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父兄开基立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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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录》。

操“以功加拜（陈登）伏波将军”。据说，陈登“甚得江、淮间欢心，于是有吞灭江南之志”。《江表传》载，“（陈）登即（陈）瑀之从兄子也”。这说明，陈瑀与陈登是叔侄关系。基于这些原因（当然，志在吞并江南是最主要的），陈登便乘孙策西征黄祖之机“阴复遣间使，以印绶与严白虎余党，图为后害，以报瑀见破之辱”。战事是陈登挑起的，孙策为了巩固江东局势，不得不面对现实。况且以广陵战略地位之重要，只要条件具备，孙策也是必欲取之的。因此，解决了刘繇、华歆问题并打败了黄祖以后，建安五年二月回师伐登，“遣军攻登于匡琦城”（在今江苏淮安境。一说在今安徽当涂）。然而出师不利。陈登“闭门自守，示弱不与战，将士衔声，寂若无人”，并即命令将士“宿整兵器”，准备出战。黎明时辰，陈登开南门，奔袭孙策军。策军大溃。再战，“登以兵不敌”，求救于曹操。虽然曹操没有可能派兵前来，但孙策的军队以为“大军到，望火惊溃”，又遭败绩。随后，孙策亲自率兵“复讨登”。不幸，“军到丹徒，须待运粮”，单骑出猎，遇害。

孙策对陈登的战争，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终使陈登难以在扬州地面立足，曹操控制的朝廷只好让陈登西撤，去做东城太守（治今安徽定远东南）。

孙策虽然失利，但把陈登赶出了广陵郡，战略意义极大，为以后孙吴政权有效控制长江防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来，曹操对于没有援助陈登而且将其调离的后果很懊丧。史称：“孙权遂跨有江外。太祖（曹操）每临大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计，而令封豕养其爪牙。”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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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陈登传》注引《先贤行状》。

英年早逝

孙策礼贤下士，善于用人，士民乐为其用。而且能够听取一些不同意见，重视母亲的教诲，对属下注意“舍过录功”，待之以诚。《三国志•妃嫔传》注引《会稽典录》记载，功曹魏腾，“以迕意见谴，将杀之，士大夫忧恐，计无所出”。他的母亲吴夫人知道了，“乃倚大井而谓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当优贤礼士，舍过录功。魏功曹在公尽规，汝今日杀之，则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见祸之及，当先投此井中耳。'策大惊，遂释腾。”这件事，反映了他的母亲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女人，史称“夫人智略权谲，类皆如此”，当属不虚。

正因如此，所以仅仅四五年的时间，孙策便拥有了一个文可谋国、武能征战的整齐的忠心为己所用的班子，拓疆展土，据有六郡，从而取得了占有长江下游的巨大成功。

但是，他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

一是特别看重自己的威望，非常讨厌别人“收众心”。例如，忌杀高岱和于吉。

张勃《吴录》说，有一个叫高岱的人，吴郡人，“受性聪达，轻财贵义。其友士拔奇，取于未显，所友八人，皆世之英伟也”。当时隐于余姚，孙策派人去请，准备诚心请教，“虚己候焉”。孙策听说高岱“善《左传》，乃自玩读，欲与论讲”。然而，有不怀好心的人从中挑拨，先是对孙策说高岱看不起他：“高岱以将军但英武而已，无文学之才。”并危言耸听地说，到时候你同他“论《传》”时，他有时会故意说“不知”，就能证明我说的话是对的。继而又对高岱说：“孙将军为人，恶胜己者，若每问，当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义，此必危殆。”高岱信以为真，“及与论《传》，或答不知”。孙策因而大怒，“以为轻己，乃囚之”。据说，高岱的一些“知交及时人皆露坐为请”（按：意即静坐请愿）。这些人的行为，事与愿违，正好触动了孙策的大忌。孙策登楼，“望见数里中填满。策恶其收众心，遂杀之"。

虞溥《江表传》讲了一个不经故事，称：“时有道士琅邪于吉（亦作干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有一次，孙策在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小匣子），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孙策很气愤，当即命令手下将于吉抓了起来。信奉于吉的人们，“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吴夫人对孙策说：“于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策说：“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把我丢下不顾，都跑下楼去对他膜拜，所以“不可不除”。诸将连名乞求，孙策不允，“即催斩之，县（悬）首於市”。据载，一些迷信于吉的人，不认为于吉已死，“而云尸解焉，复祭祀求福。”

对于这个故事，干宝《搜神记》更加神化，说："策欲渡江袭许，与吉俱行”，当时大旱，“所在熇厉”（熇，音 hè，意为天热得像火烤一样），孙策早起亲自催督将士赶快起船，然而将吏却大多围到了于吉身边，不听号令，策因此大怒，说：“我为不如于吉邪，而先趋务之？”便即命人把于吉抓了起来。孙策呵问于吉说：“天旱不雨，道涂艰涩，不时得过，故自早出，而卿不同忧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态，败吾部伍，今当相除。”于是令人把于吉绑起来放在地上让烈日暴晒，“使请雨”，对于吉说，“若能感天，日中雨者”，就赦免了你，否则就杀了你。据说，“俄而云气上蒸，肤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总至，溪涧盈溢。将士喜悦，以为吉必见原，并往庆慰，策遂杀之。将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兴云覆之；明旦往视，不知所在。”《搜神记》甚至把孙策之死同于吉被杀联系起来，说：“策既杀于吉，每独坐，仿佛见吉在左右，意深恶之，颇有失常。后治创方差，而引镜自照，见吉在镜中，顾而弗见，如是再三，因扑镜大叫，创皆崩裂，须臾而死。”事本不经，《三国演义》又将其进一步神化，铺叙了更加荒诞的故事。

其实，根据历史考察，此事纯属虚构。第一，历史上是否有于吉其人值得怀疑，即使有其人，到建安初年是否还活着也值得怀疑。据载，汉顺帝时（公元126—144年），“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①。记载没有提到这位老师有多大年纪。既为人师，而且写出了大部头的涉及社会、天文、地理、阴阳五行、谶纬迷信等内容庞杂的《太平清领书》（太平经），自然不会太年轻，若以四十岁计，到所谓孙策"欲袭许"的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年龄当在九十六岁至一百一十四岁之间。这样的年纪，怎么可能“往来吴、会”，又怎么可能随军行动，与孙策同行！第二，《江表传》记载这个故事的原文中有孙策说“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的句子。虞喜《志林》和裴松之注都指出，孙策死于前，张津死于后。既如此，孙策怎么可能讲到张津被杀呢？由此可见，这条记载是虚妄的。窃以为，不排除孙策确实杀过“以符水治病”、“以妖妄惑众”的一位道士，但他不大可能是于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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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襄楷传》及《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虞喜《志林》。

这个故事，可做两面观，第一，它说明孙策很可能同曹操一样，讨厌淫祀乱神，讨厌怪异邪说。这一点，应该肯定。第二，反映出孙策的确不容那种在自己面前喧宾夺主、影响自己威望的人。

二是身临前阵，不顾后果。孙策年轻气盛，打仗时常常置统帅责任于不顾，身先士卒，置身危境。如果说征黄祖“跨马樂陈，手击急鼓，以齐战势”尚属一个指挥员的正常行为，那么征答融、战太史慈就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战士了。如前所述，他战笮融，“为流矢所中，伤股，不能乘马”；战太史慈，被摘去了头盔。对此，僚属们很是担心。比如，出征太史慈和祖郎于丹阳时，他"身临行阵"，吓得张纮不得不给以劝阻。张纮对他说：“夫主将乃筹谟之所自出，三军之所系命也，不宜轻脱，自敌小寇，愿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无令国内上下危惧。”①

三是好猎。孙策好猎是出了名的，甚至行军间歇中也常率领步骑数人频频出猎。一旦进入状态，“驱驰逐鹿，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单骑突出，难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最终殃及生命。《三国志•虞翻传》记载，“策好驰骋游猎”，使得虞翻非常担心。虞翻利用神话典故对其劝谏，说：“明府（指孙策）用乌集之众，驱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虽汉高帝（刘邦）不及也。至于轻出微行，从官不暇严（来不及准备），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则不威，故白龙鱼服困于豫且②，白蛇自放，刘季（刘邦，字季）害之③，愿少留意。”孙策虽然认为虞翻的话是对的，但始终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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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张纮传》。

② 豫且，古代神话中一位渔者的名字。《说苑》载伍子胥谏吴王语中有“昔白龙下清冷之渊化为鱼，渔者豫且射中其目”之说。

③ 《史记•高祖本纪》说，白帝子化为蛇，当道，被刘邦杀死。

《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记载了他最后一次出猎和被刺的情景，说：许贡被杀后，“贡奴客潜民间，欲为贡报仇”。出猎的时候，有三个许贡的人出现在狩猎现场。孙策觉得可疑，便问：“尔等何人？”回答：“是韩当兵，在此射鹿耳。”策说：“（韩）当兵吾皆识之，未尝见汝等。”“贡客”慌张，露出破绽，孙策“因射一人，应弦而倒”，另外二人“怖急，便举弓射策，中颊”。尽管随猎者立即赶到将刺客“皆刺杀之”，救孙策回营，但终因伤势过重，没有挽回孙策的性命。

胡冲《吴历》说：“策既被创，医言可治，当好自将护，百日勿动。策引镜自照，谓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复建功立事乎？'椎几大奋，创皆分裂，其夜卒。”①

孙策，年仅二十六岁便无谓地英年早逝了。

孙策的人格局限，影响了他的威望、事业发展和生命安全。“人生局限”实际就是一种人生缺点。这种缺点在他的父亲孙坚和弟弟孙权身上都有体现。可谓是致命的。所以，陈寿在评论孙坚、孙策父子二人时特意指出：“然皆轻佻果躁，陨身致败。”孙权也有这方面的毛病，幸好尚能及时醒悟，接受意见，而在较多的情况下从积极的方面接受了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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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