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项，详见本书第十一章。后两项，历史也有比较详细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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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参阅《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并注韦曜《吴书》。

载。《三国志•吴主传》说，孙权“重遣西曹掾沈珩陈谢”。沈珩同赵咨一样，不辱使命。韦曜《吴书》记载，沈珩“少综经艺，尤善《春秋》内外传。权以珩有智谋，能专对，乃使至魏。”是年十二月，曹丕刚刚“东巡”，因而见到沈珩便问：“吴嫌（按：意为不满）魏东向乎？”珩答：“不嫌。”问：“为什么？”沈珩以诚信守盟相答：“信恃旧盟，言归于好，是以不嫌。”曹丕又问：“听说太子会来受封，有这回事吗？”沈珩不作正面回答，婉转推说不知此事：“臣在东朝，朝不坐，宴不与，若此之议，无所闻也。”据说，曹丕“引珩自近，谈语终日。珩随时响应，无所屈服”。

沈珩回吴复命时，同赵咨一样着重申述了联盟不可久恃的问题，并献强国之策。他对孙权说：“臣密参（按：密参，指秘密考察）侍中刘晔，数为贼设奸计，终不久悫（音 què，诚实）。”因而提醒孙权：“臣闻兵家旧论，不恃敌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并献议四则，一曰“省息他役，惟务农桑以广军资”；二曰“修缮舟车，增作战具，令皆兼盈”；三曰“抚养兵民，使各得其所”；四曰“揽延英俊，奖励将士”。沈珩认为，只要这四条做到了，“则天下可图矣”。沈珩所论，虽属儒、法、兵家“教条”，但必定有所针对，因而对于孙权内图强盛，外谋周旋，自然会发生一定影响。沈珩“以奉使有称”，被封永安乡侯，后来官至吴国少府。

再献方物事，《三国志•吴主传》和注引《江表传》记载不同。《吴主传》的记载是，“遣使陈谢”和“献方物”都是孙权同时付诸实施的主动行动。《江表传》的记载则认为是曹丕“遣使索求”而孙权不得不“与之”。抑或是两回事，先有孙权主动奉献，继而又有曹丕的“点名”索求“珍玩之物”。看来，无需细究。《江表传》是这样记载的：“是岁魏文帝遣使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对此，群臣都很恼火。大家说：“荆扬二州，贡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礼也，宜勿与。”孙权很冷静地向大家剖析孰轻孰重的问题，说：“昔惠施尊齐为王，客难之曰：‘公之学去尊，今王齐，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于此，欲击其爱子之头，而石可以代之，子头所重而石所轻也，以轻代重，何为不可乎？’方有事于西北（按：指抵抗刘备），江表元元，恃主为命，非我爱子邪？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谅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宁可与言礼哉！”孙权一番以“瓦石”代儿子“脑袋”（不送质）的道理，说服了大家。因此，照单奉献，“皆具以与之”。表现出一个善度轻重缓急的军事战略家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