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受命于猝然之间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四月初四日，孙策伤重而亡。①死前，深恐创下的基业付诸东流，急把张昭等叫到跟前嘱以后事。对张昭等说：“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②同时，也像后来刘备托孤那样假惺惺，说了几句言不由衷的话：“若仲谋（孙权）不任事者，君（张昭）便自取之。”③张昭同诸葛亮一样，自然不傻，只有表示忠心辅主。不过，据《三国志•孙翊传》说，张昭等觉得三弟孙翊“性似策”，曾提议把兵权交由孙翊掌握。孙策没有听他们的，当即把孙权叫来，当着张昭等人的面立即交接，亲自将朝廷授予的讨逆将军和吴侯印绶交给孙权。并讲了孙权的长处，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④很显然，这些话不仅是讲给孙权听的，而更重要的是讲给张昭等人听的。希望他们团结一心，共保孙氏。

孙策盛年而逝，事来突然。孙权只有十九岁，竟能处事不惊，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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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63，汉献帝建安五年。胡三省注谓：“《考异》曰：虞喜《志林》云策以四月四日死。”

②《三国志•吴书•孙策传》。

③《三国志•吴书•张昭传》注印《吴历》。

④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

快稳定局势，并且开始了固土拓疆的军事行动，这决不是偶然的。

一、少年时期的磨练

历史表明，孙权不像刘备的儿子刘禅那样，生而懦弱，少不更事，长无主见，只能落得个“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下场；而是有点像曹操的儿子曹丕兄弟，少年时期即身临前阵，习练军政之事，既长成人，政有卓见，军善韬略，艺有多能，学有所得。

出生时的异兆和善相者的预言

关于孙权的出生和少年时代，历史记载甚少。因此，当他既成一方之主以后，志怪说异者、善相者和好事者，或凭借想象，或据流言传说，或捕风捉影，附会并记录了一些故事。

晋人干宝所著志怪小说《搜神记》对于一些历史大人物的出生，最善收集或杜撰一些荒诞传说或怪异征兆。书中说，孙坚的夫人怀孕的时候“梦月人其怀，既而生策”。后来怀孙权的时候，“又梦日入其怀”，因对孙坚说：“昔妊策，梦月人我怀，今也又梦日入我怀，何也？”孙坚高兴地说：“日月者阴阳之精，极贵之象，吾子孙其兴乎！”

《三国志•孙权传》注引虞溥《江表传》说：“（孙）坚为下邳丞时，（孙）权生（公元182年），方颐大口，目有精光，坚异之，以为有贵象。”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控制的朝廷遣使者刘琬授给孙策讨逆将军的称号、封吴侯。使者刘琬是个喜欢相术的人。他不仅见到了孙策，还见到了他的兄弟们。刘琬回到许昌复命时对人们说：“吾观孙氏兄弟虽各才秀明达，然皆禄祚不终。惟中弟（孙权）孝廉，形貌奇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年又最寿。尔试识之。”①

这些故事，自然多为敷衍之文，不一定是真实的，但它传达了一种信息，即少年时期的孙权不仅得到父母的重视，而且已经引起时人的注意，同时也反映了孙权“方颐大口，目有精光”、“形貌奇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的某些生理特点。

少年时期的教育和磨练

从历史的记载看，孙坚在时，长子孙策常随征战，次子孙权、三子孙翊、四子孙匡以及庶生子孙朗等均因年少而未与战事。他们在孙坚出征时大多时候并不随军行动，而是随同母亲吴氏寄居在地方，先居寿春，既而孙策根据周瑜的建议携母徙居舒城。孙坚死后，因丧暂居曲阿。不久，孙策带领母亲及全家渡江，居住江都。

孙权的母亲吴夫人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据载，她“本吴人，徙钱唐，早失父母”，与弟吴景相依为命。孙坚闻其才貌俱佳，欲娶之，“吴氏亲戚嫌坚轻狡，将拒焉，坚甚以惭恨”。吴氏知道得罪孙坚等于引火烧身，因对亲戚们说：“何爱一女以取祸乎？如有不遇，命也。”于是，“遂许为婚，生四男一女。”②这说明，孙权的母亲不仅有才有貌，而且头脑敏锐，有胆识，有远见，善断大事。

孙权兄弟都从母亲那里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孙策善谋独断，不太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惟对母亲言听计从。孙权受益母教更多。据说，孙权“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好侠养士，始有知名，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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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② 《三国志•吴书•妃嫔传》。

父兄”。性格的培养，自然有来自社会和父兄的影响，但不能不注意到这同母亲的言传身教、精心培育也有密切联系。

孙坚死时，孙权已经十岁。孙策特别重视弟弟们的实际锻炼。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孙策既定江南诸郡，立即把年仅十五岁的孙权委命为阳羡（在今江苏宜兴境）县长。

建安三年，曹操因欲抚纳孙策，“礼辟其弟孙权、孙翊”。曹操给了孙权、孙翊什么样的官职，史无明记。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说得对：“操礼辟权、翊，欲其至以为质耳。”孙策、孙权兄弟当然明白曹操的用意，所以并未应召。与此同时，曹操授意地方对孙权“郡察孝廉，州举茂才”，并授“行奉义校尉（一做行奉业校尉）”①。孝廉、茂才是汉代仕途进身的重要条件，校尉是高级武职，可以带兵越境作战。这自然是求之不得。从此，孙策便让孙权以孝廉名义预政，僚属皆以“孝廉”尊称孙权；并以“行奉义校尉”官衔随军征战，经受战争锻炼。

建安四年，孙权参与了两大战事。一是从讨庐江太守刘勋，一是进讨黄祖于沙羡。孙权颇有战功，所以孙策在打败黄祖以后给皇帝的上表中特别提到奉业校尉孙权同周瑜、吕范、程普、韩当、黄盖等“同时俱进”的战斗场面。

没有多少年，孙权的睿智已有充分显露。所以史称：“及坚亡，（孙）策起事江东，权常随从。……每参同计谋，策甚奇之，自以为不及也。”孙策明确地表示，将把孙权放在统帅的位置上，所以“每会请宾客，常顾权曰：‘此诸君，汝之将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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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②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注引《江表传》。

二、构建自己得力的政治与军事班子

孙策伤重而死，孙权悲伤至极，痛哭不已。长史（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①张昭等一帮遗僚受命视事。这是孙策经过数年经营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得力的政治和军事班子，文有张昭、张纮、顾雍，武有周瑜、程普、吕范、朱治、朱然、韩当、黄盖、太史慈。张昭、周瑜等认为孙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②

张昭、周瑜“委心而服”，及时稳定局面

孙策死时，江南六郡局势很不稳定。《三国志•张昭传》注引《吴书》说：“是时天下分裂，擅命者众。孙策莅事日浅，恩泽未洽，一旦倾陨，士民狼狈，颇有同异。”《孙权传》说，孙策死的时候，地盘虽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江、庐陵六郡，“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③。而且孙氏家族内也不无觊觎权力的人。比如，孙策的从兄孙暠就想乘机夺权。

张昭、周瑜等认定孙权可以与之“共成大业”，因而“率群僚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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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官仪》说：“长史，众史之长。”《通典》卷21说，长史“众史之长，职无不监”。官秩随主官职级不同而不同。《汉书•百官公卿表》说，丞相府有两长史，秩千石；郡守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后汉书•百官志》说，丞相、将军属官“长史一人，千石”。《后汉书•窦宪传》则说，窦宪做大将军，其长史、司马“秩中二千石”。秩级不在多少，不管是在中央，在将军幕府，还是在郡级地方政权中，长史都是实权派人物。

②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③《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而辅之”。历史记录了张昭对于稳定局势所发挥的很好的作用：

其一，他当即"上表汉室"，使孙权很快获得了合法地位。是年十月，曹操即表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准其屯吴，并派专人送达文书；

其二，他以孙策"长史"的名义行文下属各城，要求"中外将校，各令奉职”，不得妄动，从而保证了地方安定；

其三，他说服孙权不拘礼制办丧事，尽快视事，从而有效地安定了人心，稳定了大局。史载，孙权哭未及息，昭对权说：“孝廉（指孙权），此宁哭时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师，非欲违父，时不得行也。况今奸宄竞逐，豺狼满道，乃欲哀亲戚，顾礼制（按：指三年之丧），是犹开门而揖盗，未可以为仁也。”既而又说，为人后者，贵能继承和弘扬先人的事业，“方今天下鼎沸，群盗满山，孝廉何得寝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于是帮孙权脱掉丧服，换上戎装，并亲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使出巡军”，众将士得见新主，“知有所归”，群情遂定。①

周瑜未得召命而“将兵赴丧”的军事行动，发生了威慑和稳定众心的作用。据载，周瑜时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留镇巴丘（在今江西峡江境）。巴丘距吴，何止千里，“策薨，权统事。瑜将兵赴丧，遂留吴，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②

张昭、周瑜二人，“共掌众事”，有力地加强并巩固了孙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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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张昭传》。引典“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师”，指周公死时，适有徐戎作难，他的儿子伯禽不拘“三年之丧”的周礼，“卒（终止）哭而征之”。

②《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把文官武将团结在自己周围

孙权同旧时代的一切明智的权力接替者一样，颇知为政之要。虽然年轻，但既掌权力，立即把使用和提拔文官武将作为一项重要事情来抓，从而有效地将大家团结在自己周围。表现出一个青年政治家的气概和才能。这就是史所称道的“待张昭以师傅之礼，而周瑜、程普、吕范等为将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鲁肃、诸葛瑾等始为宾客”的初步格局的形成。

第一，待张昭以师傅之礼。张昭是受命辅臣，在孙策时期已经身居长史之职，属于将军府中的最高级官职，无可复加，因此“昭复为权长史，授任如前”。但在规格和礼遇上，则不完全以属官相待。孙策待张昭以“师友之礼”①，孙权则待昭以“师傅之礼”。《张昭传》注引《吴历》的一段话，说明了张昭地位的重要：“及昭辅权，绥抚百姓，诸侯宾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权每出征，留昭镇守，领幕府事。后黄巾贼起，昭讨平之。权征合肥，命昭别讨匡琦（地名），又督领诸将，攻破豫章贼率周凤等于南城。自此希复将帅，常在左右，为谋谟臣。权以昭旧臣，待遇尤重。”不过，这里需要顺便提一句的是，孙权拜王、称帝后，张昭并没有得到重用，一是不复为将帅，二是不得为相。论者认为，或因张昭曾经建议孙策让孙翊掌握兵权，或因张昭在赤壁战前曾劝孙权“迎操”，或因张昭有点长者自居，厉言进谏，使得孙权颇不舒服。此是后话，后面还将论及。

第二，用张纮所长；常令“草创撰作”。张纮与他人不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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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张昭传》注引韦曜《吴书》。

已是曹操控制的汉室朝廷的正式命官。孙策死后，曹操在表荐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的同时，“欲令纮辅权内附”，把张纮派回会稽，做会稽东部都尉。不过，《三国志•张纮传》注引《吴书》对其回吴的原因，做了不同的描述，说曹操以纮为九江太守，“纮心恋旧恩，思还反命，以疾固辞”。不管是曹操试图安个钉子在孙权身旁，还是张纮“心恋旧恩，思还反命，以疾固辞”，都说明张纮确实以会稽东部都尉的身份回到了孙权身边。《江表传》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江表传》说：“初，权于群臣多呼其字，惟呼张昭曰张公，纮曰东部，所以重二人也。”张纮是当时江南一大学问家，曾“入太学，事博士韩宗，治《京氏易》（西汉京房作）、《欧阳尚书》（西汉欧阳生传伏生今文尚书），又于外黄从濮阳阎受《韩诗》及《礼记》、《左氏春秋》”①，善为文。孙策的谋取江南之策，以及诸多表文和书函，大都出自张纮之手。孙权很懂得发挥其所长，继续用他做笔杆子，并授以重任。张纮同时还受到了孙权母亲吴氏的特别重视。据载，"权初承统，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难，深怀忧劳，数有优令辞谢（张纮），付属以辅助之义。”据说，孙权“每有异事密计及章表书记，与四方交结，常令纮与张昭草创撰作。”张纮曾为文记颂孙坚“破走董卓，扶持汉室”之勋、以及孙策“平定江外，建立大业”之举。文章写成后，呈送孙权，孙权“省读悲感，曰：‘君真识孤家门阀阅也。’”孙权不信离间之言，诚用张纮，即遣张纮赴会稽东部都尉之任。不久，孙权亲征江夏，命纮“居守”大本营，镇吴，全面负责后方事宜，并遥领会稽东部事。据说，孙权剿灭了黄祖以后，“以纮有镇守之劳，欲论功加赏”，张纮主动多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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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张纮传》注引韦曜《吴书》。

己的缺点，“不敢蒙宠”，孙权“不夺其志”，从而对其为人愈加敬重，“每从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以规讽”。继续用其所长。①

第三，用周瑜、程普、吕范等为将帅。

周瑜手握重兵，"将兵赴丧"极好地稳定了形势。孙权即以周瑜和张昭“共掌众事”。所谓“共掌众事”，自然不是平均地分配权力，实则周瑜更多地统管军事，是军事统帅，张昭更多地综理庶务，是政府首要。

程普曾被孙策授以荡寇中郎将，也属于“与张昭等共辅孙权”的重量级人物。史称，令镇地方，为一方军帅，“周旋三郡，平讨不服”②。不久，与周瑜分为左右督。

吕范早在孙策统兵时已经升任都督，跟随孙策"从攻祖郎于陵阳，太史慈于勇里。七县平定，拜征虏中郎将，征江夏，还平鄱阳。”孙策死后，吕范奔丧于吴，孙权仍以为督，还镇鄱阳。继而，孙权复征江夏，吕范作为督兵武将与张昭、张纮共同“留守”。③

朱治也是受命“共尊奉权”的掌握武装的实权派人物。他在孙策时已领吴郡太守事，曾受命推举年仅十五岁的孙权为孝廉；孙策死后，孙权统事不久，即向朝廷上表，以朱治为正式的吴郡太守，并行扶义将军，“割娄（今江苏昆山）、由拳（今浙江嘉兴）、无锡、毗陵（今江苏武进）为奉邑，置长吏”。④

太史慈是一个被俘虏后归降的人物，但很受孙策、孙权兄弟的重视。孙策在时，已为建昌都尉，督六县，并督诸将抵抗刘表的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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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张纮传》注引《吴书》。

②《三国志•吴书•程普传》。

③ 《三国志•吴书•吕范传》。

④ 《三国志•吴书•朱治传》。

子刘磐的侵扰。太史慈善射，并屡立战功。据说，曹公闻其名，很想得到他，便派人送去一封信，“以箧封之”。太史慈打开一看，“无所道”，只有一种草药“当归”。孙权统事，信用不疑，“以慈能制（刘）磐，遂委南方之事”。①

第四，待鲁肃、诸葛瑾等为宾客。

鲁肃，字子敬，临淮东城（治今安徽定远东南）人，是东吴的重要政治家、军事家之一。他完全不是戏剧《借东风》、《草船借箭》里的草包形象，而是一位志存高远，兼有文武之才的人物。《三国志•鲁肃传》注引韦曜《吴书》说，鲁肃“体貌魁奇，少有壮节，好为奇计”。这说明少年时期的鲁肃已经引起了时人的注意。他身处乱世而头脑冷静，凭借自己的聪明，不断观察时局，谋划乱世中的进身之阶。数其要；第一，散家财，交结士人。史载，鲁肃"生而失父，与祖母居。家富于财，性好施与。尔时天下已乱，肃不治家事，大散财货，攥卖田地，以赈穷弊结士为务，甚得乡邑欢心。”第二，招集少年，讲武习兵，待机而动。史载，“天下将乱，（肃）乃学击剑骑射，招聚少年，给其衣食，往来南山中射猎，阴相部勒，讲武习兵。”第三，结交周瑜，相为助益。鲁肃、周瑜本不相识。周瑜为居巢长时，闻鲁肃名，曾带领数百人到鲁肃家拜访，并求资助粮食。鲁肃“家有两国米，各三千斛，肃乃指一园与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亲结，定侨札之分（按：春秋时郑大夫公孙侨[子产]、吴季札互赠缟带、红衣结为朋友。后世常以‘侨札之分’比喻至友）。”第四，毅然过江，依投孙策。建安三年，鲁肃与周瑜一起归依孙策。史载，先此袁术闻其名，委任他做东城县长。“肃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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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

术无纲纪，不足与立事，乃携老弱将轻侠少年百余人，南到居巢就瑜。”居巢近江，渡江方便，二人遂弃官东渡。韦曜《吴书》记载的情节略有不同，认为鲁肃是自渡江见孙策的，其中有云：雄杰并起，中州扰乱，鲁肃对其部属说"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宁肯相随俱至乐土，以观时变乎？”部属皆愿从命，于是“使细弱在前，强壮在后，男女三百余人行”。据说，鲁肃渡江后往见孙策，“孙策亦雅奇之”。但是，未及用，鲁肃的祖母死了，鲁肃不得不返回家去料理丧事。

鲁肃安葬祖母以后，二次渡江。据载，有刘子扬者，与肃友善，劝肃“依就”一个叫郑宝的人。鲁肃曾经犹豫过，“葬毕还曲阿，欲北行（投郑宝）”。但在鲁肃料理丧事于东城期间，周瑜已将鲁肃的母亲迎接到吴。这已是建安五年。孙策已死，孙权继任，周瑜即与鲁肃书说：“今主人（按：指孙权）亲贤贵士，纳奇录异，且吾闻先哲秘论，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构帝基，以协天符，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吾方达此，足下不须以子扬之言介意也。”鲁肃听从周瑜言说，二次渡江，求见孙权。同时，周瑜对孙权说，鲁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也”。据载，“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二人进行了一次密谈，鲁肃早诸葛亮“隆中对”七年，有创见地剖析了汉末大局。孙权问：“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鲁肃回答说：

昔高帝（刘邦）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自然，孙权当时还不敢过于暴露，因说：“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不过，张昭有点看鲁肃不起，“非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肃年少粗疏，未可用”。孙权虽然没有完全听张昭的话，“益贵重之，赐肃母衣服帏帐，居处杂物，富拟其旧”，但也受到一定影响，五六年间，始终敬若宾客，虽多咨议，但不予实职。①

诸葛瑾，字子瑜，琅邪阳都（治今山东沂南南）人，蜀相诸葛亮之同父异母兄。史谓：“其先葛氏，本琅邪诸县（今山东诸城）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②其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父亲诸葛珪在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家世传承，往往会对一个人的成长发生重要影响。所以，他与弟弟诸葛亮一样，都曾得到过较好的学问教养。不幸的是，他们的父亲过早地死了。弟弟诸葛亮、诸葛均，尚未成年，不得不跟随叔父诸葛玄生活。《三国志•诸葛亮传》说，“亮早孤，从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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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吴书• 鲁肃传》并注，及《资治通鉴》卷63，汉献帝建安五年。

②《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注引《吴书》。另，注引《风俗通》说，有葛婴者，“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汉）孝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并氏焉”。其说不同。

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带着）亮及亮弟均之官。"诸葛玄到达豫章后，不久，汉朝中央"更选朱皓代玄"。诸葛玄丢了官以后，无所止，由于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便"往依之"①。诸葛玄死后，诸葛亮与弟弟诸葛均开始独立生活，安家于襄阳城西二十里隆中，并亲自参加田间劳动。诸葛瑾比弟诸葛亮年长不少，史载：“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遭母忧，居丧至孝，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父亲死时，诸葛瑾已能独立闯荡社会。汉末避乱江东，"孙权妹婿曲阿弘咨见而异之，荐之于权，与鲁肃等并见宾待”。“宾待”就是待之以宾客之礼的意思。诸葛瑾同鲁肃一样，也很会说话。孙权有什么不愉快，只要诸葛瑾出来说几句话，便即陡然冰释。所以，史称诸葛瑾“与权谈说谏喻，未尝切愕，微见风彩，粗陈指归，如有未合，则舍而及他，徐复托事造端，以物类相求，于是权意往往而释”。不久，孙权即授诸葛瑾以很高官职。②

第五，任用、提拔一批地方官和武将。

以顾雍“行会稽太守事”。顾雍，字元叹，吴郡吴人。据载，“蔡伯喈从朔方还，尝避怨于吴，雍从学琴书。”《江表传》说：“雍从伯喈学，专一清静，敏而易教。伯喈贵异之，谓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与卿。’故雍与伯喈同名（按：雍与邕音同，义通）。”经过州郡表荐，顾雍“弱冠（二十岁）为合肥长，后转在娄（治今江苏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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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献帝春秋》记载不同，称：“初，豫章太守周术病卒，刘表上诸葛玄为豫章太守，治南昌。汉朝闻周术死，遣朱皓代玄。皓从扬州刺史刘繇求兵击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杀玄，送首诣繇。”

②《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并注。

东北）、曲阿（今江苏丹阳）、上虞（浙江今市），皆有治迹”。孙策死后，孙权以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不可能亲历郡事，于是提拔顾雍为会稽郡丞，“行太守事”。顾雍不负所望，“讨除寇贼，郡界宁静，吏民归服”。数年后，又调在身边，为左司马。①

拔虞翻为骑都尉。虞翻甚得孙策、孙权兄弟的重视。孙策死前，虞翻已从没有实权的郡功曹外任为富春县长。据载，孙策死后，部属都想赴吴奔丧，虞翻洞察形势，甚知越是这种时候越容易发生变故，因对大家说：“恐邻县山民或有奸变，远委城郭，必致不虞。”因此，要求大家就地“制服行丧”。此举影响很好，“诸县皆效之，咸以安宁”。其实，虞翻此举的用意，远不止此。他要尽己所能，制约孙氏家族内部权力之争，以保孙权的地位。《三国志•虞翻传》注引韦曜《吴书》说：“策薨，权统事。定武中郎将（孙）暠，策之从兄也，屯乌程（今浙江吴兴），整帅吏士，欲取会稽。会稽闻之，使民守城以俟嗣主之命，因令人告喻惕。”虞预《会稽典录》记载了虞翻说服孙暠的说辞：“讨逆（指孙策）明府，不竟天年。今摄事统众，宜在孝廉（指孙权），翻已与一郡吏士，婴城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为孝廉除害，惟执事（指孙暠）图之。”孙暠知事难成，不得不退返驻地乌程。因此，孙权遽拔虞翻为骑都尉。②

用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吕岱等为山越诸县长。黄、韩、蒋等本武将，孙权统事之后，让这些兼具治能的武将出任或继续兼领局势不稳的诸多地方的地方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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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顾雍传》。

②《三国志•吴书•虞翻传》。

黄盖是跟随孙坚、孙策征战有年的老将。但他不仅是一个武人。据载，黄盖父母早丧，“辛苦备尝，然有壮志，虽处贫贱，不自同于凡庸，常以负薪余闲，学书疏，讲兵事”。足见是一位兼具文武之才的人。因此，孙权继续孙策的策略，“诸山越不宾，有寇难之县，辄用盖为守长”。先后让他担任了石城（今安徽贵池）长、春谷（今安徽繁昌）长、寻阳（今湖北黄梅境）令等。“凡守九县，所在平定”。随后将他升任丹杨都尉，“抑强扶弱，山越怀附”。①汉制，郡太守秩为二千石，都尉稍低，为比二千石。

韩当在孙策的时候已被授予先登校尉，孙权让他兼领乐安（今江西乐平）长。“山越畏服”，继而授为中郎将。②中郎将是仅次于将军的高级军职。

蒋钦已历三县长，颇多镇抚山越、治理地方的经验，孙权让其继以（会稽）西部都尉兼领地方事。据载，“会稽冶（东冶，在今福建闽侯东北）贼吕合、秦狼等为乱，钦将兵讨击，遂禽合、狼，五县平定，徙讨越中郎将”。③

周泰曾经救过孙权的命，而且多谋善战，有独当一面之能，孙权继续让他以别部司马驻守在鄱阳湖以西，为宜春长。④

吕岱，字定公，广陵海陵（今江苏泰州境）人，为郡县吏，避乱南渡，“孙权统事，岱诣幕府”。因其有县吏经验，孙权任命他为吴县县丞。吕岱“处法应问，甚称权意”。因而，孙权将其调回身边，主管文书文字方面的工作。不久，出补余姚长。史载，“会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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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黄盖传》并注。

②《三国志•吴书•韩当传》。

③《三国志•吴书•蒋钦传》。

④《三国志•吴书•周泰传》。

冶五县贼吕合、秦狼等为乱，权以岱为督军校尉，与将军蒋钦等将兵讨之，遂擒合、狼，五县平定，拜昭信中郎将。”①

授严峻为骑都尉。严峻，字曼才，彭城人。“少耽学，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避乱江东，与诸葛瑾、步骘齐名友善。”据说，其人“性质直纯厚，其于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补益”。因此，张昭推荐给孙权，孙权授严峻为骑都尉、从事中郎。②

为吕蒙增兵，拜平北都尉。吕蒙，字子明，汝南富陂（治今河南新蔡东北）人。少年时期即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英勇和机智。史载，吕蒙“少南渡，依姊夫邓当。（邓）当为孙策将，数讨山越。蒙年十五六，窃随当击贼，当顾见大惊，呵叱不能禁止。归以告蒙母，母恚欲罚之，蒙曰：‘贫贱难可居，脱误有功，富贵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邓当的属下因吕蒙年小而看不起他，侮辱他，说：“彼竖子何能为？此欲以肉喂虎耳。”蒙大怒，杀吏，出走，继而自首，“策召见奇之，引置左右”。不久，邓当死，张昭荐蒙代领邓当兵，拜别部司马。孙权继任后，想把诸小将的兵马重新整编，“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吕蒙得知消息，暗地里借钱为士兵“作绛衣（深红色的衣服）行滕（绑腿）”。检阅之日，“陈列赫然，兵人练习，权见之大悦”。孙权当即把别人的部属划归吕蒙，“增其兵”。不久，从讨丹杨，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领广德（安徽今县）长。③

授徐盛、潘璋别部司马。徐盛，字文响，琅邪莒（今山东莒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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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吕岱传》。

②《三国志•吴书•严峻传》。

③《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人，“遭乱，客居吴，以勇气闻。孙权统事，以为别部司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长”。①潘璋，字文珪，东郡发干（治今山东聊城西北）人，在孙权做阳羡长的时候，便已追随左右，据说“权奇爱之，因使召募，得百余人，遂以为将。讨山贼有功。”孙权统事，亦署潘璋为别部司马。②

第六，招延俊秀，聘求名士，破格擢用年轻人。

以步骘为主记。步骘，字子山，临淮淮阴（江苏今县）人，“世乱，避难江东，单身穷困。与广陵卫旌同年相善，俱以种瓜自给，昼勤四体，夜诵经传”。《三国志》步骘本传注引《吴书》对步骘的为人做了简短概括，说：“骘妍道艺，靡不贯览，性宽雅沉深，能降志辱身。”关于“降志辱身”，《步骘传》记录了一个生动的故事。据说，会稽焦征羌（姓焦名矫，曾为征羌令）郡之豪族，本人及其亲属宾客皆放纵横行，"骘与旌求食其地，惧为所侵。乃共修刺（名片），奉瓜以献征羌。”当时，焦征羌正在内室，等了两个多小时不出来接见，卫旌不能忍耐，想走，步骘急忙阻止，对卫旌说：“本所以来，畏其强也。而今舍去，欲以为高，只结怨耳。”又耐心等了好久，焦征羌才推开窗户，“身隐几坐帐中”与之相见，“设席致地，坐骘、旌于牖外”。据说，“旌愈耻之，骘辞色自若”。吃饭的时候，征羌“身享大案，肴膳重沓，以小盘饭与骘、旌，惟菜茹而已”。卫旌拒不进食，步骘却“极饭致饱”，然后辞出。卫旌愤怒地对步骘说：“何能忍此？”骘则坦然地说：“吾等贫贱，是以主人以贫贱遇之，固其宜也，当何所耻？”可见，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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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徐盛传》。

②《三国志•吴书•潘璋传》。

心怀大志而颇有一点韩信甘受“胯下之辱”的精神。孙权得知其名，而召为主记。

擢骆统试为乌程相。骆统，字公绪，会稽乌伤（今浙江义乌）人。父亲骆俊，官至陈相。袁术“军众饥困，就俊求粮”，俊不予，袁术便派人将其暗杀了。父亲死后，母改嫁，做了华歆的小妻。八岁的时候，骆统回到会稽，靠嫡母（骆俊的正妻）抚养成人。乐善好施，少年“显名”。孙权被授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时，骆统二十岁。孙权将其遽拔民间，试为乌程相。不久，骆统即显出了卓越的能力，“民户过万，咸叹其惠理”。孙权很高兴，即予骆统嘉奖，“召为功曹，行骑都尉，妻以从兄（孙）辅女”。①

破格提拔朱然为余姚长。朱然，字义封，朱治姐姐的儿子，本姓施氏，“初（朱）治未有子，（朱）然年十三，乃启（孙）策乞以为嗣。策命丹杨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吴，策优以礼贺”。到吴后，朱然曾与孙权一起读书，两人很要好。“至权统事，以然为余姚长，时年十九。后迁山阴令，加折冲校尉，督五县。权奇其能，分丹杨为临川郡，然为太守，授兵二千人。”②

辟陆绩为奏曹掾。陆绩，字公纪，吴郡吴人。父亲陆康，汉末为庐江太守。据载，绩年六岁，随父到九江见袁术。袁术用橘子招待他们，陆绩偷偷将三个橘子揣在怀里，辞别的时候，弯腰拜辞，橘子“堕地”，袁术见状，说：“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绩跪答：“想带回去给母亲吃。”因此，袁术“大奇之”。有一次，孙策与张昭、张纮、秦松等讨论天下形势，都认为“四海未泰，须当用武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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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骆统传》。

② 《三国志•吴书•朱然传》。

而平之”。当时，陆绩“年少末坐”，毫无顾忌，当即大声说：“昔管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车。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今论者不务道德怀取之术，而惟尚武，绩虽童蒙，窃未安也。”童稚之气，溢于言表，但大家对他的言说都很惊异。史称，陆绩“容貌雄壮，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虞翻旧齿名盛，庞统荆州令士，年亦差长，皆与绩友善”。可见，他年龄虽然不大，却已有点名气。因此，孙权统事，即用其所长，把这位年仅十五六岁的少年"辟为奏曹掾"。奏曹掾是主管奏议的佐吏。不过，孙权重其才能，但不喜欢他说话太直。后来用擢升的办法派他出去做郁林太守，并加偏将军称号，给兵二千人。①

用陆逊做幕府令史，继领海昌县事。陆逊，字伯言，吴郡吴人，“本名议，世江东大族。逊少孤，随从祖庐江太守（陆）康在官。袁术与康有隙，将攻康，康遣逊及亲戚还吴。”陆逊比侄子陆绩年长四五岁。孙权为将军，即建安五年（公元200年），陆逊二十一岁，“始仕幕府，历东西曹令史”。令史是主管文书的小官。不久，便表现出了很好的才能，被派出做海昌（今浙江海宁境）屯田都尉，并领县事。据载，海昌县连年亢旱，陆逊“开仓谷以振贫民，劝督农桑，百姓蒙赖”。②

征是仪专典机密。是仪，字子羽，北海营陵（今山东昌乐境）人，“本姓氏，初为县吏，后仕（北海）郡。郡相孔融嘲仪，言‘氏'字‘民’无上，可改为‘是’，乃遂改焉。后依刘繇，避乱江东。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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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陆绩传》。

②《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败，仪徙会稽。”孙权“优文征仪”，给予充分信任，令其“专典机密”。后拜骑都尉。①

用胡综为金曹从事。胡综，字伟则，汝南固始（河南今县）人，“少孤，母带领他避难江东。孙策领会稽太守，综年十四，为门下循行（官名），留吴与孙权共读书”。孙策死后，孙权即以与己同年的胡综为金曹从事。后来，从讨黄祖，拜鄂长，继与是仪、徐详俱典军国密事。②

三、外部有利条件

孙权继承父兄之业，年未弱冠而据有六郡之地，成为雄踞江南的一方之主，内部和自身的条件固然很重要，但这也是“天时地利”和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形势使然。

内部的不利和有利条件，前面的叙述已经大体清楚。概括起来说，不利条件有三：第一，“孙策莅事日浅，恩泽未洽”，孙权突以新主统事，人心更加不稳，“士民狼狈，颇有同异”的形势更趋紧张；第二，“深险之地犹未尽从”，境内并未完全控制，山民暴动时有发生；第三，家族内部有人企图夺取权力，不仅三弟孙翊想谋军权，而且堂兄孙暠亦想乘丧兴兵。

自然，诸此种种皆不足以动摇孙权的地位，因为他有更多更强的有利条件：第一，孙坚、孙策父子创下的基业，在那部曲忠心依附主人的时代，非孙氏少敢窥其位者；第二，孙策死时，其子尚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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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是仪传》。

② 《三国志•吴书•胡综传》。

足以立，孙权是其诸弟中年龄最长、能力最强、业绩最著者，从继统的规则说，孙权理当其任；第三，孙策的遗命就像历代皇帝“遗诏”一样，有不可撼动的权威性，确保了孙权的地位；第四，母亲吴氏“助治军国”，使孙坚、孙策的部属更加坚定地团结在孙权的周围。如史所载：“及权少年统业，（吴）夫人助治军国，甚有裨益。”《三国志•董袭传》说，“策薨，权年少，初统事，太妃忧之，引见张昭及袭等，问江东可保安否？”《妃嫔传》载，建安七年，夫人“临薨（按：虞喜《志林》说不同，认为权母吴夫人死于建安十二年），引见张昭等，属以后事”。诸此，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另外，吴越故地的丰富经济资源和地理环境，也为政权初建提供了重要的保证。论者或谓，江南经济是在南北朝以后发展起来的。我认为，这只能是就整体相对而言。实际上，吴郡、会稽郡等临海之地很久之前就已经有了相当发展。春秋时代的吴国、越国都曾是有相当经济基础的一代军事强国。吴王夫差力能战楚、挫越、伐齐，北会诸侯，“欲霸中国以全周室”①；越王句践（句，音gōu）兵败，卧薪尝胆，“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为质于吴，返国七年，即能“拊循其士兵，欲用以报吴”。平吴后，即能以兵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他的后代又曾“兴师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② 至汉，经济更有发展。《汉书• 地理志》说：“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汉书•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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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吴太伯世家》。

②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刘濞传》说：“吴有豫章郡（按：当作故鄣郡，治今浙江安吉西北）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诸此，都说明今天江浙之沿海地区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已经不亚于中原内陆地区。

但是，一个割据政权的存废，永远都同全国的客观形势相联系又相制约。中外历史概莫能外。无疑，外部的有利条件保证了孙权的诸侯地位，使其得机割江而治，得时迅速发展自己，得势抗衡中原。

北方多务

“北方多务”，局势混乱，曹操无暇南顾，是孙权得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最重要的外部条件。建安五年十月，鲁肃向孙权献策时曾提出“因其（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建议。对于东吴来说，这是一项伟大的战略构想。所以，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特加批语，说：“江东君臣上下，本谋不过此耳。”“本谋”就是立国之谋；“不过此耳”就是此前和以后东吴君臣上下提出的所有谋略，都不能与此同日而语。

现代人喜欢说抓住机遇。“因北方多务”，讲的就是东吴要抓住北方战乱频仍、曹操无暇向南用兵的机遇，固土拓疆，发展自己。

那么，当时北方的形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我在《曹操评传》中曾对东汉末年的形势做过三项分析：一曰外戚与宦官交互专权与斗争，动荡了东汉社会根基。指出，东汉后期百余年间，时而太后临朝，外戚掌权；时而宦官得势，专断朝廷。皇帝成了他们的傀儡。公元189年汉灵帝死，皇子刘辩即位，何太后临朝，何进掌握了政权。何进掌权后，把权宦蹇硕杀了。袁绍劝何进尽诛宦官，何进尚在犹豫不决之时，宦官首先发难，杀死何进。然后，袁绍尽杀宦官二千余人。继而董卓引兵入洛阳，废刘辩，杀何太后，立刘协，是为汉献帝。经过宦官与外戚的专权与斗争，中央的权力和威望削弱了，地方官的权力增大了，一些州郡牧守，更是竞相扩充自己的势力，手握重兵，成了实际上的各据一方之主。另外，由于地方上局势混乱，一些世豪地主武装也乘机发展了起来。二曰党锢之禁，为乱世的到来作了人才上的准备。党锢之祸，祸从宦官而来。“党人”有的被诛杀，有的被禁锢，但在社会上真正得分的却正是这些“党人”和太学生们。士人势力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外戚集团想依靠他们、利用他们。许多中央和地方的官僚以自己能同“党人”沾点边为荣。宦官集团内部也起了分化，不少人同情“党人”，站到“党人”一边。禁锢“党人”，反使“党人”成名。士人议论朝政、褒贬人物形成风气。这种风气，既影响着已经做官的士族知识分子，也激励着诸多隐士关心社会。东汉末年及三国期间有那么多在朝的或乡居的知天下大势的智谋人物出现，都可在这里找到其最初的某些联系。三曰黄巾起义、军阀混战，为群雄争霸准备了条件。宦官与外戚交互专权，加速了统治集团的腐败，增重了农民的负担。又加天灾频仍，水灾、旱灾、蝗灾、风灾、雹灾、震灾等等接连发生。天灾人祸，民不堪命，流离失所，饿遍地。劳动人民为了活命，不得不铤而走险——造反、暴动。诸多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鼓舞了劳动人民的反抗斗志，同时也给汉朝政权以沉重打击，动摇了它的根基。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终于爆发。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它的历史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它点燃了反抗汉朝统治者的烈火，虽然被镇压了，但烈火的余烬一直在燃烧着；另一方面，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用兵者和州郡史守、地方豪强，甚至一些野心家趁机招兵买马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很快形成了一些各霸一方的军事集团，客观上为军阀混战创造了条件。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更深的灾难。数十年间，群雄割据，“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①，你争我夺，无有休止之时。军阀混战，受苦受难最多最大的是老百姓。老百姓渴望安定和统一。有本事的割据称霸者，相对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在战争中发展了自己；平庸之辈和逆潮流者、对广大民众施暴不恤者，受到历史的惩罚，由强变弱，由大变小，最终或被吞并，或被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