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夷陵——虢亭之战

对于夷陵—猇亭之战，笔者曾在《刘备传》一书中做过较为详细的论述。战争主体相同，因此本章内容亦大体相略。

夷陵（亦作彝陵）—虢亭之战（简称夷陵之战或虢亭之战）是同官渡、赤壁两大战役齐名的重大战役。战争的结局都是以主动发起战争者的失败而告终。

一、战前的战略调整

关羽败死麦城后，蜀、吴都在为一场不可避免的复仇与反复仇的战争积极准备。魏国也因此而调整着自己的战略。

曹操亟望通过战争削弱蜀、吴的力量，因而鼓励战争的爆发，特表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曹丕继位后，利用两敌相持的时机，加速并实现了称帝的活动，拓展、巩固了西北边防，遏制刘备北向凉州地区的发展，同时不在魏、吴边境示兵，封孙权为吴王，鼓励孙权备战抗蜀。

孙权的一切内政、外交措施以及军事部署都围绕着应对未来的战争而大动脑筋。

“卑辞奉章”，谋求北方边境的暂时稳定

建安二十四年以后，孙权为了专力对付关羽和刘备，不惜“卑辞奉章”，北结曹魏。这是具有重大远见的政治和军事谋略。用今天的话说，他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收获。不仅获得封王，而且获得了北方边境的相对暂时稳定，得以专力向西。具体内容前面大多已经述及，不再重复。仅列一个时间表如下，便可看出夷陵战前孙权的心态和谋略调整重点。

（1）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关羽攻曹将曹仁于樊；八月，曹将于禁以及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等投降关羽；十月，许昌以南，乱民“遥应关羽，羽威震华夏”。曹操感到威胁，“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并且遣人劝孙权出兵抄关羽的后路，事成之后，“许割江南以封权”。

（2）关羽北上、东向，得志猖狂，孙权深感关羽对吴已经构成了威胁。“关羽得志，权不愿也”。吕蒙献策，与其北拒曹操取徐州，“不如取关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为守也”。孙权同意吕蒙的主张，因即响应曹操的出兵之约，开始部署对关羽的战争。十月，孙权正式做出重大决策，由联刘抗曹转变为联曹制刘，上书曹操，“请以讨羽自效”。

（3）十一月，孙权乘关羽被曹操打败之机，以左护军、虎威将军吕蒙兵出寻阳，直捣关羽老巢江陵以右护军、镇西将军陆逊取宜都，屯夷陵，守西陵峡口，断关羽西窜之路。

（4）十二月，关羽“自知孤穷，西保麦城”，孙权伏兵获关羽及其子关平于章乡，斩之，遂定荆州。孙权虽然获得胜利，但又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于是将关羽的首级送给曹操，以诸侯礼葬其尸骸。

（5）夺得荆州以后，孙权即以被刘备软禁在南郡公安的刘璋继为益州牧，驻秭归，以示对刘备自领益州牧的不承认。

（6）同月，孙权向曹操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劝曹操做皇帝。曹操以汉朝廷的名义封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南昌侯。曹孙两家的政治交易暂趋完成。

（7）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黄初元年，公元220年）一至七月，曹丕继为魏王，掌汉政。孙权遣校尉梁寓入贡；派人入魏“市马”；遣返前时（建安十九年闰四月）所获魏庐江太守朱光；再次“遣使奉献”。

（8）黄初元年十月，曹丕称帝。对于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魏帝的这样大事，西蜀反应强烈，大骂曹丕“载其凶逆，窃据神器”，而孙吴不作片言的公开反映。

（9）黄初二年（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四月，刘备自称蜀汉皇帝，自谓修汉社稷，"嗣武二祖（刘邦、刘秀），龚行天罚"，以汉家正统自居。孙权坦然处之，不作祝贺，也不公开谴责。

（10）八月，孙权遣使向曹丕称臣，并礼送前被关羽所获而后归吴的于禁回魏。在魏、（蜀）汉两个皇帝之间，选择了曹魏，把政治砝码放到了曹丕一边。

（11）十一月，孙权坦然地接受曹丕所给的吴王封号。

（12）同月，孙权受封之后，立即派人“入谢”，并且再献方物。他用简单的话语表达了他对曹丕求索方物的战略考虑：“方有事于西北，江表元元，恃主为命……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

（13）十二月，曹丕欲封孙权子孙登为万户侯，试图引以为质，孙权则即立登为太子，“以登年幼，上书辞封”。这是惟一没有按照曹魏要求办的事，因此被魏认为，孙权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①

实践证明，孙权的决策，总的来看，是非常正确的，即以卑下之态，在一段不长的时间里有效地稳住了曹丕，从而得以专力对付刘备。

向蜀请和，做好战和两手准备

吴蜀战争势所难免，而且战争的前景堪忧。因此，孙权曾经试图和平解决，向蜀请和。

孙刘之间每有纠葛，孙权往往利用诸葛兄弟的特殊关系，让诸葛瑾出面交涉。史载，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从讨关羽”有功，被孙权封为宣城侯，领南郡太守，住公安，直接与蜀军相拒。黄初二年（蜀章武元年）四月，刘备称帝于蜀，七月便即发兵东向。战争之箭已在弦上，孙权做了最后的和平努力，向刘备求和，授意诸葛瑾给刘备写信说：

奄闻旗鼓（按：指刘备）来至白帝，或恐议臣以吴王侵取此州（按：指荆州），危害关羽，怨深祸大，不宜答和，此用心于小，未留意于大者也。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暂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于群后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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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参阅《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文帝纪》和《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吕蒙传》，《三国志•蜀书•刘璋传》等。

②《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

此信内容，除了求和本意外，有两点特别应该注意：第一，称刘备为“陛下”。这等于是正式宣布，承认刘备自称汉皇帝的合法性（按：实际也是为孙权自立皇帝伏笔）；第二，所谓“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云云，实际是要刘备明白，曹魏才是吴蜀首先应该共同对付的敌人。这充分表露了孙权首鼠两端的态度。这种话，当时自然不能由孙权直接、公开地表述出来。

孙权的良苦用心，诸葛瑾的说教，不能说动刘备。对于诸葛瑾的这封信，历史评论家有两种意见。南朝宋人裴松之认为，在刘备的眼里，时之孙权，“潜包祸心，助魏除害，是为翦宗子勤王之师（按：指杀关羽，夺荆州），纾曹公移都之计（按：意谓帮助曹氏父子篡汉得逞）”，“义旗所指，宜共在孙氏矣”。况且自己与关羽，“有若四体，股肱横亏，愤痛已深，岂此奢阔之书所能回驻哉？”因此，完全是一篇废话，"载之于篇，实为辞章之费"。①元人胡三省则认为，“诸葛瑾之言，天下之公也，使汉主因此与吴解仇继好，魏氏其旰食乎（按：旰食，晚食。此谓寝食不安，不能按时吃饭）！”②

刘备的大兵已达白帝，孙权此举实属知不可为而为之。说准确点，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当时，他的军事部署已经到位了。

二、战前的军事备战和战争过程

蜀是战争的发动者，但相对来说，刘备忙于称帝，很少战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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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裴注。

②《资治通鉴》卷69，魏文帝黄初二年，胡三省注。

考虑。对魏，他固然难谋进取，但也不思暂时缓和的策略，反使其得机平定了西北地方叛乱，从而构成了北面的后顾之忧；用人失误，孟达被迫降魏，丢失了东出的战略要地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借称帝之机，大骂曹魏，将其置于“篡盗”的位置上，进一步构恶双方的关系。因此，刘备面临着两面备兵的军事局面。从战略上说，刘备即已先输一着。从战术上说，刘备虽为主攻一方，但并未充分准备，从开始之时起，便即伏下了必败的因素。

吴国君臣在战争问题上的认识比较一致，因而能够上下同心，协力备战。

移都武昌，以利督战

孙吴本都建业（今南京），征战关羽期间，孙权亲临前阵至公安；此时又自公安徙都鄂（今湖北武昌）。史载，黄初二年四月，“刘备称帝于蜀，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并即下达两项措施加强武昌的地位，先是宣布“以武昌、下雉（治今湖北阳新东南）、寻阳（治今湖北黄梅西南）、阳新（湖北今县）、柴桑（治今江西九江西南）、沙羲（在今湖北武汉市境）六县为武昌郡”，扩大武昌的直接统辖地区；继而，八月“城武昌”，修筑武昌城防，作长期抵抗蜀汉的准备。诚如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所说，"既城石头，又城武昌，此吴人保江之根本也。”

同时，孙权命令诸将提高警惕，加强武备。他在命令中告诫说：

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昔隽不疑汉之名臣，于安平之世刀剑不离于身，盖君子之于武备，不可以已。况今处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轻忽不思变难哉？顷闻诸将出入，各尚谦约，不从人兵，甚非备虑爱身之谓。夫保已遗名，以安君亲，孰与危辱？宜深警戒，务崇其大，副孤意焉。①

孙权把指挥部自公安东撤至鄂，有两大意义，一是后撤可避蜀军之锋；二是武昌形势险要，都武昌而不返建业，不仅便于督战和临事决议，而且必给三军全力抗蜀以重大鼓舞。

孙权“宜深警戒，务崇其大”的告诫令，强调了“存不忘亡，安必虑危”的古训和形势的严峻，让上下人等都把准备战争的这根弦绷紧起来。

重地部兵

《三国志•陆逊传》载，“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

具体部署是：

大都督、右护军镇西将军陆逊驻守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以为本营；

第一道防线，振威将军、固陵太守潘璋守秭归，将军李异、郎将刘阿等守巫山（今重庆巫山）、巴山（今四川巴东东北）、兴山（今湖北兴山南）等地；

第二道防线，安东中郎将孙桓守夷道（今湖北枝城西北），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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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军宋谦屯枝江（今湖北枝江东北），建武将军、庐江太守徐盛屯当阳

第三道防线，昭武将军朱然与偏将军领永昌太守韩当共守江陵，绥德将军领南郡太守诸葛瑾则屯守南岸公安，兴业都尉周胤（周瑜次子）率兵千人助守，建忠中郎将骆统屯孱陵（今湖北公安南）；

另以平戎将军步骘率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守益阳，武陵郡都尉鲜于丹守武陵，遥相策应；

同时，将本屯柴桑的平南将军吕范改拜为建威将军，封宛陵侯，领丹阳太守，治建业，镇守大本营；调濡须督、平虏将军周泰为汉中太守，拜奋威将军，封陵阳侯，固防西北，以防蜀军另路来犯；以裨将军朱桓代周泰为濡须督、安东将军贺齐“出镇江上”和相对较弱的力量，备边防魏于东线，以防不测。

其余诸将，如建忠中郎将骆统等大都随孙权驻守武昌，枕戈待命。①

无疑，这是一个立足于防御和后发制人、而且为实践所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军事战略部署，从而保证了吴兵处乱不惊，稳步后撤，最终消灭了来犯之敌。

主动后撤

刘备的称帝活动草草结束后，便于章武元年（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六月调动军队，七月正式率兵“东伐”。但相对来说，主攻一方的刘备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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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据《三国志》中吴国诸将本传；参考《中国历代战争史》第4册，译文出版社。

首先，蜀汉内部对于这场复仇战争的认识上下很不统一。

谋臣诸葛亮态度暧昧，明知难以取胜，却怀有冒险之思，所以不予切谏，客观上支持了刘备的错误行动。

宿将赵云持反对态度。《三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说赵云力谏，“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刘备不听，不让赵云随征，而将其留督江州。

从事祭酒秦宓试图阻兵，陈说天时不利，被抓进了监狱。《华阳国志•刘先主志》载：“广汉秦宓上陈天时必无其利，先主怒，絷之于理（理，指狱官）。”

其次，刘备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此前刘备不仅获得了据有巴蜀的全面胜利，而且在对魏战争中也取得了许多成功，如张飞大破魏将张命于宕渠（今四川渠县）；自率兵进屯阳平关，“南渡沔水，缘山稍前，营于定军山”，破斩魏将夏侯渊；赵云设伏击魏兵，“魏兵惊骇，自相蹂残，堕汉水中死者甚多”。一时间，刘备的心气甚足，甚至对于一向很怕的曹操也不放在眼里了，竟说“曹操虽来，无能为也”，结果如愿以偿，“操与备相守积月，魏军士多亡（逃走）”，曹操被迫率领诸军返回长安，刘备遂有关中。如此诸多胜利，不仅使他敢于称王称帝，而且敢于指使关羽攻取襄樊，对魏吴同时用兵。关羽虽然失败被杀了，但他仍认为自己的兵力远超于吴，无须做更多的准备，也无须进行必要的整军练兵活动，从而也不严肃地考虑周密的布兵、进军规划。

第三，兵未动，张飞被部下杀死。史载，刘备将东征以复关羽之耻，命张飞率巴西兵万人，自阆中（今四川阆中）会江州（今重庆），“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杀飞，顺流而奔孙权”。张飞、关羽都是刘备的心腹猛将，但他们各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和缺点，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刘备常常告诫张飞说：“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但张飞始终不知觉悟。据说，刘备忽闻有人报告，“（张）飞营军都督有表”，即知张飞出了事，惊叹说：“噫！飞死矣。”①当时，张飞为蜀汉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镇守巴西，是刘备的最高军事将领，亦当是伐吴的主将。无疑，张飞之死，不仅失去了一位人称“万人之敌”的将领、削弱了军事力量，而且也会极大地影响三军士气。

张飞死了，赵云又不重用，战将魏延、马超防魏于北，可用之兵和善战之将便可想而知了。

章武元年七月，刘备自率兵四万余人，以将军吴班、冯习为左右领军，张南为前部，赵融、廖淳、傅肜各为别督，杜路、刘宁等各以所部随领军吴班及将军陈式等东征。尚书令刘巴，偏将军黄权，侍中马良，太常赖恭，光禄勋黄柱，少府王谋，大鸿胪何宗，太中大夫宗玮，从事祭酒程畿（继秦宓为从事祭酒），从事王甫、李朝等亦均随军出征。②

首战，刘备自江州至白帝（今重庆奉节东），指挥所设在白帝，督令将军吴班、冯习攻吴将李异、刘阿所守巫及兴山，进而向秭归进发。《三国志•先主传》说：“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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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三国志•蜀书•张飞传》、《华阳国志•刘先主传》。

② 参阅《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华阳国志•刘先主传》；《中国历代战争史》（四），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页。

次秭归。”形势对刘备来说，不可谓不好。

实际上，吴之诸将并没有积极抵抗，而是按照既定方略，既然不能缨其锋，两兵相接，即主动后撤，引敌深入。

吴黄武元年（蜀章武二年，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正月，刘备进驻秭归，继而大进。偏将军黄权深恐长驱有失，试图劝刘备稳扎稳打，因谏刘备说：“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刘备不仅不听黄权的意见，而且以为黄权阻军，即“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而“自在江南”。①刘备命令吴班、陈式水军攻夷陵。“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控制了长江两岸和水道。并且“自很山（今湖北长阳西。很，音恒）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赐以金锦，授以官爵，因而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从而增强了力量。

二月，刘备自秭归渡江东进，“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而以“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相拒于夷陵道”。②双方展开了战略与战术的角逐。

五月，刘备已从巫峡、建平（吴分宜都郡置建平郡，治今重庆巫山）连营至夷陵界，立数十屯，绵延七百里。陆逊大步后撤，坚守不战。刘备“先遣吴班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欲以挑战”；陆逊的将领们见吴班兵少，“皆欲击之”，陆逊以为不可，对大家说：“此必有谲，且观之。”并向大家阐述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的重要性：“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大势，非小故也。今但且奖厉将士，广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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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蜀书•黄权传》。

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旷野，当恐有颠沛交驰之忧，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罢（罢，通疲）于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大家还是不理解，以为陆逊怯懦畏敌，“各怀愤恨”。刘备的诱敌之计不能得逞，遂将埋伏在山谷中的八千伏兵调出。陆逊借此因对诸将说：“所以不听诸君击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①诸将始服。

刘备在攻夺猇亭的同时，另以将军张南为先锋，自秭归南岸长驱东南，将孙权的族侄、安东中郎将孙桓所部万余人包围在夷道。试图引陆逊出战。孙桓求救于陆逊。陆逊说：“未可。”诸将说：“孙安东公族，见围已困，奈何不救？”陆逊回答说：“安东得士众心，城牢粮足，无可忧也。待吾计展，欲不救安东，安东自解。”据说，后来陆逊得计，刘备大溃，孙桓见到陆逊说：“前实怨不见救，定至今日，乃知调度自有方耳。”②

吴兵与刘备的主力部队，自正月至六月相拒于夷陵、虢亭间，数月不决。吴军，以逸待劳，养精蓄锐，枕戈待发；蜀兵，师老兵疲，士气低落，懈于再战。一种新的战争对比形势正在起变化。

重拳出击

《三国志•吴主传》载：“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陆）逊随轻重以兵应拒”。

陆逊先以轻兵试敌，派部将宋谦等攻刘备五屯，“皆破之，斩其将”。陆逊逐步认清了刘备的弱点，一个完整的破敌计划渐趋完成。因而给孙权上疏，剖析敌我形势说：“夷陵要害，国之关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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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②《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材，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陆逊所言，要在三不：一为夷陵不可失，失之荆州难保；二为刘备不可怕，因为他既违天时地利之宜，又乏用兵之能。的确是这样，刘备一生置身军旅，名气也不小，但打胜仗的时候很少，临战败走的时候很多。现在又舍船就步，处处结营，而且所置营寨，缺乏应战之变，破之不难。三为安定孙权，让他高枕无忧，“不以为念”。

闰六月，陆逊决定反攻。诸将感到困惑，表示疑义，齐声说：“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陆逊对大家说：“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掩角此寇，正在今日。”陆逊先令部队攻刘备一营，试其兵力虚实，观其营寨设施，结果“不利”。诸将皆表示不满说：“空杀兵耳。”（意谓白白让士兵送死）但陆逊却从战斗中得到了有益的启发，因而高兴地对大家说：“吾已晓破之之术。”于是命令士兵“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结果获得大胜。

历史记载，吴振威将军潘璋与陆逊并力拒刘备，“部下斩备护军冯习等，所杀伤甚众”；

昭武将军朱然，先督五千人与陆逊并力拒备于宜都，继而别攻，“破备前锋，断其后道，备遂破走”；

偏将军韩当，配合陆逊、朱然，“共攻蜀军于涿乡（今湖北枝城西北），大破之”；

安东中郎将孙桓，年仅二十五岁，“与陆逊共据刘备。备军众甚盛，弥山盈谷，桓投刀奋命，与逊戮力，备遂败走”；

建武将军徐盛“攻取诸屯，所向有功”；

绥南将军诸葛瑾、建忠郎将骆统、兴业都尉周胤亦皆率其所部自公安、孱陵（今湖北公安南）进击猇亭。

吴军主力在陆逊的号令下，齐集虢亭，大战刘备，“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刘备之将军杜路、刘宁等穷途末路投降了东吴。①

刘备虢亭大败，退守马鞍山（今湖北宜昌西北。一说在宜都西、长阳南），“陈兵自绕”（意为周围布兵设防）。陆逊紧逼山下，将其团团围住。《三国志•陆逊传》载，"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刘备）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刘备自知难于在马鞍山立足，即趁夜黑率轻骑突围，向西北方向遁逃。士兵溃散，幸得“驿人自担烧铙铠断后”，有效地阻滞了吴军的前进的步伐，刘备才得脱身，回到白帝城。②刘备当时大概只有部分近卫跟随，败状之惨，史谓：“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③

刘备败得如此惨重，大为惭恚，不禁长吁：“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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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参见《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潘璋传》、《朱然传》、《孙桓传》、《诸葛瑾传》等。

②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69说：“汉主初连兵入夷陵界，沿路置驿，以达于白帝。及兵败，诸军溃散，惟驿人自担所弃铙铠，烧之于隘以断后，仅得脱也。”《水经注》说：“烧铠断道处，地名石门，在秭归县西。”杜佑《通典》说：“归州巴东县有石门山，刘备断道处。”

③《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另，《三国志•孙桓传》载，孙桓率部，奋力直追，竟绕过刘备，断其归路，“斩（断）上夔道（指长江三峡，秭归、巴东、奉节一线），截其径要”。要塞被吴占有，近路为吴所截，刘备只有带着很少的人“逾山越险”，狼狈之状可见。因此他又不禁忿恚而说：“吾昔初至京城（今江苏镇江），桓尚小儿（孙桓战刘备时年龄仅25岁），而今迫孤乃至此也！”

据载，蜀军在败退过程中，将军傅肜、从事祭酒程畿都表现了英勇的精神。傅肜殿后，“兵众尽死，彤气益烈。吴人谕之使降，彤骂曰：‘吴狗，安有汉将军而降者！'遂死之。”程畿溯江而退，吴兵即将追及，“众曰：‘后追将至，宜解舫轻行。’畿曰：‘吾在军，未习为敌之走也。’亦死之。”①

刘备败退，黄权军在江北，道路隔绝，不得西还，不得已率其所部投降于魏。侍中马良所督五溪蛮众亦为吴将军步骘所败，马良战死。

适时而止

《三国志•先主传》说，刘备“自虢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改鱼复县曰永安”。永安，治所在白帝城。吴遣将军李异、刘阿等紧追其后，进屯白帝南面的南山。

刘备急召留督江州的赵云。赵云勒兵到达永安，遏住颓势，使永安周围的军事态势发生了变化。刘备由绝对的军事劣势变为可以重新组织新的进攻；孙权则因深入过急，而后需难继。一种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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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69，魏文帝黄初三年。傅肜，《华阳国志•刘先主志》作傅彤。

局部地区的军事平衡，又在特定条件下形成了。

正是在上述情况下，而且更重要的是曹魏伐吴的征兆已经表现出来，因此孙权又作出了富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调整。

《陆逊传》载，“备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谦等各竞表言备必可禽，乞复攻之。”就当时的情况看，诸将联合，遽取白帝而擒刘备不是没有可能。但孙权明白，如果这样，大军必然胶着与西，而无力对抗曹魏来犯。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孙权征求陆逊等人的意见，“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

孙权、陆逊决策既定，即命刘阿等自南山撤兵，驻守巫县（今重庆巫山）。

秋八月，刘备“收兵还巫”。蜀吴相拒于巫。自巫而东，荆州全境，蜀汉不复再有。

三、吴胜蜀败的必然性分析

刘备失败，自谓：“吾之败，天也。”①这是不愿从自我检讨的角度去总结战争。很清楚，两家胜败既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而其主观方面又当是最为主要的。

战争的结局，证明了孙权的用兵之得。

第一，战备充分。孙权击杀关羽以后，深知刘备必然发兵复仇，虽然试图谋和，但不抱幻想，因此在战备上做了充分的准备，已如前述，不赘。

第二，战略正确。一是避免两面作战，同魏修暂时之好，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刘备。非如此，他不能，也不敢将其主力部队和诸多重要将领置于夷陵前线。也正为此，刘备兵有后顾，既要置兵汉中，又要防魏侧击，兵力本来不多，竟然又需遣黄权率八千兵防魏，大大分散了兵力，削弱了战斗力。二是先取战略防御，不惜大步后撤，迫使刘备拉长战线、分散兵力，从而使战斗力量的对比不断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时机成熟，一举歼敌。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指出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②

第三，选帅得人。孙权重用陆逊，足见其很有知人善任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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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阳国志•刘先主志》。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

当时，历有战功，且职爵或年资高于陆逊的宿将如朱然、吕范、韩当、凌统、徐盛等俱在，但是不三年，却将相对年轻的陆逊由校尉遽拔为偏将军，抚边将军，右护军，镇西将军，封侯，进而临变受命为大都督，假节，督兵抗敌。升迁之快，世所少有。因而诸将多有不服者。实践证明，陆逊是当之无愧的帅才。一是打败关羽以后，他在不长的时间里有效地控制了新得荆州之地：他领宜都太守，迫使刘备的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并致“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他从孙权那里请得权力，可以代表孙权以金银铜印“假授初附”，从而很快地变敌为友，稳定了地方秩序；他遣将军李异、谢旌等率三千人继破蜀将詹晏、陈凤，“又攻房陵太守邓辅、南乡太守郭睦，大破之”，又破降已经归蜀为将的秭归大姓文布、邓凯等，“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他连打胜仗，拓展了土地，获得了地方势力和“蛮夷”君长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下级将吏的信任和爱戴。二是他熟悉兵法，甚通谋略，能屈能伸，善知制敌而不制于敌的策略。屈能卑辞而下之，麻痹敌人，蓄势待发，被人视为畏进怯敌；伸能统兵长驱，“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前后不及两月，即全收失地，把刘备赶回到了东征的出发点上。三是他尤知御将之要，刚柔相济，最终能够把资深老将团结在自己周围，全力对敌。陆逊大步后退、坚守不出的方针，被部下诸将视为怯敌，纷纷表示不满。据载，“当御备时，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恃，不相听从。逊案剑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剪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备，计多出逊，诸将乃服。”后来，孙权听说这件事，因问陆逊：“君何以初不启诸将违节度者邪？”陆逊回答：“受恩深重，任过其才。又此诸将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国家所当与共克定大事者。臣虽驽儒，窃慕（蔺）相如、寇恂相下之义（按：春秋赵国相蔺相如，后汉光武时颍川太守寇恂，都以善处同僚关系著称），以济国事。”表现出了一位智勇兼备的统帅的风范：容众、果断、知己知彼、刚柔相济、善谋大局。孙权对于陆逊的回答非常高兴，“大笑称善，加拜逊辅国将军，领荆州牧，即改封江陵侯”。①

第四，地势之利。历史表明，自刘备谋蜀起兵之日起，孙权也同时加紧了谋得荆州的行动。及至关羽败死，孙权已完全控制了长江水域及其临江诸郡、沿岸战略要地，迫使刘备只能沿江布兵，连营向前。七百里布兵，自然兵力严重分散，后方既远，又乏两厢策应，蜿蜒如同长蛇，一旦头部遭到致命打击，全身立即瘫痪。

战争是双方的，胜败自有两方面的因素。就刘备方面说，表现出来的弱点非常突出。

（1）从战略上说。

第一，他早此支持关羽伐吴，构恶双方关系，即已违背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的总的战略方针，在自己力量尚未丰实的情况下，促使孙吴在一段时间内改变策略，向魏称臣，提前了谋取荆州全境的行动；

第二，关羽失败，他没有预为防范和及时支援，随使自巫以下沿江战略要地尽失，吴方控制了夔道及沿江地区，蜀军如果深入，自然便有被夹于狭窄地带和被切断后路之虞，因而他不得不连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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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向前；

第三，由于自己失误，孟达降魏，失掉荆州北三郡，从而失去了可派另部自汉江而下、进而威胁武昌的军事态势；

第四，两面作战，兵力分散。这一点，他远不及孙权聪明。孙权为了对付刘备，不惜上书曹操“称说天命”，进而向魏称臣。而刘备却始终处在两面作战的态势中。此时，曹操虽从汉中撤兵了，但魏军仍控陈仓一线，具有再出汉中的威慑力量。因此，他不能更多地集中兵力，不敢把据守益州北部、汉中地区的骠骑将军马超、镇北将军魏延、偏将军吴壹所部调往荆州前线。

顺便说一下，刘备发动讨吴战争犯有战略性错误，诸多蜀臣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有“先主东伐，群臣多谏，不纳”①和“先主既即尊位，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群臣多谏，一不从”②一类的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对于这场战争态度模糊，并没有强烈反对。战争失败后，诸葛亮不禁叹息：“法孝直（法正，字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诸葛亮所以这样说，自然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到这一点，同时也透露了他对战争的态度。

那诸葛亮为什么不能力谏呢？揣度之，第一，他对战争形势估计不足，未曾料到战争结局会如此之惨；第二，一时间他对战争首鼠两端。从根本上说，他一直主张“外结孙权”。况且，“群臣多谏”和老兄诸葛瑾时领吴国南郡太守直接与蜀军相持及其代表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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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阳国志•刘先主志》。

②《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权向刘备求和的行动与意见，对他自然产生影响。因此，他不会积极主张东征，或有少谏，亦属可能。但早期史著，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可见影响不大。直到元明清时代，为了树立诸葛亮的形象，开脱诸葛亮的责任，演义作品和官方史作才有了诸葛亮谏阻东征的内容。如：《三国演义》第81回记诸葛亮自言“苦谏数次不听”及上表救秦宓，其中有谓：“……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细品其文，托作之义甚明。这样说来，诸葛亮岂不是支持了刘备东征吗？窃以为，客观上的确是这样的。因为诸葛亮战略总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跨有荆、益以制曹魏。荆州既失，吴扼夔门，魏据三郡，蜀汉用兵只有北出秦川一途，诸葛亮的战略目标落空了。他深知，仅靠北出汉中，不可能制魏，更不可能灭魏。他试图能得荆州数郡之地，与魏接壤，以利待机东出击魏。所以，他虽知东击孙吴有危险，但却觉得稍有拓地以取吴数郡是可能的，更未想到惨败。所以，他既不赞成出兵，也不坚决阻谏，客观上默认、支持了刘备的错误决策和行动。因此，作为蜀汉丞相、军师将军，诸葛亮对于夷陵一猇亭战争的失败不能不负有一定责任。论者或谓刘备缺乏远略，不明诸葛亮隆中决策之远大，致有此败。这样分析，固然不错，但尚需看到诸葛亮在其“跨有荆益”的目标落空之后的思想感受和变化。所以，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也可以说，刘备东征，正是谋求对于诸葛亮隆中决策目标的实现。

（2）从战术上说，关键在于刘备不善指挥战争。陆逊给他“前后行军，多败少成”的评价是非常确切的。

第一，军未熟练。历史的时间表说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十一月，关羽失败被杀，刘备“忿孙权之袭关羽”，即要起兵东征，但当闻知曹丕称帝后，便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划并实施自己的称帝活动；章武元年（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四月，刘备登基为汉皇帝，并按汉代礼制设官立制，备后宫，立太子，改元，大赦，两三月间草草地完成了必要的诸多程式之后，便即移跸江州了；在江州，刘备迅速地调动军队，粗粗地按照一相情愿的原则作了初步的战争规划，任命了左右大督、先锋及各部将领，七月便出兵了。可见，他集中起来的以步兵为主的军队并没有经过认真的训练，特别是没有经过乘船水上作战的训练，从素质上说，虽非乌合，但乏机动作战的能力。

第二，将无英才。帅（指刘备）本不明，又加军谋乏人，将无良才，后果自然可知。法正已死，孔明留蜀，军中几乎无人能够对刘备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和战争部署提出不同意见，更不用说建设性的良计。只有黄权通达军谋，但得不到信任，难展其能。黄忠先此而亡①，张飞死难，赵云留守江州，马超、魏延北拒魏军，竟然没有一位名宿大将随征，所用督锋诸将大都是一些名气不大或无名之辈。这些人是否能够服众，是否具有指挥作战的能力，姑且不论，但其自然为敌方所轻、反长敌人的志气。所以，负面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至于小说家言关兴、张苞大展乃父雄风，兴斩仇人潘璋，苞刃仇人范强、张达，二人护驾救主，均属无稽。因为张苞早夭，未及战争；关兴年少，未预战事；潘璋死于吴嘉禾三年（公元234年），那已经是战争十年以后的事了。

第三，自恃其力。刘备兵本不众，汉中必须布以重兵防魏，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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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忠死于建安二十五年。《三国演义》说黄忠于章武元年被任命为先锋，战死疆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失荆州北三郡，牵涉了一些兵力；本要张飞率巴西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张飞被杀，这万余人是否调到了夷陵前线，不得而知。权算其数，可用兵力，倾其所有，大约也只能调集四万余人，最多不超过五万人。①所以，仅就兵力而言，同陆逊都督五万人相比，并不占优势。况且陆逊守势待敌，兵力容易集中；刘备长驱而进，沿途设防，兵力自然分散。但刘备却自恃其力，少有自知之明，认为以此足以败敌复仇；既得武陵“蛮夷”愿为己用，遥为策应，更觉得胜利指日可待了。实际上，刘备可用于阵前的兵力是非常有限的。相反，陆逊在虢亭决战前，则已把所督诸将各部大都集中到作战前阵，相对兵力超过了刘备，具备了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能力。

第四，不善知彼。刘备出兵，只是激于义愤，没有对魏蜀吴三方基本形势作出应有的分析。他对魏吴能够达成谅解，暂时媾和，从而使孙权可以将主要精力和兵力用于对付蜀军的形势估计不足，此其一。其二，他没有认识到魏国曹丕仍在忙于巩固地位，特别是着力对付自己的弟弟曹植、曹彰等，暂时不可能在秦川举兵，从而使自己不敢把备战于汉中的具有战争经验的将领和富有战斗力的主力部队调动一部到荆州前线。其三，最为重要的是，他没有把年轻的陆逊、孙桓等人放在眼里。他低估了孙吴的军事势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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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备出兵多少，记载不一。《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载孙权上魏文帝书说“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请往扫扑，以克捷为效”。《中国历代战争史》（四）和《中国军事史•兵略（上）》均取此说，谓刘备率兵四万人。《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注引《傅子》说“权将陆议（逊）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备仅以身免”，亦可备一说。《三国演义》第81回说刘备有“川将数百员，并五溪番将等，共兵七十五万”，显然是个被非常夸大了的数字。

军事指挥者的能力。时，吴名将鲁肃、吕蒙、甘宁先后死去，陆逊虽在打败关羽时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刘备眼里，年已三十八岁的陆逊仍被看做是不谙军旅的年轻人。这从前引“吾之败，天也”、“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以及“吾昔初至京城，（孙）桓尚小儿，而今迫孤乃至此也”的话语中，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最初的情绪。其四，他不善因时因地具体分析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错把劣势当优势，缺乏应有的应敌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