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镇抚山越，讨不从命

孙权身为吴国主，执政五十余年。若从战略重点观察，赤壁之战应当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此前，主要在江南拓土固疆，镇抚山越，讨伐不从，巩固政权；此后，更重要的是北抗曹魏，西窥蜀汉，谋求帝业。

一、镇抚山越

历史记载，江浙闽粤之地，广为春秋时期的越国后人所居，部族聚落甚多，因称百越。山越，则泛指居住在山地的越族人。

越族是中国历史上古老的民族之一。据《吴越春秋》说：“禹周行天下，还归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夏）少康，恐禹迹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於越，号曰无馀。”贺循《会稽记》说：“少康其少子号曰於越，越国之称始此。”《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说，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馀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句践（句音 gōu，亦作勾）平吴，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他的后代，又曾兴师伐齐，伐楚，“与中国争强”。后来，楚威王大败越，消灭了越的独立政权，“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汉书•两粤传》说，汉初有闽粤（越）王无诸及粤（越）东海王摇，“其先皆粤（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武帝期间，两粤相战，闽粤发兵围东瓯，“天子遣（严）助发会稽郡兵浮海救之。……汉兵未至，闽粤引兵去，东粤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与众处江、淮之间”。

越族人自从楚灭其国后，始终没有再次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越族政权。部族丛立，遍布东南各地，互不相属，两粤王不能尽治，汉亦不能尽控。时而内附，时而反叛，时而为诸侯所用，时而自相攻伐。①

山越之难以镇抚的情况，仅就《汉书•严助传》载淮南王刘安《上汉武帝书》劝刘彻不要向山越用兵，便见一斑。刘安说：

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今发兵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逾领（岭），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

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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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汉书•两粤传》。

越人緜力材薄，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南方暑湿，近夏痒热，暴露水居，蝮蛇毒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

正因如此，两汉期间对于山越的或附或叛，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记载有谓：“（汉）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粤之害，即位数年，严助、朱买臣等招徕东瓯，事两粤，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①东汉末年，山越之民集落为寨，普建自己的独立武装，有的竟“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拥兵自保，抗拒官府，拒纳赋税，对地方政权构成了威胁。郡县无力征服，大多以抚为主。像《江表传》所载华歆在豫章的情况就算是比较好的了：“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鱼（华歆字）所遣长吏……惟输租布于郡耳，发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鱼亦睹视之而已。”

建安期间，天下混乱，诸侯争雄，两越旧地以及内徙越民，不仅有乘机拥兵起事者，而且普遍立寨固垒，自建武装，不听地方政权的管辖。孙氏父子试图立基江南，不根除地方武装和山越的反抗，便难以建立和巩固政权。所以，孙策初进江南之时就把镇抚山越作为重要问题对待。孙权继承了孙策的谋略，并且获得了重大成果。

孙权镇压山越的军事行动，可谓贯彻始终，但大的行动主要发生在建安八年至十三年间（公元203—208年）、建安十八年（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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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食货志》。

213年）和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其他时间虽然时有暴乱，并且有的也颇有声势，但从局域和规模上看都相对较小，历时亦短，很快平定，没有构成大变。

很可惜，历史对于孙权镇抚山越的具体过程，除了几个特例外，大多记载简略，有的只是记载了结果。

本节着重讲述建安八至十三年间，亦即赤壁战争之前的镇抚行动。

豫章郡内的镇抚行动

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孙权在豫章郡（按：辖地约为今江西省境）所辖各县进行了一次较大范围的镇抚山越的行动。

镇抚山越是他的既定政策，但大的行动发生在这一年却有一点偶然性。是年，孙权西伐黄祖，山越乘机“复动”。所谓“复动”，是说孙策时期和孙权统事两三年间一度被镇抚的山越，现在又开始发难了。山越“复动”，打破了孙权征讨黄祖的计划，不得不在取得了局部战果、打破了黄祖的水兵而“惟城未克”的情况下急回师。在回师过程中，兵过豫章（治今江西南昌），孙权做了一次全面具体的军事部署，重要将领都派到平复山越的前线：“使吕范平鄱阳（今江西波阳），程普讨乐安（今江西乐平），太史慈领海昬（今江西永修），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令长。”①

两三年间，诸将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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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按：“为剧县令长”，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说，“剧，艰也，甚也”；卢弼《三国志集解》引沈家本语“是时，韩当为乐安长，周泰为宜春长，吕蒙为广德长，然恐是总叙之词，未必皆一年之事。”沈说似更近是。

程普“从征江夏，还过豫章，别讨乐安”。乐安平定后，又“代太史慈备海昬”。①

太史慈本以建昌都尉驻海唇，孙权令其兼领海卜长。既而，委以“南方之事”，专司抗拒刘表的侄子刘磐的进犯，便由程普代其职守。②

韩当同吕范一起讨鄱阳，取得胜利，然后接程普的驻防地乐安，领乐安长，史称“山越畏服”。③

周泰被任命为宜春长，“所在皆食其征赋”，足见其获得相当成功。④

董袭与凌统、步骘、蒋钦等分别征讨“鄱阳贼彭虎等众数万人”。董袭“所向辄破，虎等望见旌旗，便散走，旬日尽平”⑤。凌统从击山贼，“权破保屯先还，余麻屯万人，统与督张异等留攻围之，……率厉士卒，身当矢石，所攻一面，应时披坏，诸将乘胜，遂大破之。”⑥

潘璋为西安（今江西武宁）长，邻县建昌（今江西奉新境）“起为贼乱”，孙权命他转领建昌长，加武猛校尉，“讨治恶民，旬月尽平”⑦。

十年（公元205年），上饶地方紧张，孙权将镇压山越名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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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程普传》。

②《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

③《三国志•吴书•韩当传》。

④《三国志•吴书•周泰传》。

⑤《三国志•吴书•董袭传》。

⑥《三国志•吴书•凌统传》。

⑦《三国志•吴书•潘璋传》。

东校尉贺齐和讨越中郎将蒋钦从东南前线调转过来，进讨上饶（江西今县）。《三国志• 贺齐传》说，“使贺齐讨上饶，分为建平县（在今上饶境）”。

丹阳郡内的镇抚行动

越民反抗比较激烈的地区还有丹阳郡。丹阳郡（按：辖境相当今安徽长江以南及江苏、浙江部分地区）是山越相对集中的地区。此前，他们曾帮助祖郎、太史慈反抗过孙策。祖郎、太史慈归附孙策以后，相对平静。孙权西向用兵时，他们也乘机“复动”。因此，孙权在平定豫章郡内诸县山越反抗的同时及以后，也将丹阳郡所属各县作为重点。其中见诸历史记载的有：

徐盛受命“讨临城（今安徽青阳）南阿山贼有功”。①吕蒙被命为广德（安徽今县）长，立有战功。②

黄盖“凡守九县，所在平定”，并且留下了一些有趣的故事。史称：他为石城（今安徽贵池境）长时，“石城县吏，特难检御”，黄盖为了分其权力，“乃署两掾，分主诸曹”。并写了一纸教令，约法在先，对他们说：“令长（按：黄盖自谓）不德，徒以武功为官，不以文吏为称。今贼寇未平，有军旅之务，一以文书委付两掾，当检摄诸曹，纠摘谬误。两掾所署，事入诺出，若有奸欺，终不加以鞭杖（按：意为不是鞭打杖打几下就算了，而是处以重罚），宜各尽心，无为众先。”据说，“初皆怖威，夙夜恭职”。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县吏见黄盖“不视文书，渐容人事”，便渐渐放肆起来。黄盖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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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徐盛传》。

②《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两掾不奉法数事”，于是“悉请诸掾吏，赐酒食，因出事诘问”。事实确凿，“两掾辞屈，皆叩头谢罪”。黄盖严厉地当众宣布：“前已相敕，终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即将两掾推出去斩了，“县中震栗”。①

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前后，孙权为了更有利地对付山越反抗，从丹阳郡分出一个临川郡（按：不久即废，非后来太平二年[公元257年]所设之临川郡），以朱然为太守，“会山贼盛起，然平讨，旬月而定”。②

吴郡和会稽等郡内的镇抚行动

吴、会稽等郡，自孙策镇压了严白虎、邹他、钱铜等诸多反抗后，局势一度相对安定。但在孙权西向用兵期间，也爆发了较大规模的骚乱。所以，孙权在镇抚豫章郡诸县的行动时，也同时注意到这些地方的局势。见诸记载的有：

命吴郡太守朱治，“征讨夷越，佐定东南”。朱治完成了使命，并顺势擒截了“黄巾余类陈败、万秉等”③。

命永宁（今浙江永嘉）长贺齐进兵会稽郡所属之建安（今福建建瓯），立都尉府，以平复建安、汉兴（今福建浦城）、南平（今福建南平）等地山越乱。这是孙权镇压山越行动中用兵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事。贺齐其人，早年即以镇抚山越闻名，孙策因以为永宁长，代领都尉事。后事孙权，终生以镇压山越为务。当时山越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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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黄盖传》。

②《三国志•吴书•朱然传》。

③《三国志•吴书•朱治传》。

起事，史称“贼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五人，率各万户，连屯汉兴，吴五（人名）六千户别屯大潭（今福建建阳境）。邹临六千户别屯盖竹（在今福建建阳境），同出余汗（约在今福建松溪西）。”可见起事者竟有六万二千户之多（按：提请注意，单位是户，不是人）。孙权命“（会稽）郡发属县五千兵，各使本县长将之，皆受（贺）齐节度”。东汉末年会稽郡辖十余县，每县五千兵，那么总兵力便有五六万之多。据载，"军讨汉兴，经余汗。（贺）齐以为贼众兵少，深入无继，恐为所断，令松阳（今浙江松阳西）长丁蕃留备余汗。蕃本与齐邻城，耻见部伍，辞不肯留。齐乃斩蕃，于是军中震栗，无不用命。遂分兵留备，进讨明等，连大破之。”战果略有：1. 临阵斩洪明；2.吴免、华当、洪进、苑御投降；3.转击盖竹，军向大潭，吴五、邹临二将又降；4.杀人六千余（“讨治斩首六千级”）；5. 名帅尽擒，复立县邑，重新建立或健全了地方政权。①

命朱桓为余姚长。朱桓两手并用，重点在抚，取得了很好效果。据载，朱桓到任时，“往遇疫疠，谷食荒贵”，于是“分部良吏，隐亲医药，飧粥相继”，因而很得民心，“士民感戴之。”继而，他被升迁为荡寇校尉，授兵二千人，并且有权“部伍（统率）吴、会二郡，鸠合遗散”，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期年之间，得万余人”。②

二、讨 李 术

前已述及，孙策活着的时候，据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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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贺齐传》。

②《三国志•吴书•朱桓传》。

江、庐陵六郡地。郡守大都是由自己的亲信担任的。惟庐江情况例外。庐江是六郡中最后得到手的。建安四年，孙策率领周瑜、孙权等“轻军袭拔庐江”，太守刘勋逃依曹操。是年曹操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袁绍，出自战略的考虑，很不情愿地"表孙策为讨逆将军，封为吴侯”。孙策为了回应朝廷和曹操的封赏，没有安排自己的亲信出任太守，而是“表用汝南李术为庐江太守，给兵三千人以守皖”①。

李术其人，笔者未能审其所本。只知他虽为孙策"表用"，但自认是经过曹操认可的正式的朝廷命官，不愿为孙氏兄弟所用，而且野心很大，极想北依曹操，乘乱谋得扬州刺史的位置。

当时的扬州刺史名叫严象。严象是荀彧推荐给曹操的重要人物之一。《三国志•荀彧传》注引《三辅决录[注]》说：“（严）象字文则，京兆人。少聪博，有胆智。以督军御史中丞诣扬州讨袁术，会术病卒，因以为扬州刺史。建安五年，为孙策庐江太守李术所杀”。对于这位曹操派出的颇有才能的封疆大吏，立足未稳，便被略占先机的李术杀了，《三国志》作者陈寿非常为之叹息：“太祖（曹操）以（荀）或为知人，诸所进达皆称职，唯严象为扬州，韦康为梁州，后败亡。”②

孙策死后不久，李术便公开宣称不听孙权管束，而且公然引诱招纳孙权“亡叛”士卒，瓦解孙权的部曲。面对李术的叛逆行径，孙权和他的幕僚们自然不能等闲视之。因此毅然利用曹操北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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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

②《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据《三辅决录[注]》载，韦康字元将，京兆人，被孔融誉为“渊才亮茂，雅度弘毅，伟世之器也”，代父韦端为凉州刺史，"后为马超所围，坚守历时，救军不至，遂为超所杀"。

兵而无暇南顾的机会，抓紧时间约在建安五年末或建安六年进行了讨伐李术的战争。

《三国志•孙权传》注引虞溥《江表传》记载了这次战争的缘起、谋略和结果：

战争缘起，略为三条：第一，防止庐江从自己的统治地盘中分裂出去，即所谓：“初（孙）策表用李术为庐江太守，策亡之后，术不肯事（孙）权”；第二，根绝李术“多纳其亡叛”的不利局面，稳定和巩固自己军队；第三，惩罚李术对自己的侮辱。记载说，李术收纳孙权的“亡叛”人员，孙权曾“移书求索”，令其放回，李术不仅没有应允，而且使用了侮辱性的语言加以回复：“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不应复还。”这是把孙权比作无德的人，无异于公然挑战，因此大大刺激了孙权。

战争谋略，重在稳住曹操，孤立李术。第一，把曹操放在朝廷“代表”的位置上，自以曹操表荐的“讨虏将军”的身份向其报告“李术凶恶”，即所谓“权大怒，乃以状白曹公”。其词略为：“严刺史（按：即扬州刺史严象）昔为公（按：尊称曹操）所用，又是州举将（按：指自己被扬州刺史严象举为茂才），而李术凶恶，轻犯汉制，残害州司，肆其无道，宜速诛灭，以惩丑类。”第二，讲述讨伐李术，上利国家，下为严象报仇，完全正义。因说：“今欲讨之，进为国朝扫除鲸鲵，退为举将报塞怨雠，此天下达义，夙夜所甘心。”第三，请求曹操不要干预，上书中恳切地对操说：“术必惧诛，复诡说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内所瞻，愿敕执事，勿复听受”。

战争结果，建安五年末，孙权“举兵攻术于皖城”。李术无力相抗，“闭门自守，求救于曹公。曹公不救。粮食乏尽，妇女或丸泥而吞之”。孙权“遂屠其城，枭术首，徙其部曲三万余人”。

年轻的孙权，刚履其任，谋术并用，便取得了一次重要的局部战争的胜利。战争巩固了孙氏的既有地盘，扬州七郡，孙权有其六，而曹操重新派出的扬州刺史刘馥仅有九江一郡之地。

三、解除孙辅兵权

约在讨灭庐江太守李术的前后，孙权还做了另一项重大决策：解除了堂兄、平南将军、交州刺史孙辅的兵权。

孙辅，字国仪，是孙权伯父孙羌的第二个儿子，年龄比孙策略长数岁。父母早逝，由兄长孙贲抚养成人。史赞“弟辅婴孩，贲自赡育，友爱甚笃”。① 及长，随兄孙贲征战。袁术僭号称帝时，曾经以吴景为广陵太守，孙策的族兄孙香为汝南太守，孙贲为九江太守。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孙策谋取江东，渡江作战，给吴景、孙贲、孙香等发去书信：“今征江东，未知二三君意云何耳？”吴景、孙贲积极响应，迅即渡江，孙香“以道远独不得还”②。当时，孙辅已被袁术授予军职，也毅然率部随孙贲等支援作战。史载，孙辅“以扬武校尉佐孙策平三郡（按：指吴、会稽、丹阳）。策讨丹杨七县（按：汉末丹阳郡属县十六，此七县指丹阳、宛陵、泾、陵阳、始安、黟、歙），使辅西屯历阳（今安徽和县）以拒袁术，并招诱余民，鸠合遗散”。继而，“又从策讨陵阳，生得祖郎等”。建安四年，孙策西袭袁术封授的庐江太守刘勋，孙辅亦随从，“身先士卒”，立有战功。因此，孙策用他做庐陵太守，“抚定属城，分置长吏”，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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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宗室传•孙贲》。

②《三国志•吴书•宗室传•孙贲》注引《江表传》。

又升授“平南将军，假节领交州刺史”。

孙辅年龄比孙权大，战功比孙权也多，并且假节一方兵权，对年轻的孙权的能力有点看不起。前面提到，孙氏家族内部颇有一些人想乘孙策死时夺取权力，不仅三弟孙翊想谋军权，而且堂兄孙暠也想乘丧兴兵。不过，他们都没有对孙权构成事实上的严重威胁。真正构成威胁的是孙辅。孙辅试图北联曹操，以实现自己的阴谋。对此，《三国志》孙辅本传记载比较简单，仅称孙辅“遣使与曹公相闻，事觉，权幽系之"。裴松之注引鱼豢《典略》记录稍微详细。

辅恐权不能保守江东，因权出行东冶，乃遣人赍书呼曹公。行人以告，权乃还，伪若不知，与张昭共见辅，权谓辅曰：“兄厌乐邪，何为呼他人？”辅云无是。权因投书与昭，昭示辅，辅惭无辞。乃悉斩辅亲近，分其部曲，徙辅置东。

孙辅给曹操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不得而知。揣度之，自然不外以下几个方面：一述孙权无能，“不能保守江东”；二望曹操控制的朝廷直接干预，另从孙氏家族内选立贤能；三请曹操向南示兵，声援自己谋夺权力的行动。

毫无疑问，孙辅所为，对于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权或军事集团来说，已属“谋叛”。

天助孙权，书信未能送达曹操，“行人以告”。古称使者为“行人”。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孙辅的使者把书信交给了孙权。孙权自东冶（今福建闽侯）迅即返吴（今江苏苏州），当机立断在张昭的协助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敢、机智、妥善而又不乏威慑地处理了这件大事：第一，考虑到宗族的关系，保留了孙辅的脑袋；第二，孙辅的亲近幕僚，不论是否参与其事，全都杀了；第三，把孙辅统属的军队重新整编，化整为零，分割归属于其他将领；第四，将孙辅移地软禁起来。

据载，没有几年孙辅便死了。孙权没有连坐他的子孙。后来，孙辅的四个儿子，都被安排了官职，“皆历列位”。

四、杀盛宪，诛妫览余党

盛宪，字孝章，会稽人，曾经是汉室朝廷任命的吴郡太守。虞预《会稽典录》说：盛宪“器量雅伟，举孝廉，补尚书郎，稍迁吴郡太守，以疾去官。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宪素有高名，策深忌之。”这说明，孙策平吴以后，就曾想把不肯为己所用的盛宪杀掉。所以，少府孔融很想把他调回朝廷，以免受害。《会稽典录》记载，“宪与少府孔融善，融忧其不免祸”，于是给曹操写了一封长信，恳请曹操尽快施救。书信不仅高度看重盛宪，而且写得很有文采和感情，其中有言：“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指曹操）为始满，融又过二，海内知识，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孙氏，妻孥湮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复永年矣。”又说：“今孝章实丈夫之雄也，天下谭士依以扬声，而身不免于幽执，命不期于旦夕，是吾祖（指孔子）不当复论损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按：朱穆，东汉人，曾任冀州刺史，著《绝交论》，行于世）。公诚能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则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曹操接受了孔融意见，“由是征盛宪为骑都尉”。但晚了一步。约在建安七年，孙权抢在曹操所发朝廷敕命到达之前，将盛宪杀死。

孙权杀死盛宪以后，盛宪做吴郡太守时所举孝廉妫览、戴员“亡匿山中”。建安八年，孙权的弟弟孙翊为丹阳太守，以礼招致妫览、戴员，并以览为大都督，员为郡丞。不久，翊将边鸿（一作洪）杀翊，妫览、戴员均与其谋。孙权族兄、威寇中郎将、领庐江太守孙河得知孙翊遇害的消息，“驰赴宛陵（丹阳治所，今安徽宣州），责怒览、员”。览、员二人害怕了，觉得“伯海（孙河字）与将军（指孙翊）疏远（按：孙翊、孙河不是亲兄弟。孙河本姓俞氏，孙策爱之，赐姓为孙），而责我乃耳（尔）。讨虏（指孙权）若来，吾属无遗矣”，于是反叛，“遂杀河，使人北迎扬州刺史刘馥，令住历阳（今安徽和县），以丹阳应之”。刘馥未至，孙翊夫人徐氏与孙翊帐下诸将设计将妫览、戴员杀死。《三国志•孙韶传》注引《吴历》详细记载了事情经过：“妫览、戴员亲近边洪等，数为翊所困，常欲叛逆，因吴主出征（按：指建安八年孙权征黄祖、镇山越），遂其奸计。时诸县令长并会见翊……翊以长吏来久，宜速遣，乃大请宾客。翊出入常持刀，尔时有酒色，空手送客，洪从后斫翊，郡中扰乱，无救翊者，遂为洪所杀。”边洪逃走入山。孙翊妻子徐氏悬赏“追捕”，不久便将边洪捉住。妫览、戴员为了灭口，归罪于洪，将洪杀死，“诸将皆知览、员所为，而力不能讨”。妫览得势，“人居军府中，悉取翊嫔妾及左右侍御”，并想占有徐氏。徐氏利用孙翊旧将孙高、傅婴等，设计除掉妫览、戴员。

孙权得知三弟孙翊被杀，驱兵奔丧，及至，徐氏与孙高、傅婴等已诛妫览、戴员。孙权“悉诛览、员余党”，赏有功，“擢高、婴为牙门，其余皆加赐金帛，殊其门户”，彻底平息了丹阳的地方性叛乱。随后，建安九年，以堂兄孙瑜代孙翊领丹阳太守。

五、征 黄 祖

黄祖作为荆州牧刘表麾下将军、江夏太守，驻守夏口（今湖北武汉市境），扼守长江要冲。他有两件事被生动地记在历史上，一是“拉杀”名人狂生祢衡；二是“射杀”豫州刺史孙坚，成为孙氏世仇，终被孙权“枭首”。

关于黄祖“拉杀”祢衡以及祢衡其人，我在《曹操传》和《曹操评传》中均较多论述。概括起来说，略为：祢衡，字正平，平原般（治今山东商河西）人，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建安初自荆州北游许都，自恃才高，常发“臧否过差”之偏激言论，众人皆切齿，但受到孔融赏识。孔融数荐祢衡于曹操。曹操欲相见，但祢衡倒摆起了臭架子，自称狂疾，不肯往，而且说了不少难听的话。曹操知道了这种情况后，很不高兴，但因其有才名，并不想杀他，只是想羞辱一下，挫其傲气，他听说祢衡善击鼓，于是“录为鼓史”。曹操大会宾客，让衡击鼓。按照时俗，鼓史击鼓皆脱其旧衣，换上专门为鼓史做的衣服从宾客面前走过。其他鼓史皆照规矩办。祢衡则“过不易衣”。受到主事吏的“呵斥”后，便走到曹操面前先解外衣，次解余服，裸身而立，然后慢慢把新衣穿上。孔融狠狠把祢衡批评了一顿，祢衡答应给曹操道歉。约好早上见，一直到日暮之时，衡身着单布衣（当时是十月，天已冷）、疏巾，坐曹操营门外，以杖捶地，大骂曹操。曹操压住怒火，没有把他杀掉，而是准备精马三匹，骑兵二人，把他礼送与刘表。据说，衡至荆州，刘表“悦之以为上宾”，“文章言议，非衡不定”，但他老毛病不改，“复侮慢于表”，再加有人从中挑唆，刘表“耻不能容”，于是将他送给江夏太守黄祖。刘表明知“黄祖性急，故送衡与之”。这同曹操一样，都是想借刀杀人。

据说，黄祖亦很善待祢衡。《后汉书• 祢衡传》说：“衡为作书记，轻重疏密，各得体宜。”黄祖特别高兴，握着祢衡的手说：“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黄祖的儿子、章陵太守黄射，“尤善于衡”。历史记录了二人友好相处的故事。其一，黄射曾经同祢衡一同出游，“共读蔡邕所作碑文”，射爱其辞，回到住地后悔没有把碑文抄录下来。祢衡从容说：“吾虽一览，犹能识（记）之，唯其中石缺（按：意谓碑文刻石残缺）二字为不明耳。”随即将碑文默写出来。黄射当即派人快马“写碑还校”，果然“如衡所书”，在座人等，“莫不叹伏”。其二，有一次黄射大会宾客，有人敬献一只鹦鹉，黄射举杯请祢衡为其作赋，衡当即“拦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然而没有多少日子，祢衡本性难移，目无尊长，狂傲之气又发作了。黄祖大会宾客，"衡言不逊顺"，使黄祖下不了台。黄祖“乃呵之”，衡竟瞪着两只大眼骂黄祖“死公”，祖大怒，令人拖出去，“欲加篷（杖打）”，衡更大骂，祖怒不可遏，即令“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杀之”。据说，黄射听到消息，来不及穿鞋子便跑来相救，但已经晚了。黄祖也后悔了，“乃厚加棺敛”。衡时年仅二十六岁。①

黄祖是孙氏世仇。前已述及，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孙坚攻刘表，刘表令黄祖迎击孙坚于樊、邓之间（今湖北襄樊境），“坚击破之，追渡汉水，遂围襄阳（今湖北襄樊）”。胜利在望，孙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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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 祢衡传》、《三国志• 魏书• 荀彧传》注引《典略• 祢衡传》。

马”出行巡视，“为祖军士所射杀。”孙坚被乱箭射死以后，孙氏功业受到极大挫折，几难再振。后来，孙策据有江南，力量稍备，即谋复仇。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发兵重创黄祖于沙羡县，“锋刃所截，炎火所焚，前无生寇，惟祖迸走”。这就是说，黄祖家属部曲，虽然被杀殆尽，但黄祖逃过一死，孙策兄弟的杀父之仇未能彻底得报。

黄祖深知决定生死的未来的战争总归是无法避免的。他紧紧依靠刘表，与刘表相互为用，全力备战：一、积极募兵，仅三四年的时间，便又重新组建起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队伍；二、刘表特设章陵郡（治今湖北枣阳东），用黄祖的儿子黄射为章陵太守，遥领其职，就近治兵，驻扎沙羡至柴桑（今江西九江）一线，以与黄祖为掩角之势；三、为了分散对方的兵力，刘表还加强了据守鄱阳湖畔的侄子刘磐的力量，用以牵制孙权名将太史慈等（按：太史慈死于建安十一年）；四、不断骚边，示强，虚张声势。历史记载，在孙权尚未发动之前，刘表、黄祖数次支使刘磐、黄射犯边。《三国志•徐盛传》说，徐盛以五百人“守柴桑长，拒黄祖”，黄祖的儿子黄射率领数千人顺流而下攻击徐盛，“盛时吏士不满二百，与相拒击，伤射吏士千余人”，然后开门出战，大破黄射，“射遂绝迹不复为寇”。

听鲁肃之议，第一次出征

孙权必征黄祖，但何时用兵并不是随机的。就形势和辖属关系言，征黄祖就是对刘表用兵，而当时刘表虽弱，但孙权并不完全具备这样的势力。所以内部便产生了分歧，一方是鲁肃、甘宁等一班武将，一方是张昭等一班文臣。

前面提到，鲁肃初见孙权时就曾献计：抓住曹操胶着北方战事而无暇南顾的机会，“剿除黄祖，进伐刘表”。此说虽然受到孙权赞许，但遭到张昭“訾毁”。孙权没有听张昭的，而是命令诸将极备战。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发动了第一次征讨黄祖的战争。

孙权为什么在这一时间开始发动战争呢？

第一，统事三年，为政、用人、处理家族内争等问题都取得了好的成就，权力地位已经相对稳定；

第二，抚山越，讨不服，取得了不少局部战争的胜利，辖内略显稳定，诸将佩服，愿为之战；

第三，与荆州接壤的重要据点布防已经基本就绪。中护军周瑜继领江夏太守，驻宫亭（即宫亭湖，今鄱阳湖），柴桑长徐盛镇守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二人统制水陆，紧扼浔阳江（今江西九江北之一段长江名称）要冲；建昌都尉太史慈驻守海垦、建昌，抗住了刘表的局部用兵，基本控制了鄱阳湖以西一线；

第四，曹操的主力部队正在河北前线收拾袁谭、袁尚兄弟，孙权北面防守压力较小，没有曹操南来之虞，敢于放手灵活调动自己的军队；

第五，是年，曹操为了促进袁谭、袁尚兄弟内变，依从郭嘉的计谋，示以南征刘表的假象，曾耀兵南下，军驻西平（治今河南西平西），刘表因此大为紧张，不敢轻举妄动，不得不备兵防操；

第六，刘备军事势力在荆州的迅速发展，刘表在心理上感受到了威胁，不能不有所防备，因而也使他不敢将过多的主力调离襄阳一带，而去支援黄祖；

第七，刘表年衰，二子争立已趋白热，内部争斗很激烈；亲曹派搞得刘表心神不定。

诸此可见，在这一时间发动征讨黄祖的战争是非常适宜的。初冬十月，孙权亲率征虏中郎将吕范，荡寇中郎将程普，别部司马黄盖、韩当、周泰、吕蒙等开赴前线，并督同周瑜、徐盛等，水陆并进，向黄祖发起进攻。战事进行得很顺利，彻底击垮了黄祖的水军，一路前进，很快兵临黄祖的大本营沙羡城下。

从历史记载分析，当时的沙羡（按：夏口在沙羡境。后来吴改沙羡为鄂城）城防是相当巩固的，所以没能即时攻破。是役，孙权的重大损失是破贼校尉凌操牺牲。凌操“从讨江夏，人夏口，先登，破其前锋，轻舟独进，中流矢死”。①《三国志•甘宁传》注引《吴书》说，凌操是被甘宁射死的。当时，甘宁正在黄祖那里效力，“权讨祖，祖军败奔走，追兵急，宁以善射，将兵在后，射杀校尉凌操。”

正当全力攻城，有望捉住黄祖的时候，孙权接到了后方的告急情报。豫章、丹阳、庐陵、吴、会稽等郡的山越全面“复动”，形势紧急，直接威胁孙氏政权的统治。权衡利弊轻重，孙权自然明白，镇抚山越比捉拿黄祖更为重要。因此，不得不下令班师，第一次出征功亏于垂成。

甘宁称说荆州形势。第二次和第三次出征

建安八年至十一年，孙权全力镇压了一些地方的山越暴乱。镇抚行动取得相当成功，孙权的军事力量非但没有削弱，而且得到更大的扩充和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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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凌统传》。

同时，周瑜、董袭等在此期间，也受命完成了进犯到刘表边缘地区、进而扫清附近“山贼”、消灭来犯之敌的任务。建安十一年，孙权督周瑜率领绥远将军孙瑜等讨麻、保二屯（在今湖北嘉鱼境）“山贼”，周瑜“枭其渠帅，囚俘万余口”，补充了军队，“还备宫亭”。继而，约在建安十二年，黄祖遣其将邓龙率兵数千人侵入柴桑境，周瑜"追讨击，生虏（邓）龙送吴”。①

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间，甘宁来归，促进了再伐黄祖的进程。

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今重庆忠县）人。据说，他是秦丞相甘茂的后代。甘茂是南阳下蔡人，因此历史上又称“宁本南阳人，其先（按：指先祖）客于巴郡”。甘宁年轻时候即以豪侠闻名，史谓“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毦（音er，羽毛饰物）带铃，民闻铃声，即知是宁”。与人相处，不管是一般人等，还是地方官吏，对自己好，"接待隆厚者"便与其“交欢”；否则，即让自己的属下“夺其资货”。因此，地方官吏都很怕他，以至不敢当班做事。《三国志•甘宁传》注引韦曜《吴书》还说：“宁轻侠杀人，藏舍亡命，闻于郡中。其出入，步则陈车骑，水则连轻舟，侍从被文绣，所如光道路，住止常以缯锦维舟，去或割弃，以示奢也。”后来，渐悟所作所为之非，陡然改变，“止不攻劫，颇读诸子”，并曾做过县吏、郡丞，但不久又弃官归家了。继而，“乃往依刘表，因居南阳”。据载，他没有受到刘表的重视，“不见进用，后转托黄祖，祖又以凡人畜之。于是归吴”。《三国志》注引《吴书》还说：“宁将童客八百人就刘表。表儒人，不习军事。时诸英豪各各起兵，宁观表事实，终必无成，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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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欲东入吴。黄祖在夏口，军不得过，乃留依祖，三年，祖不礼之。”甘宁救过黄祖的命。孙权第一次讨黄祖时，"祖军败奔走，追兵急，宁以善射，将兵在后"，射死孙权的破贼校尉凌操，黄祖免于一死。然而，“祖既得免，军罢还营，待宁如初”，依然不予重用。据说，黄祖属下都督苏飞“数荐宁，祖不用”。不仅如此，黄祖还企图瓦解甘宁的部曲，“令人化诱其客”，不少人渐渐离宁而去。甘宁很失望，很苦闷，“欲去，恐不获免”，但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苏飞知道甘宁想要离开，一天苏飞对甘宁说：“吾荐子者数矣，主（指黄祖）不能用。日月逾迈，人生几何，宜自远图，庶遇知己。”甘宁说：“虽有其志，未知所由。”苏飞说，我去向黄祖讲讲请他放你出去做邾县（在今湖北黄冈境）长，你到了那里以后，看机行事。黄祖听从了苏飞的建议，让甘宁做邾县长。甘宁到了邾县以后，“招怀亡客并义从者，得数百人”，遂即归吴。

甘宁入吴，“周瑜、吕蒙皆共荐达，孙权加异，同于旧臣”。甘宁甚知荆州之要，因而即陈征黄祖、伐刘表、奄有荆州之计。主要内容约为：

第一，申述西取荆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今汉祚日微，曹操弥憍（音 jiao，通骄），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

第二，申述西伐刘表的急迫性：“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敬称孙权）不可后操图之。”

第三，申述欲图刘表“宜先取黄祖”之议。列举了可即兴兵的有利条件：一曰黄祖老迈昏庸，不得人心：“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欺弄，务于货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二曰黄祖第一次受创以后尚未恢复元气：“舟船战具，顿废不修，怠于耕农，军无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三曰征破黄祖的重大意义：“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按：又称扞关，在今湖北长阳境），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

孙权认为甘宁的话很有道理，“深纳之”，然而又遭到张昭的反对。张昭认为不宜出兵，应该先稳定内部，说：“吴下业业（按：意为吴下形势令人担忧），若军果行，恐必致乱。”甘宁当即批评了张昭不求进取的精神，说：“国家（指孙权）以萧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忧乱，奚以希慕古人乎”孙权本来有意再次发动征讨黄祖的战争，自然是听甘宁的，于是举杯对甘宁说：“兴霸，今年行讨，如此酒矣，决以付卿。卿但当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则卿之功，何嫌张长史（昭）之言乎（何必在乎张长史说什么）。”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孙权以第一次出征诸将，以及别部司马凌统等进行了第二次讨伐黄祖的战争。根据《三国志•孙权传》的“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的简短记载分析，这次征伐没有全面展开，虽然取得一定战果，但不够辉煌。究其原因，不得其详。极大可能是，母亲“疾笃”病危，孙权不得不罢兵回吴。《资治通鉴》卷65记载：“权母吴氏疾笃，引见张昭等，属（嘱）以后事而卒。”这说明，孙权紧往回赶，还是没有赶上母亲的最后一口气，所以其母弥留之际只好召见张昭等“嘱以后事”。

建安十三年春，孙权没有以“国丧不举兵”为训，第三次率领整装待发的军队开赴征伐黄祖的前线。这次，他以周瑜为前部大督，以刚刚升职为偏将军的董袭和年轻的破贼都尉凌统，以及平北都尉吕蒙等三人为前部先锋。

黄祖也已数年战备，所以战斗进行得很激烈。

《三国志•董袭传》说，黄祖“横两蒙冲（按：蒙冲是大的战船名字）挟守沔口（即汉口），以耕闾大绁（按：即棕榈大绳）系石为矴（音ding，固定船只用的石锚），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董）袭与凌统俱为前部，各将敢死百人，人被两铠，乘大舸船，突入蒙冲里。袭身以刀断两绁，蒙冲乃横流，大兵遂进。祖便开门走，兵追斩之。”

《三国志•凌统传》说，孙权“复征江夏，统为前锋，与所厚健儿数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数十里。行入右江，斩黄祖将张硕，尽获船人。还以白权，引军兼道，水陆并集。时吕蒙败其水军，而统先搏其城，于是大获。”

《三国志•吕蒙传》说，吕蒙“从征黄祖，祖令都督陈就逆以水军出战。蒙勒前锋，亲枭（陈）就首，将士乘胜，进攻其城。祖闻（陈）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

《三国志•孙权传》说，孙权复征黄祖，“祖先遣舟兵拒军，都尉吕蒙破其前锋。而凌统、董袭等尽锐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骑士冯则追枭其首，虏其男女数万口。”

谁的功劳最大？从孙权的态度看，历史记载了四种情况：

其一，在追杀黄祖以后的第二天的庆祝会上，孙权举起酒杯对董袭说：“今日之会，断绁之功也。”

其二，在另一场合说：“事之克，由陈就先获也。”因此把吕蒙升为横野中郎将，赐钱千万。

其三，凌统先此酒后杀死同部督陈勤，犯杀人罪，大破保屯“山贼”以后，“自拘于军正（按：军中执法者）”，孙权“使得以功赎罪”，属于戴罪之身，不宜大的封赏，而赐号承烈都尉，以示其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