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暮年诸失及其最后的岁月

一、废立失度

并宠太子与鲁王

立幼子为储

授辅政权力太重

二、信异兆，崇鬼神

三、最后岁月

立皇后

封诸子为王

改元、大赦、减徭赋

四、孙晧失国

后记

绪 言

东汉末年社会矛盾激化，最终酿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这样特殊的历史环境，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为一批人提供了发挥才干、表演自己的机会。数十年间，群雄割据，你争我夺，无有休止之时。老百姓渴望安定和统一。有本事的割据称霸者，任才尚智，并相对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在战争中发展了自己，成为一方之主平庸之辈和逆潮流者，谋无远虑，术悖时宜，或对广大民众施暴不恤者，受到历史的惩罚，由强变弱，由大变小，最终或被吞并，或被消灭。这其中，取得较大成功者是曹操、孙权、刘备和诸葛亮。他们都堪称为一代风流人物。

孙权立国是在其父亲孙坚、兄长孙策功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卓有功勋，官至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孙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凌中夏”，自领会稽太守，被授讨逆将军，开国封侯。不幸，孙坚、孙策均英年早逝。历史的重任落在了年轻的孙权肩上。

孙策临终的遗言和安排，奠定了孙权最初的权力地位；张昭、周瑜等以孙权可以“共成大业”，因而“委心而服”，“率群僚立而辅之"，保证了孙权权力的顺利实施和地位的巩固。

孙权少年好学，十四五岁便身临前阵，习练军政之事，既长成人，政有卓见，军善韬略，艺有多能，学有所得。所以虽然受命于猝然之间，但颇谙为政之要。他既掌权力，立即把使用和提拔文官武将作为一项重要事情来抓，从而有效地将追随父兄的文官武将团结在自己周围，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得力的政治与军事班子，体现了他的用人之明。

《三国志》作者陈寿说：“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这主要是针对孙权善于处理同魏蜀两国关系而说的。诚然所论。

孙权的功业不及曹操，思想内涵也不如曹操那样丰富，但其权谋以及御将、用人等诸多方面都不乏过操之处，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军事战略家之一。他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思想建树远在刘备之上。曹操所谓“生子当如孙仲谋”当属肺腑之言。

孙权执政五十余年，如果从其战略重点观察，略有几个重要的转折点。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是其一。此前，主要在江南拓土固疆，镇抚山越，讨伐不从，巩固政权；此后，则更重要的是北抗曹魏，对刘备实行有限度的联合与制约。其二，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战略大变，首次派出使者“诣曹公请降”；二十四年又“笺与曹公，乞以讨（关）羽自效”，并向曹操“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即劝曹操做皇帝）”；继而，“卑辞奉章”，向曹丕称臣。诸此，虽属“屈身忍辱”，但意义重大，确保了擒杀关羽、夷陵之战的胜利，把刘备的势力彻底赶出荆州，扩大并最终奠定了吴国封疆。其三，黄武元年（蜀章武二年，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刘备败归白帝，吴蜀战争结束，孙权的战略又一大变，对魏虚与委蛇，再谋吴蜀联合抗魏。曹丕对吴，与盟不得，征质不至，感到了对自己权威的挑战，兵分三路征吴。孙权面对魏军来势汹汹，又加“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内外交急，再次主动求和，“卑辞上书，求自改厉”。但没有得到曹丕的允许，随即展开了新的又一轮战争。黄武五年，他乘魏文帝死的机会，主动出兵扰魏，虽然失利，但标志着双方关系发生了根本的转折。他不再向魏称藩，结束了称臣的历史，而积极把自做皇帝的目标提到了日程上。其四，黄龙元年（魏太和三年，蜀建兴七年，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即皇帝位，派出使节“以并尊二帝之议往告于（蜀）汉”，与蜀“中分天下”，竟然把魏国的地盘也预为瓜分了，表示了对魏的不承认。从此开始了吴魏两国二十余年的大都以吴为主攻方的互相攻伐战争，虽然收效不大，甚至有时严重失利，但吴蜀配合，有效地抑制了魏国南向用兵，为封域内的稳定和经济开发提供了有利条件。

镇抚山越是孙权的一项长期历史任务。研究者或多谴责之词。实际上，这是根本利益所使然。不如此，便无以立国。孙权对待山越，两手并用，时有过杀之为，自然是不应该的，但其“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的政策对于增强国力、稳定社会、融合民族关系、开发江南经济都收到了好的效果。

孙权年未弱冠而统事东吴，封王称帝，直至弥留，始终自专军国大政，一是不用鲠臣为相，二是不置长久性军帅，三是改变了地方上传统的以政统军的制度而实行由中央任命的高级将领统制地方。

孙权治国，峻刑苛法，因而“法令繁滋，刑辟重切”，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他“性多嫌忌”，错判、冤杀了一些人；法网过密，使普通小吏和黎民百姓长期处在高压政策之下。太子孙登和大臣陆逊等都曾进谏，请求“宽刑”，都没有收到显著效果。直到晚年，他才注意到问题的严重，频频实行大赦。

孙权进行过两次吏治改革，一次是由暨艳、徐彪主持的针对“贪污在位”及中央机构“浊混淆杂，多非其人”的改革，一次是由吕壹、秦博主持的以“榷酤障管”等经济问题为由针对官吏营私舞弊以及“吏多民烦”的反腐败改革。两次改革都以所用非人和措施过头，遭到大臣们的普遍反对而以失败告终。

孙权重视周边开发和海外交通。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此次出兵，从军事上说，失多得少，不足为训。但加深了大陆与夷洲的交通和经济交流，扩大了两岸人众交往，把夷洲（今台湾省）纳入了吴国封疆，使其成为祖国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赤乌五年（公元242年），派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今海南海口）、儋耳（今海南儋州）”，取得相当成功，从而相对有效地将海南置于交州刺史的统治之下。另外，他还派出使节“南宣国化”，同扶南（今泰国）、林邑（在今越南中南部）、堂明（今柬埔寨）诸国建立了联系。

孙权在其前半时期，约黄武四年（公元225年）前，主要精力都放在军事上，强调经济对军事的保障，实行酷烈的强制经济政策，基本上不问或很少重视经济的改善措施，虽然也曾有过因为大疫而“尽除荆州民租税”的事，但比较忽视民间疾苦。后半时期，大规模的战争相对少了，朝臣们请求减赋轻役、勿夺民时的呼声高了，虽然役繁赋多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但终于开始关注经济。这标志着他思想以及经济政策上的一些重要转变。

吴国经济比魏国经济获得了较好发展，汉末人口南流，不仅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而且将北方的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以及长江流域和江南的优越地理环境，是重要条件，但孙权的诸多经济措施，诸如增广屯田、宽赋息调、将山民改变为“编户”、招 徕人口、后期的一些“勿夺民事”和“开仓廪以赐贫穷”诏的发布，以及提倡农业新技术等，无疑都发挥了作用。

孙权同曹操、刘备一样，都很重视人才的罗致和使用。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三国之主的用人特点概括说：“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我曾说过，这个评价有道理，但不完全正确。孙权虽然没有像曹操那样发过诸如《求贤令》、《取士勿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一类颇富思想内涵的告令，也没有被著史者像赞扬刘备那样称之为“弘毅宽厚，知人待士”，但他“任才尚计”之智，也得到了历史的承认。

孙权很懂用人，他说过：“思平世难，救济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杰，将与戮力，共定海内。”还说过：“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袭，众之所积也。夫能以驳致纯，不惟积乎？故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此类话语，同曹操“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的思想完全一致。

孙权很会用人，尤善御将。此点远过刘备、诸葛亮，而不亚于曹操。他敬待父兄旧部，“委心而服事焉”；致力“招延俊秀，聘求名士”；勇于拔将于“行阵”；不疑归从，待之“同于旧臣”；不拘年资，重用能人；用将不疑，少有掣肘之举，等等。孙权待下，不吝封赏。文武臣僚，尤其是武将们，大都升迁很快。并且特别重视美誉亡故，恩及后人。因此，将领们愿为其战，乐为所用，甘为其死。

孙权暮年多有失误。造成重大历史影响的，一是废立失度，并宠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最终酿成“二宫之变”，动摇了国之根基；二是立幼子为储，为权臣乱政提供了历史平台；三是诛杀大臣，罪流无辜；四是迷信异兆，崇信鬼神。

孙权作为一方君主，无疑是一位有所作为、对祖国历史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但历史常以一个地方诸侯视之，如《三国志》虽然承认吴为三国之一，但对于曹操、刘备、孙权的死亡，分别用了三个字，称孙权之死为“薨”，称刘备之死为“殂”，称曹操之死为“崩”。一字不同，体现着历史地位的质的差别。《周礼•曲礼下》说：“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书•尧典》说：“帝（尧）殂落，百姓如丧考妣”。显然，是将曹操、刘备视为天子，而将孙权等而下之，视作一方诸侯。这是很不公平的。

笔者在这篇不长的绪言里，简短地勾画了本书内容，试图向读者素描一个略显立体的传主形象。是否能够达到这一目的，自觉没有把握。那就请读者作为一篇内容提要阅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