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荆州借还之争

赤壁战前，孙刘两家，形势所迫，为了共同利益而各怀异志地结成了临时联盟。这是一种既联合又斗争的联盟。从其应对共同敌人的需要来说，他们是诚心诚意的，但从其各自的未来考虑，他们又不能不是各怀异志，所以从开始就是不巩固的。战争中，周瑜对刘备之傲慢不敬，以及刘备心怀狐疑，预为自己留有后路，都说明了这一点。① 既至战争结束，矛盾立时显现出来。

一、限制刘备的活动空间

吴人认为曹操是他们打退的，荆州辖地理所当然地应该归吴所有。因此在如何安置（确切地说是如何对付）刘备方面费起周折来。

使刘备居于狭小地区之内

《三国志•先主传》注引《江表传》说，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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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人孙盛曾为刘备预留后路进行辩解，说：“刘备雄才，处必亡之地，告急于吴，而获奔助，无缘复顾望江渚而怀后计。《江表传》之言，当是吴人欲专美之辞。”窃以为，略考刘备为人，不难发现，《江表传》的记载和评论，应当是可信的。

岸地给刘备，刘备立营于油江口，改名为公安（今湖北公安）。

所谓“南岸地”并不是长江以南所有荆州四郡的地盘，而是南郡的长江以南的近江地区。这一点，前人已有辨证。如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驳胡三省注通鉴所谓“荆州八郡，瑜既以江南四郡给备，备又欲得江汉间四郡”时指出，“……周瑜分南岸地给备者，即指油口立营之地，非谓江南四郡也。若已给江南四郡，又欲兼得江汉间四郡，将置周瑜、程普于何地乎！（时，周、程二人分领南郡、江夏太守）且公瑾方深忌先主，上疏以猥割土地为虑，岂肯遽给四郡乎！是南岸之地仅限于油口立营之地无疑。”

汉末，南郡辖地十七城，大部在江北，江南部分很小，只有近江之今湖北公安、宜都、秭归等地。而宜都以西，孙权和刘备的军队都还没有到达。所以，周瑜给予刘备的实际地盘是很小的。

试图将刘备羁縻于吴

《三国志•周瑜传》记载，刘备为求土地，到京（京口，今江苏镇江）见孙权。周瑜、吕范等一班武将纷纷建议孙权把刘备扣留下来。周瑜上疏给孙权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雄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关、张），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塌，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三国志•吕范传》也记载，“刘备诣京见权，范（按：这时吕范为彭泽太守）密请留备（按：留，不准离去，即扣留的意思）。”

周瑜、吕范的意见，实属短视，缺乏政治家风度。鲁肃不同意他们的想法。所以，鲁肃当听到吕范劝孙权扣留刘备的话后，立即表示“不可”，因对孙权说：“将军（指孙权）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将军）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刘）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①

孙权认为鲁肃的意见是对的，“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刘）备难卒制”，没有接受周瑜和吕范的意见。②

据《三国志•庞统传》注引《江表传》说，刘备后来得知东吴曾有扣留之议，因而问庞统：“卿为周公瑾功曹，孤到吴，闻此人（指周瑜）密有白事，劝仲谋（孙权）相留，有之乎？”庞统回答：“有之。”刘备不禁后怕，惊叹说：“孤时危急，当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耳。时孔明谏孤莫行，其意独笃，亦虑此也。孤以仲谋所防在北，当赖孤为援，故决意不疑。此诚出于险涂，非万全之计也。”

“借荆州”

刘备得到暂时的喘息机会，收拢了原来刘表的部属，发展了自己的军队。《江表传》载，赤壁战后，“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权借荆州数郡”。③《资治通鉴》卷66的记载，则避开“借”字，称：“刘表故吏士多归刘备，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乃自诣京见孙权，求都督荆州。”

所谓“借”，是站在孙吴的立场上说的，不见于《蜀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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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

②《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周瑜传》。

③《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

是鲁肃首倡其说，所以，《三国志•吴主传》明载：“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

“借荆州”的决策，确切地说，就是允许刘备收取江南四郡。这对于孙刘两家都是有利的。我们可以从曹操的态度体味到它的正确性。据说，“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①

从刘备的角度看，“借荆州”的说法是不确切的，所以后人常论其非。实际上，赤壁战中刘备也是出了力的。刘备向南拓地，是自主的军事行动，“求取四郡”只不过是期望得到孙权的默认罢了。清人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借荆州之非》说：“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而非当日情事也。……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与人也。荆州本刘表地，非孙氏故物，当操南下时，孙氏江东六郡，方恐不能自保，诸将咸劝权迎操，权独不愿，会备遣诸葛亮来结好，权遂欲藉备共拒操。其时但求敌操，未敢冀得荆州也。亮之说权也，权即曰非刘豫州莫可敌操者，乃遣周瑜、程普等随亮诣备，并力拒操，是且欲以备为拒操之主而己为从矣。亮又曰：‘将军能与豫州同心破操，则荆吴之势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是此时早有三分之说，而非乞权取荆州而借之也。……迨其后三分之势已定，吴人追思赤壁之役，实藉吴兵力，遂谓荆州应为吴有，而备据之，始有借荆州之说。”此论很有道理。

刘备并没有被孙权、周瑜设的限制所束缚，而是在给孙权打了招呼以后，便即开始了实际行动。

刘备先表举刘表的儿子刘琦为荆州牧。这是明智之举。这样做不仅利于收纳刘表之众，更利于收服原属刘表治下之荆州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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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诸郡。然后，南征江南荆州辖地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武陵（治今湖南常德西）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治今湖南郴州）太守赵范、零陵（治今湖南零陵北）太守刘度皆降。根据记载分析，刘备南征，除武陵太守金旋微有抗拒，因而“为备所攻劫死”外，基本上没有遇到严重地抵抗。①《三国演义》中收四郡的精彩战争场面，大都是虚拟的。

刘备占有江南四郡之后不久，刘琦病死。刘备“在群下的推举下”自为荆州牧，州治设在公安（湖北今县）。刘琦的数万之众，顺利地成为刘备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这样，刘备又有了江北部分地区。

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十二月，刘备为了换得自领荆州牧的被承认，特意主动与孙权做了一笔交易，上表荐“（孙）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有记载说，“会刘琦卒，权以备领荆州牧”。②

所谓孙权“以刘备为荆州牧”出自《资治通鉴》等著作，后人因之，不见《三国志》之《吴主传》与《先主传》。《吴主传》说：“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这条记载，“备领荆州牧”前没有“以”字。《先主传》以及《华阳国志•刘先主志》亦无孙权对于刘备为荆州牧的态度的记述。我以为，孙权绝不可能同意并且主动让刘备做荆州牧。如果那样，吴人所谓刘备“借荆州”之说便成为荒唐了。孙权及其僚属不会犯如此战略性的、幼稚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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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三辅决录注》、《赵云传》注引《云别传》。

②《资治通鉴》卷65，汉献帝建安十四年。

刘备自为荆州牧，便有资格和力量建设州级机构，委署自己的官吏了。史载，“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以飞为宜都太守（宜都郡为刘备分南郡而置）、征虏将军，封新亭侯，后转在南郡”①；“以偏将军赵云领桂阳太守”。②至此，刘备对东汉末年荆州七郡③中的大部分地区（四郡，加南郡分置出的宜都郡，江夏郡部分地区）实现了直接控制。曹操在荆州地区仅控南阳（和由南阳南部、南郡北部析置的襄阳郡、章陵郡[治今湖北枣阳市境]以及由南阳西部分置的南乡郡），孙权仅控南郡、江夏部分地区。因此，客观地说，刘备已是真正的荆州之主，所控荆州地盘远较孙权为多。

二、表面相安，内怀疑忌

刘备征有江南四郡以后，坐地日大，势力渐强，“跨有荆益”的目标便自然提到日程上来。刘备、诸葛亮都很清楚，如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有一定的步骤。其中，“结好孙权”，解除后顾之忧是不可少的。然后，一旦条件成熟，西取刘璋，占有巴蜀。回过头来，再同孙权周旋。

刘备力量的逐渐强大，顿使孙权感到威胁。但另一方面，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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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关羽传》、《张飞传》。

②《资治通鉴》卷65，汉献帝建安十四年。

③ 两汉郡置时有变化，《后汉书•地理志》载荆州七郡：南阳、南郡、江夏、长沙、武陵、零陵、桂阳，无章陵。所谓荆州八郡，注史者均据《汉官仪》加章陵。此可能是建安末年曹操将南阳之章陵诸县析出而置。

又知道，严重的危险依然来自北方。如此军事态势，孙权自然不敢两面受敌，构恶同刘备的关系。

刘备此时既有不小的地盘和势力，自然也觉腰板硬起来，所以也敢于再次至吴见孙权。

质言之，孙权和刘备当时都认识到北有强敌而不宜将对方吃掉。固结友好成为共同的需要。

“进妹固好”

《三国志•先主传》说：“先主（刘备）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这条记载说明，是孙权主动将年仅二十岁左右的同父异母妹妹嫁给年已四十九岁的刘备的。历史上，特别喜欢突出周瑜的“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的计策。毫无疑问，这是孙权、周瑜计策的组成部分。是一桩双方自愿的政治婚姻。至于说刘备甘露寺招亲，孙权想乘机将其杀掉，幸吴国太主婚，才成其美事云云，都是文学家的虚妄之言。其实，孙权的母亲吴国太早在建安七年（一说十二年）已经死了。而孙权“进妹固好”是在建安十四年。

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刘备的妻子甘夫人病卒南郡。这件不幸的事，适为孙权和刘备“结好”的谋略提供了契机。据说，“先主至京（今江苏镇江）见权，绸缪恩纪”。①“绸缪恩纪”是指刘备与孙权的关系非常融洽呢，还是指刘备与孙权的妹妹情深义重呢，史记含糊。所以，卢弼著《三国志集解》注引说：“此处必有脱文，与下文意不相属。”我意不妨两方面看待，一是出于相互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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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的考虑，孙刘的表面关系的确很好，所以能有以后数年的和平共处；二是夫妻情深，达到了亲密“绸缪”的极致。

但从历史的记载看，这桩婚姻，自始至终都笼罩在政治的阴影中。《三国志•法正传》说：“（权）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凛凛”是心中感到有一股阴森寒气而恐惧的意思。为什么这样呢？元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说得很对：“恐为所图也。”《三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也说：“此时先主孙夫人以权妹骄豪，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据说，刘备为了壮胆，特意将赵云安排在身边：“先主以（赵）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不难想见，数年中，孙权时以妹妹为砝码胁迫刘备，刘备则亦始终处在戒备之中。

孙权是什么时候将妹妹接回去的？

《资治通鉴》卷66说，建安十四年十二月“权以妹妻备”，十六年“孙权闻备西上，遣舟船迎妹”。这样看来，他们的婚姻仅有两年的时间。此说源自《赵云传》注引《云别传》。《云别传》说：“先主人益州，（赵）云领留营司马……权闻备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内欲将后主（刘禅）还吴，云与张飞勒兵截江，乃得后主还。”《三国演义》“赵云截江夺阿斗”就是据此演义而成的。

《三国志•穆皇后传》则载，“先主既定益州，而孙夫人还吴。”刘备克蜀定益是建安十九年的事。《华阳国志•刘先主志》也说，孙夫人回吴是刘备定益以后法正劝刘备主动做的事：“（法）正劝先主还之。”这样，刘备与孙权妹的婚姻大约维持了六七年。

《三国志集解》注引王昙意见说，孙夫人还吴是迫不得已的："法正已进刘瑁妻吴氏于宫中，舟船之迎，实夫人见几（机）之哲。是岁建安二十年乙未，正（孙）权袭取长沙分界联合之日。可想见，蜀主与夫人同牢已七年矣。”①窃以为，这个推断是接近于事实的。

历史表明，权妹返而难归，是这桩政治婚姻的必然历史悲剧。就孙权来说，迎妹回吴是谋略上的重大失误，不仅暴露了自己的意图，构恶双方关系，而且使刘备得以解脱。就刘备来说，自然当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是孙氏既回，刘备一身轻松，不仅纳妾数人，并且毫无顾忌地即纳刘焉儿子刘瑁的遗孀吴氏为夫人；二是加深了孙刘裂痕，在吴蜀战争成为不可避免时，失去了一味有利的缓冲剂。一句话，这桩政治婚姻的结束，对于双方，都是弊大于利。同时也害苦了年轻貌美的无辜的孙氏夫人。孙夫人回吴后，寡居抑或他适，史失记载，不知所终。

内怀疑忌

孙刘联姻结好，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自谋新的进取。但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把对方看作是可靠的朋友。荆州的拥属，始终是双方斗争的焦点。

就孙权方面来说，刘备在荆州的势力存在，深刻地制约着他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君臣上下总有一种“养虎贻患”的恐惧感。特别是周瑜，对于未能根除刘备，至死耿耿于怀。

为了对刘备形成半包围形势和建构北战曹操的有利条件，周瑜曾提出过“取蜀（刘璋）而并张鲁”的策略。周瑜对孙权说：“今曹操新败，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指孙权）连兵相事也。乞与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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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参阅《资治通鉴》卷66；《三国志•蜀书•赵云传》注引《云别传》；《三国志•蜀书•穆皇后传》等。

威（将军）俱进取蜀，取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①权许之。可惜，周瑜返还江陵途中，病卒于巴丘（今湖南岳阳境），其谋未行。

周瑜弥留之际，给孙权书，除述知遇之恩外，一言形势严峻，坦言对刘备的疑虑，二荐鲁肃自代。书谓：“……人生有死，修命短矣，诚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复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塌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倘或可采，瑜死不休矣。”②另，《三国志》鲁肃本传载文稍异，但同样反映了周瑜对于刘备的担心，文中说："当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忧，愿至尊（指孙权）先虑未然，然后康乐。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陨路之日，所怀尽矣。”

“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反映了孙权、周瑜的心理状态。这说明，周瑜看到了孙、刘稳定局面下潜伏着危机；也反映了他对刘备必欲除之的决心。客观地说，周瑜的意见不无道理，但失在对于相对稳定的局面对于自己一方临时有利的一面以及鼎足形势的必然性认识不足。

孙权和鲁肃没有按照周瑜的意见办，鲁肃坚持了将荆州部分地区“借给”刘备的策略。当然，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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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66，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奋威，指孙权堂弟、奋威将军孙瑜。

②《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引《江表传》。

为“借”，实际也是想在“借地”的名义下，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刘备的占领区内，从而达到制约对方的目的。《三国志• 鲁肃传》说，瑜死，孙权即以鲁肃为奋武校尉，代瑜领兵；令程普领南郡太守，继领江夏太守；将已为刘备占有的长沙郡一分为二另设汉昌郡，试图将今湘阴、岳阳及其以东地区控制在自己手里；同时，加强荆州江南四郡以东的实际军事控制，分扬州部之豫章郡地加设都阳郡。可见，孙权、鲁肃也是把刘备作为潜在敌人看待的，只不过是他们看到了可以利用的一面，因而对付的手段不同于周瑜罢了。

就刘备方面来说，他自然明白孙、刘两家在荆州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利害冲突，联盟不可久恃。因而积极扩大军事力量。他虽然不与孙权明争，但实际不断加强着对于已有地区的实际控制，并切实制约了孙权在荆州地区的发展。他自驻公安，而以关羽为襄阳太守驻江北，并将南郡的江南地分出来另置宜都郡让张飞统兵驻守。这样，便在实际上形成了对于军事要地南郡首府江陵的包围，从而控制了自江陵西上入蜀的长江水域和周边军事要地。

欲与刘备“共取蜀”

孙权、刘备以及曹操都想西取巴蜀。

就当时的驻军和地理形势看，曹操取蜀，必走北路，计在先灭马超、韩遂和张鲁，取得汉中，掌握益州北门锁钥，然后相机而进。

孙权取蜀，有两条路可以考虑，一是北上今湖北房县、上庸，经安康，西取汉中入蜀。这就是前面讲的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十二月，周瑜要求孙权允许他与孙权的堂兄弟、奋威将军孙瑜率兵“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的计划所在。但这条路是绝对走不通的，因为在军事形势上如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曹操是不会放过他的。二是走南路，沿江西上。但此路也是难以走通的，因为他不能越过刘备在荆州的地盘而取益州。

周瑜“得蜀而并张鲁”的计划，对曹操震动很大，从而使曹操加快了既定的西取马超、韩遂和张鲁而窥蜀的步伐。建安十六年三月，曹操遣司隶校尉锺繇讨张鲁，使征西护军夏侯渊等率兵出河东，与锺繇会师共进，摆开必将谋蜀的架势。关中诸将疑为袭己，马超、韩遂、侯选、程银、杨秋、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等十部皆反。七月，曹操亲征。不数月，破潼关，两渡河，结营渭南，瓦解马超、韩遂联盟，大破十部军，斩成宜、李堪等，马超、韩遂西逃。曹操控制了关中地带，既扩大了地盘，解除了西北之忧，又使孙权北路取蜀成为不可能。因此，孙权只有考虑南路，沿江而上、联合刘备共同取蜀。

孙权联合刘备取蜀的首要目的不在蜀，而在将刘备挤出荆州。从地理形势和实际控兵情况看，孙吴既然不可能越过荆州而有巴蜀，刘备亦不可卒灭，所以便有了试图与刘备共谋伐蜀的问题。

孙权欲与刘备共取蜀，遣使对刘备说：“米贼张鲁居王巴汉，为曹操耳目，规图益州。刘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则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进讨张鲁，首尾相连，一统吴楚，虽有十操，无所忧也。”①又谓：“雅愿以隆，成为一家。诸葛孔明母兄在吴，可令相并。”②

孙权“越荆取蜀”，阴谋若揭，自然不能为刘备所接受。但当时刘备尚不敢直接对抗孙权，因此采用了缓兵之计。有人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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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

②《华阳国志•刘先主志》。

“宜报听许”，因为“吴终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为己有”。据载，时为荆州主簿的殷观分析了这种同吴联合观点的危险，对刘备说：“若为吴先驱，进未能克蜀，退为吴所乘，即事去矣。”毫无疑问，这正是孙权的如意算盘。但当时，刘备正与孙权处于表面友好的情势下，力又难敌吴兵，因此殷观进一步献策：“今但可然赞其伐蜀，而自说新据诸郡，未可兴动，吴必不敢越我而独取蜀。如此进退之计，可以收吴、蜀之利。”①

刘备认为殷观的意见是对的，因而对孙权的来报“据答不听”，并以三条理由回绝：一是条件不具备，胜负难以预料，说：“益州民富强，土地险阻，刘璋虽弱，足以自守。张鲁虚伪，未必尽忠于操。今暴师于蜀、汉，转运于万里，欲使战克攻取，举不失利，此吴起不能定其规，孙武不能善其事也。”二是恐怕曹操袭于后，指出：“曹操虽有无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议者见操失利于赤壁，谓其力屈，无复远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将欲饮马于沧海，观兵于吴会，何肯守此坐须老乎？”三是忧虑攻伐西蜀，给敌以可乘之机，因说：“今同盟（按：泛指同益州牧刘璋的关系）无故自相攻伐，借枢于操，使敌承其隙，非长计也。”②

孙权不听，遣奋威将军孙瑜率水军进住夏口，蓄势待发。

刘备既然控制了江陵周围的水陆要冲，自然不准孙瑜的军队通过，因而回报孙权，一是假意为刘璋求情，说：“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二是表明强硬态度，说：“若不获请，备当放发归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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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②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

林。”同时还对孙瑜说：“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①自然，这是些威胁话，他怎么会真的归隐山林呢。

刘备坚决阻止孙权取蜀，迅疾调整并加强了阻抗孙权的布防，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居南郡，自己在孱陵（今湖北公安南），构成了数百里防线。孙权知道刘备决意阻止吴军取蜀，只好命令孙瑜撤军。

这是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的事。

三、夺 三 郡

孙权撤军后，刘备立即加紧了自取西蜀的准备。一方面，调整并加强了阻抗孙权的布防，一方面积极考虑入蜀的计策，开始了前期工作。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谋取汉中的军事行动，震动了各方诸侯，客观上也为刘备入蜀提供了条件。益州牧刘璋遥闻曹公将遣锺繇等向汉中讨张鲁，内怀恐惧，不知如何自保。里通刘备的张松便乘机威胁刘璋说：“曹公兵强无敌于天下，若因张鲁之资以取蜀土，谁能御之者乎？”璋说：“吾固忧之而未有计。”张松说：“刘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进而又对刘璋说：“刘豫州，使君之肺腑，可与交通。”刘璋然其谋，问谁可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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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参阅《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并注和《吴书•鲁肃传》。《华阳国志•刘先主志》记刘备对孙权说的话稍异：“益州（指刘璋）不明，得罪左右，庶几将军高义，上匡汉朝，下辅宗室。若必寻干戈，备将放发于山林，未敢闻命。”

张松推荐了法正。①

法正是另一个想让刘璋倒霉的人，时为军议校尉，没有受到重用，“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法正与张松要好，政见相同。法正第一次奉命同刘备联系之后，便与张松一起开始了谋迎刘备的实际行动。

刘障完全被张松、法正所说服，决意引刘备入蜀。

这样，刘备便于建安十六年十二月开始进军了。他留诸葛亮、关羽、张飞等镇荆州，以赵云领留营司马，据守后方，以待后命，自在军师庞统的辅助下，将步卒数万人溯江西上，向益州进发。刘备入川，转战巴蜀，不仅为曹操敢于调动襄樊一线驻军北上而用于关中战场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因相应减弱了荆州兵力而为孙权夺回荆州提供了更多希望。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十月，曹操征孙权，进军濡须口，攻破孙权江西营，获孙权都督公孙阳。十二月，孙权曾向刘备求救。对于孙权"呼备自救"这件事，刘备的态度是：不仅没有回兵施救，而且也不令尚在荆州的关羽等相为策应。当时，刘璋正对刘备起了疑心，这件事恰好为刘备制造急返荆州的假象提供了条件。刘备给刘璋写信说：“曹公征吴，吴忧危急。孙氏与孤本为唇齿，又乐进（曹操将）在青泥（今襄樊西北）与关羽相拒，今不往救（关）羽，（乐）进必大克，转侵州界，其忧有甚于（张）鲁。鲁自守之贼，不足虑也。”于是以此为理由，要求刘璋支援，“从璋求万兵及资实，欲以东行”。② 刘璋没有完全满足刘备的要求，刘备便即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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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刘二牧传》。

②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面纱，正式向刘璋宣战了。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五月，诸葛亮受刘备之招，留关羽守荆州，与张飞、赵云“将兵泝流而上”入蜀，克巴东（巴东郡，辖今四川云阳、重庆奉节等地），至江州（今重庆）。继而，分兵略地。诸葛亮定德阳（今四川遂宁），张飞攻巴西（治今四川阆中），赵云平江阳（治今四川泸州）、犍为（治今四川彭山）。很快同刘备会合，完成了对成都的战略包围。刘璋无能，别无他途，只有投降。

吕蒙受命取三郡

孙权曾经想同刘备一起西取巴蜀，刘备以“放发归于山林”为词加以拒绝。及至刘备西图刘璋，据有巴蜀，孙权甚感受到愚弄，愤谓：“猾虏乃敢挟诈！”①短短数语，反映了孙权对刘备的愤怒。

刘备主力大部入川，荆州兵力相对减弱。孙权、吕蒙等认为，这是夺得荆州的极好机会。因此在刘备取得蜀地以后不久，孙权即利用曹操用兵西北对刘备形成压力之机，向刘备提出了“欲得荆州”的要求。

此时，孙权屯驻陆口的横江将军鲁肃与刘备留守荆州的关羽相邻，“数生狐疑，疆埸纷错”，常常发生摩擦。据说，“（鲁）肃常以欢好抚之”。② 但孙权、吕蒙等一些谋夺荆州的人，心理很难平衡。因此，夺取荆州的既定决策，便随着形势的变化，提到了实施的日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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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②《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五月，孙权第一次命令中司马诸葛瑾奉使去成都，“通好刘备”，试图先用外交手段谋得荆州三郡。

诸葛瑾是诸葛亮的兄长，也是吴蜀交际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以公使之身到蜀，受到军师将军、其弟诸葛亮的官方正式接待，并在诸葛亮的陪同下会见刘备。兄弟二人，各为其主。为避嫌隙，公事公办，除了在公开场合的会晤以外，二人从不单独见面。史家称为“退无私面”。

诸葛瑾转达了孙权“欲得”被刘备占领的荆州诸郡的要求。刘备自然不许，但又不便硬顶，因说：“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

孙权得到回报，看清了刘备的用意在于搪塞拖延，很愤怒地指出：“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按：假，借口。全句意为用取凉州作借口而不归还荆州，就是想拖延时间）①因而不管刘备的态度如何，遂自置已为刘备据有的荆州南三郡长沙、零陵、桂阳长吏，建立自己的地方政权。

关羽都督荆州事，自然遵循刘备、诸葛亮的既定战略决策，尽保荆州已有土地，所以对孙权所置三郡长吏“尽逐之”。孙权大怒，于是分遣两路大军，一由“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二由“鲁肃以万人屯巴丘（在今湖南岳阳东）以御关羽”。同时，孙权自住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为诸军节度”。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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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诸葛瑾传》。瑾传说，“权遣瑾使蜀通好，（瑾）与其弟亮俱公会相见，退无私面。”《三国演义》所说孙权预为拘执诸葛瑾家室老小，以及诸葛瑾奔返于荆、益之间，均属渲染，实无其事。

②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据载，吕蒙趋袭三郡，兵到，致书长沙、桂阳二郡，皆服。其中，颇得刘备和诸葛亮信任的年未三十的长沙太守廖立弃城而去。历史记谓：“（孙）权遣吕蒙奄袭三郡，（廖）立脱身（逃）走，自归先主。”①桂阳太守，本由赵云兼领，云已入蜀，城守力薄，自然难以抗敌。只有零陵太守郝普据城不降。

刘备得知孙权出兵夺三郡，情知形势严峻，遂以诸葛亮镇守成都，自己率兵五万回到公安（湖北今县），并使关羽率领三万兵至益阳（湖南今市）境，列开了誓保三郡架势。一场大的战争即将不可避免。

孙权闻讯，则即重新部署军队，使鲁肃率领万人由巴丘趋屯益阳（今湖南益阳东），同时急召吕蒙等，“使舍零陵，急还助肃”，准备在益阳境内迎战关羽。

吕蒙接到“急还助肃”的信后，秘而不宣，立即将一个谋划好的利用零陵太守郝普旧友邓玄之诱降郝普的计划付诸实施了。吕蒙“夜召诸将，授以方略”，故作姿态，假称明天早晨就要攻城，声云郝普不识事务，说：“郝子太（普字）闻世间有忠义事，亦欲为之，而不知时也。”随即煞有介事地对邓玄之等人讲了一些假的军事情报，一说刘备远在汉中，为夏侯渊所围；二说关羽已经吃了败仗：“关羽在南郡，今至尊（指孙权）身自临之。近者破樊本屯，（关羽）救鄙，逆为孙规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亲见也。”结论是：“彼方（刘备）首尾倒悬，救死不给，岂有余力复营此哉？”吕蒙让邓玄之进城转达这些“情报”和威胁：“今吾士卒精锐，人思致命，至尊（孙权）遣兵，相继于道。今子太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犹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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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廖立传》。

蹄中鱼，冀赖江汉，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归者，可也。今吾计力度虑，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后，身死何益于事，而令百岁老母，戴白受诛，岂不痛哉？度此家（指郝普）不得外问，谓援可恃，故至于此耳。君可见之，为陈祸福。”

邓玄之见到郝普，“具宣蒙意，普惧而听之”。既而郝普出降，“蒙迎执其手，与俱下船”。然后，吕蒙将孙权命他“急还援肃”的信给郝普看。因为计谋得逞，高兴得拍手大笑。郝普见书，始知刘备已在公安而关羽兵屯益阳，形势颇对自己有利，虽然“惭恨入地”，但为时已晚。

郝普降，吕蒙尽得三郡将守，“因引军还，与孙皎、潘璋并鲁肃兵并进，拒羽于益阳”。孙权已在实际上控制了三郡。①

鲁肃、关羽“单刀俱会”

史载，“（鲁）肃住益阳，与（关）羽相拒。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可见，鲁肃虽然是主邀方，但会见地点并不是如小说家所说的在孙吴一边，而是在两军之间，且各在百步之外驻有精兵。所谓“单刀赴会”也不仅是关羽，双方是对等的。所以，对于这次相会，双方都是“诸将军单刀俱会”，都有点紧张。相对来说，关羽傲气十足，表现倒也坦然；鲁肃一方反而心中有点打鼓。

《三国志• 鲁肃传》注引《吴书》说：“肃欲与羽会语，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鲁肃度其大势，认为尚不至此，因对大家说：“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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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吴主传》。

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

会见时，鲁肃首先发话，责备关羽，说：“国家（按：指孙权）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

话音未落，关羽一方，坐有一人说：“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羽操刀起立，说：“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此人离开会所。此人是谁？肯定不是如《三国演义》所说的周仓，因为周仓的身份只能立后，不能与坐；且话语也不合周仓性格。

关羽对鲁肃回答说：“乌林之役，左将军（刘备）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块壤，而足下来欲收地邪？”鲁肃说：“不然。始与豫州（刘备）观于长阪，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竭），志势摧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主上（孙权）矜愍豫州之身，无有处所，不爱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荫以济其患，而豫州私独饰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于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肃闻贪而弃义，必为祸阶。吾子（指关羽）属当重任，曾不能明道处分，以义辅时，而负恃弱众以图力争，师曲为老，将何得济？”《左传• 僖公二十八年》有谓“师直为壮，曲为老”。“师曲为老，将何得济”云，就是说，你们没有道理地赖在这里，赖在这里是必定要失败的。关羽很不善辩，竟被说得“无以答”。

当然，关羽虽督荆州事，但无权决定割让土地这样的大事，所以会见虽然沟通了看法，但不果而终。① 自然，也无所谓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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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并注。

湘水为界分荆州

历史的结局是，这场蓄势待发的战争并没有打起来。《三国志•鲁肃传》说，鲁肃与关羽会见后，“（刘）备遂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显然，这样讲述事物的因果关系是不对的。真正的原因，当如《吴主传》所说，“未战，会曹公入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

可见，是曹操的进一步向西北用兵，构成了对刘备的威胁，又促使孙、刘两家再次联合起来。①

历史的时间表亦足证明这一点。这就是：建安十九年夏，刘备定蜀；二十年五月，孙权便遣诸葛瑾使蜀，欲得荆州三郡，结果被刘备拒绝，怒而自置三郡长吏；同月，关羽尽逐孙权三郡长吏，孙权即遣吕蒙督兵二万，以武力夺三郡，双方进入战争状态；约六月，刘备带兵回到公安，部署部队，为力保荆州准备同孙权决战。此前，刘备对吴的态度是强硬的；此后，形势突变，秋七月，曹操的军队到达阳平（今陕西勉县西），打败张鲁守军，张鲁溃奔巴中，曹操占领南郑，尽得汉中。北抗曹操，阻止魏军入蜀，成为刘备的当务之急。

孙刘的再次联合，同首次联合一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刘备来说，虽然失地，但能够将主要兵力集中到汉中一线，从而比较好地扼住了益州“北门”，确保了益州的安全。很明显，就当时的大局来看，刘备在东线“以土地换和平”的决策是正确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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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参阅《三国志》之《先主传》、《关羽传》、《吴主传》、《鲁肃传》、《吕蒙传》；《华阳国志•刘先主志》；《资治通鉴》卷67，等。

是，这也伏下了刘备必然全失荆州的危机。

汉末，赤壁之战以后，荆州七郡，南阳基本在曹操的手里，江夏、南郡属孙刘交叉共有，其余四郡武陵、长沙、桂阳、零陵本由刘备控制。刘备的东部防线大体在鄱阳湖、赣水一线。分荆州三郡与孙权后，即以洞庭湖、湘水为界，刘备不仅失掉了湘水以东和沿江的土地，而且孙权的势力直接构成了对于南郡、公安、益阳等地关羽驻军的威胁，为孙权谋击关羽和后来夷陵之战打败刘备提供了地理上的优势。所以，严格地说来，曹操出兵汉中，迫使刘备同孙权重新联合，对于孙权来说，倒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而对于刘备来说，虽然得以集中兵力于汉中，但在东边却伏下了严重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