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父兄开基立业

孙权，字仲谋，吴郡富春（治今浙江富阳）人，生于东汉灵帝光和五年（公元182年），卒于三国吴大帝神凤元年（魏嘉平四年，公元252年），终年71岁。他的祖先，《三国志•孙坚传》说：“盖孙武之后也。”孙武是春秋齐人，以兵法十三篇求见吴王阖庐，阖庐用以为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显名诸侯。然其家系传承，已不可究。只知自孙坚上溯数代，都在吴地为官，因而“家于富春”，祖坟也在富春城东。

孙权得有一方天下，是在其父亲孙坚和兄长孙策业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如他自己对鲁肃曾经说过的那样："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齐）桓（晋）文之功。”①因此，要知孙权功业之所成，自然必须首先了解孙坚、孙策的业绩和历史地位。

一、父亲孤微发迹

孙权的父亲、孙氏基业的开山人孙坚（公元155—192年），字文台，曾被袁术表荐为“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因而史称孙破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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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从社会动乱中崛起

孙氏鼎足东吴以后，孙坚的出生如同诸多帝王一样被附会了不少传奇异兆，见诸《三国志•孙坚传》注引的韦曜《吴书》中就有两则，一说：祖坟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二说：母亲怀着孙坚的时候，“梦肠出绕吴昌门，寤而惧之，以告邻母。邻母曰：‘安知非吉征也。’”果然，孙坚生来“容貌不凡”，少长“性阔达，好奇节”，颇得乡人瞩目。

孙坚少年时期已经锋芒毕露，表现出了非凡的智勇，刚刚十七岁便开始做官了。《三国志》作者称其为“勇挚刚毅，孤微发迹”。

史载，东汉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十七岁的孙坚与父亲一起乘船至钱唐（古县名，唐代改称钱塘，治今杭州市），正好遇上海盗掠取商人的财物，在岸上分赃，“行旅皆住，船不敢进”。孙坚观察到海盗忙于分赃而放松警惕的情势，便对父亲说：“此贼可击，请讨之。”父亲不同意，认为：“非尔所图也。”孙坚不顾父亲的劝阻，即操刀上岸，"以手东西指麾"，做出正在调动士兵对海盗进行包围的样子，“贼望见，以为官兵捕之”，丢下财物，四散逃走，孙坚恃勇，追上去，斩杀一人，然后手提被杀者的脑袋回来见父亲，“父大惊。”此事惊动了地方和官府，“由是显闻，府召署假尉。”①这是孙坚进阶的第一步，官虽不大，仅仅是一个临时的代理武官，但从此便可拥有并发展自己的武装了。所以这也是东吴孙氏崛起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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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孙坚传》。

次年，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孙坚参与了镇压东南地区农民起义的战争。当时，有一股农民起义军在江浙一带活动。《后汉书•灵帝纪》称：“会稽（郡名，治今江苏苏州，辖今江苏长江以南、浙江大部及福建全部）人许生，自称越王，寇郡县”；《三国志•孙坚传》称：“会稽妖贼许昌起于句章（今浙江慈溪境），自称阳明皇帝，与其子（许）韶（按：《东观记》作许昭）扇动诸县，众以万数”。朝廷令扬州刺史臧旻、丹阳太守陈夤进行镇压。孙坚以郡司马的名义招募精勇，得千余人，参与战斗，“与州郡合讨破之”，立有战功。刺史臧旻上报孙坚功劳，朝廷诏书，授孙坚“盐渎（今江苏盐城）丞，数岁徙盱眙（江苏今县）丞，又徙下邳（治今江苏睢宁西北）丞”。①

孙坚历任三县县丞，成绩卓著，并且切实培养了自己的根基，所以《江表传》说：“坚历佐三县，所在有称，吏民亲附。乡里知旧，好事少年，往来者常数百人，坚接抚待养，有若子弟焉。”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孙坚参与了镇压黄巾起义的战争。黄巾起义，三十六方一旦俱发，天下响应，燔烧郡县，杀害长吏。朝廷派北中郎将卢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率领军队镇压。孙坚时为下邳丞，被右中郎将朱儁看中，“儁表请坚为佐军司马”。《三国志》孙坚本传载，“乡里少年随在下邳者，皆愿从。坚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与儁并力奋击，所向无前。”朱儁同黄巾军的几次重要战役，孙坚都参加了。六月，在皇甫嵩、朱儁大战汝南黄巾的西华（治今河南西华南）战役中，孙坚受伤，伤未痊愈，又复参加战斗，为史所称。《三国志•孙坚传》注引《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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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坚传》。

书》说：“坚乘胜深入，于西华失利。坚被创堕马，卧草中。军众分散，不知坚所在。坚所骑驰马驰还营，踣地呼鸣，将士随马于草中得坚，创少愈，乃复出战。”大破汝南黄巾以后，皇甫嵩、朱儁分兵，嵩讨东郡，偶讨南阳。孙坚跟随朱儁到了南阳。宛城一战，孙坚功拔头筹。史谓：“汝、颍贼困迫，走保宛城。坚身当一面，登城先入，众乃蚁附，遂大破之。儒具以状闻上，拜坚别部司马。”①司马一职，可大可小，“别部司马”不同于“佐军司马”。《后汉书•百官志》说，将军属官有长史、司马各一人，秩千石，司马主兵，“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其兵多少各随时宜。”可见，中郎将的别部司马，已是一个职级相当高的可以独当一面的武职了。

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孙坚参与平定西北边乱。史载，“边章、韩遂作乱凉州，中郎将董卓拒讨无功。（朝廷）遣司空张温行车骑将军，西讨章等。温表请（孙）坚与参军事，屯长安。”这再次说明，孙坚的智勇已经得到上层，特别是带兵打仗的高级将领们的重视。此次战争，不战而胜，“章、遂闻大兵向至，党众离散，皆乞降。军还，议者以军未临敌，不断功赏。”“不断功赏”是不考虑封赏的意思，但孙坚却因劝张温斩杀中郎将董卓而名噪京城，并例外加拜议郎之职。事如《三国志•孙坚传》所说，张温西讨边章等，用皇帝下达的诏书“召卓”，军令紧急，董卓却拖了好长时间才到达张温的营帐，“温责让卓，卓应对不顺”。孙坚当时在座，对于董卓贻误军机而又傲慢无礼的态度非常反感，因而向前对张温耳语说：“卓不怖罪而鸱张大语，宣以召不时至，陈军法斩之。”按照当时的法制，张温以司空兼行车骑将军之职，“持节”，军前有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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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孙坚传》。

力，但他优柔寡断，素无胆识，因说：“卓素著威名于陇蜀之间，今日杀之，西行无依。”孙坚进一步列举董卓当杀之罪：“明公亲率王兵，威震天下，何赖于卓？观卓所言，不假明公（按：意为不买张温的账），轻上无礼，一罪也。章、遂跋扈经年，当以时进讨，而卓云未可，沮军疑众，二罪也。卓受任无功，应召稽留，而轩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将，仗钺临众，未有不断斩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斩庄贾①，魏绛戮杨干②。今明公垂意于卓，不即加诛，亏损威刑，于是在矣。”张温没有听从孙坚的意见。但这件事传到了京城，朝廷议者“闻坚数卓三罪，劝温斩之，无不叹息”。议郎虽然没有实际权力，官秩只有六百石，但从此他便是京官了，并且具备了被任命为地方高官的资格。

同年，长沙人区星反，“自称将军，众万余人，攻围城邑”，朝廷即拔孙坚为长沙太守，趋兵镇压。孙坚到郡，亲率将士，施设方略，任用良吏，谨遇良善，郡中震服，甸月之间便把区星镇压了。同时，还有名叫周朝、郭石的两个人“帅徒众起事于零陵、桂阳，与区星相呼应”，孙坚“遂越境寻讨”，都取得了胜利，“三郡肃然”。又，越境趋救宜春（今江西宜春），取得了成功。史载，“是时庐江太守（治今安徽庐江）陆康从子作宜春长，为贼所攻，遣使求救于坚。坚整严救之。主簿进谏，坚答曰：‘太守无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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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穰苴斩庄贾的故事，见《史记•司马穰苴传》：春秋期间齐景公以田穰苴为将军，穰苴自觉出身微贱，“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景公将宠臣庄贾派去。穰苴与庄贾相约明天“日中会于军门”，庄贾夕时才到，穰苴“遂斩庄贾以徇三军，三军之士皆震栗”。

② 魏绛戮杨干的故事，见《左传• 襄公三年》：晋侯之弟杨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

以征发为功，越界攻讨，以全异国。以此获罪，何愧海内乎？'乃进兵往救，贼闻而走。”①

这一年，朝廷录其前后功，封孙坚为乌程侯。是年，孙坚年仅32岁。孙坚与曹操同岁。曹操的出身虽比孙坚高贵得多，镇压农民起义的“功劳”也更显著，但此时并未得此殊荣。刘备比他们小六岁，事业刚刚起步，虽然也因镇压农民起义之“功”被授予一个小县的尉官，但没多少日子便被“汰裁”出局了。很清楚，东汉灵、献期间，孙坚得到的社会和朝廷的重视，远远超过刘备，甚至不亚于曹操。

值得注意的是，史家常说曹操是靠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而少及孙、刘。其实，在这一点上，曹、刘、孙三家完全一样。更实事求是地说，曹操起家还有其自身的优越的家庭和社会背景，而刘、孙两家则完全是乱中起步。所以，如果说他们的起家是同镇压农民起义紧密相联的，而不能不承认孙、刘两家尤属如此。

在讨伐董卓中奠定下孙氏军事基础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四月，汉灵帝死了。灵帝死前，觉得何皇后所生皇子刘辩“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遗诏宦官蹇硕立王贵人所生皇子刘协。蹇硕与中常侍赵忠等谋划拥立刘协、杀何进，走漏了消息，反被何进所杀。何进杀死蹇硕等后，为了巩固权力，准备按袁绍建议“尽诛宦官”，何太后不同意，继而接受了袁绍的另一个臭主意，“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因此，并州刺史董卓便乘机应召入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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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孙坚传》注引《吴录》。

董卓进入洛阳不久，即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是为汉献帝。随后把何太后也杀了。董卓自为太尉，领前将军事，加节传、斧钺，继而又自升为相国，封郿侯，“赞拜不名，剑履上殿”。朝内“群臣含悲，莫敢言者”。董卓得专废立，“残忍不仁”，明人皆知其“有异志”。史载，“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士兵，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董卓本人借葬何太后掘开灵帝墓之机，悉取墓中珍物，“又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虐刑滥罚，睚眦必死，群僚内外莫能自固。”①京都嚷嚷，一片大乱。

曹操时为典军校尉，逃出了洛阳。史载，“太祖（曹操）至陈留，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今河南宁陵西南）”。②曹操首举义兵讨董卓的行动，极大地鼓舞、支持了全国反董卓的势力，促进了全国性反董卓联合行动的形成。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伯、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共推袁绍为盟主。袁绍自号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曹操参加了会盟，被袁绍授以“行奋武将军”（按：当时曹操逃出洛阳，没有地盘和官职，袁绍让他行奋武将军。行，是暂代的意思）。孙坚没有预盟，但他遥应北方，也同时起兵了。所以史称：“灵帝崩，卓擅朝政，横恣京城。诸州郡并兴义兵，欲以讨卓。坚亦举兵。”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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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董卓传》。

②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③ 《三国志•吴书•孙坚传》。

孙坚深知董卓的为人，且有宿怨，是东汉末年最为坚决的不妥协的反对董卓的斗士。当他得知董卓专断朝廷时，不禁捶胸长叹：“张公（温）昔从吾言，朝廷今无此难也。”①因此，毅然遥应北方，起兵讨卓。

孙坚自长沙起兵，一路向北进发，剪除异己，扩充势力。当时，袁术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竭力拉拢孙坚，特意表荐孙坚为“假中郎将”②。假是代理的意思，中郎将秩比二千石，位次将军，名列内朝官。有了这个名堂，就可以出境作战了，而且所到之处，地方官有责任提供便利，供应军粮。

过荆州（治汉寿，今湖南常德东北），他杀了荆州刺史王叡。王叡曾与孙坚“共击零（陵）、桂（陵）贼”，王叡“以坚武官”，有点瞧不起他，“言颇轻之”。孙坚含恨已久，所以史称“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坚无礼，坚过杀之”。据张勃《吴录》载，王叡本来也准备起兵讨董卓，并已积聚了不少兵力和粮秣，孙坚用阴谋的手段，诈称收到了朝廷派出的“案行使者光禄大夫温毅檄（文书）”，便即“承檄勒兵袭叡”，迫使王叡“刮金饮之而死”。孙坚收拢王叡等人的地方武力，据说，“比至南阳，众数万人”。③

过南阳（治宛，今河南南阳市），孙坚发文给南阳太守张咨“请军粮”，张咨以“邻郡二千石，不应调发”为由拒绝调拨。《三国志•孙坚传》注引《吴历》和《后汉书•袁术传》注引《英雄记》都说：“坚欲进兵，恐有后患，乃诈得急疾，举军震惶，迎呼巫医，祷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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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坚传》注引《江表传》。

② 《三国志•吴书•孙坚传》注引《献帝春秋》。

③ 《三国志•吴书•孙坚传》并注《吴录》。

山川。遣所亲人说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闻之，心利其兵，将步骑五六百人诣营省坚。坚卧与相见。无何，卒然而起，按剑骂咨，遂执斩之。”《三国志》孙坚本传则说得更冠冕堂皇一些：“南阳太守张咨闻军至，晏然自若。坚以牛酒礼咨，咨明日亦答诣坚。酒酣，长沙主簿入白坚：‘前移南阳而道路不治，军资不具，请收（南阳的）主簿推问意故。’咨大惧欲去，兵陈四周不得出。有顷，（长沙）主簿复人白坚：‘南阳太守稽停义兵（按：稽停义兵，即有意阻止义军前进的意思），使贼不时讨，请收出案军法从事。’便牵咨于军门斩之。”

王叡、张咨都不是附属董卓的地方势力，孙坚过其境而挟私诛杀，不为光明磊落之举，但从长远的战略考虑，在那“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年代里，未雨绸缪，为免后顾之忧，为立威而谋有荆楚之基，似也不失霸者所为。

孙坚杀死张咨以后，“郡中震栗，无求不获”。此时，恰好袁术“畏卓之祸，出奔南阳”。孙坚“前到鲁阳（今河南鲁山），与袁术相见”，主动将南阳让给袁术，同时刘表上表以袁术为南阳太守，袁术遂据有南阳。历史记载，“会长沙太守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术得其郡。”袁术为将孙坚控制在自己手里，则表荐孙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此为中平六年至初平元年（公元189—190年）间事，三十五岁的孙坚遂以封疆大吏的身份“治兵于鲁阳城”，试图自南向董卓发动进攻。

初战失利。为了进军讨伐董卓的需要，孙坚派遣长史公仇称回长沙“督促军粮”。史称，孙坚“施帐幔于城东门外”，率领部属为公仇称饯行。突然，董卓派出迎击孙坚的部队，轻骑数十先到。孙坚正与大家“行酒谈笑”，突兀之间，沉着端坐不动，即令“部曲整顿行陈，无得妄动”。直到部队渐渐收拢起来，才慢慢“罢坐”，有秩序地把部队带人城中。入城后，孙坚对左右说，当时“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诸君不得入耳。”据说，“卓兵见坚士众甚整，不敢攻城，乃引还。”孙坚处惊不慌，节军有秩，赢得历史家和军事家的好评。继而，孙坚移军梁（治今河南汝州西）东，又“大为卓所攻，坚与数十骑溃围而出”。历史上留下了一则孙坚脱险的生动故事。据说，孙坚常戴红色的毛头巾，董卓的士兵以戴红头巾者为追赶目标，孙坚情急便将头巾摘下来"令亲近将祖茂著之"。董卓的骑兵争相追逐祖茂，所以孙坚“从间道（小路）得免”。祖茂也很机灵，他被追赶得人困马乏，情况紧急，下马，把头巾戴在了乱坟之间的被火烧焦的一根木柱上，自己伏卧草中。董卓的骑兵望见红色头巾，疑是孙坚，围绕数重，最后走近一看，原来是一条头巾戴在柱子上，搜索不得，只好退去。①

孙坚初战失利以后，很快把自己的队伍收拢起来，同董卓的军队“合战于阳人（地名，在今河南汝州西）”。荀绰《英雄记》说，“初坚讨董卓，到梁县之阳人。卓亦遣兵步骑五千迎之，陈郡太守胡轸为大督护，吕布为骑督，其余步骑将校都督者甚众。”胡轸其人，善说大话，不得人心，同吕布也有矛盾。吕布等有意想让胡轸失败，明知敌方城中有备，“不可掩袭”，而故意散布谣言说"阳人城中贼已走”，鼓动“当追寻之”，不然将失掉战机。胡轸日夜进军，人困马乏，攻城不下，刚要“释甲休息”，吕布等又诡称敌人“从城中杀出来了”，致使胡轸“军众扰乱奔走，皆弃甲，失鞍马”，攻城不克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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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坚传》。

随后，双方都在一度失利的情势下展开了战斗。临战之时，孙坚受到了袁术的掣肘。据载，孙坚讨卓本来是得到袁术支持的，“术表坚领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击董卓①，但有人对袁术说“坚若得洛，不可复制，此为除狼而得虎也”②，于是袁术起了疑心，断绝了对孙坚的粮食供应。情况紧急，阳人距离袁术的驻地鲁阳百余里，孙坚“夜驰见术”，对袁术说：“大勋垂捷而军粮不继，此吴起所以饮泣于西河，乐毅所以遗恨于垂成也。愿将军深思之。”③又说：“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朝廷）讨贼，下慰将军家门（袁氏）之私仇。坚与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将军受谮润之言，还相嫌疑！”④袁术被孙坚说得很尴尬，无奈之下当即调发军粮。

战役打得很激烈，孙坚以相对劣势的兵力，大破卓军，阵前斩杀董卓骁将华雄等。⑤

应当注意的是，此时（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正是北方以袁绍为盟主的联军畏缩不前的时候。如《三国志•武帝纪》所说：“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诸军兵十余万，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曹操很着急，严责袁绍、张邈等人说：“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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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袁术传》。

② 《三国志•吴书•孙坚传》注引《江表传》。

③ 《三国志•吴书•孙坚传》注引《江表传》。按：吴起为魏西河守“拒秦”，乐毅为燕上将军“伐齐”，均因受不到君主的信任而辞职他适。

④ 《三国志•吴书•孙坚传》。

⑤ 《三国志•吴书•孙坚传》。孙坚大破董卓的军队，“枭其都督华雄”，历史记载虽然很简短，没有详细情节，但含义非常明确。《三国演义》将其移植到关羽身上，没有任何历史根据。

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①

曹操没有说动袁绍，于是自引兵向西。曹操军到荥阳汴水，正好遇上董卓部将徐荣，因为兵力相差悬殊，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曹操被乱箭射中，战马也受了重伤不能动了。情况紧急，从弟曹洪把自己的战马给了他。曹操辞让，曹洪说：“天下可无洪，不可无君。”②曹操骑上曹洪的马，曹洪步行紧跟，趁夜黑逃出险境。然后，渡过汴水，向自己的家乡谯奔去。

当时，曹操的兵力最多不过三千人，就军事势力言，远远不及孙坚。至于刘备，更难同日而语。他被农民起义军赶出高唐，无处安身，率领属从投奔了公孙瓒，刚被公孙瓒用为别部司马。《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英雄记》说：“天下大乱，备亦起军从讨董卓。”所谓“从讨”，表明他还没有一支像样的独立的军事力量，而是作为公孙瓒的部属参加了战争。我在《刘备传》一书中说过，从正式的历史记载看，公孙瓒和刘备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都没有什么殊功卓勋，只是做了一些策应性的行动。

正因如此，董卓不怕关东诸军而怕孙坚。《三国志•孙坚传》注引晋人华峤《山阳公载记》载，董卓对自己的长史说：“关东军数败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戆，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又说：“但杀二袁、刘表、孙坚，天下自服从孤耳。”可见，当时董卓并没有把曹操、刘备等放在眼中。据载，董卓“惮坚猛壮”，特派将军李催等为使“来求和亲”，并让孙坚提供可任刺史、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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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②《三国志•魏书•曹洪传》。

的子弟名单，答应“许表用之”。孙坚坚决予以回绝，愤然说：“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悬示四海，则吾死不瞑目。岂将与乃和亲邪？”①

是年二月，董卓“以山东豪杰并起，恐惧不宁，乃徙天子都长安”，并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把宫庙官府居家烧了个精光，“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又指示吕布发掘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宝”②。董卓这样急速挟天子西去，总的原因是所谓“山东豪杰并起”，但其直接的原因当属阳人战败和孙坚的军队逼近洛阳。《后汉书•董卓传》记载：“卓遣将李傕诣坚求和，坚拒绝不受，进军大谷（大谷口，在今河南洛阳南），距洛九十里。卓自出与坚战于诸陵墓间，卓败走，却（退却）屯黾池（今河南渑池），聚兵于陕（今河南陕县）。”这说明，董卓在洛阳已经很难立足了。随后，孙坚攻进洛阳宣阳城门（南门之一），“更击吕布，布复破走”。

董卓西去，吕布败走，孙坚“分兵出函谷关，至新安（河南今县）、黾池间，以截卓后”。③董卓迅速后撤，以主要兵力在黾池、安邑（今山西运城境）、华阴（治今陕西华阴东南）一线设防，避锋固守而不与战。孙坚兵无大获。

孙坚亲率主力进入洛阳，“修诸陵，平塞卓所发掘”。当时洛阳已被董卓破坏得满目疮痍，“旧京空虚，数百里中无烟火”。孙坚见此情景，不由“惆怅流涕”。据《三国志•孙坚传》注引《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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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孙坚传》。

②《后汉书•董卓传》。

③《后汉书•董卓传》。

书》说，孙坚在扫除宗庙、平塞诸陵的时候，得到了汉朝传国玉玺：“坚入洛，扫除汉宗庙，祠以太牢。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初，黄门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中。”①

孙坚得到传国玉玺这件事，在那相信异兆、谶纬风行的时代，自然被视为瑞兆，因而对其思想产生了微妙影响。

谋在豫扬之间立业

东汉末年，董卓尚未消灭，各路军阀争夺地盘的战争便已开始了。

孙坚屡挫董卓，声名大振。但董卓既已入关，孙坚便不再具备同董卓直接接触的条件了。东方以袁绍为首的军事联盟既成分裂之势，合力消灭董卓的条件也不复存在了。至此，孙坚在战略上做出了重大调整，军事行动目标不再是董卓，而是进入了谋划地盘、周旋于军阀之间、扩大基业的新阶段。

不过，当时大势所在，孙坚尚无“独树一帜”的力量和威望。他不能不依附于一方。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三月，孙坚“引军还，住鲁阳”，首先试图在豫州这块属于自己的地盘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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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孙坚入洛是否得到汉朝传国玉玺事，向有不同意见，晋人虞溥《江表传》和南朝宋人裴松之认为没有这回事，晋人虞喜《志林》和晋人华峤《山阳公载记》则认为确有其事，并且记载后来被袁术夺走了：“袁术将僭号，闻坚得传国玺，乃拘坚夫人而夺之。”笔者觉得，揣诸时势，不无可能。

是时，“关东诸郡，务相兼并以自强大”①。袁绍、袁术虽为兄弟，但矛盾很深。《后汉书•袁术传》说，起初袁绍欲立幽州牧刘虞为帝，袁术“好放纵，惮立长君，托以公义不肯同，积此衅隙遂成。乃各外交党援，以相图谋，术结公孙瓒，而绍连刘表。”《三国志•袁术传》说，袁术既与绍有隙，又与刘表不平而北连公孙瓒，绍与瓒不和而南连刘表。曹操在力量尚感不强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站在袁绍一边。孙坚面此形势很感痛心，不禁叹息：“同举义兵，将救社稷，逆贼垂破而各若此，吾当谁与戮力乎！”②孙坚对于汉末军阀混战甚不为然，但自己既然已经依附袁术，自然别难抉择，便站到了袁术一边。袁绍也自然将孙坚视为敌人。

袁绍派遣当时跟随曹操同袁术作战的“会稽周喁为豫州刺史”取代孙坚豫州刺史的位置。据载，周喁带兵袭夺鲁阳城，“与坚争豫州，屡战失利”③。孙坚抵住了袁绍势力的进攻。

初平三年，袁术遣孙坚攻刘表，公孙瓒亦使刘备与袁术共谋攻袁绍。《三国志•孙坚传》说，刘表派遣黄祖迎击孙坚于樊、邓之间（今湖北襄樊境），"坚击破之，追渡汉水，遂围襄阳（今湖北襄樊）”，孙坚“单马行岘山④，为祖军士所射杀。”鱼豢《典略》记载得更详细些：“坚悉其众攻表，表闭门，夜遣将黄祖潜出发兵。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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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坚传》注引《吴录》。

②《三国志•吴书•孙坚传》注引《吴录》。

③《三国志•吴书•孙坚传》注引《吴录》、《会稽典录》。《资治通鉴》卷60记载不同，称：“术遣孙坚击董卓未返，绍以会稽周昂为豫州刺史，袭夺坚阳城。”卢弼《三国志集注》认为，《通鉴》记载有误。

④ 岘山在今湖北襄樊市境。胡三省说：“岘山去襄阳十里。”《方舆纪要》卷79说：“岘山在襄阳府城南七里。”

兵欲还，坚逆与战。祖败走，窜岘山中。坚乘胜夜追祖，祖部兵从竹木间暗射坚，杀之。”不过，荀绰《英雄记》记载的则是另一种情节，说：“刘表将吕公将兵缘山向坚，坚轻骑寻山讨（吕）公。（吕）公兵下石，中坚头，应时脑出物故。”《三国演义》第七回“孙坚跨江击刘表”一节采用了荀绰的说法，并加写了黄盖“生擒黄祖”、程普“刺吕公于马下”和孙策“以黄祖换父尸”等诸多虚构情节。

孙坚壮志未酬，英年死去，享年三十七岁。（按：《英雄记》记载不同，认为孙坚死于初平四年。）

孙坚死后，军队陡然陷入困境。侄子孙贲还算明智，脱离同刘表的接触，“摄帅余众，扶送灵柩”，归附袁术，从而保全了孙坚苦历数年所建立起来的队伍。袁术从鲁阳迁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孙贲“又依之”。孙氏势力犹在，又加当时袁绍、袁术兄弟矛盾尖锐，正值袁绍“用会稽周昂为九江太守”，袁术即派孙贲“攻破（周）昂于阴陵（治今安徽定远西北）”。因此，袁术“复表（孙）贲为豫州刺史”。刺史是相对独立的一方封疆大吏。当时，袁术的头衔亦不过是扬州刺史。孙贲继孙坚复为豫州刺史，这对袁术来说，自然不便统制，所以不久袁术又去掉了孙贲的豫州刺史头衔，“转丹阳都尉，行征虏将军”。① 这样，孙坚部众的统制权便基本被袁术控制了。

二、兄长创基开国

孙坚有五个儿子：策、权、翊（一名俨）、匡、朗（一名仁）。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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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贲传》。

时制，孙坚的乌程侯爵位应由其长子孙策继承，孙策为了没有拘束地谋展自己的宏图，主动将爵位让与四弟孙匡。

孙策（公元175—200年），字伯符。陈寿说，孙策"英气杰济，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凌中夏”。①孙盛说，孙氏“创基立事，（孙）策之由也”，“策为首事之君，有吴开国之主”。②可见，孙策人生虽短，但少年英气和开国初肇之功却受到了历史家的重视。

志在江东创基

孙坚死时，孙策年仅十七岁。他改变了父亲孙坚试图在豫扬之间立业的谋划。

史载：孙坚被朱儁“表请为佐军司马”以后，离开下邳出征，家属“留著寿春（今安徽寿县）”，不久孙策根据周瑜的建议，带领母亲移居到舒（今安徽舒城）。在舒，年仅十余岁的孙策，便已开始谋划大事。为史所称者有三：

一为“交结知名”。《江表传》说：“策年十余岁，已交结知名，声誉发闻。”其中最大的收获是与周瑜相结。史称：“有周瑜者，与策同年，亦英达夙成，闻策声闻，自舒来造焉。便推结分好，义同断金，劝策徙居舒，策从之。”到舒以后，“与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得到了不少人的拥护，所以《三国志》孙策本传夸张地说“江、淮间人咸向之”。

二为问谋张纮，确立收兵吴会，据有长江而立业的战略。孙坚死后，孙贲扶送灵柩，“还葬曲阿（今江苏丹阳）”。丧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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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坚传》。

②《三国志•吴书•孙坚传》注引孙盛语。

完以后，孙策带领家众“渡江居江都（江苏今市，属扬州市，在江北）”。① 此时，广陵（治今江苏扬州东北）人张纮因母丧在家。孙策数次到张纮那里去，“咨以世务”。两人有过很长的一段对话，孙策就自己初步酝酿的战略思想征求张纮的意见。孙策对张纮说：“方今汉祚中微，天下扰攘，英雄俊杰各拥众营私，未有能扶危济乱者也。先君（孙坚）与袁氏共破董卓，功业未遂，卒为黄祖所害。策虽暗稚，窃有微志，欲从袁扬州（术）求先君余兵，就舅氏（吴景）于丹阳，收合流散，东据吴会，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君以为何如？”张纮初作婉拒。孙策涕泣横流，诚恳求教。张纮见孙策“忠壮内发，辞令慷慨，感其志言”，推心置腹回答说：“昔周道陵迟，齐、晋并兴；王室已宁，诸侯贡职。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阳，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孙策听了张纮的话，坚定了信念，高兴地说：“一与君同符合契，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于君，策无复回颇之忧。”②

三为谋得父亲旧部。战略目标确定以后，孙策即将“老母弱弟”托付给张纮，起身西行至寿春见袁术，试图实现其欲得父亲“余兵”的计划。《江表传》载：“策径到寿春见袁术，涕泣而言曰：‘亡父昔从长沙人讨董卓，与明使君（按：指袁术）会于南阳，同盟结好不幸遇难，勋业不终。策感惟先人旧恩，欲自凭结，愿明使君垂察其诚。’”据说，“术甚贵异之”，然而“未肯还其父兵”。袁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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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策传》。

②《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历》。

让孙策自行招募，对孙策说：“孤始用贵舅（吴景）为丹杨（按：即丹阳，下同）太守，贤从（堂兄弟）伯阳（按：孙贲字伯阳）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还依召募。”第一次求兵未得。策遂“载母”回到了曲阿，归依舅父、丹阳太守吴景。同时，开始了招募活动。通过各种关系，“因缘召募得数百人”。但刚起步便遭遇严重挫折，“而为泾县（属丹阳郡。安徽今县）大帅祖郎所袭，几至危殆”。于是，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孙策第二次“复往见术”。袁术“甚奇之，以坚部曲还策”。同时，“太傅马日䃅杖节安集关东，在寿春以礼辟策，表拜怀义校尉”。年轻的孙策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和风度，使得袁术及其周围诸将大加佩服。袁术“大将乔蕤、张勋皆倾心敬焉”，术亦常叹：“使术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①

为实现目标而战

孙策在寿春，驻营于袁术大营附近，不时利用机会立威抚众，以期引起袁术的注意，从而获得外任。有一天，孙策“骑士有罪，逃入术营，隐于内厩”，孙策当即派人进入袁术营内将逃兵杀死，然后再到袁术那里表示“谢罪”。袁术不得不说：“兵人好叛，当共疾之，何为谢也？”这件事影响很大，“由是军中益畏惮之”。但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从此，袁术更加注意制约孙策的发展。历史记载了两件事：其一，本来袁术答应让孙策做九江太守，“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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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袁术将多少人马还给孙策，孙策本传没有具体数字，《江表传》说“术以坚余兵千余人还策”。孙坚本来有众“数万人”，孙贲为都尉，行破虏将军，一部分军队自然应归孙贲掌握，另一部分，亦即大部分无疑已经编入袁术的直属部队。所谓“余兵”当指除此之外的尚未整编的部分。因此“余兵千余人”当近事实，而不是全部的孙坚“部曲”。

更用丹杨陈纪”；其二，袁术欲攻徐州，向庐江太守陆康求米三万斛。康不与，术大怒，“遣策攻康”，并对孙策说：“前错用陈纪，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庐江真卿有也。”及至打败陆康，拿下了庐江，袁术又复食言，而用其故吏刘勋为庐江太守。①

孙策对袁术完全失望，从而加快了脱离袁术而谋取江东（按：长江芜湖至南京段为西南/东北走向，所以江右称为江东，后来孙氏政权也因此被称为东吴）的步伐。

史载：“先是，刘繇为扬州刺史，州旧治寿春。寿春，术已据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时吴景尚在丹杨，策从兄贲又为丹杨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贲退舍历阳（治今安徽和县境）。繇遣樊能、于麋东屯横江津（在今安徽和县东南），张英屯当利口（在今安徽和县东），以拒术。术自用故吏琅邪惠衢为扬州刺史，更以景为督军中郎将，与贲共将兵击英等，连年不克。”两军长期处于胶着态势。时有孙坚旧部、督军校尉朱治，“知（袁）术政德不立，乃劝策还平江东”②。孙策决定利用这一良好机会，“策乃说术，乞助景等平定江东”。③《江表传》记载孙策对袁术说：“家有旧恩在东，愿助舅（吴景）讨横江；横江拔，因投本土（江东）召募，可得三万兵，以佐明使君匡济汉室。”袁术知道孙策对没有得到九江、庐江太守事不满，外放不是好事，但他又认为“刘繇据曲阿，王朗在会稽”，都有相当势力，孙策“未必能定”，所以就答应了。

袁术表荐孙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当时，孙策“兵财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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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策传》。

②《三国志•吴书•朱治传》。

③《三国志•吴书•孙策传》。

余，骑数十匹，宾客愿从者数百人”。孙策沿途招募并收拢孙坚旧部，及至历阳，部众已有五六千人。同时，孙坚旧部、吴郡都尉朱治帮助孙策将孙策的母亲及弟弟孙权等从刘繇控制下的曲阿“徙于历阳”。策到历阳“又徙母阜陵（治今安徽全椒东南）”。然后，兵无后顾，“渡江转斗，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①

《江表传》生动地描述了发生在兴平二年（公元195年）的孙策一战定乾坤的渡江战斗场面：“策渡江攻（刘）繇牛渚营（在今安徽当涂北），尽得邸阁粮谷、战具”。当时彭城相薛礼、下邳相笮融以刘繇为盟主。薛礼据秣陵城（治今江苏江宁境），笮融屯县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战，斩首五百余级，融即闭门不敢动。因渡江攻礼，礼突走，而樊能、于麋等复合众袭夺牛渚屯。策闻之，还攻破能等，获男女万余人。”然后，再次攻融，不幸“为流矢所中，伤股，不能乘马，因自舆还牛渚营”。据说，有叛者告诉笮融：“孙郎被箭已死。”笮融大喜，即遣将于兹迎战孙策。孙策“遣步骑数百挑战，设伏于后，贼（按：指笮融军）出击之，锋刃未接而伪走，贼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斩首千余级。策因往到融营下，令左右大呼曰：‘孙郎竟云何！’（按：高呼孙策怎么怎么说）贼于是惊怖夜遁。”笮融得知孙策没有死，“更深沟高垒，缮治守备”。孙策“以融所屯地势险固，乃舍去，攻破繇别将于海陵（按：当作梅陵，在今南京市境内），转攻湖孰（在今南京市境内）、江乘（在今江苏句容北），皆下之。”刘繇落魄，“弃军遁逃”，诸郡守亦皆“捐城郭奔走”。据载，随后刘繇与笮融发生火并，“繇奔丹徒（江苏今县），遂溯江南保豫章（治今江西南昌），驻彭泽（治今江西湖口东）。笮融先至，杀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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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朱治传》。

朱皓，入居郡中。繇进讨融，为融所破，更复招合属县，攻破融，融败走入山，为民所杀。”刘繇不久病卒①。

孙策军入江南，很快便站稳了脚跟。一是“军令整肃，百姓怀之”。据说，起初“百姓闻孙郎至，皆失魂魄，长吏委城郭，窜伏山草。及至，军士奉令，不敢虏略，鸡犬菜茹，一无所犯，民乃大悦，竞以牛酒诣军。”二是孙策为人，“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因此，“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三是“劳赐将士”，士众愿为其战。四是实行了正确的俘虏政策，他发布命令，告诸各地：“其刘繇、笮融等故乡部曲来降首者，一无所问（意即概不追究）；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意为一人从军，全家免除赋役）；不乐者，勿强也。”正因如此，“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现）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威震江东，形势转盛。”②

兵马既盛，孙策迅即着手清理抵抗势力，控制地方政权。根据《三国志》孙策本传和注引《吴录》、《江表传》等书看，当时要想巩固和扩大地盘，需要对付的势力主要有六部分：一是“吴人严白虎等众各万余人，处处屯聚”；二是“乌程（今浙江吴兴）邹他、钱铜及前合浦（治今广东徐闻）太守嘉兴王晟等，各聚众万余或数千”；三是会稽太守王朗；四是吴郡太守许贡；五是丹阳地方宗帅祖郎和自称丹阳太守的太史慈；六是豫章太守华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