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把刘备的势力赶出荆州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冬，曹操出兵击孙权，兵驻居巢。孙权保濡须，“在濡须口拒守”。二十二年二月，曹操“逼攻之”，孙权后撤。孙权虽退，但并没有受到重大损失，依然不失为一次成功的防御。三月，曹操撤兵，留夏侯惇、曹仁、张辽等屯居巢。双方处在对峙但并不紧张的态势中。然而，就在此时，孙权突然做出了一项重大的战略决定：“令都尉徐详诣曹公请降”。曹操当即"报使修好，誓重结婚”。①一个以孙权“请降”为前提的各自为用的临时同盟，戏剧性地形成了。

一、战略调整

孙权和曹操都做了重大的战略调整，形式上发其端者是孙权，实则是双方共同的需要，也是孙、刘、曹三方军事大势所使然。

第一，先此，刘备顺利取蜀，已入成都，宣布自领益州牧，建起了以“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②的地方政权。但他并不放弃荆州。史称，刘备“复领益州牧”。“复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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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云云，表明他不仅是荆州牧，而且还是益州牧，已经是兼牧荆、益二州的强大军政集团了。他摆开的架式，就是东拒孙权，北抗曹操。况且刘备入蜀前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的部署，已曾是一种准军事对峙状态了。

第二，孙权在刘备取得益州以后，令中司马诸葛瑾赴蜀求见刘备，“欲得荆州”，遭到刘备的拒绝；令吕蒙夺取三郡，引得刘备“引兵五万下公安”，关羽进兵益阳，孙权不得不使鲁肃将万人“屯益阳，以抗关羽”，并亲临前线，进住陆口“为诸军节度”，几乎酿成严重的军事冲突；最后虽然以湘水为界，分得三郡，但仍然心有不甘，并甚感关羽军事存在的威胁；孙权妹妹被遣（或接）回吴，一桩政治婚姻的结束，加深了孙刘裂痕，意味着孙刘联盟的破裂成为不可避免；横江将军鲁肃病死，联刘抗曹之声不再，夺荆州、驱关羽之议又复嚣然。

第三，曹操刚刚进爵为王，正为自己“设天子旌旗”而忙碌，为确立接班人、立太子而伤脑筋，为巩固权威而不惜诛杀功臣中尉崔琰，黜免尚书仆射毛阶，为平许都之乱而滥杀无辜；在军事上，北需安抚乌桓、匈奴，西方虽已解决了西北马超、韩遂的军事存在，张鲁投降，兵临汉中，试图入益，但遭到刘备的抵抗。曹操刚刚回邺，刘备便听从法正的意见，立即亲自率兵进击汉中，并派张飞、马超等攻取曹操西北驻军重地下辩（今甘肃成县西），已经对曹操的汉中驻军构成威胁。

因此，时之孙权、曹操都注目刘备。孙权知其全力抗操难获大益，而赶走关羽夺回荆州倒是现实的需要；曹操亦知目前依然不具备彻底击溃孙权的条件，而刘备据有蜀汉，已成鼎足之势，因而正在考虑进一步讨伐刘备的计划。孙权派人请降，正得曹操之意，所以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魏、吴修好，此后，两军虽然遥相拒守，但除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孙权有过一次小的行动外，较长时间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战斗。

吕蒙主兵，战略重点转向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年仅四十六岁、主张联刘抗曹的代表人物鲁肃病故了。周瑜死时，认为鲁肃“智略足任”，荐以自代。肃先后以奋威校尉、横江将军主兵，督守西线。七年间，鲁肃虽然对刘备、关羽也有警惕，但主张联合抗曹，所以孙刘两家虽有摩擦，但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军事冲突，是相对平静的。

鲁肃是位很有头脑的政治家、军事家。《三国志•鲁肃传》注引韦曜《吴书》说：“肃为人方严，寡于玩饰，内外节俭，不务俗好。治军整顿，禁令必行，虽在军陈，手不释卷，又善谈论，能属文辞，思度宏远，有过人之明。周瑜之后，肃为之冠。”

鲁肃的战略重心是以北抗曹操为主。孙权因以论鲁肃有二长一短。后来，孙权有一次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吕蒙，讲到鲁肃时，孙权说：“公瑾昔要子敬来东，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张昭）、文表（秦松），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计策意，出张（仪）、苏（秦）远矣。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又说：“图取关羽，（吕蒙）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然其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其法亦美也。”①

其实，历史地站在孙吴的角度看，鲁肃和吕蒙的不同战略主张反映着不同的历史现实，都是应该肯定的。我在《刘备传》和《曹操评传》中都曾经讲到，起初鲁肃坚决主张联刘抗曹，认为“以曹操尚存，宜且抚辑关羽，与之同仇，不可失也。”及至吕蒙代鲁肃为督，“以为羽素骁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因而主张把重点转向关羽。对此两种主张，论者大都褒鲁肃而非吕蒙，认为天下大势，孙刘非联合不足以抗操，如果孙刘相争，必给曹操以渔利之机。我认为，从谋划打败曹操的角度说，此说不无道理，但却明显地表露出一种非历史的观点。这在客观上是把曹操置于非正义一方，立论完全着眼于如何打败曹操。事实上，曹操、孙权、刘备三方是相对独立的三个实体，各自决策的出发点，均在于权衡三方关系，进而考虑自己的利益所在。三角的关系，对任何一方来说，其他两方都是自己的敌人或潜在敌人。联合一方对另一方，有力地抗击或抑制、削弱了另一方，于己是有利的。但如果致使临时联合的一方，实即潜在的敌人乘机大大发展起来，也是于己不利的。由此看来，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就东吴的利益说，没有孙刘联合便没有赤壁的胜利。但后来情况不同了。所以，起初鲁肃劝孙权联刘抗曹是正确的；后来孙权、吕蒙一变而为取援曹操、进攻关羽，亦是对的。刘备的势力正趋迅猛发展，东取房陵、上庸，益州与荆州便在地理上从北到南联在一起，而关羽亦在荆州诸郡坐大。不难看出，就当时的军事形势言，关羽对吴的威胁远远超过了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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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对吴的威胁。

任何军事上的联盟，都是利益的联盟。当此之时，曹操要解除关羽的威胁，孙权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因为有利益上的共同点，自然就比较容易地暂释前嫌而联合起来了。

其实，鲁肃死前，也已经感到刘备、关羽威胁的来临，战略思想已经开始变化，如果天假数年，他目睹关羽势力的迅速扩展，也会毅然抵抗刘备和关羽。下面的一个故事，说明了鲁肃的思想正在起变化。

　《三国志•吕蒙传》载，“鲁肃代周瑜，当之陆口，过蒙屯下。肃意尚轻蒙”，有人对鲁肃说：“吕将军功名日显，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顾之。”鲁肃便去见吕蒙。吕蒙设酒招待，蒙问肃：“君受重任，与关羽为邻，将何计略，以备不虞？”肃顺口回答：“临时施宜。”蒙说：“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计安可不豫定”当时，吕蒙“为肃画五策”（按：五策，史不具载，不知其详）。鲁肃于是急忙走到吕蒙跟前，手拍其背说：“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也。”既而，“遂拜蒙母，结友而别”。可见，吕蒙的主张已经受到鲁肃的重视，吕蒙其人也成了鲁肃早已注意的人物。

鲁肃死，孙权以从事中郎严峻代肃，督兵万人，镇据陆口。严暖前后固辞：“朴素书生，不闲军事，非才而据，咎悔必至。”严峻“发言慷慨，至于流涕，权乃听焉”。①于是拜左护军、虎威将军吕蒙为帅代肃，“西屯陆口，肃军人马万余尽以属蒙。又拜汉昌太守（治今湖南平江境），食下儒、刘阳、汉昌、州陵。”

据载，吕蒙此前已向孙权密陈计策说："今令征虏（孙皎）守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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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严峻传》。

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孙权）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孙权认为吕蒙的意见很对，“深纳其策”，但又想向北扩张，“复与论取徐州意”。蒙指出：“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孙权“尤以此言为当”。

吕蒙代肃，“初至陆口，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充分制造假象，把自己的真实意图掩饰起来；内则积极谋战，待机而动。因此想出了装病一招。据载，关羽围曹仁、攻襄樊时，曾经留下部分兵力驻守公安、南郡，以备孙权。吕蒙即上疏孙权说：“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于是吕蒙“遂称病笃”，孙权发出不加密封的文书（露檄）“召蒙还”，秘密地商量征伐关羽的计谋。关羽果然上了当，“信之，稍撤兵以赴樊。”①

陆逊为督，继用吕蒙策略

既尔，陆逊拜为偏将军右部督，代吕蒙，进一步对关羽施以麻痹之术。

陆逊，时年三十六岁，由定威校尉遽拔为督，是吕蒙向孙权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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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荐的。陆逊为督，并非偶然。他21岁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十数年间，政事、军事能力都得到了锻炼。在县，“开仓谷以振贫民，劝督农桑，百姓蒙赖”。在军，敢以不多的兵力讨伐叛乱，“时吴、会稽、丹杨多有伏匿（按：指藏起来的应当服兵役的人），逊陈便宜，乞与募焉。”据载，会稽有“山贼大帅潘临，历年不禽”。陆逊“以手下召兵，讨治深险，所向皆服”。鄱阳“贼帅尤突作乱，复往讨之”，因而被授定威校尉。

据说，孙权以兄孙策的女儿许配给陆逊，引为知己，“数访世务”，陆逊多有建策。陆逊建议重点有二：一曰“克敌宁乱，非众不济”。他主张通过招募与平叛的办法，取其精锐，扩充军队。二曰“腹心未平，难以图远”。他主张严厉镇压反叛，以保后方安定。孙权接受了陆逊的建策，即以陆逊为帐下右部督，并将其建策付诸实行。历史记载，“会丹杨贼帅费栈受曹公印绶，扇动山越，为作内应，权遣逊讨栈。栈支党多而往兵少，逊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潜山谷间，鼓噪而前，应时破散。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宿恶荡除，所过肃清，还屯芜湖。”仅此一战，陆逊不仅成了手握数万重兵的将领，而且以少胜多的军事才干得到体现，引起了孙权以及诸将的重视。

史载，吕蒙称病回建业，路经芜湖，陆逊甚知吕蒙用意，因对吕蒙说，“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不当可忧也？”吕蒙说：“诚如来言，然我病笃。”陆逊进计说：“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见至尊（按：指孙权），宜好为计。”吕蒙怕过早泄露机密，故作不然状，说：“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未易图也。”话虽这样说，但吕蒙由此得知陆逊之能及其对关羽的态度，所以吕蒙至都，孙权问：“谁可代卿者？”便对孙权说：“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于是，孙权即召陆逊，“拜偏将军，右部督，代蒙”。

陆逊至陆口，执行“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的策略，针对关羽喜欢“戴高帽”的弱点，立即给了关羽一封信，将其大大吹捧了一通，并深表钦慕之情，说：“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按：当时自许以南，“群盗”遥应关羽，关羽所向辄克，“威震华夏”）敌国（魏）败绩，利在同盟（吴），闻庆拊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以不敏（逊自谦），受任来西，延慕光尘（光尘，犹言风采），思禀良规。”又说什么“于禁等见获，遐迩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虽昔晋文城濮之师，淮阴（韩信）拔赵之略，蔑以尚兹”。同时，假意向关羽献策，劝其“广为方计”，抢在曹操“增众”之前，乘胜消灭魏将徐晃的驻军。又致谦下自托之意，自称“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倘明注仰，有以察之。”

关羽读了陆逊的信，觉得陆逊“有谦下自托之意，意大安，无复所嫌”。陆逊察觉到时机已经成熟，遂向孙权“具启形状，陈其可禽之要”。①

联合曹操，“乞以讨关羽自效”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曹操西北战事紧张。三月，都护将军曹洪、骑都尉曹休战败张飞和马超；四月，刘备屯阳平关，征西将军夏侯渊率张命、徐晃等与之相拒；七月，曹操亲征刘备，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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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至长安；二十四年春，曹操自长安出斜谷，兵临汉中，出师不利，“操与备相守积月，魏军士多亡（逃）”；五月，曹操“悉引出汉中诸军回长安，刘备遂有汉中”。历史表明，当曹操放弃汉中，率领军队后撤，返回长安时，刘备、诸葛亮非常有效地利用了这一形势，遂东西拓展地盘，很快进入今湖北境内，占领了房陵（今房县）、上庸（今竹山），营造东进之势，遥与关羽相呼应，给曹操南方重要据点襄阳以重大威胁；继而，刘备自称汉中王，退还了曹操所表授的印绶，表示彻底断绝同曹操所控制的朝廷的联系，进一步表明了他坚决抗操而谋取大业的决心。

大约就在同时，即刘备称王而颐指气使地回成都的时候，孙权曾经乘机攻合肥。但不久他便认识到，刘备、关羽的威胁已经形成了。

关羽在刘备、诸葛亮总战略的指导下，向曹军发动了进攻。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关羽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将军士仁（姓士名仁。一作傅士仁）守公安，自率主力攻曹操的征南将军曹仁于樊城。

曹操遣左将军于禁“督七军三万人救樊”。八月，大雨连绵十余日，汉水泛滥，平地水五六丈，于禁等“七军皆没”。于禁与诸将“登高望水，无所回避”，关羽乘大船因水势而攻于禁，于禁穷迫，为保数万士兵的性命，不得已，投降了关羽。①

大水给关羽水军带来了极大方便。汉水泛溢，平地数丈，大水灌入城内，“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坏，众皆失色”。有的主张弃城而走，对曹仁说：“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围未合，乘轻船夜走，虽失城，尚可全身。”汝南太守满宠当时受命协助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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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于禁传》。

仁，住在城内，竭力劝阻大家。满宠说：“山水速疾，冀其不久。闻羽遣别将已在郊下（今河南郊县境），自许（昌）以南，百姓扰，羽所以不敢遂进者，恐吾军掩其后耳。今若遁去，洪河（指黄河）以南，非复国家有也，君宜待之。”①曹仁听从了满宠的建议，曹仁、满宠等于是沉杀白马与军人盟誓，同心固守。当时，城中人马才数千，大水不断上涨，“城不没者数板（胡三省注通鉴云：城高二尺为一板）。”关羽“乘船临城，立围数重”，曹军“外内断绝，粮食欲尽，救兵不至”；同时，关羽又遣别将包围曹操将军吕常于襄阳。曹操所授之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治今河南淅川西南）傅方都投降了关羽。②

水淹七军前后，关羽在南阳、颍川、弘农诸郡，招附纳降，大大发展势力，使曹魏在此地区的统治很不稳固，正如满宠所说，“自许以南，百姓扰扰”。

先是南阳民苦于供给曹仁徭役，宛守将侯音、卫开等以宛反，曹操命曹仁讨侯音等，曹仁与庞德一起破宛而屠之，斩侯音、卫开。侯音等反，即使参与镇压的人，如功曹宗子卿也承认造反者“顺民心，举大事，远近莫不望风”。③曹仁屠宛，显然是不得人心的。继而是陆浑（今河南嵩山境）民孙狼等反，杀县主簿，南附关羽。“羽授狼印，给兵，还为寇贼”。④

曹操既弃关中，失利于西；又值梁、郏、陆浑“群盗”并起。不管是叛将，还是反民，又大都遥受关羽印号，为羽支党，与羽相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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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满宠传》。

②《三国志•魏书•曹仁传》、《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

③《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

④《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

应。历史记载说，这时自许以南，“群盗”遥应羽，因而关羽“威震华夏”，竟使曹操被迫召集重要的政治军事会议，讨论了要不要“徙许都以避其锐”的问题。①

在此关键时刻，丞相军司马司马懿和西曹属蒋济献出了联吴以制关羽的谋略。他们对曹操说：“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②曹操接受了司马懿和蒋济的意见。

对比起来，曹操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赤壁战后虽然有所觉悟，也曾试图挑拨孙、刘关系，鼓励孙权把刘备赶出荆州，但远不及诸葛亮、鲁肃的认识深刻。这是因为曹操低估了孙、刘的力量，尤其是低估了孙、刘联合所形成的合力，自以为中原大军数倍于孙、刘，总有一天会把他们通通收拾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始终按照两面作战的战略布兵。因此，对吴用兵，不能不顾及西北方面的形势；对西北或刘备用兵，又不能不顾及孙权屡屡犯边的事实。现在形势起了变化，西北军事不利，刘备益张；荆宛关羽构难，吏民为乱；襄樊受困，许都临险。在此形势下，经司马懿、蒋济一点，以曹操之聪明自然顿时彻悟。于是他立即作出了联吴击关羽的正确的军事决策。

必须指出的是，刘备、诸葛亮在没有其他更好人选的情况下，授关羽以重任，使之镇守荆州，虽然不能过责他们决策失当，但也不能不承认其缺乏知人善任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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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关羽传》。

②《三国志•魏书•蒋济传》。

关羽其人，高傲自负，轻视他人，都督荆州事以后，这种致命的缺点，更有了新的发展。对此，刘备、诸葛亮都是非常清楚的。但他们都没有对其施之以教，更不敢行之以约束，反而采取了放任纵容的态度。

关羽刚愎自用，妄自尊大。所以，很不善于处理同敌国、友国的关系。据载，孙权为了暂时稳定孙刘两家关系，曾经派遣使者为儿子向关羽的女儿求婚，“羽骂辱其使，不许婚”。①至于是否如《三国演义》所说，孙权的使者是诸葛瑾，关羽闻瑾来意，勃然大怒说：“吾虎子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之面，立斩汝首，再休多言！”以及“诸葛瑾抱头鼠窜，回见吴侯”等等，历史皆无可考。就当时的情势看，双方关系尚未完全破裂，出言当不至此。但关羽“不许婚”这件事，极大地激怒了孙权，当是真的。自然也使孙权进一步感到了刘备、关羽的威胁。

另，鱼豢《典略》载，关羽围樊时，孙权曾一度想站在关羽一边，“遣使求助之”。正式的使节出发前，“又遣主簿先致命于羽”。然而，关羽不但不抓紧机会暂时稳住孙权，或利用吴军牵制曹操的一部分军队，反而毫无道理地“忿其淹迟”。当时，于禁已经投降，关羽已经飘飘然，利令智昏，竟然出口不逊，大骂：“貉子（按：蔑称孙权）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短短数语，不仅侮辱了别人，而且完全暴露了自己的野心。据说，“权闻之，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表现出了一个战略家的心计，表面谦逊，实则暗中加紧谋划新的对策。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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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

②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注引《典略》。

当然，更重要的是关羽围曹仁于襄樊，并且水淹于禁七军，“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①，从而形成了北扼汉水、南控长江的形势。如此声威大震，直接构成了对东吴的严重威胁。

孙权明白，第一，单靠自己的力量，尚无绝对取胜的把握；第二，两面作战非常危险。因此，要想同关羽较量，必须取得同曹操的暂时联盟。《三国志•吴主传》载，“权内惮羽，外欲以为己功，笺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武帝纪》注引《魏略》说：“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即劝曹操做皇帝）”。孙权此举，计在自保，但也恰好适应了曹操准备联吴抵抗关羽的战略调整。

孙权“乞以讨羽自效”的请求得到了曹操“许割江南以封权”的承诺，于是一种各存异心、互相利用的暂时联盟便告成立。关羽必败的大势，从此也便注定了。

建安二十四年十月，曹操派平寇将军徐晃屯宛，助曹仁，并决定亲自率领大军南救曹仁。曹操驻军摩陂（今河南郊县境），遥制诸军抗援事宜。

关羽兵屯偃城（今湖北襄阳境），徐晃率兵到，“诡道作都堑，示欲截其后”（按：指绕到羽军背后构筑工事，表示要截断羽军后路），羽军害怕，“烧屯走”。晃得偃城。据称，徐晃两面连营，稍前，距关羽的围城兵仅有三丈，但不发动进攻。②

曹操命令徐晃把孙权“请以讨羽自效”的信息分别射进曹仁营中和关羽的营屯中。据载，孙权派人告诉曹操，说要遣兵西上，偷袭关羽的江陵、公安二城，“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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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②《三国志•魏书•徐晃传》。

走，樊军之围，不救自解”，希望不要泄漏，以免关羽有备。曹操向群臣征求意见，大家都认为应该保密。老谋深算的董昭甚知曹操心意，却说：“军事尚权，期于合宜。宜应（孙）权以密，而内露之。羽闻权上，若还自护，围则速解，便获其利。可使两贼相对衔持，坐待其弊。秘而不露，使权得志，非计之上。又，围中将吏不知有救，计粮怖惧，倘有他意，为难不小。露之为便。且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①曹操按照董昭所说，表面上答应孙权保密，实则故意暴露给关羽。

事态发展果如曹操、董昭所料，被围困的曹仁军闻之，“志气百倍”；关羽闻之，顿起犹豫。为什么犹豫呢？胡三省认为，“羽虽见权书，自恃江陵、公安守固，非权旦夕可拔；又因水势结围以临樊城，有必破之势，释之而去，必丧前功，此其所以犹豫也"。② 做此分析，确有道理。到了口边的肉不取而去，的确是于心不甘。关羽犹豫了，拔樊的决心动摇了，两面抗敌的信心自然也就不足了。信心既然不足，斗志亦自然受到影响。

曹操前后又给徐晃派去了殷署、朱盖等十二营军队。徐晃兵力既增，遂趁关羽狐疑之机向关羽发起了攻击。关羽因水而临樊城，所以军营大都屯驻于高阜之上。史载，关羽“围头有屯，又别屯四冢（当指屯住四个土丘之上）。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羽见四冢欲坏，自将步骑五千出战，晃击之，（羽）退走，（晃）遂追陷与俱入围，破之，（羽军）或自投沔水死。”③投降关羽的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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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董昭传》。

②《资治通鉴》卷68，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注。

③ 《三国志•魏书•徐晃传》。

州刺史胡修和南乡太守傅方，亦皆被徐晃军杀死。瞬息之间，军事态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本具强劲势力的关羽军队，由优势转为劣势，如无回天之谋，只有等待失败了。

二、擒杀关羽

关羽撤樊城围而退，但其舟船仍据沔水。曹操并没有进一步追击关羽。这是为什么呢？战争的过程告诉我们，这是曹操欲使孙权、关羽两存、两战、两伤，最后相机而取之的计策。

孙权视关羽为严重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安，既然与曹操达成谅解，便立即开始谋划攻取江陵的行动。孙权及其将吕蒙、陆逊等甚知关羽的弱点，而且成功地利用了关羽“意骄志逸”的弱点和“但务北进”、少备孙权的战略错误。

关羽俘获于禁等人马数万后，粮食乏绝，擅取孙权湘关米，为孙权发兵提供了借口，“权闻之，遂行，先遣（吕）蒙在前”。

《三国志•孙皎传》载，孙权发兵袭关羽，“欲令（孙）皎与（吕）蒙为左右部大督”。吕蒙对孙权说：“若至尊以征虏（孙皎）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此目前之戒也。”孙权恍然大悟，表示歉意，当即以吕蒙独掌都督大权，说：“以卿为大督，命皎为后继。”

参加这次战役的，除了虎威将军吕蒙、征虏将军孙皎外，还有偏将军陆逊、朱然、潘璋，以及骑都尉虞翻等。

此时，曹操在打了一场有限的战争后，便拥兵不前而坐山观虎斗了。但曹操没有想到孙权、吕蒙竟会那样容易地取得南郡。

吕蒙潜进得江陵

史载，孙权“潜军而上，使陆逊与吕蒙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①什么是“潜军而上”？吕蒙的行动是个很好的注脚。据说，“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𦩷𦪇（按：一种本非用于战斗的船）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哨所），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②

麋芳是刘备的南郡太守、已故麋夫人的二哥、蜀安汉将军麋竺的弟弟，其位不可谓不显；将军士仁，亦得刘备重视，镇守公安。二人据守长江南北，扼住长江咽喉。然而关羽却看不起他们。《三国志•关羽传》载，麋芳、士仁“素皆嫌羽轻己。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按：意为数量不足，供不及时）。”关羽因此扬言回去后一定治他们的罪。麋芳、士仁很怕被治罪，“咸怀惧不安”。孙权得知情况，于是“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三国志•吕蒙传》注引张勃《吴录》和韦曜《吴书》记载有不同，但更详细。《吴录》说：“初，南郡城中失火，颇焚烧军器。羽以责芳，芳内畏惧，权闻而诱之，芳潜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吴书》说，士仁在公安据守，吕蒙令虞翻对他说以利害，指出：“吕虎威（蒙）欲径到南郡，断绝陆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将军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则失义，窃为将军不安，幸熟思焉。”士仁得书，“流涕而降”。然后，吕蒙带上士仁，兵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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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②《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吴主传》。

城守，蒙以仁示之，（芳）遂降。”

关羽闻南郡失守，不得不立即向南撤退。这就是说，孙权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夺取了南郡。

据说，曹操的将领们，深恐功劳被孙吴独占，大都认为应该乘关羽危惧之机，追而擒之。曹操听到关羽南走的消息，深恐诸将追击，急令曹仁勿追。曹操的用意很清楚，就是让孙权去消灭关羽，从而使孙、刘势不两立。

吕蒙入据南郡之后，积极稳定局势，利用怀柔策略，大大瓦解了关羽的军心。其一，“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据说，有“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吕蒙亦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官铠虽公，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其二，“蒙据江陵，抚其老弱”，“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疾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其三，“羽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其四，厚待关羽的人，“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羽吏士无斗心。”①另外，还把前时投降关羽而被关闭起来的魏将于禁释放出来，客待之，借以向魏示好。

朱然、潘璋伏兵擒关羽

关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西至漳乡，众皆委羽而降。”②或谓：“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权使诱之，羽伪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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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②《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立幡旗、为象人（假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余骑。”①这就是说，关羽已经众叛亲离了。

孙权料关羽必将逃走，先使朱然、潘璋在麦城周围设伏，“断其径路”。关羽士卒解散，孤城难保，不得已率领仅有的十余骑逃出麦城，结果在漳乡（一说走到临沮。漳乡、临沮均在当阳境内），被孙权的伏兵、潘璋的司马马忠等截获。关羽及其养子关平、都督赵累等均被斩首。

《三国志•关羽传》注引《蜀记》说：“权遣将军击羽，获羽及子平。权欲活羽以敌刘、曹，左右曰：‘狼子不可养，后必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议徙都。今岂可生！'乃斩之。"南朝宋人裴松之认为这条记载不可靠，他说：“按《吴书》：孙权遣将潘璋逆断羽走路，羽至即斩，且临沮去江陵二三百里，岂容不杀羽，方议其生死乎？又云'权欲活羽以敌刘、曹'，此之不然，可以绝智者之口。”揣度之，吴将“截获”关羽，没有权力擅杀，况且马忠只不过是一位低级将领，所以需经孙权批准而杀之的情节是合理的；就两地距离来说，孙权既临前线，就在南郡（按，当阳属南郡），沮漳水到孙权本营（江陵）不会超过五十公里，所以先请示而后杀之是不困难的。况且，《三国志•吴书》诸传实际都没有裴松之所谓关羽被捉后即为马忠或潘璋斩首的记载，如《吴主传》说，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遂定荆州。”《潘璋传》也仅说：“权征关羽，璋与朱然断羽走道，到临沮，住夹石。璋部下司马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赵累等。”前者用“获”字，后者用“禽”字，均无“即斩”一说。而《吴范传》更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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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映了孙权离前线不远而焦急等待消息的心情：“权使潘璋邀其迳路，觇候者还，白羽已去。范曰：‘虽去不免。’问其期，曰：‘明日日中。’权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权问其故，范曰：‘时尚未正中也。’顷之，有风动帷，范拊手曰：'羽至矣。'须臾，外称万岁，传言得羽。”所以，“羽至”，而最终由孙权决定斩杀的记载是正确的。

关羽被杀是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的事。早在建安十九年，刘备夺得益州，将益州牧刘璋赶下台，“尽归其财物及故配振威将军印绶”，安置在南郡公安。孙权杀关羽、取荆州后，为了表示对刘备的不承认，即以被刘备废逐的刘璋再为益州牧，驻秭归。不久，刘璋死（约在魏黄初二年，蜀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孙权又以刘璋的儿子刘阐为益州刺史，“处交、益界首”。①

关羽死后，孙权既感除掉大患，又感问题严重。从战略上考虑，他不能不把曹操拉上。他要制造假象表明自己是奉曹操的命令而袭杀关羽的，据《三国志•关羽传》注引《吴历》说：孙权把关羽的首级送给了曹操，而以“诸侯礼葬其尸骸”。就这样，一位刚愎自用、勇冠三军而不善谋略、“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甚被后世褒扬的人物便可悲地“身首异地”而葬了。

三、陆逊西上，把刘备余部赶出荆州

孙权带兵亲至江陵（南郡），住都公安。在公安，孙权有喜有悲，并且甚为惶恐地度过了半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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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刘璋传》。

一喜消灭了关羽，武力夺取荆州成功。

二喜刘备所置荆州将吏“悉皆归附”，说明他已经真正拥有了荆州。

三喜南平武陵成功。史载，刘备所置荆州将吏“悉皆归附”后，只有治中从事潘浚“称疾不见”，于是孙权令人用车子拉着床铺去请，“浚伏面著床席不起，涕泣交横，哀哽不能自胜”。孙权亲切地“呼其字与语（按：称字，表示尊敬），慰谕恳恻”，并且让亲近人用手巾为潘浚擦泪。潘浚很受感动，“下地拜谢”。孙权当即“以为治中，荆州军事，一以谐之。”随后，潘浚为孙权带兵五千，平定了“武陵部（郡）从事樊伯”。当时樊伯正“诱导诸夷，图以武陵附汉中王（刘）备"。有人提出需要一位都督，"督万人往讨之”，权问浚，浚认为“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伯”。果然成功。①

四喜陆逊西上，把刘备余部全都赶出荆州。攻克公安、江陵之后，孙权即以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以陆逊领宜都太守，拜抚远将军，封华亭侯，并令其继续西上。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刘备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弃郡而逃，“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于（陆）逊”。陆逊即遣将军李异、谢旌等率领三千人，断绝险要，先攻蜀将詹安、陈凤，又攻蜀置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均大破之。另，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等合夷兵数千人，声援蜀军，“（陆逊）复部（谢）旌讨破布、凯。布、凯脱走，蜀以为将。逊令人诱之，布帅众还降”。真可谓兵败如山倒。短短的时间之内，陆逊“前后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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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68，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

获招纳，凡数万计”①。至此，孙权已把荆州诸郡，除了曹操控制的南阳以及江夏、上庸等部分地区外，全都置于麾下。刘备势力被赶出了荆州，孙权因而又加封陆逊为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

孙权之悲莫过于爱将吕蒙病逝。攻克公安、江陵之后，孙权在尚未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急于加封吕蒙和陆逊，重要原因是吕蒙病情不稳，生死未卜之兆已显。据载，吕蒙“固辞金钱，权不许。封爵未下，会蒙疾发”。当时，孙权在公安，将吕蒙“迎置内殿，所以治护者万方，募封内有能愈蒙疾者，赐千金”。他守护在吕蒙的周围，“时有针加，权为之惨戚，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啃（叹息），夜不能寐。病中瘳，为下赦令，群臣毕贺。后更增笃，权自临视，命道士于星辰下为之请命。”吕蒙年四十二，卒于孙权内殿。孙权哀痛过甚，以至身体受到伤害。吕蒙遗嘱，将所得金宝诸赐尽付府藏，“命绝之日皆上还，丧事务约”。孙权闻之，“益以悲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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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吴主传》；《资治通鉴》卷68，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

②《三国志•吴书•吕蒙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