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赤壁之战.2

周瑜率领的军队在樊口与刘备会合。据载，刘备对于诸葛亮东去求救，心情急迫，但信心不足。《江表传》说：“备从鲁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诸葛亮诣吴未还，备闻曹公军下，恐惧，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吏望见瑜船，驰往白备，备曰：'何以知非青徐军（按：指曹操的军队）邪？'吏对曰：'以船知之。'备遣人慰劳之。”

周瑜为人，恃才傲物，他虽然不像《三国演义》里渲染的那样

①《三国志•魏书•贾诩传》。138

想以借刀杀人之计，除掉诸葛亮、刘备，但确也表现出对于惨败之后的刘备看不起，根本不将其作为封疆大吏看待，而且对其派人而不是亲自迎接自己并“慰劳”军队很不高兴。根据职阶，他应该去拜见刘备，共谋进取，然而他却要求刘备“屈驾”来见自己。因此，他让刘备派来的慰军使者带口信给刘备：“有军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诚副其所望。”

据载，关羽、张飞对于周瑜如此以下傲上、口气强硬的态度很不为然。这方面，刘备的确比关羽、张飞更有头脑，是一位能屈能伸的人物。他急忙对关羽、张飞说：“彼欲致我，我今自结托于东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于是，刘备“乘单舸（按：意谓不另带护卫船只）往见周瑜”。

会见中，刘备问：“今拒曹公，甚为得计。战卒有几？”周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刘备希望让鲁肃、诸葛亮参加会谈，“欲呼鲁肃等共会语”，周瑜断然拒绝："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又孔明已俱来，不过三两日到也。”这说明，会谈是在周瑜盛气凌人、刘备卑而下之的气氛中进行的。

刘备与周瑜会谈以后，信心依然不足，因而预为自己留了后路。史载，刘备“虽深愧异瑜，而心未许之能必破北军也，故差池在后，将两千人与羽、飞俱，未肯系瑜，盖为进退之计也。”①

本来“情急”而主动求援结盟，而又心怀异虑，不将主力开赴前哨，更不愿将自己的军队归周瑜指挥，反映了刘备谲诈的一面。

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刘备“并力”，逆水而上，行至赤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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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

与顺水而下的曹军相遇。

赤壁位于蒲圻（今湖北赤壁市）西北，隔江与乌林（今湖北洪湖市东北）相对。据载，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十月十日两军刚一接战，曹操即吃了败仗。可惜，史传没有具录战役的具体情况，只谓：“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

为什么初一交战曹军便失利了呢？我曾在《曹操传》一书中指出，直接的原因有四：一是曹军中瘟疫流行，病者甚众；二是曹军不习水战，站立尚且不稳，何来战斗力；三是曹操料敌不周，自以为势不可挡，猝然相遇，缺乏思想上的充分准备，未能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调度与部署；四是狭路相逢，曹军虽众，但江中相接者却是对等的。诚如陆机所形容吴国地理形势："其郊境之接，重山积险，陆无长毂之径；川阪流迅，水有惊波之艰。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轴舶千里，前驱不过百舰。”①一句话，本处优势的曹操，在此特定的情况下反而转处于劣势了。

火烧战船

曹操失利后，不得不停止前进，把军队“引次江北”，全部战船靠到北岸乌林一侧。周瑜则把战船停靠南岸赤壁一侧，两相对峙。

时值寒冬，北风紧吹，战船颠簸，曹军将士不习舟楫，眩晕不能自抑；又加军中疫病流行，自然减员甚多，战斗力大损。曹操为了固结水寨，解决战船颠簸、士兵晕船之苦，令将士们用铁链把战船连锁在一起②；此时陆军亦陆续到达，亦令岸边驻扎。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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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陆机：《辨亡论》。

②《三国演义》所谓庞士元献连环计的故事，不见史传。

曹操是想暂做休整，待冬尽春来，再谋进取。这样决策，把战船连锁在一起固不可取，但在战斗力甚弱的情况下暂做休整，应该说是可取的。问题是他存在轻敌思想，总以为大兵压境，足以慑敌，以至料敌不当，虑事不周，最终导致失败。

曹操、周瑜两军隔江相望，曹操连锁战船的事对方很快就知道了。周瑜部将黄盖因而献出火攻之策。黄盖对周瑜说：“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①周瑜采纳了黄盖的意见，并即决定让黄盖利用诈降接近曹操战船，然后纵火烧之。

黄盖修降书一封，派人送给曹操，书称：“盖受孙氏厚恩，常为将帅，见遇不薄。然顾天下事有大势，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东方将吏，无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鲁肃偏怀浅戆，意未解耳。今日归命，是其实计。瑜所督领，自易摧毁。交锋之日，盖为前部，当因事变化，效命在近。”②

这封降书，正与曹操心中所想相符，认为黄盖归降，实属情理中事。为了慎重，他还特别召见送信人，密密审问了一番。此等送信人，绝非等闲之辈，必定既有胆识，又有辩才，把黄盖欲降之意表述得更加清楚。于是，曹操让送信人向黄盖转达他的口谕：“盖若信实，当授爵赏，超于前后也。”③并约定归降时的信号。看来，当时并未约定具体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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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②《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③《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三国演义》说送信人是阚泽，于史无征。

　周瑜、黄盖得知曹操允降，立即进行战斗准备，"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①万事具备，只欠东南之风。

我在《刘备传》中指出，至于《三国演义》中说的“草船借箭”，则完全是移花接木。《三国志•吴主传》注引《魏略》记载建安十八年孙权抵抗曹操进攻濡须口的战役，说：“（孙）权乘大船来观军，公（曹操）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这个情节的确很精彩，所以被演说三国评话的人和罗贯中移花接木地变成了赤壁战时诸葛亮“草船借箭”的原型。实际上，这个记载是不可信的。重要理由是，《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历》也记载了这次战役，情况完全不同。《吴历》说：“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又说：“权数挑战，（曹）公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这说明，这次战役，曹操虽然受到了损失，但并没有让士兵乱发弓箭，而是明令“不得妄发”。既如此，“草船借箭”事，自然是不曾发生过。

《三国演义》说，诸葛亮为周瑜“借东风”。这自然又是不可能的。“借东风”，不见史传，最早见于《搜神记》一类不经之书。

其实，时值隆冬，多刮北风，但按气象规律，几天严寒日过后，亦常间有稍暖之日，风向亦或变为东风、南风、东南风。据说，十一月十二日甲子日（公元208年12月7日）这一天，晴空风暖，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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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南风起①，及至午夜风急，黄盖即以所备之船舰出发，以十艘并列向前，余船以次俱进。到了江的中心，众船举帆，黄盖手举火把，告诉部下，使众兵齐声大叫“我们是来投降的”。曹军吏士毫无戒备，出营立观，“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离操军二里许，黄盖命令各船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柴”。顷刻之间，“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②周瑜等指挥轻锐船只，随继其后，雷鼓大进。曹军大溃，战船被烧，并且延及岸上，陆寨也难保守了，又加病卒甚多，曹操知道不可久留，于是下令自焚余船，引军西走。

不少记载将刘备作为战争主体。《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公（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时）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注引《山阳公载记》也说，“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这可能是就整体而说的。因为形式上孙权是应刘备的“请救”而出兵的，所以视刘备为战争主体。实际上，刘备只起了配合作用。相对来说，《三国志•先主传》和《吴主传》的记载比较客观一些。《先主传》说：“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吴主传》说“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

治史者大都认为，当以《周瑜传》及其注引《江表传》为是，主要是周瑜烧毁了曹操的战舰，而不取曹操的船舰“为备所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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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贾诩传》裴松之注谓：“（曹操）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有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可见，实为南风，“东风”云云，为后起之说。

②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并注《江表传》。

说法。

还应指出的是，曹操的很大一部分船只实是自己在退军途中烧毁的。《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载：“瑜之破魏军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后书与孙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这里，固有自我解嘲的成分，但亦当反映了一定事实。所以，《三国志•郭嘉传》也记载了这件事：“太祖（操）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另，《读史方舆纪要》卷77巴陵县曹公洲注说“即孟德为孙权所败，烧船处”。巴丘，山名，在湖南岳阳市湘水右岸；巴陵，即今湖南岳阳。岳阳距赤壁、乌林不下百里之遥，可见曹操烧船多数是在退却中为了避免以船资敌，出于战略的需要而主动采取的措施。《吴主传》也承认这一点，说：“公（操）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

刘备的主要作用在陆战方面。相传，周瑜在谋划水战的同时，派兵在乌林一侧登陆，刘备也自蜀山（今湖北汉阳西）向乌林进发①，所以他们能在曹操败退之时形成共同追击之势。曹操西走，周瑜军队紧追其后，刘备的军队也自今湖北仙桃市境急向西南方向行进，予以截击。

曹操在其船只被烧或自烧以后，“引军从华容道（在今湖北监利境）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②幸得张辽、许褚等接应，才得脱险。应该指出的是，曹操在华容道并没有遭到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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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读史方舆纪要》卷76鱼岳山条：“先主会吴拒操，曾驻跸于蜀山。”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

军的伏击，更没有关羽放走曹操的事情发生。据载，“军既得出，公大喜，诸将问之，公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的确如操所料，刘备行动慢了一步，曹军已过，他才赶到，虽然放了一把火，但是正如记载所说：“寻亦放火，而无所及”①。

周瑜、刘备水陆并进，追赶曹操，直至南郡（治江陵）城下。操军兼以疾疫，死者大半。曹操既已失败，又恐后方不稳，于是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然后率领残部北还。

赤壁之战，孙刘联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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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

夺取江陵，迫曹军远离江防

曹操北还以后，周瑜、程普进取南郡，“与（曹）仁相对，各隔大江”。《三国志•吴主传》说：“（周）瑜、（曹）仁相守岁余，所杀伤甚众。仁委城（江陵）走。”

孙权最终取得江陵，迫使曹军远离长江防线，是其赤壁战争胜利的延续和组成部分，也是孙刘联合的又一战果。

孙权能够迫使曹军弃江陵而撤至襄阳的最重要的原因为：

一是周瑜、吕蒙、甘宁等进取夷陵的战役取得了胜利。史载，甘宁“攻曹仁于南郡，未拔。宁建计先径进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时手下有数百兵，并所新得，仅满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围宁。宁受攻累日，敌设高楼，雨射城中，士众皆惧，惟宁谈笑自若。”①曹仁“分众攻宁”，宁兵少“困急”，遣使向周瑜求援。当时，“诸将以兵少不足分”，均感为难。吕蒙向周瑜、程普献计两条，其一，出敌不意，速战速决，留少量兵力围曹仁于南郡，以优势兵力救甘宁。吕蒙对周瑜、程普说：“留凌公绩（按：凌统与甘宁有杀父之嫌，所以不令同行赴救），蒙与君行，解围释急，势亦不久，蒙保公绩能十日守也。”其二，断敌归路，夺敌战马。吕蒙“说瑜分遣三百人柴断险道，贼走可得其马。”周瑜接受了吕蒙建议。“军到夷陵，即日交战，所杀过半。敌夜遁去，行遇柴道，骑皆舍马步走。兵追蹙击，获马三百匹，方船载还。”此战意义重大，史家评价甚高，《三国志》作者陈寿说：“于是将士形势自倍，乃渡江立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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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甘宁传》。

相攻击，曹仁退走，遂据南郡，抚定荆州。”①

二是为刘备增兵，令断曹仁归路，曹军感到恐慌。周瑜、刘备将曹仁等包围在江陵城中一年多。刘备对周瑜说："（曹）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二千人追（随）我，相为从夏水入截仁后，仁闻吾入必走。”周瑜听从了刘备的意见，遂“以二千人益之”②。这说明，赤壁战后孙刘有过再次的军事上的联合行动。他们的联合行动，更使曹仁感到孤城难守，忧断后路，因此曹操不得不命令曹仁主动放弃江陵，退守襄阳。

三是孙权在东线发动了策应进攻。史载，十三年十二月，“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昭兵不利，权攻城逾月不能下”。很明显，这是一次策应性的军事行动，不在于攻城略地，而在于在长江下流制造军事紧张态势。所以，“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喜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③孙权虽退，但使曹操看到了东、西两线作战颇难兼顾的不利局面。显然，对于曹操来说，东线比西线更重要。

四是江陵城外的决战胜利。史载，“宁围既解，（瑜）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战。”战斗进行得很激烈，“瑜亲跨马操陈，会流矢中右胁，疮甚，便还。后仁闻瑜卧未起，勒兵就陈。瑜乃自兴，案行军营，激扬吏士，仁由是遂退。”④

诸多记载，都突出了周瑜、吕蒙、甘宁等的谋略与战斗精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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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②《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吴录》。夏水，在今江陵东北，注入汉水，故汉水亦称夏水。

③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④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不提或很少提到刘备曾派张飞同吴军一起西上，对吴军入据夷陵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也不提刘备带兵断曹仁后路事，显然是不公平的。

另外，曹操赤壁惨败之后，面临严重的内部政治压力，不得不全力应付，军事上的削弱，不利战线过长，也是重要原因。

三、战争胜利的原因及其历史影响

曹仁北退，孙权遂以周瑜为南郡太守，屯江陵；程普为江夏太守，屯沙羡（今汉口西南）；吕范为彭泽（治今江西湖口东）太守；吕蒙为寻阳（治今湖北黄梅西南）令。这样，孙权便完全控制了西起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经武昌，柴桑（治今江西九江西南），东至于海的长江防线。

周瑜做了南郡太守，分南岸地给刘备，刘备“立营于油江口，改名为公安（今湖北公安境）”。先此，已经投降曹军的荆州吏士“多叛来投备”，刘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权借荆州数郡”①，并乘周瑜、曹仁相持之际，南征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刘备先表刘琦为荆州牧，琦病死，遂自为荆州牧，治公安。

我在《曹操传》中指出，赤壁战前曹操的优势是非常大的。这些优势不仅曹操以为自豪，也是孙刘两家所共认的。从诸葛亮、张昭等人的话语中以及当时的力量对比看，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第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自感在道义上难与争锋；第二，曹操以新胜之军南下，其气自盛，及至取得荆州，吏卒更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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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

三，曹操取荆州，收到“威震四海”之效，孙、刘为之丧胆；第四，曹操原有兵力十五六万人，合荆州水陆八万人，计二十余万人，数倍于孙、刘两家之兵。

曹操既然具有如此的优势，那为什么战争的结局却是孙权、刘备得到全面胜利而曹操失败了呢？

就孙权、刘备方面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孙权、刘备都处在生死存亡关头，困兽犹斗，上下共奋。刘备与曹操，势不共存，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和退路。这是明摆着的。孙权的出路，鲁肃、周瑜也已分析透彻，战则有望获胜，可图大事，降则寄人篱下，失去基地，不知所归，终至羁縻异地而亡。因此，孙权部属除了张昭、秦松等缺乏抗曹信心外，众多将帅大都是主战派，能够团结一心，誓死对敌。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对于孙权、刘备，从战略形势来说，均近如此。

第二，战略联合的胜利。孙权、刘备以及鲁肃、周瑜、诸葛亮都看到了联合抗曹的重要性，并且着力付诸实行。毋庸讳言，赤壁战争中主要战斗武装是孙权的军队，刘备及其部属在决定胜负的水战中的作用不大。但关羽、张飞、赵云等在牵制曹操兵力方面都发挥了作用，而且在追击曹操的追击战中成为主力。所以，有的记载便将刘备作为战争主体，说“（曹）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① 实际上，刘备只起了配合作用。曹操的很大一部分船只是他自己在退军途中烧毁的。曹操为什么后退中又把船只烧了呢？无疑，主要是联军紧追，曹操为了避免以船资敌，出于战略的需要而不得不主动采取的一种措施。总之，孙刘联合，确保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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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

的胜利。诚如王夫之所说：“一时之大计，无有出于此者。”

第三，战术运用得当。其一，料敌周密，对于敌人的数量、战斗力都做出了合理地分析，敢于以少制敌；其二，有效地利用了曹操自傲轻敌、虑事不周、急于求成的弱点，敢于行诈降之计，并获得成功；其三，有效地利用了天时地利条件，出敌不意，火烧敌人战船成功。

就曹操方面说，笔者曾在《曹操传》中作如下分析：

从思想上说，曹操其人极易激动，易被胜利冲昏头脑，每当轻易取胜常手舞足蹈，歌咏随之，几至忘乎所以；每当受阻，常生激愤，以至乱杀无辜。曹操南征荆州，本承北伐乌桓获得大胜之后，骄傲情绪很重，所以不能冷静分析形势，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自认天下无敌。及至兵不血刃，荆州投降，威震四海，孙、刘诸敌难与争锋，曹操的头脑就更加膨胀了。他只看到了自己的优势所在，以为只要大兵压境，即可所向披靡，该用的策略、常用的战术都不再运用了。甚至向以重视人才著称的他，竟对送上门来的人才也不再虚怀相待了。史载，益州牧刘璋很想巴结曹操，听说曹操已克荆州，便派别驾张松向操致敬，表示愿“受征役，遣兵给军”，以求交接。张松为人短小放荡，然识达精果。他本想乘机投靠曹操，为曹操西取益州献谋。但曹操以貌取人，看不起张松，觉得已经取得荆州、赶走了刘备，这样其貌不扬的人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不复存录松”。

大军南下，两弱难对一强，如要图存，孙刘必将联合的形势本来是明摆着的，以曹操之才智应该能看到这一点，但他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先是认为孙权必杀刘备，继则不把孙刘联合放在眼里，从而不考虑采用多次用过而且行之有效的离间策略，也不考虑各个击破战术的运用。

从战略上说，第一，他贻误了战机，没有乘胜把刘备彻底击溃。刘备当阳惨败，已是惊弓之鸟，其兵力亦极有限，如果在刘备东走时，追而歼之完全可能，即使不能全歼，刘备将被迫南走苍梧，而大军进取夏口，进而扼住夏口、樊口要冲之地，汉沔以西全处自己控制之中，那形势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夏口距离柴桑已不甚远，如果那时给孙权送上一封恐吓信，其威胁效果就会大得多，肯定就不止张昭、秦松等人主张投降了。第二，他弃其所长，用其所短而与敌之所长相较，使之在特定条件下，优势兵力转化为劣势。这正是敌方敢于抵抗的主要出发点。这就是诸葛亮所说的“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周瑜所说的“操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乃“用兵之患”。但曹操却没有认识到这种重要性，他以玄武湖上风平浪静中所练之兵投之大风大浪中，自顾尚且不暇，何来战斗力。如果用己之长，不试图依靠新附的、心怀狐疑的荆州水兵取胜，而靠自己久经征战的陆军为主谋战，自江陵长驱东下，扼江两岸，然后视机以远倍于敌而非疲病的水军战于于己有利的战场，则取胜是完全有可能的。

从战术上说，第一，如前所述，曹操不用贾诩之策，贻误战机，兵进非时；第二，曹操其人深知兵法之要，尤善水、火之攻，但他为了解决士兵晕船却只考虑燃眉之急，竟将战舰连锁起来，而未谋及易被火攻的危险。而且水寨陆营紧紧相连，一旦战船被烧，迅即延及陆营，士兵惶恐，全军大乱难制。他也只好自顾性命，弃军而逃，其惨不可言状。一把火，把他统一中国的迷梦彻底摧毁。第三，曹操其人最善用诈，但他竟不识黄盖之诈，完全相信黄盖真降，而不做任何一点防范。如果稍存戒心，做些防患于未然的必要部署，至少陆营可保，不致大溃。这实际也是他傲敌思想所致。

当然还有些绝非人谋的原因，诸如：第一，疫病流行。曹操就是把失败原因归于疾病的，他说：

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①

这实是自我解嘲、不愿面对现实。按理说，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如能冷静虑事，不难想到这一点。疾疫流行，的确削弱了战斗力，的确是导致曹操失败的客观原因之一；但从另一角度看，这也是人谋失当的问题。凡事预则立，不预而成大误，所以作为统帅则难辞其咎。第二，“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寒冬刮东风、南风殊难料及，所以裴松之为其辩解说“天实为之，岂人事哉”②。严格说来，冬天间有东风南风并非偶见，作为统帅亦应知天时之变。第三，迷失路途，致使败兵再次受创。曹操败退中几为刘备所擒当是事实，他在给孙权书中称“赤壁之困，过云梦泽中，有大雾，遂便失道”③，也当是事实。

总之，赤壁之战，包括江陵争夺战，曹败而孙刘获胜，原因是多方面的。若用简短的话概括，曹操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原来的力量对比，而在于曹操自身：他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傲轻敌，导致虑事不周，战术失当，优势变成劣势；孙刘胜利的原因也是重在自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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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②《三国志•魏书•贾诩传》裴注。

③《与孙权书》，《曹操集译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2页。

们适时而有效地利用了曹操的弱点，成功地利用了联盟形成的合力、利用了天时地利条件，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下变劣势为优势，最终以少胜多，以弱制强，获得胜利。

赤壁之战的历史影响是巨大的。第一，曹操南进之势受到遏制，天下三分成为必然趋势。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说：“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①此论很有道理。第二，赤壁之战等于给曹操头上泼了一盆冷水，所以不久他便冷静了。虽然在口头上他依然不断强调客观原因，但实际上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把自己从狂躁的情绪中拉回现实，重谋进取，政治重点放在了巩固权力，应付内部反对势力，军事上开始做重大战略调整，考虑用兵西北。第三，赤壁之战等于给孙刘两家打了强心针。自此，孙权便公然东西两线同时部兵，表现出了绝不同曹操妥协的阵势；刘备则得机南征四郡，代刘琦而自为荆州牧，势力发展，竟使孙权感到害怕，伏下了孙刘争夺荆州的军事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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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65，汉献帝建安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