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北抗曹操

赤壁战后，孙权与曹操形成了直接的军事对峙。孙权甚知，曹操不会善罢甘休，再次来犯，势不可免。并知曹操必将力避其短，短期内不会在大江会战，而长江以北的合肥、庐江、潜山一线将成为先期争夺焦点。因此，他把战略重点向东转移，一切政治、军事行动都围绕着在东线北抗曹操展开。

一、主动应敌

形势多变，曹操和孙权的战略战术也都因时因势而异，有时此方主动出击，彼方被动应战，有时则相反，彼方主动出击，此方被动应战。

乘曹军之敝，兵围合肥

前面提到，建安十三年十二月（按：《资治通鉴》系于十四年），孙权在东线发动了策应进攻。这次进攻对于迫使曹操江陵驻军曹仁“委城而走”有作用。然而，就当时的力量对比看，曹操虽然兵败赤壁，但在东线仍占优势。所以结果是：“权自率众围合肥，使张昭攻九江之当涂。昭兵不利，权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喜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①

具体情况，我在《曹操传》一书中曾做如下概括：孙权趁曹操赤壁败归之际，即以准备增援周瑜之兵，进攻合肥，守将张辽、李典等奋力抵抗，久攻不下。曹操遣将军张喜带一千骑兵，并让他经过汝南时再把汝南兵带上，去救援合肥。但军队又发生了传染病，所以久而未至。情况紧急，扬州别驾蒋济同刺史定了一计，诡称收到张喜的书信，信中说曹操发步骑四万已到雩娄（今安徽霍丘西），让守军快派主簿去迎接。同时派出三批使者带上书信入城“语城中守将”，实是故意让孙权一方获得这一假情报。果然，三批人中的二批被孙权的人捉到。孙权得到假情报，以为曹操的救兵真的来了，便撤军了。

孙权此战不胜，除其力量不及外，战术也有不妥。据《三国志•张纮传》及注引《吴书》说，孙权以张纮为长史，从征合肥，合肥城久围不拔，张纮向孙权指出：“古之围城，开其一面，以疑众心。今围之甚密，攻之又急，诚惧并命戮力。死战之寇，固难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宽之，以观其变。”张纮的意见，没有得到孙权及其将领们的同意，史称“议者不同”。及至曹操的救兵来到，“数至围下，驰骋挑战”，孙权又表现得很不冷静，竟然想率领少数轻骑“突敌”，幸被张纮阻止。张纮对孙权说：“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愿抑贲、育之勇（按：孟贲、夏育皆古之勇士），怀霸王之计。”孙权听从了张纮的建议，没有贸然行动，随即顺利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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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据载，回师以后，孙权依然心有不甘，“既还，明年将复出军”。张纮又阻止了一次没有把握的军事行动。张纮对孙权讲了三点：一为用兵“贵于时动”，指出“自古帝王受命之君，虽有皇灵佐于上，文德播于下，亦赖武功以昭其勋。然而贵于时动，乃后为威耳”；二为兵需休整，指出长期战争，师旅疲困，“宜且隐息师徒”；三为施德政，积蓄物力、人力，以顺天命，提出了一些颇为迂腐但也不无道理的论点，即所谓“广开播殖，任贤使能，务崇宽惠，顺天命以行诛，可不劳而定也。”孙权接受了张纮的说教，“于是遂止不行”。①

曹操东线再示兵

曹操从赤壁实战中体验到，没有经过训练有素的水军主力，要想征服孙权是不可能的；同时深感孙刘联盟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为了再征孙权、重集力量和瓦解孙刘联盟，更为了加强内部权力、稳固地位，曹操需要经常地向外示兵。所以，战后不久，曹操便在长江以北（东）之扬州所属丹阳、庐江诸郡县，积极备战，开始了新的行动。

第一，作轻舟，治水军。根据记载判断，曹操在谯，很快便把赤壁败下来的残兵集拢起来，而且抓紧时间造作船只，投入了军事训练。所以，不到四个月即有了一支新的水军队伍。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七月，军队自谯起程，由涡河顺流而下，入淮河，出肥水，驰援合肥守军。据载，曹丕参与了这次重整军旅的活动，并随军东征，情绪很高涨，因作《浮淮赋》，描述了当时的军事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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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张纮传》。

其序说：“建安十四年，王师自谯东征，大兴水运，泛舟万艘。时余从行。始入淮口，行洎东山，睹师徒，观旌帆，赫哉盛矣。虽孝武盛唐之狩，舶胪千里，殆不过也。”曹操军旅恢复之快，使孙权感到紧张。

第二，置扬州郡县长吏。扬州辖境跨越大江南北，曹操和孙权都想得而据之，是必争之地，所以双方都设置了扬州刺史。曹操、孙权既已处在战争对立状态，扬州地位更显重要，尽快备置扬州郡县长吏和确定镇将人选，从战争和备边意义说都是非常紧迫的。但以何人主治扬州，不能不慎。曹操毅然以身边重臣丞相主簿温恢出为扬州刺史，同时又遣甚得见重的原扬州别驾、现为丹阳太守的蒋济还州继任别驾。

第三，开芍陂屯田。曹操重视屯田，到建安中，已收“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①之效，使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曹操芍陂屯田的重要的目的是屯兵、备边，对付孙权。芍陂，在今安徽寿县南，因引淠水经白芍亭东积而成湖，故名。《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说，陂周一百二十许里，是战国时楚相孙叔敖所造，后经历代修治，陂周扩至二三百里，灌田百余万顷。据载，扬州刺史刘馥广屯田，曾修治芍陂、茄陂等以溉稻田。时刘馥已死，曹操军合肥，开芍陂，实是进一步开发扩大屯田规模。

第四，讨斩陈兰、梅成。曹操回谯以后不久，便有“庐江（今安徽潜山）人陈兰、梅成据潜（今安徽霍山东北）、六（今安徽六安）叛”②，先此还有庐江人雷绪起兵反叛。这样，在今安徽六安、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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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

②《资治通鉴》卷66，汉献帝建安十四年。

山、舒城、岳西、桐城、潜山一带便陷入混乱，影响了对于此一地带的控制，不利保合肥，南向用兵。因此，曹操先是派行领军夏侯渊击败雷绪，既而派荡寇将军张辽督张、牛盖等讨陈兰，派于禁、臧霸等讨梅成。

第五，增加合肥兵力，“使张辽、乐进、李典等率领七千余人屯合肥”。①

第六，密遣蒋干说周瑜。赤壁战后，曹操军谯期间（按：不是在赤壁战时），曾试图瓦解孙权的兵力和孙刘联盟。所以便有了密遣蒋干往说周瑜之举。蒋干，字子翼，九江人。据载，“干有仪容，以才辨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蒋干扮成一介书生，“布衣葛巾，自托私行”，以旧友往见周瑜。周瑜甚知蒋干来意，明确说：“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岂足下幼生所能移乎！”蒋干知周瑜难以说动，“终无所言”，回见曹操，称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②曹操密说周瑜的企图没有获得成功。

第七，征讨西北，解除对孙权用兵的后顾之忧。建安十六年，曹操进行了西征张鲁、马超、韩遂等的军事行动。此举有其更重大的战略考虑，其中一点就是避免两面作战，为下一步与孙权作战做准备。

第八，令阮瑀捉刀对孙权进行威胁。十七年正月，曹操由西北回到邺城，备战孙权的条件差不多了，即让记室令史阮瑀以曹操的名义给孙权写了一封软硬兼施的长信。阮瑀是受命而作，所以信的内容完全反映着曹操的思想和计谋。信中先述旧好，说“离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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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张辽传》。

②《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以来，于今三年，无一日而忘前好，亦犹姻媾之义（指曹操曾把侄女许配给孙权弟孙匡，为儿子曹彰娶权堂兄孙贲之女为妻），恩情已深，违异之恨，中间尚浅也”；继而说“常思除弃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荣，流祚后嗣”；然后为自己赤壁失利辩护：“昔赤壁之役，遭离疫气，烧舡自还，以避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尽谷殚，无所复据，徙民还师，又非瑜之所能败也”；同时假意表示，自己无意于荆州，“荆土本非己分，我尽与君，冀取其余，非取侵肌肤，有所割损也。思计此变，无伤于孤，何必自遂于此，不复还之。”然后为自己的备战活动打掩护：“往年在谯，新造舟舡，取足自载，以至九江，贵欲观湖濞之形，定江滨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战之计”。然后笔锋一转，威胁有加，一述自己完全有势力把你孙权打败，"以君之明，观孤术数，量君所据，相计土地，岂势少力乏，不能远举，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二讲水战挡不住王者师，“若恃水战，临江要塞，欲令王师终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战千里，情巧万端，……江河虽广，其长难卫”；三言历史上凡抗王师者如淮南王刘安、西汉隗嚣、东汉彭宠，都没有好下场。最后，给开设二条路，任孙权选取：其一，“内取子布（张昭），外击刘备，以效赤心，用复前好，则江表之任，长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观，上令圣朝无东顾之劳，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荣，孤受其利，岂不快哉！”其二，“若怜子布，愿言俱存，亦能倾心去恨，顺君之情，更与从事，取其后善，但擒刘备，亦足为效。”就是说，如能把张昭、刘备都杀掉，我给你高位重爵；如果舍不得杀张昭，只要把刘备擒杀也可以得到谅解。① 这份富有文采的长信，是招降书，亦是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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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选》卷42。

战书。它明确告诉孙权，新的讨伐战争即将开始了。当然，孙权从未对曹操抱有幻想，更无谋降之思。

积极面对曹操威胁

孙权面对曹操的威胁，自然不会退缩。退缩没有出路。他采取了积极面对的态度。

第一，继续同刘备联合，稳定西线，相互表请朝廷升迁或默认对方职爵。刘备表荐孙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孙权则默认刘备自领荆州牧，并分南郡之长江以南地给刘备，甚至“进（嫁）妹固好”。（详见下章）

第二，以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吕范为彭泽太守。继而，又分豫章为鄱阳郡，步骘为太守；分长沙为汉昌郡，鲁肃为太守。有效控制西线，确保无虞，为其在东线亲自为帅、督兵抗操创造有利条件。不幸的是，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周瑜病故。孙权以鲁肃为奋威校尉，代周瑜领兵，并令程普领南郡太守。鲁肃继续奉行联合刘备的策略，“劝孙权以荆州借刘备，与共拒曹操，权从之”（按：“借”为吴人语，荆州南四郡实刘备自取。详见下章）。①

第三，指挥中心东移、北上。建安十四年三月，曹操自赤壁退还谯县（今安徽亳州市），练兵待战，孙权也将指挥中心东移，自柴桑回吴。十六年，孙权徙治秣陵（今江苏江宁），十七年修石头城（位今江苏南京西），改秣陵为建业。《三国志•张纮传》注引《江表传》记载，长史张纮对孙权说：“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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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66，汉献帝建安十五年。

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不久，“刘备之东，宿于秣陵，周观地形，亦劝权都之。”《献帝春秋》记载了刘备同孙权的对话：“刘备之京（今江苏镇江），谓孙权曰：‘吴（今江苏苏州）去此数百里，即有警急，赴救为难，将军无意屯京乎？’权曰：‘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据说，刘备又对孙权说，就地理形势看，“芜湖近濡须”，也是个好地方。孙权说：“吾欲图徐州，宜近下也。”可见，孙权不都吴而徙治秣陵，最重要的是便于指挥北抗曹操，是出于军事的考虑。

第四，再平山越之乱，以保抗曹后方巩固。丹阳郡诸县地近抗曹前阵，赤壁战争期间及以后，局势骤然再度紧张，发生了以夥县陈仆、祖山和歙县金奇、毛甘等为首的暴乱。孙权即拔镇压山越的名将、平东校尉贺齐为威武中郎将，转讨丹阳郡之夥、歙（均安徽今县）。贺齐在此进行了又一次残酷地屠杀行动。史载，贺齐到达之时，“武强、叶乡、东阳、丰浦四乡（约在今浙江淳安、金华境）先降”，贺齐向孙权提议“以叶乡为始新县（治今浙江淳安西）。”从而，建起了一个后方军事基地。当时，"歙贼帅金奇万户屯安勒山，毛甘万户屯乌聊山，黟帅陈仆、祖山等二万户屯林历山。”可见：时有越民四万余户屯聚在今安徽与浙江接壤的群山中。据说，诸山形势峻峭，易守难攻，“林历山四面壁立，高数十丈，径路危狭，不容刀楣，贼临高下石，不可得攻。军住经日，将吏患之。”贺齐亲临前阵，“身出周行，观视形便”，遂即“阴募轻捷士，为作铁弋（按：铁钎），密于隐险贼所不备处，以弋拓（斩山）[堑]为缘道，夜令潜上，乃多县（悬）布以援下人”，将士攀援悬布而上者“百数人，四面流布，俱鸣鼓角”。突然之间，越民“夜闻鼓声四合，谓大军悉已得上，惊惧惑乱，不知所为，守路备险者，皆走还依众”。因此，贺齐大军得以顺利上山，“大破仆等，其余皆降，凡斩首七千。”然后，贺齐向孙权上表“分歙为新定、黎阳、休阳”。孙权遂以黟、歙、新定、黎阳、休阳、始新六县，割为新都郡（治今浙江淳安西），“齐为太守，立府于始新，加偏将军”。① 讨越中郎将蒋钦也受命参加了镇压行动，《三国志•蒋钦传》说，“贺齐讨黟贼，（蒋）钦督万兵，与齐并力，黟贼平定”。

继而，又对豫章、丹阳两郡内越民的武装暴动进行了平定。这些军事行动，既利于域内的相对稳定，也利于备兵抗曹。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豫章东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为贼乱，众万余人”。孙权令贺齐进讨，“齐讨平之，诛其首恶，余皆降服。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②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毗邻丹阳郡的鄱阳（属豫章郡，今江西波阳）县民尤突起事，并北联曹操，接受曹操“印绶”，反抗孙吴统治。丹阳郡的陵阳（治今安徽青阳南）、始安（按：当为安吴，治今安徽泾县西南）、泾县（安徽今县）三县山越“皆与（尤）突相应”。史称，贺齐与陆逊讨破（尤）突，“斩首数千，余党震服，丹阳三县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③

第五，用吕蒙之议，预作濡须坞。史载，吕蒙“从权拒曹公于濡须，数进奇计，又劝权夹濡须水口（今安徽无为县东北）立坞。”④《三国志•吕蒙传》注引《吴录》说，“权欲作坞，诸将皆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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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贺齐传》。

②《三国志•吴书•贺齐传》。

③《三国志•吴书•贺齐传》。

④《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上岸击贼，洗足上船，何用坞为？’吕蒙曰：‘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入，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权曰：‘善。’遂作之。”①可见，战前孙权、吕蒙已经做好了以战略防御为主的准备，自然不为曹操的威胁所动。

第六，把战将周泰、甘宁等调来东线听用。根据记载看，贺齐、蒋钦镇压山越以后，都留在了东线。周泰、甘宁、朱然、徐盛、凌统、潘璋、宋谦、陈武、朱桓等也先后部署在了丹阳郡境。

二、濡须战守与合肥失利

综上可见，赤壁战后，曹操、孙权均为双方再战积极准备，未曾稍懈。一切政治的、外交的、军事的行动都围绕着未来不可避免的战争而统筹酝酿着。但建安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的大部时间双方没有大的直接军事行动和军事接触。就曹操一方来说，这是因为：第一，曹操的主要精力用在巩固内部，先后发出了影响深远的《求贤令》和《让县自明本志令》，作铜雀台，并以自己的儿子曹丕为五官中郎将、丞相副，封曹植、曹据、曹豹三子为侯，借此把“让县”的损失收了回来，并建起了一道从今山东平原到今河北饶阳、涿州的防线，构成了根据地邺的屏障；第二，曹操的主要兵力用在西北方面，讨张鲁，伐关中，亲征马超、韩遂和关中诸将侯选、程银、杨秋、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等十部之反，并取得了重大胜利。孙权的方面，策略也做了一些调整。他除了必须筹划如何应对必将来临的曹操的来犯外，还必须考虑以下问题，一是对付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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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注引《吴录》。

的新策略；二是巩固和加强既得地盘的统治；三是趁北面稍安之机，向南经营，加快将岭南置于治下的步伐。

曹操用兵西北，亲征马超、韩遂等是他总体战略的组成部分。其中，自然也包括了避免两面或多面作战、将来得以分别专兵孙权和刘备的考虑。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正月，曹操自关中回邺，又做了一些巩固权力的事，得到了“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的特权待遇，扩大了自己封地魏郡的区辖范围，为封公建国做好了最后的准备，惟缺同孙权一战，再壮兵威。

曹操的军队，襄樊一线及淮南主力部队又经过九个月的训练备战，士气复振，于是冬十月，便又开始亲征孙权了。

濡须第一战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正月，曹操以号称步骑四十万之大军（按：实际兵力不会有这么多）进军濡须口。孙权率领孙瑜、孙皎、甘宁、蒋钦、周泰、董袭、朱然、徐盛等，与曹操“相拒月余”。事实证明，曹操对于南向用兵的天时地利依然估计不足，接战之初便即陷入被动。史载，曹操进军以张辽、臧霸为先锋，“行遇霖雨，大军先及，水遂长，贼（按：指孙权的军队）船稍进”，将士们见此便想起赤壁之败，皆不安，就连张辽也感到害怕，想撤兵，臧霸止之，对张辽说，曹公“明于利钝”，怎么能不管我们呢？果如臧霸所料，第二天曹操即令大军发起攻击。这一仗，孙权江西大营被攻破，都督公孙阳被曹操俘获。

孙权得知江西大营有失，亲率众七万御操，并以甘宁领三千人为前部督。孙权密令甘宁“夜入魏军”，甘宁乃选手下健儿百余人，径至曹操营下，“拔鹿角，逾垒入营，斩得数十级”。曹军突遭袭击，惊慌万状，失声鼓噪，及至点起火把，“举火如星”，甘宁已退还本营，将士们“作鼓吹，称万岁”，一片欢腾。甘宁当夜去见孙权，权也极为高兴，说：“足以惊骇老子否？聊以观卿胆耳。”①

双方相持月余，但军事上的主动权基本控制在孙权一方。不久，孙权再次发动攻势。据《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历》说：“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可见战果相当可观。又说：“权数挑战，公（曹操）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曹操的将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由此可见，孙权已经掌握了相当大的主动权，竟能乘轻船而入曹军，甚至已经撤走又突然返回对曹军“鼓吹”一通，实在是无异于示威。《吴主传》注引《魏略》记得更有点离谱：“权乘大船来观军，公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我在前面已经指出，《魏略》记载是不可信的，一是孙权尚不至如此放肆，二是曹操亦不至如此愚钝，三是同《吴历》所记迥别。但不管怎么样，曹操吃了败仗，致使“坚守不出”，当是真的。如果不是这样，便不会有曹操见孙权“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②

曹操“坚守不出”，难以为功，又值春雨，再次出现了不宜于北方将士作战的条件。孙权看准了这点，但又自知不可能把曹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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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甘宁传》注引《江表传》。

②《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吴历》。

溃，因而写信给曹操，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另外又夹上一个纸条写了八个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据说，曹操阅后，不仅不怒，反而很高兴地对诸将说：“孙权不欺孤！”于是撤军而还①。孙权亦不追。

濡须之第一战，对于孙权意义重大，一是振奋了士气，二是得民十余万户。《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此战之前曹操“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结果“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此战的重大损失是，偏将军董袭所督五楼船（按：可能是为孙权或他的指挥部准备的一艘大船）遇暴风倾覆，董袭意外死亡。《三国志•董袭传》记载：“曹公出濡须，袭从权赴之，使袭督五楼船住濡须口。夜卒暴风，五楼船倾覆”，左右都撤到小船上去，大家请董袭到小船上来。董袭愤怒地说：“受将军（按：指孙权）任，在此备贼，何等委去也，敢复言此者斩！”于是大家都不敢再劝，“其夜船败，袭死”。

征皖城

曹操自濡须口撤军，四月回到邺城。撤军原因固有出师不利、春水将至、胜负难卜、不宜继续暴师在外的一面；但另一方面，甚至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不能长时间离开政治中心。此前西征韩遂、马超，建安十六年七月出兵，次年正月还邺，前后近七个月；此次用兵孙权，建安十七年十月东出，次年四月还邺，又是近七个月的时间。看似偶然，实有内在的必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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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权传》注引《吴历》。

　　曹操在其还邺前后，通过汉献帝实施了两件大事，一是正月庚寅（公元213年2月10日）“诏并十四州，复为九州”。十四州为司、豫、冀、兖、徐、青、荆、扬、益、梁、雍、并、幽、交；复为九州，则省司、凉、幽、并四州，其中最大的要害变动是割幽、并二州及司州之河东、河内、冯翊、扶风四郡入冀州。正如胡三省所说，并十四州复为九州，“此曹操自领冀州牧，欲广其所统以制天下耳。”①二是五月丙申（6月16日）“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公”，并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可见，曹操撤兵，如其说是军事原因，毋宁说是出于政治大局的统筹与考虑。

曹操撤军，非如乌林兵败而返。他从容作了一些御敌部署，一使张辽、乐进、李典等七千人屯合肥，一遣庐江太守朱光屯皖（今安徽潜山县），大开稻田。三派间谍招诱鄱阳“贼帅”，使作内应。

曹操扩地晋爵、封公建国，用心完全昭示于天下，大大震动了孙权、刘备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闰五月，孙权主动发起了向皖城的进攻。时之皖城虽在曹操控制之下，但实为孤城一座。

孙权和大将吕蒙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态势。史载，"魏使庐江谢奇为蕲春典农，屯皖田乡，数为边寇。蒙使人诱之，不从，则伺隙袭击，奇遂缩退，其部伍孙子才、宋豪等，皆携负老弱，诣蒙降。”针对曹操派庐江太守朱光屯皖大开稻田的情况，吕蒙对孙权说：“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众必增，如是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②于是，孙权决定亲自征皖。从征者有吕蒙、甘宁、鲁肃等。

孙权亲自率军征皖，“引见诸将，问以计策”，诸将皆劝“作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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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八年注。

②《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山，添攻具”，吕蒙急趋孙权面前建议速攻，指出三点：一是必须抢在敌人援军到达之前拿下，“治攻具及土山，必历日乃成，城备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图也。”二是作战环境不允许拖延时日，“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经日，水必向尽，（船只）还道艰难，蒙窃危之。”三是敌城不固，我军气盛，利于速战，“今观此城，不能甚固，以三军锐气，四面并攻，不移时可拔，及水以归，全胜之道也。”①

孙权听从了吕蒙的建议，即时发起进攻。吕蒙荐甘宁为升城督。甘宁“手持练，身缘城，为吏士先”，督攻在前；吕蒙以精锐继后而进。《三国志•吕蒙传》说，“侵晨进攻，蒙手执袍鼓，士卒皆腾踊自升，食时破之”，获朱光及男女数万口。果如吕蒙所谋，很快结束了战斗。张辽率兵来救，未至，闻皖城已失，只好返回。

曹操得知皖城失守，顿觉受辱，因而大怒，就像发了疯似的不冷静。时值秋雨时节，大雨绵绵，曹操决定再次亲征孙权。从下面的一段记载可以看出曹操当时是何等的不冷静：“太祖（操）欲征吴而大霖雨，三军多不愿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谏者，教曰：‘今孤戒严，未知所之，有谏者死。’”曹操决心很大，部下多不敢言，丞相主簿贾逵接受教令后，感到实在是不具备出兵的条件，事关重大，不得不谏，因与同僚三主簿上书谏阻，曹操大怒，将贾逵等收监，问是谁的主意，贾逵坦称是自己的主意，遂主动蹲进牢狱。曹操得知贾逵已经戴上了刑具，怒气稍消，头脑慢慢冷静下来，因而不久又下了一道教令：“逵无恶意，原复其职。”②“原”是赦免之意。“无恶意”不等于无罪，“原”其罪，复其职，只不过是从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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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并注引《吴书》。

②《三国志•魏书•贾逵传》注引《魏略》。

罢了。

曹操执意征孙权，遂以儿子临淄侯曹植守邺，于建安十九年七月亲征。时有丞相参军傅干再谏：“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足以相济，而后王道备矣。往者天下大乱，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也。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易以德怀。愚以为可且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分土定封，论功行赏，若此则内外之心固，有功者劝，而天下知制矣。然后渐兴学校，以导其善性而长其义节。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以济之，则普天之下，无思不服矣。”①这种迂阔之论，当然说服不了曹操。

曹操七月出兵，十月回邺，前后不过三个月，战况如何，双方史籍均无明记，大概未曾有过重大接触。或如傅干所说，举十万之众屯之长江之滨，“若贼负固深藏，则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大威有屈而敌心未能服矣。”②曹军未能得机，难逞其能，“军遂无功”。曹操面对现实，始悟贾逵、傅干等言有道理，亦知与其胶着于此，不如趁夏侯渊平凉得胜之威回军而西取张鲁。

孙权征皖得利和曹操出兵“无功”，使孙权基本控制住了合肥以南、长江以北的局势。并且能够利用曹操西顾之机，抽出兵力，对付刘备。

合肥失利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西征张鲁。此时，刘备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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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

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

取得益州。孙权、刘备经过一段时间的摩擦，也达成了妥协，分割荆州。孙权得到湘江以东之荆州三郡，暂时没有理由西向用兵，但在东线却是难得的机会，于是八月间便乘曹操在西之机率众十万围合肥。参加这次战役的有吕蒙、凌统、甘宁、蒋钦、陈武和贺齐、徐盛等。

史载，曹操西征张鲁，出发前曾写了一道秘密教令让护军薛悌带给他的合肥守军将领们，封套的边上写着“贼至乃发”四字。孙权兵至，张辽、乐进、李典、薛悌等一起把教令打开，教令上写着：“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为什么这样分派呢？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与战。”此说当有一定道理。看了教令以后，诸将以众寡不敌而疑之，只有张辽领会到曹操的用心所在，因对大家说：“公（曹操）远征在外，比救至，彼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乐进等犹豫不定，张辽怒曰：“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素与张辽不和，但为张辽的坚决赴敌精神所打动，慨然说：“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于是张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飨将士。明日大战，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史称：“权大惊，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遂安，诸将咸服。”战斗很激烈，历史的记载也颇精彩，但陈寿之笔显然有点褒张辽而贬孙权的味道。①

孙权围合肥十余日，初战失利，城不可拔，只好撤军。撤军过程中，差一点成了张辽的俘虏，“辽率诸军追击，几复获权”。② 权赖得诸将奋战，才免于难。

史载，孙权撤军，前部已发，惟与吕蒙、凌统、甘宁等少部分将士尚在合肥以东之逍遥津北，张辽得知消息，立即率领步骑突袭过去。甘宁、凌统、蒋钦、陈武与吕蒙等力战。甘宁部属“会疫疾，军旅皆已引出，唯车下虎士千余人”，张辽“步骑奄至”，甘宁“引弓射敌，与统等死战”（按：看来，经过七八年时间，此时甘、凌二人已能协同作战了），并“厉声问鼓吹何以不作，壮气毅然，权尤嘉之”。③吕蒙“以死扞卫”④，凌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扶扦孙权出”。⑤

孙权乘马至津桥，桥“丈余无板”，马不能过。幸亲近监谷利跟随，他让孙权抱紧马鞍，放松缰绳，“于后著鞭以助马势”，骏马受鞭，腾跃而起，“遂得超度”。⑥

孙权过桥，得到奋武将军贺齐的接应。《三国志• 贺齐传》说，贺齐从征合肥，“时城中出战，徐盛被创失矛，齐引兵拒击，得盛所失”，救了徐盛一命。既而，孙权“为张辽所掩袭于津北，几至危殆。齐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权”，权人大船，始得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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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三国志•魏书•张辽传》、《李典传》。

②《三国志•魏书•张辽传》。

③《三国志•吴书•甘宁传》。

④《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⑤《三国志 • 吴书 • 凌统传》。

⑥《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孙权过桥以后，凌统“复还战，左右尽死，身亦被创，所杀数十人，度权已免，乃还。”据说，桥败路绝，凌统“被甲潜行”，回到孙权所在之地，孙权已经上船，“权既御船，见之惊喜。统痛亲近无反（返）者，悲不自胜”。孙权亲自用衣袖为凌统擦泪，安慰说：“公绩（凌统字），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无人？”①凌统受伤很重，孙权“遂留统于舟，尽易其衣服。其创赖得卓氏良药，故得不死。”②

更不幸的是，偏将军陈武“奋命战死”。据说，陈武“累有战功”，尤为孙权所“亲爱”。对于陈武的死，“权哀之，自临其葬”，并且“命以其（陈武）爱妾殉葬”，免其客二百家的赋税和徭役。③（按：孙权命陈武爱妾为陈武殉葬，甚为荒唐，反映出了他暴戾的一面，因而甚为历史所非。有的批评者甚至将这件事同孙吴国祚不永作出了必然性分析，如晋人孙盛说：“权仗计任术，以生从死，世祚之促，不亦宜乎！”）

张辽追击孙权，几乎把孙权捉到。《献帝春秋》记载：“张辽问吴降人：‘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人答曰：‘是孙会稽。’辽及乐进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举军叹恨。”

孙权合肥失利，兵败逍遥津，主观原因是他犯了同曹操在赤壁战争中同样的轻敌错误。他以为曹操大兵在西，合肥守军势单力薄，不足为惧，竟贸然进兵，甚至亲临前阵，把自己置于易于受敌的方位上。这一点，他和他的将领们在惨败以后都有感触。《江表传》载，孙权回到大船上以后，宴请诸将，庆祝免遭劫难，贺齐下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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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凌统传》。

②《三国志•吴书•凌统传》注引《吴书》。

③《三国志•吴书•陈武传》并注。

涕泣而言：“至尊人主，常当持重。今日之事，几至祸败，群下震怖，若无天地（按：意为如同天塌地陷），愿以此为终身诫。”孙权亲自向前为贺齐擦泪，说：“大惭！谨以尅心，非但书诸绅也。”（按：绅，大带。书诸绅，典出《论语》，子张问孔子，将孔子说的话写在衣服的大带子上，以防忘记）另外，事有凑巧，孙权的军队就像曹操军队在赤壁战时情形一样，染上了“疾疫”，严重削弱了战斗力。客观原因自然是敌方张辽等英勇善战、拒守成功，但究其根底，实乃曹操用兵谋略的胜利。晋人孙盛评论说：“至于合肥之守，县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必怀贪堕；以致命之兵，击贪堕之卒，其势必胜，胜而后守，守则必固。是以魏武（指操）推选方员，参以同异，为之密教，节宣其用；事至而应，若合符契，妙矣夫！”①

濡须第二战

孙权利用曹操西征张鲁之机，以优势兵力攻取合肥，未能成功。然后，双方相持经年，各自固边备战。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十一月，张鲁降操；十二月曹操自南郑还；次年二月回邺；五月晋爵为魏王；十月再次治兵，“亲执金鼓以令进退”，发兵征孙权。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十一月，曹操军至谯。《三国志•吴主传》说：“曹操次于居巢，遂攻濡须。”《资治通鉴》根据《武帝纪》，将其系于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正月，说“魏王操军居巢（今安徽无为），孙权保濡须”。二月，曹操进屯江西郝溪（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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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张辽传》注引孙盛语。

在居巢以东，濡须以西），进攻拒守濡须口之孙权，“权在濡须口筑城拒守，（操）遂逼攻之，权退走”①；三月，曹操“引军还，留伏波将军夏侯惇都督曹仁、张辽等二十六军屯居巢”。②

这次战役，时间很短，也不激烈。参战者有濡须督吕蒙，丹阳太守、绥远将军孙瑜，护军校尉孙皎，折冲将军甘宁，宜春长周泰等。

《三国志•吕蒙传》说，“曹公又大出濡须，权以蒙为督，据前所立坞，置强弩万张于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锋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

《孙瑜传》说，孙瑜“从权拒曹公于濡须，权欲交战，瑜说权持重，权不从，军果无功。”

《孙皎传》说，“是时曹公数出濡须，皎每赴拒，号为精锐。”

《甘宁传》记载：“曹公出濡须，宁为前部督，受敕出斫敌前营。……至二更时，衔枚出斫敌。敌惊动，遂退。”

《周泰传》说：“曹公出濡须，泰复赴击，曹公退，留督濡须”。③这说明，第二次“孙权保濡须”之战，同第一次一样，仍然是防御为主，打的是防御战，只是偶尔偷袭了一下。

曹操为什么匆匆撤军了呢？翻开《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便可见其端的。二十一年五月，曹操进爵为王；然后，五至七月，抓紧处理北方问题，先后接待了“代郡乌桓单于普富卢与其侯王来朝”和“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将其名王来朝”；十月，“治兵，遂征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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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②《资治通鉴》卷68，汉献帝二十二年。

③ 《三国志•吴书•周泰传》并注《江表传》。

权”；二十二年二月，曹操进军濡须口；三月，曹操“引军还”；四月，“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五月，作泮宫（学府）；六月，调整中央要职，以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八月，发布《举贤勿拘品行令》；十月，戴上“十有二旒”的天子才能戴的冠冕，“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立曹丕为魏太子，有效地预防并解决了曹丕、曹植兄弟争立的问题。由此不难发现，曹操急于出兵，实是想在取得了汉中战略成果和晋爵为魏王以后，实施再一次的耀兵机会，自然也是想又一次给孙权一点颜色看看；急于撤军，是耀兵目的已经达到，更是为了谋划更大的政治行动。

濡须第二战与第一战不同，孙权虽然抗住了曹操的进攻，但主动权始终在敌人一方。此种情形，对于孙权以后的战略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抗曹操的重要意义

赤壁战后，曹操与孙权在合肥、皖城、濡须口等地至少有四、五次的军事接触，双方各有小胜，但都无大的进展。有时，曹操甚或以数十万之众攻孙权，孙权亦以七万或十万之众御操，规模不可谓不大，但终未形成大的战斗，到头来曹操只好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之叹而罢，而孙权也没有很大收获，甚至差一点成了曹操的俘虏。

既然如此，那么应当如何评价曹操和孙权的频频相互用兵呢？

就曹操方面说，我在《曹操传》一书中指出：首先，必须肯定曹操布防合肥，且以重要将领张辽、李典、乐进等拒守是非常正确的决策。其一，合肥地处淮南重地，既利屯田戍守，又扼孙权北取徐、扬之路；其二，合肥、居巢遥望建业，能够对孙权构成威胁；其三，把孙权的主要兵力长期率制于此，可保长江一线大部分地区的平安。魏吴接壤数千里，而十数年间只是在此一隅发生战斗，道理概在于此。这也是曹操决策的精当所在，时而发兵打一下，把孙权的兵力和注意力率制住，以期达到让孙权围绕着自己的军事意图转的目的。

其次，曹操数次东击孙权，均属耀兵性质，而无彻底打垮孙吴的企图，所以虽然军无大胜，却起到了慑敌作用，使孙权不敢北向。史载，孙权曾想乘曹操西方用兵之机北取徐州，吕蒙立即指出：“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①君臣踌躇再三，终不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