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赤壁之战

孙权“因北方多务”之机顺利剿灭黄祖以后，并没有回师东下，而是坐镇柴桑，除使贺齐率领部分军队镇压黟、歙山越，部分军队防曹操于合肥以外，其主力军队大部布置在柴桑至夏口一线和鄱阳湖以西地带。

毋庸讳言，孙权在觊觎荆州。这是他的既定方略，他在谋划实现鲁肃所献的“帝王之策”：“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①他在憧憬甘宁为他绘制的美好远景：“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②

孙权既知荆州对自己很重要，又知曹操北征乌桓以后的下一个目标必是荆州。因此，他以“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为指导思想抓紧时间积极备战。

曹操早在讨伐袁氏兄弟的时候，就曾一度南向示兵，给刘表施加压力，以促进荆州内部的分裂，给亲曹势力的发展以鼓励和支持。及至北破乌桓，完成了统一北方的战争，满怀胜利的喜悦，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初回到邺城后不久，便传来了孙权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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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②《三国志•吴书•甘宁传》。

剿灭黄祖的消息。他甚感时不我待，所以不俟休整，也立即开始了南向用兵的准备。

孙权谋取荆州的野心既然已经明显暴露，刘备在荆州的势力也日渐坐大，曹操则想抢在孙、刘之前拥有荆州，因此荆州成为曹操、孙权、刘备争夺的焦点。他们展开了谋取荆州的“赛跑”。然而，孙权终因势力不及而后曹操一步。

一、战前形势和孙权的战略调整

在曹操完成了北方的统一战争的时候，全国军事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吕布、袁术、袁绍父子先后被消灭了，乌桓被征服了，能够继续与曹操为敌者，主要是南方的三个地方军事集团：一是荆州刘表，二是江东孙权，三是依附于刘表的刘备。另外，还有益州刘璋和西北方面的张鲁、马超和韩遂等。

荆州内变，孙权谋有荆州之地

历史表明，正当曹操、孙权、刘备的势力日渐壮大和发展的时候，荆州牧刘表统治十八年的荆州却已积弱难返了。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长沙太守孙坚攻杀荆州刺史王叡，朝廷即以刘表为荆州刺史。刘表在蒯越等人的帮助下，平定江南，遂有“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之地和“带甲十余万”之众。初期颇有政绩。史载，刘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所以在北方连年战争的时候，而荆州是相对稳定的。兖、豫诸州及关西“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刘镇南碑》对于他的政绩还夸张地说：“劝穑务农，以田以渔，稌（音 tú，稻）粟红腐，年谷丰伙。江湖之中，无劫掠之寇，沅湘之间，无攘窃之民……当世知名，辐而至，四方襁负，自远若归，穷山幽谷，于是为邦，百工集趣，机巧万端，器械通变，利民无穷。邻邦怀慕，交、扬、益州，尽遣驿使，冠盖相望。下民有康哉之歌，群后有归功之绪。”然而刘表乃一儒人，胸无大志，谋无远虑，不习军事，试图“爱民养士，从容自保”。①

曹操定冀州、征乌桓时，刘备曾建议他乘机袭击曹操的后方。他不听。曹操避免了两面作战之忧，刘表在客观上为曹操取得北方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及至曹操还邺，刘表才开始认识到大事不好了，不无后悔地对刘备说："不用君言，故失此大会也”。②

建安八年以后，荆州形势迅速陷入严重危机。

第一，离心力——亲曹势力左右政局。刘表周围逐步形成了以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大将蒯越、东曹掾傅巽等高层领导为代表的亲曹集团。这是一批很有政治头脑的人物。他们深知曹操必成气候，刘表很难自保，因而试图说服刘表依附曹操，从而获得个人的巨大利益。

《三国志•刘表传》记载，早在曹操与袁绍争雄河北的时候，韩嵩、刘先等即对刘表说：“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将择所从。将军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望。夫见贤而不能助，请和而不得，此两怨必集于将军，将军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贤俊皆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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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后汉书•刘表传》。

② 《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注引《汉晋春秋》。

之，其势必举袁绍，然后称兵以向江汉，恐将军不能御也。故为将军计者，不若举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将军。长享福祚，垂之后嗣，此万全之策也。”大将蒯越也竭力附和，劝刘表归附曹操。刘表一度被这些人说得有点动了。因此，“表狐疑，乃遣（韩）嵩诣太祖以观虚实”。《傅子》载，行前刘表对韩嵩说：“今天下大乱，未知所定，曹公拥天子都许，君为我观其衅。”韩嵩再次乘机进言：“以嵩观之，曹公至明，必济天下。将军能上顾天子，下归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国实受其祐”；并且非常聪明地为自己留下后路，对刘表说，如果你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那么我有话说在前头，假设我到京师，天子给我一官，我就成了“天子之臣，而将军之故吏”了，“在君为君，则嵩守天子之命，义不得复为将军死也”。果然，曹操以朝廷的名义“拜嵩侍中，迁零陵太守”。韩嵩回来以后，大讲曹操“威德”，并劝说刘表“遣子人质”。刘表大怒，以为韩嵩“怀贰”，所以尽为曹操说话，于是“大会僚属数百人，陈兵见嵩，盛怒，持节将斩之”。韩嵩“具陈前言”。刘表妻子蔡氏也为说情：“韩嵩楚之望也，且其言直，诛之无辞”。刘表在“考杀随嵩行者”以后，确知“嵩无他意”。但他嫉怒难平，不肯无罪释放，依然将其关押了起来，“弗诛而囚之”。

这股亲曹势力，内抗刘备，支持刘琮，削弱刘琦，外慕曹操，成为曹操南下荆州的实际内应。历史的时间表证明，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兵出宛、叶；八月刘表病死，刘琮继为荆州牧；九月曹操兵到新野，遂至襄阳，刘琮便投降了。刘琮为什么这样快就投降了呢？固然，曹操统一北方的震慑力不可低估。但荆州亲曹势力的内蚀作用更是重要。据载，大将蒯越、刚刚官复原职的韩嵩，以及东曹掾傅巽等一齐劝说刘琮投降曹操。刘琮心存侥幸，说：“今与诸君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何为不可乎？”傅巽回答说：“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御国家，其势弗当也；以刘备而敌曹公，又弗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锋，必亡之道也。”傅巽进一步分析，指出刘备是靠不住的：“将军自料何与刘备？”琮说：“吾不若也。”巽说：“诚以刘备不足御曹公乎，则虽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诚以刘备足御曹公乎，则备不为将军下也。愿将军勿疑。”①文士王粲说得更干脆：“天下大乱，豪杰并起，在仓卒之际，强弱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当此之时，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观古今之成败，能先见事机者，则恒受其福”，“如粲所闻，曹操故人杰也，雄略冠时，智谋出世”，要想保己全宗，长享福祚，只有“卷甲倒戈，应天顺命，以归曹公”，才是“万全之策”。② 就这样，刘琮被亲曹势力说服了，曹操军到襄阳，便乖乖举州投降了。刘琮被曹操另行安排为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十五人如愿以偿，都被封侯，并授以中央要职，蒯越为光禄勋，韩嵩为大鸿胪，李羲为侍中，刘先为尚书令，王粲为丞相掾，其余人等亦“多至大官”。③

综上可见，赤壁之战以前，孙权尽管兵临夏口，但要前进夺取荆州，必将遭到以亲曹势力为中心而团结起来的各路军事力量的反抗。所以，他的条件远远不及曹操，虽然兵陈荆州边界，但不能遽然发动，只能是一种窥机而动的态势。

第二，分裂力——刘表昏庸，兄弟争夺权力。赤壁战前，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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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刘表传》。

②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文士传》。

③ 《三国志•魏书•刘表传》。

已经七十余岁，体弱多病，政无主见，几股势力在他的身边转。刘琦、刘琮兄弟争夺权力的斗争日趋白热。

刘表所生二子皆为平庸无能之辈，正如曹操所给的评语那样，“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字），刘景升（刘表字）儿子若豚犬耳！”①将人比做猪狗，可见鄙视之甚。刘表生病期间，两个儿子都在觊觎州牧的位子。《后汉书•刘表传》载，起初刘表因为长子刘琦的相貌酷似自己，“甚爱之”，后来为次子刘琮娶了后妻蔡氏的侄女，“蔡氏遂爱琮而恶琦，毁誊之言日闻于表。表宠耽后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张允并得幸于表，又睦于琮，而琦不自宁。”

刘琦失宠了，失势了，恐慌了，因而向诸葛亮请求自安之术。《后汉书•刘表传》记载，“亮初不对。后乃共升高楼，（琦）因令去梯，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阴规出计。会表将江夏太守黄祖为孙权所杀，琦遂求代其任。”②《三国志•刘表传》的记载不同，认为刘琦并非自求，而是被遣外任的：“初，表及妻爱少子琮，欲以为后。而蔡瑁、张允为之支党，乃出长子琦为江夏太守”。两说可以并存。

刘表晚年，完全被后妻蔡氏、少子刘琮及其“支党”所控制。据《三国志•刘表传》注引《典略》记载，刘表病甚，刘琦性孝，“还省疾”，蔡瑁、张允恐刘琦见到刘表，“父子相感，更有托后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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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历》。

② 申生、重耳皆春秋时晋献公儿子，申生为太子被骊姬所害，重耳出逃在外，后来返国为君，是为晋文公。

将刘琦“遏于户外，使不得见”，威胁说：“将军（指刘表）命君抚临江夏，为国东藩，其任至重。今释众而来，必见谴怒，伤亲之欢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刘琦流涕而去。可见，刘琦、刘琮的明争暗斗是相当激烈的。亦可见，如果刘琦确实是听了诸葛亮的意见自求外任的，那实在不是好主意。这就像袁绍的长子袁谭被外任青州刺史一样，一旦离开，便失去了与其弟弟争夺州牧的机会和可能。

刘琦、刘琮兄弟的分裂，削弱了荆州力量，对于曹操、刘备、孙权都是可以利用的机会，所以是共所希望的。正因如此，当得到刘表死去的消息时，鲁肃便立即向孙权进言，说：“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鲁肃请求“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①从鲁肃的这篇说辞中看出，孙权、鲁肃很想得到荆州，但自知条件尚不成熟，面对曹操大兵南下，当务之急是支持刘备，让刘备得以抚纳刘表的部属，然后孙（权）刘（备）两家“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否则，曹操占有了荆州，再想得到就不可能了。因此，孙权“即遣肃行”。然而，还是晚了一步。鲁肃到夏口，“闻曹公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备惶遽奔走”。相比之下，还是曹操更果断、更迅速地夺得先机，更好地利用了荆州内部分裂这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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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第三，异己力——刘备、诸葛亮窥机谋国。刘表对刘备来归很重视。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亲自“郊迎”这位徒有虚名的豫州刺史，“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①，但始终没有把他当做自己人对待，而是目为异己，时时提防。刘备对于刘表则是虚与委蛇，抓紧一切机会和时间，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他的目标，自从见到了诸葛亮，隆中对策，已经非常明确。诸葛亮对刘备说：“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可见，刘备、诸葛亮的战略思想重点就在：第一步相机据有荆州，第二步西取益州，然后实现其跨有荆、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东结孙权，北拒曹操的战略构想。

刘备屯驻新野（河南今县），声名日播，荆州豪杰图谋前程者纷纷投靠。这种情形，自然更加引起刘表的注意，“表疑其心，阴御之”。②刘表“阴御”刘备的方法，一是表示“信任”和“重用”，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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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②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他拒守边埸，离开新野；二是表示“亲热”，将他羁縻于襄阳，使离军事。刘备对于刘表的心思自然明白。因此，他能自觉而有效地利用刘表所提供的条件，既能暂安于荆州地域，又能适度发展自己，相机而动。

史载，刘表使刘备“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今河南南阳东北）。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①可见是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离开了新野，驻扎在同曹操军事接壤的地区；并且曾经主动发动过一次战役，取得小胜。这次战争，规模虽然不大，但因对方是曹操的名将，所以大大增强了刘备在荆州地界的威望，也更加增大了刘表对刘备的疑虑，使刘表感觉到让刘备远离自己而亲临军事前线，并不是制约的好办法。于是又让他离开军事前线，率领部伍屯驻樊城。这样，从地域上看，无疑，更有利于掌握和窥测刘备的动向。但是，这样又不免使刘表产生了新的疑虑。《三国志• 先主传》注引《世语》说：“备屯樊城，刘表礼焉，惮其为人，不甚信用。”以蒯越等为代表的亲曹势力则联合刘表妻子蔡氏以及蔡瑁、张允等姻亲势力，多次设计，想把刘备除掉。

建安十二年以后，刘表与刘备的关系，相对来说，形式上比较“融洽”了。这既有刘备谋事、处事、虚与委蛇和善于掩饰方面的原因，也有刘表迫于形势方面的原因。所谓迫于形势，第一，刘表知道曹操南征荆州已经摆到日程上了。这是最重要的。第二，黄祖覆灭，荆州失去江夏要冲，吴兵已成压境之势。第三，刘备坐地日大，网罗益众，刘表深深感到了刘备的威胁。及至弥留，他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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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陷入子孙难保其国的恐慌之中。第四，特别让刘表担心的是，荆州内部出现了严重危机。

刘备、诸葛亮有效地利用并促进了荆州的内部矛盾，分化了荆州力量。刘表迫于外有强邻（北有曹操，东有孙权）、近有刘备军事力量的存在、内患自己和儿子们“才不足以御（刘）备”，而又面临刘琦、刘琮兄弟互不相容的严峻形势，病重期间玩了一个“托国”的把戏，试图稳住刘备，以保荆州牧的权力平稳过渡到自己儿子刘琮的手里。这就是《三国志•先主传》注引《英雄记》所说：“（刘）表病，上（刘）备领荆州刺史。”注引《魏书》所说：“表病笃，托国于备，顾谓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当时，刘表已经立次子刘琮为嗣，刘备自然明白刘表的本意所在，因而当即表示：“诸子自贤，君其忧病。”意谓“您的儿子都很好，不必担心，您就放心地走吧"。据说，刘表死后，有人劝刘备“宜从表言”，即宣布遵照刘表的遗言夺了荆州牧的位子。刘备说：“此人（指刘表）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

这就是被历代诸儒和治史者以及小说家所极度赞赏的德者之风。实质上，这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南朝宋人裴松之已经指出：“（刘）表夫妻素爱（刘）琮，舍嫡立庶，情计久定，无缘临终举荆州以授（刘）备，此亦不然之言。”刘表其人，“虽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①。所以，如果将其视为刘表耍的政治花招，自然就会得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刘表死后，蔡瑁、张允等遂以刘琮为嗣。刘琮继为镇南将军、荆州牧，以刘表的“成武侯”印授刘琦。刘琦不得继承荆州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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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刘表传》。

职，勃然大怒，将侯印“投之地”（摔在地上），立即部署，准备乘奔丧的机会“作难”。①

刘琦想乘“奔丧”的机会而“作难”的计划，未及发动，曹操的大军已经到达新野，因此不得不将军队撤回待机。假设不是这样，刘表的儿子们自然必如袁绍的儿子们一样，大战一场，而最终得利的将是刘备。

从刘备方面来说，他不接受荆州之托，绝非良德有加，更非内心不欲，而是不敢。第一，荆州的实际权力主要控制在刘表的心腹大将蒯越、别驾刘先、以及妻弟蔡瑁和外甥张允等人的手里，这些人都是竭力抵制并想杀害刘备的；第二，曹操和孙权都在向荆州用兵，曹军已临国门，吴将屡蚕边塌。刘备如果贸然自为，野心就会暴露无遗，立即就会成为曹操、孙权的征讨目标。

刘备在荆州的日益发展，既是曹操深以为忌的，也是孙权所不愿看到的。但当曹操完成了北方统一战争后，孙权、鲁肃、周瑜等都认识到危机已经来临，出路不在进攻荆州，取荆州而有之，也不在联合刘表，而在联合刘备，“共治曹操”。

曹操南取荆州，加大了对孙权的军事威胁

曹操早有南取荆州之志。建安六年春，曹操“以袁绍新破，欲以其间击刘表”。他的重要心腹、尚书令荀彧觉得条件尚不成熟，指出：“（袁）绍既新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乘虚以出人后，则公（操）事去矣。”②因此，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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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刘表传》。

②《资治通鉴》卷64，汉献帝建安六年。

操没有发动这次行动。八年八月，曹操“击刘表，军于西平（河南今县）”。十二年，北征乌桓结束后，立即部署南征。他采用荀彧提出的“可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①的策略，建安十三年七月间，迅速到达南阳一线。

曹操疾趋宛、叶，刘表死了，荆州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已如前述。

曹操占有荆州，兵控长江中流，大军即可顺流而下，加重了对孙权的军事威胁。与此同时，曹操已派张辽、于禁、臧霸等讨平潜山、六安等地反叛，控制了合肥一线。这样，孙权的北面防线概与曹操的军事控制线接壤，长江水军和沿江重要据点，均处在曹操军队上下夹击的态势之中。

据载，早在建安七年九月，曹操就曾对孙权进行过书面恫吓，“下书责孙权送儿子做人质”。元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指出：“操盖以此觇孙权，而观其所以应之。”②孙权听从周瑜的意见，没有答应曹操的无理要求。虞溥《江表传》详细记录了孙权、周瑜等的决策经过。

曹公新破袁绍，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书责权质任子。权召群臣会议，张昭、秦松等犹豫不能决，权意不欲遣质，乃独将瑜诣母（按：权母吴夫人）前定议，瑜曰：“昔楚国初封于荆山之侧，不满百里之地，继嗣贤能，广土开境，立基于郢，遂据荆扬，至于南海，传业延祚，九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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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②《资治通鉴》卷64，汉献帝建安七年。

今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泛舟举帆，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敌，有何逼迫，而欲送质？质一人，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便见制于人也。极不过一侯印，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岂与南面称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观其变。若曹氏能率义以正天下，将军事之未晚。若图为暴乱，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将军韬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质之有！”权母曰：“公瑾议是也。公瑾与伯符（孙策字）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质。

孙权送不送儿子去做人质，看似简单，实则对于双方都很重要。对于孙权，如周瑜所说，送去人质，便受制于人，不得不惟曹操之命是从，最好的终极结果只不过是封侯而已，而建立帝王基业、称孤道寡的理想就很难实现了。对于曹操，要不要人质，是个战略问题。曹操一向重视人质问题。比如，他征张绣受挫后对诸将说：“吾降张绣等，失不便取其质，以至于此。吾知所以败。诸卿观之，自今已后不复败矣。”①他为了控制西北，钳制马超，用升官的方式把马腾调人京师做了人质。应该说，孙权不送人质，符合自己的长远利益，但也加深了曹操的疑虑。他成了曹操取得荆州、饮马长江后的必然的再一个征讨对象。

曹操取得荆州，孙权、鲁肃等甚知大敌届临，不仅谋有荆州的远景即将化为泡影，而且自身难免有一次同曹操的存亡较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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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已至此，他们知道非联刘而不足以抗曹，于是加紧了联刘的步伐，鲁肃不畏跋涉之苦，见刘备于当阳。

刘备兵败当阳，鲁肃受命联刘成功

刘琮降操，受到最大影响的莫过于难容于曹操的刘备，其次便是正在觊觎荆州的孙权。刘备顿失所依，成了孤立之旅，所以特别紧张，特别愤怒。

刘琮遣使请降之时，刘备"屯樊，不知曹公卒至，（曹兵）至宛，（备）乃闻之，遂将其众去。”①又，《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孔衍《汉魏春秋》说：“刘琮乞降，不敢告备。备亦不知，久之乃觉，遣所亲问琮。琮令宋忠诣备宣旨。是时曹公在宛，备乃大惊骇，谓忠曰：‘卿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语，今祸至方告我，不亦太剧乎！’引刀向忠曰：‘今断卿头，不足以解忿，亦耻大丈夫临别复杀卿辈！’遣忠去，乃呼部曲议。”

时之刘备，北临曹军压境，没有后路，只有南走江陵一途。据载，当时有人劝刘备“劫将琮及荆州吏士径南到江陵”。刘备说：“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②笔者曾在《刘备传》中指出，度势而论，刘备已经没有机会和能力为此，所言难免自高而有假惺惺之嫌。

又，《三国志•先主传》说，诸葛亮曾经主张乘机消灭刘琮，占有荆州：“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乃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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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②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汉魏春秋》。

然，非不忍，而实为不能。

对于诸葛亮劝刘备攻劫刘琮而乘机夺得荆州的事，“帝蜀寇魏”论者，如朱熹等为其未行而叹惜。然而，治史者度于形势，多有不信。卢弼《三国志集解》卷32引用的王懋竑的话是一种代表性的意见。王懋竑说：“夫跨有荆益乃隆中之本计，而以当日事势揆之，恐诸葛公未必出此。是时，曹操已在宛，军势甚盛，先主以羁旅之众，乘隙以攻人之国，纵琮可取，操其可御乎！”显然，这后一种意见是对的。

刘备听到刘琮已降的消息后，率部张飞、赵云以及诸葛亮、徐庶等急趋南下。《先主传》注引《典略》说：“（刘）备过辞（刘）表墓，遂涕泣而去。”经过襄阳，一些不愿归依曹操的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大多归依刘备。沿途不断有人加入，“比到当阳（湖北今县），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辆）”。刘备背上了很大的“包袱”，行动迟缓，日行不过十余里。这是军事上的大忌。

当时有人劝刘备弃众而走，说：“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①无疑，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出此弃众而速保江陵的计策，历史讳言其名。就当时在刘备身边的几多谋人来看，糜竺、简雍、孙乾、伊籍等不谙军事，难虑及此，而能从军事角度出此策者，不是诸葛亮，就是徐庶，而最大的可能是诸葛亮②。刘备面对严峻形势，表现了一位“仁君”的胸怀，因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对此，晋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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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② 《三国演义》说，从事中郎简雍劝刘备“速弃百姓而走”。查无任何根据。130

家习凿齿曾作过一番颇受后人尊崇的评论。他说：“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刘表）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①的确，刘备此举，在后人眼睛里获得了不少政治分数，从为政爱民的角度亦应给予一定肯定，但就当时言，说明刘备不善权衡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不具备军事大家的才能。

史载，曹操知江陵地处要冲，且有粮储、兵械之类，深恐为刘备据有，于是放弃辎重，轻军追击刘备，及到襄阳，听说刘备已南去，便督将曹纯和刚刚投降过来的刘表大将文聘率领精骑五千急追，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终于在当阳县之长阪追上了刘备。曹操不顾所谓“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的兵法之忌，正是看到了刘备包袱重、行动缓、处事迟的弱点。

战斗很快结束，刘备惨败，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逃走，曹操大获其人众辎重。

刘备惨败，流窜无定，客观上成为孙权、鲁肃主动联合刘备的有利条件。据载，鲁肃到达夏口，闻曹操已向荆州进军，于是“晨夜兼道”。当赶到南郡时，刘琮已经投降曹操，刘备惶遽奔走，欲南渡江。鲁肃只好改道，径迎向前，与刘备相遇于当阳长阪，“因宣权旨，论天下事势，致殷勤之意”②，并“陈江东强固，劝备与权并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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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

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

③《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三国志•先主传》注引《江表传》生动地记录了鲁肃劝说刘备应同孙权结盟的对话：

鲁肃问刘备：“豫州（刘备自曹操表荐其为豫州牧，人们便常尊称为刘豫州）今欲何至？”

刘备回答：“与苍梧（广西今市）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

鲁肃即劝刘备与孙权结盟，说：“孙讨虏（权）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表英豪，咸归附之，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今为君计，莫若遣腹心使自结于东，崇联合之好，共济世业，而云欲投吴巨，巨是凡人，偏在远郡，行将为人所并，岂足托乎？”

此时，刘备正苦无安身之地，很高兴地接受了鲁肃的意见，便随鲁肃东走夏口。刘备自长阪斜趋东向走汉津（今湖北沙洋境），进驻鄂县（今湖北鄂州市）之樊口。路上幸好与此前派出的相约会师于江陵的关羽水军相遇，渡过沔水（今汉水），并得到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的接应，一起到了夏口（今汉口）。

联合抗操实际也是刘备早已酝酿的问题。前已述及，刘备屯新野，三顾诸葛亮于茅庐之中，诸葛亮在对刘备剖析天下大势时，明确指出：“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①

但最初实际谋划并促成联合的关键人物是谁呢？显然，鲁肃的作用比诸葛亮更重要。所以，南朝宋人裴松之非常客观地指出，“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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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②《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

　《三国志•诸葛亮传》着力渲染诸葛亮在这方面的作用，裴松之注《三国志》的时候颇不为然，指出：“蜀书亮传曰：‘亮以连横之略说权，权乃大喜。’如似此计始出于亮。若二国史官，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书（按：指《三国志》中的《吴书》和《蜀书》），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载述之体也。”①

刘备到达夏口，鲁肃回吴复命。诸葛亮对刘备说："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②于是，刘备即派诸葛亮同鲁肃一起到柴桑去见孙权，“自结于孙权”。③

战争前的决策论战

孙刘必然联合的趋势，没有引起曹操的重视。他自以为势大，所以再也没有想到运用故伎，离间孙刘，以利各个击破。他把刘备视作屡败之将，觉得只要沿江而下即可彻底击败；孙权小儿更非对手，只要大兵压境，再恫吓一下，就会俯首听命。他甚至同他的属将们认为孙权必杀刘备。当时，只有奋武将军程昱认为孙权不仅不会杀刘备，而且必然与之联合。程昱说：“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程昱的分析是对的，孙权不仅没有采取杀刘备以求自保的策略，而且主动派人同刘备联系，继而“多与备兵，以御太祖（操）”。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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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

②《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③《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④《三国志•魏书•程昱传》。

曹操基于一种不切实际的判断，略作军事部署，使后军都督、征南将军曹仁和军粮督运使夏侯渊驻守江陵，以厉锋将军曹洪驻守襄阳，另以一部水陆军由襄阳沿汉水南向夏口，然后遂即率所部及新附荆州之众顺江东下。

曹操率兵自江陵顺江东下，刘备、诸葛亮害怕，驻守在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的孙权及其部属也很恐慌。然而，就当时形势言，刘备与曹操誓不两立，最为曹操所不容，只有抗曹才有前途，所以抗曹的决心更大更坚决；孙权则与曹操尚未发生严重的军事冲突，迎曹虽失帝王之基，但仍可封侯拜将，重要的文武官员亦不失郡县之职，所以面临曹操大兵压境，上下难免踌躇，以至出现了明显的“主战”、“主和”两派。

诸葛亮劝说孙权早下决心联合抗操，表现出了出色的外交才能。

诸葛亮对孙权说：“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荽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

孙权说：“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

诸葛亮回答说：“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

这是一种激将的方法。孙权听后勃然大怒：“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

诸葛亮使吴，最终完成了刘备与孙权的联合。

然后，诸葛亮为孙权分析大势，指出：第一，刘备仍有一定的力量基础，“豫州（刘备）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第二，曹军虽强，但劣势明显。一谓师老兵疲：“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可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二谓“北方之人，不习水战。”三谓民心未服：“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

根据以上的分析，诸葛亮激励孙权说："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①

孙权听了诸葛亮的话很高兴，答应进一步同群下计谋。

正在此时，曹操的恐吓书信送到了孙权面前。信上说：

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②

这封信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有震天骇地之势，“孙权得书以示群臣，莫不向震失色”。长史张昭等明确提出了投降主张，说“曹公豺虎也，既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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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② 《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江表传》。

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①张昭的话显然是一种悲观论。但从一定意义上说，又不无道理：第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师出有名；第二，吴失长江之险，曹控上流，顺水而下，其势难当；第三，兵力相差悬殊。不可否认，曹操的确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如果策略得当，凭其军事优势和地理优势彻底击垮孙权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

孙权惶恐之际，又是力主孙刘联合的鲁肃坚定了他的抗操决心。孙权召集的诸将会议上明显地分成了“投降”和“主战”两派，但投降派占了上风。《三国志• 鲁肃传》说：“会权得曹公欲东之问，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而肃独不语。”会上的一边倒形势，鲁肃有话想说而不能说。据载，“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权知其意，执肃手曰：‘卿欲何言？’”鲁肃对孙权说：“向察众人（按：指张昭等）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鲁肃也用激将法，使孙权明白没有后路，从而说服了孙权。孙权不禁感慨说：“此诸人持议，皆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②

同时，鲁肃劝孙权立即把周瑜从鄱阳召回。

周瑜从鄱阳被召回，表示了与鲁肃同样坚决的态度。

周瑜对孙权说：“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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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②《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这是很有针对性的一篇言词。首先，从政治的角度揭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动辄以朝廷为辞的实质，抗操并非抗朝廷，而是为朝廷除贼。然后，周瑜讲述了能够战胜曹操的具体理由，先是分析曹军的弱点，指出：第一，操有后顾之忧，“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第二，兵用其短，“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第三，时令对操不利，“又今盛寒，马无藁草”；第四，北兵水土不服，战斗力将受大损，“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

既而，周瑜又进一步分析了曹军的实际力量，指出：“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中原）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得（刘）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统率）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

周瑜表示愿意请得精兵五万人，进驻夏口与操决战。

孙权听了鲁肃、周瑜的话后，抗操决心遂定，因而拔刀斫去奏案的一角，说：“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孙权对周瑜说：“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张昭）、元表（秦松）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独卿与子敬（鲁肃）与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程普）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卿能办之者诚决，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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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并注引《江表传》。

孙权的抗操决心又反过来给周瑜等以极大激励。孙权遂以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率兵同刘备联合，共同拒操，同时以鲁肃为赞军校尉，随军助画方略。

二、会战赤壁

初战胜利

曹操据有荆州，扩大了地盘，壮大了力量，威声大震。当时，曹操本有两条可取之策，一是不要在江陵停下来，而是乘胜迅即东下继续追击刘备，以各个击破为指导思想，急破刘备于孙、刘联盟形成之前；二是索性缓攻刘备，先事休整，用贾诩之策，以其破袁氏、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的声威，"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以达到“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的目的①。但曹操的决策，既非前者，也非后者，而是在江陵耽误了一段既不长也不短的时间，给了对方以喘息的机会，致使孙、刘联盟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