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舍船就步。蜀军居水上游,乘船作战,顺水而下,易于成势,是其有利条件。战争开始时,最使陆逊担心的也是蜀军“水陆俱进”。但刘备没有有效地利用这一条件,而是“舍船就步”,跋涉并屯兵于“苞原隰险”之地,其结果便是士卒疲敝,立营难固,最终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当然,有一点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即刘备并非完全不知"水陆俱进"的好处,但客观条件使他不得不如此。因为他急急调集起来的军队绝大部分是步兵,陆战犹未熟练,水战自然不行。况且,他已没有耐性去考虑筹建、训练水师的问题了。
第六,连营向前。刘备长驱深入数百里,连营数十座,声势虽然很大,但却伏下了严重的危机。善治兵者皆知其误。陆逊既知刘备舍船就步、处处结营,便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察其布置,必无他变”。的确,这样布兵是没有办法变化应敌的。所以,他便觉得胜券在握了,满有把握地给孙权上书:“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三国志•文帝纪》载,曹丕“闻(刘)备兵东下,与(孙)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余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孙权上事今至矣。’后七日破备书到。”连曹丕这种略通兵法但并不深知治军用兵之要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而刘备却如此布兵,一是七百里连营大大分散了兵力,二是“苞原隰险阻而为军”,将军队驻扎在不利作战的地方,三是树栅成营易被火攻。由此可见,刘备之失,失在制军之误。但是,客观地说,还应该看到刘备如此布兵亦属大势使然。他长驱深入,只控长江沿线,两厢大都为敌方领地,不能不担心敌人断其后路。连营向前,正是为此。
第七,师老不振。蜀军东出,利在速决。但陆逊大步后撤,避免接触,以待敌疲而战的方针,使刘备无法得到这种条件。刘备曾试图诱致吴军出战,但所用之法,形同儿戏,善用兵者一看便知,所以始终不能成功。因此,“自正月与吴相拒,至六月不决”。正如前引陆逊所分析的那样“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师老兵疲,刘备熟视无睹,抑或虽知而乏复振之策,客观效果都一样。因此一败涂地,不堪收拾。
第八,不虞后路。说刘备完全没有考虑后路,自然不是这样。他沿江设营四五十座,目的不外:一保军需可继;二御两厢敌人,防断后路;三利大兵进退。但他没有考虑战争或有大失的可能,因此也就没有虑及战略退却和撤兵安全的问题。所以,其一,他立营虽多,但却没有选择有利地势建立几个可资战守的据点;其二,由于自上而下没有兵败退却的思想准备,设营不固,人员分散,不能形成有战斗力的独立作战单位。俗谓“兵败如山倒”。预为战败之谋尚且如此,况无如此准备者。
另外,还要讲一点的是,三国时代,任何一方的军事行动,都受鼎足之势的制约。因此,曹魏的政策不能不对吴蜀战争及其最终结果产生间接或直接的影响。无疑,曹操接受孙权“讨关羽自效”是正确的,已如前述。但曹丕不乘蜀吴争战之机用兵,反而接受孙权称臣,封权为王,这对曹魏来说,是失掉了一次极好的“蹙吴”机会;而对吴、蜀来说,客观上等于支持了孙权,制约了刘备。
曹丕谋作“壁上观”的策略,使吴得以暂释后顾之忧,而蜀则不得不再从仅有的四万兵力中分出八千重兵,以备不虞,从而削弱了战斗力。