长公主病逝，年仅三十岁。追封越国，谥“贤惠”。哲宗时追封大长公主，先后改秦、荆、魏三国。

蜀国长公主去世后，乳母向朝廷告发了王诜在长公主生病期间的所作所为，赵顼非常恼怒，命有关部门严办。他亲自手书颁诏：王诜内则朋淫纵欲，外则与奸邪勾结，不忠于朝廷，致使长公主愤愧成疾，为此病故，皇太后也因长公主之事伤心数月，寝食俱废，王诜之罪，义不得赦。王诜被割去驸马都尉称号，贬为昭化军节度行军司马，均州（今湖北均县西北）安置，即被流放监禁。直到许多年后，王诜才被允许到内地居住，但终身再也未得重用。

晁岳佩

一心为子孙求官的康懿公主

康懿公主，哲宗赵煦第三女，母亲是元符皇后刘氏，绍圣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生。绍圣四年（1097年）六月封。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赵煦病故，因没有儿子，在神宗皇后向氏主持下，由哲宗庶母弟端王赵佶即位，是为徽宗。赵佶与哲宗为同父异母兄弟，哲宗的女儿不得封长公主，只晋封嘉国。大观二年(1108年)改庆国，政和二年（1112年）改韩国。同年，韩国公主嫁右侍禁潘绛之子、进士潘正夫。潘正夫授左卫将军、驸马都尉。

（一）改号帝姬

政和三年，赵佶颁诏：近览《神宗实录》，在熙宁初年，先帝曾有旨意，欲修改公主、郡主、县主称号。因当时的群臣不能深解旨意，以致拖延到现在。近命有关部门查考，知周王之女皆称王姬，此称见于《诗经》。姬虽为周姓，然而考古立制，莫如从周。今皇帝统御天下，却以主名封臣下，不妥。可改公主为帝姬，郡主为宗姬，县主为族姬，其称大长公主者可仍旧称大长帝姬，封某国者可改用二字美名，封两国者用四字美名，帝姬之女例封郡夫人。因此，对已故公主均进行了改封。韩国公主也于此时改封淑慎帝姬。

在靖康之难中，淑慎帝姬作为先帝之女，幸免于难，未随北迁，仍得留居汴京。徽、钦二帝与宗族北迁不久，徽宗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市）即皇帝位，是为南宋高宗。高宗于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即位，淑慎帝姬与家人很快便赶到南京。六月，有臣僚向高宗上疏认为：“本朝制度，多沿袭前朝故事，如皇女称公主，姐妹称长公主，姑姑称大长公主。近年来公主一律改称帝姬；臣曾思考这个问题，感到进遇皆无所据。在古代，女子称姓，如周王姬、宋子、齐姜等皆是。本朝皇帝实为商人后裔，而非姬姓，显然公主不宜称姬。或有人认为姬乃姬侍之姬，而非姓氏之姬，尤为不妥，岂有至尊的女儿自称姬侍？若因避忌主字而改称，是不知文字本身有字同意不同之别。天子的女儿出嫁，天子不亲自主婚，而由同姓诸侯主婚；诸侯为某国公，故称公主。诸侯之女出嫁，由诸侯亲自主婚，故在汉代称诸侯之女为翁主，即谓父亲主婚之意。故可知这里的主字是主书、主簿之主，而不是国主、家主之主。况且，主字也不应有意避忌，以往凡主字一律去掉，故民间有天下无主之说。又有人说姬与饥同音，称姬也是天下用度不足之谶语。自秦始皇称帝以来，从未有别人以帝字为称号，今称公主为帝姬，才真正触及避忌。建议仍从祖宗旧制，改帝姬称公主。”这时，朝廷中正在注意吸取徽、钦二帝的教训，凡徽宗所为，多所改正。帝姬的称号虽然与抵御金兵没有直接关系，仍然被视为改弦易辙的变革主张，受到朝廷重视。淑慎帝姬改封吴国长公主。

（二）为夫求官

赵构即位，使赵宋王朝得以延续，但并没有改变金强宋弱的局面。不久，高宗就率朝廷陆续南迁，依附皇帝的皇亲国戚担心重蹈靖康覆辙，自然跑得更快，离敌兵越远越好。绍兴初年(1131年)，高宗逃亡到越州（今浙江绍兴市），吴国长公主也在这里。长公主晋见高宗，奉献玉管笔、小玉山和奇画等物，自然是希望高宗能够照顾她的家庭。因朝廷尚在流亡之中，吴国长公主没有在此久留，很快又与家人一起逃往婺州（今浙江金华市）。绍兴二年正月，高宗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这时，在对金军的抵御方面，已逐渐形成以江淮为界的防线，西有吴玠、吴璘兄弟，中有岳飞，东有韩世忠，小朝廷暂时稳定下来。因吴国长公主仍想继续南迁，高宗在一年中颁布三次诏书，大意为：吴国长公主与家人及随行人员所过州县，地方长官都应根据朝廷制度，支付其钱粮等一切用品，若官家府库不能应付，允许截留上供钱粮。明年，朝廷为控制皇亲国戚与地方官员勾结，曾颁诏不许驸马都尉出访或接见地方官。因吴国长公主居住外地，必须向当地官府交涉领取钱粮等事，故朝廷特意又颁诏允许驸马都尉潘正夫每至一地，可与当地官府、军队长官会见一次。

随着形势的相对稳定，吴国长公主于绍兴四年至临安晋见高宗。她来此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丈夫和儿子求官。儿子潘长卿、潘粹卿已是武功大夫，领遥郡刺吏，请求给予实职；潘端卿、潘温卿已有武功郎衔，请求领遥郡刺史；潘正夫在朝廷有重大祭祀活动时，应享受恩荫一人的待遇，请求给其弟潘尧夫转一官。因在靖康之难中，皇族成员大部分被俘虏，随同南迁者很少，高宗对皇亲国戚的照顾也特别优厚，况且吴国长公主又是哲宗仅存的一个女儿，故高宗满足了她的要求，全家人各转一官。

绍兴七年，吴国长公主上疏说：“妾嫁潘正夫已经三十年。自祖宗以来，驸马都尉如石保吉、魏咸信、柴宗庆等，都被任命为使相，如今皇亲国戚中也有多人授使相。正夫已历事数朝；在靖康年间（1126-1127年）金兵围困汴城（今河南开封市）时，正夫最早建议迎立陛下，早即大位；在杭州召见时，曾说过陛下仓卒渡江，禁卫军尚未聚集，应预防有变。今希望能特授开府仪同三司，并由检校太保进太保。”这时，赵鼎任宰相。赵鼎在政治上认为，靖康之祸实启于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制，使天下大乱；哲宗亲政后又有“绍述”之说，即继承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使蔡京等一帮奸佞入执朝政；徽宗朝信用蔡京，终于导致靖康之难。也就是说，哲宗对靖康之难应该负重大责任。因此，赵鼎反对过分照顾吴国长公主，即不同意授潘正夫开府。高宗在与赵鼎谈话时说：“吴国长公主数日前到达临安，在宫中住了三天，多次为驸马都尉潘正夫请求特恩。朕对她说：‘官职岂可私许，当与大臣商量决定’。因近日事务繁多，未能谈到这个问题。”接着又说：“在这种酷暑天气中，朕每天都穿戴整齐陪她喝茶吃饭，就是因为长公主是哲宗之女，也是朕的姐姐。”赵鼎说：“陛下在盛暑中以礼接待长公主，于宫中行家人之礼，无可非议，但官爵则不可轻易与人，因这属于帝王的公事。”数日后，吴国长公主又上疏提出请求，并认为有例可循。赵鼎认为：“祖宗封石保吉等为使相，都是因为他们建立过显著功勋，并非仅为亲戚之故。潘正夫何功之有？岂能提出这样的要求。”高宗此时正信赖赵鼎，遂附和说：“朕欲答应其要求，不过是为照顾亲戚关系，不愿严辞拒绝，既然有碍国家体制，岂能徇私废公？”未过几天，朝廷就颁诏：吴国长公主和驸马都尉潘正夫及其家人现今在外地，听其任便居住，所至州郡都要尽量满足其要求，不可有缺。至于授使相之事，只字未提，其实就是拒绝，并令其离开临安。

两年后，赵鼎落相，潘正夫始授开府仪同三司。这时，仍有臣僚认为：“近日以来，朝廷对皇亲国戚授与官爵往往特别优待，不用祖宗故事，可能是因为近年来对他们过于疏远，陛下欲借此密切亲戚关系。但天下人对此多不以为然。前日孟忠厚以郡王身份出守镇江，现在潘正夫又以附马都尉授开府仪同三司。考祖宗成制，驸马都尉只有石保吉因数历外任，并曾于真宗行营中建立功勋，至晚年才得使相之衔，此外更无他例；以郡主出守，则从无前例。倘若孟忠厚、潘正夫在艰苦年月中立有功勋，为众人所知，自可超越常制而特别加宠，谁也无话可说。现在仅以照顾亲戚之故而废祖宗之法，给后人开启侥幸晋升之门，无怪乎舆论不服。然而开府与出守之命已下，难于追改。但陛下曾对臣说过，祖宗之法不可轻易变动，臣以为上若依法行事则下知所从，若上废法行事则下将莫知所从。臣愿陛下特别降诏，声明孟忠厚、潘正夫之任命属于特别照顾，后人不得援引为例。这样做或可杜绝侥幸之门，使天下人皆知陛下没有私心。”高宗也的确担心皇亲国戚都来要官，将无法招架，遂采纳了这项建议，颁旨明确宣布任何人不许攀比潘、孟之事。

（三）满门受荫

潘正夫授开府仪同三司，已是文职散官中的最高一级。此后，吴国长公主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为儿孙求官方面。绍兴十五年三月，吴国长公主依例应享受恩荫一人做官，因当时家族中已无白丁，遂申请为儿子加官；朝廷准许，右武大夫成州（今甘肃成县）团练使带御器械潘温卿特授贵州（今广西贵县）防御使。十七年十月，吴国长公主上奏：潘温卿干办皇城司任满六年，依例当转两官。朝廷颁诏授潘温卿武宁军承宣使。十九年，吴国长公主至临安朝见，请求为儿子推恩加官，朝廷授潘长卿泉州（今属福建）观察使，潘粹卿为利州（今广西田林县东利周）观察使，潘端卿为阆州（今四川阆中县）观察使。二十二年，吴国长公主上奏，女婿郑珙和潘正夫的弟弟潘尧夫长期跟随迁徙流亡，请求朝廷念其辛苦，各加一官。郑珙迁直秘阁阁门舍人，潘尧夫转右武郎。二十七年，吴国长公主又为女婿求迁，朝廷颁诏授郑珙为两浙东路安抚司参议官。诏书颁布后，给事中贺允中上奏认为：“伏览吴国长公主奏章，请求为长女丈夫郑珙转两官，朝廷颁诏从其请。臣详读奏章，发现吴国长公主所请并非依据条例，却是自己拟定官职，要求朝廷批准，显然属侥幸请求，不合公议。汉馆陶公主为子求官，明帝只是赏赐给一些黄金，而不从其请。自古帝王大概都是如此爱惜官职名号。现在若满足吴国长公主的要求，答应其自求官职，则是予夺之权不出于陛下。而此例一开，以后将无法堵塞妄求之门。希望陛下收回成命，以符陛下力行公道之意。”疏奏，高宗认为，颁诏已过两旬，若再行修改，也不合朝廷旧例。但宰相沈该等都支持贺允中，认为：贺允中的劝谏虽嫌过晚，但所言确极有理，是考虑以后援引此事为例者必多，朝廷应当尽量采纳。况且，陛下能够听从言官劝谏，也属圣德之举，更能鼓励言官们忠于职守。宰相和言官虽然是在批评朝廷，但的确是为了维护赵宋天下的利益，且所论有理有据。最后，高宗终于收回成命。

绍兴二十八年正月，吴国长公主攀比秦、鲁国大长公主之例，为孙求官，潘昌衡、潘昌佐、潘昌朝、潘昌辅、潘昌期、潘昌龄都被授与文职散官职衔。绍兴三十二年，赵昚（史称孝宗）即位，吴国长公主晋封秦国大长公主。大长公主借此又为后人求官，郑珙授两浙东路安抚司参议官，长孙潘昌期迁严州（今浙江建德县东北梅城镇）通判。在大长公主有生之年，经过无数次的为家人求迁，家人均无功而享高位：潘正夫官至少傅、封和国公，温卿为宁国军（今安徽宣城县）承宣使，长卿为宁江军（今四川奉节县）承宣使，端卿为昭信军（今湖北均县西北）承宣使，清卿为容州（今广西容县）观察使，墨卿、才卿也各芦团练使。潘家之盛，实得力于长公主一人。

隆兴二年(1164年)，秦国大长公主病重，临终前又为尚未获得官位的几个孙子求官，昌光、昌辉、昌简、昌铸均授宣义郎，曾孙志恕也授承奉郎。当年八月十一日，秦国大长公主病逝，年六十九，谥康懿。

晁岳佩

真假公主柔福帝姬

在宋代皇帝中，徽宗赵佶恐怕要算作政治上最昏庸、生活上最荒淫者之一。但他也自有过人之处，一是文学艺术天赋很高，在诗词、绘画和书法等方面都有颇深造诣，是其他皇帝望尘莫及的；二是生育能力极强，一生共生育了三十一个儿子和三十四个女儿，这也是其他皇帝所没有的。柔福帝姬就是赵佶的女儿，政和三年(1113年)三月封柔福公主，同年七月改称帝姬。

（一）颠沛流离

宋自开国初年，北部边疆就经常遭受契丹人的骚扰。太祖时代忙于统一其他地区和稳定内地统治，未暇顾及契丹。太宗曾一度立志灭掉契丹，采取主动进攻态度，但在两次北伐失利之后，便失掉了信心，由战略进攻转向消极的防御。真宗时，宋与辽缔结“澶渊之盟”，以后仁宗、英宗都长期遵守这个和约，以换取暂时的苟安。神宗对这种局面颇不满意，起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希望在富国强兵之后能够摆脱外交方面的窘境；虽然也曾取得过局部胜利，但始终未能如愿。至徽宗赵佶时，金人在东北部强盛起来，经常攻击契丹，契丹随之衰落。赵佶也希望借此洗刚祖宗以来的耻辱，遂联合金人灭辽。”但前门驱虎，后门进狼，不久，金人便成为宋的更大威胁。宣和七年（1125年）冬，金人分兵两路大举南下，长驱直入，很快便逼近宋部汴京（今河南开封市）。赵佶害怕丢掉性命，在金人到达前仓卒把皇位让给长子赵桓，自己则率领后宫妃嫔及宗室成员南下避难。赵桓即位后，面临亡国的危险，起用了一批抵抗派文臣武将，勤王之师从四面八方不断赶赴京师。金人认识到亡宋时机未到，更担心全军覆没，遂虚张声势地勒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