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劝曹操做皇帝　接受曹丕赐封

关羽既已授首，为了共同的利益，曹操和孙权相互利用，加紧联系和改善关系。

曹操明白，当前想消灭孙权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利用他制约或削弱刘备却是非常现实的。建安二十四年末，曹操控制的汉朝廷封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南昌侯。这是一次带有质变的封赏。汉制，将军之号，分有若干等级：大将军、骠骑将军，“位次丞相（按：次，作相当于解，不作次于解）”；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皆金紫，位次上卿”。①其他列将军，大都是临时设置的名号将军，包括孙坚和孙策、孙权的破虏将军、讨逆将军、讨虏将军都属此类。骠骑将军是武将的最高封级之一。假节，就是得到皇帝授权，可以代表皇帝，自主征伐。领荆州牧，使孙权第一次成为朝廷的正式的封疆大吏，并且标志着朝廷对刘备自领荆州牧的不承认。为什么说这是一次带有质变的封赏呢？先此，建安五年，曹操曾“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虽然有权越境作战，但尚属一般的名号将军，无权假节，而且只给郡一级的地方官头衔；赤壁战争以后，建安十四年，刘备自领荆州牧，并“表权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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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百官志》刘昭补注引蔡质《汉仪》，《通典》卷28。

骑将军，领徐州牧”，将军之号上升到第二等级的重号将军，但所谓徐州牧实属遥领而未有其地，更重要的是他们刚把曹操打败，所以根本不可能得到曹操控制的朝廷的认可。而这一次是曹操亲自决定并付诸实施的以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所以，情况完全不同。

一、劝曹操做皇帝

孙权接到曹操的封赏，陡然间成了被朝廷承认的地方上职级最高、势力最强的军政集团首领，自然是非常高兴（按：此时刘备虽然自称王，但被朝廷承认的官职只是左将军和徒具虚名的豫州牧以及自领而未被朝廷承认的荆州牧、益州牧头衔）。

当然，更重要的是，孙权鉴于孙刘两家战争的不可避免，必须稳定北方，避免两面作战，不得不在战略战术上做出根本性的转变。从此，正当刘备大骂曹操“窃执天衡”、“穷凶极逆”、“剥乱天下，残毁民物”起劲的时候，而首倡曹操是“托名汉相，其实汉贼”的东吴，此类的话却不再见诸君臣上下之口，而是改变为遣使进贡，主动上书向曹操称臣了。

“奉贡于汉”

孙权夺得荆州并得到朝廷赐封以后，立即加强同曹魏的联系。有三件事被记载在历史上：

一是立即进贡。史载，孙权“遣校尉梁寓奉贡于汉”（按：实贡于操。因为汉天子已是曹操的傀儡）。梁寓其人，历史记载很简短，《三国志•吴主传》注引《魏略》说，梁寓“字孔儒，吴人也。权遣寓观望曹公，曹公因以为掾，寻遣还南”。这说明，孙权遣使进贡的目的，除了表示臣服外，更重要的是观望曹操的动静和对自己的态度，以便决定下一步的决策；

二是沟通贸易，“令王惇市马”。市，是做买卖，互通有无，互利的，但历史上国与国之间的互市常常是带有政治目的的。孙权令人到曹操那里买马，既为战争所需，也不排除是一种示好和变相进贡的方式。（按：王惇是孙权麾下一位将军，孙权死后数年，因参与孙氏内部的权力之争，被当权者孙綝杀死）；

三是把征皖城时俘获的庐江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等“遣归”。前面讲到，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闰五月，孙权曾主动发起了向皖城的进攻，“侵晨进攻”，“食时破之”，俘获朱光等及男女数万口。为了表示友好，把朱光等遣返了。但所获之男女数万口，并没有一同遣返。

“称说天命”

孙、刘战争势所难免，吴兵主力大都调往荆州西线，扼长江两岸或近江而扎。形势紧迫，孙权必须确保北边无虞，因此言不由衷地不惜向曹操称臣。

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孙权向曹操“上书称臣，称说天命”。“称臣”，是表示愿意做曹操的藩属、臣子；“称说天命”，是劝曹操做皇帝。上书的具体内容，历史没有记载。既然是“称说天命”，自然是天命所归之类的谄媚阿谀之辞。

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皇帝们，无不鼓吹天命有德，把自己说成是当之无愧的真命天子。与此相应的是，朝廷内外往往是一片歌功颂德和称说谶语、瑞兆的声音。窃以为，孙权“称说天命”完全是政治的需要，不要看得太认真。但是这件事在魏国却引起了很大波澜，客观上正式启动，或者说是加速了曹氏父子代汉自立的进程。影响不可低估。

笔者曾在《曹操评传》一书中讲过，曹操封公建国以前，虽然被敌对势力骂为汉贼，但他并没有明显的篡汉自立的言论和行动。朝廷内外多有言曹操有不逊之志者，曹操则尽力反复说明自己如何屡立大功，如何忠于汉室，遂有《让县自明本志令》一类的文字写出。但封公建国后不久，事物的本质便在起变化。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正月，即魏国政权正式建立不到二个月，曹操行天子仪式“始耕藉田”；三月，以天子诏宣布“魏公位在诸侯王之上，改授金玺、赤线、远游冠”；十一月，杀汉献帝皇后伏寿；十二月，以天子命“置旄头（旌旗用牦牛尾装饰），宫殿设钟虡（虡，音jù，悬挂编磬、编钟的木架。皆诸侯及天子之待遇）”；二十年（公元215 年）九月，“承制封拜诸侯守相”，把皇帝形式上的任命郡守、国相的权力也剥夺了；十月，为了拉拢更多的人，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五月，进爵为魏王。

如果说受爵魏公还仅是“拟于天子”、“同制京师”的话，那魏王就不同了。史载，曹操假天子之命，很快便获得如下特权：（一）“天子命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设天子旌旗就是打天子的旗号，用天子规格的仪仗队、銮驾；称警跸，就是如天子一样，在出入经过的地方实行戒严，断绝行人；（二）“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旋，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旋，指冠冕（帽子）前后的玉串。据《周礼》和《礼记》载，子、男的冠冕五旒，侯、伯七旋，上公九旒，“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就是说曹操戴的帽子是只有天子才有资格戴的那种有十二条玉串的帽子。至于“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亦皆天子之仪。

不难看出，不管是实际权力，还是冠冕形式、乘车策马，曹操都已经是毫无二致的“天子”了。所谓绝无不逊之志、绝无篡汉之心一类的表示都被自己的行动揭穿了。他已经过了做天子的瘾，但他不承认自己是“真正的天子”，更不篡汉称帝。这是为什么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曹操拥汉扶汉而不篡汉的话说得太多了，实在是不便自食其言。这类话，如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领兖州牧表》算起到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上书谢策命魏公》，讲了近二十年；直到建安十九年“位在诸侯王之上”以后，才不再说了。不再说了，说明他的内心深处正在起变化。再就是，他不愿把自己同刘备、孙权摆在同等地位上。天下三分之势已成，但汉天子仍是汉室的象征、统一的象征，如果遽为天子而废汉，不仅给刘备、孙权等以口实，成为众矢之的，而且在客观上无异于承认了刘备、孙权割据政权的合法性，无异于把自己同他们置于同等地位。

其实，曹操的内心深处正在准备着这一步的来临。我认为，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在洛阳构筑建始殿，是他准备走向最后一步的明显表现。至于这一步是由自己还是由儿子去完成，那是要看形势来定的。可以断言，如果身体健康，天假数年之寿，他会亲自完成这一步的。

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启发并促进了魏国上下劝曹操代汉自立的积极性。正如《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略》所说，“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曹操当即特意将孙权的上书向大家展示，并且不由诙谐地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话虽这样说，但大家从曹操准备以魏代汉的诸多表现中，甚明曹操展示孙权上书的用意，于是侍中陈群、尚书桓阶等即以孙权上书为由乘机劝进：

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殿下应期，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是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臣愚以为虞、夏不以谦辞，殷、周不吝诛放，畏天知命，无所与让也。

夏侯惇说得更干脆利落：

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

据载，曹操听了陈群、桓阶、夏侯惇的话以后，先是引用孔子的话“施于有政，是亦为政”（按：意为重要的是掌握实权，不必看重名号），自我解嘲；进而根据当时的形势，可能还有自己身体的原因，更可能是为了明确表态“魏将代汉”而故意为之，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按：周文王生前未能灭商，其子武王姬发抱着他的牌位伐纣，终将殷商灭掉而代之）。对于曹操的表态，论者常常重视曹操生前无意做皇帝，而忽视了曹操已经很明确地表示“魏将代汉”。只是这最后的一步，“就让自己的儿子去完成吧！”①

毋庸讳言，正是曹操在现实和舆论上都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也正由于是孙权的劝进书使曹操做出了明确的表态，所以曹操死后，曹丕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顺利地逼汉禅位了。

很明显，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客观上就像一副催化剂，在曹魏代汉的过程中产生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二、向曹丕称藩，受封吴王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死了，曹丕代为汉丞相、魏王，改（汉）建安年号为（汉）延康，不久逼禅成功，改为（魏）黄初元年。

曹丕称帝对于当时的军事态势没有产生重大影响，但促进了孙刘两家各自称帝的步伐。如史所载，曹丕十月称帝，次年四月刘备便在成都祭告天地自称蜀汉皇帝了。此时的孙权，刚被封为骠骑将军，荆州牧，南昌侯，且面临一场必不可免的大的战争，尚未称王，自然是不具备遽为皇帝的条件。但他很明白，自己不能长时间在这种非均衡的、等而下之的名义下鼎足于两个皇帝之间，必须积极谋划既利战争又利迅速进阶的策略。

向魏称藩

曹丕为王以后，为了代汉自立的需要，除了内修政事、大造天命所归的舆论，还要广建武功，以示圣明。所以，不久便遣使宣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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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略》、《魏氏春秋》。

四方。五月间，“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其属来降”；派兵镇压了酒泉黄华和张掖张进的叛乱；七月间，蜀将孟达率众投降、武都氐王杨仆率种人内附。对此，曹丕很是得意，高兴地说：“以此而推，西、南将万里无外，（孙）权、（刘）备将与谁守死乎？”①就在这种形势下，曹丕决定，治兵南征，耀武吴疆。

前已讲到，曹操在世时，孙权已经上书称臣，“称说天命”，所以南部边塌基本安定。曹丕六月辛亥治兵，草草准备了三天，便于庚午南征。七月，曹丕率军到谯。八月，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

这时，孙权正积极备战西线，甚知绝对不能同曹丕打起来。因此，又一次“遣使奉献”。送了些什么东西，史无记载。但曹丕不久便撤军了。就当时的情势看，曹丕撤军的重要原因应当是急于回去加紧逼汉禅位的活动，但孙权“遣使奉献”也确实给了他一个很好的下台阶。

曹丕做皇帝以后，孙权立即做出两点反映，即如《三国志•吴主传》所载：“自魏文帝践阵，权使命称藩，及遣于禁等还”。

“使命称藩”，就是向曹丕称臣。历史或谓，“孙权遣使称臣，卑辞奉章”。② 谦恭卑辞当属事实。但应该看到的是，孙权“称藩”的实质并非是一般地方诸侯向中央表示隶属关系，而是表示自己非同普通地方州牧史守，是不受制于对方的、自主征伐的一方独立政权。他的战略意义当是首位的。

“遣于禁等还”，是一种主动改善关系的积极行动。于禁是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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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略》。

②《资治通鉴》卷69，魏文帝黄初二年。

操名将，建安二十四年，关羽攻曹操的征南将军曹仁于樊城。曹操遣左将军于禁、立义将军庞德助援曹仁，驻屯于樊北。遭遇大水，“禁等七军皆没”，被迫投降关羽。孙权征关羽，吕蒙“据江陵，抚其老弱，释于禁之囚”。因此，于禁为吴所得。于禁在吴，受到孙权的礼遇。史载：“魏将于禁为羽所获，系在城中，权至释之，请与相见。”由于礼遇太过，以致引起骑都尉虞翻等人的反对。据说，有一天，“权乘马出，引禁并行”，虞翻向于禁大吼：“尔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随即“欲抗鞭击禁，权呵止之”。后来孙权召集群臣饮酒，于禁“闻乐流涕”，虞翻又呵斥于禁是故作姿态，“欲以伪求免”，使得孙权颇为尴尬，“怅然不平”。及至孙权欲遣于禁“还归北”，虞翻更是反对，急忙谏阻，说：“禁败数万众，身为降虏，又不能死。北（按：指魏）习军政，得禁必不如所规。还之虽无所损，犹为放盗，不如斩以令三军，示为人臣有二心者。”孙权没有听从虞翻的说教，即令群臣为于禁送行。在送行的时候，虞翻不无感慨地对于禁说：“卿勿谓吴无人，吾谋适不用耳。”据说，于禁“虽为翻所恶，然犹盛叹翻”。①

历史地看，孙权称藩，并把于禁送回魏国，绝不是表示投降。他的见解，远非虞翻者流所能比拟。虞翻乃一儒者，看问题不离儒家道德规范；孙权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处理问题着眼于政治和军事大局。

孙权所为，适应了形势的发展，有利于吴的根本利益，也迎合了曹魏的需要，因而很快得到了曹丕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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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吕蒙传》、《虞翻传》并注，及《三国志•魏书•于禁传》。

封吴王

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曹丕顺利完成了逼禅代立的程序以后，有效地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四月，刘备在蜀自立为（蜀）汉皇帝。嗣后，立即加紧部署对孙权的战争。七月，刘备“自率诸军击孙权”，孙权遣使求和，遭到拒绝。八月，吴蜀战争迫在眉睫，形势严峻。孙权为了避免两面作战，不得不“卑辞奉章”，向曹丕称臣。对于孙权的动机，《三国志•吴主传》注引《魏略》说：“权闻魏文帝受禅而刘备称帝，乃呼问知星者，己分野中星气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无以威众，又欲先卑而后踞（傲）之，为卑则可以假宠，后踞则必致讨，致讨然后可以怒众，众怒然后可以自大，故深绝蜀而专事魏。”实则问题没有那么复杂，最重要最现实的是孙权的战略重点必须如此定位：媾和魏国，专力对蜀。当时，许多事情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进行的。

面对孙权称臣，曹魏朝廷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三国志•刘晔传》记载，曹丕下诏令群臣讨论一下刘备会不会出兵为关羽报仇？大多数人认为：“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侍中刘晔则认为，刘备必定出兵报仇：“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及至刘备出兵击吴，“吴悉国应之，而遣使称藩”，魏国“朝臣皆贺”。据说，只有刘晔大唱反调。刘晔讲了很长一段话，要点略为：第一，揭开了孙权“求降”的实质：“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权前袭杀关羽，取荆州四郡，备怒，必大兴师伐之。外有强寇，众心不安，又恐中国（按：魏居中原，因称中国）承其衅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国之兵，二则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疑敌人。权善用兵，见策知变，其计必出于此。”第二，应该乘机亡吴：“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其内。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若割吴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①

我在《曹操评传》一书所附《曹丕评传》中曾指出，曹丕对于自己的军事才能很自负，但算不上是军事家，更不是军事战略家，他的诸多军事行动，大都没有建树。所以，他看不到长远，只看到共同制蜀一点，失去了一次极好的伐吴机会。曹丕认为：“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必以为惧，其殆不可！孤何不且受吴降，而袭蜀之后乎？”刘晔针对曹丕之问，当即回答：“蜀远吴近，又闻中国伐之，便还军，不能止也。今备已怒，故兴兵击吴，闻我伐吴，知吴必亡，必喜而进与我争割吴地，必不改计抑怒救吴，必然之势也。”曹丕不仅不听，而且决定封孙权为吴王。刘晔急忙阻止：“不可。”随即陈述了三点理由，第一，王位太崇。指出：“不得已受其降，可进其将军号，封十万户侯，不可即以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阶耳，其礼秩服御相乱也。”第二，为虎添翼。指出：“我信其伪降，就封殖之，崇其位号，定其君臣，是为虎傅翼也。”第三，增加了将来对吴用兵的困难。指出，孙权“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后，外尽礼事中国，使其国内皆闻之，内为无礼以怒陛下。陛下赫然发怒，兴兵讨之”，孙权即可告知其民说“我委身事中国，不爱珍货重宝，随时贡献，不敢失臣礼也，（魏）无故伐我，必欲残我国家，俘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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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注引《傅子》。

人子女以为童隶仆妾”，如此吴民“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战加十倍矣”。曹丕依然不听。

黄初二年八月丁巳，魏文帝曹丕正式策命孙权为吴王。十一月，遣太常邢贞将策书送达到吴。策书写得很长很隆重。先讲套话，表明自己继承“圣王之法”，以“君临万国”之尊，“秉统天机”，进行封赏。然后，赞扬孙权“天资忠亮”、“深睹历数，达见废兴”、“忠肃内发，款诚外昭，信著金石，义盖山河”。

最后讲述赐封的实质内容：

今封君为吴王，使使持节太常高平侯（邢）贞，授君玺绶策书、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将军使持节督交州，领荆州牧事，锡君青土，苴以白茅，对扬朕命，以尹东夏。其上故骠骑将军南昌侯印绶符策。今又加君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君绥安东南，纲纪江外，民夷安业，无或携贰。是用锡君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君务财劝农，仓库盈积，是用锡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以德，礼教兴行，是用锡君轩县之乐。君宜导休风，怀柔百越，是用锡君朱户以居。君运其才谋，官方任贤，是用锡君纳陛以登。君忠勇并奋，清除奸慝，是用锡君虎贲之士百人。君振威陵迈，宣力荆南，枭灭凶丑，罪人斯得，是用锡君鈇钺各一。君文和于内，武信于外，是用锡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忠肃为基，恭俭为德，是用锡君租邕一封，圭瓒副焉。钦哉！敬敷训典，以服朕命，以勖相我国家，永终尔显烈。

这是曹丕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显示天子威风的重封异姓王的行动，所以显得特别自豪和大方。次年，所封曹彰、曹植等诸兄弟之同姓王，统统等而下之，不可同日而语。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份策书除了封王、加九锡，最为现实的是以下三点：第一，由骠骑将军升为大将军。东汉以来，“大将军，位丞相上”。①第二，假节变为持节。节是天子授予的权力凭证，持节就是持有天子给予的这种凭证，假节是假持节，就是凭节行使权力，带有某种临时性质。第三，增大封疆，不仅领荆州牧事，而且得到督领交州的许可。

对于是否接受魏封，孙权君臣多有不甘者。史载，“权群臣议，（群臣）以为宜称上将军九州伯，不应受魏封。”孙权不同意大家的意见，首先指出：“九州伯，于古未闻也。”然后道出受封实质：“昔沛公（刘邦）亦受项羽拜为汉王，此盖时宜耳，复何损邪？”“时宜耳”三字，生动地刻画出他的深谋远虑和受封时的实用主义心情。主动称藩和接受封王，统统是谋取更大事业的权宜之计。②后来，孙权做皇帝以前，曾把接受封王的战略考虑告诉大臣们：“往年孤以玄德（刘备）方向西鄙，故先命陆逊选众以待之。闻北（指魏）部分，欲以助孤，孤内嫌其有挟，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发，便当与西（指蜀）俱至，二处受敌，于孤为剧，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诸君似未之尽，今故以此相解耳。”③短短数语，一个善谋大略的政治家形象，被他自己生动地刻画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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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官仪》。

②《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③《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历史还记载了一些相关故事，说明孙权君臣“诚心不款”和不愿把吴置于藩属地位的态度。《三国志•张昭传》载：“魏黄初二年，遣使者邢贞拜权为吴王。贞入门，不下车。昭谓贞曰：‘夫礼无不敬，故法无不行。而君敢自尊大，岂以江南寡弱，无方寸之刃故乎！'贞即遽下车。”《徐盛传》说：“权为魏称藩，魏使邢贞拜权吴王。权出都亭候贞，贞有骄色，张昭既怒，而盛忿愤，顾谓同列曰：‘盛等不能奋身出命，为国家并许、洛，吞巴、蜀，而令吾君与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横流。”邢贞听此话，不由感叹地对属下们说：“江东将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遣使谢封，再献方物

孙权接受封王后，即擢拔“博闻多识，应对辩捷”的知识分子、南阳人赵咨为中大夫，使魏，谢封。赵咨不辱使命，在曹丕面前把孙权和吴国上下人等大大吹嘘了一番。

曹丕问：“吴王何等主也？”赵咨回答说：“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曹丕问何以见得，赵咨说：“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陈，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①曹丕很欣赏赵咨的回答。

在曹丕眼里，孙权乃一武夫，因而颇带不屑的神情又问：“吴王颇知学乎？”赵咨非常巧妙地回答：“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元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指出了这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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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的内涵本质：魏文帝“好文章，故赵咨以此言讥之。”

曹丕又问：“吴可征不？”赵咨借用《管子》之语，坦然回答：“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备御之固。”

曹丕又问：“吴难魏不？”（按：意思是说吴是不是怕同魏为敌？）赵咨曰：“（吴）带甲百万，江汉为池，何难之有？”

赵咨的机警、谈吐颇使曹丕惊异，曹丕因问：“吴如大夫者几人？”赵咨虚张声势地说：“聪明特达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车载斗量，不可胜数。”

嗣后，赵咨“频载使北，[魏]人敬异”。赵咨为吴争了光，孙权“闻而嘉之”，升了他的官，“拜骑都尉”。

赵咨频使魏国，通过观察，知道魏吴之盟不可长久，因而对孙权说：“观北方终不能守盟，今日之计，朝廷承汉四百之余，应东南之运，宜改年号，正服色，以应天顺民。”无疑，此说对于孙权早在酝酿之中的称帝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①

由此可以看出，北方魏国固然“终不能守盟”，南方孙吴又何尝不是呢？双方都很明白，临时结盟只能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

曹丕继承了曹操常令地方藩镇送子为质的政策，为了制约孙权，是年十二月，便想用封孙权儿子孙登为万户侯的办法，令孙登入京受封，从而将其作为人质控制起来。孙权自然明白，即以四招应对：第一，以孙登“年幼，上书辞封”；第二，即立孙登为王太子，从而表明不便送出为质；第三，再次遣使“陈谢”；第四，再“献方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